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至1832年的抗争放出了信号，均势已然改变，英格兰的统治者面对着紧要的抉择，要么把法治摆到一边，拆掉他们精心设计的宪法架构，撤回他们的承诺，遂行武力统治，要么就是交出统治，放下霸权……举步之初，虽然不免踌躇……但到了最后，他们总算没有糟蹋自己的形象，不曾践踏一百五十年的宪法合法性，而是在法律面前俯首。“
从另一方面看，在黑面法案时期，同一股使英国菁英阶层不致推倒法治大厦的力量，也曾经使他们回避了镇压及武力统治，才没有使整个体系陷入动荡的险境。当时，如果破坏法治，强制实施黑面法案，势必削弱由商人、实业家及士绅名流在光荣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制度，同样的，1832年如果树立的是一个高压的独裁政权，其结果必然也是一样。事实上，法治的重要性，以及法治在那段期间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象征意义，当时支持国会改革、组织推动抗争的人心中非常清楚，并不遗余力地阐明这一点。在追求国会改革的第一波中，有一个组织名叫汉普顿俱乐部用的是一个国会议员的名字。如本书第七章所述，当年，汉普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查理一世的船税，结果导致反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第一次起义。
此外，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具有正向反馈的功能，使这一类的行动具有吸引力。广纳式经济制度使广纳式市场得以发展，进而促成更有效率资源分配，成为一种更大的动力，鼓励人们接受教育、学习技术，并进一步创新技术。到1831年时，在英国，所有这些力量都动了起来。打压公众的要求，对广纳式政治制度进行变革，都会毁掉这些成就，而菁英阶层反对更大的民主化及更大的广纳性，到头来则可能发现，自己的富贵也将一并埋葬于废墟之中。
这种正向的反馈还有另一个面向，亦即在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下，权力的控制比较不集中。在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如本书第八章所述，由于未能工业化及改革，到头来，君主及贵族所失去的更多。相反的，19世纪初的英国，广纳式经济制度得以发展，加上没有农奴，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相对比较小，受到进入障碍保护的垄断也不多，情况就没有那么严重。就英国的菁英阶层而言，抓着权力不放其实没有什么价值。
良性循环还有另外一层道理，亦即高压手段的可行性愈来愈低，这也是因为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间的正向反馈的结果。在资源的分配上，广纳式经济制度比榨取式制度来得公平。就此而言，便有利于公民的壮大，因而创造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局面，即使角逐的是权力亦然。这样一来，少数的菁英就比较不容易欺压人民大众，反而会对他们的要求让步，或至少做某些退让。英国的广纳式制度也孕育了工业革命，这又使得英国高度都市化。都市人集中居住，多少有其组织及自主性，这样的一群人，相较于农民或没有自主性的农奴，想要施以压制自然困难得多。
因此，良性循环在1832年为英国带来了第一改革法案。但这还只是开头而已，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菁英阶层1832年所交出来的东西，都是他们心目中不得不放手的，至于其他的则免谈。国会改革的议题要到1838年才由宪章运动提出，他们的人民宪章包括以下条款：
“凡年满二十一岁、心智正常、不在服刑中的男性，皆拥有投票权。
投票——保障选举人选举权的行使。
国会议员无任何资格限制——惟其如此，选民得以不论贫富选出自己中意的人选。
国会议员为有给职，惟其如此，才得以使诚实的商人、劳动者或其他人等服务选区，放下自己的事业，专心于国家利益。
选区平等，确保同样数量的选举人拥有相同数量的代表，不致使小选区吞掉大选区。
国会每年一选，惟其如此，才能最有效地检验贿赂及恫吓，以免收买选民一买就是七年（甚至连选票一起），十二个月的任期（在普选制度下），任谁的钱包都买不起一个选区；如此一来，任期只有一年，国会议员便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蔑视并出卖选民。“
这里的“投票”，指的是秘密投票，终结亮票行为，以免选民遭到收买或胁迫。
宪章运动发起了一系列群众示威，这段期间，国会则在不断讨论未来改革的可能。1848年之后，宪章运动虽然分裂，但1864年及1865年先后有国家改革同盟及改革联盟继起。1866年7月，海德公园举行支持改革的活动，演变成重大暴乱，再度将改革权利拉升到政治议程的首位，所造成的压力全都成了1867年第二改革法案的红利：选民总数加倍，劳工阶级选民成为所有都市选区的多数。不久之后，秘密投票实施，并大力扫除腐败的选举行为，譬如“招待”（主要是买票，以选民接受招待做为交换，通常包括金钱、食物和酒类）。到1884年的第三改革法案，选民数又加倍，60%的成年男性获得了选举权。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明定，所有年满二十一岁的成年男性都具有投票权，年满三十的女性纳税人或嫁给纳税人的女性亦同。到了1928年，所有女性的投票权条件终于与男性完全相同。二战期间，1918年的各项措施付诸协商，这中间反映了政府与劳工阶级的交换，因为在从军打仗及军火生产上，政府都需要后者。另一方面，政府或许也警觉到了俄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随着广纳式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也在同步前进。第一改革法案的重大结果之一是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谷物法禁止谷类及麦类进口，使这类食品价格居高不下，大地主仍有暴利可图。曼彻斯特及伯明翰选出的国会议员要的是廉价的谷物及低价的劳工，他们获胜，使地主利益蒙受重大损失。
