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啊，娜杰日达，这就是呼吸。我们有呼吸，就说明我们活着。”
另一次，她买回一只活鸡。她把它带到后花园，将挣扎着想要逃脱的鸡夹在膝间，倏地一下就扭断了它的脖子，手法干净利落。那鸡抽搐了几下便一命呜呼了。
“瞧啊，娜杰日达，我们就是这样死的。”
无论是兔子还是鸡，都被加上大蒜、青葱和花园里种的各种香草炖成了一锅香喷喷的肉，等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后，骨头又用来烧了汤。物尽其用，无一浪费。
墓园里那株野生樱桃树下，我坐在长凳上梳理着自己的记忆，可我越是努力地回想过去，就越是分不清哪些是回忆，哪些是故事。我小时候，母亲常会给我讲些家族的故事——但只讲那些结局美好的。姐姐也给我讲故事：她的故事千篇一律，就是好人（妈妈，哥萨克）加坏人（爸爸，共产党）的那一套。薇拉的故事总是有头有尾，中间还有起承转合，并且是非分明。有时，父亲也给我讲故事，但他的故事结构复杂，意义含糊，结局凄惨，此外还冗长离题，事实不清。我更愿意听妈妈和姐姐的故事。
我也要讲个故事。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既不是个快乐的家庭，也不是个悲哀的家庭，不过就是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衰老的家庭。在我的记忆中有过那么一段时光，我和姐姐彼此相爱，爸爸和我彼此相爱。也许竟然还有一段时光，爸爸和姐姐也彼此相爱——我记不得了。我们都爱妈妈，而她也爱我们大家。我是个扎着辫子的小姑娘，手里紧紧抓着只小花猫，它的照片现在还搁在壁炉架上。我们说的话跟邻居迥异，吃着跟邻居不一样的食物，工作勤勤恳恳，决不去打扰任何人，我们总是循规蹈矩，这样秘密警察就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
有时候，小小的我会穿着睡衣坐在黑暗中的楼梯的上方，支起耳朵竭力想听清爸妈在楼下房间里的谈话。他们在说些什么呢?我只能捕捉到只字片语，但我能感觉到他们语调的急促。有时，当我走进某个房间，注意到他们的语气突然变了，脸上暂时浮出了笑容。
他们是在谈论另一段时光、另一个国家吗?他们是在谈论发生在他们的童年时代与我的童年时代之间的事情——某种可怕到务必不能让我知道的事情?
姐姐比我大十岁，一只脚已经踏入成人世界。她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大家说起这些事情时，总是低声地交头接耳，从不正大光明地说出来。她知道大人的那些可怕的秘密，光是听说它们就吓得她心惊肉跳。
既然母亲已经去世了，大姐头就成了家庭档案保管员、故事讲述人、叙事监管者，正是这些东西定义着我们的存在。这个角色高高在上，让我既妒且恨。我想，这一次，我要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弄清楚，然后用我自己的方式讲出来。
第17节：乌克兰拖拉机简史(1)
5.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我对母亲了解多少?柳德米拉（米拉，米罗契卡）?米特洛凡诺娃1912年生于诺瓦亚?阿来克桑德里亚（Novaya Aleksandria），这是个驻军小镇，现在划归了波兰，但当时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部地区。她父亲名叫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是位骑兵军官，一位战争英雄，同时又是个亡命之徒。她的母亲索尼娅生下柳德米拉时只有十九岁，她是个见习教师，一位幸存者。
奥切雷特考一家不是贵族，但属于富农阶层，来自乌克兰的波尔塔瓦（Poltava）地区，生活在一个khutor（移居区）的边缘，耕种着位于苏拉河（Sula River）东岸的约三十公顷的土地。他们是勤勤恳恳地劳作、痛痛快快地喝酒的哥萨克，不知怎的积攒了足够的财富用以支付必要的贿赂，从而获得了有利可图的契约，为沙皇军队提供马匹。反过来，这又使得他们存了足够的钱用以支付数目更加可观的钱财，从而确保他们的长子，也就是米特洛凡，能在陆军军官学校里谋得个差职。
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似乎是一名出色的士兵：无所畏惧，又小心谨慎，热爱生命，但尊重死亡。从贵族中提拔出来的军官几乎不将农民当人看，与他们不同，奥切雷特考以军队为念，珍惜士兵的生命，只有当必有斩获时才会铤而走险。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摸爬滚打和血雨腥风，他衣锦还乡，享誉无数。他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16年的东部前线，当时，他腿部中弹，依旧拖着伤腿爬过纳洛克湖（Lake Naroch）的一处沼泽，前去营救身陷沼泽的沙皇的表兄，因为春天的到来使湖滨解冻，将数英里的湖滨变成了混浊的泥塘。奥切雷特考将那位年轻贵族拖到安全的地方，并抱着他穿过暴风骤雨般的炮火。
