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
　　十六国长期战乱，文学几乎绝迹。这不是说没有人作些诗赋，而是说缺少著名的作者。虽然如此，还有悲壮的《壮士之歌》和奇巧的《璇玑图诗》两篇遗留下来，也不妨说是以少为贵了。
　　陈安出身农民，西晋丧乱，据秦州（治天水，甘肃天水县），自号秦州刺史。陈安力大善射，又和部属同甘苦，深得民心。陇上氐羌都来归附，有众十余万。三二四年，陈安与刘曜大战，陈安战败被杀。刘曜徙秦州杨、姜等大姓二千余户到长安，氐羌也被迫投降刘曜。陈安代表汉人和氐人羌人反抗匈奴压迫者，死后，陇上人想念他，为作《壮士之歌》。歌末四句是“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河之水东河流，呵呵鸣呼奈子何，呜呼呵呵奈子何”，流露出深厚的情感。这首歌可以表现当时被压迫各族主要是汉族对压迫者愤怒对反抗者同情的普遍心情。
　　苻坚部将窦滔镇守襄阳，窦滔妻苏若兰年二十三，被留在家里，用五彩丝织成一幅锦字回文诗，寄给窦滔。全幅横直各八寸，二十九行，每行二十九字，凡八百四十一字。按各种读法，可得各体诗二百余首。窦滔得诗，叹为“妙绝”，送走善于歌舞的宠妾赵阳台，迎苏若兰到襄阳。苏若兰寄诗时说，我的诗自成语言，只有我的丈夫能懂得。用限制极严的形式，表达多样家常生活和夫妻间情爱，技术上是很奇巧的。武则天称为《璇玑图》，撰文说“纵横反覆，皆为文章（诗），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今迈古”，可称确评。不过，技术上的奇巧，不一定就是好的文学，只有丈夫能懂的语言，文学价值也就很有限了。苏若兰所著文词有五千多字，《璇玑图诗》因奇巧得传。
　　四 儒学
　　佛教可以欺骗广大劳苦民众，少数族统治者自然乐于利用，但儒学是汉族地主阶级传统的政治工具，要和士族合作来建立国家，废弃儒学，专行佛教，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刘渊刘聪刘曜都是汉化的匈奴人，他们所用文臣，多是匈奴族汉族的儒生，在汉国前赵国，儒学保持独尊的地位。石勒石虎汉化较浅，容易接受佛教，可是并不放弃对儒学的利用。石勒在襄国立太学，又增设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几所小学，太小学各置博士教授五经。石勒受礼教的影响，下令禁止国人（羯人）报嫂（兄死，弟娶嫂为妻）、居父母丧时仍行嫁娶等旧俗。石虎令郡学增设五经博士，又令学博士到洛阳写石经，优礼天水名儒杨轲。石虎虽然昏虐无道，但是懂得怎样利用儒学和佛教。前燕慕容氏汉化最深，前燕专用儒学，不行佛教。前秦苻坚大兴学校，每日亲到太学，考核诸生经义的优劣。在王猛当政期间，恢复魏晋士籍，凡“正道”（儒）“典学”（经学）以外的左道异端一概禁止，谈老庄图谴之学的人处重刑，佛教也受到限制不得流行。王猛死后，苻坚才倾向佛教，攻破襄阳得释道安，备极尊崇，长安成为儒佛并盛的重镇。后秦姚兴时，儒学更盛，学生多至一万数千人。小国中前凉儒学最盛，敦煌因远在边境，兵祸较轻，财力殷富，因而儒学尤盛。在前凉，如宋纤有弟子三千余人；酒泉人祁嘉到敦煌学宫读书，博通经传，开门授徒，有弟子二千余人。在西凉，如宋繇读书数千卷，刘昞（音丙bǐng）著书多种，有学徒数百人。在北凉，如阚骃撰《十三州志》。敦煌是凉州文化的中心。敦煌儒生保持东汉以来的今文经学，多擅长阴阳术数图谴之学，儒生以外，还有不少擅长技艺的人。如索丞善于弹筝歌唱，悲歌能使欢乐人掉泪，改换歌调，能使掉泪人欢乐起舞，当时号为雍门调。又如张存善针术。张存有奴常常逃走，张存用针刺奴，使脚缩不能行动，要使用时，用针刺便能动。
　　敦煌是佛教流入内地的第一站，在这个站上，有今文经学以及音乐医药各式各样的接待者，宾主间有气味相投处，利害上又不发生什么抵触，佛教和西方文化的流入，敦煌恰好具备着顺利接受的条件。
　　因玄学的兴盛，儒学在西晋时已进入衰运。十六国时佛教盛行，儒学又受到更大的压力，儒生只能传授经学，不敢反对佛教。东晋儒学对佛教还有些抵抗，十六国儒学比起来显得更衰落了。不过，儒学即使衰落，在政治上仍保持崇高的名义，维持封建秩序的礼制，总必须依据儒学。
简短的结论
　　自二九一年，西晋贾后专权起，至四三九年，北魏统一中国北部止，前后一百五十年的长期战乱，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黄河流域遭受几乎彻底破坏的黑暗时期。二八○年至二八九年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年间，恰恰成为长期大战乱爆发前可怕的暂时寂静。
　　晋武帝统一中国，是东汉末年以来的一个进步，他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统一和人民的积极性措施，也应该予以肯定。但是，他至少做了两件倒退的事伏下了大战乱的引火线。第一是西汉景帝以后，皇子受封为国王，除在国内收取规定的租税，并无其他权力。曹魏设 禁尤为严厉，国王等于囚犯。晋武帝大封皇子和宗室为国王。国王有文武官有兵有民，在国内是实在的统治者。这种分封制度，倒退到西汉景帝以前的状况。第二是曹魏严防外戚干预政权，纠正了东汉外戚宦官相互争夺的惯例。晋武帝重用外戚，倒退到东汉的状况。历史是前进的，那怕是极迟缓的前进，倒退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司马氏收买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司马氏集团，夺取曹氏政权。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对另一部分高级士族组成的曹氏集团充分使用了险诈残忍的手段，对本集团则尽量纵容优待，换取这些人的拥护。统一中国后，朝廷上新气象很少，相反，险诈残忍贪污腐朽的气氛更浓厚了。
　　执掌政权的高级士族由司马氏诸王公、外戚、高门（大臣和名士）组成。这群人中间，外戚与诸王公、外戚与外戚、王公与王公有复杂的利害冲突，高门与诸王公外戚也有矛盾，但主要是高级士族和中下级士族间的利害冲突。
　　在高级士族的贪暴统治下，西晋社会间存在着三个乱源：第一，被高门压抑的中下级士族投奔诸王公、外戚和少数族豪酋，企图突破门阀限制，取得自己的富贵。高级士族和少数族豪酋（石勒是农民，但在羯族中是豪酋）是地主阶级中作乱的阶层，中下级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助乱的阶层。作乱者和助乱者都急于乘机动手，大战乱就在这些人的活动里接连爆发了。第二，居住边境上和内地的少数族，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从游牧转化为农民，当然是愿意安居乐业的，可是，西晋统治者的残酷压榨，迫使少数族农民不得不寻找生路，要求起兵反抗。这种合理的要求，被本族豪酋利用，从反晋战争引导到各族间混战。第三，汉族农民被西晋统治者压榨，大量流亡。在蜀地，流民发动了起义。在黄河流域，因为匈奴族起兵在先，流民有些附和匈奴族共同反晋，有些随从乞活帅反抗匈奴军，有些投靠坞主壁帅（豪强大姓）守地自卫，有些逃到边境外依靠游牧族的豪酋。这种混乱分散的情况，使得农民不能组成庞大有力的起义军，同时也就助长了非汉族豪酋和汉族豪强大姓的割据势力。
　　二九○年外戚杨贾两姓争权之乱，促使各种矛盾开始爆发了。从而引起三○○年开始的诸王混战，再从而引起三○四年开始的刘渊起兵反晋，到三一六年，西晋朝廷完全覆没。从此，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族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
　　匈奴族羯族表现破坏性最为猛烈，鲜卑族（慕容部）、氏族、羌族政治比较良好，黄河流域人民得到暂时的喘息。前秦败亡后，在前燕、前秦及前凉旧境内，纷纷出现许多割据小国，这时候鲜卑拓跋部强大起来，逐渐消灭这些小国，统一了中国北部。
　　在长期战乱中，汉族人民锻炼了坚固的民族性。冉闵对羯人的报复，苻坚的攻晋大败，姚泓的战败被俘，都是汉族人民不愿接受非汉族人的统治，有机会就要推翻它的显例。
　　由于五个少数族的豪酋都曾取得中国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本来居住在偏僻山谷里和居住在边境外的大批本族人，被吸引进入统治区内的较好地方，生活和文化都得到提高。本族豪酋失势以后，他们也就逐渐和汉族融合了。
　　西晋高级士族过着极度腐朽的生活，极度腐朽的玄学思想得以发达起来。十六国时期，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宣扬天堂乐趣的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教能麻痹劳苦群众的斗争性，因之从石勒石虎开始，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外，更着重地利用佛教。
第五章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东晋和南朝
——三一七年——五八九年
第一节 五个朝代的更替
　　东晋朝 三一七年至四二○年
　　东晋朝的开始——正当八王混战、匈奴、羯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大混乱的时候，长江流域算是较为安静的地方，中原一部分士族和民众开始渡江来避乱。三○七年，晋怀帝任命琅邪王（邪音牙yá）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晋愍帝时改称建康）。司马睿有了这个职位和地盘，来投靠的士族也就多起来，成为长江流域的中心势力。三一六年，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三一七年，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先称晋王，三一八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
　　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在晋宗室中又是疏属，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长江流域建立起汉族政权以后，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自东晋至陈亡约三百年间，南方经济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东晋和南朝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首先创立东晋政权的晋元帝和王导是有功的。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例如，有一次诸名士在江边一个亭上宴会，周（音蚁yǐ）叹气说，风景一样好，只是黄河边（洛阳名士多在黄河边宴会）换了长江边！名士们都哭起来。王导正色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穷困丧气到相对哭泣！名士们听了都停哭认错。事实上王导并无恢复中原的意图，不过他能说这样的话来改变情绪，比起诸名士显得有见识。这批流亡士族在王导率领下逐渐趋于稳定。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土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说，扬州士人现在还没有人做到郎官，荆州和江南士人做京朝官的一个也没有。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 广东广州出土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东晋永嘉砖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北方食品）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江苏宜兴县）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优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枪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土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欢，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流亡士族的权利以渡江先后为标准。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百家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希镜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希镜受枪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现在应该改变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现在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是一个怎样腐朽的政权。
　　三一八年，晋元帝改称晋王为晋皇帝。登帝位受百官朝贺时，晋元帝三四次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因为姓司马有权被推为皇帝，其他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家人占有，他想选用自己亲信人也不能无顾忌。当时人们说“王与马，共天下”，实际是司马氏势力远不敌玉氏势力。作为一个开国的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可以想见司马氏的微弱。此后东晋政权的存在，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力量，而是因为几个大姓间常常保持势力的平衡，共同推戴司马氏作皇帝来维持这种平衡。
　　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活，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巡，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三一三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进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三二一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己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三二二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三二三年，晋元帝优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篡夺。三二四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派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篡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末，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三九九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王导作扬州刺史，派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政治。考察官回来向王导报告郡太守得失，只有顾和不说话。王导问他听到些什么事。顾和说，你是国家的首辅，应该让吞舟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考察官都追悔自己不该说话。这说明有势力的人做了任何不法事，王导连听也是不愿意听的。扬州设立侨郡县，收容北方逃来的民众。他们不愿意屈服在非汉族的统治之下，背离乡土，流亡到南方，可是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三二一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分，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东晋朝的持续——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三一七年——三二五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三二六年——三九九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象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三二七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三二九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庚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三四五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三四七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三七三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问势力平衡的作法分不开的。谢安的作法是“镇之以和静”。三八三年，晋兵大破荷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国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三八四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三八五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三八五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三九八年，京口（江苏丹徒县）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咦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治武昌）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现在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现在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欢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治山阴，浙江绍兴县）、临海（治章安，浙江临海县）、永嘉（治永宁，浙江永嘉县）、东阳（治长山，浙江金华县）、新安（治始新，浙江淳安县）、吴（治吴，江苏吴县）、吴兴（治乌程，浙江吴兴县）、义兴（治阳羡，江苏宜兴县）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乐属的主人）和佃客（乐属）的怨恨。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三九九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浙江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包括义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四○一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四○二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奏音乐的妇女）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彼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四○四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四一○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四一一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四○二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四○四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东晋朝是王谢瘐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瘐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淫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桓玄刚登上帝位，刘裕便在京口纠集力量，率众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逃回江陵。晋兵杀桓玄，灭桓氏一族。刘裕恢复晋安帝的皇帝名义，自己在政治上武功上积极准备威望。四二○年，刘裕废晋帝，建立起宋朝。
　　东晋朝十一帝，首尾凡一百零四年。
　　宋朝 四二○年至四七九年
　　刘裕出身破落的低级士族。东晋初，刘家避难，从彭城迁居京口。刘裕幼年贫穷，不得读书，以耕地为业，兼做樵夫、渔夫及卖履小贩。他又是个酷爱赌博的无赖，曾因赌输，被京口大族刁逢缚在马桩上索赌债。这种经历使得刘裕懂得劳动民众的疾苦并具有冒险求利的性格。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肥水大战，荷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三九九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四○四年，桓玄篡晋，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
　　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
　　四○九年，刘裕攻南燕。四一○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夏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四一一年，收复广州。四一二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四一三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四一五年，刘裕遣将军工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四一六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河南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四一七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四一八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
　　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四一三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四二○年，刘裕很自然地建立起宋朝。四二二年，宋武帝（刘裕）死。四二三年，北魏攻夺宋地，司州（治洛阳）全部，青州、兖州、豫州大部，被北魏夺去。
　　四二四年，宋文帝即位。长江流域在宋文帝统治的三十年中，呈现东晋以来未曾有的繁荣气象。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元嘉（宋文帝年号）时期才真正开始。
　　宋文帝凭借富强的国力，经常出兵击魏，想收复黄河以南土地。魏太武帝勇武善战，统一黄河流域后，有吞并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两个全盛的国家，爆发了决存亡的大战争。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骑十万攻宋悬瓠城（河南上蔡县东），宋将陈宪坚守苦战，魏军死伤甚重，败退。接着，宋文帝发大军，分水陆数路北伐，魏太武帝也发兵号称百万渡黄河来应战。宋将王玄谟率主力军攻滑台，被魏主力军击败。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军，收复陕城和潼关。宋文帝因王玄谟溃败，召还柳元景等军。四五一年，魏军乘胜攻彭城，徐州刺史刘骏（宋文帝子）决心坚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军南行，攻盱眙城（江苏盱眙县）不克，又率军南行直到瓜步（江苏六合县境），声言要渡长江。宋沿江戒严，每户都得出丁男来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粮，前面有大江，后面有宋兵坚守城镇，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胎，向宋守将臧质求酒，臧质给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尸体高与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这次大战争，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进攻中原，失败是难免的。宋文帝并无战争经验，每次出兵作战，总要预先制定计划，限制将帅的机动性。交战的日期和时刻，也必须由宋文帝亲自决定。朝廷离战阵路途遥远，常常坐失时机，这也是遭致失败的一个原因。魏是野蛮的国家，每次作战，总是驱迫汉民在前阵，鲜卑骑兵在后面驰逐，汉民前进得慢一点，就被骑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杀宋民异常残酷，少数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运，多数人都被杀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鲜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盯胎，给臧质信里说，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国人（鲜卑人）。攻东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氏人羌人。你杀死这些人，省得他们在我国内作乱，对我只有好处，你尽力杀吧！魏兵作战就是这样消耗大量非鲜卑人的生命来进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败，尽量发泄了他的所有野蛮性。宋钥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坏。魏兵一见丁壮人就杀，刺婴儿在长矛上，舞矛以为戏乐。掳去生口（被捕获作奴婢的人）一万多人，听说宋兵来追，把生口全部杀死。魏各军又捕捉宋民，驱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余家，有的捕得五万余家。魏兵经过的郡县，房屋被烧毁，变成一片白地，春燕归来，只好在树上造巢。宋从此国力大损，魏兵马死伤也过半数，南北两朝都疲惫，不敢再轻易较量兵力。
　　继承宋文帝的宋孝武帝是个暴君。他要更加增强皇帝的权力，厉行宋朝原有的典签制。每一镇将，不论是王或功臣，皇帝都派遣自己的亲信人去做典签官，代镇将掌实权或分掌实权，并且监视镇将的行动。他控制镇将愈紧，疑忌心也愈重，诸王因遭疑忌，先后被迫起兵作乱，宋朝廷从此陷入骨肉相残君臣互疑的一片混乱中。到宋明帝时，混乱愈益加剧，除了宋明帝自己的儿子，其余残存的诸弟（宋文帝子）和诸侄（宋孝武帝子）几乎全被杀绝。被疑忌的文武大臣，有的被杀，有的带城镇投降魏国。四六六年，徐州刺史薛安都等降魏，与魏军合力击败宋军，宋朝淮河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河以西九郡先后被魏夺去，南朝疆域又一次缩小。四七二年，宋明帝死，子苍梧王继位，内乱更加炽烈，一个不甚被疑忌的普通镇将南兖州刺史萧道成，在内乱中造成势力。四七九年，萧道成灭宋朝，建立齐朝。
　　宋朝八帝，首尾凡六十年。
　　齐朝 四七九年至五○二年
　　齐高帝（萧道成）侨居南兰陵（江苏武进县）。出身“布衣素族”（寒门），原来并没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宋明帝大杀宗室和文武大臣，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永保帝业，事实恰恰是为萧道成开辟了帝业。齐高帝知道他这个做皇帝的机会是难得的，急于想保持它，问儒者刘瓛（音桓huán）怎样才能久安。刘瓛说，想久安，要宽厚。宋所以亡天下，就是因为残刻。你如果以前车为戒，能宽厚待人，危可以得安，不然的话，只有危，不会有安。齐高帝很同意刘瓛这番话。
　　齐高帝改革宋孝武帝以来的暴政，提倡节俭，常说，让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泥土同价。他对民众的剥削比宋朝轻些，因而稳定了齐朝政权。他做了四年皇帝，临死时嘱咐继承者齐武帝说，刘氏如果不是骨肉相残，他族那得乘乱夺位，你必须深深记住。齐武帝遵遗嘱不杀诸弟，朝政也还严明，境内外十几年没有战事，南朝民欢又得到一个休息时期。齐明帝继位，又走上宋孝武帝宋明帝的旧路，大杀齐高帝齐武帝的诸子，引起内乱。他的继承者东昏侯，也和宋苍梧王一样，凶狂乱杀，臣属人人自危，内乱大起。五○一年，雍州刺史（镇襄阳）萧衍起兵攻入建康。五○二年，萧衍灭齐，建立梁朝。
　　齐朝六帝，首尾凡二十三年。
　　梁朝 五○二年至五五七年
　　梁武帝（萧衍）也是出身侨居南兰陵的素族，早年就博通欢学，尤其擅长文学，与著名文人沈约、任昉等齐名。四九八年，被任为雍州刺史。乘齐朝内乱，在镇准备起事。他比其他起事人准备得周到些，因之一举便成帝业。
　　梁武帝在位凡四十八年，国境内平静无战事，当时北朝已经衰乱，无力大举南侵，南北两朝间不曾发生决存亡的大战争。南朝在这一长时期里，应该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好时机，可是，梁武帝恰恰是个伪善而残暴的、愚蠢而贪婪的统治者，他采用各种方法来维持他的政权，他又为社会大破坏造成各种条件，到末年爆发了侯景的大乱，接着爆发了诸王争夺帝位的大乱，整个长江流域遭受空前未有的普遍破坏，统治阶级的所有丑恶也都在大乱中暴露出来。
　　梁武帝看到东晋朝凭借士族的维持，国运延长到百余年，但皇帝无权，朝廷为大族所挟制。宋齐两朝用诸王作镇将，用典签监视诸王，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但骨肉相残，政权为素族所夺取。梁武帝依据这些经验，定出两条基本方针，企图取三朝的长处，改三朝的短处，建立起久安的梁朝。
一 恢复百家士族的权利 宋齐两朝用素族来压制士族，梁武帝按照东晋的经验，认为不如用士族来压制素族较为有利，因之东晋初的百家士族又被重视起来。徐勉作吏部尚书，熟悉《百家谱》，写给每一个人的文告里，都避这个人的家讳，表示对百家士族的尊重。五○八年，梁武帝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每州每郡每乡都有专官一人搜罗士人，推荐给朝廷，这种专官无疑是士族中人，被搜荐的人自然多数也是士族中人。用什么方法来安置这许多被搜荐的人呢？梁武帝令徐勉定百官九品为十八班。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二十五个。不入十品的将军，别有八班，共有名号十四个。又增设施于外国的将军（如镇远、抚北等名号）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零九个。大批将军以下，当然还有更多的军官名号，文武官名号如此繁多，可以容纳许多人。从最低的第一班向最高的第二十四班，逐次升迁，可以销磨许多人的时光，计谋算是很巧的了。可是官数终究有限，并不能容纳愈来愈多的求官者，梁武帝因而又大增地方官。自东晋以来，侨州郡县和实在的州郡县逐渐增多，五一二年，梁境内共有二十三州，三百五十郡，一千零二十二县，地方官数目本来已经够庞大，梁武帝还嫌不够，又增立许多州郡县名目。到五四○年，共有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下品州多在边地，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刺史太守县令及僚属都用非汉族的本地土豪，和朝廷只是有时候发生一些贡纳关系。五品州以外，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官自然还是有的。边境上镇戍地点，居民很少，为提高镇戍军官的官位，都给与郡名，一个军官往往兼任两三个郡的太守。自文武朝官至地方官，都有品第，按百家士族、寒门素族和非汉族土豪的门第高低以及势力大小来配合官品，大概求官的人都可以相应地得到做官或僚属的俸给，虽然寒门被排抑，不得任显职，但在得官较易这一点上，对梁武帝的安排不能不满意。
二 提高诸王的权力 尽管梁武帝增设大量的文武朝官和地方官，但政权的实际分掌者仍是诸王。宋齐两朝典签监视诸王的制度废除了，诸王成为有实权的藩镇。诸王犯大罪，也只行家教，训诲一番就算了事，想用这种骨肉恩爱来改变宋齐两朝的骨肉相残。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过度、贪财牟利无厌的人，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萧宏住宅内有库屋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屋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屋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屋满藏布、绢、丝、棉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兵器，非常喜欢，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从此对萧宏更加信任。萧宏本来怕查出赃物得罪，经这一次检查，贪财成为合法的行为，搜括更无忌惮。其他诸王、公、侯，自然也要学萧宏的行为，因为贪财能得梁武帝的信任。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萧宏的儿子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太子萧统，萧正德还本，封西丰侯。萧正德失掉皇帝继承权，很不满意。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希望魏国利用他来攻击梁朝。魏国正在内乱，待遇他很薄，萧正德失望，第二年又逃回梁朝。梁武帝哭着教训他，还给他西丰侯爵位。梁武帝的次子豫章王萧综，为南究州刺史，镇守彭城，五二五年，魏兵来攻，萧综投降魏军，梁朝失彭城重镇，将佐士卒死十分之七八，梁武帝仍封萧综的儿子萧直为永新侯。梁武帝这样来实行骨肉恩爱，恰恰为晚年准备了比宋齐两朝更丑恶的骨肉相残。