19世纪一路下来，选举及其他政治制度的改变相继发生，更多的改革随之而来。1871年，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开启公开招考公务人员的大门，人事任用是依照才能，都铎时期即已开始的政治集权过程及政府体制建构也因此延续。这段时期中，自由党及托利党政府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都订定了相当多的法律。举例来说，雇主依法可以限制工人流动的主人与仆役法遭到废除，就此改变了劳动关系，变成对工人有利。1906年至1914年间在阿斯奎兹及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自由党开始运用政府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包括健康及失业保险、政府出资的养老年金、最低工资，并承诺重新分配税负。这些财政改革的结果，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中，税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增加超过一倍，而且在20世纪的最初三十年再度加倍。税制也随之“进步”，比较富有的人税负较高。
同时，原来的教育体系不是由宗教派别经营、仅供菁英阶层就读，就是穷人子弟必须缴费，到后来才对平民百姓比较开放；1870年的教育法首次明定政府实施全民教育。1891年，教育成为免费。1893年将毕业年龄定为十一岁，1899年增至十二岁，并未穷困家庭儿童订定特别条款。这些改变的结果是，十岁儿童的入学比例从1870年令人失望的40%，到1900年增加为100%。最后到1902年的教育法大幅扩充学校资源，并引进文法学校，后来成为英国中级教育的基础。
事实上，英国的例子充分展示了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并为“渐进的良性循环”提供了一个范例，其政治改变是朝更广纳式的政治制度迈进，而且是人民力量展现的结果。但这一切改变也是渐进的。每十年一步，有的大，有的小，朝民主前进。每一步的踏出都有冲突，其结果都因各自的情况而异。但不管怎么说，良性循环产生的力量降低了权力争夺所衍生的风险，同时有利于法治的落实，因此，当老百姓要求菁英阶层自己曾经向斯图亚特王朝要求的东西时，动用武力的可能性就比较低，冲突不太大可能演变成全面摊牌的革命，以更大的广纳性收场反而比较可能。这种渐进的改变有极大的好处。就菁英阶层而言，相较于全盘推翻整个体系，其威胁性小得多。由于每踏出去的一步都不大，面对要求时，让步的可能性才大于全面摊牌谷物法的废除未曾造成重大冲突，部分原因在此。到了1846年，地主再也无法控制国会立法，这就是第一改革法案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在1832年的选举权扩大中，如果把自治市的改革及谷物法的废除同时搬上台面，地主的抗拒可能就会强烈得多。正是因为第一次的改革幅度不大，谷物法的废除后来列入议程时才没有酿成冲突。
渐进的改变也可以避免冒险闯入未经勘探的领域。既然是用暴力推翻一个体系，那就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东西来取代已经拔除掉的。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例子，第一次的民主实验结果演变成了恐怖统治，然后又开倒车，两度退回专制君主，直到1870年才有法国的第三共和。俄罗斯革命也是如此。大家心里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比俄罗斯帝国更公平的新体系，结果却来了一个一党专政，其暴力、血腥及邪恶尤胜于遭到取代的专制王朝。在这些社会中，渐进的改革之所以可行而且可欲，则要归功于光荣革命所带来的政治多元化，以及因此而建立的法治。
英国保守派政论家柏克坚决反对法国大革命，他在1790年这样写道：“一栋大厦，长久以来勉强还可以满足社会的共同目标，而眼下又还没有证明可靠的典型及模范时，居然有人敢冒风险将之拆除或重建，不管是谁，都应千万小心谨慎才对。”若就大处着眼，柏克此言差矣。法国大革命所废掉的毕竟是一栋破败的大厦，更何况还为广纳式制度开出了一条道路，使法国乃至大部分的西欧都得到好处。但话又说回来，柏克的提醒却也不无道理。英国的政治改革就是渐进的，这个过程从1688年开始，到柏克死后三十年才加快脚步，但也因为是渐进的，所以才更有力量，更难阻挡，也才更为持久。
（3）粉碎托拉斯
在美国，广纳式制度源自殖民时期弗吉尼亚、马里兰及卡罗莱纳的抗争，后来又经美国宪法加强，辅之以制衡及分权。但宪法并不是广纳式制度发展的终点，和英国一样，以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正面反馈过程，仍然不断在强化广纳式制度。
在美国，到了19世纪中叶，虽然不包括妇女及黑人，全部的白人男性都已经可以投票。经济制度愈来愈广纳，举例来说，1862年通过的公地放领法案就容许拓垦者占有新开辟的疆土，而不是把这些土地分配给政治菁英。但也和英国一样，广纳式制度所遭遇的挑战从来未曾停止过。美国内战结束，北方开启了飞跃的经济成长。随着铁路、工业及商业的扩展，颇有一些人发了大财。挟着经济成果的优势，这些人及他们拥有的公司愈来愈肆无忌惮，“流氓大亨”（Robber Barons）之名不胫而走。因为这些精明务实的生意人目标是巩固垄断局面，不让任何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或站在平等的地位做生意。其中最恶名昭彰的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他就说过一句名言：“我干嘛在乎法律？权力难道不是在我的手里？”