鉴于他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圣乔治十字勋章。沙皇亲自为他授勋，皇后还用手拍了拍小柳德米拉的头。两年后，沙皇和皇后死去，奥切雷特考便成了逃亡在外的亡命之徒。
1917年革命之后，奥切雷特考既没有参加沙俄的白军，也没有参加苏维埃的红军。与此相反，他带着索尼娅和三个孩子——我母亲柳德米拉现在已有了弟弟妹妹——回到了波尔塔瓦，将他们留在位于khutor的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中，自己则离开家乡，前去与发动了反叛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军并肩作战。这是个不容错过的时机：既然俄国正值内讧，行将四分五裂，这也许是让乌克兰脱离帝国魔爪的有利时机。
在那些年里，柳德米拉几乎见不到自己的父亲。有时，他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回家，总是精疲力竭，又饥又渴，而且清晨一到即匆匆离去。“千万别跟人说爸爸来过。”她母亲会这样小声地交待孩子们。
与内战相伴随的是一系列血腥的屠杀和报复，它们令人毛骨悚然，似乎人类的灵魂已经死去。没有哪个乡镇，哪怕是最小的村庄，能逃过一劫，家家户户无一不受到牵连。历史书籍讲述了将延宕不去的死亡痛苦强加于人的种种新方法，它们个个堪称奇思妙想。天才的想象力被噬血的欲望所利诱，发明出前无古人的酷刑；过去的邻居反目成仇，认为对于彼此，仅用子弹枪杀都太过仁慈。但我父母从来不在我面前提及这些可怕的故事：我是他们弥足珍贵的和平宝宝。
当母亲讲起她童年时代的早期生活时，它总是被描述得如诗如画——漫长的夏季，炙热的太阳下，她们光着脚丫在田野上奔跑，或是将瘦伶伶的身体浸泡在苏拉河水中，又或者，把牛赶到远处的牧场，一整天都逗留在外，从黎明直至黄昏。不穿鞋子，不穿短裤，也没人来管束他们。牧草长得葱郁茂密，足以藏身，草色青翠惹人，上面还零星地点缀着红花白朵。天空湛蓝湛蓝，玉米地金黄一片，一望无垠。有时，从很远的地方，她们能够听到枪炮的射击声，能看到浓烟从燃烧的房屋上升腾而起。
第18节：乌克兰拖拉机简史(2)
父亲站在乌克兰地图前，正在滔滔不绝地向惟一被他逮住的听众（迈克）发表为时长达两个小时的热情演讲，他说起乌克兰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农业以及航空工业。他的学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中，面朝地图，眼睛却凝视着演讲人头顶上方的某处。他面若桃花，手里轻晃着一杯母亲自制的李子酒。
“人们时常忘记，内战并非仅仅是白军与红军间的对峙较量。至少有四支外国军队参与了企图控制乌克兰的战争：苏维埃红军，俄罗斯皇家白军，趁火打劫发起入侵的波兰军队，以及扶持斯科罗帕德斯基傀儡政权的德国军队。”
我在厨房里一面切着准备做汤的蔬菜，一面竖起耳朵听着父亲的声音。
“乌克兰人要么听命于前哥萨克阿特曼家族的领导，要么团结在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马赫诺的周围。他们的目的都既简单又不现实：把乌克兰从所有这些占领军的铁蹄下解救出来。”
母亲的可口靓汤的秘诀在于很多的盐（他俩都患有高血压）、一大块黄油（他们不担心胆固醇），以及从园子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大蒜和香草。我可没本事做出这样的汤来。
“娜杰日达的祖父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加入了阿特曼?图图尼克领导下的一支军队，成了他手下的二把手。他们与西蒙?佩特卢拉的‘乌克兰执政内阁’（Ukrainian Directoire）结成松散的联盟共同作战。顺便插一句，奥切雷特考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一脸大胡子，眼黑如炭。我见过他的照片，当然，我没见过他本人。”
在炖汤时，她会往汤里放几茶匙halushki——一种用生鸡蛋和粗麦粉调制的面糊，加入盐和香草打紧——面糊被制成松松的团子，入口即碎。
“内战结束时，这位奥切雷特考逃到了土耳其。现在，索尼娅的哥哥帕维尔——顺便说一下，他是个相当出色的人，是铁路工程师，修建过从基辅到敖德萨的第一条铁路——跟列宁是朋友。有鉴于此，他写了几封信，于是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得到大赦，恢复了名誉，在基辅的军营当上了击剑术的教官。我就是在基辅第一次见到柳德米拉的。
他的声音完全嘶哑了。
“来吧，爸爸，迈克，饭做得了。”
在从瓦伦蒂娜返回乌克兰到她重新入境英格兰的这段时间里，我父亲经历了快速的个人成长过程，而且思维极其活跃。他开始文思泉涌，诗作叠出，写着诗的纸片在房间里随处可见，上面全都有着同样的潦草难辨的西里尔文笔迹。我辨认出了一两个“爱”字，但我实在集中不了精力去读它们。
他每周都写信给身在乌克兰的瓦伦蒂娜，除了写信，他还打电话，有时跟她交谈，有时跟她那位聪明智慧型的丈夫交谈。我知道这些电话都很长，因为我看到了电话账单。
尽管如此，他对我和姐姐却吞吞吐吐。他不想听任我们摆布。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九月，薇拉去看了他一次。她向我描述了她的探访。