　　梁武帝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民欢犯了罪，用法极严，如该从坐，不论老幼都不得免；一人逃亡，全家人都被囚禁罚作苦工。剥削阶级的法律，本来都是为压迫民众而制定的，不过，梁武帝连伪装的公平也不要了。五一一年春，梁武帝到南郊祭天，路上有个老人挡住车驾，说道，你使用法律，对民众太严，对权贵太宽，不是长久之计呵！这个老人冒险替民众说了话，当然，梁武帝有他自己的一套不可变的作法。
　　梁武帝对民众是这样的残暴，但是，他有任何一个皇帝做不到的特殊伪装术来掩饰他的残暴。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拆裂，也不停笔。这算是他的勤劳。即位不久，便按佛教的规矩，长斋素食，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用牲畜。他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自称不是公宴，不吃公家饭，宫里人也不吃公家饭。意思是说，他和宫里人的生活费，不要国库来供给。至于生活费从那里来的，还不是用另一种剥削形式从民间得来。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绵制的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不饮酒，平时不听音乐。这些都算是他的节俭。任何时候他总是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大也一丝不苟；对待宫内阉宦，也是礼貌严肃好似对贵宾，更不用说接待士大夫的礼貌。这都算是他的谦恭。他专精佛教戒律，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整天表示不高兴；士族犯罪一概宽免，亲属甚至是犯谋反罪，哭着教诲一番也就算无罪。王侯横行不法，或者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出去抢掠，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梁武帝完全知道这种情形，因为讲慈爱，所以让他们无恶不作。这都算是他的慈爱。五四六年，一个直臣贺琛上书指出梁武帝的恶政：第一，搜括极其残酷，民不堪命；第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第三，权臣玩弄威福，专找别人的罪过；第四，朝廷大兴土木，民众服役不得休息。贺深说的都是实话，句句揭穿梁武帝的伪装。梁武帝看了大怒，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作证，辨明没有那些劣迹。贺琛不敢再说话，梁武帝依然用他老儒兼老僧式的勤劳、节俭、谦恭、慈爱掩饰着他的残暴。
　　仅仅依靠伪装，到底只能起有限的作用，梁武帝利用这些伪装以外，又拿出儒学和佛教两套办法来欺骗人。
　　兴儒学、制礼、作乐——五○二年，制定雅乐。五一二年，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一十九条，颁布施行。制礼作乐是儒学盛事，梁武帝即位，首先制成礼乐，连北方士族中也有人南望羡慕，想未投奔。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兴儒学。五○五年，梁武帝下诏提倡经术，在建康设立五经馆，每馆设博士一人，有学生数百人。学生生活费由国家供给，考试及格就给官做。不到一年，各地士人纷纷来投馆求学。这些投馆的士人无疑是寒门，他们有了做低级官的门路，自然也就满意了。
　　大兴佛教——自东晋至宋孝武帝，佛教在儒家、道教制约下，还不能独占上风。宋明帝开始佞佛，立湘宫寺，极其壮丽，自称功德极大。老臣虞愿说，这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造的，如果佛有知识，该多么悲悯！罪比塔还高，有什么功德！宋明帝发怒，赶虞愿下殿。齐宰相竞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斋僧时亲自送饭送水，佛教开始盛行。儒生范缜不信佛，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报 应，试问人为什么有富贵贫贱？范缜依据儒家学说作《神灭论》，驳斥因果说。朝野分儒佛两派展开争辩，佛教徒无法驳倒神灭论。虽然宋明帝、萧子良提倡佛教，但虞愿范缜所代表的反佛教思想还很有力量。到梁武帝时，南朝佛教才进入全盛时期。他大兴佛教，不是废弃儒玄（道家），而是用佛来调和儒玄。他本是一个博学无所不通的大学者，著《孔子正言》、《老子讲疏》等属于儒玄的书二百余卷，又著属于佛教的书数百卷，确实表现了他对儒玄佛三家学说的精通。他用儒家的礼（《孝经》引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来区别富贵贫贱，用道家的无（刘向论道家“清虚无为，务崇不竞”）来劝导不要争夺，用小乘佛教的因果报应，来解答人为什么应该安于已有的富贵贫贱，为什么不要争夺。三家合用，非常有利，因此他创三教同源说，硬派孔子老子当佛的学生。他作《会三教诗》，以日比佛，以儒、道比众星，说“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所谓无二非三，就是佛教最高，儒、道是佛的辅助。他对三家学说进行调和，在推行上着重在佛教。他装成一副苦行僧的状貌，皇帝的生活享受，似乎都舍弃了，好叫人相信他的宗教信仰是纯洁无私的。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无碍会，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替百姓求福。五二七年，他到同泰寺舍身，表示要出家当和尚，过了四天，才回宫。五二九年，又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出钱二万万又算赎回来。五四七年，又去舍身，这一次出家多至三十七天，群臣又出钱一万万赎回这个“皇帝菩萨”。他只用舍身法就替同泰寺讹诈得四万万钱，群臣一只手付出四万万，一只手向民众不知要掠夺多若干倍的钱。在他赎身回宫那一天的夜间，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于的事，要做更广泛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下诏道，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有障碍，应该大兴土木，比旧塔增高一倍。他役使大量民众造十二层高塔，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梁武帝兴佛教，已经达到发狂的程度，虞愿斥责宋明帝罪比塔还高，梁武帝的罪恶，比宋明帝当然更要高无数倍。当时民众遭受如此残酷的剥削，不曾起来反抗，足见因果报应说的麻醉作用确实可以使被麻醉者陷入昏迷状态中。
　　梁武帝的残暴统治，得到士族、亲属及僧徒的共同拥护，在国境内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表面上的平静，实际是内乱已经酝酿得足够成熟了。最后由于接纳东魏叛将侯景，造成梁国境内的大破坏。当时黄河流域也正在大破坏，南北同时大乱，西晋末年开始的灾祸，到梁武帝末年才真正达到全中国普遍大乱的最高峰。东晋宋齐三朝多少还能保持长江流域的偏安局面，梁武帝却引进北方的破坏势力来蹂躏江南，从这一点说，梁武帝是东晋以来最坏的统治者。
　　梁武帝初年，魏国开始内乱。梁乘敌国内乱出兵恢扩疆土，本是南朝政权应作的事，可是，在梁武帝指导下的军事行动，却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下面列举几次军事失败的情况。五○五年，梁大举伐魏，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魏军认为百数十年来未有的劲敌，不敢交锋。梁武帝舍韦叡等良将不用，却用懦怯昏庸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作主将。五○六年，萧宏驻军的洛口（安徽怀远县境），一个夜里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人死将近五万人。五一四年，梁武帝发徐扬二州民，二十户取五丁，役夫及战士合二十万人筑浮山堰（在安徽凤阳县境），企图壅遏淮水灌没魏国的寿阳城。水利工程家都说，淮河中沙土轻浮，不可筑堰，梁武帝不听，用铁器数千万斤沉水底，仍不能筑成。他又用木料叠成方框，中填大石，上面加土。役人担负木石，肩肉腐烂，疫病流行，尸骸满路，苍蝇声昼夜薨薨。冬季大寒，役人又冻死无数。五一六年，淮水暴涨，浮山堰崩坏，沿淮水城镇村落的居民十余万人都被水漂入海。北魏不动兵力，梁国民众死伤却在二十万人以上。此外，对魏战争不时发动，南北军民在战争中死伤不可数计。梁武帝是个“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得不到什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但得不到什么地的无能而贪残的杀人恶魔，他装扮着一副佛教的慈悲面目，在战争上却更明显地暴露出他的真实面目。
　　对魏战争的残害民众，还只是梁武帝罪恶的较小部分，他最大的罪恶是接受侯景的降附。侯景是东魏高欢部下有谋略的将帅，统治黄河以南土地。五四七年高欢死，侯景与高欢的继承者高澄为敌，据河南反高澄。侯景投降西魏，受西魏官爵，又来投降梁国。梁武帝贪得河南土地，纳侯景降，封为河南王。侯景投降西魏和梁国，原想取得援助，攻灭高澄。他和高澄交兵，向西魏字文泰求援，字文泰知道侯景不可信任，以援助为名，出兵占据侯景所属土地的一半。梁武帝也出大兵援侯景，被东魏击败，亡失士卒数万人。字文泰处置得宜，西魏不战获地；梁武帝贪婪昏愚，梁成为接受灾祸的对象。侯景早有灭梁的意图，这次战争更证明梁朝腐朽已达极度。五四八年，东魏大败侯景军，侯景率败兵八百人南逃，夺取梁寿阳城，准备灭梁，公然对人说，我取河北不成，取江南却有把握。侯景诱萧正德作内应，许事成后尊萧正德为梁帝。萧正德大喜。侯景举兵夺取谯州城（安徽滁县），梁武帝命萧正德防守长江。萧正德让侯景渡江，建康大惊乱。梁武帝令太子萧纲筹防御。萧纲命萧正德守宣阳门。
　　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人，马数百匹。他乘梁君臣震骇，进攻建康城。萧正德开城门迎侯景入城。侯景攻台城（宫城），萧纲依仗良将羊侃，率众力战。侯景屡攻不克，众心离散。侯景令兵士掠夺民间粮食和妇女金帛，并胁迫民众数万人充兵士。侯景又招募梁奴隶得千数人，分配备军。奴隶被重用，人人感恩，愿出死力，侯景兵力又振。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梁武帝饿死。萧纲即帝位（梁简文帝）。五五一年，侯景杀梁简文帝，自称为汉皇帝。
　　梁武帝在位年久，等待时机，积极准备夺取帝位的主要有这些人：侄子萧正德蓄谋最早，但势力最弱。五三一年，太子萧统（昭明太子）死。照继承惯例应立萧统的儿子作皇太孙；梁武帝却立儿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詧（同察）与诸叔之间，充满着仇恨。侯景作乱，主要争位人阴私丑恶的面目，尽情暴露出来。萧正德引侯景入建康城后，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和萧纲。台城攻破后，萧正德亲自执刀去杀，被侯景阻止，皇帝名号也被侯景取消。萧正德密谋攻侯景，侯景把他杀死。这个图谋帝位数十年，无所不为的萧正德，在一群谋图者中首先结束了他的丑恶的生命。南徐州刺史萧纶率军入援，与其他援军互相猜忌，拥兵观望，莫有战意。侯景破台城，萧纶逃走。五五○年，萧纶据郢州（镇夏口——湖北汉口市），称自己办事的厅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希望得到北齐的援助。北齐封萧纶为梁王。雍州刺史萧詧据襄阳，与荆州刺史萧绎交兵。五五○年，萧詧向西魏称臣，请作附庸国。西魏派兵助萧詧，封萧詧为梁王。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侯景围台城，萧绎声称举48毛兵入援，实际是观望形势，积极消灭其他争夺帝位的敌人。西魏兵助萧詧攻萧绎，逼近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萧绎又向东魏求和。五五一年，北齐（五五○年，北齐灭东魏）封萧绎为梁相国。这时候，萧纶专附北齐，萧詧专附西魏，萧绎附北齐和西魏，北齐与西魏互相牵制，萧绎所受到的控制力比较松一些。侯景在江南毫无凭借，只有一些被胁迫作战的乌合军队。他破台城后，释放北方人在南方当奴婢的约一万人，指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势孤力弱可以想见。梁国任何一个争位人，都有力量击灭侯景，可是，这些人都想借侯景的手摧毁梁武帝和萧纲的地位，自己专力对付其他争位人。等到萧绎造成得位的形势，可以抽出一部分兵力进攻建康的时候，侯景早在这个空隙中，进行着空前规模的大破坏。
　　自东晋以来，建康一直是长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第一个中心地点。统治集团在各地方搜刮财物，主要是集中到建康，在这里纵情耗费掉，商业和手工业，自然也跟着发达起来。梁武帝时，建康已经成为南北各四十里，拥有二十八万户的大城市。贺琛上梁武帝书里指出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的情形，说：地方官所以贪残，总是由于风俗太侈靡。现在做一任地方官，得钱就可以上万万。罢官回京，尽量享受，一次宴会费钱超过百金，家中畜妓无数，极声色的乐趣。不过几年，钱财用完，追恨过去得钱不够多，再出去做官，贪残得更加厉害。贺琛说的只是地方官，至于王公贵戚和世家大族，贪残侈靡自不待言。梁武帝否认贺琛的指责，但也承认自己斋僧的饭菜，一个瓜能变出几十个式样，一种菜能做出几十种味道。素食还如此精致，可见贺琛所说风俗侈靡，确是事实。侯景宣布梁武帝罪状说，梁朝割剥民众，以供贪欲，你们如果不信，试看皇帝的大苑囿，王公的大第宅，僧尼的大寺塔，以及文武百官，都是美妾成百，仆从上千。这些人不耕不织，锦衣美食，不从百姓夺取，从那里得来！侯景的指责也是事实。侯景渡江攻建康城，梁武帝命提取诸寺院及公库所藏钱，得五十万万充军用。建康有的是钱和用钱的人，他们比赛豪华，衣服食物器具，力求精美，都要各地方运输进来，本城产品是很少的。侯景作乱，交通阻隔，粮食断绝，几个月功夫，人饿死大半。侯景攻台城，萧纲命人烧侯景所据宫殿，宫殿及多年积聚的图书文物几乎全部被烧毁。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建尿，经侯景之乱的破坏，荡然无遗了。
　　五四九年，侯景攻入台城，就派遣部下诸将出外杀掠，告诫诸将说，攻入城市，要杀个干净，使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因此诸将专事烧杀掠夺，做尽惨虐行为，以取笑乐。侯景军一路向三吴，有饥兵数百。梁吴郡太守有精兵五千，不敢抵抗，开城门迎侯景军。侯景军据吴郡，大掠财物妇女。侯景派兵攻破吴兴郡，又进攻会稽郡。会稽有精兵数万，粮食军器都很充足，侯景兵到， 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梁简文帝的儿子）弃城逃走，侯景军不战取得会稽郡。三吴最为富庶，是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第二个中心地点，经东晋末一度破坏后，宋齐以来，又恢复了它的繁荣景象。建康城的大量消费，主要是依靠三吴来供给。侯景据有三吴，夺完了金帛，又掠夺人口，有的被杀死，有的被贩卖到北方，遗民存留无几。五五○年，侯景军一路向广陵。破城后，捕城中人不论老少，埋半身入地，侯景兵驰马射击，八千人一时都被惨杀，广陵成了一座空城。五五○年，侯景军一路沿江西进。五五一年破江州，又破郢州。侯景率大军向江陵，萧绎向西魏求援，割汉中给西魏。萧绎有力量击败侯景，割地给西魏，实际是请求西魏不要助萧詧来夺取江陵。果然，侯景被萧绎军击败，逃归建康。侯景已经完成了他的大破坏动作，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只好坐在建康诚等待死灭。
　　萧绎击败侯景，取得江州和郢州，争位人之一萧纶也被西魏军杀死。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率军东下，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助王僧辩。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破侯景军，收复建康城。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萧绎在江陵称帝（梁元帝）。建康已是一座荒城，江陵一向是西部重镇，为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的中心，舍不得离开；同时，在襄阳的萧詧，在成都的萧纪，都是主要争位人，需要防御，因此，梁元帝决定建都在江陵，使陈霸先镇守建康。
　　五五二年，益州刺史萧纪自称皇帝。五五三年，发兵来攻江陵。梁元帝请西魏攻蜀。字文泰很喜欢，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字文泰派将军尉迟迥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却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的人。萧纪军溃散。梁元帝兵追萧纪，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我用这金饼雇你，送我去见七官（梁元帝行七）。追者说，我杀了你，金饼会跑到那里去？萧纪就这样结束了他那条丑恶的生命。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就为西魏所有。
　　一群争夺帝位的人，现在只剩下梁元帝和萧詧二人。五五四年，西魏字文泰使于谨率兵五万合萧詧兵来攻。五五五年，攻破江陵。梁元帝自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把所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他受尽萧詧的侮辱以后，结束了他那条极其丑恶的生命。
　　西魏封萧詧为梁主，以江陵附近约三百里土地作为梁国封地。使萧詧居江陵东城，西魏兵驻西城，监视萧詧。西魏取襄阳，掳走江陵府库中所藏全部珍宝，并捕捉王公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长江流域第三个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建康和三吴也彻底破坏了。五五六年，萧詧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他和他的子孙对周（五五七年，周灭西魏）隋执臣礼甚恭谨。
　　五八七年，隋文帝消灭了这个丑恶的梁国。
　　梁武帝酿造祸乱，侯景和萧氏一群争夺帝位的人实行祸乱。这次大祸乱归根是士族制度自然的结果。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优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冠高底鞋，香料熏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持。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隋炀帝也说，江东诸帝多抹脂粉，坐深宫。这都说明梁朝整个统治集团自皇帝以至士族已经腐朽到极度，剥削阶级的黑暗全部集中表现在这群人的行动上，既然西晋极度腐朽的士族造出了十六国大祸乱，梁朝同样腐朽的士族，自然也不能不造出梁末的大祸乱。
　　梁武帝为贪得土地，招纳侯景，结果是梁国内部大乱，失去广大的土地。东魏取得淮南和广陵，西魏取得益州、汉中、襄阳。江陵有西魏守军，实际也为西魏所有。南朝自巴陵（湖南岳阳县）至建康，与北朝对峙以长江为界。此后，南方汉族政权作为凭借的长江天险，江苏南京陈永宁陵石麒麟至少失去了一半，等到北方也建立起汉族政权的隋朝，一举灭陈，长江根本不起作用了。
　　梁朝四帝，首尾凡五十六年。
　　陈朝 五五七年至五八九年
　　陈霸先，吴兴郡长城县（浙江长兴县）人，在梁末大乱中，是一个保护南方汉族政权最有功的人。他家世寒贱，不列在士族。早年当里司、油库吏、传令吏等微职，后来得小军职，因镇压交州农民起义，官位渐显。五四九年，陈霸先在广州起兵讨侯景，排除当地割据者的阻碍，五五○年，进军至南康（江西南康县）。五五一年，萧绎遣王僧辩率军东下至湓城（湓音盆pén江西九江），陈霸先率精兵三万人来会。五五二年，王僧辩攻克建康，陈霸先立功最多。五五五年，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为主。北齐派兵护送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来作梁主，王僧辩畏齐兵，迎立萧渊明。陈霸先再三苦争，王僧辩不从，陈霸先起兵袭杀王僧辩，立萧方智为梁帝（梁敬帝）。如果萧渊明得立，和江陵的詧管一样，建康的梁将成为齐的附庸。陈霸先杀王僧辩，立梁敬帝，齐的势力被摈斥不得侵入江南。陈霸先击败齐兵并削平许多叛乱。五五七年，灭梁称帝（陈武帝），建立起对抗齐周和后梁（萧詧）的陈朝。
　　陈武帝和陈文帝、陈宣帝统治陈国共二十五年，虽然与敌国经常进行着故争，国内的叛乱也不时发生，但梁未遭受大破坏的南朝境内，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起来了。陈宣帝的儿子陈后主（陈叔宝），就在这个恢复起来的物质基础上，又恢复极度腐朽的丑恶生活。
　　陈后主荒淫，使宠妾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左右，文士江总、孔范等十人参与宴会，号称狎客。妃嫔与狎客共赋诗，互相赠答，采取尤艳丽的诗篇，造作歌曲，选美女千余人奏乐歌唱。君臣酣歌，通宵达旦。陈后主又大造宫室，其中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最为壮丽。三阁各高数十丈，材料多用香木，装饰着大量金玉珠翠，东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侈靡的建筑物。不言而喻，他的搜刮是极其残酷的。赋税繁重，民不堪命，刑罚苛暴，牢狱常满，直臣傅縡（音宰zǎi）劝他改过，说：陛下酒色过度，任用小人，恶忠臣如仇敌，看百姓是野草。宫中妾婢穿着拖地的长绣裙，厩里马匹饱得连豆粟都不想吃，百姓呢？流离失业，饿死不得葬，尸体抛弃在荒野上。天怒民怨，众叛亲离，我看陈朝就要完了。陈后主大怒，派人告诉傅縡说，你能改过么？你能改过，我想免你的罪。傅縡坚决拒绝，答道：我的心同我的面貌一样，如果我的面貌可以改，那末，我的心也可以改。陈后主更怒，杀傅縡。五八七年，隋文帝灭萧詧的梁国，定计灭陈。五八八年，隋发兵五十一万，以杨广为统帅，准备渡江。陈后主说，从前北齐三度来攻，北周兵也来过两次，都大败逃去。这次隋兵来攻，一定送死。宠臣们也说，隋兵决不能渡长江。君臣依然饮酒赋诗，守江诸将告急求救，一概不理。五八九年，隋将贺若（姓）弼自广陵直渡京口，韩擒虎自横江（安徽和县）直渡采石，攻入建康，俘获陈后主，陈亡。
　　陈朝五帝，首尾凡三十三年。
　　三一七年，晋元帝在建康立国，至五八九年隋灭陈，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西晋灭亡后，黄河流域在少数族统治下，长期遭受严重的破坏，汉族在长江流域建立本族政权，抵抗少数族的南来蹂躏，这是有利于民众的事业，不能看作分裂和割据。长江流域比起黄河流域来，一向是落后地区，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人大量南迁，长江流域经济有很大的发展，逐渐接近黄河流域未遭破坏时的经济水平，文化的兴盛，更远远超过当时的北方。南朝文化为隋唐统一时期高度文化奠定了基础。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比长江流域又落后得多。东晋时一部分北方士族迁居晋安郡（治设原丰县，福建福州市），闽江流域经济文化开始发展起来。梁末大丧乱，晋安郡独富饶安宁，不受丧乱的影响。侯景陷三吴，会稽郡公侯士人很多迁居到岭南，汉族文化在珠江流域也开始有一些发展。每经一次大乱，总有一部分汉族向落后地区迁移，他们带来汉族的经济和文化，在落后地区起着进步的作用，影响当地的非汉族人。例如四三六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灭北燕，北燕主冯弘族人冯业率三百人浮海归宋，居住新会（广东新会县），宋朝命冯业世为罗州（治石龙县，广东化县）刺史。冯氏非本地人，号令不行。高凉郡（广东阳江县）有“蛮”族部落十余万家，酋长洗氏。洗氏有女多智谋，善于用兵，梁末，罗州刺史冯宝娶洗氏女为妻。洗夫人约束洗氏部落使从民礼，冯氏政令才得行施。陈霸先起兵讨伐侯景，得洗夫人援助，洗夫人成为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冯氏数百人终于影响洗氏十余万家。以此为例，汉族士人避难到闽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在当地总要发生大小不等的影响。不过，由于士族的极度腐朽，在它统治力愈强的地方，劳动民众所受的痛苦也愈大，一直到造成大灾难，长江流域就是这样遭受破坏的。总的说来，南朝将近三百年的士族统治，对中国南部的开发，积极作用终究比消极作用要大一些。因为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长江流域也成为主要基地，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从此扩大了一倍，封建社会也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
第二节 南朝的经济状况
　　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孙吴建国时，又有些进展。西晋末大乱，黄河流域汉族人大量南迁，其中士族只是少数，极大多数还是劳动民众。他们带着北方比较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产力有显著的提高。东晋末和梁末两次祸乱以外，南朝境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破坏，这也是生产力得以逐渐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依据下列事例，可以说明南朝发展中的经济状况。
　　人口增加
　　长江流域向来人口稀少，最大的荆、扬二州，当西晋武帝太康全盛时，荆州有三十五万户，扬州有三十一万户。西晋惠帝割扬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荆州三郡属梁州。西晋怀帝又割荆州五郡置湘州。荆州所属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数户口仍在荆州所属襄阳江陵及江州所属武昌一带地区。东晋时，北方流人大量南来，主要侨寓在荆扬二州。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户口占江南全户口的半数。所谓三州，实际仍是太康时的荆扬二州（江州本是荆扬二州的一部分，荆州割归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户口稠密地区），假如北方流人户口和东晋以来荆江扬三州一百三十余年繁殖的户口，总数相当于荆州割去的八郡户口数，那末，宋孝武帝时荆江扬三州仍应有六七十万户，全江南应有一百二三十万户（不包括豪强藏匿的户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户口数，全国只有九十万六千余户、四百六十八万余口。当时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兖、兖、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国实际户口，决不能只有此数。陈朝国土最小，陈宣帝时有户六十万，隋灭陈，得陈户五十万，男女口二百万。二八○年，西晋灭吴，得吴户五十二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陈朝地比吴国略小，陈亡时户口也略少，自吴亡至陈亡，中间经过三百余年，户口似乎一点变动也没有，显然是不合实际的。东晋和南朝的户口数过度不合实际，原因主要在于士族享有特权。东晋元帝依靠士族立国，法禁宽弛，列入《百家谱》的士族固然特权最大，不入谱的北来士族以及东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权。这种特权之一是“挟藏户口，以为私附”，即并若干户为一户，士族出名作户主。户主势力愈大，所附私户数也愈多。东晋时山遐作余姚令，到县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万余人。县中豪强，群起攻击，山遇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许，免山遐官。会稽郡所属共十县，人口约三十五万（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数，东晋时人口也许较少）。假如平均每县人口为三万五千，余姚一县私附竟多至万余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强藏户已如此众多，其他郡县可以类椎。
　　侨郡县并无一定境界，朝廷不问侨寓士族所占田亩数，当然不征租税和徭役，岁月积久，兼并愈甚，土断与侨寓两种主张成为政治上严重的斗争。所谓土断，就是主张把侨郡县士民作为土著，民众向朝廷纳租税服徭役，不再让士族独占这些利益。所谓侨寓，就是主张维持士族在侨郡县里一向独占的利益。土断对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东晋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张土断。三六四年（东晋哀帝兴宁二年），桓温实行土断，制定严法禁止挟藏户口，并在全国大查户口，普禁藏户，彭城王司马玄藏匿五户，被桓温惩罚，朝廷因此收入大增。
　　桓温失败后，土断制废弃不行。四一三年（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刘裕又实行土断，省去不少侨郡县。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请在雍州实行土断，宋孝武帝下诏并省雍州所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宋完成了土断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无法变革挟藏户口的积弊。
　　齐高帝新建齐朝，想整顿黄籍。黄籍是普通民众的户口簿，是朝廷征取租税徭役的根据。黄籍向来是一个大弊窦，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农、商贾，商贾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税的利益）贿赂，给纳贿者或注军功，军功户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钱一万余，伪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称士族；或因秃发，假托僧人；或迁徙无定，不立户名；或户存而黄籍不载，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种种，弊端极多。免役免税的户口愈增，贫苦民众的负担也愈重。齐高帝设专官检查黄籍。齐武帝继续检查，罚纳贿改籍人到边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阳（浙江富阳县）妖人唐寓之作乱，三吴纳贿改籍人来投奔的多至三万。齐武帝派兵进击，斩唐寓之。这次作乱，是富民反抗检查黄籍，畏罚叛变，根本不是农民起义。唐寓之虽然失败，纳贿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强烈。四九○年，齐武帝不得不取消检查，承认宋代黄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检查黄籍，却想从整理士籍入手，依据东晋贾粥之所作《士族谱》，宋刘湛所作《百姓谱》，设立谱局，改定《百家谱》，凡八十卷，东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内。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东南士族的谱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继续纳贿改黄籍，结果只能是百家土族、东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并存，各按自己的势力去剥削劳动民众。梁郭祖深说，民众为避免重役，或自断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隶，称为属名。梁朝的属名，就是东晋的私附，足见豪强挟藏户口，一向保持不变。
　　自桓温首创土断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谱》，都说明士族与朝廷争夺民户，朝廷并不能改变这个形势。因此，长江流域人口实际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几个户口数字上却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农业前进
　　江南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向来用火耕水耨法从事生产。所谓火耕水耨，就是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的耕种法，生产量自然很低微。西晋武帝时，杜预奏称东南水灾特别严重，原因在于火耕水耨必须高地蓄水，多筑陂堰，每遇水雨，堤坏泛滥，低田损毁，延及陆田。过去东南地旷人稀，不妨用这个旧法，现在户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岁陂堰放水，为害实多。请令地方官决去曹魏以来新造诸陂堰，修缮汉朝旧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灾。晋武帝听从杜预的建议。魏吴对立，魏在边境上造陂堰，不顾吴境受灾害，西晋统一后，旧边境上人为的水灾可以减轻，至于火耕水耨的逐渐改革，主要由于户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进耕作技术，以免水火的灾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区，自然还会保持着落后的旧耕种法。
