五一五年，魏冀州沙门法庆聚众起事，自号大乘。封勃海人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法庆专毁寺庙，斩僧尼，烧经像，说是“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他教兵士杀人，杀一人称一住菩萨，杀十人称十住菩萨。法庆可能受禅宗一切皆空唯我独尊的影响，因为他的行为，正是空无的一种表现。
四 儒佛道的斗争
自寇谦之革新天师道以后，道佛两教相互攻击，儒攻佛不攻道，形势上似乎儒道联合攻佛。攻佛的理由之一是华夷之辨，这就影响北朝非汉族的皇帝，对华夷之辨需要表示态度。宗教斗争含有政治意义，因之表现的形式比南朝剧烈。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固然由于崔浩寇谦之的劝说，但也由于魏太武帝想证明自己亲汉不亲胡。他在灭佛诏里说“朕承大绪，欲除伪（佛）定真（儒道），获羲（伏牺）农（神农）之治……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佛）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灭一门）。……诸有佛图形象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后赵石虎说过，胡人该奉胡神，我是胡人，所以兴佛教。魏太武帝排斥胡神，显然是在对汉人说，我是黄帝子孙（拓跋部自称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有权继承羲农的正统。五五四年，齐文宣帝策问秀才说，和尚道士几占民户的半数，国用大感不足，你们认为那个该废除？他作出决定，灭道兴佛，令道士剃发当和尚。他不让道士还俗，足见灭道不是为“有润邦家”（补助国用）而是为尊奉胡神。五七七年，周武帝灭齐境佛教，对僧徒任道林说，佛生在西域，我不是五胡，对他不发生敬心。既非正教，所以该废。魏太武帝周武帝灭佛表示亲汉，齐文宣帝兴佛表示亲鲜卑，其实，佛早就是汉族和非汉族共同崇奉的大神，灭佛兴佛，都不能产生多大的政治作用。
周武帝避免魏太武帝所采取的残杀手段，用比较和缓的方法，经过长期的准备来废佛教。当时有个卫元嵩，曾出家为亡名法师弟子，亡名当是受禅宗和嵇阮影响的和尚，教卫元嵩佯狂求声名。卫元嵩还俗，著佛道二论，崇道抑佛，与道士张宾相结合，共排佛教，大得周武帝的尊信。周武帝一向崇儒，这样，造成了儒道联合攻佛的形势。五六八年，周武帝登大德殿，召集百官和尚道士等，亲讲《礼记》，显示儒学的特殊地位。五六九年，周武帝又登大德殿，召集百官道士和尚等讨论佛道两教教义。会后一个月，正式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二千余人到正殿（当是紫极殿）大会，周武帝亲自校量三教优劣，名儒沈重代表诸儒宣扬儒学。会后五天，又召集大会，讨论三教。会后又号召道俗诸人，尽量表示意见。五七○年，甄鸾上《笑道论》三卷，周武帝召集群臣，说《笑道论》伤害道教，当众烧毁。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攻击道教。周武帝重道轻佛，早有定见，不过形式上还让二教争辩。五七二年，周武帝到玄都观，亲登法座讲道经。五七四年，周武帝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判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由于佛教徒剧烈驳斥道教，周武帝下令禁止佛道二教，和尚道士一律还俗。别设通道观，选著名道士和尚一百二十人入观学老、庄、《周易》，称为通道观学士。所谓通道，就是要和尚通过学习变成道士，废二教实际是废一教。五七七年，周武帝在邺召集僧徒五百人，宣布废佛，慧远法师抗声争论，最后用阿鼻地狱恐吓周武帝。周武帝说，只要百姓得乐，我愿受地狱诸苦。僧徒技穷，只好从令还俗。还俗僧徒任道林上书要求辩论，周武帝召他入宫，使立御座旁辩论多次，周武帝终于声明我不是五胡。既然说到这一点，任道林就有触犯忌讳的危险了。因此，任道林请求同其他和尚十人入通道观求学。周齐境内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四万所以上的寺庙，赐给王公作宅第，将近三百万的和尚，还俗作平民，寺院财物散给群臣，寺院奴婢得到释放，周武帝灭佛比魏太武帝深入得多。可是，佛教既有存在的社会原因，想用政治手段消灭它决不能收实效。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佛教又兴盛起来。
五 佛教艺术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首要事务，单就现在还存留着的大量艺术作品来看当时社会财富的耗费状况，已经是可惊的，何况消失了的财富如僧尼生活费、巨大建筑物等等，耗费量比这些艺术作品要大得无数倍。佛教徒为了求自己的功德，不惜浪费任何财物作代价，替佛教徒付出代价的却是劳动民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付出的代价既如此巨大，遗留下来的又只是这些艺术作品，因之，必须予以十分珍惜，必须从这里吸收有益的资料来取得补偿。
下面大体上按年代先后，略述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敦煌千佛洞
佛教传入西域，再传入内地，敦煌正是从西域到内地的咽喉处。西域北路的龟兹国，南路的于阗国，都是佛教特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开凿石窟供奉佛菩萨，其中有塑像、有壁画，形成西域式与天竺式相结合的一种石窟艺术。《魏书·释老志》说，“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敦煌所得的旧式，石窟艺术大概也是其中的一种。敦煌出现石窟，显然受西域的影响，不过，它既到了敦煌，就得加入些中国式，成为最早的中国石窟艺术，由此传入内地，加入更多的中国式，再回到敦煌来，发展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宝库。
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端有断崖，开凿六百多个窟洞，其中四百六十九个都有壁画和塑像。这些窟洞的开凿，一说，开始于三五三年（东晋穆帝永和九年），据唐人碑记，最早的一个叫做莫高窟，是三六六年（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僧人乐傅（音zǔn）所作。此后，历代都有造作，现存魏窟二十二个（包括西魏和周），隋九十六个，唐二百零二个，五代三十一个，宋九十六个，西夏四个，元九个，清四个，年代不明的五个。魏窟实际数字可能多于二十二个，但从历代盛衰的趋势看来，极盛时期是在隋唐二朝，魏窟只是这个极盛时期的先驱者。
现存的二十二个魏窟，艺术家们按照壁画塑像的作风和云岗龙门等地作比较，判断为魏中期至晚期（四七七年——魏孝文帝太和元年至五八一年——周静帝大象三年）的作品。这是因为魏窟艺术比起云岗昙曜五窟的早期艺术来，魏窟已经添加了较多的中国民族形式，可见现存的魏窟以前，还有一段西域作风更多、中国作风较少的艺术存在过。艺术家们推想从最早的敦煌艺术传到平城（昙曜五窟）以后，经过一个阶段的改变，再传到敦煌，才成为现存魏窟的艺术。乐傅及其后继者所作最早窟洞，久已遗失，无法取证，但这种推想，还是可信的。
云岗石窟
云岗石窟在山西大同市西北的武州山北崖上，共有大小四十几个主洞，佛像可能有十万个左右，是中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四五○年，魏文成帝令沙门统昙曜开凿五个大石窟（现存石窟的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后人称为昙曜五窟。其余石窟大部分是迁都洛阳以前的作品。最大的一个窟是第六窟（魏孝文帝时开凿），由地面到窟顶高达二十公尺，中央直立一个宽约六十平方公尺的大塔柱，上连窟顶。整个塔柱和洞壁，嵌满了大小佛龛和多种装饰，很难找出一块没有雕刻的空隙。在山石上用人力来完成凿大窟雕佛像的工作，比敦煌石窟规模大得无数倍。
云岗石窟参照外来形式进行开凿，有一定的规格，昙曜五窟表现得较为明显。此后所造诸窟，雕刻家似在力求打破这种规格上的限制，尽量使汉族传统艺术的形式适用于这种佛教雕刻艺术。
佛像的形状，一般是唇厚、鼻高、目长、颐丰、肩宽，有雄健的气概。它们不很象佛经上描写的佛相，也不很象汉族人的状貌，这大概是依据魏开国诸帝的面貌经艺术家加以佛化后得出的形状。魏文成帝即位，恢复佛教，照自己的身样造石像，脸上足下各嵌黑石，和他的真身上黑子相同。昙曜造大佛像，模仿皇帝面貌以取宠幸，是很可能的。
大佛像高大雄伟，显示举世独尊，无可对比的气概。其他石像，各按品级一个低似一个，全体服从大佛像。再配上飞天和侏儒，为大佛眼役。飞天手执乐器，飞舞天空，表示在大佛庇荫下服役的愉快。
侏儒身形矮小，躯干健壮，雕刻在龛基、座础、梁下、柱顶等处，用力举重物，神情仍甚欢喜，表示为大佛服重役是快乐事。大佛象征皇帝，其他各级石像是大小群臣，飞天侏儒是各种服役的奴隶和民众。在每一个石窟里，雕刻着这样一幅完整的封建统治和谐图，自然是符合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它使入窟的人，就在这个窟里，通过美妙的宗教艺术，感受到服从皇帝统治的全部教训。魏国势自魏文成帝时开始趋向于衰弱，因之向宗教求助也开始趋向于迫切，云岗石窟的主要部分都产生在迁洛以前四十余年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龙门石窟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石窟艺术也从乎城转移到洛阳来。洛阳南有伊阙，西岸名为龙门山，东岸名为香山，两岸石质都是坚硬的大理石悬崖。四九五年，魏宗室比丘慧成开始在龙门山开凿称为古阳洞的大石窟。五○○年至五二三年，魏宣武帝魏孝明帝连续开凿总称为宾阳洞的北、中、南三个大石窟，古阳洞的续修和宾阳洞的修建，共费人工八十万以上。这些主要石窟以外，还有药方洞以及东魏时开凿的莲花洞等石窟。
北朝石窟都在龙门山。古阳洞自慧成至东魏末五十余年的营造，整个石窟刻满了大小佛像。宾阳中洞刻有帝后礼佛图，最为精美。龙门诸窟比云岗诸窟，表现出更多的中国艺术形式，大佛姿态也由云岗的雄健可畏变为龙门的温和可亲。以宾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佛像，清癯面上含着微笑，仿佛想要人和它亲近。佛面变化，反映魏统治力量强弱的变化。
伊阙两岸特别是西岸上，石窟和露天的石龛当有几千个，其中北朝所造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唐朝最多，约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龙门诸洞还保存着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
敦煌石窟是绘画的最大宝库，云岗和龙门石窟是雕刻的最大宝库。
麦积山石窟
甘肃天水县麦积山石窟，也是一个佛教艺术的重要地区。麦积山石窟可能在后秦时已开始建造，魏孝文帝以后，渐趋发达。现存魏、西魏、周石窟大约还有三十个。麦积山石质不宜于雕刻，佛像一般都是泥塑。经过一千几百年，塑像并未溃败，泥土几乎与坚石相似，这种特殊的和泥法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自隋唐以至明清，历朝都有塑像。大塑像高到十五公尺以上，小塑像高仅二十多公分，一千几百年间各朝代塑像术都有自己的特点，聚集在麦积山的石窟群里，可说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
义县万佛洞
辽宁义县万佛洞，四九九年，魏营州刺史元景创建。东区西区各有六个石窟，窟中还有些雕像遗存。
炳灵寺石窟
甘肃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现已查出共有三十六个窟，九十八个龛。其中北朝十窟两龛，唐二十一窟八十五龛，明五窟一龛。有些石雕像已经风化，艺术价值不免减损，但仍是著名的一个石窟群。
巩县石窟寺
河南巩县有石窟寺。魏、东魏、齐陆续开凿，共有五个窟。窟中刻礼佛图多幅。礼佛人（供养人）躯干高大，仪态华贵，侍从人身体矮小，手执仪仗服事主人，也是阶级在艺术上的一种表现。
南北响堂山石窟
河北邯郸市峰峰镇有北响堂山和南响堂山。齐文宣帝在北响堂山开凿三个石窟，其中称为大佛洞的石窟最为宏大，雕刻精美，可与龙门宾阳洞、巩县第五窟以及云岗各大窟相比拟。南响堂山共有七个窟，都是齐时开凿，规模不及北响堂山。
天龙山万佛洞
山西太原天龙山，五五一年，齐文宣帝在山上刻石佛，高二百尺。五五六年，又刻石佛，高一百七十尺。两个大石佛已不见遗迹，当是年久崩坏了。天龙山又有五六○年创建的石窟，经齐隋唐陆续开凿，东岸有八窟，西岸有十三窟。齐窟三个在东峰，隋窟一个在东峰，两个在西峰，其余都是唐窟。
上列大石窟群以外，还有不少较小的北朝石窟，散在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也可能还有未曾发现的石窟。就已知的石窟来说，窟内作品或因艺术精美被盗贼掠夺而去（主犯是帝国主义分子），或因愚昧无知不加爱惜，破坏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保护这些残存的艺术作品，为今后发展人民艺术提供重要的参考材料。
六 文学
西晋太康时期昌盛的文学，经永嘉大乱，随着士族流迁到长江流域，在北方，文学几乎灭迹。当然，这并不是说，民间创造的文学也灭迹了。民间文学很少被保存，但从《木兰诗》看来，可信民间是有创作的。北朝末年，南方文学回灌北方，衰落已久的文学开始在士人中出现活动的气象。
诗赋——《木兰诗》中君主或称可汗或称天子，木兰家在黄河南，出征地点在北边，看来这首诗当是魏迁都洛阳以后，六镇起事以前的作品。魏自道武帝起，对塞外用兵，总是一击就归来，从没有接连作战甚至一去十二年才完结的战事。可能有一个女儿曾代老父从过一次军，这自然是非常动人的奇迹，民间歌颂这个英雄女儿，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诗中描写的木兰，确实表现中国妇女的英雄气概和高洁道德。中国妇女是有这样的气概和道德的，因之这首诗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倒不必考证木兰是否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木兰诗》和东汉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代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两篇伟大诗篇。北朝有《木兰诗》一篇，足够压倒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在东魏和齐，北方开始出现温子升、邢邵、魏收三个著名的文士，号称三才。三人互相指责，邢邵斥魏收偷窃江南任昉，魏收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魏收说温于升不会作赋，不算大才士。三人都模拟南朝人作诗文，并无特色。在西魏和周，有王褒庾信两个大文士。王褒庾信原来都是南朝做宫体诗的名手，梁国破亡，他们到西魏做官，给北方将兴的文学以很大的推动。王褒人品卑劣不堪，所作无非是些宫体。庾信颇有国亡家破的感慨，自称凡有造作，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经历西魏周二朝，所作诗赋，辞采靡丽，情感充溢，如《咏怀诗》、《哀江南赋》等篇，华实相扶，文情并茂，卓然超轶南北两朝众文士，成为当时的文宗。庾信上集六朝精华，下启唐人风气，文学史上地位，堪与屈（原）宋（玉）启汉相比拟。唐张说诗“兰成（庾信）追宋玉，旧宅偶词人，笔涌江山气，文骄云雨神”，杜甫用清新二字评庾信诗，又作诗，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唐人推崇庾信备至，正因为受庾信影响至深。
骈文和古文——梁陈骈文实际已经是四六文。《四库提要》说“庾信骈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他在魏周，声望极高，公卿家碑志，多请他撰文，北方文体为之大变。《四库提要》的评论是确切的。
字文泰令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的程式。这种矫枉过正，纯袭训诰形貌的文字，比骈文更不合实用，宜乎远不敌庾信所作南朝文体的得人喜爱，但从有意摈斥浮华，提倡质朴的用意来说，苏绰《大诰》终究是唐人古文运动的正式起点，在文学史上还有它应得的地位。
七 重要著作
郦道元《水经注》——汉武帝时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数传至汉末涂恽。涂恽传授桑钦。桑钦撰《水经》，列举全中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大大扩展了《禹贡篇》，这是《古文尚书》经师对地理学的一个贡献。
《四库提要》疑《水经》出三国时人之手，非桑钦所作，也可备一说。魏哪道元注《水经》，成书四十卷，收集有关各水的文记极为广博。清末王先谦说，郦道元注书旨在“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凡水道经过的地方，所有山陵城邑建筑名胜珍物异事等项，详为叙述，元魏以上故事旧记，都可以从注文中考求得知大概。《水经注》不仅是水道变迁地理沿革的重要记录，就是叙事写物，文章也极精美，读来没有枯燥繁杂的感觉。《禹贡》、《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沟洫志》讲水道，一般是简略的，到郦道元作《水经注》，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贾思勰《齐民要术》——贾思勰生年大概比郦道元晚一些，当是魏末和东魏时人。他在《齐民要术自序》里说，“采捃（音郡jùn）经传，爰及歌谣，询及老成，验之行事”。这部书引用书籍多至一百五六十种，采取农民口传的农事歌谣三十条，再访问有经验的老农，并且经过自己的实际考查。贾思勰写成这部书，用功非常勤苦，因而成为不朽的农业巨著。全书共九十二篇，合成十卷，凡是当时农业和手工业所已经获得的知识和技术，都叙述在书中，可谓集西周至元魏生产知识之大成。十六国以来，黄河流域民众屡遭战乱，但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却并不低落，《齐民要术》可以作证。只要全国统一，战乱停止，生产力就会很快地恢复起来。
杨衒之（衒音漩xuàn）《洛阳伽蓝记》——杨衒魏末和东魏时人。他亲见富贵人侵夺百姓财物，造夺塔，养僧尼，祸害无穷。洛阳残破后，撰《洛阳伽蓝记》五卷。记中描写战乱前寺观庙塔的弘壮侈靡，穷形极相，尽文笔之能事，有力他说明奉佛求福的祸国殃民。他在《自序》里说，“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足见《洛阳伽蓝记》是寄托政治情感的著作，文字精美，还只是作者的余事。
颜之推《颜氏家训》——颜之推本是梁人，宇文泰破江陵，被俘入关中。他不愿给国仇作臣属，率妻子逃奔至齐。齐亡后入周，至隋文帝时病死。他在《观我生赋》里说，自己一生做三次亡国的人。自注：一次是侯景杀梁简文帝灭梁，二次是字文泰破江陵灭梁，三次是周武帝灭齐。他反对字文氏，却不得不做周国的官，在这篇赋的结束处，表现极其沉痛的心情，他说“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谈论）以膏身（有声名），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祭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白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位麟也”。他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当时所有大小知识，他几乎都钻研过，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颜氏家训》二十篇，就是这些见解的记录。《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
南朝重要著作都是文学，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北士著书远比南士少，贡献却比南士多。南北两朝文化上各种成就，作为整体来看，是战国以来又一次出现的辉煌时期。
第四节 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