“屋子污秽肮脏。他把报纸当饭吃。他除了苹果什么也不吃。我试图劝他加入长者住屋计划，可他说你不让他那么做。我无法想象，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娜杰日达。我猜你是担心，假如他卖掉房子，你就得不到你那份遗产了。真是的!你的强迫症真是太严重了。这所房子现在对他来说太大了。我想给他找个保姆，但他断然拒绝。说到这，我想起了另一件恶心事——我想弄清他同那婊子的关系现在怎么样了，可他根本绝口不谈。他就知道转移话题。真不知道他中了哪门子邪。他的行为古怪到了极点。我们真该咨询一下医生，看是不是该给他做个鉴定，你觉得呢?他好像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我把电话听筒从耳边拿开，任她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向我描述了大姐头的来访。
“我看到汽车开进车道，看到她下了车，然后向房子走来，你想得到吗，娜杰日达，我禁不住拉了裤子。”他说这话，就像他的大肠不是长在他肚子里，而是一种与他毫不相关的自然力量似的。“你看，这个薇拉，她是可怕的独裁者、暴君，就像斯大林。她总是缠着我不放。必须这么做，必须那么做。为什么我非得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人?我就不能自己做回主吗?现在，她又说我必须得住长者住屋。我承担不起长者住屋。对我来说太昂贵了。我最好待在这儿，住在这儿，死在这儿。你对她说，我就是这样说的。对她说，我希望她再也别来看我了。你和迈克可以来。”
第19节：乌克兰拖拉机简史(3)
等我和迈克下次再去看他时，我们发现，房子和院子跟我姐说的没什么两样。一层稀薄的尘网让所有的白色漆面全都变得灰蒙蒙的，并与天花板上的蜘蛛网粘连在了一起。起居室里到处都是被风吹落的苹果，它们被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浅盒子或纸板箱里，盒子和箱子堆在桌子上、椅子上、餐柜上，甚至衣橱顶上，使屋子里弥漫着它们烂熟的果味。果蝇在格雷威斯和巴思美人苹果上嗡嗡盘旋，这些苹果正在变软，已经开始发褐，生出斑斑点点的霉斑，因为我父亲眼睛太近视了，所以根本注意不到它们。他坐在桌子的一头，拿着小刀，削皮，切片，将它们弄成东芝苹果大小的苹果堆。我注意到，他的面色比以前红润多了。
“哈罗!哈罗!”他热情地迎接我们。“那个，没什么新鲜事。优质的苹果!瞧啊!”他给我们端上东芝微波炉烹制出的粘稠混合物。“今天我们得去图书馆。我已经预定了几本书。我现在对工程技术世界观这档子事很感兴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被整合进了新型机器设计中。”
迈克露出印象深刻的样子。我抬眼去看天花板。父亲锲而不舍，就像个耕田的老农，顺着褐油油的犁印般的想法，勇往直前地说下去。
“你看，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生产关系嵌入在生产机器中。拿拖拉机为例。在十九世纪，早期的拖拉机是由个体手工业者在自己的作坊里制造的。现在，它们在装配线上生产，在装配线的终点站着个拿秒表的人。他测量整个过程。”（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过程”）“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人就必须更加辛苦地工作。现在，再来看一个耕田的人。他独自坐在驾驶室里。他移动操纵杆，拖拉机开始犁地。他顺着地面的坡度行进，他要顾及土壤和天气。他相信，自己是这个过程的主人。但在这块田的另一头，站着个拿秒表的人。他观察拖拉机驾驶员，记录他的直行和拐弯。于是犁一块田就有了固定的时间，人工工资就按此分配。现在，你瞧，在这个计算机数字化控制的时代，就连拿秒表的人也成了多余的，秒表本身将被整合进仪表板中。”
他亢奋得有点疯癫地挥动着小刀。蜷曲的苹果皮从桌上滑落到地毯上，被踩成了香糊糊。
“这是睾丸激素激增的缘故。”迈克说，这时，我们正跟着我父亲穿过彼得伯勒繁忙的周六清晨的街道。“你看，他的背挺直了，关节炎也好多了。我们几乎跟不上他的步伐。”
这是事实。父亲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在拥挤的人群中急急穿梭，腾挪自如，一心一意地只惦记着一件事。他是要到公共图书馆取他的书。他走起路来虽然是拖着脚，却倒脚很快，身子从臀部开始弯曲，双手垂于两侧，脑袋向前伸出，牙关紧咬，双目直视前方。
“唉，你们男人全都一个样。你们认为性是万能良药。”
“它的确包治百病。”
“真好笑，可当我同我的女性朋友谈起我父亲和瓦伦蒂娜这档子事时，她们都大感惊骇。她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遭到盘剥的脆弱老头。可同我说到此事的所有男人——无一例外，迈克，”（我摇了摇我的手指）“他们的反应全是这种心照不宣的诡异微笑，这种略带欣赏的咯咯笑。噢，这家伙。他可真行啊，简直是返老还童啦。祝他走运。让他享受他那点儿乐子吧。”
“你必须承认，这对他有好处。”
“我什么也不承认。”
（跟迈克争论与跟薇拉和爸爸争论相比更令人沮丧。他总是理智得令人抓狂。）
“你敢肯定自己没点清教徒的作派吗?”