　　扬（包括东扬州——会稽郡）、荆（包括雍州——襄阳和江州）二州，人口较多，农业也最发达。依据史书所记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这些地区兴修了不少水利。例如东晋时，曲阿（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乌程（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勾章（浙江慈谿县西）修复汉时旧堰，溉田二百余顷。宋齐梁相继修复芍陂（在安徽寿县南）堰堤，溉田万顷。宋时修复汉六门堰（河南邓县西），溉田三万顷。江南多湖沼，泄水可变成湖田。宋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又求始宁（浙江上虞县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ang）作湖田。宋孔灵符奏请迁徙山阴县（浙江绍兴县）贫民到余姚（浙江余姚县）、鄮（音贸mao浙江鄞县东）、鄞（浙江鄞县）三县开垦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显示农业在发展中。用粪作肥料，不见记载，宋武帝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微时以挑粪为业，挑粪很可能用作肥料，因为荆扬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继续行施，必须采用施肥法。《史记·吴世家》记吴楚两国边邑妇女争桑树，引起战争（前五一八年），足见远在春秋时期，南方丝织业已很普遍，东晋以来，愈益发达。耕织都前进，树立了社会则富的基础。
　　手工业发展
　　南朝在手工业方面，有三个重要的进步，一个是炼钢术，一个是造纸术，一个是制瓷术。
　　炼钢术——人类使用铁的发展过程，按照炼铁技术的限制，形成熟铁、生铁、钢铁三个阶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铁，因为当时的技术（主要是风箱），还不能熔化铁矿石。熟铁缺乏炭素，性柔软，不能制造需要有相当硬度的工具，作用远不及青铜器，也不及石器。技术前进一步，能够熔化铁矿石，这就得到了生铁。生铁含炭素过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较高，可以铸造农具，但还不能制造武器。熟铁比生铁难熔化，用炼生铁的方法（熔铁炉中铁矿石与木炭混合在一起）来炼熟铁，因风箱通风力量不够强，熟铁不曾熔化，却在高温下吸收了百分之零点二五至百分之一点七的炭素，这就成为渗炭钢。再加以淬、锻等工，挤出铁中所含熔渣（杂质），就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有了这种钢铁，才能代替青铜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国古代炼铁技术的发展是迅速而卓越的，远在春秋前期，已经能够熔炼生铁，铸造农具和大鼎。按照铁的发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铁，春秋以前应早有熟铁，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来作重要的生产工具。春秋后期，《吴越春秋》所记干将莫邪夫妇剪爪发投入炼铁炉因而制成宝剑的故事，暗示冶炼家开始摸索出渗炭钢的制炼法。战国时有钢，不仅可从文字记载上推知，并已有实物发现。到西汉武帝时，钢铁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铜武器。炼成渗炭钢是伟大的成就，中国取得这个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早。不过，渗炭钢要制为纯钢，必须锻炼百来次，费人工太多，而且愈锻炼愈柔软，不适宜于战时的实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炼的宝刀，他说，我的儿子里有不好武而好文学的，每人给一把。足见百炼的钢刀，是不能上战场的。锻炼较少的钢制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断。要刚柔得中，生产较易，就得在制炼法上再前进一步。这一步在南朝时期实现了。
　　《重修政和证类本草》铁精条下引陶隐居（陶弘景）说“钢铁是杂炼生（生铁）鍒（音柔róu熟铁）作刀镰者”。杂炼生鍒法后世一直保持着。在近代炼钢法应用以前，它是一种进步的技术。《天工开物》里说这种炼法是熔铁炉中生铁和熟铁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时，生铁熔化，包裹和渗入熟铁，生铁多余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铁所吸收，也排挤出一些熟铁所含的熔渣，生熟铁都成为钢铁。取出加锻，再炼再锻，反复数次，就成质量较纯的钢铁。这种炼法，费功较少，产量较多，既可制刀剑，又可制农用的镰（能制镰刀，价不会太高），对发展生产力是一个贡献。陶弘景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说杂炼生鍒法的应用，当与他同时或在以前。吴越在春秋时期最先发明渗炭钢，有冶炼技术的传统。齐时上虞人谢平创制刚（钢）朴，号称中国绝手。刚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为树皮，刚朴可能是指生铁熔液包裹熟铁（象树皮包裹树干）而同成钢铁，如果是这样，那末，谢平就是杂炼生鍒法的发明人了。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在会稽郡所属的剡县（浙江嵊县）三白山，看来会稽郡冶炼技术较高，谢平是尤高的冶炼家。东晋初年，会稽郡民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嶽大开鼓铸，好些非汉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见会稽一向是南方冶炼技术较高的地方。
　　扬州在南朝，是鼓铸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业）有东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铁的产量多，梁铸铁钱，堆积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车载钱。梁武帝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足见南朝铁产量是丰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剑，装饰极精巧。尚方有横法钢，仍是百炼的柔钢，技术可能比旧的百炼法有些改进。
　　造纸术——西汉时已有纸，经东汉蔡伦改良，纸的功用大进一步。至东汉末建安时，左伯改良造纸法，纸的功用又前进一步。左伯是东莱（山东黄县）人，东莱一带成为造好纸的重要地。陈朝徐陵《玉台新咏序》里说“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梁元帝《咏纸诗》“皎白犹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见南北朝时，美色纸出在北方，南方造纸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区）一带四五百里盛产藤，取藤皮造纸，质地极佳，余杭（浙江余杭县）由拳村也出好藤纸。唐时书家以用藤纸相夸。制造藤纸开始在东晋时。范宁令属官说，“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藤角纸即藤纸。东晋未，桓玄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写在帛上和纸上的字迹，各装成一帙，常置手边。南朝书家写字多用麻纸，麻纸别称布纸，就是用破旧麻布制造的纸。麻纸可供二王写字，精美可以想见。王羲之曾一次赠送谢安纸九万张，当是这种麻纸。在纸上涂黄色防蠹药物称为黄纸。当时好纸已能大量生产，因之桓玄下令废竹简，用黄纸代竹简。隋灭陈，获得大量陈朝藏书。这些书籍多是陈宣帝时用纸抄写。纸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相适应的。
　　制瓷术——实物证明，商和西周的带釉硬陶器，可说是最原始的瓷器。两汉瓷器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状态，但制作技术继续在提高。三国西晋制瓷术又有进境，脱离原始状态转入成熟的初期。西晋文士作赋，茶、酒和瓷器联系起来，说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现在发见的瓷器，三国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点遍及南北。不过，制瓷术最高的地方还是在会稽郡。据现有的发掘资料，孙吴西晋，会稽制瓷业已渐发达。东晋和南朝将近三百年，会稽遭受战乱较少，是一个士族聚居地。士人享乐生活里饮茶也是享乐的一种，讲究茶具，对制瓷技术起着推动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制殉葬的明器，种类也很多，越窑和各地窑业成为一种重要的手工业。到唐朝，越窑声名更大，陆羽《茶经》说，“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照陆羽的比较，越窑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陆龟蒙赞美越瓷诗，有“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句，大抵青瓷的制作，越窑确已达到最高境。唐时越瓷无疑是东晋南朝时越瓷的继续发展。
　　商业通畅
　　东晋和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在这个经济基础上过着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说来，统治阶级用政治势力从农民手工业者搜刮得钱，通过商业用钱取得各种消费品，消费品的大部分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生产出来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无偿生产），通过商业，农民手工业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钱来进行再生产。因之，社会经济在政治较好、剥削较轻、商业通畅的情况下，可以有缓慢的进展；在政治苛暴，但商业仍能流通的情况下，也还不至于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坏性特别强烈的战争，商业完全停顿的时候，社会经济才呈现崩溃现象。梁末侯景大乱，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余大体上属于前两种情况，也就是长江流域经济上升的趋向，其中商业起着一定的流转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业城市。城中有四个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还有小市十余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阴（会稽郡治）、寿阳、襄阳、江陵、成都、广州等地也是商业城市。史称建康“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雇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于二京（长安、洛阳）”。商业主要为官人供给消费品，所有商业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样。齐朝暴君东昏侯，极其淫侈，妃妾服装，都选用最珍贵的材料，向商市购买金宝，付钱比普通价高数倍。他宁愿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间钱物，却不敢不付给商人所索的高价，这说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谁也缺少不了谁。
　　士人向来有免税权，因之士人多兼营商业。东晋王彪之整顿商市令里说，近查山阴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随地开设店肆，或隐漏估税，假冒豪强的名号，拥有贸易的厚利，凌践无势力的平民，独占居要害的地点。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这里所说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营商业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结、仗势横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这样做的。又如东晋谢安有一个同乡罢官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争出高价买蒲葵扇，这个同乡获利数倍。宋孔道成从会稽来建康，带货船十余艘，满载绵绢纸席等物。梁武帝弟萧宏，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细麻）蜡等杂货数十屋。萧宏在建康有数十处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价买进客货，贮藏起来，待价出售。萧宏又用高利贷的方法，吞并别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吴不少人因此丧失产业。士人和贵族经商求富是普遍的，不过，对整个商业说来，主要经营者仍是社会地位卑微的商贩。
　　南朝重要产盐地，在江南是吴郡海盐县（浙江海盐县），在江北是南兖州盐城县（江苏盐城县）。海盐县海边有大片盐田。盐城县有盐亭（制盐场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运，每年常有船千艘往来。经营盐业的自然是豪强，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军人（小军官，凡小军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军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税权，军事重镇寿阳、襄阳，与北方有商业上往来，在这里军官可以贩运求富。
　　南朝和海南诸国通商，主要是经由广州南海郡的番禺（广州市），交州的龙编、西卷。自宋朝开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师子国等十余国与南朝通商，梁时商业尤盛。输入货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玑、琉璃、吉贝（又写作古贝、木棉布）、香料等，中国输出货物多是绫绢丝锦等。《宋书·夷蛮传论》里说外国珍货，为富贵人所喜爱，所以“舟舶继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属（往来）”。梁时，外国商船有时一年到来十几批。当时北魏贵族已经腐化，也需要南货（南海货）供消费，梁就多输入南货在边镇与魏互市，交换北方产品。做交广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时垣闳作交州刺史，任满回来，带资财值钱一万万。凡作广州刺史，无不暴富，俗话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饯）”的说法。从官吏贪污的钱数来看，当时中外交易的货物，数量并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业发达的一个原因。东晋安帝时，建康一次风灾，毁坏官商船多至一万艘。此后官商船当愈来愈多。孙吴时，海上大船长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装万斛重的货物。梁时，大船可载二万斛。南朝造船技术比孙吴有很大的进步。由于人口增加，有较充足的劳动力用以开发农业，手工业商业也随着发展起来，东晋南朝将近三百年的一个时期里，长江流域起了很大的变化。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描写西汉时长江流域的经济状况说，江南卑湿，人多夭死。地广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鱼羹。种稻用火耕水耨法，懒散成俗，缺乏积蓄，少有冻饿的穷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经过东汉和孙吴，经济逐渐上升，到东晋南朝时，长江流域成为富饶的地区。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里说，江南地广，田亩肥沃，民众勤于本业（耕织），一郡丰收，可供数郡食用。会稽滨海傍湖，良田有数十万顷，上等田地，一亩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还比不上它。荆州扬州盛产鱼盐木材、丝绵布帛，运销四方，满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马迁和沈约的两种描写，显然，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于西汉时期了。
　　劳动民众改造长江流域的面貌，使它从贫困进入富饶，但富饶的享受者当然是那些剥削者，沈约所说良田，主要是为士族文武官员所占有，满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满足剥削者的需要，劳动民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简单地分述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两大类。
　　皇帝——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税、徭役及铸劣质钱来实行苛暴的剥削。
　　劳动民众为维护偏安的汉族政权，负担着过重的租税。东晋初年，承用西晋户调法，晋成帝改为按田亩实数收租制，平均每亩取十分之一，税米三斗，称为度田收租制。这是对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积欠至五十余万斛。晋哀帝减田租，亩收二斗。晋孝武帝再对地主让步，废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岁称全丁，十三岁称半丁）每口税三斛。这一改变，对非地主的民众是极大的不利，为和缓反对，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税。过了六年，增税米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税的制度，不久也就无形取消了。贫民与王公平等纳税，负担不平等到什么程度！宋齐梁陈，口税有增无减。口税以外，又课丁男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禄绢禄绵供官禄）。害民尤甚的还有苛税多种，其中有所谓资税（财产税）。晋刘超做句容县官，以前县官亲到四乡估评百姓家产，刘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写家产数目投函中，写讫送还县官。百姓依实投报，课税收入，超过往年。收资税不扰民的官只有刘超一人，可见其余都是扰民官。宋时资税，民家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得抽税。因此，人民不敢种树垦地，屋破不敢涂泥。齐萧子良说当时官吏苛敛，民间桑树房屋都评价抽税，往往斩树发瓦，折钱充数。梁郭祖深说，官吏迫胁良善，比豺狼还要凶恶。齐时征塘丁税，萧子良上表称，浙东五郡，塘丁税每人一千文，贫民典卖妻子，不能足数，仍多积欠。这些苛杂税制，迫使民众加速地失业破产，沦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从东晋到梁陈，有所谓估税，是抽百分之四的商业税。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买卖每一万钱抽税钱四百，卖方出三百，买方出一百，称为输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随物价百分抽四，称为散估。估税以外，还有过路杂税。如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设津主一人，贼曹（检查员）一人，直水（水上检查）五人，检查违禁品、来历不明人以及柴炭鱼苇等物。大小各津并十分税一。士人经商免税，商人纳百分之四的税，小贩过津口纳百分之十的税，朝廷设估税的理由是“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实际却是励士人惩商人，励商人惩小贩。
　　西汉以来，通行五铢钱。孙权在江东铸大钱，一个当五铢钱五百，又铸当一千的大钱。东晋时沈充私家铸小钱，市上与孙权钱并用。宋铸钱极劣，一千钱长不满三寸，称为鹅眼钱。比鹅眼钱更劣的钱，称为（音延yán）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商贾不敢行用。后来禁用鹅眼、环等钱，专用古钱（五铢）。古钱多被奸人剪凿破损，公家收税，必须圆大，人民纳两钱代一钱，或加七百买好钱一千，负担严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无告。梁铸钱多种，轻重不一，币制纷乱，后废铜钱改铸铁钱，纷乱更甚。陈废铁钱，改铸五铢钱，一钱当鹅眼十钱。又铸六铢钱，一当五铢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钱法紊乱，轻重屡变，主要是造轻钱取利。齐武帝时孔觊指出铸轻钱的原因是由于朝廷“惜铜爱工”。所谓惜铜，就是用少量的铜铸多数的钱；所谓爱工，就是粗制滥造，不管质量的恶劣，归根是朝廷利用劣钱来夺取民众的财物。
　　繁重的徭役对农业生产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东晋范宁说：“古代役民，一年不过三天，今世役民，几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人丁服军役三中取二。远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须充杂役。梁郭祖深说，人民充军役身死，有的主将给死者妄加叛亡恶名，死无对证，按叛亡惩罚，全家同村，悉遭破坏。人民被迫或自斩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隶，称为属名。这是因为士族有免役特权，附属在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见妇女也不能免役。只看这些事例，再看范宁说的那句话，可以想见东晋南朝徭役害民的严重。
　　上述各种苛暴的剥削，都是以皇帝的名义，通过全部官吏来进行，所有劳动民众都得接受这种剥削。皇帝以外，还有两种主要剥削者，一种是从来就有的地主，一种是齐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东晋南朝是少数大地主的政权，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晋刁协家有田一万顷。谢混家有田业十余处。宋沈庆之家财累万金，有产业在娄湖（在江苏昆山县），指地告人说，钱都在这里。孔灵符产业殷富，有墅（庄园）在永兴（浙江萧山县），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又有果园九处。当时大疾，都拥有广大土地，这些只是偶见的例证。
　　他们土地的获得，有所谓赐田，如王导有赐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南京城东北）西。有所谓求田，如谢灵运求会稽回踵湖，始宁休崲湖，决水为田。有所谓悬券，如萧宏放高利贷，借钱给人，文契上预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还，驱逐业主，收归己有。更强暴的方法是霸占山泽。如刁协家专擅京口山泽，蠹害贫民。齐萧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县）、临城（安徽青阳县）、定陵（青阳县东北）三县封闭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泽被势家占有，百姓误入捕鱼，罚布十匹，汲取饮水，刈割柴草，都有罚禁。甚至有些统治者也感到横暴太甚，民愤难抑，在法律上规定霸占山泽的禁律，事实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势家大族拥有部曲，作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胁迫本族贫人、佃户及附近农民组成的私人军队。大地主作将帅时，部曲当作亲兵随从出战，在平时，用部曲压迫民众，霸占山泽田宅。部曲有部曲将，这一种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属于大地主的一种剥削者。
　　南朝士族又拥有称为门生的一种人。晋陶潜有脚病，使一门生与二儿舁篮舆。陶潜是贫士，还有一个门生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门生千余人，都是三吴富家子弟，衣服鲜丽，随从徐湛之出入。谢灵运有门生数百人。齐刘瓛每出游，一门生持胡床随行。门生对主人似乎有些象亲随人的身分。梁顾协标榜廉洁，有门生新来投靠，不敢献厚礼，只献钱二千文，顾协发怒，赐杖二十。姚察有门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类）一匹，姚察厉声驱出。顾协姚察不收礼物，算是例外，其余当是以收门生礼物为敛财的一个方法。东晋南朝最重门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获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钱买做门生以后，得服事贵人，自觉身分提高。贵人出仕，更得随从到任，分润赃物。例如益州历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敛，多至万金，随从宾僚，都是京城穷子，出去做郡县官，尽量贪污致富。刘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顿政治，人民悦服。门生地位比宾僚低，情谊却很亲近，他们跟随主人，自然也要仗势剥削。
　　佛寺——齐萧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开始兴盛。梁武帝时，佛教极盛。建康有佛寺五百余所，各拥大财产。僧尼十余万人，食肉饮酒，穷奢极侈。外州郡佛寺，不可胜数。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养女，白徒养女不入户籍，免除一切课役。郭祖深说，天下户口，几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张革除白徒养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许蔬食，婢女只许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大兴佛教，当然不听郭祖深的建议。
　　佛寺财产丰富，兼营高利贷。齐江陵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金龙，重数千两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苎向长沙寺库房质钱，后赎还苎，苎中有黄金五两，问寺库知是有人持黄金质钱，管库僧误置苎中。小自一束苎，大至黄金贵物，都可以质钱，想见营业范围的广泛。后世典当业，从南朝佛寺开始。
　　上列从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残酷的剥削者，长江流域经济不能有更多的发展，主要是受这群人的阻碍。劳动民众在这个阻碍下辛勤地进行着长江流域的开发事业。
　　小农——占有一小块耕地，农业生产以外，兼营副业，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农民，在数量上是较大的，租税徭役，朝廷主要是从这部分农民取得。史载宋武帝刘裕微时的生活，可以代表这部分农民。刘裕是个农民，有时贩履卖芦苇，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袄。做皇帝后，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孙。在皇宫里仿照农民住屋造自己的寝室，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制的灯笼，麻制的蝇拂。他的孙子宋孝武帝看了说，田舍翁有这些，已经算是很好了。大抵普通农民，连葛灯笼麻蝇拂也是没有的。宋孝武帝时，山阴县人多田少（多被大族占有），孔灵符请迁徙贫民到余姚、鄮、鄞三县开垦湖田。当时朝臣全数反对孔灵符的建议，说山阴豪族富家，田并不少，贫民佣耕，可以谋生。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贫民来充当佃户，孔灵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贫民垦得一些田地，为朝廷纳租。宋孝武帝不听众议，移民垦田，都成良业。自然，这些良业终究还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东晋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过四十户，自第三品起，每品减五户，第九品五户。农产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户多投王公贵人当佃客，朝廷制度，并不实行。士族有免役特权，民众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当属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为豪族富家所占有，佃客数量无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拥有奴婢。如晋陶侃有家僮千数，刁协家有奴婢数千人。宋谢混有奴僮千数百人，沈庆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数量当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养奴婢当作重要的财产，兄弟分家时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江苏南京出土南朝的男、女陶俑织布，所谓“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有时也派奴到远方去经商，不会逃走。五二五年，梁将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将三千余人来建康，都印额为奴。足见奴隶额上印着字，所以无法逃走。齐时，刘寅使奴当伯上广州，经过七八年还是回来。据说当时六斗米约抵钱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斗或值钱五千至七千。奴婢来源主要是破产农民，奴婢身价惊人的低也就说明农民生活惊人的恶劣。奴隶是劳动民众中最受压迫的一层，侯景作乱，奴隶成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业者也是开发长江流域的一个重要力量，炼钢、造纸、制瓷、造船都是他们特出的贡献。
　　劳动民众推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前进，士族享受了这个前进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贡献，算是对劳动民众提供了一种报酬。
　　隋唐文化继承南朝，隋唐经济也依仗南方。数全国财富，“扬一益二”，就是长江流域开发的结果。到唐中期，韩愈说“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长江流域地位更见重要。所以，将近三百年的东晋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经济文化上却有巨大的成就。
第三节 南朝文化的发展
　　西晋末年，中原士族逃奔江南，建立东晋以及后来的南朝政权。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享受特殊的权利，生活非常优裕，地位非常巩固，因之黄河流域的文化，移植到长江流域，不仅是保存旧遗产，而且有极大的发展。中国古文化极盛时期，首推汉唐两朝，南朝却是继汉开唐的转化时期。唐朝文化上的成就，大体是南朝文化的更高发展。
　　一 文学
　　士族过着腐朽委靡的生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只讲求形式的美观，也就是用事务求繁富，对偶务求工整，声律务求和谐，说到内容则几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秽。但是，单就形式美来说，对文学发展上也还是一个成就，因为没有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至于真正代表东晋南朝文学的，显然不是这些形式美的文学而是违反当时文学习尚，较为朴素的作品。
　　诗歌——古体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是个高峰，在太康时期又是一个高峰，到了南朝特别是梁朝，成为大高原，由此转入律诗的新境界。宋齐以下，凡参与士流的人，都学作五言诗，梁钟嵘（音荣róng）《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因为上自朝廷会同，下至友朋酬酢，都得赋五言诗，否则便被轻视。有一次，梁武帝在光华殿宴饮群臣，聊句作诗，武将曹景宗力求参加。梁武帝说，你技能很多，何必在诗上争能，意思就是劝他不必在士人面前出丑。曹景宗酒醉，力求不已。梁武帝给他竞、病韵。曹景宗作诗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宴会上人无不惊叹。这确是南朝唯一有气魄的一首好诗，比所有文士作的靡丽诗都要好得多，这也说明不入士流的武人，同样学五言诗。五言诗风尚如此广泛，不象建安太康时期那样限于一部分文士作诗，所以说象个大高原。
　　曹魏末年，清谈家何晏一类人始作玄言诗。所谓玄言诗，就是用些老庄的话头，做成浮浅乏味的诗句。西晋清谈家所作诗很少见，钟嵘《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可见西晋末通行的是玄言诗。东晋初，一些清谈家逃到江南，作诗用老庄语又加上佛经语，玄言诗愈益盛行。《文心雕龙》说，江左诗篇，沉溺在玄风里，没有好诗。但是，东晋初郭璞和晋宋间陶潜，却是受玄风影响又不受玄风约束的特出的作者。
　　郭璞非常博学，识见比那些清谈家高出无数倍。他看到大乱不可免，在刘渊起兵以前，去江南避难。东晋建国，看到内乱仍不可免，心情是沉郁的，冒死斥责王敦的叛逆，性格是刚毅的，他是有肝胆、忧世的志士，所作《游仙诗》，文采鲜明，异于玄言诗的平淡，寓意慷慨，异于玄言诗的浮浅，阮籍《咏怀诗》以后，《游仙诗》可称独步。