另外一个是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1870年成立标准石油公司，很快就将克利夫兰的竞争对手排除，企图垄断运输、石油零售及石化产品。到1882年，他创造了一个垄断怪兽，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托拉斯（trust）。到1890年，标准石油控制了88%在美国流通的汽油，1916年，洛克菲勒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身价十亿美元的富翁。同时代的漫画把标准石油公司画成一只章鱼，紧紧抓着的不仅是石油工业，还包括美国的国会山庄。
几乎同样恶名昭彰的还有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他是摩根银行集团创始人，经过数十年的并购之后，最后成了摩根大通（J. P. Morgan Chase）。1901年，摩根与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是第一个资本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公司，也是当时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1890年代，几乎每个行业都开始出现大托拉斯，当中有许多都控制着该行业70%以上的市场，其中包括好几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譬如杜邦（Dupont）、柯达（Eastman Kodak）及国际收割机（International Harvester）。就历史来说，美国，至少是北部及中西部的美国，拥有相对竞争的市场，而且比起该国其他部分，尤其是南部，要平等得多。但在这个时期，竞争让位给了垄断，财富的不平等迅速加大。
对于这种侵犯，美国的多元政治系统已经使社会的一大部分壮大，具备了对抗的能力。饱受流氓大亨垄断行为欺凌，或反对他们肆无忌惮独霸业界的人，开始组织起来，平民派（Populist）于此时出现，然后则是进步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s）。
平民运动的出现，肇因于1860年代后期即已肆虐中西部的长期耕地危机。全国农业保护协会，人称“种田佬”（Granger），成立于1867年，展开农民的动员，对抗不公不义的商业行为。1873年及1874年，种田佬控制了中西部十一个州的州议会，随着农村的不满达到高峰，1892年组成人民党，并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赢得8.5%的选票。接下来两届选举，平民派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布莱恩，布莱恩将他们的议题纳入自己的政见，但两次均告失败。这时候，反对托拉斯扩散的草根力量已经组织起来，全力反制洛克菲勒及其他流氓大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渐渐的，这些政治运动发挥了效果，开始对政治态度乃至于立法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政府在规范垄断上应该扮演的角色。1887年，第一项重要的立法州际商业法案通过，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开始执行联邦对产业界的规范。紧接着，1890年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成为打击流氓大亨托拉斯的根本，至今仍是美国反托拉斯的主力规范。而连续数任总统，包括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绰号泰迪“Teddy”，1901年至1909年在任）、塔夫脱（William Taft，1909年至1913年在任）及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3年至1921年在任），也都承诺改革并遏止流氓大亨坐大，选后都大力展开反托拉斯行动。
约翰·谢尔曼
反托拉斯背后的关键力量及推动联邦规范业界的动能，主要还是农村的选票。1870年代早期，各州分别对铁路所做的规范就是来自农民团体。事实上，谢尔曼法案实施前，五十九件送进国会有关托拉斯的陈情案，几乎全都来自农业州，推广的工作也都是农民同盟、农民联盟、农民互助协会及牧业保护协会这类团体。农民在反对产业界的垄断中找到了共同的利益。
平民派倾全力支持民主党后，本身实力大幅衰落，残余分子另组进步派，继续推动许多相关议题的改革。刚开始，进步运动以泰迪·罗斯福为核心。泰迪是麦金利的副总统，并在麦金利遭刺身亡后接任总统，时在1901年。跻身中央之前，罗斯福曾任纽约州长，作风强硬，扫除贪腐与“机器政治”*不遗余力。在首次国会演讲中，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托拉斯上，强调美国的富裕是立基于市场经济及商人的灵活，但同时，
“期间不乏邪恶之辈……而且美国人民的心中都相信，以托拉斯闻名的大公司，就其特质与倾向来说，皆有害于全民福祉。这并非出自嫉妒或恶意，也不是不以大产业的成就为荣，无视于他们为国家之商业力量领先诸国所付出的努力，更不是因为无知而不晓得有必要以新方法迎合不断变化的贸易形势，也不是明知世界的进步有赖大事业的成就，而故意忽视集结资本乃努力完成大事业之必不可少。所有这一切只是因为深信，集结与集中不是该予以禁止，而是应该置于理性控制的监督之下，且依我个人的判断，此一信念乃是正确的。”
加下去，他说道：“凡为追求社会更为美好者，都应该消弭商界巧取豪夺之恶，一如整个国家之消弭暴力之恶。”他的结论是：