黄河流域或者说黄河南北两岸的中原，是汉族生息的中心地区。由于大战乱的推动，一方面，汉族从中心地区出发，向边远落后地区流亡，在那里扩展了汉文化的面积，也给落后族以汉文化的影响；另方面，落后族得到汉文化的帮助，凭借武力，向中心地区迁移，接受更多的汉文化影响，到后来，陆续融化在汉族里。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元胡三省有亡国之痛，注《资治通鉴》寄感慨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从姓氏来源看，隋唐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固然很多是鲜卑人，从文化水准看，他们却已经是卓越的汉族士人了，事实上再没有任何意义要辨别他们的氏族。
汉族人大量流亡，落后族大量内迁，是从西晋末年正式开始的，到隋文帝灭周才告结束。这中间相隔将近三百年，形式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乱，实质上是文化程度不同的许多落后族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底较高的文明所征服”这个历史底永恒规律支配下，在中心地区进行融化运动。这种融化运动必然要经历着一个痛苦的过程，十六国和北朝，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居住在长城内外的落后族，政治上一向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有必要进行反抗，生活上他们要求得到较高的物质享受，文化上他们乐于吸收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因此，他们和汉族有敌对的一面，又有融化的一面，当他们在政治上得势的时候，为了统治汉族，必须促进本族的文化，当他们失势的时候，更需要提高文化，才能在中心地区生存下去。归根说来，各族发展的总趋势，不能不是与汉族融化成一体。
各族分两段大融化，前一段是十六国时期，更重要的是后一段的北朝时期。自秦汉至北朝，许多边塞旧族，几乎全为后来新出现的各族所代替，旧族基本上都成了汉族人。
一 十六国时期
并州匈奴五部，共有三万户，入塞匈奴人口当有数十万。刘渊据离石起事时，二十天就聚众五万，足见匈奴人数并不少。刘氏建立汉国和前赵国，匈奴成为统治族，五部以外的匈奴人和杂夷自然要前来归附。刘渊都平阳，掳掠民户充实国都，例如刘曜在长安战败，驱男女八万余口归平阳，又刘曜攻破晋军，掳获晋司徒傅祇属及二万余户归平阳。刘聪强盛时，平阳及附近地区，有汉民四十三万户，匈奴族为主体的六夷二十万落（户）。刘曜都长安，前后迁上邽氐羌二十余万口收陇西民户万余户到长安，又迁秦州大姓杨姜等族二千余户到长安。刘氏政权崩溃后，匈奴人失势，他们和大量汉人杂居，也就逐渐合并在汉族里。
羯人石勒立后赵国，都襄国。计石勒前后掳获民户在三万户以上，氏羌约二十万落，不用户或落计数的人口约有四万人。石虎都邺，前后掳获各族人有数十万户，人口多至数百万。石勒石虎号揭人为国人。冉闵灭后赵，杀邺附近国人二十余万人。羯本是小族，竟聚集至二十万人以上。亡国后，未被杀死的羯人，在中原很快地并入汉族。
鲜卑慕容部建立前燕国。慕容廆都棘城，收容汉士族和流民数万家，人数比慕容部人多若干倍，因之，慕容部人汉化较深。慕容廆破扶余国，掳获万余户，攻鲜卑宇文部，掳获数万户。这些被掳户都迁居棘城。慕容廆迁都龙城，攻高句丽，掳掠男女五万余口，攻宇文部，掳获五万余落，又袭击后赵幽、冀二州，掳获三万余家。这些被掳人户分置龙城昌黎郡等地。慕容隽入都蓟，徒鲜卑胡羯三千余户到蓟。慕容隽杀冉闵，迁都邺，棘城、龙城、昌黎等地的旧部众，自然要大量迁入中原。三七○年，前秦苻坚灭前燕，迁鲜卑四万余户到长安。经过十七年，西燕慕容恒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离长安。这个数十万人的鲜卑慕容部，最后还是并入汉族。
各族的融化，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并不是一件简易的事情。举一个例可以推知大概。三八四年，苻坚淝水战败，丁零人翟斌反秦，十天内召集丁零兵数千人。慕容凤、王腾及辽西鲜卑段延，听说翟斌起兵，各聚部曲数千人响应翟斌。慕容垂招纳翟斌等部，又招纳故扶余王余蔚及昌黎鲜卑卫驹所率部众，作为恢复燕国的主力，进攻邺城。慕容垂第三子慕容农到列人（河南临漳县境）招兵，乌桓人鲁利、张骧、刘大，屠各人毕聪、卜胜、张延、李白、郭超，东夷人余和、敕勃等人，各率部众数千人归附慕容农。上列诸人中间，除了汉士族王腾一人，其余都是非汉族人。他们生活在乡间，多数已改用汉姓名，一有机会，却能号召本族人数千人起兵。足见他们虽然在汉化，但在本族间仍保持旧关系。
以上是匈奴、羯、鲜卑慕容部的情形，下面说氏羌二族。
氏人苻坚建前秦国，都长安。荷坚攻取并州，掳获三千余户，击败左右贤王，掳获酋豪六千余户，攻晋荆州，掳获一万余户，灭前燕，掳获关东豪强及诸杂夷十万户（其中鲜卑四万余户），伐凉州，掳获豪强七千余户。这些被掳户都被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多至十余万户。同时，他派遣大量氏族人出关镇守夫东。苻坚失败后，迁居关东的氏人逐渐并入汉族。
羌人姚苌建后秦国，都长安。姚苌掳获安定居民五千户。姚兴杀苻登，掳获阴密居民三万户，攻洛阳，掳获流民二万余户，又掳获河西居民万余户，汉中流民三千余户。这些被掳户迁徙到长安和关中各地，与羌人杂居。姚氏政权崩溃后，羌人逐渐并入汉族。
四五一年，魏太武帝攻宋盱眙城，给宋守将臧质信里说，攻城东北面的是丁零与胡，攻南面的是氐、羌。你杀死丁零，可减少我常山、赵郡（丁零聚居地）的叛乱；杀死胡，可减少并州的叛乱；杀死氐羌，可减少关中的叛乱，你杀他们，对我没有坏处。足见在魏太武帝时，这些族还保存着，并且遭受鲜卑人的歧视和虐待。他们的境遇，可能比汉族人更恶劣，特别是魏孝文帝迁洛华化以后，汉人地位比以前高了些，这些族势孤力弱，被迫加速他们的融化过程，是可以想见的。到魏末年，十六国时那些旧族名，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见了，只留下汉族与鲜卑拓跋部的对立。五三二年，高欢与尔朱兆大战，高敖曹率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衍族等三千人作高欢军左翼。高欢说，高敖曹所率全是汉儿，怕不管用，该配鲜卑兵千余人。高敖曹答，我军战斗不比鲜卑差，我愿单领汉军。王桃汤等三人中，至少呼衍族是匈奴人，高欢高敖曹都把他看作汉人，大抵十六国时旧族，到魏末年才融化完毕。
二 北朝时期
鲜卑拓跋部建魏国，都平城。魏国武力强大，掳掠人口也最贪暴。十六国迁徙民户，是想充实国都和附近地区。魏国掳获人口，充实平城和畿内以外，还强迫很多人作奴隶，比十六国要野蛮得多。但是，也因为魏掳获的人口特别多，到后来，出现一个比十六国规模更大的融化。这个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第二期，迁洛鲜卑华化及六镇流民内迁；第三期，隋灭周，建立汉族政权。
第一期——鲜卑融化被掳的各族
依据《魏书》本纪等记载，凡掳获记有人数（人数与畜牲数往往合计）或部落来降附的条文，摘录如下：
三八九年，魏道武帝攻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数万。
三九○年，袭破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纥奚部、纥突邻部来降附。
三九八年，徒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到平城及畿内。
三九九年，徙山东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到平城。破高车杂夷三十余部，掳获七万余口，又掳获二万余口。
四○○年，高车所属小部九百余落来降附。
四○一年，高车所属小部三十余落来降附。
四○二年，掳获匈奴残部，徙居平城。
四○三年，越勤部万余家，尉迟部万余家来降附。
四一三年，魏明元帝攻破越勤部，掳获二万余家。
四一四年，河西胡（匈奴）酋刘遮等率万余家来降附。
四一五年，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户来降附。
四一八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平城。
四二六年，魏太武帝攻夏，掳获万余家归平城。
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掳获赫连氏家属和宫女万余人及秦雍人士数千人归平城。
四二九年，大破柔然国，高车诸部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人，又袭击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迁徙到漠南游牧。
四三九年，灭北凉，徙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余家到平城。
四五一年，攻宋，掳获宋民五万余家，分居平城附近。
四八一年，魏孝文帝以南（齐）俘万余口班赐群臣。
魏道武帝攻后燕时（三九六年），除去一部分留守兵，出征兵多至四十余万，足见魏是部落众多的大国。
灭燕以后，掳获人口和降附的大小部落愈益增加。魏太武帝武功更盛，平城、畿内以及漠南容纳人口尤多。自魏文成帝时起，魏渐趋衰弱，无力再迁徙民户到平城一带，相反，还要迁徒一部分鲜卑贫户到山东诸州郡就食。平城和畿内聚居着大量各族被掳人，在鲜卑人势力强大的环境里，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自然要受鲜卑的影响。高欢的曾祖高湖降魏，祖高温（音密mì）得罪，被迁徙到怀朔镇，到高欢时，一家完全鲜卑化，可见居住在平城一带的各族被掳人，相处既久，逐渐融化成鲜卑人。
第二期——鲜卑人第一次大南迁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率领贵族、文武百官及鲜卑兵二十万，自平城迁都洛阳。这些人连同家属和奴隶，总数当不下一百万人。此后，鲜卑分成迁洛阳和留住（留住在乎城一带和六镇）两部分。迁洛部分到六镇内迁时，大体上已汉化完毕。一个统治族前后不过三十年，就融化在被统治族里，这是魏孝文帝坚持融化政策的结果。他希望永久保持拓跋氏政权，也就不得不坚持这种政策。
魏孝文帝禁止鲜卑人胡服。他望见有些妇女还穿着夹领小袖的服装，要问群臣违诏的罪名。又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下诸官，如犯禁一律革官，三十岁以上人，准许从缓改变。又令鲜卑人都自称河南洛阳人，死后葬在邙山，不得还葬北土。鲜卑人被迫用汉衣冠，说汉正音，生称洛阳人，死葬邙山上，日久汉化，是很自然的。
魏孝文帝令鲜卑人改姓，自己改姓元。其他鲜卑姓，全改为类似汉人的姓。皇族如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达奚氏改为奚氏。皇族凡九姓，与元姓共十姓，不通婚姻。其他贵族改姓，《魏书·官氏志》所记，数在一百以上。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魏孝文帝又定汉士族的门第高下，承认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荣阳郑氏、太原王氏四姓为最高门，与鲜卑八姓地位相等。赵郡李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门第也很高。其余诸州郡士族，多所升降。士族中有汉魏以来拥有清望的名门旧姓，也有十六国以来声势盛大的坞主豪强，士族中一向存在着清浊高低的争辩，因魏孝文帝订定门第，争辩更见剧烈。魏孝文帝凭借政治力量，终于规定了郡姓，与鲜卑贵姓同称为士族。在政治上按门第高低分享做官权利。当时群臣中有不少人怀疑这种“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办法，魏孝文帝说，八族（即鲜卑八姓）以上（上疑是下字之误），士人分为九品，九品以外，给小人做的官还有七等。如果小人中真有贤才，不妨提升高位，只怕贤才难得，不可为难得的人乱我典制。他把鲜卑贵姓与汉士族混合成门第高低不同的士族，用意在于依靠这些士族来支持元氏政权。
魏孝文帝为加速融化，实行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已取卢崔郑王及陇西李氏女入宫，又强令六个兄弟聘高级士族女为正妃，指定元禧聘陇西李辅女，元干聘代郡穆明安女，元羽聘荣阳郑平城女，元雍聘范阳卢神宝女，元勰聘陇西李冲女，元详聘荣阳郑懿女，原来的正妃降为侧室。皇族和士族开通婚的例，一般鲜卑人和汉人也自然要通婚，少数的鲜卑人很快被融化了。
四九四年，魏孝文帝修建洛阳街坊。五○一年，魏宣武帝调发民夫五万五千人，筑洛阳三百二十三坊。五二九年，梁将陈庆之入洛阳，战败逃回，对人说，我从前认为大江以北，无非是些戎狄居住的地方，这次到了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全在中原，江东及不了它。这说朋迁洛的鲜卑人，已经完全汉化，洛阳城的繁华景象超过了建康城。洛阳富贵人的腐朽生活，吸引着留住平城一带的鲜卑人。他们陆续内迁，五○四年，魏宣武帝拨苑地牧地公田分给内迁户。五一三年，又分苑地牧地给无田的内迁户。五一七年，魏明帝下诏停止内迁。内迁户和留住户苦乐悬殊，留住户要求内迁是自然的趋势，六镇起事，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
第三期——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
魏道武帝魏太武帝掳获大量漠南北的游牧部落人（主要是高车人）和山东诸州人，聚居在平城一带。他们虽然鲜卑化了，可是，仍被拓跋部贵族看作贱人，予以歧视。他们在一部分留住的贵族奴役下，生活很困苦。以怀朔镇人高欢为例。高欢家贫，在平城服役，富家娄氏（娄氏有奴隶千人，牛马以谷计算，不知确数）女爱他美貌，嫁给了他。高欢因此有马，得充函使（送信人）。他来回怀朔洛阳两地，前后六年，觉得还满意。他到洛阳归令史（小吏）麻祥管辖。一次麻祥给他肉吃，照例，应该立着吃表示敬意，他却坐着吃。麻祥怒，笞高欢四十。高欢得娶富家女，是极其偶然的事，没有这种幸遇的贫人，不知有多少。得充函使，又算是个幸遇，坐着吃肉就得笞四十。六镇人被贱视，就这个例可以推知。五二六年，鲜干脩礼率六镇流民在定州起事后，柔玄镇民杜洛周率众进攻内地。五二八年，葛荣吞并杜洛周部，有众号称百万，可见六镇人乘乱大量流入内地。这是鲜卑人第二次大南迁，其中最大部分是被拓跋部掳获的各族人，他们不用武力，是不能迁入中原的。
高欢凭借六镇鲜卑人建立起政权，他和他的继位诸子，预防被汉族融化，都有意保持鲜卑习俗，提倡说鲜卑语及武事。《颜氏家训》说，齐朝有一士大夫（汉士人）曾对我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我教他说鲜卑语及弹琵琶，服事公卿（鲜卑贵人），无不宠爱。《颜氏家训》又说，熟练兵器，能骑马，才算得武夫。现在做官的人（鲜卑人），只要不读书，便自称是武夫家的儿子，实际是个饭囊酒瓮。跟随高欢立武功的鲜卑人，到儿子一辈，不武又不文，只能说鲜卑语，爱听弹琵琶，比起第一次南迁不武能文的鲜卑人来，抵抗被融化的力量更显得薄弱。鲜卑人对汉士族，还有一种自卑感。齐娄太后为博陵王高济娶崔氏女为妃，敕高济说，好好做样子，不可使崔家笑话你。其他功臣得汉士族女为妻，便自觉荣幸。他们依靠政权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高氏政权消灭后，六镇流民也就不见了。
自十六国至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凡商周秦汉以来前后出现的各族，全部或极大部分合并入汉族。融化各族的炭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
简短的结论
十六国时期，匈奴、羯、鲜卑慕容部、氏、羌五族，都是久居国境内吸收了汉族封建文化的少数族。它们用武力相继建国，性质是少数族发动的封建割据，虽然长期混战，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但对封建制度本身，并不起破坏作用。
鲜卑拓跋部建立魏国，情形和五族不同。魏国是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发展奴隶制度的国家，比起五族建立的国家，它是落后的。
拓跋部社会，一向停顿在原始社会的阶段上，到两晋时期，才开始在经济政治方面有显著的变化。酋长猗、猗卢、什翼键得到汉族士人的辅助，逐渐成为专制国王。国王代表国家统一的新趋向，贵族（诸部落大人）保持原始社会的旧惯例。国王与贵族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国家形成一次，溃散一次，不能稳定下来。但国王所代表的趋向，终究是拓跋部社会发展的总趋向。
到魏道武帝时，统一的国家稳定下来了。他用被掳掠的人口和财物作奖品，把拓跋部贵族组织成一个坚强的好战集团。这个集团战无不胜，在北方，俘获了大量游牧人，在南方，击灭后燕国，魏国南境扩展到黄河北岸，俘获了大量山东诸州郡人。南北被俘人迁居到平城及附近地区（畿内），拓跋部统治阶级对他们采用两种剥削方式。多数人受田当农户，一部分人（百工伎巧十万余口）被贬为隶户，农户和隶户身分不同，大体上都属于封建关系。另一种是完全的奴隶。魏道武帝本人就是大奴隶主，分配在宫内从事生产的女婢，多至千余人，男奴人数当然更多。其余贵族百官家中，各拥有或多或少的奴隶，从事生产。奴隶制度在魏国发展起来了，不过，从全魏国（包括山东诸州郡）的整体说来，它还是一个封建国家。
魏太武帝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腐朽懦弱的南朝汉族政权，是不可能作出这个贡献的。由于魏国武功的极盛，封建制度社会内部，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度。
魏太武帝死后，魏国开始转入衰弱阶段。魏孝文帝为应付汉族民众的起兵反抗，实行班官俸、立三长、改税制、行均田、迁都洛阳、鲜卑人汉化等一系列的重大措施，来保持元氏政权。均田制的行施，关系尤为重大。均田制一方面从宗主手中争取荫附，使荫附成为自立门户的农民，一方面从奴隶主手中取得奴隶提供的小量的赋税，使奴隶与朝廷也发生一些关系。这对荫附和奴隶，多少都有些好处。
魏末大乱，齐又以鲜卑习俗立国，奴隶制度更有发展。《颜氏家训》说，齐国有一武将，贪积财物，家里已有奴隶八百，还立誓要凑足一千。家里每人一天给饭钱十五文。后来犯法抄家，有麻鞋一屋，破衣数库，其余财宝，多不胜数。看来，麻鞋破衣是给奴隶使用的，无数财宝，多是奴隶生产出来的，宜乎八百不够，想凑足一千了。《颜氏家训·止足篇》说，二十口的家庭，有奴婢二十人，良田十顷，蓄钱数万就够了，超过这个数目就是不知足。颜之推以朴素教训子孙，奴婢二十人主要用在耕种十顷良田，家内服役的只是少数。齐均田制规定八品官以下至庶人（豪强），得占有受田的奴婢六十人。在当时，可见颜之椎确实算是最知足的士人，也可见齐国奴隶数量的巨大。不过，奴隶经济比起封建经济来，还是次要的，齐政权依然是封建性质的政权。周国在周武帝以前，也是一个掳掠人口当奴隶的国家，奴隶数量比齐国却少得多。
魏道武帝以来，北朝有所谓杂户的一种人，其中有隶户、营户、百工、伎巧、平齐、僧祇、佛图、驺卒（驺音邹zōu牧子）等名称。统治阶级对杂户，可以进行比对一般民户更残酷的剥削和役使。因此，朝廷与贵族争夺对杂户的占有权。四四四年，魏太武帝禁止王公以下至于庶人（豪强），不得私养金银工匠。家有工匠，必须送给官府，敢违令，全家诛灭。又禁止百工伎巧驺卒家子弟，只许学习父兄的专业，不得私立学校读书，敢违令，全家诛灭。按照这些法令，百工伎巧等人，只许归朝廷役使，而且永远执役，不能有改业仕进的机会。四七二年，魏孝文帝允许工商杂役，兼营农业。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使得工商杂役，很有一些变成富家，虽然杂户的卑贱地位不变，却允许他们兼当地主了。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下诏说，工商皂隶，各有他们的身分，现在官司放纵，竟有士流该做的官也让贱人去做。从今以后，占有工役的户（贵族户），给户内的工役做官，最高只许做本官所属诸官中的丞。至于大贵族给户内工役做官，不在此例。这个诏书说明，不知何时起，贵族占有杂户，并可任意给杂户人做官。魏孝文帝的兄弟元禧，甚至娶隶户女为正妃，可见一部分杂户，依附贵族，脱离了朝廷的独占。四八一年，魏孝文帝颁布乞养杂户及户籍的制度五条。贵族以乞养为名，占有杂户，朝廷颁布这个制度，大概是规定些限制。此后，朝廷愈益衰弱，杂户更多地被贵族夺去。高欢纵容武将们贪暴，当然允许他们分占杂户，事实上，齐时杂户已经被私家占夺得所余无几。