　　陶潜的情感是炽热的，他在《杂诗》里自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轻翮（音核 hé）思远翥”，又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咏荆轲诗》更显出他的心情，“雄发指危冠，猛将冲长缨，……其人（荆轲）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里惋惜刺客的失败，无非借来发泄自己的猛气。这些都可见陶潜本来很想有所作为，可是，环境迫使他不可能有所作为。东晋自司马道子当权以后，变乱纷起，晋宋交替，变动更大，陶潜眼见世路的险恶，宁愿隐居园田，避免横祸。《归园田居诗》里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乱世的俗，既不肯适，又不能抗，那末，顺适本性也就成为唯一可走的道路。《与子俨等书》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可见他归隐是出于不得已。他在《咏贫士诗》里说，安贫与求富两个念头，常在胸中交战，安贫乐道的念头，总是处于战胜者的地位，所以他那种躬耕劳苦、饥寒交至的生活，和他那种清静恬淡坚贞不移的性情，能够融合无间，因而发为诗（四言诗、五言诗）文（赋、辞），处处见真性情，处处见真生活，使读者自然发生对这个高士的爱慕。何晏一类人的玄言诗，用老庄的辞句掩盖着一团欲火，他们怕流露出真心，掩盖惟恐不厚，作诗者的真心既然见不得人，人也无心去看他们的诗。东晋玄言诗流传极少，都被合理地淘汰了。陶潜诗也有玄言诗的色彩，但由于蕴藏在内心的是洁净的热情，足以振起平淡的文体，平而引人入胜，淡而饶有余味，就是因为平淡的外形包裹着热情的内容。陶潜诗几乎篇篇有酒，但并不引起读者的烦厌，也正因为酒在陶潜诗中是热情的表现物。“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显然这种酒与酒徒的酒、纵欲人的酒大异其趣。萧统作《陶渊明集序》，说“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就是说酒在陶诗中的特殊意义。《诗品》评陶潜诗“文体省（简洁）静，殆无长语（平淡），笃（厚）意真古（质朴），辞兴惋惬”，“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是恰当的评语。
　　东晋人作诗，“诗必柱下（老子）之旨归，赋乃漆园（庄子）之义疏”（这里诗赋虽分谈，实际都是依附老庄，不必拘泥），玄言诗流行了一百年，当然不能不变。晋末宋初谢灵运颜延之改变诗体，谢创山水诗，颜创对偶诗，对玄言诗说来，都是新开辟的诗境。谢灵运性爱山水，作诗主要是描写景物，景物之美也确实被他精刻地描写出来。如《游南亭诗》“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登江中孤屿诗》“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句，非经深思搜索，不能得此佳句。谢诗全篇每以繁芜、雕琢为累，但秀句挺出，亦复清新可玩。颜延之作诗句句用故事，也句句相对偶，《诗品》说“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文心雕龙》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都是指颜诗专在对偶上用功夫。《诗品》又说颜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对偶与用事是不可分的，没有充足的故事，句子就对不起来，就是对起来，也只能称为“言对”，属于低级的一类。颜谢在宋初并称大家，谢诗比颜诗高，颜诗却比谢诗容易学。学谢诗必须摄取自然界的美，非身临山野，不能有所领会，也就不能学得谢诗的长处；学颜诗只要多读书，多记故事就可以，这是士族人能做的事，因此颜诗远比谢诗盛行。《诗品序》里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宋孝武帝年号）泰始（宋明帝年号）中，文章殆同书抄”。梁武帝曾和沈约比所知关于栗的故事，沈约比梁武帝少三条。沈约出宫，对人说，这个老翁爱面子，不让他一些就会羞死。后来梁武帝听说，大怒，要治沈约的罪，沈约不久被逼死。一个皇帝和臣下在记故事的多少上争高低，甚至逼死对手，足见当时文人重视记事。承认记事不如人，等于承认文章不如人，这就势所必争，顾不得什么君臣的关系。
　　南朝人习惯上称有韵文为文，无韵文为笔，经颜延之等人的提倡，文笔都要用事和对偶，这在古体文笔（魏晋以前）向今体文笔（唐朝的律诗律赋四六）转化过程中是一个关节，介于古体和今体（律体）之间的俳（对偶）体在这时期形成了。
　　到了梁朝，由于沈约一派的文人提倡声律，用事对偶以外再加上声律这个重要因素，因此诗和其他文笔形体上都由俳体逐渐向律体变化。自玄言诗以至对偶诗，大都是缺乏性情或者是不敢露出真性情的诗，梁陈诗人却敢于说出真性情，虽然这种真性情多是污秽的，但终究是有了内容。代表这种形体和这种内容相结合的诗叫做宫体诗。梁武帝的太子萧纲（梁简文帝）和著名文人徐摛（音痴chī）、庾肩吾以及徐摛子徐陵、庾肩吾子庾信创制一种轻丽的文体，因为是皇太子提倡的，所以文士们都模效着做，宫体诗代颜延之一派的对偶诗而盛行于梁陈两朝。
　　宫体诗正是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的表现，它所描写的对象，主要是色情。《内人昼眠》、《娈童》（梁元帝诗）也用来作诗题，污秽可厌。不过，梁陈诗特别是陈诗，对诗体的发展来说，确有它的成就。梁陈诗应用声律、对偶、用事三个因素，已经相当成熟地达到配合匀称、平仄和谐的境界，五言律诗虽然还没有定型，但一篇八句，已成一般趋势，如范云的《巫山高》，张正见的《关山月》，庾信的《舟中夜月》等诗，宛然唐律了。其余五绝如柳恽《和梁武帝景阳楼诗》、梁简文帝《梁尘诗》、陈沙门慧标《送陈宝应起兵诗》；七绝如萧子云《玉笥山诗》，虞世南《袁宝儿诗》；五言排律如庾丹《秋闺有望诗》；七言排律如沈君攸《薄暮动弦歌诗》，都已无异于唐诗。七律的完成较晚，但如庾信的《促柱弦歌》，陈子良的《我家吴会》，虽音节未尽谐合，体制已属七言律。梁陈文人从古体诗中寻求新体，偶得这些篇制，数量不多，却都为唐朝各种近体诗奠定基础。
　　文人所作古体五言诗在东晋南朝，经过玄言诗、对偶诗、原始律诗三个阶段，结束了汉魏以来的古体诗。
　　这时期五言诗的盛行远超过建安、太康，但就严格的意义来说，古体诗人中堪称卓越的作者却只有陶潜一人。非文人所作，出于民间流传的歌诗，也是构成东晋南朝诗的重要部分。这类民间歌诗情深而净洁，语短（多是四句或三句诗）而采多，富有南方清丽宛转的风格，如《子夜歌》、《华山畿》、《读曲歌》、《杨叛儿》等篇，使人屡读不厌，与《国风》、汉乐府同为乐而不淫的正声。
　　赋——东晋南朝赋也和诗相似，经过玄言赋、俳赋、原始律赋三个阶段。东晋盛行玄言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可作这一类赋的代表作品。郭璞《江赋》，源出汉魏大赋，气魄雄伟，取材宏博，两汉魏晋最重大赋，非大学问家不敢作，郭璞博学有高才，完成了最后的一篇大赋，此后，作大赋的历朝虽有其人，却再没有名篇。陶潜作《闲情赋》，《自序》说是取意于东汉张衡的《定情赋》。《定情赋》已亡佚，从残存句看来，《闲情赋》是《定情赋》的充分发挥。萧统《陶渊明集序》认为“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实，《闲情赋》情致深厚缠绵，实是情赋的杰作，说它缺少风谏的意义，无助于风教，未必是确评。陶潜《归去来辞》，也是属于赋类的名篇。赋的作用在于体物写志，东晋赋家，郭璞是体物的巨匠，陶潜是写志的绝手，在玄言赋盛行的时期，郭璞、陶潜独能违反流俗，卓然自立，可谓豪杰之士。
　　宋齐俳赋兴起，《文选》所录宋鲍照《芜城赋》、《尢鹤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梁江淹《恨赋》、《别赋》等，都是俳赋中的名篇。宋范晔《自序》，说自己深通声律，看古今文人，都不懂声律，偶有懂得一些的，也并不是真能从根本上懂得。年轻人里只有谢庄可能懂得。因为谢庄通声律，所作《赤鹦鹉赋》（文已残缺），被认为律赋的滥觞。梁陈文人专力作诗，在创制新体上，成就也较多。赋体巨大，调谐音节更不易，因之梁陈赋虽向律赋演变，但还少见成形的律赋。
　　骈文和散文——骈文起于东汉，至魏晋时达到最高峰。魏晋骈文，句法整（不是对偶）而兼有疏散，色采淡而兼有华采（偶用故事），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不拘声律），大自论说，小至柬札，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东晋骈文仍能保持西晋余风，王羲之尤为出色。王羲之比较恬淡，有政治识见，所作文辞，质直尽言，以达意为主，不事采饰，《晋书·王羲之传》所录《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与殷浩书》、《与谢安书》、《与谢万书》以及《兰亭诗序》、《父墓前自誓文》等篇，都是体兼骈散，就风格方面看，应是骈文的上品。
　　以宋颜延之为代表的一派骈文，偏重辞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事不成言，形体是很美观的，但冗长堆砌，意少语多（所谓“瘠义肥辞”），也是这一派的通病。以齐梁任昉、沈约等人为代表，所谓永明体（齐武帝年号）的一派骈文，修辞更加精工，渐开四六的门径。以梁陈徐陵、庾信为代表，所谓徐庾体的一派骈文，已形成为原始的四六体，对魏晋骈文说来，徐庾体是新变成的文体，对唐四六说来，徐庾体却仍保持较多的古意。南朝骈文演变至徐庾，特别是庾信所作，可称绝美。骈文自东汉以来，虽然文体屡变，但总的趋向是求美观，庾信骈文正是这个趋向达到最高峰的表现。
　　骈文不宜于叙事，所以，骈文尽管盛行，并不能排摈散文在史书上的地位，以为东晋南朝时散文已经绝迹，是不合事实的。不过，东晋南朝人撰史书，凡论赞都用骈文，惟梁陈时姚察、姚思廉父子作《梁书》、《陈书》，论赞独用散文，超出一般史家的窠臼。姚察以前，陶潜作《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也是境界很高的散文。唐朝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在反对四六文的意义上来说，是进步性的文体革新，陶潜、姚察则是这个革新运动的先驱。
　　总结性的文学著述——南朝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总结性的文学著述。这些著述主要产生在梁朝，因为梁是文学上新旧交替的重要关头。宋鲍照说：“工言古者先考绩于今”。就是先得了解当今的事情，然后才能谈已往的事情。梁朝已经有了新体文学的萌芽，作者据以观察古体文学，从比较中得知它们的优劣所在，从而作出有见解的论述。几部重要著述都出现于梁朝，显然是有原因的。
　　《世说新语》，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今本《世说新语》自《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目，事起东 汉末年，止于东晋，主要内容是记录清谈家的言行。清谈至东晋末告结束，宋时正好作总结。刘义庆爱好文学，招聚文士多人，《世说新语》当是众文士所编辑。清谈家的特征是言语玄远耐思索，行动有风趣不同于常人，《世说新语》用生动精练的文辞，刻画这些特征，隽永无比。刘孝标作注，引书多至四百余种，或引申正文，或纠正错误，注文配合正文，更增加全书的美妙。后世模仿《世说新语》而作的书很不少，可是都显得不能相比，因为《世说新语》是魏晋清谈的产物，后世没有魏晋式的清谈，也就不可能产生同样隽永的作品。
　　《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撰。萧统是博通众学的大文学家。他招集著名学士，商榷古今，聚书将近三万卷，研读不倦。《梁书》说当时“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足见萧统不仅自己有足够的学力，而且也凭借众人的学力，合众力来选录古今文章，宜乎《文选》三十卷成为选择最精的文学总集。《文选》取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入选的文章必须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的概不录取。在这个标准下，《文选》自然是正统派的文集，以立意为宗，不甚讲求采色的文章就很难入选了。《文选》取文，上起周代，下迄梁朝。七八百年间各种重要文体和它们的变化，大致具备，固然好的文章未必全得入选，但入选的文章却都经过严格的衡量，可以说，萧统以前，文章的英华，基本上总结在《文选》一书里。唐李善《上文选注》里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唐士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文选》对盾以后文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诗品》，梁钟嵘撰。《诗品》是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总结，作者自两汉古诗至梁沈约等凡一百二十人，分列为上中下三品。《诗品》评诗的标准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与《文选》“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相同。在《中品序》里主张诗由“直寻”（出于自然），反对颜延之派的专用故事，在《下品序》里主张声调流利，反对沈约派的专讲声律。钟嵘生在颜延之、沈约两派盛行的时候，指名反对两派的弊病，可称诚实之士。他讥笑趋时学诗的人说，那些富贵子弟，怕不会作诗，天天用故事，夜夜调声律，自己看来觉得很警策，让大家一看，原来还是个平钝。他把各种庸音杂体，一概削弃，认为“无涉于文流”，只有真诗人才得列入三品。对入品的诗人，各加直率的褒贬语，无所忌讳。当时庸俗诗人的宗师如颜延之、鲍照、谢脁、任昉、沈约，都列在中品，并指出学这些人的诗的流弊。钟嵘敢于这样做，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褒贬公正无私，被评论的各诗派也承认他的褒贬确实是公正无私。
　　《文心雕龙》，梁刘勰在齐朝末年撰。刘勰是精通儒学和佛学的杰出学者，也是骈文作者中希有的能手。他撰《文心雕龙》五十篇，剖析文理，体大思精，全书用骈文来表达致密繁富的论点，宛转自如，意无不达，似乎比散文还要流畅，骈文高妙至此，可谓登峰造极。
　　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学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序志篇》说，本来想注儒经，但马融郑玄已经注得很精当，自己即使有些独到的见解，也难得自成一家；因为文章是经典的枝条，追溯本源，莫非经典，所以改注经为论文。这里说明刘勰对文学的看法，就是文学的形式可以而且必须有新变（《通变篇》），文学的内容却不可离开圣人的大道（《原道篇》、《征圣篇》、《宗经篇》）。《文心雕龙》确是本着这个宗旨写成的，褒贬是非，确是依据经典作标准的。这是合理的主张，因为在当时，除了儒学，只有玄学和佛学，显然玄学佛学不可以作褒贬是非的标准。刘勰自二十三四岁起，即寓居在僧寺钻研佛学，最后出家为僧，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但在《文心雕龙》（三十三四岁时写）里，严格保持儒学的立场，拒绝佛教思想混进来，就是文字上也避免用佛书中语（全书只有《论说篇》偶用“般若”“圆通”二词，是佛书中语），可以看出刘勰著书态度的严肃。
　　儒学古文学派的特点是哲学上倾向于唯物主义，不同于玄学和佛学。尽管刘勰精通佛学，但在论文时，却明确表示唯物主义的观点。《神思篇》《物色篇》都说，先有外面的事物，沿着人的耳目，感动人的内心，内心动了，经过分析（“善于适要”），得其“要害”，造成文章来适应外面的事物，达到“瞻言而见貌（事物），即字而知时”的目的。刘勰依据这样的认识，所以不承认有抽象的文学天才，而主张仔细观察事物的“要害”，学习作文的法则（“术”），并且要保养体力，使精神常处于饱满状态。《养气篇》说人的精神，依附于身体，养神首先在养身，感到劳倦，必须休息。《文心雕龙》的根本宗旨，在于讲明作文的法则，使读者觉得处处切实，可以由学习而掌握文术，即使讲到微妙处（“言所不追”处），也并无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觉。
　　《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隐秀篇》残缺），总起来是科条分明，逻辑周密的一篇大论文。刘勰以前，文人讨论文学的著述，如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都只是各有所见，偏而不全。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文心雕龙》是文学方法论，是文学批评书，是西周以来文学的大总结。此书与萧统《文选》相辅而行，可以引导后人顺利地了解齐梁以前文学的全貌。
　　《玉台新咏》，陈徐陵在梁朝末年撰。梁皇太子萧纲提倡作艳诗（宫体诗），令徐陵搜集汉魏以来涉及妇女的诗篇，成《玉台新咏》十卷。《玉台新咏》流传很广，这是因为专咏妇女，也是编诗集的一种新格局。许多诗篇赖《玉台新咏》得以保存，成为大观，从这里可以了解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士人对妇女的各种态度。如西晋傅玄所作《苦相篇》，叙述男女间的不平等，妇女在父家夫家身受的苦痛，这种同情妇女的诗在这本书中是罕见的。主要由宫体诗人轻侮妇女的诗篇集合而成的《玉台新咏》，由于有了《苦相篇》一类的诗，虽然不多，这部诗集也就值得流传了。
　　二 史学
　　东晋南朝士人在学术上所走的路不外儒、玄、文、史四学（宋文帝立四学，宋明帝立总明观仍是四学）。史学既是士人事业的一种，私家得撰写史书（包括撰写当代史），又还没有官修的限制，因之东晋南朝史学甚盛。晋史撰人最多，唐时尚存正史体史（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史十一家，除陆机是西晋人，其余多是东晋人和少数南朝人。唐太宗时官修《晋书》，十九家晋史全部失传。宋范晔广集学徒，博览旧籍，以《东观汉记》为蓝本，删烦补略，成《后汉书》纪传九十篇。梁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八个志共三十卷补入范晔书，并为志作注。范晔纪传、司马彪志合成《后汉书》，称为堪与班固《汉书》相比的良史。西晋陈寿撰《三国志》，文嫌简略，宋裴松之搜集史书一百四十余种，为《三国志》作详注，开注家未曾有过的新例，注文本身也就成为一部丰富的史料书。沈约在齐武帝时据徐爱等人的旧本撰成《宋书》纪志传一百卷。梁萧子显撰《齐书》纪志传六十卷（唐时亡一卷）。陈姚察撰梁陈二史，死后子姚思廉继续修撰，至唐太宗时才完成《梁书》纪传五十六卷，《陈书》纪传三十六卷。撰史最难处是撰志，非老于典故，不敢着手。范晔姚思廉所著书都没有志，沈约萧子显所著书有志，自然比范姚高一层，但都不作食货志，仍是避难就易。司马彪《续汉书》也没有食货志。所以自西晋至梁陈，史家虽多，没有一个人能追上班固。最杰出的史家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无非是自负考核史事和论赞文字上有长处，可是，撰史不撰志，撰志不撰食货志，尽管有长处，总不能无愧于班氏。
　　三 经学
　　东晋时诸裒孙盛论南北学风不同处，说，“北人学问，渊（深）综（繁）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僧徒支遁同意他们的说法，作比喻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意思是北方学者，以章句训诂为学问，缺少识见，好象在乎地上看月亮，处处有月光，但都是淡光，什么也看不清楚。南方学者以探求义理为学问，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好象从窗洞里看太阳，不见他物，但太阳看得很真切。《隋书·儒林传叙》也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些话实际只是说，北方保持东汉（古文经学派）的学风，南方发展魏晋的学风。这里所说东汉学风和魏晋学风，从经注方面看，南方经师《周易》用王弼《注》，《尚书》用《伪孔传》，《左传》用杜预《注》；北方经师《周易》、《尚书》用郑玄《注》，《左传》用服虔《注》，至于《诗》南北同用《毛传》《郑笺》，《三礼》同用郑玄《注》，南北差别似乎并不很大，但从说经方面看，南北确有很大的差别。北方经师说经，墨守东汉经师的家法，讲明训诂章句，不敢在家法外别出新义，是一种保守的停留在书面上的学风。南方经师说经，兼采众说，阐发经义，贵有心得，不拘家法，是一种进展的从书面进入书里的学风。大抵北方经学宗尚郑（玄）学，排斥王（肃）学，当然更排斥玄学；南方经学不仅郑王兼用，并兼采玄学。《魏书·李业兴传》载李业兴到梁朝聘问，梁武帝问他儒玄二学怎样贯通。李业兴答，我只学五经，不懂深义（指玄学）。梁武帝又问，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我从来不习玄学，不知道太极有没有。李业兴答朱异问南郊，伸明郑学，排斥王学。这一问答，可以说明南北学风的不同。
　　玄学家崇尚清谈，剖析名理，所谓谈功，也成为士人的一个重要事业。佛教聚徒讲经，更具有庄严的规范，清谈家和佛教的风习，影响儒生说经，到梁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至千余人（严植之每登讲座，听者千余人）或数十百人（伏曼容每登讲座，听者有数十百人）。口头讲经的记录称为讲疏或讲义，如梁武帝有《周易讲义》、《中庸讲疏》。还有一种称为义疏，是阐发经义比经注更详尽的著作，不同于讲义和讲疏为口讲的记录。南方儒生有讲义和义疏，北方儒生有义疏，无讲义一体。东汉古文经学以训诂章句纠正西汉今文经学的穿凿附会，是一个进步，魏晋经学以探求义理纠正东汉古文经学的琐碎寡要，又是一个进步。南朝开始有讲疏义疏，是魏晋经学的继续发展。释道安始创义疏之学，讲解佛经，儒家义疏，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
　　南朝末年，王弼《易》学、费甝（音含hán）《古文尚书疏》传入北方，为北方学人所接受，南学开始流行。唐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南儒义疏，因此，魏晋经义在经学上取得统治地位，东汉经学亡伙。清儒尊东汉经学，怨孔颖达废黜汉学。不知南儒已从经注发展为经疏，北儒抱残守缺，背诵旧注外别无新说，孔颖达凭借义疏作《五经正义》，势必重南轻北，他自己本来学郑玄注的《尚书》，可是作《尚书正义》，不得不用《伪孔传》，因为《伪孔传》有费甝《疏》可凭，用郑玄《注》便做不成正义。凡守旧必失败，南北经学的兴废也是一个实例。
　　郑玄《三礼注》最称精密，南北儒生讲《三礼》，无不依据郑《注》。南朝士族极重家谱，严格辨别亲疏尊卑，丧服学因此成为被重视的专门学问，比郑《注》更加精密。
　　南朝儒生讲经，重在义理。王弼《易》学，贯通儒道两家，魏晋以来，一向盛行。儒佛两家极难沟通。宋戴颗撰《中庸传》，梁武帝撰《中庸讲疏》，无名氏撰《中庸义》，从《礼记》中提出《中庸篇》来提倡，目的在于发挥儒经中很少讲到的性命哲学，从这里可以向佛学凑合。后来两宋理学家采取道、佛教义，借《大学》、《中庸》两篇高谈儒家的性命哲学，开端远在南朝。
　　四 玄学和道教
　　儒家祭鬼神而怀疑鬼神的有无，墨家相信有鬼神，道家不相信有鬼神，三家对鬼神的态度不同，但都不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战国时燕齐一带始有方士。所谓方，就是不死之药的方。又古来相传有一种能通鬼神、用药治病的巫师。方士炼丹求长生（仙术），巫师用符咒求鬼神保佑（神术），方士和巫师只有术，没有学说，骗术还不算很高。齐国邹衍创阴阳五行学，战国末年，方士巫师采取阴阳五行学，于是有术又有学说，成立神仙家。秦始皇时，神术仙术阴阳五行学合流的神仙家大得信任，《史记·封禅书》说，“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是神仙家最确切的评语。它和儒墨道三家完全异源。它依附阴阳五行家，但阴阳五行家不一定就是神仙家。归根说来，神仙家是学术上不成其为家的一伙骗子。
　　神仙家的术，主要是仙术的炼丹（衍成丹鼎派），其次是神术的符咒（衍成符箓派）。用来装饰术的学说，除了始终依附阴阳五行学，还经常在寻找其他更有力的靠山，最后找到道家的创始人老子。
　　秦时孟子学派的儒生与阴阳五行家合流，西汉今文经学是阴阳五行化的经学，因此，秦及西汉，神仙家曾依附儒家。秦始皇求仙，博士做《仙真人诗》。西汉大儒董仲舒，会作法求晴止雨。大儒刘向依《淮南枕中鸿宝》（淮南王刘安所著书）的秘法炼黄金。东汉崇尚谶纬之学，神仙家与儒生更无甚区别。《后汉书·方术传》所载有神术的方术士，很多就是儒生。东汉末，魏伯阳附会《易经》造《参同契》一书，专讲炼丹的秘法。儒者张衡作《同声歌》，说男女按图淫戏是仙术（房中术）。可是，东汉古文经学派逐渐发展起来，古文经学派以王充为代表，反对阴阳五行学和谶纬学，神仙家感到不可能再依靠儒家。魏晋时古文经学完全代替了今文经学，神仙家也就脱离了儒家。
　　东汉时，神仙家曾试图依靠信鬼神的墨家，造墨子《枕中五行记》五卷。可是墨家在汉朝是被废黜的学派，依靠它是得不到好处的。神仙家终于找定了老子。老子虽然不信鬼神，但《道德经》里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谷神不死，是谓玄牧”；“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以其无死也”；“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一类神秘性的话。《史记》说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他西出关，“莫知其所终”。这些，都是神仙家穿凿附会的好资料。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更可以借来作妖术的掩饰。无神论的老子被神仙家硬扮成教主了。
　　神仙家在《汉书·艺文志》里还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东汉佛教开始流传，神仙家依附老子，模仿佛教，开始创道教。《后汉书·襄楷传》说，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自称得神书一百七十卷，号称《太平清领书》。于吉的门徒宫崇献书给汉顺帝，收藏在官府。这部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本，再加上巫术。书中宣扬神咒的作用，说天上有永恒的神圣，常常下来把重要话传授给人，人用这种话使唤神吏，神吏完全听从。这种重要话就是神咒。诵咒一百次验一百次，诵咒十次验十次。神咒可使神为人消灾除病，无不效验。这显然是神仙家的符箓派。丹鼎派不能造出大量丹药来给人吃（改用神水，仍须通过符咒），符箓派却可以随时造出符咒来欺骗大量的人，因之，当神仙家扩大成为道教时，符箓派代替丹鼎派，处于主要的地位。襄楷献《太平清领书》给汉桓帝，张角、张道陵等人依据《太平清领书》立太平道，又称五斗米道，可见汉顺帝以后，《太平清领书》已经流传，道教成立了，道士的名称也确定了（佛教僧人称道人）。汉桓帝祭老子，因为老子是道教的教主。
　　襄楷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所谓或言，就是道教徒说了这种话。道教虽然模仿佛教，但要排斥或贬低佛教，含有汉族自己创立宗教抵抗外来宗教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它和反对佛教破坏汉族传统礼法的儒家可以联合起来（在北朝，这种联合尤为显著）。另方面，道教虽然宗奉老子，但和宗奉老庄，研究哲理的玄学家，却没有信仰上的关系。魏和西晋的玄学家，都主张无神论，他们只是采取一些佛教教义作谈助，并不信佛教的神，同样，他们不信老子是神，服寒食散，为的是养生（嵇康作《养生论》），并不求长生不死。所以，必须区别玄学和道教，认明玄学是属于道家流派的一个哲学派别，道教是从神仙家扩大而成的一个宗教。
　　东晋玄学家探研佛理，比西晋更为普遍和深入，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佛理，在文学上也玄佛并用。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说，王弼何晏始创玄学，东晋佛理尤盛行，许询孙绰作文辞，玄言外又加佛语。许孙二人是一时文宗，因此造成文学界的风尚。东晋以后，玄学作为四种学问的一种，与儒文史并列，始终保持着一个哲学派别的面目，与佛教接近，与道教有距离。梁武帝谈玄又学佛，排斥道教，著名的丹鼎派道士陶弘景给梁武帝诗说：“夷甫（王衍）任散诞（放纵），平叔（何晏）坐论空（谈空无）。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诗意是讥刺梁武帝和一般士大夫谈玄崇佛，有亡国的危险。可见道教徒不赞成玄学和佛教，玄学家和佛教徒也不赞成道教。
　　最大的道教徒是东晋葛洪。葛洪著《抱朴子·内篇》二十篇，《外篇》五十篇。《自叙》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这里所谓道家实际是神仙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善）否（恶），属儒家”。《内篇·明本篇》定儒学与道教的先后，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未也”，这是道教对儒家关系的说明。《释滞篇》说，老子五千言都是泛论，不切实用，庄子、关尹全无至理，以生存为徭役，以死亡为休息，离神仙家千万里。这是道教对道家（玄学）关系的说明。显然，道教是和儒家接近的。这是道教采取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与儒家有相同处。《内篇·对俗篇》说“为道者当先立功德。……为道者以救人危，使兔祸；护人疾病，令不枉死，为上功也。欲求仙街，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它不同于儒家处，主要在长生不死这一点上。《对俗篇》又说“若委弃妻子，独处山泽，邈然断绝人理（伦理），块然与木石为邻，不足多也。……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世俗生活），本不汲汲于升虚（到天上）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人间世）也。若幸可止家（留在家里）而不死者，亦何必求于速登天乎”。照葛洪的说法，道教并不是想脱离人世，相反，它幻想着求得一种吃了可以不死的药物，永远享受人世的乐趣。春秋时期，齐景公饮酒很快乐，对群臣说：人要是不会死，该多么快乐呵！晏婴回答道：人要是不会死，快乐是属于古人的，怎么会让你来享受（《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样浅显的事理，道教徒到死也不懂得，专心一意用妖妄的方法求长生不死。《抱朴子·内篇》就是这样的一部妖妄书，并且是集合战国以来神仙家一切方术的一部妖妄书。
　　道教固然是妖妄的宗教（凡是神道设教，都不免带着妖妄），但是，妖妄里面还含有一部分可取的成分。在《金丹篇》、《黄白篇》里，主要用矿物炼丹药炼金银，开化学的远源，在《仙药篇》和其他不少篇里，主要用植物治疗百病，实是较为原始的药物学。道教徒主观上是为自己求不死，客观上却为这些科学开先路，削去那些妖妄语，《抱朴子·内篇》可以供给不少的科学史材料。
　　《抱朴子·外篇》，完全是儒家面貌，不见怪诞的语句。特别是《诘鲍篇》，用荀子和韩非子的观点驳斥道家学派鲍敬言“古者无君，胜于今世”的谬论，表现出社会进化思想。《外篇》许多处说到今胜于古，如《尚博篇》说“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桔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他在《汉过篇》说“反经（儒经）诡（违）圣（周孔），顺非而博者，谓之老庄之客。……左道邪术，假托鬼怪者，谓之通灵神人；卜占小数，诳饰祸福者，谓之知来（知未来）之妙”。这不仅否定了老庄学派，否定了今文经学和阴阳五行学派，甚至连自己《内篇》所讲的那些神仙术也否定了。他最后不得不归到古文经学派方面来，承认“王仲任（王充）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而《论衡》恰恰是反对一切妖妄的儒学著作。
　　汉族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崇尚征实的史官文化，对宗教信仰向来是淡薄的。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索隐（寻求隐暗无证据的事）行怪（作怪妄的事）”、“舍人事而任（信仰）鬼神”的阴阳五行学以至左道邪术，在佛教影响下，汇合起来成立一个称为道教的宗教。它不能离开儒学而自立，也只有依附儒学，才能和佛教作斗争。东晋南北朝是道教活跃时期，南方有葛洪、陶弘景；北方有寇谦之，都是道教的重要人物，因此，在这里给道教作较多的叙述。
　　五 佛教
　　外来的佛教，要在宗教信仰淡薄、伦理（根本伦理是孝和忠）基础深厚的汉族精神生活里，争得一个立足点并且发展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东晋和南北朝，正是佛教经历着艰难的但是发展的一段路程。这里只说东晋南朝佛教的情况。
　　西晋丧乱，以王导为首的一群名士（玄学家）避乱，在江南建立东晋朝，一群僧徒也避乱南来。《世说新语》载支愍度想过江，和同行的一个僧徒商议说，用旧的一套说法去江东，恐怕找不到饭吃。两人于是共立心无义。所谓心无义，就是玄学家所谈的空无，东晋很多僧徒能谈玄，因为这是找饭吃的途径。在谈玄的僧徒里，支遁最负盛名，他注《庄子·逍遥游篇》，又作《逍遥论》，伊然是个大玄学家。支遁以后，释慧远最负盛名。东晋士人继承西晋的玄学，但多少感到猖狂放肆的危害，不敢蹈西晋名士破坏礼法的覆辙，儒学又逐渐取得传统的地位。这个趋势在慧远的学问上得到反映。慧远深通玄学，并擅长儒学，尤擅长《三礼》《毛诗》。宋文帝立四学，以雷次宗主儒学，雷次宗就是慧远的学生。慧远讲《丧服经》，后来雷次宗依慧远讲义作《丧服经传略注》。慧远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就是企图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输，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支遁依附玄学，慧远想用佛来融合儒玄，从两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慧远时佛教有了发展，取得自立的地位。
　　与慧远同时，又有一个名僧法显。法显于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西行寻求戒律，路经西域，入北天竺，又经中天竺到狮子国（锡兰）。法显经历三十余国，求得梵本戒律，附商船归中国。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记载西方诸国情形，成《佛国记》一书。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的历史，《佛国记》是一部极重要的著作。
　　慧远住庐山三十余年，聚集僧徒，讲授佛学，为南方佛教首领。他约集信徒刘遗民、周续之（二人是玄学家）、宗炳、雷次宗（二人是儒家）等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死后要往生弥陀净土。往生净土的方法是坐禅修定，息心忘知（不起妄念）；口宣佛号，心注西方（极乐世界），说是死后就可以享受极乐。这是极简易的方法，口宣佛号即所谓念佛三昧，是人人能做的事，经慧远等人的提倡，因此净土宗在南方得以广泛流传。慧远也提倡翻译佛经，给许多译本作序文，并和北方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与名僧们共译戒律多种，添补译经事业中缺少戒律的空隙。慧远和法显对翻译佛教经典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慧远法显倡导下，南朝译经事业有很大的成就，梁陈时从扶南国来的高僧真谛，居住在广州，专译法相唯识一派的佛书，与鸠摩罗什、唐玄奘被称为三大译家。