“我当然不是!”（我是又怎样?）“这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我只是想让他变得成熟点儿。”
“他正在变得成熟，以他的方式。”
“不，他没有，他正在变成毛头小子。一个八十四岁的毛头小子。你们一起全都变成了毛头小子。挤眉弄眼。推推搡搡。好一对大奶子。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我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但你看得出这对他有好处，这新的两性关系。它使他获得了新生。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老话：你可以活到老，爱到老。”
第20节：乌克兰拖拉机简史(4)
“你是说好色到老。”
“哎呀，也许也包括色欲在内。你爸爸只不过希望实现所有男人的梦想——躺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怀中。”
“所有男人的梦想?”
那晚，我与迈克是分床睡的。
我父亲在图书馆预定了几本十九世纪工程师的传记：约翰?富勒、大卫?格雷吉、查尔斯?布雷尔、费斯肯兄弟。在瓦伦蒂娜的丈夫，也就是那位睿智型的理工学院院长的鼓励下，他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并书写自己的大作：《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第一辆拖拉机由一个名叫约翰?富勒（John Fowler）的人发明。此人是个贵格会教徒，智慧超群，野心勃勃。无论是伏特加、啤酒还是葡萄酒，他都一滴不沾，就连茶水都不曾溽湿过他的双唇。正因为如此，他的大脑异常清醒。有人可能会称他为天才。
富勒是个大好人，他把拖拉机视为一种工具，以此将劳苦大众从艰辛困苦、报酬低廉的劳役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欣赏精神生活之美。他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不断完善自己的计划。
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然后辛辛苦苦地将它翻译成英语（他在高中学过英语和德语），好让迈克能够看懂。他英语的书面表达能力之好令我吃惊，尽管有时我得助他一臂之力。
富勒发明的第一辆拖拉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拖拉机，因为它不曾拖犁。不过，它是一部构思巧妙的机器。富勒的拖拉机由两部分别置于田地两端的发动机构成，发动机由一根环形钢索连接，钢索上装有犁片。当发动机转动时，钢索就会拖着犁在田间上下来回地行进，上下来回。上下来回。
父亲的声音时高时低地嗡嗡作响，就像一只心满意足、满载而归的大黄蜂。房间里暖意十足，弥漫着丰收的味道。窗外，略呈紫色的夕阳的余晖笼罩着田野。一辆拖拉机正在缓慢地颠簸前进，已将烧为灰烬的麦茬翻入土中。
第21节：婚礼靓照(1)
6.婚礼靓照
尽管薇拉和我竭力阻止，瓦伦蒂娜和她的儿子斯坦尼斯拉夫还是于三月一日返回了英格兰。他们在拉姆斯盖特入境，持的是为期六个月的旅行护照。没有一个基辅的英国使馆人员反对他们获取签证，也没有一个拉姆斯盖特的入境官员哪怕是粗粗地检查一下他们的护照。一回到彼得伯勒，他们就搬进了鲍勃?特纳的家。瓦伦蒂娜在教堂附近的一家旅馆找了份工作，并立即开始着手实施嫁给我父亲的计划。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我通过数小时的电话交谈拼凑出来的。
父亲企图对自己的计划秘而不宣，把我和姐姐都蒙在鼓里。每当我们直截了当地向他发问时，他总是顾左右而言它。但他不善撒谎，所以总是轻易露馅。他忘了自己对我们分别说过什么，而且他以为我们还是不跟对方说话。但我们已经开始情报共享。
“到头来他当然还是把一千八百英镑拱手相送了，薇拉。他把它们存入她的户头，而她毫不客气地将它们一取而空。她不在这儿时，他一直定期给她寄钱。”
“真的啊!太过分了!”大姐头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那肯定是他大部分的养老金。”
“他还寄钱给她和斯坦尼斯拉夫买从利沃夫到拉姆斯盖特的长途车票。后来她又对他说，她还需要更多的钱办理奥地利的中转签证。”
“妈的话绝对是正确的，”薇拉说，“他毫无常识。”
“等他把钱花光了，就不得不罢手了。”
“也许吧。也许这仅仅是个开始。”
父亲不仅仅将这位一贫如洗的乌克兰美妇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出来，而且还责无旁贷地坐到了抚养她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儿子的位置上。