周武帝灭齐，东魏残余贵族和齐贵族以及盛大的佛寺，一时都失势，他发出释放奴隶和杂户的诏书，可信基本上实行了。北朝以来在封建制度社会内部有着发展趋势的奴隶制度，受到遏止，杂户也得到普通民户的待遇，这是周武帝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朝经济开始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起来。首先是佛教艺术，在大量人力物力的耗费下，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文学，以庾信为代表，综合南朝文学的精华，推动南北两朝文学达到最高峰。不过，佛教艺术是受外来影响后才形成的，文学则是南朝文学的移植，都不算北朝人自力独创。真正独创的文化遗产，要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两部巨大著作，规模宏大，切合实用，足以压倒南北两朝的一切著作。
自十六国时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的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族人（前凉除外）。一个少数族人立起国来，散居在边境内外的同族人，很自然地集合到本族的政权下，进入中原成为统治族。这个政权崩溃后，遗民难得再迁回原居地，恢复旧生活，日久只能和杂居的汉族人融化。最古老的匈奴、氏、羌等族，以及较后起的乌桓、鲜卑等族，经过十六国北朝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此后，基本上不再见它们的活动，也就是说，融化到汉族里去了。《魏书·地形志》说，正光（魏明帝正光元年，五二○年）以前，户口数比太康（西晋武帝）年间增加了一倍。照一借计算，魏当有户五百余万，口三千余万。这是东汉末年大乱以后，第一次出现比较可信的巨大户口数，其中一部分，无疑是新增加的各少数族人。融化是自然的趋势，融化也自然要伴随着各族间残酷的斗争，十六国北朝战乱频繁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编 隋唐五代时期
第一章 南北统一社会繁荣时期——隋——五八一年——六一八年
第一节 巩固国家统一的各种措施
从东汉末年开始，封建割据势力一直占巨大优势，但统一势力也在继续增长，朝着统一全国的方向前进。魏、汉、吴三国分立，结束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到西晋实现了统一。西晋极端腐朽的政治，很快引起十六国大乱，魏太武帝扫清十六国残余，周武帝扩大北朝的地域，到隋又实现了统一。自东汉末至隋初四百年间，不管封建割据如何得势，最后还是归宿于统一。这个事实，说明秦、汉以来，汉族已经基本上形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政治上割据只能是一时的现象，统一却是根本的趋向。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十六国割据，主要发动者是所谓五胡的少数族人，后来唐朝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大分裂，少数族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少数族的发动侵扰也应是破坏统一的原因之一。
隋文帝主要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后，实行各种巩固统一的措施，使连续三百年的战事得以停止，全国安宁，南北民众获得休息，社会呈现空前的繁荣。秦始皇创秦制，为汉以后各朝所沿袭，隋文帝创隋制，为唐以后各朝所遵循，秦、隋两朝都有巨大的贡献，不能因为历年短促，忽视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隋文帝在力求巩固国家统一的方针下，行政、定制度，对待敌国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就，西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动乱，到隋文帝时，确实稳定下来了。他是较好的政治家，因为他多少能够留意到劳动民众的愿望。
行政方面
一 建立汉族政权
自十六国时起，黄河流域汉族民众长期遭受非汉族统治者的歧视和虐侍，是要求恢复汉族政权的。就是汉士族，也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政治地位。曾经取得统治权的各族，失势后陆续融合到汉族里，与汉族成为一体，政治要求也就一致了。宇文氏成立政权，主要依靠汉族，本身并无宇文部落作根基。周武帝灭北齐后，汉族势力更有极大的增加，宇文氏政权象一叶扁舟飘浮在大海上，一遇风浪就会覆没，隋义帝杨坚在风浪中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宇文氏的政权。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子周宣帝继位。周宣帝昏狂暴虐，屠杀宗室和大臣。颁布《刑经圣制》，用法苛刻。外自朝士，内至宫女，人人恐怖，不保朝夕。他掀起了这个风浪，五八○年，病死，子周静帝年才八岁，当然无力平息这个风浪。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勋臣；他的女儿是周宣帝正后。他系出华阴杨氏，是士族中高门，宗兵（杨氏私兵）多至三千人。这些条件使得一群关西士人在周宣帝临死时，便合谋引他入宫辅政，总揽大权。他的主要谋士李德林和高颎（音窘jiǒng）都是山东士人，他通过二人取得山东士族的支持。五八一年，隋文帝灭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在辅政时，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删削《刑经圣制》，改作《刑书要制》，用法较为宽大。又令汉人各复本姓，废弃字文泰所给鲜卑姓。这都是符合汉族人愿望的。周臣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起兵反抗，都很快被消灭，因为隋文帝已获得民众的归心。他即帝位后，首先取消北周官制，恢复汉、魏官制。宇文泰定官制，模仿《周礼》，表示上继西周，实际是想行用一种与汉、魏官制完全隔绝的制度，同时令百官穿着鲜卑服装，称呼鲜卑姓字（如隋文帝姓普六如，字那罗延），希望汉族在复古形式下，逐渐鲜卑化。隋文帝恢复汉、魏官制，就是表示真正恢复了汉族政权。
二 厉行节俭政治
隋文帝感到自己得国太容易，怕人心不服，常存警戒心，力求所以保国的方法。他得出两条保国法。主要的一条是节俭。他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久长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其次的一条是诛杀。他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该做皇帝，必须大诛杀才得稳定。他实行节俭，因而对民众的剥削大为减轻。他实行诛杀，因而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也就有助于节俭政治的行施。隋文帝在位二十四年，这两条贯注着他的全部行政，《隋书》说他“躬节俭，乎摇赋，仓廪实，法令行，君于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史家这种褒辞，难免有溢美之处，但也不会离事实太远。隋文帝政治上的成就，对将近三百年乱局的结束是有重要意义的。
从辅政时开始，隋文帝便提倡节俭生活，积久成为风习。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皇后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隋文帝要通过独孤氏，收揽宇文氏以外的鲜卑贵族，因此畏惧独孤后，让她参与政权，宫中称为“二圣”。独孤后性妒忌，不许妃妾美饰。隋文帝曾配止痢药，要用胡粉一两，宫中找不到胡粉。又曾找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独孤后的妒忌，倒也助成了隋文帝的节俭生活。
皇帝躬行节俭，是改善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隋文帝具备这个条件，在行政上得以有力地推行下列三事。
奖励良吏——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褒扬岐州刺史梁彦光。后来又褒扬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五九一年，临颖令刘旷考绩为天下第一，擢升莒州刺史。五九六年，汴州刺史令狐熙考绩第一，赐帛三百匹，布告天下。旧制，京内外长官都有公廨钱，放债取利息。五九四年，下诏公卿以下各官按品级分给职田，停止放债扰民。州县官直接治民，隋文帝采取奖励良吏，给田养廉等措施，虽然官吏未必就此向善称职，但朝廷既明示改善吏治的方向，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严惩不法官吏——隋文帝对待臣下极严，经常派人侦察京内外百官，发现罪状便加以重罚。他痛恨官吏的贪污行为，甚至秘密使人给官吏送贿赂，一受贿赂，立即处死刑。他的儿子秦王杨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宫室，被他发觉，勒令归第（禁闭）。大臣杨素劝谏，说罚得过重。他说，皇子和百姓只有一个法律，照你说来，为什么不别造皇子律？任何人犯罪，都得按法律惩罚。六○○年，他发觉太子杨勇奢侈好色，废黜杨勇，立杨广（隋扬帝）为太子。他依靠一些左右亲信，当作发觉臣下罪过的耳目，这就使得他不能不信谗言、受蒙蔽。杨广奢侈好色，至少同杨勇一样，只因善于伪装，独孤后、杨素都替杨广说好话，终于夺得了太子的地位。杨素广营资产，京城和京外大部会，到处有他的邸店、磨坊、田宅，家里有成千的上等妓妾，又有成千的奴仆，住宅华侈，式样模拟皇宫，隋文帝还以为杨素诚孝，信任有加。隋文帝凭个人权术，察察为明，功臣旧人，多因罪小罚重，杀逐略尽，剩下一个最凶狡的杨素，恰恰就是助杨广杀害他的奸人。吏部尚书韦世康请求退休，对于弟说，禄不可太多，怕多就得早退，年不待衰老，有病就得辞官。这说明当时朝官，有些不愿冒险作官，有些不敢进忠言招祸，能作大官并取得信任的人自然只能是杨素一类的奸人。隋文帝考核官吏，严惩贪污是必要的，但考核流为猜忌，严惩流为苛刻，那就无益而反有害了。不过，由于他执法严明，一般的官吏有所畏惧，贪污行为确是减少些，对民众还是有益的。
改良统治术——隋文帝对待民众比较宽平。五八一年，制定隋律，废除前朝酷刑。民众有枉屈，本县官不理，允许向州郡上告，最后可上告到朝廷。穷苦人虽未必能到朝廷上告，但在对待官吏极严的当时，也多少起些保护民众的作用。五八三年，又删削刑条，务求简要。五九二年，下诏：诸州死罪囚，不得在当地处决，须送大理寺（最高司法机关）复按，按毕，送尚书省奏请皇帝裁定。五九六年，下诏：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行刑。隋文帝往往小罪重罚，在朝廷上杀官员，对民欢犯死罪，用心却是平恕。六○○年，正是他晚年对待官吏更严、诛杀尤甚的时候，齐州一个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参等七十余人去京城，行至荣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国法，受罪是该当的，你们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多么辛苦，你们于心安么！李参等谢罪。王伽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约定某日都来到京城，说，你们如果失约，我只好代替你们受死。到期都来到，不缺一人。隋文帝听了很惊异，召见王伽，大为叹赏。又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后宣布免罪，并且下了一道只要官有慈爱之心，民并非难教的诏书，要求官吏学王伽，以至诚待民。《隋书》说他留意民间疾苦。五九四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看百姓所用食品，是豆粉拌糠。他拿食品给群臣看，流涕责备自己无德，命撤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迫民人，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他这些表示，在帝王中确是罕见，因为他深知要巩固政权，首先必须取得民众对自己的好感。
制度方面
战国时，秦孝公、商鞅创立秦制，高度的君主集权精神有异于山东六国。秦始皇统一天下，稍作修补，成为通行全中国的制度。两汉以至南北朝（北周中央官制模仿《周礼》，是例外），基本上沿袭秦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统一天下，综合前代各种制度，有沿有革，厘定成隋制。自唐至清，基本上沿袭隋制，自然也陆续有不少改革。隋文帝所定制度，同秦制一样，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官制——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即废北周官制，恢复汉、魏旧制。中央官制有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中书）、秘书、内侍（宦官）五省。管理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尚书省置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曹，每曹设尚书一人。六曹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五八三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时判民、刑、工三部事。五省以外，有御史、都水（掌水利，五八三年废）二台，太常（掌礼乐等事）、大理（掌刑法）、国子（掌教育）、将作（掌营造）等十一寺、左右卫（掌禁卫兵）十二府。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为荣誉名号，授给有功劳的文武官。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自隋时定型，一直沿袭到清季。汉、魏以下，州郡县长官得就地自辟僚佐，后魏、北齐已多由吏部选授，隋确立制度，全国任何小官，任用权都操在吏部。就地征辟僚佐，自然多是本地豪强。隋制，县佐须用别郡人，地方长官不得自用僚佐，县佐回避本郡，使本地人不得把持本地政务。这些，都有利于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地方官制隋以前极为紊乱，南朝有侨州郡县，南、北两朝都滥立州郡县名目，民少官多，耗费甚巨。五八三年，隋文帝废郡一级地方官，只存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为郡，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隋简化地方官制，消除了东晋、南北朝以来的紊乱现象。
礼乐——皇帝祭天地众神、祭祖先以及朝廷吉凶等大事，一切礼乐，历朝相传，都有详备的规定。自孔子以来，儒家以议礼乐为专掌，积累起繁缛的学说，朝廷采用它，与实际政治并无关系，背弃了它，却不成其为中国皇帝。非汉族人做中国皇帝，对汉族传统礼乐，只能加入一些本族的旧惯例，不敢有较大的改变，如果改变较大，就会更显著地被看作“异类”而遭受反对。所以，礼乐有精神上的作用，任何封建朝代都得加以重视，隋文帝从来不喜欢儒学，但对礼乐的重视并不能例外。
东晋和南朝，虽然偏安在长江流域，北方占据者却不得不承认南方是华夏正统。魏孝文帝力求华化，恰好南齐高级士族王肃逃奔到北魏，魏孝文帝极为敬重，请王肃为魏兴礼乐，定制度，尽量模仿南朝。后来梁武帝制礼作乐，声望甚高，大得北方士族的仰慕，连高欢也害怕萧衍老翁。北方士族聚集在山东，北齐时，以邺为中心，文化比魏都洛阳时更高。北齐后主高纬，令薛道衡与诸儒修定五礼，按当时儒学水平来说，大概齐礼仅次于梁礼。至于苏绰、卢辩为宇文泰所造的周礼，在南朝和山东儒生心目中，只是一些陋儒的杜撰，距离正统礼乐甚远。隋文帝以恢复华夏正统为号召，当然要废弃周礼，依照梁礼及齐礼来修定隋礼。
五八一年，隋文帝下诏：祭天祭祖时冕服必须依照《礼经》。所谓依照《礼经》，就是采用北齐冕服。五八五年，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吉、凶、军、宾、嘉），成书一百卷，下诏行新礼。牛弘等人不懂音乐，议定雅乐，积年不成。五八九年，灭陈，得南朝旧乐器及乐工。隋文帝听南朝乐，赞叹说，“此华夏正声也”。牛弘奏称中国旧音多在江南，梁、陈乐合于古乐，请修补以备雅乐。魏、周乐杂有塞外声音，请停止演奏。五九三年，雅乐成。六○二年，命杨素、苏威、牛弘等修定五礼，参加修定的有许善心、虞世基、明克让、裴政、袁朗等人，原来都是南方士族，显然，隋礼大量采用了梁礼。隋文帝并不懂得礼乐，这样做，目的在于从南朝接收华夏正统的地位。
刑律——五八一年，隋文帝命高颎、杨素、裴政等十余人修定刑律。裴政为主要修定人，上采魏、晋旧津，下及齐、梁，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废除前世枭（音消xiāo斩后悬首于木上）、（车裂）、鞭等惨刑。除了犯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刑。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服刑最多不超过五年；徒刑分一年至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凡五等；答刑分十至五十凡五等。废前世审囚酷法，规定敲打数不得超过二百。枷和杖，大小都有定式。民有枉屈，得依次上告到朝廷。五八三年，因刑部奏，每年断狱数还多至一万件，隋文帝认为犯罪人多，由于律太严密，命苏威、牛弘等再定新律，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多条，剩留五百条，制定：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凡十二卷。自此刑律简要，基本上为唐、宋至清各朝所沿用。大理寺设律博士八人，讨论疑狱，全国死罪囚，都得经大理寺复按。五八六年，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孥戮见于《汤誓》，连坐创自商鞅，这种野蛮的刑法，至隋始废除，实是法律上的一个大进步。五九六年，规定死罪囚要经过三次奏请，才决定行刑。秦律残刻，汉沿秦律，直到南北朝一脉相承。隋定新律，标“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律意，比秦、汉系刑律确有很大的改进。不过，在封建朝代里，法律的条文与法律的使用，有很大出入。隋文帝自己就在朝廷上律外杀官员，并且允许长官对属官，以律轻情（罪情）重为理由，杖责属官。皇帝和长官可以不守法律，官吏对民众能否守法，也就难说了。隋文帝定新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律外施刑，却大大损害了新律的进步作用。
兵制——自魏末至齐，朝廷宿卫兵（鲜卑人）分为六坊。六坊也称六府。坊兵以战争为专业，完全脱离生产。五五○年，齐文宣帝挑选坊兵中最勇健的人，称为“百保鲜卑”，充皇帝的卫士。又挑选勇健汉人，称为“勇士”，充边塞要害地的守兵。字文泰在关中，人力财力都不及北齐，因此创行府兵制，来对抗北齐的精兵。府兵是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充兵。平时，仍从事生产，并免本身租庸调，只在农闲时候受战阵训练。战时，邻居六家供给军需。府兵制既能寓兵于农，又有各级军官督率，自立军籍，不编入民籍，可以随时调发，比完全依靠军饷为生的坊兵制至少有省费的优点。五七三年，周武帝准备灭齐，招募百姓当兵，兔除民籍，《隋书·食货志》说，“是后夏（汉）人半为兵矣”。隋恢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归十二卫大将军统率。周武帝灭齐，坊兵制并无改变。五八九年，隋灭陈。次年，隋文帝下诏说，六坊军人，都由州县官管理，垦种田地与民人同样待遇。原有统领坊兵的军府，照旧不废，仅废山东、河南（与陈接境地）及北方边境的新置军府。隋文帝取消坊兵制，也就是扩大府兵制，统领坊兵的军府改为统领府兵，也是较为顺便的办法。全国通用府兵制，对久苦军费重担的民众有很大的利益。灭陈国后，下诏“戎旅军器，皆宜停罢，……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五九五年，下诏收藏天下兵器，禁止私造。关中和边地不在此例。隋文帝惟恐民间有兵器，自然也不要民众有作战技能，大概府兵的训练，在一般地区不再认真实行了。