　　宋齐两朝，佛教一直在发展，梁陈两朝，比宋齐又有进展，尤其是在梁武帝时期，南朝佛教登上了最高峰。南朝佛教发展的特点，在于这一时期里，汉族信徒对佛教哲学部分，表现出初步消化的趋势。自东汉时起，佛教徒的事业，主要是译经。翻译佛经，等于吞咽食物。大体上释道安以前，属于吞咽的阶段。魏晋以来，玄学盛行，从探求老庄的义理扩展到探求佛经的义理（译经事业自然并不偏废），由此，外来的佛教逐渐成为汉化的佛教，佛教的思想逐渐融合在汉族思想里，成为汉族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儒佛道三家鼎立，互相斗争，也互相吸收，这是初步消化的阶段。以道安慧远为标志，开始了这个阶段。宋明理学则是完全消化的阶段，这时候儒学又恢复独尊的地位，实现儒为主佛老为辅的局面，佛老之学（主要是佛学），被用作养料来丰富儒学（理学）。佛教的哲学部分既被儒学吸去，它只好主要地依靠迷信部分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汉族在东晋南朝初步消化佛学的情况，有如下几种：
　　（1）作注疏——僧徒承受师传，为佛经作注，这是儒家给僧徒的影响。僧徒推衍义旨，为佛经作疏，解释比注为周详。后来儒家也为儒经作义疏，这是僧徒给儒家的影响。作注“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作疏则依据作者的研究，申明经旨，不必拘泥于师说。
　　（2）作法论——宋明帝敕陆澄撰《法论》。梁武帝敕宝唱撰《续法论》。这两部《法论》搜集梁以前关于阐发佛法的论文数量很大，虽然两书都已亡佚，但就僧肇《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和残存的篇目如道安《实相义》、《性空沦》，慧远《辩心意识》、《释神名》等来看，应都是总摄要义，经过自己的思考，才作出这些通论或专论。法论的大量出现，说明佛学是在消化中。
　　（3）与儒家和道教作辩论——这种辩论，既刺激佛学的加速消化，也催促佛学的逐渐汉化，对佛教的发展，作用最大。因为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佛教徒如果不精通佛理，机械地搬运佛经的辞句来应敌，是不能立足的；佛教在外国，宗教势力超出政治势力，但在中国，不论帝王如何尊信佛教，帝王终究要依靠懦家的礼法来统治人民，佛教徒如果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在不抵触儒家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宗教活动，而企图传播完全外国面貌的佛教，也是不能立足的。对儒学和道教进行辩论的重要论文，大体收集在梁朝释僧佑的《弘明集》和唐朝释道宣的《广弘明集》里，僧佑《弘明集后序》对佛教被儒家攻击的六个问题（一，“经说迂诞，大而无征”；二，“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古无法教（佛教），近出汉世”；五，“教在戎方（西方），化非华俗”；六，“汉魏法微，晋代始盛”）进行辩护，只能用儒书中事例“为法（佛教）御侮”，不敢用外国事例来攻击儒学，这是沸教不得不汉化的显例。
　　（4）作传记——天竺记史事往往与神话混杂，或残缺不全，但佛教传入中国，由于受汉族特重史学的影响，作风大变。东晋南朝佛教徒写成有关佛教的传记，种类甚多，现存的著作是梁朝慧皎所作《高僧传》十六卷。本书上起公元五八年（东汉明帝水平元年），下讫五一九年（梁武帝天监十八年），列举南北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三十九人，采访极广，务求信实（当然，宗教记载不可兔地要杂入迷信荒诞事）。后世依据成规，屡续《高僧传》，成为研究佛教史的一种重要资料，这也是佛教汉化的一个显例。
　　佛教在南方继续上升，在佛寺方面，数目有很大的增加。就建康一地计数，东晋时约有沸寺三十七所，梁武帝时又累增到七百所。建康以外，各地佛寺的增加，比例当相类似。梁郭祖深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这是当时佛寺大兴的实录。在造像方面，多用金属铸造形象，宋文帝时，萧摹之请限止用铜造像，足见当时有很多铜像。此后，宋孝武帝造无量寿金像，宋明帝造丈四金像，梁武帝造金银铜像尤多，他曾造丈八铜像置光宅寺，又敕僧佑造剡溪石像，坐躯高五丈，立形高十丈，建三层高的大堂来保护石像。其余王公贵族造像也不会少，确是奢靡无极，大耗民财。在佞佛方面，齐竞陵王萧子良设斋大会众僧，亲自给众僧送饭送水，也就是舍身为奴的意思。至梁武帝竟公开舍身同泰寺，表示为众僧作奴，佞佛达到极点。此后，陈武帝在大庄严寺舍身，陈后主即位，在弘法寺舍身。舍身成为皇帝在位的一种仪式，类似儒家仪式的皇帝南郊祭天，道教仪式的皇帝受篆。如果三种仪式作比较，舍身是最虚伪卑劣的表现。
　　南朝兴佛教，虽然有上列三种情形，但重点仍在研究佛教的义理，对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南朝和北朝趋向不同，北朝兴佛教，重点在发扬佛教的形迹，建寺院、造石窟，佞佛求福比南方更甚。这些形迹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也是有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宗教的佛教，在宗教信仰淡薄的汉族社会里，经过一度兴盛以后，终于衰落了，它的哲学和艺术，经过长时期的消化，却丰富了汉族古文化的内容。
　　六 儒、佛、道教相互间的斗争
　　生和死，在人类思想上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儒家重生不重死，学说着重在怎样做人，怎样规定人与人的关系和怎样统治人民，儒经所讲不外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对死后事（鬼神的有无）置而不论。所谓“未知生，焉知死”（生前的事未知的还太多，那里管得死后的事），就是儒家对生和死的态度。又如“朝闻道，夕死可矣”，更显示重生轻死的精神。这是儒家学说的切实处，但也因为这种切实的学风，在哲学思想上或者说在精神现象的研究上（孔子极少讲性、命、天道），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学说，荀子和王充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学说，研究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很不够的。佛教的传来，使得儒家唯心主义哲学大大发展起来（宋明理学）。从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推进。不论儒学如何吸收佛教哲学，但对生死问题，在说经时依然保持“未知生，焉知死”或神灭论的儒家面目，所以儒学始终不曾宗教化。道家不信死后有鬼神，学说着重在个人生前的适意求乐（“长生久视”也是适意求乐的一种）。它的支派魏晋玄学，正如《列子·杨朱篇》所发挥的那种无鬼论，是极端消极腐朽的思想。东晋以后的玄学，与佛教联合，玄学家既要生前享现世的乐，又愿死后享来世的乐，玄与佛不曾发生过斗争，实际上玄学附和了神不灭论，已成佛教的助手。佛教和道教都相信神不灭，但对不灭的想法却不同。道教以“无死”（肉体常生）为宗，是贪生的宗教。它希望得不死药求长生，还希望带着妻妾奴仆甚至鸡狗全家登天，这就是想用自己现有的肉体永远享受无穷的人欲。所谓尸解羽化，是后来制造的骗术，原来是想肉体永生的。《抱朴子》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房中御女术），可以延年，黄帝带一千二百女升天，说明道教思想何等的贪婪，何等的丑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哲学，只是一片妖妄。它和佛教发生斗争，不是因为哲学不同，而是因为想用自己的幻想排斥外来的幻想。佛教以“无生”（精神不死）为宗，是畏死的宗教。它确认死是必不可免的事，因此宁愿放弃现世的人事，专心为死后作打算，借以逃脱生死之苦，避免轮回（报应）之痛。慧远致刘遗民等信里说，“意谓六斋日（每月有六天斋戒），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然后津寄之情笃，来生之计深矣”。本来玄学家一向简绝常务，专心空无，现在说这是为来世种福根，宜乎东晋以来，玄佛合流。以上四派，分成斗争的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儒学，一方面是佛教。道教附儒，玄学附佛。儒佛斗争的根本问题是神灭论与神不灭论，其他如礼制、华夷等问题，都是较次的争论。
　　儒佛争论，在东晋，主要为礼制问题。晋成帝时庚冰执朝政，主张沙门见皇帝，应该行跪拜礼。佛教徒（朝官和僧徒）坚决反对。经反复辩论，庾冰的主张失败了。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与佛教徒反复辩论，等到篡位后，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宋孝武帝诏令沙门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废帝废除宋孝武帝的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认儒家的根本伦理，儒家要僧徒拜皇帝，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而且正如反对桓玄的桓谦等人所说，如果僧徒改变不拜皇帝的规矩，那未，其他应该改变的事还很多，一改再改，也就不成其为僧徒。在这一斗争中，儒家的进攻敌不过玄佛两派的联合反抗。
　　宋齐间，出现道教和佛教的斗争。东汉道教徒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谬说，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到宋未，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极意诬佛，引起两教的大争论。《夷夏论》要旨在于“舍华效夷，义将安取”？就是说，汉族人有自己的礼制风俗，为什么要模效外国的礼制风俗。齐道教徒假托张融名义作《三破论》，仍是《化胡经》之类的谬说。道教徒一贯用造谣诬蔑为斗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谣言来反攻，如《正诬论》说老子闻道于竺乾古先生，竺乾即天竺，古先生即佛，所以老子是佛弟子。又如《清净法行经》说佛遣三弟子到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即孔子，光净菩萨即颜渊，摩诃迦叶即老子。道教攻击佛教，竟向谣言求助力，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辩论。在这一斗争中，道教徒被佛教徒战败了。
　　神不灭论是佛教的根本依据，只有儒家的古文经学派能够推倒这个根本依据。儒家在平时对鬼神持不可知论，但在反对主张有鬼神的学派时，它可以主张无鬼论，战国儒家曾用无鬼论反对墨家学派，就是一个先例。东汉今文经学派盛行，王充曾主张无鬼论来反对今文经学派。王充的学说，到齐梁间，由于范缜作《神灭论》，得到很大的发扬。范缜以前，宋何承天反对轮回说，作《达性论》，说“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宋范晔曾想著无鬼论，说死就是灭，天下决无佛鬼。《后汉书·西域传》说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被骗）焉”。这些都是不信轮回，不语怪神的儒家思想。齐竟陵王萧子良大兴佛教，声势极盛，儒家思想也高度发展，成为范缜的《神灭论》。范缜是名儒刘瓛的学生，博通经术，尤精三礼，秉性质直，敢于发高论。萧子良招名士萧衍、沈约等人作宾客，范缜也被招请。当时著名士人多集中在竟陵王府，正是儒佛斗争的最好场所。萧子良崇信佛教，范缜当面反驳。萧子良问，你不信因果，那末，为什么人有富贵贫贱？范缜答，人生在世，好比树上同时长的许多花，随风飘去，有些落在茵席上，有些掉在粪坑里。贵贱固然不一样，因果究竟在那里？萧子良说不出理由，很不满意范缜的回答。范缜作《神灭论》，证明物质是实在的，精神是附生的，论中设有问答凡三十余条，大旨如下：
　　（1）精神是肉体（形）的作用，肉体是精神的本质。肉体存在，精神也得存在；肉体死灭，精神也就消失。好比一把刀。精神是犀利，肉体是刀口，没有刀口，就不会有犀利。所以，没有肉体，也就不会有精神。
　　（2）物质有多样的种类。譬如木是无知的物质，人是有知的物质。人死了，身体变成象无知的物质，因之死人也就象木质的无知。
　　（3）物质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树木，先是活树，后是枯木，枯木决不能又变活树。犹之活人要死亡，而死人决不能再变活人。
　　（4）心脏（那时候不能知道脑的作用）是思想的器具。心脏有病，思想就错误，可知精神是物质（心）的产品。
　　（5）鬼神是没有的。儒家祭祀鬼神，只是教人孝佛，不是说真有鬼神来饮食。妖怪也是没有的，古书记怪事，不可凭信。佛教说人死变鬼，鬼又变人，是毫无证据的谎话。
　　《神灭论》最后指出世人信佛，动机由于自私自利。富贵人不惜竭财破产布施富僧，对贫穷人丝毫不肯救济，因为布施富僧有来世得厚报的希望，救济贫穷得不到一些报酬。现在国家贫弱，人民困苦，都是相信精神不灭的缘故。归根到底只有耕田吃饭，养蚕穿衣，才是人生真实的事业。
　　《神灭论》发表后，佛教信徒喧哗反对，萧子良集众僧和范缜辩论，都被范缜驳倒，有些人写《难神灭论》，可是他们只能拿些书本上的鬼神来证明鬼神，谁也拿不出一个真鬼神来。范缜依据真理，和他们进行论战，确是做到“辩摧众口，日服千人”，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个佛教信徒王琰借儒家尊敬祖宗的信条作武器，想一下子难倒范缜，说，范先生呵！你竞不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意思是说，你不承认你的祖先神灵在天上，就是不孝。范缜回答说，王先生呵！你既然知道你的祖先神灵在那里，为什么不自杀去找他们！萧子良使王融劝范缤，说，象你这样的美才，不怕不迁升到中书郎那种高官，何苦坚持这个议论，阻碍自己的前途。范缜大笑答道，我范缜如果卖论求官，更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在乎你说的那个官。范缜是这样有骨气的一个思想家，佛教徒束手无策。萧衍做皇帝后，下了一道答臣下神灭论的敕书，硬说范缜违经（儒经）背亲，言语可息（不许再说）。又给范缜加上罪名，流放到广州。僧徒释法云拿着这道敕书，送给王公朝贵们看。王公朝贵六十二人写回信，跟着梁武帝来责骂范缜，佛教徒算是依靠政治压力挽救了佛教的危机。范缜遭贬斥，儒家的反对并不停止。郭祖深抬着棺材到宫门极谏，说行佛法要亡国。荀济也上书痛斥佛教，几乎被梁武帝杀死。张僧繇专画寺壁，曾在江陵天王寺画毗（音皮pí）卢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梁武帝问张僧繇，何故佛寺中画孔圣人。张僧繇答，将来还得靠他。这个答话是有意义的，佞佛的人也知道佛教终究压不倒儒学。
　　凡是佛教徒，都主张调和儒佛，沈约作《均圣论》，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道士陶弘景作《难沈约均圣论》，反对“内圣（佛）外圣（周公孔子），义均理一”的说法。足见在佛教极盛的时候，道教徒还是依附儒家，反对佛教。
　　儒家佛教道教的关系，大体上，儒家对佛教，排斥多于调和，佛教对儒家，调和多于排斥；佛教和道教互相排斥，不相调和（道教徒也有主张调和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梁武帝原来是父祖相传的道教徒，做皇帝后（五○四年，天监三年），在佛前立誓舍弃老子（道教）的邪法，一心事佛，又敕群臣舍道事佛，说，老子周公孔子都是邪道，只有佛是正道。可是，就在这一年，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在立学诏（五○八年）里又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砒身砺行，由乎经术”，对儒学崇奉备至。这正说明儒学有传统的力量，即使梁武帝看作邪道，也只能用调和手段，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道教却确实被排斥了。陶弘景三十六岁便退出仕途，他给亲友信里说，“知几其神乎，毋为自苦也”。这就是说，道教徒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出路，不如隐居为妙。
　　七 科学
　　东晋南朝在科学研究上，也有杰出的人物，其中祖冲之的成就尤为巨大。
　　虞喜——古来谈天体的学说有浑天、盖天、宣夜三家。浑天家以为天裹地似卵含黄，天地俱圆。盖天家以为天似盖笠，地似覆盘，天圆地方（《周髀算经》）。天文学家多持浑天说。宣夜家以为天并无形质，日月众星自然运行在虚空之中，这些独到的见解，因不被重视而失师传。东晋虞喜依《宣夜论》作《安天论》（天不动），反对浑天说，尤反对天圆地方说，以为“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他的重大成就是首先发现岁差现象。虞喜以前的历数家，天周（恒星年）与岁周（回归年）不分，以为太阳自今年冬至点环行天空一，一周到明年冬至点是永远相吻合的。虞喜开始测出太阳从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并不是在原点上，而是不及一些。这个不及处称为岁差，又称为恒星东行或节气西退。虞喜测定每五十年冬至点西退一度，虽然很不精密，但岁差的发现，是历数学的一个大进步。
　　何承天——宋何承天继承母舅徐广四十余年观测天象的记录，自己又观测四十年，创制新历法。宋文帝采用他的新历法，称为《元嘉历》。《元嘉历》创定朔法，使日月食必在朔望。又创调日法，为唐宋历数家所沿用。
　　祖冲之——齐祖冲之是古代著名的大科学家。他的祖父祖昌，宋时作大匠卿。大匠是朝廷管理营造的最高官，想见祖昌是个建筑师。祖冲之早年就以博学著称，得到宋孝武帝的重视。他擅长数学，最特出的贡 献是求得圆周率。《周髀算经》定圆周率为三，即圆周的长度为直径的三倍。经数学家相继探求，圆周率的推算逐渐进步，西汉刘欲求得三·一五四七，东汉张衡求得三·一六，曹魏刘徽求得三·一四，宋何承天求得三·一四二八，到祖冲之才计算出圆周率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与三·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间。祖冲之注《九章算经》，又撰《缀术》。唐朝国学里教数学，就用《缀术》作课本，学习期限定为四年，这部书的重要性可以想见。
　　何承天的《元嘉历》比古历十一家都精密，祖冲之认为还嫌粗疏，创制称为《大明历》的新历法。《大明历》测定一回归年（太阳自今年冬至点到明年冬至点）的日数为三六五·二四二八一四八一日，与近代科学所得日数相差只约五十秒。又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日数为二九·二一二二二日，与近代科学所得日数相差不到一秒。古人称木星为岁星，春秋时期用岁（岁星）在某次（天分十二次）来纪年，因为当时认为岁星恰恰十二年行一周天。刘欲《三统历》知道古法有误，创岁星一百四十四年超一次的超辰法。祖冲之改正刘歆的粗疏，定“岁星行天七匝（音zā）， 环绕一周。七匝，八十四年），超一次”（《三统历》是岁星行天十二匝，超一次）。木星公转一次是一一·八六年，七次是八三·○二年，和祖冲之所测定的八十四年，相差颇近。《大明历》开始应用虞喜的岁差法，此后历数家无不研究岁差度数，逐渐趋向精密。《大明历》多有创见，宋孝武帝令朝臣会商，有人以“诬天背经”为理由，反对采用《大明历》。直到梁武帝时，才用《大明历》代替《元嘉历》。
　　祖冲之又能制造机械。他曾为齐高帝造指南车，车内设铜机，车子任意圆转，不失方向。又造千里船，一天能行百余里。《南史》还说，祖冲之本诸葛亮木牛流马遗意，造一种陆上运输工具，不借风力水力，机械自身能运动，不劳人力。这可能是不很费人力的机车，也可能是史家的虚构，因为唐宋还有类似千里船的人力轮船，机车却从不见于后世的记载。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暅音宣xuān），幼年就传习家学，当他深思入神的时候，霹雳声也不会听到。有一次在路上行走，头触大官徐勉，徐勉叫他，才惊觉。他用立体几何中的一种方法求得圆球的体积，又造铜日圭（测日影用）、漏壶（滴水计时器），都极精密。他的儿子诅皓，也传家学，擅长历算。侯景作乱，祖皓被杀。自祖昌以来父子相传的科学世家，被侯景覆灭了，是多么大的损失！
　　八 医学
　　东晋南朝，士族多精医学。东晋殷浩妙解脉理，治一百岁老妇人病，一剂便愈。殷仲堪亲为病人诊脉制方，借示仁慈。宋扎熙先善疗病，兼精脉理；羊欣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这些医家中最出色的要算道教徒葛洪和陶弘景。葛洪说，道士一定要兼修医术，以免诸疾病。葛洪搜集戴霸、华佗所集《金匾绿囊》、崔中书《黄素方》及《百类杂方》五百余卷，又搜集甘胡、吕傅等人所撰《暴猝备急方》几百个，作《玉函方》一百卷，按病名分类，按病类施方，检查很方便；又作《时后救猝方》三卷。他说，家里有了这个《救猝方》，可以不用医生。医生多是承袭世业，有名无实。他们自造虚名以图财利，开方喜用贵药多至数十种，贫家请他们不起，请来了又多害人，倒不如自己懂得医方，比请无知医生要妥当些。葛洪所作《救猝方》，都是验方，药物用易得的草木，不用贵品。陶弘景注《本草经》，又撰《药总诀》，又增补葛洪《时后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葛洪陶弘景都说，医师和药物多在京城里，京外城邑就不多，乡村更是缺少医药，他们作肘后方，是为贫家着想，用意是很好的。城邑里医学发达，就《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医药书，有脉理、病理、药性、制药、针灸、孔穴、制丸、制散、制膏、制丹、单方、验方、家传秘方等书；分科有小儿科、产科、妇女科、痈疽科、耳眼科、伤科、疟疾、痨病、癞病、软脚病、饮食法、养生术、男女交接术、人体图、兽医科（马牛驼骡）、印度医方等。撰书人多是著名土族，科目分得很精细。
　　九 艺术
　　书法——书法自东汉以来，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境，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收汉魏诸书家的精华，更重要处还在于脱出钟繇真书的境界又自辟新境。这就是说，钟繇的真书多少还留有隶书的遗迹，王羲之的真书，形体完全能自立。有人以为“右军（王羲之曾作右将军）书成而汉魏西晋之风尽，右军固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废，实自右军始”，就是指这一点说的。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不比王羲之低，人称为小圣。父子合称为二王。齐朝王僧虔说“变古制今，惟右军、领军（二王）尔。不尔，至今犹法钟（繇）张（芝）也”。梁武帝评王羲之书，说“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二王真书为南方书体的正宗，北方沿袭魏晋（西晋）旧书体，因之南北书法不同。南北统一后，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绘画——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南朝士族特重书法，因之绘画也同时发达。东晋朝如晋明帝、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戴逵、戴颙，宋朝如陆探微、宗炳、谢庄，齐朝如谢赫、刘（音镇zhèn）、毛惠远，梁朝如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陈朝如顾野王，都是最著名的画家。其中顾恺之尤为杰出。谢安称顾恺之画为生人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又称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是三绝之一（其余二绝是才绝、痴绝），足见他的绘画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境界。他改变汉魏以来古拙的作风，特别着重在传达画中人物的神情，因此点睛成为传神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常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个，指点睛）中”。瓦棺寺僧设大会请朝官布施，朝官施钱最多不过十万，顾恺之独布施一百万。令寺僧备一新壁，顾恺之闭门月余，画维摩诘像一躯，告寺僧说，观众第一日可请施钱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布施。画毕开寺，维摩诘画像光彩耀目，据说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几天得钱数百万。现在还存在的《女史箴图》，相传是顾悄之的真迹。其他画家如：宗炳善画山水，顾景秀善画虫鸟。谢赫善写真，称南朝第一。刘善画美女，毛惠远善画马，都称当时无匹。梁元帝善画外国人物，张僧爵专画寺壁。谢庄制方丈木版，画中国山川疆域，分开是一州一郡，集合是全国地图。画地图不是艺术，但也表现出他的巧思。
　　汉魏以来，书家常著书法论，阐发书法的秘巧。自东晋起，画家也作画法论，如顾恺之有《论画》，谢赫有《论六法》（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彩；五、经营位置；六、传模移写），王微有《叙画》。唐以后人论书法画法，没有人能超出东晋南朝的范围。
　　雕刻——戴逢工书画，人物山水，妙绝当时。戴逢又善铸佛像及雕刻，曾作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并旁侍两大菩萨。因旧传雕刻术朴拙，不能起人敬心。戴逵潜坐帷中，密听观众批评，所有褒贬，悉心研究，接连三年，修成新像，众人惊服。戴逵子戴颙，传父业，宋太子在瓦棺寺铸丈六金像，像成觉头面瘦小，工匠无法再修改，请戴颙审视。戴颙说，这不是面瘦，是臂胛过肥。削损臂胛，形相就变得很雄伟。其他雕铸如梁释僧佑造剡溪大石像，释法悦铸丈九金像，用铜四万三千斤，技术也颇有可观。不过，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在义理方面，宗教形迹方面不甚重视，因此，雕刻远不及北方佛教的规模巨大、技术精湛。
　　摹拓术——王羲之学书，得力于蔡邕石经、张芝《华山碑》和钟繇的书法（主要应是《受禅碑》）。这些碑都在北方，疑当时已有拓碑术。顾恺之有摹拓妙法，用好纸依法上蜡，拓名画不失神采笔意，这比拓碑术更精致得多。拓碑的方法，一朝有人应用到木版上，就会变成印刷术。
　　南方权贵大营宫室，僧徒盛造寺塔，规模虽不及北方，建筑术却也有相当的成就。南方士族多擅长音乐，创制新声。又围棋与书画同样重梁萧景墓前石柱上的阴文反写石刻视，称为手谈，或称坐隐。凡是能满足精神上享乐的文化事业，南朝都有高度的发展。高欢说，江东有萧衍老翁，专讲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企慕他，说是正朔所在。隋灭陈，得清商乐，隋文帝说，“此华夏正声也”。北方承认南方文化是华夏正统，不仅音乐一端，所以，军事上北朝战胜南朝，文化上却是南朝战胜北朝。
简短的结论
　　西晋未大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
　　东晋南朝立国将近三百年，除梁未大乱，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性并不太严重。大体上社会处在安定状态中，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条件。
　　东晋南朝是汉族建立的政权，在对抗北方非汉族政权的意义上，得到南方士族和广大民欢的拥护，也得到北方汉族民众的同情。北方统治者两次大举南侵（三八三年前秦荷坚，四五○年北魏太武帝），南方政权用小的兵力击败北方军，主要是依靠南北汉族的合力支持。自然，南方执政者的军事部署和长江天险的利用，也是击败北方军的重要原因。
　　以王谢两家为首的百家士族，始终是南方政权的骨干。宋齐梁陈四朝皇帝都出身素族，他们纵然引用一些有功和得宠的寒人，百家士族的尊严地位，仍不可触动。在皇帝统率下，百家士族和贵族（皇帝家子弟）共同执掌政权。百家士族和贵族是享有各种特权的一个社会阶层。
　　新朝代兴起，总有一个社会比较安静的时期，民众从而多少获得一些休息的机会。等到这个朝代的暴君出现，一个新朝代又起来代替它。所以，将近三百年中，南方改换了五个朝代，对稳定社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
　　长江流域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展起来。特别是杂炼生揉的炼钢法被发现，使南方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水利的兴修，扩大了水田面积，耕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稻谷产量比粟麦高，这就有可能繁殖长江流域的人口。东晋以下，人口有显著的增加，依靠劳动民众的力量，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
　　劳动民众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享受特权的士族和贵族，得到充裕的物质供养，过着富饶安闲的生活，有余力来从事文化事业。东晋南朝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就文学艺术说，汉魏西晋，总不离古拙的作风，自东晋起，各部门陆续进入新巧的境界。艺术部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逢的雕刻，都在东晋时完成革旧布新的事业。文学部门，革新开始于宋齐，至梁陈接近于完成，进一步就成为唐朝的律诗律赋和四六文。另一种革新，是以古文（散体文）改革骈体文，开始于陈朝的姚察，为唐韩愈开古文运动的先路。就经学、哲学、宗教说，西晋以前，总不离拘执不开展的作风（魏及西晋玄学，对两汉经学是开展的表现，但仍拘执于老庄之学），自东晋起，各部门都无拘执地开展起来。首先是佛教，对各方面发生巨大的影响。玄学和佛教合流，道教仿佛经大造道经（《隋书·经籍志》道教经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饵服四十六部，房中十三部，符箓十七部。这种道经大部分是东晋南北朝道士所造），儒学也采取佛学中义疏体作儒经义疏，梁朝皇侃作《论语义疏》，还用一些佛理来解释儒学。不管玄道（教）儒三家与佛或合流或反对，在佛教影响下，各有开展的现象，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汉族人宗教信仰一般是淡薄的，即如虔诚的佛教徒梁武帝，虽然宣布道教是邪法，但仍尊敬陶弘景，要他制成神丹，让自己也可以长生；陈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又是道教的信徒。佛教盛行，道教也同样盛行，三吴及滨海各地，道教尤为得势。一般人希望从这一宗教的神也从那一宗教的神得到各种好处，无专奉一教专求一神的信心，这种思想的本质，依然还是儒家的那个鬼神不可知论。儒家的伦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可以共居在一个人的头脑里，梁武帝等人三教同源合流的主张，并不是没有依据。用佛教的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欺骗、不饮酒）、十善（不犯杀、盗、淫、妒忌、忿恨、愚痴、谎话、巧辩、挑拨、恶骂），配合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加上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整套神道设教，统治者以为可以化民成俗，坐致太平，因之，催促儒佛合流，尤为致力。
　　但是，儒学中的正统派思想家（古文经学派中的王充派），在神灭或不灭的根本问题上，与佛教进行着不调和的斗争。这一派论家人数虽少，真理却在这一派方面，范缜《神灭论》发表后，震动了当时的整个思想界，因为真理是具有真正威力的。自东晋时起，特别是从未时起，儒佛斗争愈趋尖锐化，宗炳作《明佛论》，主张人死神不灭，何承天著论驳宗炳。何承天作《达性论》，主张人贵物贱，否认佛教众生平等说，又主张神灭，反对佛教轮回说。颜延之著论驳何承天。范缤作《神灭论》，引起更广泛的辩驳。大抵南朝思想家析理精细，反复深入，辩驳解答多至七八次，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不动意气，这一点堪称论家的良好模范。梁武帝用政治压力阻止范缤的答辩，破坏了这个惯例，实际上等于梁武帝为首的神不灭论者，宣吉自己理屈辞穷，承认失败。
　　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不能因为政治上是偏安，轻视它们的贡献。
第六章 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化时期——北朝
——三八六年——五八一年
第一节 北朝魏、齐、周的兴亡
　　魏 三八六年至五三四年
　　一 统一黄河流域以前的代国
　　东汉时期，匈奴衰落，鲜卑族逐渐兴起。自东汉至魏，鲜卑大人檀石槐、轲比能征服许多游牧部落，相继组成巨大的军事行政的联合体，西接乌孙国，东到辽河流域，东西一万二千里，南北七千余里，塞外匈奴旧地，全被鲜卑族占领。鲜卑连年侵扰幽（河北省北部）并（山西省）二州边境，成为汉魏北边新起的大敌。
　　鲜卑族长期停顿在原始社会阶段上，以畜牧射猎为业，生活简单朴野，刻木作符信，没有文字。檀石槐以后，开始行世袭制度，各部大人不再推选。轲比能得中原降人，造兵器甲盾，并学文字和兵法。檀石槐、轲比能两部，魏晋间隐没不显，继起的强部有宇文氏、慕容氏和拓跋氏。慕容拓跋两部在东晋时期，先后参与中原争夺战。慕容部接受汉文化，迅速进入封建社会，在辽河流域建立燕国，占领中原五六十年。拓跋部比匈奴、羯、慕容鲜卑、氏、羌都落后，对汉文化有缓慢的接受又有顽强的抵抗，尽量保持游牧部落的生活方式，凭借它的高度野蛮性——残酷的屠杀和贪婪的掳掠，终于战胜大小割据者，宋文帝元嘉年间，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混乱的局面。
　　据魏收的《魏书》所记，拓跋部的酋长毛，曾组成三十六个部落，其中包括九十九个氏族的部落联盟，毛被推选为大酋长。东汉击走北匈奴，拓跋部酋长诘汾正在这时候南迁，经历“九难八阻”，走出了高山深谷，率部众进入匈奴旧地游牧。诘汾立了这个大功，在部落间颇有威望。他的儿子力微，并吞强大的没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来归附，力微成为统率骑兵二十余万的大酋长。力微迁居盛乐城（山西大同市西北三百余里），祭天，表示自己拥有大权力。诸部大人来助祭，只有白部大人不来。力微杀白部大人，诸部畏服，拓跋部从此正式取得了统率权，力微也取得了大酋长世袭权。由于贵族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形成，部落联盟也就进化为原始的国家。在这个原始国家里，原始公社的制度并无大改变，大酋长和四部大人共同管理诉讼事，没有去律和监狱，议定了就判决。没有文字，只在木片上刻花纹用以记大事，号令约束全凭言语。但大酋长既然世袭，表示财产私有制已在发展，不同于财产完全公有的原始社会，应该说是国家的开始。