斯坦尼斯拉夫现年十四岁，一直被视为未来将自主开业的心理学家。我父亲花了一笔小钱给他测了下智商，于是乎得到一张证书，上面宣称他是位天才。基于此，这孩子（顺便提一句，他还是个天才的音乐家，会弹钢琴）在彼得伯勒的一所声誉卓著的私立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当然，他这样聪明绝顶，怎能屈尊莅临当地的综合中学，那是只有那些农民兄弟的子女才适合去的地方。）
花大价钱将自己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一所一流学校的我姐姐对此怒不可遏。将我那出类拔萃的天才女儿送进当地综合学校的我也同样怒不可遏。我们的愤怒使得电话线嗞嗞地直冒火花。我们终于有了共同之处。
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以生命为代价所揭示出的那样，婚姻绝不仅仅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事情，它还关乎两个家庭。薇拉和我都不想让瓦伦蒂娜进入我们的家庭。
“我们得正视此事，”薇拉说：“我们不想让如此平凡的人”（这可不是我说的!）“顶上我们家族的姓氏。”
“噢，得了，薇拉。我们的家族也并非不平凡。我们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家族，与别人家没什么两样。”
我开始向大姐头那自我任命的家族历史的守护人身份发出了挑衅。她当然不干了。
“我们来自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娜杰日达。我们可不是什么暴发户。”
“但奥切雷特考家是——那什么?富农……”
“农场主。”
“……变成的马贩子。”
“养马人。”
“总之是哥萨克人。有点野蛮，你得承认。”
“斑斓多彩。”
“而马耶夫斯基家是教师出身。”
“外祖父马耶夫斯基是教育部长。”
“不过六个月而已。而且是个并没真正存在过的国家的。”
“自由乌克兰当然存在过。说真的，娜迪娅，你为什么对凡事都抱着如此消极的看法呢?难道你认为自个儿是历史的奴婢?”
“不，但是……”（这当然正是我的想法。）
“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她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我听到她在摸索香烟。“我还是个小姑娘时，索尼娅奶奶常对我说起她婚礼的故事。那才叫婚礼呢，可不是我们老爸正打算进行的这可怜巴巴的破事儿。”
“可你瞧瞧日期吧，薇拉。新娘已经怀孕四个月了。”
“他们彼此相爱。”
这算什么?难不成大姐头私下里是个浪漫主义者?
母亲的母亲索尼娅?布拉祖克嫁给米特洛凡?奥切雷特考时芳龄十八，她的婚礼是在有着金色穹顶的基辅圣米迦勒大教堂举行的。她身穿一袭白色结婚礼服，轻纱笼面，脖子下垂着个漂亮的金盒坠，长长的棕发上戴着洁白的花冠。尽管她身材纤瘦，你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她已经有孕在身。她的长兄帕维尔?布拉祖克，铁路工程师，后来是列宁的朋友，把她交给了新郎，因为她父亲太虚弱了，撑不过整个仪式。她的才当上医生的姐姐舒拉是女傧相。她的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向她抛洒玫瑰花瓣，当她亲吻新郎时，禁不住泪如泉涌。
奥切雷特考家的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踏入教堂，他们穿着马靴、刺绣衬衫和式样奇特、宽松下垂的裤子。女人们身着色彩浓烈的衬衫，小跟靴子，头扎色彩艳丽的发带。她们一起站在教堂后面，像簇刺目耀眼的花束。婚礼结束时，她们兀然离去，没有给牧师一文小费。
布拉祖克家的人对新郎的家人嗤之以鼻，觉得他们粗俗无礼，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他们饮酒过量，还从不梳头。奥切雷特考家觉得布拉祖克家的人是娘娘腔的城里人，是土地的背叛者。索尼娅和米特洛凡可不管各自的父母作何感想。他们已经成就了自己的爱情，而他们爱情的结晶即将到来。
“1953年的时候，它不出意料地被推倒了。”
“你说什么?”
“金色穹顶的圣米迦勒教堂。”
“谁干的?”
“当然是共产党啦。”
哈!看来这浪漫故事背后还是有潜台词的。
“爸爸和瓦伦蒂娜是相爱的，薇拉。”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了，娜迪娅。你怎么老也长不大啊?你等着看吧，她要的是护照和工作许可证，还有他剩下的那点儿钱。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只不过被她的肉体迷住了。这是他惟一的话题。”
“他说起拖拉机来也是滔滔不绝。”
“拖拉机和乳房。你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她那么恨他?）
第22节：婚礼靓照(2)
“那么咱爸咱妈的关系怎样——你觉得他们是因为爱而结婚的吗?你不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种权宜婚姻?”