科举——隋朝用人主要是北周旧贵族。南朝的江南士族和北齐的山东士族只能保持传统的社会声望，却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殊权利。朝廷采取考试法，这就逐渐形成为科举制度，使士族有入仕的途径。五八七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州县保荐贡士的标准是文章华美。文章尤美的士人，州可保荐应秀才科，受特别考试。山东士族受南朝影响，学华美文章为专业，早成风气，朝廷无法抑止。五九九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取士按德才，是想改变文章取士的惯例，可是事实上还是行不通。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魏晋士人“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可见齐梁以来，南朝士族求官，不仅凭门阀，还要凭文章。南北统一后，南方士人一向有这种惯例，自然要用文章作仕进的工具。六○七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南北士人凭文才来竞争高低，魏、晋以下凭门阀高低作官的制度，从此逐渐为科举制度所代替。进士科的作用，不仅在提倡华美文学，更重要的意义还在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
度量衡——官吏总想多取民财，因之度量衡总是由小变大。东晋至南北朝，增大尤为急剧，但各国情形也并不全同。以古度量衡（指王莽所定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尺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增大到二寸至三寸。南朝，齐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梁、陈两朝恢复古斗秤。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一斤等于古二斤；北周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秤仅多二两。隋文帝制定度量衡，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约合今九市寸），等于南朝尺一尺二寸，一斗等于古斗三斗（约合今六升），一斤等于古秤三斤（约合今一市斤三两）。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这个大变革，当时并没有引起民间显著的反对，因为赋役减轻以及南北统一后的经济繁荣，衡量骤增泡就不甚感到负担的过重。唐以后历朝沿用隋制，变动不大。
上列隋文帝所定制度，显然是总结了秦、汉至南北朝一段的制度，从而提高到新的阶段。唐以后历朝的制度，都溯源于隋制。一般说来，隋中央集权制度比秦、汉又有加强，这对经济上同样繁荣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一个朝廷统治下统一起来，是有重大意义的。
对待敌国方面
隋文帝在行政、定制度方面，都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为目标，而且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如果不善于对待敌国，那就无法取得这些成效。隋文帝对待敌国特别是对待北方边境外的突厥，政治策划多于军事行动，大有助于国内安宁的保持。
废梁国——梁武帝的嫡长孙萧詧投靠北周，在江陵立梁国，自称皇帝，对周称臣。五八七年，隋文帝命柴帝萧琮入朝，萧琮率臣下二百余人来长安。梁国大臣萧岩驱文武官及民众十万人投降陈朝，隋文帝废梁国。这个弱小的梁国，因为国君门第高贵，一向被北朝重视。五八二年，隋文帝纳梁帝萧岿女为杨广妻。隋炀帝时，萧家很多人做朝官。
灭南朝陈国——陈后主（陈叔宝）是极度荒淫昏暴的国君：亲信小人，任用阉宦，赋税繁重，刑罚苛暴。腐朽的陈和新兴的隋南北隔江对立，陈国灭亡是无可避免的定局。
五八一年，隋文帝即位，就有意灭陈，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江苏扬州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安徽合肥市）。贺若弼、韩擒虎是隋名将，镇守两个重镇，作军事准备，陈后主全不在意，淫暴愈甚。
要灭一个国，即使是极其腐朽的国，也不可以轻率从事。隋文帝灭陈，是作了充分准备才行动的，单是散发到江南宣布陈后主罪恶的诏书，就多至三十万纸。五八八年，正式出动大军，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大臣杨素力行军元帅。杨广军从六合（江苏六合县）出发，杨俊军从襄阳出发，杨素军从永安（四川奉节县）出发，刘仁恩军从江陵出发，王世积军从靳春（湖北靳春县）出发，韩擒虎军从庐江出发，贺若弼军从广陵出发，燕荣军从海上进攻南沙（江苏常熟县西北），各路军共有总管九十员，兵五十一万八千人，统受杨广节度。五八九年，贺若弼、韩擒虎率兵渡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陈都城建康，陈兵溃败，陈后主投降，将近三百年的南方政权，到这时候一战便归消灭。隋文帝用兵着重在准备，时机到来，大举出击，是取全胜的一个原因。
东晋朝至陈朝，一向刑法废弛，高门压抑寒门，士族侵陵民众，是典型的士族政权。隋灭陈后，隋地方官按照隋制度大加变革。五九○年，陈旧境自长江南岸到泉州（治福建晋江县）再南到岭南，士族和土豪到处起兵叛变。首领有的自称皇帝，有的自称大都督，聚众多至数万，少也有几千，攻陷州县，杀害地方官，甚至抽肠割肉，发泄破落地主的野蛮性。隋文帝遣大将杨素率兵讨伐，先攻下京口，继续进兵扫荡，一路入山区，一路沿海岸，击破各地叛军，最后克复泉州，江南兵乱迅速消灭。岭南少数族豪酋纷纷起事，围攻广州，裴矩率兵三千，会同高凉郡（治安宁，广东阳江县西）洗夫人，安抚岭南诸豪酋。隋用兵不过数月，陈旧境全部平定，显然由于隋制度得到多数民众的同情。这次用兵，打击了南方士族豪强积累已久的恶势力，使南北统一进一步趋于稳定。
削弱突厥——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后，成为北方唯一的强大国家。北齐、北周对立，各送重赂求突厥援助，突厥愈益骄横。佗钵可汗死，沙钵略可汗立。贵族争继承权发生纠纷，沙钵略只好使庵逻为第二可汗，大逻便为阿波可汗，玷厥（玷音店diàn）为达头可汗，与贪汗可汗并称四可汗。沙钵略弟处罗侯，与沙钵略不睦，因势力较弱，不得可汗名号。这些人各有部众和居地，听沙钵略的号令。沙钵略兵力最强，是突厥大可汗。
隋文帝即位，不再给突厥礼物，突厥怨恨，起兵入寇。长孙晟在突厥时，曾与处罗侯秘密结盟，熟悉突厥情形，上书献谋略，说：现在对突厥用兵，还不是时候，可是不用兵，突厥将大肆侵扰，应该用远交近攻、离间强部、扶助弱部的方法，派遣使人到西面联络达头和阿波，使沙钵略分兵防西，又到东面联络处罗侯和奚、契丹等部，使沙钵略分兵防东，突厥各可汗间互相疑忌，十数年后，乘机出击，可以成大功。隋文帝完全采纳长孙晟的献策，遣元晖出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道，去见达头。达头派使官来朝，班位比沙钵略使官高。达头是强部，这样，更增加了反对沙钵略的意图。长孙晟走黄龙（即柳城，辽宁朝阳县）道，赏赐奚、契丹等部，使作向导，去见处罗侯。他们本有旧盟，这样，处罗侯更增加了内附的意图。五八二年，沙钵略尽起本部兵十余万及所属四可汗兵共四十万人大举侵入长城。五八三年，突厥兵深入武威、天水、延安等地，掳掠人畜，百无一留。沙钵略还想南侵，达头不从，引兵自去。沙钵略也只好退兵。隋文帝命杨爽为行军元帅，率兵分八路出击突厥。杨爽出朔州（山西朔县）道，大破沙钵略军，沙钵略逃走。窦荣定出凉州（治姑臧，甘肃武威县），击败阿波军。长孙展说阿波归附，阿波遣使来朝。沙钵略袭破阿波居地，阿波逃归达头，得达头援助，回击沙钵略。贪汗与阿波友善，被沙钵略废黜，也逃归达头。突厥内乱，攻战不息，各可汗都遣使入朝，请和求援，隋文帝一概不许，让他们继续互斗。
隋兵专击沙钵略，沙钵略屡败，五八四年，遣使来求和。阿波与沙钵略战，势力渐强大，东与沙钵略居地接境，西有龟兹、铁勒、伊吾等西域地，号称西突厥。自此突厥分为东、西两部。五八五年，隋文帝遣使联络阿波，表示对阿波的支持。沙钵略西面为达头、阿波所困，东面又怕契丹的攻击，遣使来求救，请率部落到漠南，寄居白道川（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北）。隋文帝允许他的请求，命杨广出兵援助。沙钵略得隋兵声援，击败阿波军。沙钵略与隋定约，承认隋皇帝为真皇帝，自己是藩属国，受隋保护。
五八七年，沙钵略死。沙钵略嫌儿子雍虞闾懦弱，不能对抗西突厥，遗令立弟处罗侯为可汗。处罗侯立，号莫何可汗。隋文帝使长孙晟赐莫何旗鼓。莫何得隋旗鼓，西击阿波。阿波部众以为隋出兵助莫何，多不战求降，莫何因此生擒阿波。五八八年，莫何死，雍虞闾立，号都蓝可汗。
沙钵略的儿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五九七年，隋文帝允许突利娶隋安义公主力妻，故意给他优厚的礼遇，借以离间都蓝。都蓝果然发怒，说，我是大可汗，反不如染干体面。从此断绝朝贡，侵扰边境。突利侦察动静，有事先来告知，隋边境先作准备，都蓝不得逞。
都蓝与达头结盟，五九九年，合兵袭击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突利只剩下部众数百人，觉得降隋不会被重视，想投奔到达头那里去。实际上隋要利用的是他的名号，部众散亡，势力微弱，利用起来更为方便些，因此，长孙晟设计挟突利到长安归降。隋文帝大喜，厚待突利。隋大将高顾、杨素率兵出塞，大破达头、都蓝军。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使居五原，招收旧部落。都蓝败后，被部下杀死，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隋兵屡次击败步迦，六○三年，步迦所部大乱，铁勒、仆骨等十余部叛步迦，归附启民。步迦丧失部众，逃奔吐谷浑。启民在隋保护下成为东突厥可汗。他是完全依附隋朝得国的，不得不对隋表示忠诚，隋也利用他的衰弱，取得边境的安宁。六○九年，启民死，子始毕可汗立。六一五年，始毕叛隋，举兵入寇。隋末大乱，内地人避乱入突厥，始毕强盛，突厥又成为北方大国。
阿波可汗建立西突厥。阿波被莫何生擒，西突厥立泥利可汗为主。泥利死，子处罗可汗立。处罗部众多在乌孙故地游牧。隋炀帝时，裴矩经营西域，设计分裂西突厥。达头的孙子射匮可汗，居地在处罗居地的西面，遣使来隋求婚，隋炀帝要射匮攻杀处罗，才允许通婚。六一一年，射匮起兵攻处罗，处罗大败，向东逃走，被迫归降隋朝。处罗部众分为三部，居住中国，不得归西突厥故地。
隋文帝用长孙晟的谋略，中国边境安宁，突厥分裂破败。从隋朝方面说，是用力少而收效多；从突厥方面说，由于贵族争夺权位，给隋以可乘之机，部落离散，几至灭亡。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国与国的关系，总是处于角力状态中，按照力量的强弱与暂时的平衡，呈现出胜败存亡荣辱与暂时的和平等复杂现象。产生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统一，丧失力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内分裂。北朝，齐、周分裂，争向统一的突厥忍辱献厚礼，隋文帝统一，击破分裂的突厥。隋末大乱，当时割据者如薛举、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流，都向统一的突厥可耻地称臣求援。突厥给他们称号，助长他们的分裂势力，借以坐收大利。统一是立国的生命，分裂是衰亡的根源，历史上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个规律，隋与突厥胜败的变化也是许多证明中的一个。
攻高丽——高丽国建都平壤，国王姓高氏。隋灭陈，高丽王高汤怕隋兵来攻，作战守准备。这本是立国应有的要务，隋文帝却认为高汤有罪。五九七年，高汤死，子高元立。五九八年，高元率众万余人攻辽西，被隋兵击走。隋文帝得到这个借口，发兵三十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丽。陆路出临榆关（山海关），军中发生疫病，海路向平壤，遭遇大风，船多覆没。隋文帝只好退兵。史书说，兵士死去十之八九。他无故兴兵，表现了大国的骄横态度，出兵受挫，他当然不会甘心。可是，他终究是个有经验的皇帝。当时正是与突厥达头、都蓝两可汗决胜败的紧要关头，他利用高元遣使来请和的机会，宣告罢兵，恢复两国原来的关系。后来隋炀帝骄横无比，继续走隋文帝受挫的旧路，对高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终于引起国内的大乱，隋朝也就崩溃了。
隋文帝为巩固国家统一作出了贡献。首先是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其次是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刑律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刑，更是一个重大的改进。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这对国家的安定是很有利的。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隋文帝积极经营，造成了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朝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第二节 南北统一后的经济状况
民众需要和平与统一，隋文帝政治上的措施，一般符合民众的愿望。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在隋文帝节俭政治的统治之下，民众负担比南北朝时有显著的减轻。封建社会里，民众得到这些必要的条件，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就会自发地呈现出繁荣景象。过了一个时期，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生活愈益趋于骄奢淫逸，剥削随而愈益无所限制，到后来，生产萎缩，民力耗尽，民欢不得不发动起义来推翻统治者。这种一般的情况，即所谓一治一乱，组成中国长期封建社会螺旋形发展过程中的各个螺旋形。每个螺旋形，大都是一个朝代。朝代有的长，有的短或者很短，这决定于统治阶级制造祸乱的程度。隋是一个很短的朝代，因为隋文帝虽然求治有效，可是隋炀帝的造乱非常剧烈，使得一时稳定下来的隋朝很快就崩溃。
下面主要是叙述隋文帝时候的经济状况。
均田——北齐均田法，普通民众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丁牛（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种麻。齐制与魏制不同处，在于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齐文宣帝时，宋世良请分牛地（一牛受田六十亩）给贫人，又说，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贫人无立锥的土地。五五七年，齐文宣帝议迁徙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安喜，河北定县）、瀛（治河间，河北河间县）三州无田的人到幽州范阳郡（治涿，河北涿县）就宽乡谋生，百姓惊扰，议不能行。足见富贵人聚居及人口众多的州郡，即所谓狭乡，均田法已成空文。周武帝遵行齐制，隋文帝也遵齐制，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富贵人已占的田地，不加变动。五九二年，隋文帝派遣使官，到全国各地推行均田法，狭乡每丁才得二十亩，老幼所得更少，宽乡可以得到足数的田地。江南地区，士族和土豪于五九○年发动叛变，经杨素武力镇压后，狭乡民众可能从均田法取得较多的田地。民众按人口受田，即使狭乡分田少，比无田终究是好一些。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六○九年，隋场帝诏天下均田，史籍不载均田情形，大概诏书只是一纸空文。
租调徭役——南北朝课役法，大体如下述：南朝以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户主男丁课租米五石，禄米二石，所种田每亩税米二斗；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男丁年十六半课，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女出嫁为丁，未嫁，二十岁为丁。女丁租、调都半课。男丁每岁服摇役不超过二十日。北朝：齐，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为中男，六十六以上为老，十五以下为小。丁男十八岁受田课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夫妇二人合称一床，每岁课垦租（给朝廷）二石，义租（给郡）五斗；调绢一匹，绵八两。西魏宇文泰使苏绰定课役法，民年十八至六十四以及轻残废人都得纳课，己娶的人，每岁课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石）。单丁（未娶）半课。产麻的地方，课布一匹，麻十斤。单丁课四分之一。民年十八岁至五十九岁服徭役，丰年不超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每家服役不超过一人。五六一年，周武帝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八丁兵即分服役人为八番，每人八个月内服役一次，十二丁兵是分十二番，十二个月内服役一次。上列南北朝课役法，轻重不一，大抵北齐法较轻，为隋所沿用。
五八一年，苏绰子苏威任度支尚书。苏威听苏绰这样说过，我定的课役法，不免过重，希望将来有人来减轻。苏威听了作为自己的责任，任度支尚书后，奏请减课役，务请轻简，得到隋文帝的允许。当时规定的课役法，以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岁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受田（遵北齐制），纳课服役。六十为老，免课役。丁男夫妇为一床，课租粟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及仆（部曲）隶（奴婢）半课。没有受田的人都免课。五八三年，隋文帝改成丁年龄为二十一岁，受田仍是十八岁，负担兵役却减少三年。又改每岁三十日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四丈）为二丈。五九○年，令百姓年至五十，可纳庸免兵役。庸就是免役人每日纳绢数尺（唐制每日三尺，当是沿隋制），二十日不过数丈，对衰年人也是一种宽政。课役的减轻，有助于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因之取租粟比周、齐多，还不算过重。六○四年，隋炀帝即位，废除妇人及奴婢、部曲的课役，又改男子成丁年二十一为二十23二，比隋文帝时又宽了些，不过，隋炀帝横征暴敛，大兴兵役，课役法全被破坏，所谓宽政，无非是些具文而已。
户口——史籍所记户口数，一般是比实际户口要少些。自东汉末年起，由于战乱相继，实际户口耗损极巨。又由于士族强盛，各依势力大小，荫庇民户作私属，民户为逃避朝廷的课役，也只好忍受士族的荫庇。所谓“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就是士族夺取朝廷大量户口的一种形式。因之，魏、晋迄南北朝，朝廷所有户口数，比实际户口数又少得多。东汉时期，大抵户数在一千万上下，口数在五千万上下。三国以来，户口骤减，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一千六百万余，号称极盛，但远不能比东汉。四六四年，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有户九十万余，口四百六十八万余。五二○年前后，北朝魏孝明帝正光年间，魏户口比西晋太康时增加一倍有余。如以户五百万，口三千二百万计算，加上南朝宋户口（假设南朝约经六十年，户口数不变），全国有户约六百万，口约三千七百万，也还比不上东汉。隋文帝开皇初年，有户三百六十余万，灭陈得户五十万。后来逐渐增加到八百七十万。六○六年，即隋炀帝大业二年，全国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大体上恢复了四个世纪以前东汉时期的户口数。与户口数相配合的垦田数，五八九年，有可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余顷。《隋书·地理志》载隋炀帝大业年间，有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余顷，垦田数显然远非事实。两汉按民户所种田亩收租（三十税一），按丁口收赋，因之户口和亩数比较近真。隋按丁口授田收租，授田宽乡狭乡不同，朝廷并不按法令如数给田，收租却不许短缺，因之户口数比较近真，垦田数则是任意夸张，全不可信。