“为了全民之利益，政府的力量固然不宜介入，但也应该运用监督的力量规范所有从事州际业务的公司，特别是那些在生意上以垄断手段或倾向而致富的公司。”
罗斯福建议国会设立一个联邦机构，赋予其调查大公司业务的权力，必要时不惜通过宪法修正案，借以成立此一单位。1902年，罗斯福动用谢尔曼法案解散北方证券公司，影响到摩根大通的利益，接下来又对杜邦、美国烟草公司及标准石油公司提出诉讼。1906年，罗斯福以海普伯恩法案增强州际商业法案，以此提升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权力，特别准许其检查铁路的财务账目，并将其权力扩张到其他领域。继罗斯福出任总统的塔夫脱对托拉斯的整治更不留情，并以1911年解散标准石油公司达到高峰。塔夫脱同时也推动其他重大改革，例如联邦所得税的实施就是1913年宪法第十六修正案批准的结果。
泰迪·罗斯福
随着威尔逊在1912年当选，进步运动的改革达到高峰。威尔逊在他1913年出版的《新自由》中写道：“如果垄断继续存在，政府将为垄断所宰制。我可不希望看到垄断依然故我。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有人真的大到足以拥有美国政府，他们迟早会将之占为己有。”
1914年，威尔斯促成了克莱顿法案的通过，并成立联邦贸易委员会落实这项法律。此外，在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普乔领导下，普乔委员会对“金融托拉斯”展开调查，威尔逊乃趁势加强了对金融界的规范，1913年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规范金融业的垄断活动。
如本书第三章所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氓大亨及托拉斯之兴起充分说明一项事实：市场本身并不保证会有广纳式制度。市场可以被少数几家公司宰制，索取过高的价格，阻挡更有竞争力的对手及新的技术进入。在他们的摆布之下，市场将不再广纳，只会愈来愈成为经济与政治霸权的囊中之物。广纳式经济制度需要的不只是市场而已，更需要的是能为大多数人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及经济机会的广纳式市场。在菁英阶层的政治权力支持下，无孔不入的垄断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但对垄断托拉斯采取的反制也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只要政治制度是广纳的，对于偏离广纳式市场的经济行为，政治制度会产生反作用力。这就是良性循环在发挥作用。广纳式经济制度可以为广纳式政治制度的繁荣打下基础，但经济活动偏离广纳式经济制度时，广纳式政治制度又会反过来发挥约束的效果。在美国，托拉斯遭到了遏阻，对照墨西哥的情况，便充分说明了良性循环的作用。在墨西哥，政府体制无能约束电信巨子谢林的垄断，但在美国，谢尔曼及克莱顿法却在上个世纪反复发挥效果，严加管束托拉斯、垄断及卡特尔，确保市场的持续广纳。
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经验，同时也凸显了自由媒体在壮大社会大众及促进良性循环上所扮演的角色。1906年，罗斯福取材自班扬的《天路历程》中一个“喜欢揭人丑事”（muckrake）的角色，创造了“扒粪客”（muckraker）一词，用来形容他口中那种侵略性强的新闻记者。这个词就此流传了下来，同时也象征新闻记者虽然无孔不入但也有效揭发了流氓大亨的过分行径，以及地方与联邦政客的腐败。最有名的扒粪客当推塔贝尔（Ida Tarbell），1904年出版的《标准石油公司史》使他成为舆论反对洛克菲勒及其公司利益的关键角色，最后导致标准石油公司在1911年解体。另一个重要的扒粪客是律师兼作家布兰迪斯（Louis Brandeis），后来被威尔逊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在《银行家怎么用别人的钱》一书中，他铺陈了一系列的金融丑闻，影响普乔委员会至深。此外，报业巨头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扮演的扒粪客角色也相当突出。在他办的《大都会》杂志中，1906年发表了一系列由菲利普（David Graham Phillips）执笔的文章，名为“参议院的背叛”，提升了推动参议院直选的声势，促成1913年美国宪法第十七修正案的通过，是为进步运动另一次重要的改革。
政治人物采取行动反对托拉斯，扒粪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流氓大亨而言，扒粪客犹如眼中钉肉中刺，但美国的政治制度却使他们无法将这些人拔除或噤声。广纳式政治制度容许自由的媒体繁荣发展，但回过头来，自由的媒体也比较能够让有害于广纳式制度的威胁曝光并广为人知，促使社会对之采取抗拒行动。相对地，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专制政权或独裁统治下，这类的自由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它们动辄压制反对力量的形成。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显然关系重大。如果没有这类信息，流氓大亨的肆无忌惮及胡作非为，美国老百姓将无从知道，也就无法动员起来反对托拉斯了。
*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美国都市区的政治组织（政治机器）以各种方式掌握了许多底层民众的选票，而投票对象则由领导组织的老大决定，称为“机器政治”。
（4）买通法院