“那可不同。时代不一样。”薇拉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为了活下去，必须得做他们不得不做的事。可怜的妈妈——得与爸爸终老，毕竟她挺过来了。多么残酷的命运!”
1930年，我母亲十八岁时，她父亲被捕了。那时离肃清运动达于其可怕的巅峰还有几年，但事情还是按照恐怖所惯有的方式发生了——深更半夜传来敲门声，孩子们在尖声哭泣，外婆索尼娅?奥切雷特考穿着睡衣，乱蓬蓬的头发散乱地垂在背上，向军官们苦苦哀求。
“别担心，别担心!”外公在被捆走时，回头喊道，他身上只穿着起床时的衣服。“早晨我就回来了。”他们再也没见到他。他被带到了基辅的军事监狱，他在那里受到的指控是，曾秘密训练乌克兰民族运动战士。这是真的吗?我们永远也无从知道。他从未接受过审讯。
六个月的时间里，柳德米拉和她的弟弟妹妹每天都陪母亲带着食物去监狱。他们把东西交给站岗的警卫，满心希望至少其中的一小部分能送达父亲手中。一天，警卫说：“明天你们不必再来了。他再也不需要你们的食物了。”
他们很幸运。在肃清运动的后期，不仅是有罪之人，就连他的家人、朋友、同事，凡是被怀疑与他的罪行有牵连的人，都会被送去改造。奥切雷特考被处决了，但他的家人得以幸免。不过，留在基辅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安全的。柳德米拉被从大学的兽医课程中除名——她现在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的弟弟妹妹被学校开除。他们搬回khutor，挣扎度日。
谋生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波尔塔瓦的农田是整个苏联最肥沃的土壤之一，农民还是得忍饥挨饿。1932年秋，军队掠夺了全部的收成。就连下一年的玉米种子都被夺走了。
母亲说，饥荒的目的在于打击百姓的精神，强迫他们接受集体农庄。斯大林相信，农民的思想意识是狭隘、贪婪、迷信的，应该被一种崇高的、同志般的无产阶级精神所取代。（“真是缺德透顶的胡说八道，”母亲说：“惟一的精神就是让自己活下去。吃。吃。明天也许就什么都没有了。”）
农民吃掉了自己的牛、鸡和羊，然后是自己的猫和狗，然后是大老鼠和小耗子；再后来，没什么可吃的了，就开始吃草。在1932到1933年那场人为的饥荒中，整个乌克兰有七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被饿死。
索尼娅?奥切雷特考是幸存者。她用从野地里挖来的草和野生酢浆草做稀汤。她挖山葵的根和洋蓟的块茎，还在菜园里找到几个土豆。这些都吃完后，他们陷入困境，于是开始吃生活在屋顶茅草中的老鼠，然后是茅草本身，后来他们就咀嚼皮革做成的马具，以压制饥饿带来的苦痛。当他们饿得睡不着时，他们常常会这样唱道：
有一座高高的山，山下是牧场，
那绿油油的牧场啊，物产富饶
人们犹如生活在天堂。
在邻村，有个女人吃掉了自己的婴孩。她疯了，游荡在乡村小道上，嘴里哭喊着：“可她先已经死掉了。吃了有什么关系?那么胖乎乎的!不吃多浪费?我没杀她!不!不!不!她先已经死掉了。”
Khutor的偏远救了他们的命——即使有人想起他们，可能也会认为他们已经死了。1933年，他们想方设法地弄到一张通行证，长途跋涉地到了卢罕斯克（Luhansk）（不久后这里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格勒），索尼娅的姐姐舒拉就住在那里。
舒拉是位医生，比索尼娅大六岁。她有点冷幽默，头发被染成红色，对奢侈的帽子情有独钟，笑起来咯咯的（她抽用自家种的烟草手工卷制的香烟），嫁了个上了年纪的丈夫——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伏罗希洛夫元帅的朋友——他可以拉关系走后门。他们住在镇子边上一栋老式木屋里，屋檐上雕有花纹，有蓝色的百叶窗，花园里种着向日葵和烟草。舒拉自己没孩子，所以对索尼娅的孩子倾注了过分的热情。当索尼娅找到份教师的工作，带着两个小点的孩子搬进城里的一间小公寓时，柳德米拉留在了舒拉姨妈家。舒拉姨妈的丈夫给她在卢罕斯克的机车厂找了份工作，她要在那里接受训练，成为吊车司机。柳德米拉对此心不甘情不愿。她跟大吊车能有什么沟通?