户口在短期间激增的原因，主要是课税轻，摇役少，民众愿意脱离士族的荫庇自立门户。同时，士族制变已经衰微，士族不再有足够的势力和朝廷争夺民户。南方士族政权消灭后，脱离荫庇的民户数量可能比北方更大。五八五年，隋文帝令州县官检查户口，自堂兄弟以下亲属必须分立户籍，检查后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高颎奏行输籍法，令州县官每年依朝廷所定式样检查户口一次，《隋书·食货志》说，从此地方官无法作弊。北方第一次检查，得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余口，此后历年检查，每年所得新附，人数不多。至六○九年，隋炀帝又一次大检查，得了二十四万余，新附口六十四万余。这次所得，约合五八五年所得的半数，其中还有得自江南的新附，足见隐漏的户口不是很多。假设北方历年所得新附口数，为一千万左右（约二百万户），也还远不合六○六年的户口数，除非六○六年户口数出于虚构，否则激增一倍以上的户口，其中很大一部分应在南朝士族势力最大的江南地区。如果这个推测还不算远离事实的话，那末，南朝陈旧境户数当在三百万以上，口数当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这是从未有过的户口数，说明长江流域经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开发，已经拥有约等于黄河流域三分之一的人力，经济上升，成为中国封建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
凡属于朝廷所有的户口，都得负担朝廷规定的课役。户口增多，朝廷正常的收入也增多。五九二年，史籍叙述隋朝廷的富饶，说，度支官奏称，府库都藏满，不能再藏，只好堆积在廊庑下。隋文帝别立左藏院来容纳绢匹，并令人口稠密的河北、河东地区，今年田租减三分之一，调全免。这种富饶景象，据史书所记，曾一见于西汉文、景时期，经七百数十年，再见于隋文帝时，实行节俭政治的皇帝，历史上确是极稀有的。
下列一些措施，也和经济的发展有关系。
积谷——水旱灾害，历年常有，贫民死亡流散，常是社会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隋文帝置仓积谷，预防荒年，收效甚大。仓有两类，一类是官仓，一类是义仓。官仓积储租米，供朝廷使用。隋文帝都长安，关中产粮不能供给京城的消费，漕运又有砥柱（河南三门峡）的险阻，一遇荒年，关中军民便无法得食。五八三年，在卫州（治汲，河南汲县）置黎阳仓（在河南浚县大伾山北麓），在陕州（河南陕县）置常平仓，在华州（治郑，陕西华县）置广通仓，三仓逐次转运，供京城食粮。募人自洛阳运米四十石经砥柱送到常乎仓，给予免本人兵役的报酬，足见漕运很困难。隋文帝曾在一个荒年里，发广通仓粟三百万石赈济关中饥民。此后，连年有灾，仓谷也无法应急。五九四年，他只好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因为洛阳有充足的积谷。隋炀帝迁都洛阳，六○六年，在洛口置兴洛仓（又名洛口仓，在河南巩县东南高原上），筑仓城周围二十余里，有三千个大窖，每窖储谷八千石。又在洛阳北七里处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有三百个大窖。两个仓共储谷二千六百万石。短期内能集合如此数量的食粮，固然由于残酷的搜括，但也显示当时农业生产是繁荣的。全国各州也置仓积谷，遇水旱荒年，便开仓赈给。义仓也称社仓，是民间自置的公共粮仓。五八五年，隋文帝采纳度支尚书长孙平的建议，初置义仓。五九六年，又令诸州百姓及军人收获时，按贫富分三等出粮若干，最多不过一石，在当地造仓储蓄，委乡官管理，遇有灾害，就在当地赈给。义仓设在乡间，西北地方设在县城，不让州官掌管，有灾开仓较为方便。义仓可防小灾，官仓可防大灾，这种积谷防灾法，用意是可取的。
漕运——五八四年，隋文帝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隋文帝所建新都，在长安旧城东南十三里，今西安市），东至潼关，长三百余里，漕运通利，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五九五年，下诏凿砥柱。大概凿工延续不停，到六一一年（隋炀帝大业七年），砥柱崩，压河水倒流数十里，工程完全失败。
隋炀帝大规模发展漕运。六○五年，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人，开掘名为通济渠的大运河。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入汴水，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又发淮南民十余万人循夫差故道开邗沟，自山阳（江苏淮安县）至扬子（江苏仪征县）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两岸都筑御道，种柳树护岸。六一○年，开江南河，自京口（江苏镇江市）至余杭（浙江杭州市）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准备渡浙江游会稽山。
六○八年，隋汤帝发河北诸郡民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又称御河），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卫河北至涿郡（治蓟，北京市）。六一一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两渠共长三千余里，隋炀帝带着百官和两岸步行的候选士人数千人，走了五十多天才到涿郡，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里。普通民船如果一昼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郡不过一个多月，南北水路交通比陆路确是便利得多。
隋炀帝开通济渠、江南河，是要尽量消耗江南的财富，满足自己的淫侈生活，开永济渠，是要进行对高丽的侵略战争。他伤害大量民命，罪恶极大，但运河修成后，南北交通有显著的改进，对经济联系、政治统一都起着广泛的作用。河北、河南、淮北、淮南、江南人民通过隋炀帝的发动，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当时人民所受伤害是取得了补偿的。
钱币——南、北两朝，钱币轻重极为紊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鹅眼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交易，都不用钱。北朝，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甚精，但市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官不禁止。大抵各地方都有私铸钱，朝廷法定的钱币只算是各种钱币中的一种。隋文帝即位，力求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各市都置样钱，不合样的钱不许入市。前朝旧钱一律废除。五八五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百姓称便。灭陈以后，陆续在扬州（治江都，江苏扬州）立五炉，在鄂州（治江夏，湖北武汉市）立十炉，在益州（治成都，四川成都市）立五炉，依定样铸钱。隋文帝刑法严厉，不许私铸钱流行，基本上保持钱币的统一。隋炀帝时，私铸钱又盛行，一千钱只重二斤，后来只重一斤，甚至翦铁片、裁皮革、糊纸钱混入铜钱中使用。钱贱物贵，币制大乱，一直乱到亡国。
商业——南朝商业比北朝发达。朝廷有军国大事，临时需要物品，令民众折价缴纳官府，官就在市上购买。官不是直接向民众取得某些物品，而是向商人收购，想见商人平时囤积货物，足以供应官府临时的需要。北方商业落后，朝廷有所需求，直接向民众索取实物。京官及州官有公廨钱，经营商业，放高利贷（隋文帝禁高利贷）。隋炀帝攻高丽，不时下令索取物品，官吏得令，先向民众贱价买进，随后宣布命令，贵价卖给民众，一转手间，官吏获利数倍，民众无端破产。官吏兼做商人，凭官势求利，民间商业自然受抑制。隋炀帝建东都（洛阳），迁徒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到洛阳，洛阳商业曾盛极一时，可是隋末大乱，商业又归于衰落。
隋朝农业发展，从积谷数量的巨大可以证明。手工业技术方面也有一些特出的事例，表现当时的技术水平。
造桥术——赵州（河北赵县）洨河上有安济桥，是隋时匠人李春所造。安济桥是用石材建造的一座单孔大弧券桥。弧券此端到彼端的跨度长三七·四七公尺。大券背上两端有小石券各二。这座大石桥在建筑技术上有不少卓越的特创，就是现代建筑工程师看来也要为它赞叹称奇。七二○年，唐中书令张嘉贞为安济桥作铭文，说隋匠李春造桥，“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两涯（端）嵌四穴，益以杀（减轻）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洪水）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李春的成就，铭文说得很清楚。他是深智远虑的工程师，他的特创，人不知其所以为，表示在隋朝建筑技术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又有所提高。
造船术——杨素准备攻陈，在永安造大战舰。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拍竿六枝，都高五十尺，用以拍击敌船，舰上容战士八百人。隋炀帝造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起楼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两层有一百二十个房，下层住阉宦。大船行动迟钝，战舰只能顺江流而下，龙舟要几百人挽着走，挽船人被称为殿脚，足见船本身是不能动的。这种船的特点是坚固能载重，要造成这样的船，也是一种特殊的技术。
隋朝廷上有两个著名的巧匠。一个是宇文恺。他为隋炀帝造观风行殿。殿下设轮轴，离合便利，可以分开行动，也可以合并成一大殿，容纳数百人。又一个是何稠。他为隋炀帝造六合城。攻高丽时，带六合城到辽东，曾在一个夜里合成一座周围八里、高十仞的大城。城上布列甲士，立仗建旗。第二天早晨，高丽人望见，惊奇以为是神功。隋时，造琉璃法失传，何稠用绿瓷制造，与真琉璃无异。《隋书》说字文恺、何稠“巧思过人”，他们确有巧妙的技术，不过，他们为奉迎淫侈荒唐的隋炀帝而运用巧思，那就只能造出浪费资财不切实用的所谓行殿、六合城之类的奢侈物。他们和民众的巧匠李春相比，显得李春是多么可崇敬的巧匠！
隋朝曾是一个富饶的朝代。这种富饶的根源，就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统一。例如大运河是南北民众合力开咸的，造船是南方匠人的长技，朝廷巧匠之一的何稠，原来是南朝梁人。仅仅这些例也足以说明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结合以后，经济和文化比起秦汉至南北朝一段来有很大的进展。隋开始完成这样的南北统一，因之它虽是短促的朝代，但对历史是一个有贡献的朝代。
第三节 隋炀帝
隋炀帝凭借隋文帝积累着的巨量民力和财富，得以无限止地行施暴政。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标准的暴君。他的奢侈生活和残虐政治愈来愈凶恶地驱迫民众陷入死地，到后来，农民发动大起义，消灭这个可耻可憎的浪子和暴君。
六○四年，隋文帝死，隋炀帝刚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征发丁男数十万人掘长堑，自龙门（山西河津县）起，东接长平（山西高平县）汲郡（河南汲县），抵临清关（河南新乡县东北），渡河至浚仪（河南开封市西北）襄城（河南襄城县），达到上洛（陕西商县），作为保护洛阳的关防。他以为关中是可靠的，洛阳外围划一条长堑，堑内土地与关中相联结，就可以有恃无恐，放胆作恶，不怕堑外民众的反抗了。这种自造分裂、与民为敌的愚顽想法，此后一直支配着他的政治行动。六○五年，隋炀帝令字文恺营建东京（洛阳），每月服役的丁男多至二百万人。字文恺迎合他的侈心，规模力求宏大。全国富商大贾数万家被迁徙到东京居住。又令宇文恺别造显仁宫（在河南宜阳县）。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嘉木异草，珍禽奇兽，都输送洛阳充实各园苑。开通济渠，自长安至江都，沿渠造离宫四十余所，江都宫尤为壮丽。又在洛阳西面筑西苑，周二百里。苑内有海，周十余里。海中造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形势非常相宜。海北有龙鳞渠，曲折流来注入海内。沿渠立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住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翦彩绫为花叶，满缀树上，色坏更换新制，使常象春天。隋炀帝所到的地方，池沼里的冰赶快去掉，布上彩绫翦成的荷、芰、菱、芡。十六院想尽各种享乐的方法，招引隋炀帝的到来。他喜欢在月夜里带着骑马的宫女数千人，马上演奏着《清夜游曲》，去西苑游玩。
六○六年，隋炀帝招集周、齐、梁、陈乐家子弟，都编为乐户，又六品官以下至于民庶，有擅长音乐倡优百戏的人都到太常寺当差。全国乐人和散乐（又称百戏，即杂技）大集东京。隋炀帝在芳华苑积翠池旁检阅散乐，有舍利兽先来跳跃。忽然水满街道，到处都是鼋鼍龟鳖。又有鲸鱼喷雾掩蔽日光，转眼间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分左右行走，头上各顶一条长竿，竿上有人舞动，两竿上人同时跳到对方的竿上。又有神鳌负山，幻人吐火等技艺。隋炀帝自制艳诗多篇，令乐官造成新声，教乐人演奏。乐人、舞人逐年增加到三万余人，都穿锦绣彩色的衣服，西京、东京所有锦彩几乎全部给他们做衣服。同年，造兴洛、回洛两仓，积储食粮，派兵一千人镇守。
宫室苑囿，声色服玩以至食粮，大量集中在长堑里面的洛阳，的确，隋炀帝满以为可以长乐无忧了。他还有一条坚持的戒律，那就是拒谏。他曾对名士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谏。如果已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名，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些，但决不让他有出头的日子。你记住吧！”隋炀帝自负才学比什么人都高，对待臣们说，“人家说我继承先帝遗业，其实我和士大夫比才学，我也该做皇帝。”他是一个极骄极贪的人，以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对的，自己所得的物都是不够的，因之，予智予雄，任性妄为，剥削不顾民众的死活，浪费只求本人的快意；对内杀人惟恐太少，对外用兵惟恐不多，自六○四年即位到六一八年被杀死，所有残暴丑恶的事他都做了。《隋书》描写这个民贼独夫的情况说，“普天之下，莫非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这种情况，就是他那种掘长堑的愚顽思想支配着政治行动的结果。
隋炀帝的行动，总是想到就做，不让民众有暂时喘息的机会。下文为便利计，分游玩、耀威、开边、侵略四个主要方面来叙述。这些方面的事情，或发生在同年或前后年相衔接，每一事情的进行，当然都伴随着极端残酷的剥削。
一 游玩
六○四年，发丁数十万人掘长堑。六○五年，发丁二百万人营建东京。又发丁前后百余万人开通济渠。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有很大的死亡。又在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到了仲秋，一切准备都告成功，隋炀帝率领一二十万人的大群出游江都。他自己乘坐高四层的龙舟，萧皇后乘坐制度较小的翔螭舟，还有高三层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此外，有称为漾彩、朱鸟等名号的大船数千艘，妃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按品位分别乘坐，另一部分船载帝后以下所有乘船人使用的物品。挽船的壮丁多至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级以上船的有九千余人，都着锦彩袍，号称殿脚。又有平乘、青龙等名号的船数千艘，乘坐十二卫兵士并载兵器帐幕。这种船由兵士自挽，不给夫役。船只相衔前后长二百余里，骑兵夹岸护送。水面上是走不完的美丽船只，两岸上是森林般的彩色旌旗，水陆照耀，繁华非常，真是够这个民贼得意的了。可是，仅仅献食这一件事，多少民众就为此破产。他下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居民都得来给贵人献食。食品当然都是珍味，有些州献食多到一百台，妃侍们吃不完，出发的时候，掘地坑一埋，就算是百姓献了食。
隋炀帝在江都，令何稠等人大造车舆仪仗，课州县送羽毛，作仪仗上的装饰。捕鸟的人不算，单是造仪仗的人工多至十余万，用金银钱帛不计其数。他每次出游，满街都是仪仗队，长二十余里。他游玩一番以后，六○六年，回到洛阳，摆一个千乘万骑的大仪仗队护送他入京城。
六○七年，隋炀帝到北境去游玩。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前往并州的大路。他经过雁门（山西代县），太守丘和献食精美；到马邑（山西朔县），太守杨廓没有献美食，他很不满意，调丘和为博陵（河北定县）太守，令杨廓到博陵向丘和学习。边境太守调作内地太守，是一种受赏的表示。丘和受赏，杨廓受辱，从此他所到的地方，郡县官争着献食，又多又精。边境郡县比内地贫苦，一次献食，不知有多少人丧失维持生命的口粮。他要出边塞宣扬武威，暂停在榆林郡（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发丁男百余万人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河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限令二十天筑成，丁役死去十之五六。他筑长城同洛阳外围掘长堑是一样的想法，以为有了长城，可以保证行军的安全。他率大军五十余万人，马十万匹，结成方阵，四面准备应敌。他和后妃官眷及百官家属都在方阵中间。大军出榆林塞，游行突厥牧地，受启民可汗朝见，大军转入楼烦关（山西原平县啤阳镇东北），回到太原。又上太行山，开直路九十里，游济源（河南济源县），自济源回洛阳。这次游玩，首尾不过四五个月，消耗资财不可计数，大臣高颎、贺若弼等人私议朝廷太奢侈，被人告发，隋炀帝给加上诽谤朝政的罪名，杀死他们。高颎是隋开国元勋，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有很高的声望，无罪被杀，朝臣更不敢议事了。
六○八年，隋炀帝出塞巡视去年所筑长城，又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六○九年，隋炀帝到西境去游玩。他率大军准备击吐谷浑，到浩亹川（浩亹音阁门gémén今大通河，在青海乐都县东），出兵击败吐谷浑。到张掖（甘肃张掖县），重利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突厥守伊吾官）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伏路旁谒见。自张掖东还，路经大斗拔谷山（甘肃武威县西二百里），遇大风雪，士卒冻死过半，马驴冻死十之八九。六一○年，隋炀帝到江都，开江南河，准备去会稽（浙江绍兴）游玩。