　　二六一年，力微遣长子沙漠汗到魏都洛阳当质子，魏国给与金帛等赏赐，并允许互市。晋武帝时，沙漠汗归国，诸部大人在路上迎接。沙漠汗用弹弓射落飞鸟，诸部大人大惊，说他学得晋人的异法怪术，如果继位，一定要改革旧俗，对大人们不利。力微也怀疑沙漠汗晋化，允许诸部大人在路上杀死沙漠汗。拓跋部一开始就表现了拒绝高级文化、保持旧习俗的顽固态度，和慕容部走着不同的道路。
　　力微死后，属部离散，经过内乱十七年，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继承大酋长位。这个继承权本来属于沙漠汗，禄官不敢违反长子继承的惯例，分国为三部，自己率一部在东，居濡源西（濡音nuān河北宣 化县西）；沙漠汗长子猗率一部在中，居参合陂北（山 西大同市西）；猗弟猗卢率一部在西，居盛乐。这时候正是西晋八工作乱，代郡失意士人卫操、卫雄、箕澹等十余人投奔拓跋部，猗用这些士人作将相，并多招避乱晋人来归附。猗出巡，有洛阳大商人携带金帛货物跟随着做买卖。繁峙（山西繁畤县）巨商莫含得猗卢器重，常参与军国大谋。猗猗卢得到汉人的帮助，国力愈益强盛。猗、禄官先后死去，三○八年，猗卢总统三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和前赵对抗，主要是依靠猗卢的助力。三一○年，刘琨请晋朝封猗卢为代公，割陉岭以北地（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给猗卢。三一四年，进封代王。猗卢得晋人辅助，已经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国王，可是拓跋部还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这就是说，拓跋本部和附属部的贵族及平民，自力微以来，仍保持原始社会的旧习惯，君与臣、官与民的关系，并无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区别尊卑主从。猗卢做了国王，对各部大人不能行施绝对的权力，各部大人依惯例要同掌政权，也不能容忍国王一人专断。猗卢为提高国王的地位，用极残酷的刑罚压服部属。违犯了他的军令，全部落都被杀死。前后杀死上万人。拓跋本部和属部惊骇思乱。三一六年，猗卢子六脩违令，猗卢往讨，被六脩击败。猗卢逃匿民家，有妇人认识他，告诉六脩，猗卢被杀死。猗卢的战败和被杀，正反映着封建国王的权力和鲜卑旧俗间的对抗。
　　猗卢死后，国中大乱，新旧猜忌，互相残杀。所谓新旧，就是鲜卑人称旧人，归附的晋人及乌桓人称新人。新旧斗争主要是晋人与鲜卑人间的斗争，也就是封建势力与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各部大人）间的斗争。猗卢信任新人，引起旧人的憎恨，这时候旧人起来压迫新人，新人首领卫雄、箕澹率晋人及乌桓人三万家逃归刘琨，原始社会残余势力在代国又占优势。
　　代国经过多年内乱，三三八年，什翼犍即代王位。什翼犍在石勒都城襄国作质子十年，受汉文化影响，即位后，始设官职，分掌政务；始制法律，规定叛逆、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用汉族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代国开始确立了国家的体制。国王的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部大人的议政权比过去缩小了，但仍统治着自己的部落。三三九年，什翼犍召诸部大人议建都，连日不决。母王氏说，我们祖先，一向游牧为业，现在筑城定居，如果有敌兵来，往那里逃避。三四○年，什翼犍建都盛乐，在故城南筑盛乐新城。定居以后，农业也逐渐开始。三六七年，前燕兵经过盛乐附近，损毁穄（高粱）田，什翼犍怒，出兵击燕兵。当时在代国的非鲜卑人，统被称为乌桓，其中自然有汉族人。鲜卑人以畜牧为业，种穄田的人应是汉人和汉化的非汉族人。代国开始有农业，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占主要地位，但总是一个进步。
　　三七六年，前秦苻坚出大军击代国，什翼犍使白部、独孤部御秦军，都被秦军击败。又使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骑兵十万御秦军，又大败。什翼犍率诸部逃漠北，遭当地高车等部攻击，不得游牧，闻秦军稍退，还归盛乐。不久，庶长子寔君杀什翼犍，并杀诸弟，部众溃散，国中大乱。秦军灭代国，分为河东河西两部。苻坚命刘库仁统率河东部，后来又兼统河西部。什翼犍长孙拓跋珪得到刘库仁的保护，待机恢复代国。
　　鲜卑拓跋部一向在北荒游牧，诘汾以前的酋长推寅和诘汾的父亲邻，都曾谋南迁，两人都被部众称为推寅，意思是钻研有智慧。南迁是拓跋部的共同愿望，诘汾南迁成功，威望和权力自然要增进；新牧地远比北荒肥美，生产力前进了，自然要推动部内贫富的变化。力微取得大酋长世袭权，开始形成了雏形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奴隶制度应是它的发展道路，可是，它所接触到的却是封建制度的汉族社会。猗卢得汉族士人商人的辅助，又受晋朝的封爵，想做一个封建专制独掌大权的国王是很自然的。这对诸部大人所代表的原始社会残余势力不能不发生矛盾。什翼犍引用汉族燕凤许谦等人作辅佐，在盛乐附近出现农业，意味着代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经济上主要依靠鲜卑人的畜牧业，其次才是乌桓人（主要是汉人）的农业；军事上主要依靠鲜卑诸部大人，政治指导上主要依靠汉族士人。三五○年，后赵国崩溃，什翼犍主张乘机进兵中原，争夺霸权，诸部大人反对出兵，什翼犍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进兵中原，是国王和政治指导者的想法，出战怕损失，是诸部大人的想法，这也反映国王和诸部大人间的矛盾，而诸部大人的势力是不弱的。沙漠汗的被杀，猗卢、什翼犍的兴起和死后的离乱，都是封建势力和原始社会残余势力间斗争的表现。什翼犍在位三十九年，有利于封建势力的发展和巩固。九年后拓跋珪又得复国，并且开始进行黄河流域的统一战，力量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封建势力。
　　二 强盛的魏国
　　三八六年，拓跋珪受诸部大人的推戴，即代王位。拓跋珪用张衮为长史，许谦为右司马，政治指导者仍属汉族士人。同年，拓跋珪改国号为魏，表示不再受晋朝的封号。拓跋珪的首要措施是务农息民，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大人的不稳定性。这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部大人，叛服无常，不懂得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利益。三八七年，拓跋珪定出一条有效的办法，就是颁赐群臣将士各有差（每次战胜后，按战功分赏虏获物）。从此拓跋部成为坚强的好战集团。三八八年，魏攻库莫奚（奚是东胡种），大胜，获杂畜十余万头。三八九年，大破解如部，获男女杂畜十余万口，又大破高车（高车本名敕勒，也写作铁勒）诸部落。三九○年，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口。三九一年，大破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黄河以南（河套）各部落都来归附，魏占有河南广大牧地，国富兵强，准备进取中原。三九五年，在参合陂大破后燕太子慕容宝军，俘获文武将吏数千人，器甲资财无数。三九六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人攻后燕，夺得并州。又率大军出井陉（河北井陉县），与后燕军连年大战。三九七年，攻破后燕国都城中山（河北定县），大河以北诸州郡全为魏有。是年，拓跋珪建都乎城（山西大同市）。三九九年，改号称皇帝（魏道武帝）。南北朝对立的形势，基本上形成了。
　　魏道武帝有战必胜，迅速建立起封建大国，是由下列几个原因造成的。
　　在军事方面，主要是利用班赐群臣将士各有差的办法，使得诸部大人和鲜卑兵知道战争中掳掠的利益比游牧大得多，愿意跟随他力战，很少发生叛逃事。在班赐物中，自然包括奴隶。许谦从军攻刘卫辰部，有功，受赏得僮隶三十户（僮隶户也称隶户，是失去自由但有自己的家室的人，还不算是奴隶，这种人的来源主要是被俘的敌国民户）。大将长孙肥屡立战功，受赏得奴婢数百口，牲畜上千头。王建有功，受赏得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头，又受赏得僮隶五千（千疑是十的误字）户。安同有功，受赏得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张济有功，受赏得奴婢百口，马牛数百，羊二十余头。李先有功，受赏得奴婢三口，马牛羊五十头。依 据这些事例看来，受赏数量并不大，为什么能够激发好战心呢？崔浩谏阻魏太武帝攻宋的信里说，“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夏），北破蠕蠕（柔然），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攻宋），以取资财”。这里说得很清楚，好战的目的在于大肆掳掠，班赐只是承认掳掠为合法的一种形式。魏自四八四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起，才制定傣禄，在这以前，文武百官以掳掠贪污为正当生活。
　　掳掠人口尤为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掳掠者就是魏皇帝。东晋安帝时（与魏道武帝同时），仇池公杨盛上表叙述魏国情形，说魏国妃妾都住瓦屋，有婢女千余人，织绫锦，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蔬，贩卖谋利。魏皇帝利用婢女来养活妃妾，可以推想文武百官也是靠奴婢、隶户来养活。魏国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下至一部分鲜卑士兵，各占有多少不等的奴隶，有向奴隶制度发展的趋势，这对一个暴发的落后社会说来，走奴隶制度的道路，是很自然的。可是，它受到汉族封建制度社会的影响，不可能顺利地发展起来。虽然如此，这种趋势却一直保持到鲜卑统治最后崩溃（北周）的时候。
　　在政治制度方面，也由于军事上的巨大胜利，魏国占领了汉族居住的广大土地。要统治汉族，首先得接受封建制度。猗卢、什翼犍在汉族士人辅助下，封建制度已经在代国起着推进社会的作用。魏道武帝得并州，开始成立正规的政治机构，自刺史、太守（地方长官）、尚书郎（中央办事官）以下宫，一般都用文人（汉族士人）。他留心招纳，士大夫来军门求见，不论老少，一概引入谈话，尽量录用。三九九年，在平城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共三千人。命郡县大索书籍，送平城。四○一年，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魏国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魏皇帝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才建立起封建政治制度的统治机构。这个机构所统治的人，自然，主要是汉族劳动民众。三九七年，魏大军攻后燕国都中山，屡战不胜，军中大疫，兵士死去什之五六，诸将都想北归。魏道武帝说，有民就有国，我不怕没有民。意思是说，鲜卑人走了，我有汉官汉民也可以立国。诸将听了这些话，才不敢再说北归。这里说明魏皇帝的支持者，固然鲜卑族是主要的，但已经不是唯一的支持者，也说明军事上依靠鲜卑族，政治上却必须依靠汉族士大夫，否则，就无法在中原立足。
　　在经济方面，以旧都盛乐新都乎城为中心的魏国本土，农业的重要性愈益增进，鲜卑族的贵族也逐渐转化为地主，畜牧业渐转到次要地位。什翼犍时，代国已有穄田。拓跋珪即代王位，首先重视农业（“务农息民”）。三九五年，后燕慕容宝攻魏，收魏穄田百余万斛，说明魏国本上已有相当规模的农业。三九八年，灭后燕，徙后燕境内吏、民及徒何（鲜卑）等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到魏京，给内（魏本土）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又徒后燕国太守、县令、豪强二千家到魏京，无疑也要给予田地。当时划平城周围为畿内，畿外分四方、四维，置八部帅各管一方一维。这种方、维帅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不同于原有的部大人。在方、维内居住的部落，被解散为普通民户，分地定居，不许自由迁徒，部落君长大人也被当作普通民户看待。四○四年，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当是对这些部落君长大人的不满表示让步。方、维帅功课农耕，按农业 成绩定方、维帅的功过。四○○年，魏道武帝亲耕藉田，为百姓作表率。贵族和跋将死时，告诉诸弟说，漯水北土地瘠薄，你们可移居水南，耕种良田，广兴产业。农业比畜牧业利厚，足见贵族在有农业条件的土地上，兴农求利，不愿继续保持畜牧业。耕田人里大多数是从中原迁来，计口授田的新民和分地定居的鲜卑人，他们耕种小块土地，每年给皇帝（最高地主）缴纳租赋；还有一部分是为贵族豪强种地的佃户和隶户。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的关系，因此魏国是封建制度的国家，虽然原始社会的残余和奴隶制度的趋向同时并存，但并不能阻止鲜卑社会的封建化。
　　魏道武帝建立起由鲜卑人汉人组成的大国以后，迫切地寻求稳定皇帝统治权的方案，任用大批汉官为魏国制定各种制度，提倡农业，解散游牧部落，都是这种方案的表现。这方面，他取得了成就。但在另一方面，汉族与鲜卑族间的矛盾，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却迫使他陷于精神失常，直到发狂被杀，成为鲜卑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牺牲者。
　　张衮是魏道武帝的第一谋士，最得信任。张衮荐中原名士崔逞，崔逞即彼重用。魏道武帝攻中山，军中乏食，向群臣问计。崔逞说，桑椹可以补助食粮，古人说过，鸮鸟（鸣声恶劣的一种鸟）吃了桑椹，鸣声会变好。崔逞说这些话，可能是出于无意，也可能是讥刺鲜卑军的残暴。他听从崔逞的献计，令民缴桑椹当租，心里 却痛恨崔逞有意侮辱。又命张衮崔逞写信给东晋雍州刺史郄恢（郄音戏xì），指定要在信里侮辱东晋皇帝。张衮崔逞只称为贵主（指晋帝），他看了很不满意。不久，杀崔逞，贬张衮。后燕大官封懿来降，他询问燕国的事情，嫌封懿对答简单，认为士人看不起自己，不让封懿做官。魏道武帝出身游牧部落的大酋长，性情凶暴，习惯于杀人。三九五年，俘获慕容宝军四五万人，在参合破一起杀死。后来攻中山城，城中军民死力防守，魏军不支，几乎溃败。他使人到中山城下问守城人，你们为什么死守不降？守城人说，我们宁愿战死，不能象参合陂那样被杀。他得到这个教训，以后作战，不敢任意惨杀。四○二年，桓玄在东晋作乱，一批晋官要奔降魏国，魏道武帝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喜欢。等了好久，这批晋官分别逃到南燕和后秦去了。他很奇怪，派人去探问原因。答复是，晋官原来是想投奔魏国的，半路上听到崔逞被杀事，临时改变主意，决计到燕秦去。魏道武帝深为懊悔，也算是得了个教训，此后对士人不得不宽容些。他要取得汉族士人的助力来统治汉族民众，可是汉族士人和民众，对鲜卑族的统治，总是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矛盾，他无法消除这个矛盾，而且还必须压抑自己所体现出来的游牧族的野蛮性，抑郁久了，会变成神经失常的人。
　　尤其紧张的是鲜卑贵族与魏皇帝间的矛盾。鲜卑族原始社会的残余势力，猗卢以来，虽然逐渐在削弱，但对皇帝集权仍是一个有力的阻碍。魏道武帝在政治、经济上的措施，是要解散部落势力，催促鲜卑社会加速封建化，在这样急剧变化中，皇帝与贵族间表现出特殊的紧张状态。四○六年，他下了一道诏书，说人们以为汉高帝起于布衣（平民）而有天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汉高帝受天命做皇帝，决不是凭争夺得来。他劝臣下安分知足，才能“保荣禄于天年（善终），流余庆于后世（死后有子孙）”。接着又下一道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夺名位权利。这都反映当时贵族争夺官爵甚至要夺取帝位，使得他惊慌失措，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入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觉得朝官和内侍，都怀有恶意。事实上鲜卑大臣穆崇、拓跋仪也确实想杀死他。他留心臣下言语行动，一有可疑，便亲手击杀。只有汉族大臣崔宏、崔洁父子不被猜疑，其余朝臣人人自危，不敢见他的面。四○九年，他被儿子拓跋绍杀死。《魏书》说魏道武帝是因为吃寒食散得的病，其实这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无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特别是对鲜卑贵族的矛盾。
　　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一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
　　四○九年，魏明元帝杀拓跋绍，即魏帝位。他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使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有人参与朝政，魏国紧张局面得以缓和。四一五年，魏国连年霜旱，殷内民多饥死。有些朝官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周澹二人反对迁都，说，山东人（指太行山以东的汉人）不知鲜卑人虚实，以为人畜欢多，称为“牛毛之众”（象牛毛那样多）。如果现在迁去，山东人看到鲜卑人数有限，一定要发生轻侮心。不如等待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难关就渡过了。魏明元帝赞成崔浩的意见，说，只有崔浩周澹二人合我的意，但怕挨不到来秋。最后决定挑选最穷困的国人（鲜卑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批穷国人。从崔洁这些话里可以看出，首先是鲜卑统治者深怕汉族民众窥见底细，因为鲜卑人数比汉民少得多：其次是魏国本土农业已经远比畜牧业重要，并且有一批脱离畜牧业又不农耕的穷国人。这批人是鲜卑兵的主要来源。明元帝时，北方柔然已成强敌，魏处于防御地位，无力大举进攻（四二三年，筑长城二千余里，保卫平城）；南方后秦姚兴，占有黄河以南诸州郡，国势正盛。四一七年，宋武帝灭后秦，取黄河以南州郡，魏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争夺土地。魏用兵机会大减，穷国人也就愈益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四二二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他坚决不听。显然，鲜卑统治者和穷国人上下一致的好战心，决不肯放弃攻宋的机会。和宋军经过多次苦战，四二三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的大部分。魏在黄河以南取得许多州镇，确立了南北朝对立的形势。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死，魏太武帝继位。鲜卑族到魏太武帝时期，武功达到最高峰，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魏太武帝和魏道武帝一样，是魏国杰出的皇帝。
　　魏太武帝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战无不胜。四二四年至四二五年，大举出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侵。四二六年，出兵攻夏国，取长安城。四二七年，攻破夏都城统万。四二八年，俘获夏主赫连昌。四三一年，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国亡，魏取得关中。四三二年，出兵攻北燕国，围龙城，不克。四三六年，灭北燕国，魏取得辽河流域。四三九年，出 兵灭北凉国，魏取得凉州。自三○四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到这时候黄河流域才得到统一，劳动群众比割据时期多少安定了一些。
　　魏国在战胜中，俘获人畜财物不可数计，诸将受皇帝班赐，再加上私自掳掠，正如崔浩所说，“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个个成了大富豪。早在四一三年，魏明元帝遣将击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人二万余家。这些被俘的人，计口受田，不当作奴隶看待。可是战胜军归来时，班赐将士牛马奴婢各有差。这里所赐的奴婢，当是战争中在另一种情况下俘获的人，被贬为奴婢。《魏书》记俘获，有些称男女或新民，有些称生口，前者指民户或隶户，后者指奴婢，身分自有区别。将士私自俘获的人，应是属于生口类。魏太武帝时俘获的生口数量更大，不仅班赐给出战的将士，而且还班赐给留台文武（未出战的在朝文武官）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出战和未出战的文武官都分到生口，出战将士又有私有生口，再加上鲜卑兵受赐和私有的生口，魏国在魏太武帝时，奴隶制度的趋势，比魏明元帝时又大进一步，也就是说，魏国存在着大量的奴隶，从事生产来供养文武官和鲜卑兵。
　　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连年出击柔然和西域诸国，获得多次胜利，最后自然要进攻南方，企图削弱宋国并掠夺更多的生口和财物。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出兵大破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共一百余万。柔然大败后衰弱，再不敢大举来侵犯魏边塞。四五○年，魏太武帝亲率大军攻宋。这时候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强盛。魏宋大战，魏军不能攻破宋国重要城镇，只能在城镇外大杀大掠，尽量破坏，使居民遭受极其惨重的损害。宋军民痛击魏军，魏军也死伤大半。四五一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回乎城。他用兵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大为国人所怨恨；鲜卑人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死伤，此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四五二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
　　鲜卑拓跋部人数本来不是很多。魏得黄河南北州郡后，更显得本部人太少。每有战争，驱迫汉人和非鲜卑人（所谓“杂夷”）临前敌，让鲜卑骑兵在阵后督战，不顾前面士兵的死伤，一味强迫前进，战败了，鲜卑骑兵便首先逃走。魏国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本部人，使得鲜卑人只发扬游牧族的残暴性，却消失了游牧族的悍战性，再加上不牧不耕，专事掳掠，多年来养成的堕落性，鲜卑拓跋部实际上已经衰弱了。经攻宋一战，它的衰弱现象暴露出来，从此，魏国由强盛转到衰弱的阶段上。
　　三 由衰至乱的魏国
　　魏太武帝的继位者魏文成帝在位时（四五二年至四六五年），是魏国衰弱时期的开始。这时候，对外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内汉族劳动民众和鲜卑统治者间的矛盾便升到第一位。魏文成帝屡次下诏，斥责地方官侵害百姓，以营家业。又斥责地方官串通大商富贾，重利盘剥民财，共同分赃，规定官商犯赃十匹布以上，处死刑。又诏令平民（良家）因穷出卖子女为奴婢，得赎还子女。又禁止贵族和士族与百工伎巧卑姓通婚，理由是“贵族之门，多不率法（奉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所谓贪利财贿，就是贵族士族和大商富贾通婚，官商勾结来盘剥民众。他下了这些诏书，并不能减轻民众的痛苦。魏文成帝亲到河间郡鄚县（鄚音莫mò河北任丘县北）镇压攻取富户的贫民，十五岁以上男子全被惨杀，十五岁以下男子，当作生口班赐随从各官，这也并不能抑止民众的反抗。到魏孝文帝时，汉民的反抗，规模愈益扩大，有政治才能的魏孝文帝采取各种措施，暂时和缓了这个危机。
　　鲜卑拓跋部从来就是一个以掳掠为职业的落后集团。军事上靠掳掠来鼓动军心，政事上也同样靠掳掠（表现的一种形式是贪污）来使用百官。史称“魏百官不给禄，少能以廉白（清白）自立者”，确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地方官直接统治民众，经常的、普遍的、残酷的贪污行为，民众受害尤为深切。在拓跋部武力削弱的时候，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活动便广泛地开展起来。四七一年，魏孝文帝即位。就在这一年，青州人封辩自号齐王，聚众千余人起事。平陵（山东历城县东）人司马小君聚众起事。此后，民变连年发生，有的聚众至五千余家。至于攻取富户财物被称为劫盗的贫民，更是遍地蜂起。四七三年，魏国定出一条法令，就是：县令能平一县劫盗的，兼治两县，能平两县的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守；郡守能平两郡至三郡的，三年升为州刺史。这自然是一种空想。四七七年，下一道诏书说，诸州刺史以下地方官，纵奸（豪强）纳贿，违法营私，闹得盗贼并起，攻掠愈甚，你们百官都替我想个办法。四八○年，出布帛一百万匹及伐齐所得俘虏班赐群臣。四八一年，攻齐，获得三万余口，以一万余口班赐群臣。从敌国掳掠人口，分一部分给群臣，想阻止群臣的贪污，鲜卑统治者就是用这种暴行来处理政治问题的，当然丝毫也不能阻止贪污。四八三年，魏孝文帝下诏说，我很想知道百姓的疾苦，每有从州郡来的人，我问他们地方官苛虐的情况，他们都不肯说实话。本该斩首，现特从宽放他们回去，以后不得再欺骗。这种聊以解嘲的诏书，对贪污现象确实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但是，民众反抗贪污政治的浪潮，迫使魏国不得不寻找可施行的办法。
　　四八四年，魏孝文帝才决心实行俸禄制。魏国旧制：户调：帛二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许多州郡县不产丝帛，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由宫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的费用。这里就有一批商人在为官府调换布帛的形式下同享贪污的利益。魏孝文帝所定新制是，每户增调帛三匹（疑是原调二匹外新加一匹），谷二石九斗，作为百官的俸禄。产麻布各地即用麻布充税，不再换丝帛。另增调外帛二匹（一匹二丈，外再加二丈，凑足二匹），作为废除商人的费用。班禄以后，官得赃一匹，即处死刑。地方官刺史以下各官，犯赃发觉，被杀死四十余人。行均田制后，规定地方官得收公田租，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官六顷。地方官不愿意受禄，淮南王拓跋佗出面，请求恢复断（无）禄制。魏孝文帝坚决执行新制，严厉惩罚贪官，开国以来的贪污积弊，一时显得颇有变化。
　　史书都说魏孝文帝于四八五年，采取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又于四八六年，采取李冲的建议，立三长制。按李安世疏中说，“州郡之民，或因年俭（荒年）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故乡）”。这里明说立三长在前，建议行均田在后。事实上也只有校正户籍以后，才有可能按户口奴婢牛具分配田地，如果按照立三长前的大户（三五十家成一户）分田，每户得田太少，无法进行耕种，因此，两事先后，当有错误，这里假定立三长在四八五年，行均田在四八六年。
　　魏孝文帝在三年内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三大改革，民众对鲜卑统治的反抗，多少有些趋于缓和。当然，反抗还是继续着。四八七年，魏孝文帝问高祐如何止盗。高祐说，要精选地方官，更要停止勋臣贵族作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足见改革的实效并不大。
　　魏国的本土，即平城周围的畿内，形势也很不稳定。鲜卑平民不畜牧不耕作，三分之二是游手浮食人。鲜卑贵族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工商人家（魏道武帝灭后燕时迁来）积储大量财富，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这样的现象，畿内特别显著地呈现着：农夫吃不到糟糠，织妇穿不上短衣，无力进行生产；另方面却是官库里谷帛充盈，商市上宝货满列。到街上看，很多是衣服华丽的人，到家里看，更多的是衣食匮乏的人。一遇荒年，就有许多人饿死。四八七年，大旱，魏孝文帝只好让大批贫民出境去求食。魏国本土鲜卑兵力已经衰弱，农民大都穷困不能生活，作为根据地的畿内，不再有控制山东的实力，如果山东诸州郡有大变，鲜卑统治的崩溃将很难避免。
　　鲜卑统治者利用汉族士人来统治汉民，汉族士人也利用鲜卑统治者来保持士族压迫汉民众的利益。但是，汉士族与鲜卑贵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士族处在屈服地位，并不是甘心愿意的。崔浩的遭遇，可以表现士族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崔浩出身北方第一名门，是魏太武帝最信任的谋士。他力主恢复五等封建制，认为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是弊政。道教主寇谦之也赞成他的主张。本来魏道武帝已定王公侯子（废伯男二爵）四等封爵，崔浩的父亲崔宏受封为白马公，他自己也曾封为武城子，后来又袭封白马公。显然崔浩的主张，不是要改四等为五等，而是要世家大姓的首领在本人势力所在地，按势力大小受五等爵号，也就是要魏皇帝承认世家大姓历代相传的割据势力为合法。这种议论反映汉族割据势力受鲜卑地方长官（州刺史郡太守很多是鲜卑贵族）的压制，要求象西周那样，诸侯各治自己的国，对王室只保持朝贡关系（崔浩力争用汉族士人数十人作郡守，也有反对鲜卑贵族的意义）。汉士族最讲究礼制，鲜卑族却非常落后。鲜卑拓跋部人头发打成辫子（称为索头），男女服装便于骑马，汉士族以衣冠自诩，当然看不惯游牧人的习俗。拓跋部人同姓通婚（四八四年才下诏禁止），更被看作野蛮。其余不合汉族礼制的事自然还很多。魏太武帝令崔浩撰国史，崔浩把拓跋部丑事都直书不讳，《魏书·崔浩传》说他“尽述国事，备（详尽）而不典（不雅观）”，并且刻石立在大路边，让来往的人都看见。魏太武帝和鲜卑人大怒。四五○年，崔浩被囚，受尽侮辱后（崔浩排斥佛教，也是波报复的一个原因）才灭族。他的亲戚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灭族。崔浩智谋无双，善于估计利害，他做这个危险事，也反映出汉族和鲜卑族在文化上的尖锐矛盾。崔浩被惨杀，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不和却并未中止。鲜卑人自四五○年大战后，害怕同南朝作战，当时北方的柔然早已衰弱，南朝成为唯一的敌国，如果北方士族响应南朝的北伐，鲜卑统治将很难应付这个危局。四八九年，魏孝文帝向群臣访问安民的方法，李彪提出几条，其中一条是应在河表七州人中，选择高门，召来京城，同中州人（鲜卑贵族）平等待遇，给予官做。这样，可以调和新（新选七州高门）旧（鲜卑贵族），也可以阻止士人投向南朝。李彪所称河表七州，就是荆、兖、豫、洛、青、徐、齐七个与南朝接近的州。魏孝文帝很注意李彪的建议，此后行政着重在利用汉士族和调和汉士族与鲜卑贵族间的关系。
　　大河南北诸州郡是魏国的真实根基，居住在这个地面上的是汉士族和汉民众，鲜卑统治者依靠偏远的畿内和不多的鲜卑人想控制全国，事实上有极大的困难。四九三年，魏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实行与汉族同化。魏孝文帝深慕汉文化，所以要变鲜卑俗为华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想用同化的方法，保持拓跋氏的统治地位，因之排除阻碍，决计迁都。
　　魏孝文帝不敢提出迁都的主张，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攻伐南朝。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纷纷反对。魏孝文帝发怒道，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想阻挠用兵么！拓跋澄反驳道，国家固然是你的国家，但是，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有危险，怎能不说话！退朝后，魏孝文帝召拓跋澄到宫中谈真心话。魏孝文帝说，我们鲜卑人起自北方，徙居平城，这是用武的地点，不能作文治的中心（意思是说，现在武力已不可靠，必须用政治来维持国家）。我想以用兵为名，率领众人迁都中原，你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改为全力拥护，赞助迁都大计。魏孝文帝出动二十万人（号称三十万）的大军，宣称南伐。到了洛阳，仍骑马上路，表示还要继续进军，群臣跪在马前，叩头哭求不要再前进。魏孝文帝说，你们既然不愿南伐，那末，就得听我的话，迁都到洛阳。群臣不愿迁都，但更不愿南伐，只好承认迁都。
　　魏太武帝灭夏国，在河西建立大牧场，养马二百余万匹，牛羊无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四九四年，就建立起河阳牧场（在河南汲县地），养军用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牧场选马到并州牧场，过些时又迁到河阳，使马匹习惯内地水土，不至死伤。四九五年，选鲜卑勇士十五万人组成宿卫军。同年，魏宫人和文武百官全部迁到洛阳。魏孝文帝准备了自卫的武力，同时着重进行鲜卑族的汉化和诸州士族门第的评定。按照“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规则，官职按门第高下来分配。低级地方官（县官）从低级士族中选取，让这些士人也有仕途。魏国经这次大改革，政治制度与南朝完全相同，汉士族满意了，魏国统治权也确实稳定下来了。鲜卑贵族和一般鲜卑人不甘心对汉士族作这样的让步，四九六年，魏太子元（本年，改拓跋为元）恂谋逃回乎城，许多高级贵族数次谋据平城自立一国，都遭到魏孝文帝的严厉镇压。此后，汉士族（包括南朝文武降臣）成为魏国的有力支持者。
　　魏迁都洛阳，与南朝邻近，更显得南朝对自己的威胁。四九七年，魏孝文帝亲率大军攻齐，想扩大疆域，无功退回。四九八年，魏孝文帝起大军攻齐，又无功退回。四九九年，齐将陈显达攻魏，魏孝文帝带病去抵御，陈显达败退，魏孝文帝也在归路上病死。这三次战争，说明魏国武力已经衰弱到和南朝相等的程度。
　　魏孝文帝死后，魏国进入内乱时期。