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是泰迪·罗斯福的表兄弟，他在1932年于大萧条中当选总统，带着全民的托付上任，准备拿出一套对抗大萧条的大方略。1933年年初就任时，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没有工作，许多人沦为赤贫。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工业生产下降逾半，投资完全崩溃。为对抗此一形势，罗斯福祭出了所谓的“新政”（New Deal）。他所赢得的胜利是压倒性的，获得57%的选票，民主党在众议院及参议院又都是多数，足够让新政通过立法。但其中有些法案却引发了宪法争议，在最高法院触礁，罗斯福因胜选所获得的授权没有发生作用。
富兰克林·罗斯福
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国家工业复苏法案，第一条开宗明义，阐明工业复苏的要旨。罗斯福总统及其团队认为，抑制工业竞争，赋予劳动组织工会的更大权利，以及调整工作标准，乃是致力复苏的关键。第二条是成立公共工程署，提出基础建设计划，诸如费城第十三街火车站、纽约三区大桥、大古力水坝，以及连接佛罗里达基韦斯特与美国本土的跨海公路。1933年6月16日，罗斯福签署法案，工业复苏法案正式上路，但很快就面临法院的挑战。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法案的第一条违宪，裁决书郑重指出：“非常情况或许需要非常方法解决，但……非常情况并不等于创造或扩大宪法的权力。”
法院裁决尚未出炉，罗斯福便已踏出下一步，签署了社会安全法，将现代的福利国家引进美国，包括退休年金、失业津贴、有子女家庭补助，以及公共卫生照顾及残障津贴，同时，又签署了国家劳动关系法，进一步加强劳工组织工会、参与集体谈判及对雇主发动罢工的权利。所有这些措施同样也都遭到最高法院的挑战。就在司法程序进行的过程中，罗斯福1936年获选连任，而且是大获全胜，得票率高达61%。
挟高人气的新纪录，罗斯福实在不愿意让最高法院打乱他的既定政策。1937年3月9日，在他定期现场播出的收音机节目“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中，他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开宗明义指出，在他的第一任期中，极端迫切的政策就只差没过最高法院这一关。他继续说道：
“这让我想起四年前，我首次在收音机中向大家提出报告的那个三月的夜晚。那时候我们正处于重大金融危机。没过多久，得到国会的授权，我们要求整个国家把私人拥有的黄金全都交给美国政府换成美元。今天的复苏，证明那项政策完全正确。但几乎就在两年之后，案子送到了最高法院，它的合宪性却只得到五票对四票的支持。只要一票改变，就会将这伟大国家的一切全都抛回绝望的大混乱。事实上，四位法官所裁定的是，私人契约所规定的权利即使不合理但却合法，其神圣性甚至更胜过宪法的主要目标：建立一个可长久的国家。”
话讲得再明白不过，这种事情不应该再犯。罗斯福继续说道：
“上星期四，我曾经说过，美国政府的形式是宪法为美国人民准备的一个三匹马团队。当然，这三匹马就是政府的三个分支，亦即立法、行政和司法。其中的两匹，立法与行政，今天已经协同一致向前，第三匹则尚未。”
罗斯福接着指出，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院挑战法律合宪性的权利，但最高法院却在1803年挑起了此一角色。当时，布什若德·华盛顿法官裁定，最高法院“在未经证明（一条法律）确定违宪之前”必须“从其合法性做为推定”。罗斯福随即反击：
“法令的效力优先于一切合理的怀疑，过去四年中，此一良善的规定已经遭到弃置，法院已经不是裁判单位，而成了一个决策单位。”
罗斯福宣称，他有选民授权改变此一状态，“经过深思之后，唯一合宪的改革方法……就是给我国的法院注入新血。”同时他辩称，最高法院法官工作过重，对年长的法官而言，其负担实在太过——而打击他立法的正是这些人。于是他提案，所有法官年满七十岁都必须强迫退休，并由他提名六名新的法官。罗斯福这个司法重组议案，将可以移除那些早先由保守政府任命并坚决反对新政的法官。
为了赢得民意支持，罗斯福使出浑身解数，但民调结果只有40%赞成。这时候，布兰迪斯已经是最高法院法官，他虽然同情罗斯福的许多法案，但对于总统要削最高法院的权力，以及他的法官工作过重之说却不表同意。罗斯福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虽然都是多数，但众议院却不太买他的帐。罗斯福于是转向参议院。法案送进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会议中引发高度争议，意见分歧。最后决议送回参议院院会，附带一份不利的报告，指称该法案“弃宪法原理于不顾，没有必要，没有效果，且十足危险……既无先例也无正当理由。”院会以70票对20票将之退回委员会修改，“最高法院改造”方案撤销，最高法院加诸罗斯福的权力约束依然纹丝不动。尽管如此，期间仍有折衷，社会安全法及国家劳工关系法双双由法院裁定合宪。
两个法案虽然过关，但更重要的是整件事情带来的教训。严重偏离广纳式经济制度的现象一旦出现，广纳式政治制度不仅会加以阻止，而且会对任何想要破坏其本身延续性的企图加以抗拒。往法院里塞人并确保新政的法案得以过关，攸关民主党参众两院的利益。但18世纪初碰到同样情形时，英国的政治菁英就了解，搁置法治将会危及他们好不容易从君主政体那里争来的权益，参众两院也了解，如果总统能够破坏司法独立，制度内的权力制衡也就为之瓦解，从此不但他们会被总统控制，多元政治制度的延续也将失去保障。
罗斯福或许会认为，争取立法机关的多数，既要做太多让步而且耗费太多时日，因此以后就可能诉诸行政命令，完全破坏政治多元化及美国的政治制度。国会当然不会同意，但到时候，罗斯福可以诉诸国民，说国会企图阻挠对抗大萧条的必要措施。他可以动用警察关闭国会。听起来似乎不大可能？但1990年代，这种情形却真的在秘鲁及委内瑞拉发生了。总统藤森及查维斯诉请国民授权，关闭不合作的国会，接下去便修改宪法，大幅增加总统的权力。正是因为多元政治制度下的分权者担心会发生这种灾难性的陡降，1720年代华博尔才不至于擅自推翻英国法院的判决，美国国会也才没有支持罗斯福的“最高法院改造”计划。罗斯福遭遇的是良性循环的力量。