六一一年，隋炀帝乘龙舟自江都到涿郡，发大军侵高丽。六一三年、六一四年，又两次大举侵高丽。与三次用兵同时，农民起义军到处发动，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与贵族李密也起兵攻洛阳，隋朝崩溃已经迫近。六一五年，他又到北境去游玩。突厥始毕可汗率骑兵数十万谋袭击隋军，他得报急忙逃回雁门。次子齐王杨暕（音简jiǎn）率后军守崞县（崞音郭guō山西原平县）。突厥围雁门城，城中兵民十五万人尽力死守。雁门郡所属四十一城，被突厥攻破三十九城，仅存雁门、崞两城。他抱着幼子杨杲（音搞gǎo），昼夜啼哭，不知所为。大臣苏威等劝他下诏书，声明不再出兵侵略高丽，并悬赏格，重赏战守及来援的将士。他是从来不听谏的，这时候只好听谏了。果然，募兵诏书一下，立即生效，郡守县令纷纷率兵来援，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年十六，也应募从军。援军已到忻口（山西忻县北），始毕看形势不好，解围出塞。他回到洛阳，赏格不算数，有人劝他不可失信。他说，你想收买人心么？吓得没有人敢再说话。他又准备发兵侵高丽，将士无不愤怨。六一三年击败杨玄感军，六一五年募兵诏书，都证明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有很多人拥护他，经这次失信，他才确实成了独夫。
龙舟和水殿等大船都被杨玄感烧毁。隋炀帝回到洛阳，六一六年，令江都造新船数千艘，要新船比旧船更大更美观。又令毗陵郡（治晋陵，江苏常州市）集十郡兵数万人，在郡城东南造宫苑，周围十二里内建离宫十六所，制度仿照洛阳西苑，华丽更超过西苑。自从农民起义军发动后，他心里害怕，过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日子，四五年来一直睡眠不安，梦中常惊呼有“贼”，要几个妇人象摇抚小儿那样摇抚他才能入睡。有一次，大业殿西院起火，他以为“盗”来了，大惊逃入西苑，藏匿在丛草间，火止才敢出来。在六○四年，他觉得一条长堑可以保护洛阳，现在连官内也觉得不可靠了。恰好江都送来新龙舟等大船，他决心离开洛阳去江都，因为江淮地区农民起义军比较少一些。出发时，一个小官崔民象上表谏阻，他大怒，杀崔民象。走到汜水（汜音已sì，河南荥阳县），又一个小官王爱仁上表请还西京，他杀了王爱仁再走。到梁郡（河南开封市），有人拦路上书说，你如果真去江都，天下就不是你的天下了，他又杀死这个人。大官们怕死不敢谏，让小官谏，小官被杀，让无官位的人谏。他呢，不论是谁谏，来一个，杀一个，表示去江都的决心。
隋炀帝到了江都，接见江淮地方官，专问献礼多少。礼多的升官，礼少的黜免。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即升江都通守（副太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即升江都郡丞。因此地方官尽量搜括，制备礼物。江淮民众赋税奇重，生计断绝，开始采取树皮草叶充饥，后来什么都吃完，逼得人相食。官府积储食粮还很 多，谁也不肯发仓赈济。这个民贼不敢再游玩了，坐在江都宫里，无恶不作，等到六一八年被杀死时才停止作恶。
隋炀帝率领着庞大的游玩队，象暴发的山洪一般，凡是游过的地方，一路上民众的生计几乎部被冲刷得荡然无遗，民众所遭受的游玩灾，比起大水灾、大旱灾来并不轻些。他没有到过的某些地方，也不免遭受较轻的游玩灾，那就是建筑宫苑。西京、东京、江都三处，苑囿亭殿虽然很多，他觉得没有什么可意的，亲自看天下山川图，求胜地造宫苑。例如：六○八年，在岢岚（山西岢岚县）燕京山上，环天池造汾阳官；六一六年，在毗陵造十六离宫。《隋书·百官志》说，行宫（离宫）都设总监官，分上宫、中宫、下宫三等。可见长安至江都沿通济渠四十余所离宫以外，还有不少行宫，其中一部分是准备去游玩的行宫。
游玩是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耀威
国力强盛的封建朝廷，一定要向外宣扬声威，何况侈心无限的隋炀帝，自然更要竭尽国力来满足侈心。
所谓耀威，就是对外国夸耀隋朝的富强文明，使他们畏服。六○六年，突厥启民可汗将入朝，隋炀帝在洛阳招集全国乐人和散乐。六○七年，启民入朝，看到隋朝盛大精美的各种文物，非常羡慕，请求改变服装，完全华化。同年，隋炀帝到榆林，令字文悄作大帐，帐下能坐数千人。启民率所属奚、霫（音习xí）、契丹等部落酋长数十人及突厥酋长到帐下朝见。赐启民等人大宴并看散乐。这些游牧人看了又惊又喜，争着献出牲畜表示敬意。隋炀帝送给启民二十万段丝织品，其他酋长也按等级受重礼。隋炀帝率大军出榆林塞，令宇文恺作观风行殿，又作行城。可以在乎地上临时造出大城和大殿。游牧人骇怪，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西域诸国商人向来在张掖交易，隋炀帝令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裴矩就商人访问西域诸国山川风俗，国王及庶人状貌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又别制西域地图，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分三路向西，从伊吾起为北路，从高昌起为中路，从鄯善起为南路，自东至西将近二万里。隋炀帝要夸耀隋朝声威，使裴矩利诱西域诸国入朝。西域人有利可图，纷纷来洛阳，沿路郡县招待迎送，耗费极大，为害一直到隋亡。六一○年，西域诸国使者和商人齐集洛阳。隋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夏历）夜间，在皇城端门外大街上置设盛大的百戏场，为西域人演奏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奏乐人多至一万八千，声闻数十里，灯火光照耀同白昼，直到正月底才停演。西域人入丰都市（洛阳东市）交易，隋炀帝先令本市商人盛饰市容，广积珍货，商人服装华美，连卖菜人也用龙须席铺地，陈列蔬菜。西域人经过酒食店门前，店主邀请入座，醉饱出门，不取酬偿，告诉客人们说，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要钱。客人们不是痴人，口头上不免赞叹一番。市上树木都用帛缠饰，有人指帛问道，隋朝也有赤身露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市上人无话可对。隋朝和西域通商当然要双方有利，现在变成隋朝民众的大害。隋炀帝本人想求得声威，象丰都市缠树的帛那样，求得的只是西域人的讥笑。他给突厥厚礼，或者还可以说用过重的代价防止北边可能有的战事，对西域人夸富，那就纯然是愚蠢的行为。
隋炀帝招募能出使绝远地方的人，常骏、王君政等应募愿出使赤土国（马来半岛南部）。六○八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了赤土国，送给国王厚礼，受到国王的欢迎。国王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隋炀帝赐那邪迦及随从人官位和物品。
倭国自东汉光武帝时，已正式和中国朝廷通使，历魏、晋至于齐、梁，往来不绝。六○○年，倭国使者来朝，当时正是隋文帝在位，国家繁昌，佛教兴盛的时候。倭国使者回去不久，于六○七年又来朝见，并有沙门数十人随使者来中国学佛法。倭国王自称日出处天子，称隋帝为日没处天子，隋炀帝很不满意。六○八年，隋炀帝使裴清到倭国报聘。倭国也遣使者随裴清来赠送礼物。
与四邻往来，交换有无，本是中国朝廷应做的好事情，但隋炀帝做来却成为害多利少的坏事情。他为满足声威扩张的侈心，对突厥、西域诸国，行为极其愚蠢，对南方赤土，东方倭国，因有海洋的限制，侈心受阻，使得往来的情况较为正常，从而有利于文化上的交流。
三 开边
隋文帝末年已经表现了开拓疆域的倾向，隋炀帝加强这种开拓，短时期内造成领土广大的帝国。
吐谷浑——吐谷浑国王的始祖是西晋时辽西鲜卑酋长慕容涉归的庶长子吐谷浑。慕容涉归立慕容瘣为嗣，吐谷浑率所部西迁，在青海一带广大土地上游牧。吐谷浑国官制器械衣服大体上与中原同，风俗与突厥相似。北朝末年，吐谷浑国王开始称可汗，建都伏俟城，地在青海西岸十五里处。国土兼有西域都善、且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等地。五九七年，国内大乱，国人立伏允为可汗。六○八年，隋使铁勒袭击吐谷浑，伏允大败，逃入隋西平郡（治湟水，青海乐都县）境，请求隋兵保护。隋炀帝出兵两路迎击，伏允大败。六○九年，隋炀帝亲到浩亹，派兵四面围攻，伏允逃走。吐谷浑十余万人降隋。隋兵取伏俟城。自西平、临羌城（青海西宁县西）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的土地，尽为隋所有。隋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治伏俟城）、河源（治赤水城，青海西宁市西南）四郡，郡下设县、镇、戍多处，迁徙全国轻罪人来充实这些新郡县。大开屯田，防御吐谷浑残部，保障通西域的道路。隋末大乱，伏允收复旧境，侵扰河西诸郡。
伊吾——伊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县）是通西域的要道，突厥一向设吐屯设（官名）镇守伊吾。六○九年，隋炀帝击破吐谷浑，在张掖召集高昌王、吐屯设等及西域二十七国使者大朝会。吐屯设献西域地数千里。
流求（台湾）——在建安郡（治闽县，福建福州市）
东，相隔有五天海程。三国时代，称为夷州。二三○年，孙吴的将军卫温、诸葛直曾率兵万人到达这里。六○七年和六○八年，隋炀帝先后两次派朱宽到流求。六一○年，隋炀帝令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余人，自义安（广东潮州市）航海到达流求。从此，流求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就更密切了，内地迁居到流求的人也就更多了。
隋炀帝开拓疆域，到六○九年止，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余。西到且未，北到五原，东西九千三百里，甫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国势号称极盛。
四 侵略
这里所说侵略是专指对高丽的三次战争。隋朝迅速崩溃，这三次战争起着更重要的催促作用，因为战争中民欢所受痛苦，比游玩、耀威和开边更严重得多。侵略战争引起农民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起义，大起义催促隋朝的迅速崩溃。企图用大力击灭高丽的隋炀帝，就是这样被民众击灭了。
第一次侵略战争
五九八年，隋文帝出兵侵高丽，失利退回。当时国家兴盛，朝臣们都以为国威受挫，应继续用兵，只有儒生刘炫不附众议，作《抚夷论》指陈利弊。隋炀帝侵高丽，开始时显然受到所谓众议的支持。
六○八年，隋炀帝开永济渠，自黄河北通涿郡。六一○年，课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十万钱；又派使官检阅兵器，务求精新，如检阅不认真，使官立即被斩首。他作了这些准备以后，六一一年，自江都乘龙舟直达涿郡。下诏征天下兵，在涿郡集中。征兵中有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小矟）手三万人，足见这次出兵，确是动员了全国的兵力。令东莱（山东掖县）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工极严急，匠役昼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腐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令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五万辆送高阳（河北高阳县），供军士挽载衣甲帐幕。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只相衔接，长千余里。经常有数十万人在水陆两路运送兵甲和攻城器具，昼夜不息。民夫病死后，尸体遗弃在路旁，满路臭秽。山东郡县负担尤其沉重，民夫运米，车牛一去不得回来，丁男大量死亡，田亩多荒弃，米价腾贵，东北边上一斗米竟贵至数百钱。牛车被征发完了，又征发鹿车（人力小车）夫六十余万人。二人共推一车，载米三石，道路遥远，送到粮台时，米已吃完，无法缴纳，只好逃亡。官吏大肆贪虐，尽量刻剥，百姓困穷，生机断绝。居家只有一条死路，反抗还可活命，农民纷纷聚众起义，攻击城邑。隋炀帝令郡县官搜捕，随获随斩。当然，这只能激起农民更坚决的反抗。
不必等待出兵，隋朝崩溃的前景已经显然在望了。
六一二年，四方应征的兵士全部到达涿郡。隋炀帝令左右各十二军分为二十四路，向着平壤出发，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统率骑兵四十队，步兵八十队。骑兵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步兵二十队为一团。每团设偏将一人。又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兵夹路护送。每军特置受降使者一人，直接听皇帝指使，不受大将节制。全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输粮饷的民夫比兵士加倍。二月九日，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实际上经过四十日，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衔接，鼓角相闻，旌旗相望，长九百六十里。御营分六军，最后出发，长八十里。《隋书》说“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这种近古未有的大出师，在隋炀帝看来，无非是又一次大游玩。战争的后果将是什么，他是根本不考虑的。他满以为大兵一到，高丽就会来投降。
隋炀帝依据高丽会投降的愿望来部署战争。严令诸将，凡军事进止，都要奏报等待命令，不得专擅。又令诸将，高丽如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隋兵渡辽河进围辽东城（辽宁辽阳市）。守城军每遇危急，就声称要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攻，驰奏请旨，等到请旨回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守拒战。如此再三，隋炀帝还是深信高丽会投降，辽东城和其他城池也就一个不曾攻取。隋大将来护儿从海路到平壤城下，被高丽守军战败。大将宇文述等九军渡鸭绿水，攻至平壤附近，又被高丽军战败。来护儿所率攻城精兵四万，逃回船上仅数千人，宇文述等所率三十万五千人，除卫文升一军不败，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只有二千七百人。隋炀帝大怒，率残余军回洛阳。
大败引起隋炀帝大怒，大怒引起又一次大出师，出师引起更严重的后果，隋朝的崩溃不可避免了。
第二次 侵略战争
六一三年，隋炀帝下诏，征发全国兵到涿郡集中。又招募勇士从军，号称骁果。他对朝臣们说，“凭我这个力量，海可以拔，山可以移，高丽算得什么！”当时农民起义军已经到处发动，他还在遥望着高丽，以为只有自己去才能成功。他率大军渡辽河，攻辽东城。这一次作战，算是有些改善，允许诸将便宜从事，不必事事奏请命令。诸军猛攻辽东城，高丽守军非常勇敢，击退昼夜不息的攻城军。攻守二十余日，双方死伤都极重。在兵力对比下，高丽军以少御多，持久是有困难的，正当危急的时候，隋民众起兵攻洛阳，客观上援助高丽民众取得守城的胜利。
大贵族杨玄感，受命在黎阳仓督运军粮。杨玄感是个凡庸的野心家，并不真正想到民众的痛苦，只是认为有机可乘，起兵一试，夺取洛阳，称些时皇帝，就算 满足了。别一贵族李密向他献上、中、下三策，说，上策是袭据涿郡，扼临榆关，使隋军溃散在关外；中策是攻取长安，安抚士民，等隋炀帝回来，据关中和他对抗；下策是袭攻洛阳，但洛阳有越王杨侗率兵留守，久攻不下，隋兵四面来救，事情就难说。这三策都是很不可靠的军事冒险，下策更是必败之道，因为即使攻下洛阳，也免不了四面受攻。杨玄感恰恰采用下策，说：不取洛阳，怎能显示我的威力，你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起兵后攻洛阳不下，隋炀帝已派兵来救，杨玄感取城的希望断绝，想在城外称皇帝，被李密劝阻。事情眼看不成，还想称一称帝，足见他谋求的不过是这个称号。
杨玄感的军队，却仍是农民起义军性质。杨玄感在黎阳选运粮民夫五千余人，又选江南船夫三千余人，对他们说，皇帝无道，不管百姓死活，天下骚扰，成千上万的人死在辽东。现在我同你们起兵救百姓，你们是否同意？听众欢喜踊跃，愿意从命。杨玄感说的话，是符合民众意旨的，民众追随他，是相信他真的想救百姓，所以这支军队，还是以救百姓为号召的农民起义军。
杨玄感引兵向洛阳，从汲郡南渡河，沿路民众自动从军，军门前热闹象个市集。杨玄感军没有弓箭甲胄，只用单刀柳木楯。他使弟杨积善率兵三千沿洛水西进，又使弟杨玄挺率兵一千越邙山南进。杨侗派出精兵五千人拒杨积善，八千人拒杨玄挺。杨积善兵到，隋兵不战自溃，弃甲仗在地上，有意送给杨军。杨玄挺兵到，隋兵一战就后退，如此五退，杨军到洛阳城门下，隋将率十余骑逃入城，隋兵全部投归杨军。杨玄感屯兵城外，告兵民说，我做官做到上柱国，积财产积到万金，我用不着再求富贵了。现在冒灭族的风险，只是想救百姓呵！民众相信他的话，每日有上千的人到军门投效，杨玄感军扩大到五万余人。长安留守代王杨侑使卫文升率兵四万出关救洛阳。杨玄感已有兵十万，卫文升军每战，兵士弃甲坐地不起，让杨玄感军收取甲仗。前后凡十二战，卫文升剩下兵士无几。
隋炀帝督大军猛攻辽阳城，得洛阳告急书，大惧，连夜退兵，军用物资，全部放弃。命令大将宇文述、屈突（姓）通、来护儿等分路攻杨玄感。杨玄感兵败，向西逃奔，在路上自杀。
杨玄感走必败的道路，起兵时已经决定了败局。民众踊跃从军，两个月便聚众至十万人，这种极端厌弃隋朝的表示，也决定了隋朝的败局。隋炀帝反以为自己得胜了，回到洛阳，大杀示威。他对臣下说，杨玄感一声号召，便聚众十万，更证明天下人不要多，人多盗也多，不杀个干净，怎能惩戒别人。他以治杨党为名，杀三万余人，流放六千余人。杨玄感曾开仓赈济百姓，凡取米的人都被隋炀帝坑杀。经过这次大屠杀，他认为又可以出兵侵高丽。
第三次 侵略战争
六一四年，隋炀帝到涿郡，下诏征天下兵。当时国内已乱，诸郡多留兵不发，在路上的兵士也纷纷逃亡，兵数比六一三年少得多。他自己驻辽西怀远镇（辽宁北镇县境），不敢渡辽河东进了。来护儿军战胜，将进攻平壤，高丽民众已经困弊不堪，国王高元只好派遣使者来讲和。隋炀帝算是获得战果，率军回洛阳。他要求高元亲身来会见，高元当然不听，气得他令诸将准备行装，谋第四次出师。
他是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居一时的。六一五年，到北边游玩，被突厥围困，他不得已以不再侵高丽为条件，悬赏格招募救兵。解围后回到洛阳，在街道上看见行人往来很热闹，对从官们说，还大有人在！意思是说，往年治杨党，杀人太少。他否认赏格，并且又要发动侵高丽的战争，这个失信行为使将士们愤怨，对他丧失信心。
隋炀帝仇视民众，是死不悔罪的民贼；一心好战，是众叛亲离的独夫。《隋书》论隋炀帝侵高丽事说：“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封建朝廷当它富强的时候，往往用兵力向外扩地，但也未必一定会亡国。隋炀帝这样做，却非亡国不可，因为他的狂暴行为使他成为一个十足完全的民贼，不折不扣的独夫，独夫民贼决不能逃避人民的惩罚。
隋文帝统治时期，民众辛勤地积累起来的财富，被隋炀帝用游玩、扩张、侵略三种形式，迫不及待地加以消耗，特别是三次侵略战争，民众死亡流离，实在不能再有所容忍。要摧毁这个残暴统治，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农民大起义。
第四节 隋末农民大起义
农民要推翻一个朝廷，重要条件之一，是在几乎是同一的时期内普遍地展开武装斗争，使得原来的统治机构应接不暇，力量消散，逐渐陷入瘫痪状态，然后有强者（不一定是起义者）出来取而代之。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发动是很困难的。隋炀帝三次攻高丽，在全国范围内连年征发兵士和夫役，每一个劳动民众穷困以外再加上死亡的威胁，有些人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足，称为福手、福足。暴政惨毒到这样的地步，大规模起义也就蓬勃地发动起来。
农民起义，只要求（一）推翻旧统治建立起较好的新统治；（二）恢复和平与统一，得以安守乡土，进行生产。要满足这些要求，并不需要什么明确的答案，因之，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加入农民队伍，取得领导权，成为起义军的首领，大体上，起义军首领有两种：一是代表起义要求的农民领袖；二是不讲纪律，从事攻掠的草莽雄豪。他们在行动上表现出很大的复杂性，但是，只要以反抗旧统治为号召，并且得到一部分民众的追随，不论那些首领把起义军领导成什么模样，都应是农民起义运动中的产物。