第23节：婚礼靓照(3)
“干吧，干吧，”舒拉姨妈催促道，“你会成为一名无产者的。”
起先，熟练掌控那些大型机器，让它们在自己的指挥下运转自如，是件让人兴奋的事。随后它就变成了例行公事。然后就变得乏味得要命。她再次梦想成为一名兽医。动物闻上去有生命的气息，摸起来非常温暖，应付和征服它们远比控制用杠杆就能操控的冷冰冰的机器令人激动。（“大吊车和拖拉机跟马比起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娜迪娅!”）那时的兽医只给大型动物做手术——有价值的动物——母牛，公牛，马匹。（“光是想一想，娜迪娅，这些英国人会花上一百英镑去救一只从街上捡来的猫或狗的命，还什么都不为。真是心肠好到笨!”）
她给基辅的大学写信，然后收到一大堆需要填写的表格，要求她详细写明她自己、她父母及祖父母的职业——他们属于什么阶级。现在，只有那些工人阶级的后代才能上大学。她心情沉重地寄出了表格，对于它们如石沉大海的结果毫不惊讶。她二十三岁，她的生活似乎进入了死胡同。然后，她收到了那个跟她同过学的奇怪男孩的信。
婚礼，如同葬礼一样，为家庭戏剧提供了完美的表演场所：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和象征性习俗，并为趋炎附势提供了乔装打扮纷纷亮相的机会。据薇拉讲，我父亲的家族不赞成他娶奥切雷特考家的女儿。虽说那姑娘，柳德米拉，长得挺水灵，娜迪娅奶奶说，可也相当野，而且退一步说，非常不幸的是，她的父亲是“人民的公敌”。
从索尼娅奶奶的角度而言，她觉得我父亲家族的人有些自命不凡，举止怪异。马耶夫斯基家族是一小部分乌克兰知识阶层中的一员。祖父马耶夫斯基，也就是尼古拉的父亲，个头相当高，白发飘飘，戴副小眼镜。在1918年乌克兰独立运动短暂的兴盛期里，他甚至担任了六个月的教育部长。斯大林掌权后，乌克兰自治思想遭到灭顶之灾，他成了基辅一所乌克兰语言学校的校长，是自愿捐款活动的组织者，不断受到来自有关机构的重重压力。
正是在这所学校，母亲与父亲初次相遇。他们同班。尼古拉总是第一个举手的孩子，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柳德米拉觉得他全知全能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
尼古拉?马耶夫斯基与柳德米拉?奥切雷特考于1936年秋在卢罕斯克的结婚登记处结婚。他们同为二十四岁。婚礼没有金色穹顶，没有鲜花或钟声。主持婚礼仪式的是位身材滚圆的党的女官员，她身着深绿色套装，白衬衣似乎不大干净。新娘子没有怀孕，也没人流泪，尽管有太多需要流泪的事情。
他们曾经相爱过吗?
不，薇拉说，她之所以嫁给他，是因为她需要一条出路。
是的，父亲说，她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女人，也是最精力充沛的。你真该看看她生气时的黑眼睛。在溜冰场上，她滑起冰来就如同一位女王。看她骑在马背上的样子，真是令人荡气销魂。
不管他们是否相爱，他们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那么，爸爸，关于柳德米拉，你还记得些什么?告诉我吧，当你们初次相遇时，她是个什么样子?”（我在尝试使用怀旧疗法。我暗自希望，如果母亲的形象充满他的头脑，就会将那个入侵者从他头脑中抹去。）“第一眼看去，她可爱吗?她漂亮吗?”
“是的，确实漂亮。从各方面说，都相当漂亮。可是，当然没有瓦伦蒂娜漂亮。”
他坐在那里，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几缕银发散乱在磨损了的衣领上，用深色包装胶带粘起来的眼镜架在鼻尖上，使我看不大清他的眼睛。他那因关节炎而肿大的手捧着一大杯茶。我真想冲上去，抢过茶杯，泼他一脸的水。但我意识到，他对自己的话有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根本一无所知。
“你爱她吗?”（我的意思是，他是否更爱她一些。）
“呵，爱情!爱情是什么!没人能明白。在这一点上，科学得向诗歌举手投降。”
父亲没邀请我们参加婚礼，但他无意中说出了日期。“现在没必要来。一切都OK。你们可以在六月一日以后来。”他说。
第24节：婚礼靓照(4)
“我们有四周的时间来阻止她。”姐姐说。
但我犹豫不决。他的快乐和新展现出的生命活力让我感动。再说，我满脑子都是迈克的看法。
“也许事情会很好。也许她会照料他，让他在晚年享受到幸福快乐。这总比进养老院好些。”
“发发慈悲吧，娜迪娅。你想也别想，当他年事已高、口水直流、大小便失禁时，那种女人会陪在他身边?她会把他的财产席卷一空，然后溜之大吉。”
“但我们得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等他老了以后，你和我都不会照看他，是吧?（最好把事实摆出来，尽管这其中的坦率令人刺痛。）
“我为母亲尽了全力。对父亲，我感到的是种责任感，除此之外没别的。”
“他不是那么容易去爱的人。”我竭力让自己听上去不是在指责谁，但她听上去觉得就是如此。
“这跟爱毫无关联。我会尽自己的义务，娜杰日达。正如我真心希望你也会。即使那意味着不让他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大白痴。”
“我确实不能全天候地照料他，薇拉。我们一直都在争论。这快让我疯了。但我希望他没事——希望他幸福。如果瓦伦蒂娜让他幸福……”
“这不是幸福不幸福的事，娜杰日达，这是钱的事。你就看不明白吗?我猜，因为你那左倾思想，无论是谁想来宰割劳苦大众，你都会举双手欢迎。”
“左倾跟这事扯不上边儿。关键在于，什么才是对他最好的。”（自鸣得意的口气。瞧见了吧?我可不是像姐姐那样的法西斯分子。）
“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我说过其他什么吗?”