但这个逻辑未必永远行得通，在具有某些广纳特质但榨取性却相当广泛的社会中尤其如此。这样的动力我们已经看过罗马及威尼斯的先例，罗斯福企图在法院塞人结果失败，阿根廷也做过非常类似的努力，背景是阿根廷基本上属于榨取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
根据1853年阿根廷宪法所产生的最高法院，其职权类似美国最高法院。1887年通过一项决议，容许阿根廷法院扮演和美国最高法院相同的角色，裁决个别的法律是否合宪。理论上来说，在阿根廷，最高法院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广纳式政治制度的重要单位，但该国其他政治及经济体系仍然处于高度榨取状态，而且缺乏政治多元化，也没有在社会广泛分配权力。和在美国一样，最高法院在阿根廷的宪法角色也受到了挑战。1946年，庇隆经过民主选举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庇隆原为上校军官，1943年军事政变后首次成为全国知名人物，并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在此一职务上，与工会及劳工运动组成联盟，成为他后来角逐总统的关键。
胡安·庇隆
获胜之后不久，庇隆在下议院里的支持者提案弹劾最高法院五名法官中的四人，针对最高法院的指控有数项，其中一项是承认1930年及1943年两次军事统治的正当性违宪——讽刺的是，庇隆在和面那次政变中扮演关键角色。另一项针对的则是法院对法律的否决——一如美国最高法院之所为，特别的是，就在庇隆竞选总统之前，最高法院发表一项决议，裁定庇隆新成立的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违宪。一如罗斯福在1936年竞选连任活动中对最高法院的强烈批判，庇隆在1946年的竞选活动中对此也炮火猛烈。弹劾提出九个月之后，下议院弹劾了三明法官，第四个人则已经辞职。上议院通过动议，接着庇隆便任命了四名新法官。最高法院的变天显然有效解除了庇隆的政治约束，从此大可施展其无限制的权力，与他任职总统前后的军事统治如出一辙。譬如他新任命的大法官就依宪法裁定庇隆的主要反对党激进党党魁包斌有罪，罪名则是蔑视国家元首庇隆。实际上，庇隆的统治就是独裁。
由于庇隆成功把人塞进了最高法院，在阿根廷，任何新任总统亲自挑选自己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就成为常态。如此一来，一种本来可以制衡行政权的政治制度也就随之死亡。庇隆政权1955年被另一次政变推翻，接下来的一段长时间里，是军事与文人统治之间的转移。但无论军事或文人统治，法官都是任命自己的人。但在阿根廷，即便不是军事与文人统治之间的转移，挑选最高法院法官的情形照常。1990年，阿根廷终于经历了一次两个民选政府之间的转移，接在一个民选政府之后的是另一个民选政府。但这一次的民选政府碰到最高法院时，其作为与军事政权并没有太大差异。新任总统是庇隆党的梅内姆。现任的最高法院是1983年转移给民选政府后由激进党总统阿尔方辛任命的。由于这次的政权转移是民主转移，梅内姆没有必要任命自己的最高法院。但筹备竞选期间，梅内姆就已经露出狐狸尾巴。尽管并不成功，他不断鼓励（甚至威胁）法院的成员辞职。他以大使的职位贿赂法官费特，但遭到拒绝，费特的回应是送他一本自己写的书《法律与伦理》，题词是：“请注意，这是我写的。”但梅内姆丝毫不见气馁，就任不到三个月就向下议院提交了一项法律，建议扩大最高法院，将成员从五名增加至九名，其论调则和1937年罗斯福所用的如出一辙：最高法院法官工作过重。很快地，法律在上院与下院都通过了，梅内姆得以任命四名新法官，因此也拥有了多数。
梅内姆抗衡最高法院获得胜利，也启动了我们之前讲过的灾难性陡降的动能，他的下一步就是修宪，拿掉限制他竞选连任的条款。再度当选后，他又要修宪，但这一次遭到了阻止，不是因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而是栽在庇隆党内的派系，他们对他的个人统治展开反击。
拉丁美洲所受的制度问题之苦，阿根廷自独立以来几乎全都尝到了，陷在一种恶性而非良性的循环中。其结果是，正向的发展如建立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始终连第一步都未曾站稳。在政治多元化之下，就不会有任何团体企图或胆敢推翻别人的权力，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力将会随之遭到挑战。另一方面，权力的广泛分布也会使这种推翻变得困难。如果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最高法院自会具备力量，并愿意推开任何想要败坏其独立性的企图。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阿根廷则否。立法者明明知道，破坏了司法终将危机立法者的地位，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原因之一是，在榨取式制度下，削弱了最高法院，获利将会更多，其潜在利益值得冒险一试。
（5）正向反馈与良性循环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不会自己出现。菁英阶层抗拒经济成长及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则有人想要阻止菁英阶层的经济及政治权力，两者之间因此发生重大冲突，才会产生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通常在重大的关键时期，诸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或詹姆斯镇殖民地在北美洲的建立，一连串因素弱化了菁英阶层对权力的掌握，强化了他们的对手，为多元社会的形成制造了动因，广纳式制度乃应运而生。许多历史事件，事后观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政治冲突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历史的道路是不可预知的。然而一旦成了气候，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往往会形成良性循环，亦即一种正向反馈的过程，使这类制度得以持续甚至扩张。