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旧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乘机分裂出来，反对旧统治者，更反对农民起义，割据土地，自成一种势力。农民起义的成败，取决于旧统治者、割据者、农民起义军三种势力斗争的结果。一般他说，农民起义，起初总是分散在各地区，自然带着地方性。这是发动时期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对抗旧统治的进攻，其次是地方性兼并。斗争的结果，有些起义军突破地方性的局限，转为全国性的斗争，这是兼并时期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基本上完成了本地区的兼并，为求得全国的统一，消灭其他起义军和割据势力。隋末农民大起义，产生了许多起义军，但都不曾脱离发动时期的局限状态。这是因为具有若干优越条件的唐朝，利用隋的旧统治，成立唐的新统治，不待起义军转入兼并时期，它却以强者的姿态进行兼并，消灭各种起义军和割据者。既然没有一个起义军首领能够实现农民的要求，唐朝的成功，起着缩短兼并过程的作用，也就有合于民众的需要了。
一 发动时期
甲 农民起义
隋炀帝自六○四年即位时开始，连年游玩和扩张，到六○九年击破吐谷浑，设西海、河源等四郡，算是他诸事顺利，志得意满的时候，另方面，却是广大民众遭受暴政，难以忍耐的时候。六一○年（大业六年）夏历正月初一日，拂晓前有壮士数十人，白衣白冠，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进入建国门（端门）。守门官、兵都叩头礼拜。壮士夺取武器，将进入宫内，与齐王杨暕的卫兵互斗，壮士斗败被杀死。佛教说释迦佛衰落，弥勒佛代兴，因之，凡假借弥勒佛出世作号召，都含有反抗旧统治的意义。这数十个壮士的行动，显然是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第一个信号。隋炀帝杀死这数十人，又在洛阳大搜查，连坐千余家，自以为平静无事了。夏历正月十五日，就在端门外大街上举行规模盛大的百戏，供西域人赏玩。六月，雁门（山西代县）豪帅尉文通聚众三千，据莫壁谷。六一一年一月（大业六年十二月）朱崖（广东琼山县）人王万昌起兵反隋。这两处都很快被隋兵击灭，但在同一年（大业六年）里，一北一南继洛阳数十壮士而起兵，显示民众是要走起义的道路了。隋炀帝自恃强大，依然走亡国的道路。
六一一年，隋炀帝征发大量兵士和民夫，准备第一次侵略战争。山东民众受祸尤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首先在山东地区爆发起来。
（一）齐郡邹平（山东邹平县）人王薄聚众据长白山（山在山东邹平县），自称知世郎，又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劝民众起义。避役民众多往归附。
（二）平原郡（治安乐，山东德县）豪强刘霸道据豆子（音冈gāng山东惠民县境），聚众至十余万人，号称“阿舅”军。《隋书·炀帝纪》于六一三年（大业九年）载“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称阿舅贼”。农民起义往往聚散无常，可能刘霸道众散后，李德逸聚众仍沿用“阿舅”名号。
（三）漳南（山东平原县、恩城西北）勇士孙安祖拒绝当兵，被县官笞辱，得同县豪侠窦建德的助力，聚众数百人，入高鸡泊在（漳南县境）中，自称将军。
（四）清河郡鄃县（鄃音舒shū山东夏津县东北）人张金称聚众杀掠。六一六年，攻破平恩县（河北丘县），一天杀男女万余人，又攻破武安（河北武安）、矩鹿（河北钜鹿）、清河（河北清河县）等县。张金称是强盗，杀掠极为残暴。
（五）蓨县（蓨音条tiāo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在清河境内聚欢，自称东海公。
（六）窦建德家属被隋官屠杀，窦建德率众二百人逃归高士达。张金称杀孙安祖，孙安祖部属归窦建德，众至万余人。窦建德招收才能，与士卒同甘苦，远近人多来归附。
其余小部起义军，不可计数。隋炀帝派遣都尉、鹰扬等军官，会同郡县官追捕，捕得就杀。这种极凶暴的镇压，对初起的起义军自然是很严重的摧残，但丝毫也不能阻止起义运动的继续高涨。
六一二年，隋大军从辽东败回。六一三年，征发兵役，进行第二次侵略战争。民众厌战，起义运动更加扩大。
（一）社彦冰、王润等攻破平原郡城。取财物后，弃城他去，说明隋还有兵力夺回城池。
（二）灵武郡（治回乐，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豪帅白瑜娑夺取牧地马群，勾结突厥，攻掠陇西（治襄武，甘肃陇西县）一带，号称“奴贼”。隋炀帝派兵镇压，相持连年，不能取胜。
（三）济北郡（治卢，山东茌平县）人韩进洛聚众数万反隋。
（四）济阴郡（治济阴，山东曹县）人孟海公聚众数万，见人说及书史，便加杀戮。
（五）北海郡（治益都，山东益都县）人郭方预聚众三万人，自称卢公，攻破郡城，取财物后弃城他去。
（六）济北郡人甄宝车，聚众万余人，攻夺城邑。
（七）齐郡（治历城，山东济南市）人盂让、王薄等据长白山，有众十余万人。清河郡人张金称、渤海郡（治阳信，山东阳信县）人孙宣雅、平原郡人郝孝德、北海郡人郭方顶、河间郡（治河间，河北河间县）人格谦，各有众数万或十余万人。隋将张须陀率齐郡兵击败王薄、孙宣雅、郝孝德、郭方预等部。起义军受阻，无力占领郡县城。隋朗势力在山东一带仍能立足，并不感到威胁。
隋炀帝正用全力攻高丽辽东城，杨玄感、李密在黎阳（河南浚县）起兵，渡河攻洛阳城，这对隋朝的威胁是严重的。隋炀帝得报，连夜退兵，击败杨玄感。杨玄感的起兵促使起义军进一步发动起来。
（一）余杭郡（治钱唐，浙江余杭县）人刘元进起兵响应杨玄感，三吴子弟逃避兵役，纷纷来归附，不到一月，聚众数万人。
（二）梁郡（治宋城，河南商丘县）人韩相国起兵响应杨玄感，不到一月，聚众至十余万人。杨玄感败后，韩相国被隋官捕杀。
（三）吴郡（治吴，江苏苏州市）人朱燮、晋陵县（江苏常州市）人管崇起兵，袭破隋将赵六儿营，众至十万人。朱燮、管崇推刘元进为天子，占领吴郡。建安等郡豪帅多捕执隋地方官，响应刘元进。刘元进成为江南起义军大首领，隋炀帝派遣大将击败刘元进。又派遣王世充击杀刘元进等，坑杀降兵三万余人。民众愈益愤怒，到处聚众反抗，隋兵无法应付。
（四）豪帅陈瑻等聚众三万攻破信安郡城（广东高要县）。
（五）济阴郡人吴海流、东海郡（治朐山，江苏东海县）人彭孝才聚欢数万人反隋。
（六）梁慧尚聚众四万攻破苍梧郡城（广东封开县封川镇）。
（七）东阳郡（治金华，浙江金华市）人李三儿、向但子聚众万余人反隋。
（八）吕明星率众数千围东郡（治白马，河南滑县）城，被隋将杀死。
（九）唐县（河北唐县）人宋子贤自称弥勒出世，谋起兵，被隋官捕杀，并杀同谋千余家。
（十）扶风郡（治雍，陕西凤翔县）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聚众数万人，自称皇帝，被隋将击破。
（十一）杜伏威、辅公祏（音石shí）在淮南聚众，兼并苗海潮、赵破陈等部，击败江都留守派来镇压的隋军，杖伏威势力渐盛。
六一三年以前，民众起义地区在山东。杨玄感反隋后，起义地区扩大到大河南北以及江南、岭南、关中、淮南，局部地区起义转成全国到处起义。隋炀帝采取的对策是，发丁男十万修大兴城（西京），令全国各郡、县和驿站都修城或筑城。又令各郡县城迁移到驿路附近五里以内。甚至令郡县官籍没起义人的家产和人口。郡县官为夺取财物和人口，更加专擅威福，任意杀掠，逼得不曾参加起义的民众再也不能留恋乡土，再也不能容忍隋朝的暴政。这时候，隋朝兵力虽然还强大，足以对抗民众起义，并且仍占相当优势，但政治已经腐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兵力也就无济于事了。
六一四年，隋炀帝又征发全国兵士和民夫，发动第三次侵略战争。民众也继续起义来对抗残酷的迫害。
（一）扶风郡人唐粥起兵，有众十万人，立李弘为天子，自称唐王。
（二）彭城（治彭城，江苏徐州市）豪帅张大彪据悬薄山，有众数万，被隋兵击破，死一万余人。
（三）延安郡（治肤施，陕西延安县）豪帅刘迦论自称皇王，有众十万。隋将屈突通击杀刘迦论，并杀起义军万余人，掳男女数万口。
（四）豪帅郑文雅、林室护等率众三万，攻破建安郡城。
（五）隋炀帝自辽东回洛阳，邯郸县（河北邯郸县）豪帅杨公卿率八千人，袭击隋军后队。
（六）豪帅司马长安攻破长平郡城（山西高平县）。六一五年，攻破西河郡城（山西汾阳县）。
（七）离石郡（治离石，山西离石县）匈奴人刘苗王自称天子，有众数万，与隋兵相持，不分胜败。
（八）汲郡（治卫，河南汲县）豪帅王德仁聚众数万，据林虑山（在河南林县境）。
（九）东海彭孝才攻沂水县（山东沂水县）。隋将董纯击破彭孝才军，擒彭孝才。
（十）齐郡孟让自长白山出击诸郡县，至盱眙（江苏盱眙县），据隋都梁宫，有众十万。隋将王世充大破孟让军，杀万余人，孟让率数十骑逃走，部众全被掳获。
（十一）齐郡豪帅左孝友据蹲狗山，有众十万。隋将张须陀围山，左孝友被迫出降。
（十二）涿郡豪帅卢明月聚众十万，屯祝阿（山东长清县）。隋将张须陀率所部勇将罗士信、秦琼等大破卢明月军。六一五年，卢明月又有众十余万，入豫州（治汝阳，河南汝南县）境。
民众参加起义军，大抵全家相随，部众数万或十数万，并不是都能上阵作战。例如隋兵掳获刘迦论部男女数万口，显然都是起义军的家属。民众扶老携幼，手执武器，拚出命家生命和统治者死斗，以求一线的生路，正义完全在民众一边；统治者凭借各种优势，屠杀掳掠，凶暴已极，还惟恐不够凶暴。这一年里，隋朝兵力还很强大，不少起义军受到挫折，但正如史书所说“董纯战虽屡捷，而盗贼（起义军）日滋”，说明民众是不会因战败或首领被擒被杀而停止反抗的，也说明统治阶级即使象隋炀帝那样荒淫昏乱的人作首领，对镇压民众起义还是强顽不退缩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残酷尖锐的一种斗争。
六一五年，隋炀帝因农民纷纷起义，户口大减，令郡、县、驿亭、村坞都修筑城池，所有民众都迁入城中居住，给城附近的田地耕种。城附近的田地为数有限，居城中将无以为生，这又驱迫一批民众不得不参加起义军。
（一）齐郡豪帅颜宣政聚众。隋兵击败颜宣政军，掳男女数千口。
（二）豪帅杨仲绪率众万余攻北平郡城（河北卢龙县），被隋兵击杀。
（三）上谷郡（治易，河北易县）豪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王须拔死后，亚帅魏刁儿代领部众，自号历山飞，聚众至十万，勾结突厥，攻掠燕、赵一带。六一八年，被窦建德杀死。
（四）淮南人张起绪聚众三万人。
（五）彭城人魏麒麟聚众万余人，攻鲁郡城（山东充州）。
（六）东海豪帅李子通有众万人，渡淮，自称楚王，攻江都。
（七）绛郡（治正平，山西新绎县）豪帅敬盘陀、柴保昌等聚众，与隋兵数万人攻战。隋兵烧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聚众愈多。
（八）城父（安徽亳县东南）人朱粲聚众十余万人。被称为“可达寒贼”，朱粲原是隋的“县佐吏”，又曾“从军”。聚众后自称迦楼罗王，又自称楚帝，攻掠荆、襄一带，极为残暴。
杨玄感起兵后，隋炀帝内心更加恐流，感到洛阳也不是安全的居地。六一六年，离开洛阳，逃往江都，沿路有人劝阻，他杀死谏者，表示顾不得再要天下，也表示隋统治实际上已经解体。在这一年里，起义军力量又有进展。
（一）雁门郡人翟松柏据灵丘（山西灵丘县），聚众数万人，转攻旁县。
（二）东海郡人卢公暹据苍山（山东临沂县东），聚众万余人。
（三）历山飞别部甄翟儿率众十万攻太原，隋将战败被杀。
（四）冯翊郡（治冯翊，陕西大荔县）人孙华聚众，自称总管。
（五）高凉郡通守洗珤彻（珤同宝）起兵反隋，岭南少数族人多起兵响应。
（六）豪帅赵万海聚众数十万人，自恒山郡（治真定，河北正定县）攻高阳县（河北高阳县）。
（七）安定郡（治安定，甘肃径川县）人荔非世雄据临泾县（甘肃镇原县）聚众，自称将军。
（八）鄱阳郡（治鄱阳，江西波阳县）人操师乞、林士弘聚众攻破豫章郡城（江西南昌市）。隋兵杀操师乞。林十弘击败隋兵，众至十余万人，自称楚皇帝，占地北起九江，南至番禹，在南方形成一个大势力。
（九）东郡（治白马，河南滑县）人翟让在瓦岗（在滑县境）聚众，单雄信、徐世勣等人各聚众来归附。翟让率所部入荥阳、梁二郡境，夺取汴水上公私船货物，聚众至万余人。又有豪帅王伯当等人，各在本乡聚众。李密自杨玄感失败后，流转各地，联络诸豪帅。翟让部最强，李密劝翟让灭隋取天下。翟让并无大志，辞谢不敢当。李密又劝翟让攻取洛口仓，休养兵马，待机大举。翟让听从李密的献策，引兵攻破金堤关（河南荥阳东北）和几个县城。李密设计击破隋军，杀隋大将张须陀，兵威大振。翟让使李密自立一部，号蒲山公营。李密与士卒同甘苦，号令严明，在诸豪帅中，成为一个有政治雄心的起义军首领。
（十）攻掠河北诸郡县的豪帅有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高士达、杨公卿等人。隋将杨善会等对抗诸豪帅，势力约略相等。隋炀帝派遣杨义臣攻张金称，张金称大败逃走，被杨善会捕杀。隋将率兵万余人攻高士达。高士达让窦建德指挥全军，击杀隋将。高士达战胜，轻视敌军，被杨义臣击杀，全军溃散。窦建德逃到平原，收集张金称、高士达残兵，自称将军。诸豪帅向来捕获隋官及士族子弟，一概杀死，窦建德不那么狭隘，因此，有些隋官敢于举城来投降。窦建德声势渐盛，兵士多至十余万人。
（十一）河间豪帅格谦据豆子，有众十余万，自称燕王。隋将王世充击杀格谦。格谦部将高开道收集余众，攻掠燕地郡县，军势又振。
在六一六年里，南方林士弘，河南李密，河北窦建德，都在本地区显出高于其他首领的力量，农民起义军有逐渐形成几个大势力的趋势。隋官也在这一年里，开始割据称雄，成为推倒隋朝的另一种势力。到六一七年，农民起义和隋官割据摧毁了隋统治，隋炀帝只好在江都等待死亡。
（一）杜伏威、辅公拓大破隋将陈棱军，攻据历阳郡城（安徽和县），成为江、淮间的一个大势力。
（二）窦建德在乐寿（河北献县）建国，自称长乐王，成为河北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三）鲁郡豪帅徐圆朗攻破东乎郡城（山东郓城 县），据有鲁、琅琊（治临沂，山东临沂县）、东平三郡地，成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四）卢明月自称无上王，拥众号称四十万，自河南流转到淮北。卢明月被隋将王世充击杀，部众溃散。王世充屡获战胜，在隋将中颇有声望，为后来养成割据势力准备了条件。
（五）李密攻破兴洛仓，又大破自洛阳出击的隋军，声威大振。翟让等推李密为主，称号魏公，军事上用行军元帅名义统率各军。远近豪帅如孟让、郝孝德、王德仁及济阴房献伯、上谷王君廓、长平李士才、淮阳魏六儿、李德谦、谯郡（治谯，安徽亳县）张迁、魏郡（治安阳，河南安阳）李文相、谯郡黑社、白社、济北张青特、上洛周比洮、胡驴贼等都来归附，众至数十万。李密各给官爵，使受行军元帅府统率。原来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军，有李密作大首领，多少表现出统一的倾向，似乎是一个进步，可是，这种倾向实际上并不曾起着进步的作用。
李密筑洛口城，周围四十里，作为魏国的都城。魏将孟让夜袭洛阳外郭，烧掠丰都市，洛阳居民都迁入宫城，抵御魏军。李密招集大量豪帅，蒲山公营的纪律，对这些豪帅是没有约束力的。李密缺乏驾驭群帅的才能，也就是缺乏引导群帅遵守纪律的才能，因之，归附的豪帅愈多，李密的反隋行动愈受到牵制，最后不得不归于失败。隋大将裴仁基率兵降李密，李密使裴仁基、孟让率兵二万人袭破回洛仓，烧天津桥，纵兵大掠。当时越王杨侗留守洛阳，有兵二十余万，足以守卫城市，李密军烧掠，更使隋军守城愈益坚固。李密退归洛口，杨侗搬运回洛仓米入城，李密再取回洛，形式上逼近洛阳，实际是顿兵坚城之下，陷于被动的形势。隋炀帝令关中出兵救洛阳，有人劝李密使翟让守洛口，裴仁基守回洛，自率精兵入关，袭取长安。既得西都，号令天下，可以成大业。李密说，这确是上策。不过，我所部将帅，都是出身草莽，我一离开，他们就会互相吞并，大业更无望了。杨侗得关中援兵，大破李密军。李密逃回洛口，形成与洛阳相持的局面。
李密率众向洛阳，大破隋兵，又取回洛仓。隋炀帝令王世充率江淮精兵救洛阳。李密遣徐世勣率兵袭破黎阳仓，开仓赈济饥民，十天内得兵二十余万人。王世充统率各路救兵，会同洛阳兵共十余万人击洛口，与李密军夹洛水互击，各有胜败。
翟让残忍贪财，部属离心，对李密却还没有杀害的意图。李密怕翟让先动手，听从谗言，在宴会时杀死翟让。翟让的贪暴，即使比一般豪帅更坏些，但终究是瓦岗起事的首领，推戴李密，也显示在短时期内并无夺位的野心，李密不能感化翟让，又不能包容翟让，用阴谋杀人，只能说明李密智短量窄，不足以成大业。翟让死后，李密部属开始心怀疑惧，李密也开始妄自尊大，疏远旧将，不爱惜士卒，一时勃兴的气象转变为败亡的局面。
乙 隋官割据
农民起义大大削弱了隋朝廷的统治力量，一些隋官乘统治力量削弱的机会，起兵割据，称帝称王。他们都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反动势力，但在消灭隋朝这一点上，也起着不小作用。
隋炀帝侵高丽，以涿郡为后方，积储大量的器械资财，屯兵数万，守卫郡城。各路豪帅常来攻夺，都被罗艺击败。罗艺有了声望，六一六年，贬黜隋留守官，据有涿郡及附近诸郡，自称幽州总管，成为威振燕地的大势力。
六一七年，朔方郡（治岩绿，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东南）守将梁师都杀隋官，自称大丞相。勾结突厥，夺得雕阴（治上县，陕西绥德县）等郡，自称梁帝，受突厥封，称大度毗伽可汗。
马邑郡（治善阳，山西朔县）军官刘武周杀隋官，勾结突厥，据郡自称太守。刘武周击败隋兵，夺得汾阳宫，受突厥封，称定杨可汗，又自称皇帝。
军士郭子和被流放到榆林郡（治榆林，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郭子和袭杀隋官，自称永乐王。勾结突厥，受封为屋利设。
金城郡（治金城，甘肃兰州市）军官薛举逐隋官，据陇西全境，自称秦帝，成为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势力。
武威郡（治姑臧，甘肃武威县）军官李轨逐隋官，据有河西五郡地，自称河西大凉王。
巴陵郡（治巴陵，湖南岳阳县）军官董景珍等推梁后裔萧铣为主。萧铣据巴陵郡，自称梁王。六一八年，称梁帝，都江陵，梁地扩大到岭南，有兵四十余万，成为一个大势力。
自梁师都至萧铣，都在六一七年起兵割据，创立唐朝的李渊，也在这一年起兵夺得长安，隋朝势力只剩下江都、洛阳两个据点，隋官就在据点里发生变乱，使隋朝完全覆没。
六一八年，李密率众三十万，据北邙山，逼近洛阳城门，王世充不敢出战。窦建德、朱粲、孟海公、徐圆朗等都使人奉表劝进，请李密称皇帝。李密说，东都还没有攻下，不可以议这件事。实际上李密并无攻取洛阳的实力，虽然声势盛大，所处地位却是被动的。但李密还在等待洛阳的来降，甚至不惜投降越王杨侗（隋皇泰帝），以求进入洛阳城。杨玄感不能入城，想在城外称帝；李密也不能入城，想入城以后称帝，两人对必然无成的形势同样缺乏认识，因之也只能得到同样的后果。
隋炀帝无法收拾时局，逃到江都后，愈益荒淫无度。宫中立百余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轮流做主人，隋炀帝与萧后等率侍女千余人就房饮酒，杯不离口，昼夜昏醉。他心里发慌，常对萧后说，“外面大有人图侬（我），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有一次，他取镜照面，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该谁来斩它！”萧后惊问缘故，他强笑道，“贵贱苦乐，没有一定，斩头也不算什么！”当然，他是不肯束手等死的，六一八年，想迁都丹阳（江苏南京市），令民众给他修筑宫室。当时江都粮竭，随从卫士多关中人，谋逃归乡里。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等隋官煽动卫士，得数万人，攻入宫中。隋炀帝换服装逃到西阁，被隋叛官捕获。叛官们拔刀监视，隋炀帝问，我犯什么罪？叛官们说，你轻动干戈，游玩不息，穷奢极侈，荒淫无度，专任奸邪，拒听忠言，使得丁壮死在战场，女弱填入沟壑，万民失业，变乱四起，你还说什么无罪！隋炀帝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跟着我享尽富贵荣华，我没有对不起你们。今天的事，为首是谁？叛官们说，全国同怨，何止一人。隋炀帝承认对不起百姓，还算是临死时认了罪。他要求饮毒酒自杀，叛官们不许。隋炀帝怕刀杀，自解巾带给叛官们，这个“罄（用尽）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李密宣布隋炀帝十大罪状檄中语）的民贼隋炀帝就这样被缢杀了。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在洛阳称皇帝，改元皇泰。
宇文化及占据六宫，淫侈生活同隋炀帝一样。他率兵十余万，说要回长安。沿路夺民间船只车牛，载运宫女珍宝，令兵士负武器重物步行，路远困疲，怨声载道。宇文化及军行至巩县，被李密阻击，改道走滑台（河南滑县），声称要攻取东都。宇文化及北攻黎阳，想夺取黎阳仓。李密杀翟让后，疏远旧将帅，不愿徐世散在左右，使出守黎阳。徐世勣兵少，放弃黎阳，专守仓城。宇文化及要进关，总得和唐朝作战，要取东都，也得和隋皇泰帝作战。李密不知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却替东都和关中阻击宇文化及。黎阳被攻，不得不救，敌军兵力都压到自己身上来了。李密率精兵二万到黎阳救徐世勣，怕东都兵攻后路。隋皇泰帝怕宇文化及战胜李密，再来攻东都，使人招降李密，允许李密入朝后执掌文武大权。李密面对强敌正在为难，竟放弃起义军的旗帜，投降了隋皇泰帝。他采取这种最下策，无非是想借入朝名义进入洛阳城，实行入城后称帝的计谋。李密降隋，自以为无后顾之忧，引全部精兵与宇文化及大战。宇文化及战败，率残部二万人逃到魏县（河北大名县西南），自称皇帝，国号许。六一九年，被窦建德杀死。李密击败宇文化及，就回到洛口城，准备入朝。王世充先在洛阳城内发动政变，夺得皇泰帝的全部权力，李密不敢入朝，最下策也就落了空。