姐姐又给内政部打了电话。他们告诉她，必须把她的话变成书面形式。于是她写了，以匿名的形式。她给父亲将在那里进行婚姻登记的登记处打电话。登记处人员对她的话深表同情。
“但你要知道，假如他到头来仍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我对此绝对没辙。”登记处人员说。
“但她跟她的乌克兰丈夫的离婚——显而易见，离婚是到最后一刻才完成的。而且他们离婚后，她又回去跟他住在了一起。”
“我会查看一下相关材料，但如果全都符合程序……”
“还有翻译的问题。她不得不在最后一刻请伦敦的一家代理机构翻译材料。他们也许会把离婚诉讼的终局判决与日后才生效的离婚判决混为一谈。”我姐姐是个离婚专家。
“我自然会认真查看的。但我不懂乌克兰语，材料上怎么写，我就得怎么看。他是个成年人。”
“他干的可不是成年人干的事。”
“呵，好吧。”
她听上去就像个典型的官僚作风的社会工作者，我姐姐告诉我。她会尽力，但当然她必须恪守规定。
我们驾起想象的翅膀，出现在婚礼之上，在仪式举行到一半时溜了进去，那对新人正站在祭坛边。
“我要穿黑套装，”薇拉说：“就是我在母亲葬礼上穿的那件。当牧师说：‘如果有人知道有任何原因或法律上的障碍……’我们就从后排大声喊出……”（我一直想那么干。）
“但我们说什么呢?”我问姐姐。
我俩都僵住了。
父亲与瓦伦蒂娜于六月一日在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因为瓦伦蒂娜是天主教徒。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迁就了她。（女人天生缺乏理性，他说。）
他给了她500英镑买结婚礼服：奶油色聚酯纤维丝质地，紧紧地包着腰部和臀部，领口有内缘翻边，上面装饰着褶边蕾丝，从那里，你可以瞥见一对若隐若现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我已经看过了婚礼照片。）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是如何上蹿下跳地瞎忙一气，以确保他雇来的摄影师抓取到最好的角度。他想向所有那些嘲笑她的说长道短的怀疑论者炫耀她，他的战利品。她则需要这照片给移民官看。
牧师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我父亲说，看着就像个一脸雀斑、头发直立的十几岁的少年。当他为这对古怪的夫妇的结合祝福时，他会作何感想?他知道新娘子离过婚吗?还是他仅仅觉得有点儿不安?扎德查克夫妇，新娘子仅有的乌克兰朋友，也是来自乌克兰西部的天主教徒。会众中所有其他乌克兰人，也就是我父亲请来参加婚礼的我母亲的朋友，都是从东部来的东正教徒。我猜牧师的年轻和雀斑证实了他们对天主教的所有怀疑。
她塞尔比的叔叔也在团体照里，还有斯坦尼斯拉夫，以及一些她工作时结识的朋友。他们都有一副面对丑行若无其事的嘴脸，身着盛装，得意洋洋。鲍勃?特纳没有出席。
婚礼之后，那些大约两年前在参加过我母亲葬礼后坐在前屋的人现在又回到这所房子，用伏特加为这对幸福的夫妇干杯，一点点地啃食着从乐购超市买来的点心，一面窃窃私语……我不知道，我不在那儿。但我可以想象那些闲言碎语，那些飞短流长。只有他年龄的一半。瞧她那胸脯——瞧她是怎么让它在男人鼻子底下晃来晃去的。她脸上的化妆油。那自欺欺人的老头子。丢人现眼。
第25节：老破车(1)
7.老破车
婚礼后的三周，我依然未曾目睹我新来的后妈的真容。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来见见那位幸运的新娘子?”我问父亲。
“先不要来。先不要来。”
“可什么时候?”
“先不要来。”
“为什么先不要来?”
“她现在还不住这儿。”
“不住那儿?那她住哪儿?”
“别管她住哪儿。反正不在这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