　　四九九年，魏宣武帝继位。他宠任奸佞，国政大坏。贵族豪门，竞尚奢侈，魏宣武帝下令严立限度，节制放荡，可是最放荡的就是他本人。他迷信佛教，养西域僧三千余人，择嵩山形胜处造闲居寺，备极壮丽。贵族仿效，佛教大行，洛阳城内造五百余寺，州郡共造寺庙一万三千余处。宠臣元晖作吏部尚书，定价卖官，大郡二千匹，次郡减半，下郡又减半，其余各官都按等级出售。佛寺的发达和官吏的贪污，说明民众遭受严重的剥削。四九九年，幽州人王惠定聚众起事，白称明法皇帝。此后，连年有人聚众起事。五一四年，幽州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事，自称净居国明法王。起事人揭出明法做号召，足见民众深感政治黑暗的痛苦。
　　五一五年，魏孝明帝继位。胡太后擅权，荒淫残虐，无恶不作。她相信佛法能减轻罪过，大兴寺塔，在宫侧造永宁寺，又在伊阙口（在河南洛阳）造石窟寺，土木工都极壮丽。永宁寺尤为宏伟，有高丈八尺的金像一躯，普通高度的金像十躯，玉像二躯。九层浮图（塔）高九十丈，上刹（相轮）又高十丈。夜静，塔上铃铎声可河北景县北魏墓出土网纹琉璃碗闻十里。僧房一千间，都用珠玉锦绣作装饰。自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塔庙，还是第一次出现。魏宣武帝初年，在龙门山凿一百尺高的佛龛（音堪kān）两个，魏孝明帝又凿一龛，前后凡二十四年，耗费八十万余工。其他营建寺塔，布施僧众，赏赐宠臣，所费不赀，却从不对贫民施些小惠。宗室权豪，也竞赛淫侈，穷极享乐。高阳王元雍有奴仆六千，使女五百，元雍吃一顿饭要费钱数万。河间王元琛与元雍比富，骏马十余匹用银槽喂养，招集王公宴饮，食器有水晶（玻璃）锺、玛瑙碗、赤玉壶，制作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中的波斯银市精巧，都不是中国产物。章武王元融看了懊恼，卧床三天不能起，其实元融财物并不比元琛少。魏君臣骄奢如此，不诗言，民众遭受的是什么灾难。
　　魏孝文帝为统治汉民众，对汉士族大让步，迁洛以后，内迁的鲜卑贵族同汉士族融合在一起，统治力加强了。但是，鲜卑族内迁部分和守边部分间却因此发生冲突。早在魏明元帝时，魏筑长城防柔然，自赤城（河北赤城县）西至五原（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长二千余里。魏太武帝在长城要害处设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六个重镇，保卫平城。六镇外，又有沃野（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右翼旗境）等镇。任镇将的都是朝廷亲贵，镇将部下各军官也都是鲜卑贵族，这些守边军官不仅受优厚的待遇，而且官职众多，升迁容易，例如沃野镇自镇将以下各官多至八百余人，至少有五分之二是冗官闲职。魏太武帝大破柔然以后，边镇战事稀少，守边官不再留意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出土的北魏“河内太守”铜虎符防，却专心发财致富。各官选部下精壮兵，迫使到边外掳掠，有时被柔然掳去当奴隶，有时掳得财物归来，全部彼各官夺去。老弱兵里面，如有人略会一些技艺，便被迫作手工，苦役百端。其余老弱兵或入深山伐木，或在田地上耕耘，或经营商业，一切利益全归各官所有。守边兵一部分是鲜卑平民，一部分是鲜卑化的各族人（包括汉人及其他非鲜卑人）。他们应得的军食军衣都被各官扣去，穷得无法生存，往往在路上倒毙。守边官与守边兵之间，关系一向是恶劣的。魏孝文帝迁洛以后，内迁贵族仕途通达，排斥守边贵族，号为“府户”，当作仆役看待，一生不得上进。朝中权贵还刻剥各镇，少给衣食，各镇军官自然更残酷地刻剥守边兵。守边兵对守边军官切齿，守边军官对镇将和朝官（内迁贵族和汉士族）切齿。此外，随从魏孝文帝内迁的普通鲜卑人和宿卫军人，被看作寒人或武人。寒人永无入仕的希望，武人不列清流，不得任高官美职，这种人也对朝官切齿。为各方面所切齿的朝官，分成派别，争夺权位，又互相切齿。这样，鲜卑族内部的分裂，愈来愈深刻，到魏孝明帝时，鲜卑政权已经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并且为守边兵所仇视。
　　魏孝文帝死后，贪污政治又盛行。贵族士族求官的人太多，吏部尚书（掌选用人才）不敢选拔招怨。五一九年，魏国行停年格，只按求官人的年资依次序补官，不再论人才高下。又削减百官俸禄，补助皇室的浪费。这种措施，实际是正式恢复贪污政治。后来，索性按纳货多少出卖官职，只有贪污人才得做州郡长官，郡县小吏职也得出钱购买，自然，小吏也全是贪污人。民众穷困，人心浮动，本来汉民众和汉族以外的一切非鲜卑族民众，都是反对鲜卑统治的，到魏孝明帝则，民众推翻鲜卑统治的要求愈益迫切了。
　　魏朝廷专力防备民众的反抗和南朝梁兵的进攻，却没有注意边镇守兵的起事。五二三年，怀荒镇人（守边兵）杀镇将于景。接着沃野镇人破六韩（姓）拔陵（名）聚众起事，杀镇将，改元真王。破六韩拔陵开始发出反魏的号召，各镇人纷起响应，各地也纷纷聚众起事。五二四年，高平镇（甘肃固原县）人赫连恩等起事，推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破六韩拔陵攻破武川、怀朔两镇。其余四镇也起事反魏。秦州（甘肃天水县）人莫折（姓）大提（名）起事，杀魏刺史，自称秦王。南秦州（甘肃成县）氏人张长命等起事，杀魏刺史，据城响应莫折大提。莫折大提攻破高平镇，杀魏镇将。莫折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继位，自称天子，设立百官。凉州小军官于菩提等杀魏刺史据城起事。秀容（山西忻县）人乞伏（姓）莫于（名）聚众起事。南秀容牧子（地位类似奴隶的牧人）万于（姓）乞真（名）聚众起事。营州（治龙城）人就德兴聚众起事，自称燕王。夏州（治统万城）一带胡人起事，围统万城。关中一带蜀人（被迁徙到夫中的蜀人）起事，攻长安城。汾州（治蒲子城，山西隰县境）一带胡人起事。在这一年里，魏国北境西境东北境都发生战事，魏朝廷依靠汉士族的协助，控制黄河南北诸州郡，还可以出兵去抵御，互有胜败。总的趋势则是反魏势力在扩大，魏势力在削弱。
　　边地上的战事，一时未必就会推倒魏朝廷，只有到了内地也发生战事，在内外夹攻下，魏朝廷的崩溃，才无可避免。五二五年，柔然可汗阿那瓖（音规guī）攻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军大败，部众二十万人投降魏朝。魏朝使降众到内地冀（治信都，河北冀县）定（治卢奴，河北定县）瀛（治乐成，河北献县）三州求食。柔玄镇人杜洛周起兵，据上谷（河北怀来县），改元真王，怀朔镇人高欢等人归附杜洛周。五二六年，沃野镇降人鲜于俯礼等起兵据左城（河北唐县境），攻定州城，又攻破燕州城（京京昌平）。鲜于脩礼死，葛荣代统部众。葛荣在博野县（河北博野县）境击杀魏大将元融，自称天子，立国号为齐。这时候战事的重心移到河北，魏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汉民众也纷纷起兵反魏。五二七年，葛荣攻破信都城。五二八年，杜洛周攻破定州城和瀛州城。葛荣杀杜洛周，并统杜洛周部众。葛荣所部数十万人号称百万，占有冀、定、瀛、沧（治饶安，河北盐山县西南）、殷（治广阿，河北隆尧县）五州地。沃野镇和六镇的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降魏后到三州以及随从杜洛周等大量内迁，数量是巨大的。他们是变兵，是寻求生存的流亡者，是根本不知生产为何事的破坏者。
　　他们毫无纪律，专事屠杀掳掠，葛荣攻破沧州城，居民被杀十之八九。他们横行河北诸州郡，象沧州城那样，破坏都是极其惨重。腐朽昏乱的魏朝廷，造成这个大祸殃，汉族民众又遭受一次大屠杀。
　　五二四年，秀容人乞伏莫于、万于乞真等聚众起事，都被秀容酋长尔朱荣镇压下去。尔朱荣拥有部落八千余家，马数万匹，散家财接纳豪强，侯景、贺拔（姓）岳、高欢等人先后来投靠，兵势强盛，养成了一个新起的势力。尔朱荣驻兵在晋阳（山西太原市），五二八年，魏孝明帝怨胡太后揽权，密令尔朱荣率兵来洛阳，胁迫胡太后。尔朱荣令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治壶关，山西壶关县），胡太后杀死魏孝明帝。尔朱荣立长乐王元子攸为魏帝（魏孝庄帝），举兵攻洛阳，杀胡太后，召魏百官二千余人齐集淘渚（在河南孟县），尔朱荣责百官骄侈成俗，贪虐酿乱，下令全部杀死，尔朱荣入洛阳，魏朝百官除了一些残余旧人，其余都由尔朱荣部属任职，元氏的魏朝实际上已经灭亡了。
　　尔朱荣杀朝臣大多，不敢在洛阳久居，率兵归晋阳。葛荣军南下，前队已过汲郡城（河南汲县），洛阳受威胁。五二八年，尔朱荣亲率骑兵七万，以侯景为前锋，在邺城北大破葛荣军，阵上擒获葛荣。尔朱荣收用葛荣部将武川镇人宇文泰等，让余众数十万人散居各州郡，归地方官管理。六镇人内迁作乱，算是告一结束。当然，这些不事生产的鲜卑流民，在地方上还是依靠杀掠汉民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以尔朱荣为首的尔朱氏集团，拥有强大的兵力。魏国在凶暴愚蠢的尔朱氏集团支配下，从统一的形式转向分裂的形式。
　　五二八年，梁武帝遣将军陈庆之率兵数千人护送魏降人北海王元颢至洛阳争魏帝位。五二九年，魏孝庄帝逃往河北，陈庆之入洛阳，元颢改元称帝。梁兵入魏境，一路取得三十二城，接战四十七次，每战必胜，这并不是由于梁兵强大，而是魏国有人拥护元颢。尔朱荣击败陈庆之，杀元颢，尔朱氏势力仍得支配魏国。魏国西境胡深、莫折念生等部，五二六年，都并入万俟（音莫其mòqí姓）丑奴（名）部，攻掠关中，想夺取长安。五三○年，尔朱荣使尔朱天光为雍州（治长安）刺史，贺拔岳、侯莫陈（姓）悦（名）为左右大都督，入关击万俟丑奴。尔朱天光等击杀万俟丑奴，魏国西境全部收复。贺拔岳部将字文泰镇守原州（即高平镇），他在当时豺狼般的诸将中，较有政治才能，多少留意些民事，在关西取得了一些声望。
　　尔朱荣想夺取帝位，却只知道暴力胁迫，魏孝庄帝想保存帝位，却只知道杀尔朱荣泄愤。五三○年，尔朱荣自晋阳来朝，魏孝庄帝伏兵杀尔朱荣。尔朱兆等攻入洛阳，俘获魏孝庄帝，送到晋阳杀死。
　　尔朱兆使部将晋州（治白马城，山西临汾县）刺史高欢统率六镇流民。这种流民就是葛荣余众。葛荣败后，一部分余众二十余万人流入并州，受尔朱部入虐待，穷困无以为生，大小二十六次反抗，都遭到尔朱部残酷的镇压，被俘杀将近半数。高欢本是葛荣部属，统率流民，大得流民的爱戴。五三一年，高欢率流民到山东，得殷州赵郡大族李元忠、冀州大族高乾高敖曹兄弟协助，据有冀殷二州地。高欢对鲜卑流民说，葛荣行军没有纪律，百万人一败就溃散。你们既然推我为主，第一，不得侵犯汉人，第二，要服从我的号令。鲜卑流民表示愿受约束。鲜卑化的汉人高欢，从此成为鲜卑流民汉大姓联合势力的领袖。高欢立元朗为魏帝（魏后废帝），与尔朱氏所立魏前废帝对抗。尔朱兆率大军来攻，被高欢击败。五三二年，高欢取邺，尔朱兆尔朱天光等率大军来攻，又被高欢击败。尔朱兆部将斛斯（姓）椿（名）等在洛阳大杀尔朱氏和其徒党，尔朱氏势力被消灭。高欢入洛阳，取消前后两个废帝的帝号，立元祐为魏帝（魏孝武帝）。魏国的政权，从尔朱氏转到高欢手里，高欢自居晋阳，控制洛阳的魏朝廷。
　　尔朱天光出关攻高欢，战败被杀。贺拔岳占有关西，以宇文泰为辅佐。五三四年，侯莫陈悦杀贺拔岳。贺拔岳部众推宇文泰为主，攻杀侯莫陈悦，失西为宇文泰所占有。
　　魏孝武帝被高欢胁迫，五三四年，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高欢立元善见为魏帝（魏孝静帝）。从此魏分为东西两国。洛阳逼近关中，高欢使魏孝静帝迁都邺。
　　此后，洛阳到潼关路上，成为高氏宇文氏两大势力的决斗场，繁荣超过南朝国都建康的洛阳城，又一次比为灰烬。
　　四 东魏与北齐
　　东魏 五三四年至五五○年
　　北齐 五五○年至五七七年
　　尽管魏孝武帝只是个拥空号的皇帝，但是，高欢失去了他，也就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宇文泰也就一跃而成为高欢的政治劲敌。高欢深悔自己的失算，拥立魏孝静帝后，形式上竭力表示恭敬，以魏丞相名义积极地铲除元氏势力，培养高氏势力。
　　高欢的政权，武力主要依靠居住在并州的六镇流民，必须满足这些鲜卑人的贪欲，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可是，鲜卑人的贪欲是无限的，这就必然要过度地侵犯汉士族和汉民众，当时西方宇文泰行西周礼制，南方梁武帝制礼作乐，都在招引中原士族，汉民众更是从来倾向于南朝，如果汉士族和汉民众反抗高氏政权，鲜卑武力也就不能存在。高欢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各种措施，求得相对的一致，完成创业的任务。《北齐书》说他把握时机，变化若神，固然是谀辞，但高欢也确实有些政治才能，足以建立起高氏的齐国。高欢制定为他的继承人所遵行的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高欢确认自己是鲜卑人，他的政权是鲜卑人压制汉人的政权。他以晋阳为主要根据地，和六镇流民结合在一起，作为高氏政权的根基。自认鲜卑人的意思，是想保持鲜卑人的野蛮性。齐文宣帝（高洋）的太子高殷，温和好学。齐文宣帝嫌高殷懦弱，得汉家（鲜卑人称汉族人为汉家）性质，不象是自己的儿子。高殷曾奉命去亲手杀人，高殷割了几刀，还没有割下头来。齐文宣帝大怒，拿马鞭打高殷，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不堪继承自己的帝位。代表六镇流民的高氏一家人，坚守鲜卑人与汉人的分界，按照鲜卑人习俗，以杀夺为能干，以凶暴为英雄，他们的政权，始终是含有高度野蛮性的鲜卑人政权。高欢和他的一家人知道，汉士族与汉化了的元氏政权关系是密切的，要消灭元氏政权的残余，必须取得汉士族的助力，但高氏能给汉士族的待遇，决不能比元氏优厚些，汉士族给高氏的助力，也决不能比给元氏的更多些。这样，高氏政权唯一可靠的支持者，只能是六镇流民，因此决定了高氏政权不能不是鲜卑人政权。
　　高欢确定鲜卑人是支持自己的第一种力量，同时，也争取汉士族作为支持自己的第二种力量。他对汉人自称是勃海大族高氏的子孙。五三一年，高欢率六镇流民到山东，认信都守将高乾高敖曹为族叔，使长子高澄行族孙礼，拜见高敖曹。嫁女儿给华阴大族杨愔（音因yīn），引用大族清河崔（音灵Iíng） 、博陵崔暹等高级士族。这些士人拥护高氏政权，但和鲜卑勋贵存在着矛盾，高氏统治者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政权存亡的意义。高敖曹是高欢部下著名猛将，所率士兵全是汉人。鲜卑人对待汉士人态度傲慢，见到高敖曹却不敢放肆。高欢对军队讲话，总是用鲜卑语，高敖曹如在行列，高欢就改用汉语。高敖曹有武力，为鲜卑人所畏惮，其余士人都是些文官，忍受鲜卑轻侮，当然不会心服，要进行隐蔽形式的斗争。高欢自居晋阳，五三六年，使长子高澄居邺，控制东魏朝廷。五三八年，高澄废停年格，选拔贤能人补官。所谓选拔贤能，就是收买有声名的士族，使脱离元氏政权。高氏政权中汉士族的成分增加了，汉士族与鲜卑勋贵间的矛盾也随着发展起来。汉士族对待鲜卑勋贵的态度大抵有三种。第一种以李元忠为代表。李元忠和高乾是最早协助高欢在山东获得立足地的功臣，后来李元忠常做大官，却不问世事，只是饮酒消遣，得到的财物都分给穷人。高欢曾要李元忠做仆射，高澄说他是醉人，不可任要职。李元忠的儿子劝他节酒，他说，我觉得作仆射并不比饮酒快乐，你爱仆射，你不饮酒就是了。这是消极抵抗鲜卑勋贵的一种表现。另一种以杜粥为代表。杜粥也是辅佐高欢的旧臣。高洋将灭魏称帝，问杜弼，治国该用哪种人。杜弼答：鲜卑人只会骑马坐车，治国还该用中国人（汉士人）。高洋以为讥刺自己，怀恨许久，终于杀杜弼。杜弼轻视鲜卑勋贵，是汉士族的普遍心理，鲜卑勋贵与汉士族总是互相轻视的。还有一种以杨愔为代表。杨愔是高欢的女婿，与鲜卑勋贵有类似的地位，对鲜卑勋贵的斗争也较为显著。齐文宣帝将立汉人李夫人为皇后，高隆之高德政（汉人）想讨好鲜卑勋贵，坚称汉妇人不可为天下母。杨愔力争，齐文宣帝立李夫人为皇后。李后生太子高殷。高殷即帝位，杨愔辅政，抑制鲜卑勋贵。高演（齐孝昭帝）篡夺高殷帝位时，娄太后（高欢妻，高演母）责骂李后说，我母子那可受你汉老婆摆布！杨愔等都被杀死，这是汉士族与鲜卑勋贵争权的斗争，失败者自然是汉士族。高欢至齐文宣帝还能使用汉士族，得他们的助力，齐孝昭帝以后，汉士族的地位更低，鲜卑勋贵也就不能独力支持高氏政权。
　　高欢要满足鲜卑勋贵的贪欲，只好让这些人去做州郡长官。鲜卑勋贵残害汉民众，比虎狼更凶毒。五三七年，高欢部将刘贵来见高敖曹，有人进来说，治河役夫多溺死。刘贵说，一钱汉（意谓汉人生命只值一文钱），随他死！高敖曹大怒，拔刀斫刘贵，刘贵奔逃回营。高敖曹发兵要攻刘贵营，各将劝解许久才停止进攻。鲜卑人就是这样看待汉民众的，这迟早会引导高氏政权归于灭亡。高欢也懂得这一点，他采取的措施是，对鲜卑人说，汉民是你们的奴隶，男人为你们耕田，妇人为你们纺织，送给你们粟帛，让你们温饱，你们为什么欺压他们。对汉民众说，鲜卑是你们的雇客，受你们的粟帛，替你们打仗，让你们安居，你们为什么仇恨他们。高欢治军，法令严肃，鲜卑兵卒的凶暴可能有些限制，这种双方劝解，也许有一些作用。不过，汉民众最感痛苦的还是鲜卑勋贵的贪暴。杜弼因文武百官太贪污，请高欢予以惩治。高欢说：“杜弼，我告诉你：文武官贪污，早成了习惯。现在将帅家属多在关西，宇文泰常来招诱，人情去留没有定；江东还有萧衍老翁，专讲究文章礼乐，中原士大夫南望羡慕，认为正统所在。我如果过急地整顿纲纪，不相宽容，怕将帅都投宇文泰，士大夫全归萧衍，人物流散，我还立什么国！你安心等待，我不会忘记这件事。”五三七年，高欢将出兵和宇文泰作战，杜弼请先除内贼。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答，诸勋贵掠夺百姓的就是。高欢说，诸勋贵出入战阵，百死一生，虽然贪鄙，没有他们却不成，那能用常法来要求他们。高欢与宇文泰两次大战后，局势逐渐稳定，五四四年，开始整顿纲纪，惩治贪污。高欢使高澄出面立威，自己在必要时出来和缓高澄与勋贵间的冲突。高澄使崔暹、宋游道严纠贪污，最大勋贵司马子如等人都受到惩罚。当然，这只是表示反对贪污的一种姿态，并不能禁止贪污。远自北魏内乱时起，县官多由权贵派自己的奴仆去做，要他们替自己搜括财物（五六六年，齐武成帝才改用士人做县官，士人未必不贪污，一般说来，比奴仆也许好一些），直接治民的县官是奉命搜括的权贵家奴仆，贪污积习如何能革除。
　　高欢比较均平地分配田地给民众，这是高氏政权得以建成的重要原因。他虽然无法革除贪污积习，但也定些补救的办法。高欢令沿河各州及渡河津口设立谷仓，分段漕运，供军食并备饥荒。又在滨海各州煮盐，补助军费。五四○年前后，山东连年丰收，谷一石只值钱九文，民众困苦多少减轻了些。地方官收户调，不按旧制，民众尤感不便。高欢确定绢长四十尺为一匹，不许额外勒索。又划一斗尺，禁止私造。五四四年，派遣括户大使，分行诸州，查出无籍民户六十余万，使与有籍民户均乎负担徭赋。高欢一方面行施这些补救的办法，另方面保存魏孝文帝所定的三长制。元孝友说，法令规定一百家为族，有族长一人；二十五家为闾，共有闾长四人；五家为比，共有比长二十人，一百家共有长二十五人。长免一切徭赋，还要侵夺所管各家。苦乐不均，羊（被管各家）少狼（长）多。元孝友建议，一闾改为二比，计一族可省十二个长，国家可增加十二个丁的徭赋。高欢不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正需要大量的狼来监视民众。
　　高欢的敌国，西有宇文泰的西魏，南有南朝的梁国。高欢使侯景为河南大将军，统辖黄河以南诸州郡，将兵十万对付梁国。侯景是高欢部下最有谋算的大将，一向轻视高澄和其他战将，公然对人说，高王（高欢）在世，我不敢有异心，他死了，我不能与鲜卑小儿（高澄）共事。高欢不得已还是重用侯景，以便自己专力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宇文泰。
　　五三七年，高欢攻西魏，前锋窦泰在潼关内战败，被宇文泰杀死，高欢收兵退去。同年，高欢大举渡河入关中，与字文泰军大战，高欢军败，退回河东，丧失战上八万人。宇文泰大举进军到洛阳，侯景烧洛阳城内外官府和民居，存留的不过十之二三。五三八年，宇文泰与侯景战，宇文泰战败。五四三年，高欢与字文泰在郎山大战，宇文泰败，逃回关中。东西魏经两次大战，证明势力相敌，双方利在守不利于攻，消灭对方的企图都暂时放弃，各自注意本国内部的整理。
　　高欢自五三二年入洛阳，至五四七年死，前后十六年的经营，完成了灭东魏立北齐的条件。高欢死后，侯景起兵反高澄，被高澄击败，投奔梁武帝。五四九年，高澄正准备受魏禅，被奴隶兰京（梁人，被俘后配厨房作奴）杀死。高洋继承高澄的地位，五五○年，高洋灭东魏，自立为齐皇帝（齐文宣帝）。
　　齐文宣帝重用杨愔，严禁贪污，开始制齐律，分民户为上中下三等，富户税钱，贫户出力。魏孝昌（魏孝明帝年号）以来，豪家大族，公主勋贵，纷纷建立州郡，甚至一百家的小城，便称一州，三四家的小村，也立一邵，州刺史郡守县守为数至多。五五六年，齐文宣帝下诏省去三个州，一百五十三个郡，五百八十九个县。这些政治上的措施，有助于齐国内部的稳定。齐文宣帝选健斗的鲜卑人充宿卫军，号称“百保鲜卑”，又选勇武的汉人充防边军，号称“勇士”。连年出击柔然、突厥、契丹，大部获胜利。五五五年，发民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夏口（居庸关）西至恒州（治平城）九百余里。五五六年，又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大抵十里置一戍，要害处置州镇凡二十五所。这些军事上的战守措施，有助于齐国边境的安静。齐文宣帝虽然残虐淫乱，但在他统治时期，齐国还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五五九年，齐文宣帝死。五六○年，高演夺高殷的帝位，自立为帝（齐孝昭帝）。五六一年，齐孝昭帝死，高湛（齐武成帝）继位，齐武成帝残虐淫乱，又是一个暴君，赋役繁重，民众怨苦，政治情形远不及齐文宣帝时。他怕自己死后，帝位又被诸王夺去，五六五年，禅位给儿子高纬，自称太上皇帝，监护高纬。五六八年，齐武成帝死。高纬比以前几个齐皇帝更奢侈昏暴，民众穷困，无法生活。五七三年，杀朝中上书谏净的诸汉官。被杀汉官的家属发往北边，妇女罚作官奴婢，幼男被阉割，财产被没收。五五九年，齐文宣帝大杀姓元的人，前后杀死七百余人（《北史》说三千人），只有几家得免。现在高纬又大杀汉官。这两次大杀，表示高氏政权与汉化的鲜卑士族分裂，最后与汉士族分裂，在齐国政治中心的邺城里，高氏政权已经丧失了支持者，它只剩下军事中心的晋阳了。这时候，正是周武帝在位，周国达到最强盛的时期。
　　五七六年，周武帝率大军向晋阳进军，沿途经多次苦战，逼近晋阳。高纬逃往邺城。周军围晋阳，晋阳人坚守不降，童儿女子也投砖石来抵抗，六镇流民是拥护这个鲜卑政权的。周军攻破晋阳后，向邺城进军。五七七年，周军到邺城下，朝官纷纷出降，士卒莫有斗志，高纬出逃被俘获。周灭齐，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人口二千万余，又得以李德林为首的中原名士。周在文化上比齐落后，周武帝重用李德林，说我从前看李德林为齐朝所作公文，以为是天上人，想不到今天为我所用。周武帝统一可南安阳出土北齐男俑黄河流域，为隋统一全中国作了准备，自北魏内乱以来，只有这一次战争是有积极意义的战争。
　　五 西魏与北周
　　西魏 五三五年至五五七年
　　北周 五五七年至五八一年
　　宇文泰据关西，民贫兵弱，势力远不敌高欢。五三四年，魏孝武帝逃出洛阳，投奔宇文泰，从此，宇文泰政治上可与高欢为敌。五三五年，宇文泰杀魏孝武帝，立元宝炬为魏帝（魏文帝），宇文泰完全控制了魏朝廷。宇文泰不象高欢那样，有六镇流民可供兵力，又有大批魏国朝臣可供使用。宇文泰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唯一的道路，只能是竭力争取汉士族（主要是关西汉士族）和汉民众，这就使得这个鲜卑人所建立的政权，非力求汉化不可。当然，他并不甘心让鲜卑人融化在汉族里，恰恰相反，他要参加统治集团的汉人鲜卑化，借以保持鲜卑人政权。
　　五三五年，宇文泰重用苏绰，制定计账（预计次年徭役的概数）、户籍等制度。奖励清廉，厚赏河北太守裴侠，严禁贪污，宇文泰的内兄王超世犯贪污罪，依法处死刑。五四一年，宇文泰改革政治，讲求强国富民的方法，苏绰赞成他的主张，建议减官员，置正长（《北周书》作二长，当是正长之误。苏绰奏上《六条诏书》中说“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又说“夫正长者，治民之基”。隋仍周制，五家为保，置保长；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置闾正族正），并行屯田制以补充军资。苏绰又作《六条诏书》：一、清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贤良，五、恤狱讼，六、均赋役。宇文泰完全采纳苏绰的建议，令百官都得诵习《六条诏书》。州刺史郡守县官不通六条及计账法，不许做官。又设学校，选取小官作学生，白天治公事，晚间入学校讲习。宫门外置纸笔，让士民论时政得失。西魏政治显然比东魏好一些，字文氏政权开始趋于巩固。
　　五四三年，宇文泰与高欢在邙山大战，宇文泰战败。在这次大战中，诸旧将都无功，只有耿令贵、王胡仁、王文达等三个关西人立战功，宇文泰改三人名，王胡仁赐名勇，耿令贵赐名豪，王文达赐名杰，以表彰功绩。于是广募关中陇上一带的豪强来充实军旅。宇文泰创立府兵制，选拔体力合格的民众充府兵。府兵免本身应纳的租庸调，每岁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府兵一人所用马匹粮食武器，由六家供给。共有百府，每府设一郎将，分属二十四军统率。最高将帅有宇文泰及汉人李弼、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赵贵等共八人，号称八柱国。八柱国中字文泰总督中外诸事，元欣是魏宗室，不管军事，其余六个柱国，每人各统两个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其中汉人有李远、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王雄等三人。每一大将军各统两个开府，每一开府统率一军。府兵是汉民众，高级将帅有六个汉人，中级军官多是关陇豪强，显然，宇文政权不仅在政治上依靠汉士族，而且在军事上也同样依靠汉豪强和汉民众。因此，宇文泰必须力求汉化。他表示要行《周礼》，令苏绰卢辩依《周礼》改定官制。五五六年，实行新官制，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怕，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都仿《周礼》。太师、太傅、太保是三公或三孤，地位最高，汉人占两位，足见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是大的。周武帝灭齐后，又增加了大批汉士族。
　　宇文泰出身散亡了的鲜卑宇文部，西魏君臣是鲜卑拓跋部人（汉臣及少数字文部人除外），宇文氏灭西魏，拓跋部人自然并不甘心，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里很多是拓跋部人，宇文部人反居极少数。后来宇文政权轻而易举地转移给隋文帝，汉士族势力的增长和拓跋部人的归附是重要的原因。
　　宇文泰想用汉人鲜卑化的方法来抵消鲜卑人的汉化。五五四年，宇文泰使改姓元的人（包括魏帝）都再姓拓跋。魏孝文帝改鲜卑人复姓为单姓，宇文泰使改单姓的人一律恢复复姓。宇文泰又使汉将帅改姓鲜卑姓，如李弼赐姓徒河氏，赵贵赐姓乙弗氏，杨忠赐姓普六茹氏，李虎赐姓大野氏，耿豪赐姓和稽氏，王勇赐姓库汗氏。宇文泰不仅使汉将帅改用鲜卑姓，并且使各将帅所统率的士卒都改姓将帅的鲜卑姓。宇文泰以为自将帅以至所统率的府兵都用一个鲜卑姓，可以恢复鲜卑部落的原来组织，保存鲜卑人的原始面貌，政权尽管汉化，政权的掌握者还是姓鲜卑姓的人，汉化也就对鲜卑政权无害了。事实上宇文泰这一作为，只能引起以元氏为首的汉化鲜卑人的不满，更引起广大汉人的不满，杨坚作周相时，下令被改姓的文武官都恢复原姓。
　　宇文泰处境比高欢差。高欢的拥护者是反对元氏政权的六镇流民，东魏朝廷上的掌权大臣都是高欢自己的部属，又自称是渤海高氏，对争取汉士族也比较容易些。宇文泰的拥护者是贺拔岳旧部，将帅与宇文泰是同僚的关系，魏王公大臣随魏孝武帝来关中，在西魏朝廷上元氏君臣还保持相当大的势力，汉士族绝大多数居住在山东，关西名门较少，不能给宇文泰更多的助力。高洋称帝后，齐国正在强盛时期，宇文泰以讨叛伐罪名义出兵无功，未曾增长自己的威望。但是，宇文泰终究树立了卓绝的威望，这主要是从对梁国战争中取得的。侯景灭梁国，继起的是梁国诸王内部大乱。五五三年，宇文泰遣大将尉迟迥率兵攻蜀，当年就取得全蜀。五五四年，宇文泰遣于谨、宇文护、杨忠率兵五万攻破江陵，俘获梁无帝，据梁国王公以下及百姓家男女数万口作奴婢，分赏三军，驱归长安。宇文泰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的大胜利，宇文氏有可能代替元氏政权了。
　　五五六年，宇文泰死，诸子年幼，不能统率诸将帅。
　　 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护得于谨的全力支持，继宇文泰执掌政权。宇文护使西魏帝封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为周公，准备灭西魏。五五七年，宇文觉登天王位，建立周国。这一年，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毓为天王。五五九年，宇文毓改称皇帝（周明帝），显示宇文氏政权已经进一步得到巩固。五六○年，宇文护杀周明帝，立宇文泰子宇文邕为帝（周武帝）。五七二年，周武帝杀宇文护，取回全部政权，周国进入强盛时期。
　　周武帝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周国内释放奴隶和杂户。五六五年，下诏：被俘作奴的江陵人，凡年在六十五以上，一律放免；所有公私奴婢，年在七十以上，官代为赎免。这里虽然只释放一些老年奴婢为庶人（平民），但比掳掠人口为奴婢，死不肯释放的鲜卑旧俗，终究是文明了些。他这样做，也可能是当时还没有亲掌大权，避免触犯鲜卑勋贵的利益。杀宇文护后，他的做法就不同了。五七三年，下诏：凡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官奴婢）的人全部释放为民。五七七年，灭齐，下诏：齐武平（高纬年号）三年（五七二年）以来，河南诸州被齐掳掠作奴隶的人，不问官私，全数放免为民。早在四三九年，魏太武帝灭北凉国，掳掠沮渠氏宗族及吏民三万户，驱到平城供奴役，称为隶户。早在四六九年，魏献文帝夺刘宋青（治东阳，山东益都县）齐（治历城）二州地，掳掠青齐居民，驱到平城，一部分供奴役，称为平齐户（与隶户同类），一部分作奴婢，分赐百官。鲜卑人每次作战，都要掳掠人口作官私奴婢，被掳后得作隶户、平齐户等总称为杂户的人，还算是较为幸运的，这种杂户父子世代相传，为数甚大，遍布在各州郡，与奴隶同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大量存在，是鲜卑野蛮统治的一个显著标志。周武帝灭齐，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从此齐旧境内不再有杂户名称。又下诏：永熙三年七月（五三四年，魏孝武帝入夫投宇文泰的一年）以来，去年十月（五七六年，周武帝大举伐齐）以前，凡东魏及齐国人被掳掠在周国作奴婢以及江陵平民被掳掠作私家奴婢的人，一概放兔为平民。如旧主人还必须共居，可留男子为部曲，妇女为客女。五七四年，周武帝灭佛教，佛寺中所有僧祗户、佛图户（杂户）自然也得到释放，齐国佛教极盛，灭齐后，得释放的僧祗户、佛图户，数量很大，可以想见。十六国大乱时，即使象刘渊刘聪石勒石虎那样的残暴人，都还不大量掳人作奴隶，最落后的鲜卑拓跋部进入山东，才开始大量掳人。自三九七年魏道武帝破后燕中山，二百年间战争频繁，奴隶和杂户不断在增加，周武帝毅然释放官私奴婢和杂户，确实是北朝唯一的英明皇帝。南北朝连年交战，南朝也掳北方人作奴婢，南朝统治者同样表现了野蛮性，周武帝这一英明措施，比南朝统治者也是文明得多。
　　周武帝生活朴素，勤政爱民，统率将士，赏罚严明。
　　五七七年，颁行《刑书要制》，凡执武器合群强夺布帛一匹以上，不执武器合群强夺五匹以上，各级监管官物的官员自盗官物二十匹以上，诈取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没五户及十丁以上，隐没地三顷以上，都处死刑。这是过度从重的刑法，为禁止贪污特别是齐旧境的贪污积习，行重刑的用意也还是有可取之处。
　　周武帝灭齐，颁发划一的权衡度量，通行全国。又令山东诸州举贤才，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到朝廷共论政治得失。又令山东诸州保送通一经以上的儒生到朝廷。这些人自然是山东诸州的士人，他们做了官，宇文政权中山东士族的成分增加了。
　　五七八年，周武帝死。他的继位者周宣帝是个荒淫狂乱的人。五七九年，周宣帝传位给儿子周静帝，自称天元皇帝。五八○年，周宣帝死，周宣帝后父杨坚掌握政权。五八一年，杨坚称帝（隋文帝）灭周国，建立起隋朝。
　　自西汉末王莽以下，用禅让形式夺取帝位，都要经过长时期的执政和排除多种的阻挠，才能新旧相代，象杨坚那样容易而迅速地取得帝位，以前不曾有过，根本原因就在于宇文政权中汉人势力远远超过宇文氏势力。
　　六 北朝北境外的强国
　　北朝和南朝南北对立。北朝和北境外强国也是南北对立。这些北境外强国都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发展、以掳掠人口和财物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对北朝的威胁是严重的。北朝对南朝要攻、守、和、战兼施，对北境外强国也要攻、守、和、战兼施，所以北朝的处境比较复杂，对付北境外强国，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
　　柔然国
　　力微时，拓跋部掠骑（掳掠人口的骑兵）捕获一个不知姓名的幼童作奴隶，给名为木骨闾（意为头秃）。木骨闾长大后，免奴为骑兵。猗卢时，木骨闾逃走，集合逃亡人百余，投奔纥突邻部。木骨闾死，儿子车鹿会勇健，自立一部，号称柔然。木骨闾子孙以郁久闾为姓，郁久闾即木骨闾的变声。魏道武帝征服高车等部，独柔然部不服，三九一年，魏击破柔然，迁部众到云中（治在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三九四年，柔然贵族社仑率部众数百人逃往漠北。四○二年，社仑征服高车诸部，雄据漠北，兵马强盛，自号豆伐可汗（可汗犹匈奴人称单于，据《通鉴》所记，拓跋部先世酋长也称可汗）。原先柔然人战败逃走时，让母牛在前，驱牛群跟着走，母牛走得疲乏，便伏地不起，牛群也就无法前进。别部人教柔然人改让键牛在前，柔然人说，母还不能行，何况它的儿子，始终不肯试一试。因此，柔然畜群常被追兵掳去。豆伐可汗学得了一些魏国兵法，开始组织军队，以一千人为军，置军将一人，一百人为幢，置幢帅一人。上阵的人，力战有功，掳获物得归私有，作战不力，就得处死或痛加鞭打。将帅用羊屎记兵数大概，后来渐知刻木记数。豆伐可汗据有西至焉青（西域），东接朝鲜，南临大漠的广大牧地，逐渐南移，攻掠魏国北境，成为魏国的强敌。
　　四二三年，魏明元帝要夺取宋河南州郡，先在北境筑长城二千余里，设立戍镇，防柔然侵入。四二九年，魏太武帝怕宋文帝北伐，对群臣说，一定要先灭柔然，免得腹背受敌，我决心大举攻柔然。魏太武帝自率大军袭击柔然，大获全胜。得柔然降人三十余万落，马一百余万匹，牲畜数百万头。柔然可汗率残部逃走。魏军又袭破高车，得降人数十万落，马牛羊百余万头。魏迁柔然高车两部降人到漠南魏边镇上使从事耕牧，缴纳贡赋，大大增加了魏国的人口和财富。魏国获得这一大胜，才能出兵南御宋兵，东灭北燕，西灭夏国，完成统一北方的战功。四四九年，魏太武帝准备攻宋，先出兵击败柔然，掳获人口和牲畜百余万。柔然经两次大败，国力衰弱，不敢侵犯魏边境。四五○年，魏大举攻宋，迸兵至长江北岸瓜步山。
　　魏国为充实畿内，保卫平城，迁徒战败被俘获的柔然、高车等部和山东诸州郡汉人到六镇及平城等地。这种大量移民与鲜卑拓跋部兵民杂居，逐渐鲜卑化，语言习惯同于鲜卑，可以说是鲜卑人了。魏国用鲜卑贵族作镇将及各级军官，对这种移民是当作隶户、营户（杂户的一种）看待的，要他们当兵，也要他们供各种役使，他们是被压迫的鲜卑人。柔然衰弱以后，魏边祸减轻了，可是边镇上兵民和军官间的关系却愈益恶劣了。魏国惯例，边镇每年秋冬两季，分东、中、西三路出边游击，防柔然来攻，仲春收兵归镇。四七一年，魏大将源贺以为游防往来疲劳，不可持久，建议招募健兵三万余人，在三路上筑三个城屯田，冬季讲武，春季耕种。四八四年，高闾以为北方游牧部落长于野战，短于攻城，建议在六镇北再筑一条新长城，要害处开门，门旁造小城，置兵守卫。高闾说，筑新长城有五种好处：一是免得每年秋冬出兵游防，二是旧长城以北可以放牧，三是以逸侍劳，四是六镇可以安居，五是可以预储粮草。为兔出兵游防，源贺高闾两人的建议，应是有利于魏国的良计，可是镇将和军官的利益却在于乘柔然衰弱，以游防为名，驱迫守边兵出境去掳掠人畜。镇将和军官既是贵族，魏朝廷也就不会采纳两人的建议，只会让镇将和军官对边镇兵民尽量进行残虐的压迫。
　　五○六年，柔然可汗派使人到魏国请和，魏朝廷骄慢地对使人说，你们的祖先社仑是魏国的叛臣。你们现在衰微了，大魏只许你们称藩，不能和你们通和。魏迁都洛阳以后，北边很少有战事，各镇逐渐被看作荒远地区，不再留意边镇内部酝酿着什么祸患。