良性循环的运作有赖于几种机制。其一，在多元政治制度的逻辑下，独裁者、政府内部派系，甚至大有作为的总统，想要独揽大权都会变得比较困难，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想要消除最高法院加诸他的权力限制，以及华博尔企图草率执行黑面法案时所发现的。两个个案都是想要把权力更进一步集中到个人或小团体手上，其结果势将破坏多元政治制度的基础，而政治多元化正是防止这类企图的最佳利器。政治多元化也保障了法治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君主专制统治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而法治还意味着，法律不能仅由一个团体掌控并用来侵犯别人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法治原则不仅强调法律面前的平等，也特别注重政治体系中的平等，因此乃为更大的政治参与及更大的广纳性开启了大门。整个19世纪，英国的政治体系之所以很难阻挡强烈要求更大民主的呼声，打开了逐步向所有成年人开放选举权之路，法治原则居功至伟。
其次，如我们之前所见，广纳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是互为支持的。由此乃产生了良性循环的另一个机制。广纳式经济制度可以扫除最恶名昭彰的榨取式经济关系，譬如奴隶及农奴制度，减少独占的重要性，创造有活力的经济，所有这些，至少短期内，可以减少政治权力窃夺者的经济获利。英国到了18世纪，由于经济制度已经足够广纳，菁英阶层靠抓取权力所能获取的利益已经不多，事实上，对要求更大民主的人施压，损失反而更大。这种良性循环使民主政治在19世纪英国得以渐进发展，不仅对菁英阶层的威胁较小，其成功的机会也较大。相对于专制政权，如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帝国，其经济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结果便是19世纪末要求较大的政治广纳性时就遭到了压制，因为菁英阶层分享权力会蒙受的损失实在太大。
最后，广纳式政治制度使自由媒体得以兴盛，而自由的媒体往往会提供相关的信息，并动员反对力量抗衡对广纳式制度的威胁，譬如美国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及20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流氓大亨的经济宰制力大增，对广纳式经济制度构成根本性的威胁时，自由媒体就发挥了力量。
冲突始终都存在，尽管其结果无法预知，良性循环通过这些机制将会产生一种追求广纳式制度持久延续的强烈倾向，对抗各种挑战，并将广纳式制度持续扩张，如我们在英美两国所见。不幸的是，下一章我们将看到，榨取式制度同样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驱动力，持续其恶性循环的过程。
12、 恶性循环
（1）再也没有火车通往波城
西非国家塞拉利昂在1896年整个沦为英国的殖民地。首都自由城建于18世纪末叶，原本的目的是收容被遣返及获释的奴隶。但自由城成为英国殖民地时，塞拉利昂的内陆仍然有许多小王国。19世纪下半叶，通过与当地的非洲统治者签订一连串条约，英国逐渐将其统治扩张至内陆。1896年8月31日，根据这些条约，英国宣布此一殖民地为它的保护国，并拣出重要的统治者，给以新的头衔，封之为大酋长。举例来说，在塞拉利昂东部当今的钻石矿区科诺，有个勇猛好战的国王苏鲁谷。苏鲁谷王被封为大酋长，保护国的行政单位则设在山德尔。
像苏鲁谷这类的国王虽然和英国当局签了条约，却不明白这些条约其实就是全权委托英国人建立殖民地。1898年1月，英国人开征茅屋税——每一家征收五先令——地方上的酋长群起抗争，演变成内战，爆发了所谓的茅屋税之乱。战事从北部开始，但最严重且持续更久的则是南部，尤以曼德族为主的曼德兰为最。茅屋税之乱虽然很快平息，却无异于警告英国留意塞拉利昂内陆地区的统治。当时，英国已经开始建造从自由城通往内陆的铁路。工程始于1896年3月，1898年12月开通至桑沟镇，正值茅屋税之乱期间。英国国会1904年的文件有这样的记载：
“塞拉利昂铁路建造期间，1898年2月爆发土著叛乱，导致工程完全停顿，人员解散。叛军攻击铁路，全部人员不得不撤退到自由城……铁路沿线的罗迪方克，距自由城五十五英里，完全落入叛军之手。”
其实按照1894年的兴建计划，铁路并不经过罗迪方克。由于叛乱爆发，路线才改变，从原来的东北方向转而往南，经过罗迪方克前往波城，再进入曼德兰。英国想要尽快开抵叛乱的核心曼德兰，并前往内陆其他潜在的动乱地区，担心另外的地方爆发叛乱。
1961年，塞拉利昂独立，英国人把政权交给米尔顿·马盖爵士及他的塞拉利昂人民党，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部，特别是曼德兰，以及东部。米尔顿爵士之后，由其弟亚伯特爵士于1964年接任总理。1967年塞拉利昂人民党以些微票数在选举中败给由史蒂芬斯领导的反对党全民国会党。史蒂芬斯为北部林巴族人，全民国会党的主要支持者全来自北部族群：林巴人、坦慕尼人及罗科人。