李密与旧将帅间相互猜疑不一心，这是最大的弱点。黎阳战后，精兵损失极重；错误地估计王世充作乱，内部分裂，东都早晚可以取得，愈益骄做自满；李密失败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王世充抱着死里求生的决心，率精兵二万余人，攻击李密军，李密军大溃败，旧将帅单雄信等叛变，投降王世充。李密无路可走，只得率残部二万人投奔唐朝，其余将帅和州县官多归附王世充。李密来到唐朝，嫌待遇不够优异，与王伯当出关谋叛变，被唐朝杀死。李密凭借洛口仓米，聚众将近百万，以为人多势盛，就足以成大事。他并不知如何用众，也不知如何用兵，更不知如何用将，尤不知自己如何做人。他从农民领袖变成隋的降臣，又变成唐的叛臣，军事上的失败结合政治上的失败，使李密成为不值得同情的失败者。他的失败，为唐朝增加了优势，同时，也为王世充造成了强大的割据势力。王世充战胜李密，兵力大增，六一九年，废隋皇泰帝，自称皇帝，国号郑。
二 兼并时期
西魏字文泰创府兵制，最高军官有八柱国，其次有十二大将军。八柱国中李弼、李虎、赵贵，十二大将军中李远、杨忠、王雄，都说是汉族人。杨忠子杨坚做了隋皇帝。三家姓李的人门阀贵盛，李姓代杨姓，在当时是可能有这种想法的。隋场帝时，有术士造“李氏当为天于”的文谶语。又有李玄英造民谣，说李密该做皇帝。李粥的曾孙李密受翟让等豪帅推戴，谶语也是一个原因。李虎的孙儿李渊建立唐朝，招收许多降人，谶语也起了一些作用。当然，决定成败的关键在于军事上政治上的处置是否得当，李渊正是处置得当的成功者。
李渊袭封唐国公。六一三年，任弘化郡（治合水，甘肃合水县）留守，有权征发附近十三郡兵士。六一五年，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有权选用郡县文武官。六一六年，任太原留守。他三次做地方长官，特别是做军事重镇的太原留守，很有利于起兵反隋。六一七年，李渊从次子李世民计，起兵攻长安。当时关中隋兵出关援东都，关中空虚，李密不敢乘虚率精兵入关，却给李渊得到入关的好机会。李渊与突厥始毕可汗讲和，免除了后顾之忧，开仓赈济贫民，取得了民众的同情。李渊自称大将军，使长子李建成统率左军，次子李世民统率右军，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李渊率左右军自太原出发，派人四出招降隋郡县官和各地豪帅，主力军一直前进，自河东郡城（山西永济县）渡河至朝邑（陕西朝邑县），分兵为两路。李建成左军据永丰仓，守潼关防东方兵入关。事实上李密与东都兵相持不决，谁也没有力量顾及关中，但在李渊方面，这一部署却很重要，因为据有永丰仓就可以供给大军的粮食。李世民右军经略渭北，招集兵卒多至二十余万人，一举攻入长安城。李渊预定的计划是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西都留守代王杨侑（音右yòu）为皇帝（隋恭帝）， 入城后实行这个计划。李渊本是隋臣，公开反隋，就会给敌对势力以讨叛的借口，用太上皇名义取消隋炀帝的地位，用隋恭帝名义招降隋官，设计是很巧的。更重要的措施是入城后与民众约法十二条，废除隋一切苛禁，这样，关中民众归附李渊，唐政权取得了真实的基础。六一八年，隋炀帝死，李渊也就废隋恭帝，自立为皇帝（唐高祖），建都长安，成立了盛大的唐朝。
这个新朝代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兼并来求得全国的统一。在兼并战争中，李世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满二十岁的英俊少年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是唐朝的实际创造者。
当时唐朝的四周，存在着许多敌对势力和无所属的游离势力（包括各地豪帅），这就需要军事力量和政治方法相辅为用，唐朝用宽容态度来招降游离势力，用严峻态度来消灭敌对势力，很快地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下面列举一些重要的敌对势力和游离势力。
薛举——六一七年，薛举称秦帝后，都兰州，又迁都天水，据陇西全境，有兵号称三十万。唐高祖初得长安，薛举使子薛仁杲攻扶风，被李世民击败。六一八年，薛举攻高坡城（陕西长武县北），李世民兵大败。薛举乘胜将进攻长安，得病死去。薛仁果据折坡城（墌音支zhī甘肃泾川县东北）继续攻唐。李世民在高坡城外大破薛仁杲军，进攻折坡城，薛仁果穷蹙，开门出降，陇西并入唐境。
李轨——都姑臧，六一八年，自称凉帝。六一九年，唐灭凉，河西五郡并入唐境。
刘武周——据雁门、楼烦（治静乐，山西静乐县）、定襄（治大利，内蒙古清水河县境）等郡，自称皇帝。六一九年，击败唐兵，李元吉弃太原逃归长安。刘武周兵势达夏县、蒲坂县（即河东县），关中震骇。唐高祖准备放弃黄河以东土地，专守蒲津关以西，保卫关中。李世民说，太原重镇，是国家的根本；河东殷富，是京城的财源，决不可放弃，愿得精兵三万，收复并州。唐高祖使李世民率兵自龙门（陕西韩城县境）渡河，进击刘武周军。经多次大战，六二○年，刘武周大败，逃入突厥，被突厥杀死。唐收复并州。
薛举、李轨、刘武周都是唐的近敌，薛举、刘武周依附突厥，尤为强悍，唐消灭三个割据者，关中形势得以稳固，有力量出关争取天下。
王世充——李密败后，文武官员及所属郡县多降附王世充。王世充成为河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窦建德——六一八年，窦建德自称夏国王。六一九年，声称为隋朝报仇，攻破聊城，杀字文化及。又与王世充结好，派人到洛阳朝见隋皇泰帝。作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反隋的意志逐渐消失，虽然还不象李密那样完全放下起义的旗帜，但也已经放下了一半，面对日益兴盛的唐朝，前途是可想见的了。李密降唐，徐世勣据黎阳，也随着降唐，唐高祖重视他的来降，赐姓李。李世勣（唐太宗时改名李勣）出仓米援助唐将李神通经略山东，唐取得许多州县。窦建德攻取唐洺州城（河北永年县），作为都城。隋皇泰帝被废，窦建德才自称皇帝，表示自己是隋的继承者。窦建德南下攻破相州城（河南安阳县），又攻破黎阳，李神通、同安公主（唐高祖妹）、魏征、李世勣等都被俘获。窦建德仍令李世勣守黎阳（李世动不久逃归长安），自己回到洛州。六二○年，窦建德出兵北攻唐幽州（治蓟，北京市），不下。但幽州以南唐州县都已被窦建德夺去，夏成为河北地区的大国。窦建德在国境内还有些政治措施，对部将也还能诚信相结，比隋末所有起义军官领，他应是最有器局的一人。不过，他的器局是有限的，称帝以后，骄气滋长起来，听信谗言，杀大将王伏宝，又杀谏臣宋正本，文武官不敢再说不同见解的话，他就这样予智予雄地走上败亡的道路。
六二○年，李世民出关击王世充，大军屯北邙山，连营逼洛阳。王世充所属河南州县，相继降唐，王世充困坐洛阳城，遣使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想和王世充合力击败唐兵，乘机灭王世充，再击唐取天下。他自以为这是上策。六二一年，窦建德在曹州（山东曹县）击破孟海公军，即率本部兵及孟海公、徐圆朗所部，共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进军至成皋（河南荥阳县汜水镇）。李世民使李元吉围洛阳，自率精锐三千五百人阻击窦建德军。窦建德被阻不能前进，军心危骇，将帅以下都想回洛州。谋臣凌敬劝窦建德改道进攻上党（山西长治县），使唐兵还救关中，洛阳围可不战自解。窦建德不听。窦建德妻曹氏也说凌敬的献策可用。窦建德说，你妇人知道什么！我难道怕敌兵！虚骄的窦建德督率着人心思归的大军，布阵长二十里，鼓噪前逼唐阵。李世民望见对诸将说，这是无纪律的兵，我坚守不出，过了午时，就可以一击成功。窦建德军列阵，自辰时至午时，不得接战，士卒饥疲，都坐下争着饮水。李世民出兵猛击，窦建德军大溃，窦建德受伤被擒。曹氏率数百骑逃回洺州，解散余众，率官员裴矩等降唐。李世民回军至洛阳城下，王世充绝望，率群臣二千余人到军门投降。李世民杀罪恶尤大的单雄信、朱粲等十余人。朱粲是极端残忍，捉人当军粮的野兽，被民众聚攻，投奔王世充。斩首后，洛阳民众争投瓦砾击他的尸体，顷刻成一个大堆。
唐高祖杀窦建德、孟海公，免王世充死。王世充在囚禁处被人杀死。
李世民一战消灭夏、郑两大国，黄河南北广大地区都成为唐境，唐朝的统一事业基本上完成了。现在要继续进行的是消灭较小的敌对势力。
刘黑闼（音踏tà）——六二一年，窦建德残众推刘黑闼为主，起兵反唐，杀唐魏州刺史和贝州刺史，残众纷起响应。刘黑阈勇决善战，击败李神通军，又大破李世勣军，半年间，唐所得夏国旧州县都彼刘黑闼占有。刘黑闼勾结突厥，又得兖州（山东兖州）豪帅徐圆朗的援助，兵势甚盛。六二二年，在洺州自称汉东王。唐高祖使李世民、李元吉率军击刘黑闼。李世民收复相州，进军至肥乡县（河北肥乡县），沿洺水列阵逼洺州城。刘黑闼率精兵二万人渡洺水攻唐阵，两军自午时至黄昏，都死斗不退，最后刘黑闼军大溃。刘黑闼逃奔突厥，引突厥兵入寇。这时候李世民已回长安，河北唐守兵屡败，十来天刘黑闼就取得旧地全部，又在洺州建都。唐高祖使李建成、李元吉往击。六二三年，刘黑闼大败逃走，被唐兵擒获杀死。窦建德残部在连年战争中多半死去，河北地区才确实稳定下来。
高开道——本是格谦部将。格谦被隋兵击灭，高开道率残兵数百人攻掠州县，兵势又盛。六一八年，夺得北平（治卢龙，河北卢龙县）、渔阳（治无终，河北蓟县）两郡，自称燕王，都渔阳。高开道勾结突厥，四出攻掠，残害民众。六二四年，部将张金树杀高开道，举地降唐。
徐圆朗——李密败后，徐圆朗降唐，受封为鲁国公，任兖州总管。刘黑闼起兵，徐圆朗自称鲁王，助刘黑闼反唐。六二三年，刘黑闼败死，徐圆朗穷蹙，弃曹州城逃走，路上被“野人’杀死，所谓“野人”，就是乡村农民。割据者平时对农民剥削压迫，是不顾农民死活的，一朝失众逃命，只要被农民发觉，也决不会饶他这条虎狼之命，这叫做正义的报复。
刘黑闼、高开道、徐圆朗被消灭，唐统治在河北、山东一带确立了。剩下江、淮问和长江以南地区的割据势力，唐用较小兵力先后予以扫除。
萧铣——六一八年，在巴陵称梁帝，迁都江陵，出兵谋攻夺唐巴、蜀地。六一九年，唐高祖使李靖至夔州（四川奉节县）规取梁国。六二○年，梁国内乱，将帅离心，萧铣使诸将率兵到各地经营农业，只留卫兵数千人守江陵。六二一年，唐灭夏、郑二国后，使李孝恭、李靖率军自豪州顺流而下，围江陵城。萧铣外无救兵，只好开门出降，梁境全为唐所有。
林士弘——六一七年，林士弘在虔州城（江西赣州市）自称楚帝。六二二年，唐灭林士弘的楚国。
杜伏威、辅公祏——杜伏威击败隋将陈棱，据历阳，自称总管。六一八年，移居丹阳，上表隋皇泰帝，得封为楚王，任东道大总管。李世民围洛阳，使人招降杜伏威，杜伏威降唐，受封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六二一年，杜伏威据有淮南、江南的土地，成南方强国。李世民击败刘黑闼，杜伏威怕唐威力，六二二年，使辅公祏留守丹阳，自请入朝，被留在长安。六二三年，辅公祏起兵反唐，在丹阳自称宋帝。辅公祏割据称雄，阻挠统一，违反广大民众的愿望。唐杀杜伏威，使大将李孝恭、李靖、李世勣等分路进攻。六二四年，辅公祏弃丹阳出走，被“野人”捕获，送唐营斩首。淮南、江南全入唐境。
最后，北方边境上还有一个割据势力，那就是最可耻的梁师都。
梁师都——据朔方等郡，完全依赖突厥的援助来作乱。六二八年，突厥衰乱，唐兵击败突厥兵，梁师都穷蹙，被部属杀死。唐取朔方城。
经过一场大混战，割据势力方面，有些降唐，有些被唐消灭。农民起义军方面，有些被隋战败，有些自相吞并，有些投降唐朝，有些被唐击灭。祸首隋炀帝所引起的这场大混战，破坏力表现得非常强烈。农民起义的领导权落在豪帅手中，李密、窦建德等人又不能起较大的领导作用，结果是割据势力占了优势，混乱的局面更显得严重了。不过，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政治上有所改善，农民付出的代价固然不小，但终究产生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隋朝的文化
隋朝是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朝代。由于长江流域有相当发展的文化，南北互相补充，出现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隋朝虽然短促，有些文化上的成就却是值得重视的。
一 佛道儒三教
佛、道是宗教，儒是汉族士人传统的礼教，佛、道与儒性质有别，但统治阶级利用佛、道、儒从各个方面来影响人的思想，都含有教化的意义，因之，自南北朝以来，统称为三教。
甲 佛教
周武帝灭佛后，五七九年，周宣帝取消禁令。五八○年，隋文帝执周政，进一步恢复佛、道二教，令旧时沙门、道士重新入寺观传教。五八一年，隋文帝即帝位，令民人任便出家，并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佛教因此大行。他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四十六藏，凡十三万卷，修治旧经四百部。民间流通的佛经，比儒经多数十百倍。隋炀帝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又置翻经馆，连隋文帝时所译，共译经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佛教在隋、唐两朝，达到极盛阶段，隋是这一阶段的开始。关于隋朝的佛教哲学和艺术，将和唐朝佛教合并叙述，这里只说佛书翻译从初期到成熟期的经过。
通过佛书的翻译，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的大部分著作，介绍到中国来了，这就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东汉以后大量佛书的输入，就不会有隋、唐以后内容革新的中国哲学。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是佛教的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隋、唐两朝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翻译退居次要地位。显然，翻译西方各种不同学说的经典，正为中国佛教创立宗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翻译质量的逐步提高，是和翻译经验的长期积累相联系的。在初期，采取直译法；在成熟期，采取意译法。隋时释彦琮总结了翻译经验，明确地指出翻译的基本规律，直到今天，看来还是值得译家重视的规律。
直 译 派
中国最早译出的佛经，据佛教徒传说是摄摩腾、竺法兰（二人都是中天竺人，东汉初到中国）共译的《四十二章经》一卷。《四十二章经》约二千余字，仿《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当是佛教徒的一种著述，托名翻译，并非实有原本。
外国僧人来中国，首先要学汉人语言，这已是很难的事，学汉人文字当然更困难。因此，开始传教，只能口说一些大意，不能译成文字。后来佛教信徒渐多，有人学习外国语言，这样，译经成为可能了。汉桓帝时，安清（字世高，安息国人）来洛阳，前后二十多年，译出三十余部经。译法是安清口说，汉人严浮调笔录。译家称安清译本“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与安清同时有支谶（月支国人），也在洛阳译经。支谶口说，汉人孟福笔录，所出经十部，被称为深得本旨，不加文饰。安清、支谶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家，严浮调、孟福是中国最早的译经助手。他们首创了弃文存质（本旨），保存经意，照原本直译的方法，因而为后来译家所遵守，一人口说，一人笔录，也成为译经的定式。
三国时期，孙吴兴佛教，支谦、康僧会在吴国译经，力求汉化，文辞美巧，固然纠正了前人出经的朴质，但也失去了译书务求信实的原则。一般译经家仍认直译为正体。西晋初，竺法护精通汉语（支法护本月支人，世居敦煌，出家从外国僧竺高座学佛，改姓竺），随帅至西域，通外国语言三十六种，搜集大批经本归国，在长安译出经典一百数十部。竺法护口说，弟子聂承远等人笔录，虽然译文还是“不辩妙婉显”，比先前不甚通汉语的胡僧所译，却已有显著的改进。
石勒、石虎信奉佛图澄，佛教在后赵境内大行。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极重要的人物。释道安注释安清所译的禅学，精研支谶所译的般若学，表扬竺法护所译的大乘学，实是东汉以来最大的佛教学者，晚年居长安，大为荷坚所尊信。他和秘书郎赵整极力提倡译经，因而长安成为译经的中心地。
赵整聘请中外名僧，协力分工，较有组织地进行翻译工作。例如译《阿毗昙毗婆沙经》，请僧伽跋澄（西域人）口诵经文，昙摩难提（西域人）笔录为梵文，佛图罗刹（不知何国人，精通汉语）宣译（译成汉语），智敏（汉人）笔录为汉文。又如译《婆须密经》，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三人共诵梵本，竺佛念（汉人）宣译，惠嵩笔录。口说与笔录之间增加宣译人，是译事的一个进步。译出诸经，释道安亲为校定，并作序说明译经缘起，态度是非常慎重的。
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
（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
（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
（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
（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 译 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微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同，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猎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沽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场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播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 儒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悼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很多参加农民起义军（刘炫河间人，窦建德在河间一带活动，儒生当是参加窦建德军），足以说明儒生与朝廷的夫系。隋文帝晚年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别一个宗教来，得到的结果更坏。这给唐朝提供了新经验，知道三教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同时并存，备有它的用处，想反掉任何一个都对朝廷不利。
二 文学、史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个文学部门。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诏书，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一个州刺史因表文华艳，被革官治罪。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州县选取吏职，保举人才，只凭所作诗文是否美丽，不管道德和儒学，这都是从江南传来的弊俗，必须严令禁止。隋文帝、李谔想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庚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不上有什么新成就。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杜正藏著《文章体式》一书，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大为后进文士所宝贵，号为“文轨”。高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南朝文学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发展前途，南朝新体文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三 几门有成绩的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