　　五二○年，柔然内乱，阿那瓖可汗投奔魏国。魏使 阿那瓖居住在柔玄怀荒两镇中间的边外牧地，阿那瓖收集部众，号称三十万。五二三年，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起事，六镇相继响应，敕勒（高车）东西两部附从破六韩拔陵，魏无力进击，只好退守恒州，阿那瓖为魏攻破六韩拔陵，五二五年，击杀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余众二十万人降魏，内徙冀定瀛三州，鲜于脩礼葛荣等人率这些流民在河北起事，边镇居民大量内徙。阿那瓖占有魏北方旧境，仿汉制设立侍中等官，信任汉人淳于罩，使掌管文书，柔然又成为大国。
　　五三四年，魏分裂为东西两国。高欢宇文泰都要接交柔然，减轻后顾之忧。五三六年，高欢使东魏孝静帝嫁公主给阿那瓖为妻，约两国和亲。五三八年，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娶阿那瓖女为后。宇文泰与柔然连兵，谋伐东魏，高欢不得已娶阿那瓖女为正妻。阿那瓖收受东西魏的赠物，不再攻掠边境。
　　突厥国
　　《周书·突厥传》说突厥酋长姓阿史那，世代居住在高昌国的北山里。柔然可汗社仑征服高昌国，扩地西至焉耆。突厥部落被柔然役属，迁到金山 （阿尔泰山）南，为柔然做铁工。五五一年，铁勒部将要出兵攻柔然，突厥酋长土门袭破铁勒，得铁勒降众五万余落，突厥从此强盛起来。土门向阿那瓖求通婚，阿那瓖大怒，使人去辱骂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辱骂为奴，并非真奴隶），那敢说出这种活！土门也发怒，杀柔然使者，派人到西魏求通婚，宇文泰使西魏文帝嫁公主给土门为妻。五五二年，土门袭破柔然国，阿那瓖自杀。土门获大胜，自号为伊利可汗。五五四年，齐文宣帝大破柔然兵，生俘数万口，柔然余众向东迁移，又被齐营州刺史邀击，俘获名王数十人。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筑长城防柔然南侵，自率精骑追击到怀朔镇，大破柔然兵，又追逐到沃野镇，俘获酋长及生口二万余人，牛羊数十万头。柔然大败后，已不能立国。五五六年，突厥木杆可汗灭柔然国。突厥又西破哒（音亚达 yà dā），东逐契丹，北并契骨（吉尔吉斯），辖地东起辽海，西至西海（咸海），长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长五六千里，突厥代替柔然成为北方的强大国家。
　　齐与周连年交兵，两国都争取突厥作自己的外援。五六三年，周武帝谋与突厥连兵攻齐，向突厥请婚，愿娶突厥女为后；齐武成帝也遣使向突厥请婚，送礼比周更多。最后，突厥允许与周通婚，出骑兵十万，自恒州分三路进来，会合周兵攻晋阳。齐兵击败周兵，突厥惊骇，引兵出塞。自晋阳以北七百余里，被突厥兵沿路大掠，人畜不留。五七二年，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伦钵可汗立。佗钵可汗分国为东、中、西三部，自居中部。周国与突厥和亲以来，每岁送给突厥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人往来长安，每岁常有千数人，周国供给上等衣食，尽力优待。齐国怕突厥入寇，也送给大批贿赂。佗钵愈益骄横，对臣下说，只要我在南的两个儿子（周齐）常常孝顺，我不愁没有财物使用了。周武帝为了专力对齐，屈意交接突厥，灭齐的第二年，五七八年，周武帝亲率大军分五路北伐突厥，在路上病死，周军退回。此后突厥屡寇边境，五七九年，周修齐文宣帝所筑长城，防备突厥。突厥轻侮中国的局势，到隋文帝时才改变过来。
第二节 北朝的经济
　　曹丕《典论自叙》描写东汉未年大乱的情形时说，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都大兴义师，讨伐董卓。董卓迁都长安，山东呈现割据状态，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守）城邑，小者聚阡陌（乡间），互相吞灭。凡是朝廷的统一势力衰退，地方的割据势力便显著地勃发起来。占据几个郡国和占据县城的大中割据势力，终究要被更大的势力吞灭掉，至于乡间的割据势力，在保卫本乡本村的名义下，是会得到本地民众的支持的，它为数极多，任何大的势力也不能逐个予以消灭，因此，乡间割据势力是一个持久的割据势力，其中有些大姓强族，势力足以影响州、郡、县甚至影响全国，并不局限在一乡一村间。
　　西晋未至隋统一，前后将近三百年的战乱，乡间割据势力愈益巩固，并且起着多种的作用。这里先举例说明战乱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坞、壁、垒、堡等自卫小城。
　　十六国大乱开始时，汉人就用坞壁来自卫。三○八年，刘渊部将石勒等七人掠魏郡汲郡等地，攻下五十余垒，收壮健人五万为军士。三○九年，石勒攻陷冀州所属郡县堡壁百余，军队扩充至十余万人。三一○年，石物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三一二年，石勒南侵被晋兵击败，自葛破（河南新蔡县北）北还，沿路民众都坚壁清野，石勒军掳掠无所获，饿得人相食。到枋头，攻破向冰的壁垒，才得到粮食。三一○年，刘渊部将王弥刘聪等攻掠梁、陈、汝、颖间，陷垒壁百余。三一五年，刘聪部将曹嶷攻掠齐鲁间，陷郡县垒壁四十余所。东晋祖逖北伐，谯郡有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为坞主，樊雅归附祖逖，祖逖得进驻谯城。蓬陂坞主陈川，自称陈留太守，被祖逖击败，投降石勒。祖逖进至陈留，沿河诸坞，先前已降附石勒，祖逖允许两属，坞主都感恩，真心帮助祖逖，黄河以南诸坞，多叛石勒归附祖逖。从这些事例里，可知坞壁是自卫性质的军事组织，有战乱的地方，到处都存在着。它们对强大势力表示降附，缴纳一定数量的赋役；强大势力无法消灭它们，也只好承认它们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大小坞壁间的吞并和小坞壁附从大坞壁，在一个地区内形成以一个强大坞壁为首的坞壁群。大小坞壁的首领，实质上无异于早期封建社会的公侯伯子男，最强大的首领就是霸主，汉魏以来的名门望族，常常被公认为这种霸主。这是大量的封建割据，不过，在战乱的情况下，劳动群众从坞壁多少得到可能有的保护，多少能够抵抗落后族的武装掳掠，应该说是含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割据。从十六国到隋统一，这种割据形势总是存在着，并且基础巩固，成为北方社会重要的组织形式。
　　魏太武帝时，崔浩力主恢复五等封爵制，与同僚论五等制与郡县制的是非，指责秦始皇汉武帝的错误，同僚们都钦佩崔浩的好古识治。北方社会实际通行的是强有力的割据制，地方官权力受割据者的限制，官威不能很高。崔浩依据这种实际情形，所以主张废郡县，要朝廷承认割据者的合法性，给予五等封爵。同僚们认为崔浩识治，也就因为他认识这种实际情形。崔浩的主张，显然与魏朝廷的利益不相容。郡县制的存在，表示魏国是统一的，是鲜卑人统治的国家，不是汉人割据的国家。魏太武帝杀崔浩并大杀与崔浩通婚姻的高级士族，这也是一个原因。葛荣作乱，赵郡大姓李元忠率诸李数千家，筑垒自保，屡次击退葛荣的进攻。葛荣用全力围攻，捉获李元忠，但也不敢杀害。东魏济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私兵）千余人，马八百匹，武装齐备。高氏是冀州大姓，高季式的部曲，给养自然是从高氏保护下的劳动群众取得。其他大姓如冀州刘姓，清河张姓、宋姓，并州王姓，濮阳侯姓，一姓将近万家，势力盛大。依据上列事例，将近万家的大姓到几十家几百家的小坞小壁，是北方汉族的主要组织形式，鲜卑人以外的非汉族人，要得到保护，也只好加入这些坞壁，生活上加速融合于汉族。讲北朝经济措施，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
　　魏道武帝取得河北，迁徙大量居民到平城及其附近地区（畿内），封建经济在畿内发展起来。四二一年，魏明元帝令六部（四一七年，分鲜卑人为天、地、东、西、南、北六部人，每部置大人一员），民户养羊满百口，出战马一匹。要鲜卑平民按一百只羊出一匹马，是在游牧部落里推行封建制度。不过，畿内兴农业和游牧部落封建化，不是魏国经济的重要部门，支持魏国连年用兵武力强盛的经济，主要是山东诸州郡。
　　魏赋税制：常赋每户每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纳帛一匹二丈。常赋外又有杂调。从数量上看，一户负担常赋杂调是烦重的，但一户包含三五十家或多于三五十家，各家分担，国家对每户所取的赋税不算过多。同姓各家合成一户，户主是一户内的豪强，称为宗主。异姓的贫弱小民投宗主家作荫附，得免官役，宗主奴役荫附，赋敛也很烦重。宗主统率同姓各家和荫附，势力较大的宗主就成为坞主壁帅。
　　魏朝廷一向承认宗主的权利，以便通过宗主来取得赋税，也就是对宗主让步，让宗主与朝廷共分赋税。到魏孝文帝时，才对宗主展开争取民户的斗争。
　　四八五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冲的建议：创立三长制。五家为邻，置邻长一人，五邻为里，置里长一人，五里为党，置党长一人。三长本身免官役，又邻长家有一人得免官役，里长家有二人，党长家有三人。一百家中有三长共二十五人，免官役人共三十一人，合计五十六人。又改革赋税制，户调每户（一夫一妇）每年纳布或帛一匹，粟二石。朝廷按收入布帛总数，分为十五份，其中十份为公调，二份为调外费，三份为内外百官俸。另外还有杂调。男子年十五岁以上，未娶妻成室，四人出一夫一妇的调数。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出未娶男于四人的调数。耕牛二十头出奴婢八人的调数。朝廷宁愿一百家中有五十六人免役，又宁愿减轻户调，目的在于分化大户为小户，并使荫附自立门户，削弱宗主的势力。三长制初行时，豪强很不愿意，大概当了三长，仍能役属四家（邻长）到一百家（党长），也就相安无事了。四八七年，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说，往年立三长，校定户籍，租赋轻少，臣所统齐州，租粟仅可给俸，很少能够入仓，虽对民有利，但不可长久，他建议减收布帛，增收谷租，使仓谷充实，有备无患。立三长和减轻赋税，宗主势力在形式上确实发生了变化，魏政治统一也前进了一步，但在实质上，三长依然是宗主的化身。
　　立三长后，四八六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行均田制。男夫十五岁以上受露田（不种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一夫一妇受田六十亩）。男夫受桑田二十亩。露田不得卖买，身死归还官府。桑田是世业，可传给子孙，也可卖买其中的一部分。奴婢依照良丁受同数的露田，奴又有同数的桑田。牛一头，受田三十亩，一户畜牛不得超过四头。早在四七七年，魏孝文帝令民一夫治田四十亩，中男（未娶妻的男子）二十亩，均田制无中男受田的规定，当是史文漏略。魏国贵族士族占有大量奴隶，普通地主也卖买奴婢使从事耕织，供主人剥削。均田制给奴婢与良丁同数的露田，奴婢种自己分得的田，未必有余力耕主人的田，即使主人全部取得他们的收获物，主人分得的田，只好自己去耕种。限止牛数（两牛共拖一犁），含有限止使用多数奴隶的意义。奴有桑田，主家妇女未必能替奴养蚕织帛，也只好给奴婚配。当时地旷人稀（《魏书·地形志》载州郡户口数），实行均田，一般不感困难。小豪强占夺的民田，为法令所迫，可能归还原主，大豪强却不受法令的限制。四八八年，魏孝文帝采纳李彪的建议，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民，给予耕地牛畜，使在官地上屯田，每年缴纳粟六十石，免正赋及兵役、杂役。这种屯民，大部分是豪强家的荫附。他们田产被占夺，本身被奴役，为屯民比为荫附，生活自然要好一些。四九○年，魏孝文帝派遣使官与州郡官宣扬法令，劝隐口漏丁，报名立户，如仍愿作荫附，或豪强迫胁孤弱，不让立户，都按法令治罪。魏孝文帝用均田制与豪强争民户，扶助荫附并限制普通地主使用奴隶，实是进步性的重大措施。孟子以来作为一种理想的井田制，晋武帝仅有空名的占田制，到魏孝文帝才以均田的形式付诸实施，不能不是封建经济史上一件大事。隋唐经济比两汉南北朝有进一步的发展，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是起着积极影响的。
　　魏孝文帝行均田制，似乎不曾遇到什么阻力，原因在于承认贵族士族及有势力的豪强，保持大规模使用奴婢的权利。这从齐武成帝的均田制里可以推见大概，虽然齐均田制不完全与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相同。齐均田制：亲王的奴婢受田限三百人，嗣王（亲王的继位人）限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至庶姓王（不是姓高的王）限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官以上至王宗，限一百人，七品官以上限八十人；八品官以下至庶人（有势力的豪强）限六十人（西汉末年，孔光等奏请限制奴隶，吏民家占有奴隶不得超过三十人。北齐比西汉加一借，想见北齐奴隶数量很大）。限外奴婢不受田，也不纳租调。齐灭东魏，齐文宣帝封东魏孝静帝为中山王，赐奴婢三百人，田一百顷。这时候齐并未创立新制，奴婢三百人和田百顷，当是沿用魏制。自王公百官以至所谓庶人，实际上得无限止地使用奴婢，仅仅是豪强家失去一些荫附，均田制的推行，也就无须阻挠了。
　　魏末年经长期战乱，豪强盛行兼并，均田制遭受破坏。东魏时分给民田，豪贵都得良田，贫弱都得薄田，经高隆之告发，高欢下令纠正，务求均平。其实，一个命令不可能求得均平。齐三长制和均田制，大体上承袭魏制。至五六四年，齐武成帝始有改革。三长制改为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阎里，百家为族党。均田制改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照良人受同数的露田。又每夫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租调：一床（一夫一妇）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未娶妻的男丁纳半床租调。受田奴婢的租调比良人减半（半床）。《隋书·食货志》说齐文宣帝时，豪强兼并，户口益多隐漏，可见齐时均田制比魏未年破坏更甚。齐武成帝改制，无非是减少三长人数以增加役夫，承认兼并（露田数比魏制加倍）并增收奴婢租调。《隋书·食货志》称职事（有官职的人）及百姓（豪民）请垦田者名为受田。这里所谓受田，不再是国家分配耕地给农民而是兼并者向国家请垦地。贫弱农民无力自请垦地，只好给兼并者耕种，又回到荫附的旧路上去。
　　字文泰据关西，行《周礼》，设司均官，掌管田里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给田一百四十亩，未娶的男丁给田一百亩；设司赋官，掌管租调的政令，已娶妻的男夫，每岁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石，未娶的男丁租调减半；设司役官，掌管力役的政令，民自十八岁至五十九岁，都得服役，丰年不过三十日，中年二十日，下年十日。周男夫受田数等于齐武成帝所定的田数（一夫一妇有露田一百二十亩又加桑田二十亩），关西人口比齐稀少，均田制在周国当是实际行施的制度。奴隶受田不见明文，按隋制，奴婢五口给园宅一亩，单丁（良人）及仆隶的租调比已娶的男夫减半，未受田的不出租调。六○四年，隋炀帝下诏免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隋沿周制，可信周也有奴隶受田的制度。周武帝释放大批奴隶和杂户为良民以后，奴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使用，比以前大为缩小。魏孝文帝行均田制，扶助荫附自立门户，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了一步，周武帝释放奴隶，社会生产力又推进了一步，劳动群众在十六国大乱和鲜卑拓跋部统治时期所积累起来的灾祸，经两次改革，得到颇大程度的减轻，因此，他们是这一时期中有功于劳动群众的两个好皇帝。
　　魏孝文帝立三长，行均田，隶属在宗主势力下的荫附，确实被释放了一部分，可是，寺主势力逐渐兴盛起来，又成为与朝廷争夺民户的一个严重力量。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宗教，特别是佛教，必须大力予以提倡，也就必须让寺主分享剥削的利益，分享得过多，朝廷又感到损失太大，对自己不利，其中斗争和联合的情形是复杂的。代表宗主利益的儒家和道教，参加这个斗争，表现为儒佛道在思想上的争论，归根还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宗主、寺主）为争夺剥削对象（劳动民众）而发生离合变化。
　　寺院是佛教的坞壁，僧人是寺主的徒众（寺主的爪牙和从事各种劳动的人），寺主是宗主，强大寺主就是世俗的坞主壁帅。四四六年，魏太武帝伐盖吴所率反魏军，在长安佛寺中发现藏有弓箭矛楯，又发现酿酒器具及州郡官、富人寄藏在寺内的大量财物。此外还有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魏太武帝认为是佛寺谋反的证据，大举灭佛。其实佛寺就是坞壁，藏武器和代人保藏财物，都是平常事，说僧人企图谋反，无非是灭佛的一种借口。魏文成帝恢复佛教，四五二年，限制每年出家人数，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允准沙门统（掌管佛教的僧官）昙曜的请求，创立僧祇户和佛图户两种名目。所谓僧祇户，就是平齐户及诸民户如能每年送给僧官（自然也是大寺主）谷六十石（称为僧祇粟），即取得这个名义。僧祇户开始时可能得到僧官的一些保护，逃免官府和宗主的压迫。所谓佛图户（又称寺户），就是犯重罪的平民及官奴，被发给寺院，为寺院服苦役并种田地。僧祇户即荫附，佛图户即奴隶。寺主有爪牙（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名目）供奔走，有普通僧人供役使，从事各种劳动，又有荫附和奴隶，寺院成为合法的大小坞壁。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四七七年，国内寺院，平城有一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州郡有六千四百余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朝廷也感到民众逃避赋役、涌入寺院的严重性。四九二年，魏孝文帝限制出家人数，每年大州准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五一七年，魏孝明帝令每年度僧，大州保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由僧官（州沙门统）地方官共同挑选出大州一百人，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
　　又禁止奴婢出家，禁止私度僧尼。寺院增加一个僧尼，朝廷便损失一个剥削对象，朝廷设立这些限制，自然是想保持自己的利益，但同时又在大兴佛教，使得这些限制都归于虚设。五一五年，魏境内有寺院一万三千七百余所。五一八年，洛阳城内有寺五百所。魏未年，洛阳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州郡有三万余所，僧尼多至二百万。
　　大量寺院的存在，说明有大量的寺主和他们的爪牙在进行残酷的剥削活动。首先是侵夺田宅。五一八年，任城王元澄奏称，迁都以来（四九四年，魏迁都洛阳），不过二十几年，洛阳民宅，被寺院夺去将近三分之一。州镇僧寺也同样侵夺小民，广占田宅。长安中兴寺有稻田一百顷，还有种梨枣等树的大果园，足见元澄所说是事实。寺院又经营高利贷，如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就贷出钱二十万，济州沙门统道研，贷出钱财，叫郡县官替他索还本息。五一一年，魏宣武帝诏书里说，僧官用僧祇粟放高利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自放，或取利过本，或偷改券契，侵害贫弱，毫无法纪。一种是借给富家转放，僧官和富家共分利息。僧官出借僧祇粟取利，也逼勒僧祇户取利。沙门统昙曜曾于四七六年，奏准拨凉州军户（平齐户以外的一种杂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给僧官送僧祇粟。按定章，僧祇户仍留本地，也不专属一寺，魏宣武帝时，僧官违章逼令离乡服役，二百家中五十余人自杀了。寺院是贪图财物，无河南登封北魏嵩岳寺塔恶不作的魔窟，戒律所称八不净物（田园、种植、谷帛、畜奴仆、养禽兽、钱宝、褥釜、象牙金玉饰床及诸贵物），寺院全有，而且很多。凡是世俗间宗主所能做的罪行，寺院做得更多更恶，因为还有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都想大修功德以求福应，在寺院外加强剥削来填满寺院的欲壑。下面略举一些例。
　　四五四年， 魏文成帝在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二万五千斤。和平年间（四六○年——四六五年）魏文成帝令昙曜在乎城西武州塞，开凿石窟五所（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刻石像各一，高的达七十尺，其次六十尺。四六七年，魏献文帝在乎城造永宁寺，有七级塔，高三百余丈，基架宽广，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魏国佛教大盛，还是从魏宣武帝时开始。魏宣武帝在浴阳造瑶光、景明、永明等大寺。瑶光寺有五级塔，高五十丈，尼房五百余间。景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七级塔一所。永明寺有房一千余间，住外国沙门三千余人。这些大寺以外，又仿照平城灵岩寺石窟，在伊阙山开凿石窟。自五○○年至五二三年，前后开凿石窟三所，共耗人工八十万余工。五一六年，魏孝明帝在洛阳城内立永宁寺，有九级塔一所，高一百丈，上有金锋一百二十枚，金铃五千四百枚。大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较短金像十躯，绣珠像三躯，织成像五躯。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王公贵人以至地方豪富，也纷纷造像立寺，如贵戚冯熙一人，在各州郡造寺多至七十二所。《小法灭尽经》说寺院“但贪钱物，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奴为比丘，婢为比丘尼，无有道德。淫佚浊乱，男女不别”。这自然只是寺院腐朽生活的一部分。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寺院穷奢极侈的情形，比《小法灭尽经》所述更具体，想见劳动民众的财物，几乎被求功德者敲剥净尽了。
　　齐国佛教比魏更盛，都下（邺）大寺，约有四千所，住僧尼将近八万。齐境内有寺四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上。
　　周国财力不足，寺院较少。周武帝在周齐境内大规模消灭寺院，虽然只是表面的暂时的打击，但对劳动民众说来，也算是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从魏宣武帝时起，世俗的宗主和宗教的寺主，同时进行着土地兼并，夺取民户，均田制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实在是很难推想。大抵周武帝消灭寺院以后，均田制可能有很大程度的恢复。
　　魏孝文帝以前，交易用布帛谷当货币。魏孝文帝始铸钱，称为太和五铢。魏宣武帝又铸一种五铢钱。魏孝庄帝铸永安五铢。齐文宣帝铸常平五铢，制作甚精。周武帝铸布泉，以一当五，与五铢钱并行。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周宣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钱及五铢钱并行。魏齐周钱法紊乱，权贵豪强私铸劣钱，流行市上，无法禁止。不过，比起魏孝文帝以前用实物交易，显得商业上有些进步。
　　冶铁业因供给农具兵器，未受战乱影响。相州牵口冶（河南安阳县水冶）用水力冶铁，技术也较高，魏武库中兵器主要在牵口冶制造。齐时綦毋（綦毋音其无 qíwú姓）怀文造钢刀，据说能斩铁如泥。魏宣武帝时开采铜 矿银矿，产量不大。
　　魏齐周经济是落后的，魏孝文帝行均田制后，农业趋于发展，可能恢复到汉魏西晋的生产水平。依靠农业的恢复，以佛教为主体的北朝文化才得以发展起来。
第三节 北朝的文化
　　鲜卑统治阶级，从迷信方面来接受并提倡宗教，特别是崇奉佛教，是很自然的。儒学生根在汉士族群中，随着汉族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上升，到北周时，儒学竞压倒佛教。儒、道、佛的相互关系，在北朝，多少反映出汉族与鲜卑族间势力消长的过程。
　　一 经学
　　北朝经学，《易》、《书》、《诗》、《三礼》、《论语》、《孝经》用郑玄注，《左氏春秋》用服虔注，《公羊传》用何休注，完全遵守东汉经师旧说，不尚变通。王粥《易注》，杜预《左传注》偶有传授，不发生显著的影响。北朝少见名儒，自魏孝文帝时起，始有徐遵明最称通博学，讲学二十余年，学徒前后多至万人。《周易》、《尚书》、《三礼》、《左氏春秋》都是徐遵明所传，徐遵明尤长《左氏 春秋》，得西晋旧本服氏　　《春秋》（服虔注《左氏春秋》）研读数年，撰《春秋义章》三十卷。他的弟子李炫撰《三礼义疏》，熊安生撰《周礼》、《礼记义疏》。与徐遵明同时的刘献之，擅长《毛诗》，作《毛诗序义》，授李周仁、程归则。程归则传刘轨思，李周仁传李炫。李炫撰《毛诗义疏》。刘轨思传刘焯、刘炫。刘炫作《毛诗述议》。北朝著名儒生和主要撰述，大体上也只有这些。大抵北朝经学，学风保守，撰述较少，都缺乏开展的气象，唐朝修《五经正义》，重南轻北，重魏晋新注，轻汉儒旧说，就是因为北朝经学比不上南朝经学。
　　北朝经学虽然衰落，但在政治上仍保持佛道两教不敢争夺的正统地位。魏道武帝进入中原，便在乎城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余人，后又增至三千人。魏献文帝设立乡学，大郡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最小郡也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魏迁都洛阳后，私学尤为盛行，儒生开门授徒，多或千余人，少也不下数百。官学私学的学生，同样可以被州郡选为茂异（州）孝廉（郡），取得官职。魏乱以后，私学仍盛。高欢得卢景裕（徐遵明弟子），使教诸子经学，齐诸帝都是暴君，却照例要选名儒教自己的儿子。字文泰尤重儒学，以至实行《周礼》。周武帝定三教先后，儒为第一。鲜卑人逐渐革去落后习俗，儒学所起作用是不小的。
　　二 道教
　　道教自称能羽化飞天，长生不死，其次也能画符诵咒，消灾灭祸。东汉以来，道教流传渐广，张角兄弟三人用太平道教发动黄巾起义，张鲁用五斗米道教占领汉中。士大夫欣慕道教的法术，但也不免有些顾虑，因此，没有人敢大规模提倡道教。西晋时沙漠汗居洛阳，他的侍从务勿尘奉道教，说是在伊阙山成了仙。道教影响，第一次带到了拓跋部。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求长生。他和他的儿子魏明元帝都被药毒死。道士寇谦之革新天师道，得到魏太武帝的提倡。它反对佛教也更尖锐化，终于引起了魏齐周两次灭佛、一次灭道的宗教冲突。
　　寇谦之是嵩山道士，自称太上老君亲自封他为天师，继承天师张陵（张道陵）的地位。他改革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收租米（五斗米）钱税的旧规，解除了士大夫的顾虑。又反对男女交接的妖术，说大道清虚，岂有此事（房中术）。他的新道教以礼拜求度为主，以服气食药闭精练气为辅。他制造许多道经，说是太上老君传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又传眼气导引口诀之法；太上老君的玄孙李谦文传给他《录图真经》六十卷，教他辅佐北方泰平真君（指魏太武帝）。寇谦之的新道教，模仿佛教仪式更相似，求功德的方法也力求简便，男女信徒只要在家立坛，朝夕礼拜，就可得到上等功德，不必出家修行。魏太武帝初即位，寇谦之来平城献道经，得崔浩推荐，大为魏太武帝所崇信。魏太武帝在平城立大师道场，亲到道场受符箓，表示受了天命，有权做中国皇帝。崔浩是儒家，利用天师道来反佛教。四四六年，魏太武帝灭佛教，就是听从了崔浩的力劝。天师道是汉族人自创的宗教，所奉的神是汉族人认为本族的神，不同于外来佛教的胡神，因此，魏太武帝以后的魏诸帝，不管怎样崇奉佛教，即位时总要举行受符箓的仪式，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
　　齐依靠六镇流民立国，特别强调鲜卑人的优越地位，在宗教上也特别崇奉佛教。高澄准备灭东魏，于五四八年，取消天师道坛。五五五年，齐文宣帝灭道教，强迫道士剃发当和尚，齐境内佛教大盛。
　　周依靠关西汉族立国，特别强调儒学，道教也被重视。五七四年，周武帝废佛道二教，令和尚道士还俗。
　　道教排斥佛教，但不主张杀害佛教徒。从寇谦之开始，一直保持着这种主张，因之，佛道斗争仅限于言语攻击，没有引起残酷的报复。四三九年，魏灭北凉，魏太武帝捕获为北凉守城的僧人三千人，下令屠杀。寇谦之替僧人说情，三千人得免死。四四六年，魏太武帝大杀境内僧人，寇谦之对崔浩力争，劝崔浩勿杀，崔浩不听。后来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周武帝灭佛教，不曾杀一个僧人。宗教斗争激化的北朝，得免互杀事件，在这一点上，寇谦之是有见识的。
　　三 佛教
　　佛教造像立寺及广度僧尼等所谓功德事，在经济上都起着破坏的作用。一部分精通佛学的僧徒，阐发宗旨，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却起着开拓的作用。天竺各教派，南北朝时期，大体上都传入中国，中国僧徒各就所学，标举心得，聚徒传授，成立学派，为隋唐佛教全盛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佛学目的在于修行证果，途径不外戒、定、慧三端。南朝佛学偏重智慧（义理），北朝佛学偏重禅定，戒律南北并重，北方戒律尤为专门之学。这样，由于南北的环境不同，佛学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学风。在南北不同学风中，各学派得以充分发挥本派的独到处；在同一学风中，各学派得以互较短长处。在南北不同环境中，佛教与儒学所作入世出世的斗争，佛教与道教所作较量地位高低的斗争，佛教与儒学、道教所作华戎之辨的斗争，都带有不同的特色。南北朝因为佛学的兴盛和儒佛道的争论，呈现战国时期以来的又一次百家争鸣，比起汉朝今古文经学之争、魏晋（西晋）儒学玄学之争，规模扩大得多，论旨深入得多（道教鄙陋，除外）。佛学处于斗争的主要面，所以说，南北朝时期，佛学在中国思想界起了开拓的作用。
　　十六国时期，长安是佛学中心，前秦苻坚尊礼释道安，翻译佛经，宣扬佛教。后秦姚兴，得鸠摩罗什，译事更盛，中外名僧云集。赫连勃勃攻入长安，灭佛杀僧，僧徒逃散，号称白脚禅师的惠始，就是鸠摩罗什的学徒，最早到平城传教，受魏太武帝礼敬的一个名僧。凉州自从张轨以来，一向是西北方佛教中心，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人都熟悉西域佛教的旧式（规矩和技艺等），村坞相连，多有塔寺。魏灭北凉，俘掳僧徒三千人，北凉国人三万户（或说十万户）到平城，魏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沙门统昙曜建议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昙曜是凉州僧人，开凿石窟的工匠，大概也有熟悉佛教技艺的凉州人。
　　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魏文成帝兴佛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昙曜，都是凉州禅师，作为北朝佛学主流的禅学，以及规模巨大的佛教艺术，都导源于凉州，凉州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所起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禅的意义是澄心静虑，坐禅入定，绝灭一切妄念，专心求解脱。净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流行最广，信徒最多。净土宗分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都是念佛修禅定，希望死后往生安乐土（净土）。所谓念，就是一心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心里没有其他杂想，前后相续的想念全部是佛，想念得久了，会在定中看到诸佛。这是可能的，因为精神失常，会看到日常专心想念的东西。心念外还有一种口念佛号，方法比心念简便，流行也较广泛。据说，口念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这就是口念久了同样会精神失常。他们临死时，邀集三五个同道，帮着将死病人口不停声地高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死去为止，说是死者往生乐土了。怕死本是人之常情，净土宗正是依据人怕死的心理，用简便方法取得广大的信徒。心念口念外，还可以让富贵人也得往生乐土，那就是劝他们出钱财，造像建塔，大修各种功德。他们有的是钱财，自然乐于接受这种更简便的方法。北朝大量佛教艺术品，都是净土宗盛行的遗迹。
　　禅法也是北朝禅学中的一个大宗。禅法主张寂坐修心，不重讲经（义门）。鸠摩罗什译《禅要》，北凉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等书，标示禅法，为禅学者所宗。天竺僧佛陀禅师来平城，得魏孝文帝礼敬。迁都洛阳后，在嵩岳少室山为佛陀造少林寺。佛陀倡导禅法，有徒众数百人。此后，僧徒悉皆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大概在魏宣武帝时，南天竺僧菩提达磨自梁国来到洛阳，北朝禅学进入更发达的阶段。菩提达磨所修是大乘虚（空）宗的禅法，称为壁观，意思是外息诸缘，内心无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磨用《楞伽经》四卷教徒欢，要破除妄想，遗荡一切诸相，必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必心无所得，必忘言绝虑。达磨的禅学与老 庄清静无为，心如死灰的思想颇相类似。北朝不行玄学，但在欲火炽烈，无可满意的人心里，还是需要老庄一类的思想当作清凉剂。达磨所创始的禅宗，正是代替老庄来供给更寒冷的清凉剂，因而成为禅学的主流。
　　达磨主张忘言，不随于言教。他是禅宗的始祖，他的继承人所谓二祖三祖以至六祖等人，都只是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禅宗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只有我心最尊，其他都可废弃。老庄学派的稽康阮籍，要破除礼法和儒经，禅宗也要破除一切名相，连佛菩萨和佛经都包括在内。以空无为宗，自然会发生稚阮禅宗的想法。玄学禅宗和其他佛教各宗派都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但玄学禅宗在反对不同派别的哲学时，却起着猛烈进攻的作用。
　　禅宗主张心无执著，遗荡一切执见，使思想从各种拘束中解脱出来，也就否定了自身以外的佛教各派别，到后来，空无到极端，连自身也被否定了。禅宗是从佛教内部摧毁佛教的重要力量，达磨创立禅宗，在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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