英国兴建铁路最初的目的在于统治塞拉利昂，但到1967年，其角色已经变成经济性的，主要在于运输该国的大宗出口，包括咖啡、可可及钻石。咖啡及可可的种植户都是曼德人，而铁路则是曼德兰对世界的窗口。1967年的选举，曼德兰的选票大举倒向亚伯特·马盖。史蒂芬斯的兴趣在于抓权，至于促进曼德兰的出口，则非他所关心。他的理由很简单：凡是对曼德人好的就有利于塞拉利昂人民党，不利于史蒂芬斯。因此，他停止兴建通往曼德兰的铁路，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铁轨和车辆全部抛售，使事情再也无法逆转。今天，从自由城向东行，就会经过废弃的哈斯汀及滑铁卢车站，再也不会有火车通往波城了。当然，史蒂芬斯的激烈动作对塞拉利昂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但就和许多独立后的非洲领袖一样，如果要史蒂芬斯在巩固自己的力量与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今天，如果想要前往波城，根本没有火车可搭，因为如同沙皇尼古拉一世害怕火车会把革命带到俄罗斯，史蒂芬斯相信铁路将会增强对手的力量。如同许多掌控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由于害怕自己的政治权力遭到挑战，他宁愿牺牲经济成长以阻止挑战的发生。
史蒂芬斯的策略乍看之下是与英国的相抵触。但事实上，在英国的统治与史蒂芬斯政权之间有着相当显著的延续性，恶性循环的逻辑尽在其中。史蒂芬斯统治塞拉利昂，其手法与英国人如出一辙。他之所以能够在位直到1985年，并不是因为他受到选民的爱戴，而是因为他在1967年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独裁暴政，杀害与侵扰政敌，尤其不放过塞拉利昂人民党。1971年，他把自己弄上总统的位子，1978年之后，全民国会党成为塞拉利昂唯一的政党。如此一来，史蒂芬斯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只不过代价竟是把内陆地区搞得一穷二白。
殖民地时期，英国治理塞拉利昂，一如他们治理大部分非洲殖民地，用的是一套间接统治的体系，其基础则是大酋长。收税、司法、治安，全都交给大酋长。至于涉及可可及咖啡农民的事，则由殖民部成立的产销协议会统筹，这个单位号称是来协助农民的。农产品的价格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以可可为例，今年若是高价，次年就降低，因此，农民的收入也就随之起伏。产销协议会的作用，说得好听一点，是由他们而非农民来吸收波动的价格。当世界价格高涨时，产销协议会付给塞拉利昂的价格更低于此一价格，但当世界价格下跌时，他们的做法就正好相反。基本上来看，这套办法似乎很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塞拉利昂的产销协议会成立于1949年。当然，单位要运作就需要有收入。至于这笔钱的来源，最方便的，无论年头好坏，就是从农民应得的报酬中扣一点下来，做为单位经常开支及行政管理之用。但没有多久，扣一点却成了扣很多。产销协议会变成殖民国对农民课征重税的工具。
许多人都以为，下撒哈拉非洲殖民统治的劣政可以在独立后告一段落，利用产销协议会课征农民重税的情形也可以划下句号。但两者都落空了。事实上，利用产销协议会榨取农民的情况更加严重。1960年代中期，通过产销协议会，棕榈仁农民可以获得世界价格的56%，可可农民48%，咖啡农民49%。到1985年，史蒂芬斯辞职，由他亲手提拔的继承人马默出任总统时，上述的数字分别变成了37%、19%及27%。但低归低，比起之前，农民的所得还算高的；史蒂芬斯当权期间，甚至往往低于10%；换句话说，农民90%的收入都被史蒂芬斯政府征敛，全都进了他自己及权贵的口袋，用来收买政治支持，没有一丝一毫用于公共建设，诸如道路及教育。
隶属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殖民当局规定大酋长为终身职务，必须要是所谓的“王室”成员才有资格。酋长地位具有王室身份是逐步形成的，但基本上乃是某一地区的王族世系，而且是在19世纪末与英国签约的菁英家族。大酋长由选举产生，但并非通过民主的机制。谁来当大酋长，是由一个名为“部落署”的机构来决定，其成员为大酋长委任的低级村长、村长或英国官员。大家或许会想，独立之后此一机构若不是已经取消，至少也经过了改革。但就和产销协议会一样，事实并非如此，而且毫无变化。时至今日，大酋长仍然主管税收，茅屋税虽然已经不再征收，但却有了人头税。2005年，山德尔的部落署选出了一名新任大酋长。唯一够资格的候选人是法苏鲁谷王室，也是当前仅存的王室。当选人为歇库·法苏鲁谷，苏鲁谷的玄孙。
塞拉利昂和下撒哈拉非洲的农业生产之所以如此低落，其症结全在于产销协议会的行事作风，以及传统的土地所有制。1980年代，政治学者贝兹前往非洲，想要了解非洲农业生产低落的原因，即使按照经济学教科书，这里应该是最有活力的经济地区。他明白，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既于地理无关，也跟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的那些认为农业生产力之所以低落的内在因素无关。问题其实很简单，产销协议会的价格政策抹杀了农民的进取心，使他们失去了投资、使用肥料及保护土壤的动机。
产销协议会的政策极端不利于农村的利益，关键在于这些利益缺乏政治力量。价格政策与其他根本因素互动，结果使得所有权很不安全，更进一步瓦解了投资动机。在塞拉利昂，大酋长不仅管治安、法规及司法，还兼征税，同时也是“土地管理人”。尽管家族、氏族及王室拥有土地使用权及传统上的权利；但到头来，谁可以在那里种田，只有酋长说了算。只有跟酋长有关系，或许出身同一王室，土地所有权才可靠。土地不能买卖，也不能抵押贷款，如果出身不是酋长世家，不可以种植多年生作物如咖啡、可可或棕榈，以防这样一来将会让人获得“实质上的”财产权。
英国在塞拉利昂发展出来的榨取式制度，与它在其他殖民地（如澳大利亚）发展出来的广纳式制度，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可以从矿产资源的管理上得到充分说明。1930年1月，塞拉利昂东部的科诺发现钻石。这里的钻石不是深藏于地下的矿脉，而是冲积矿床，因此，主要的开采方法是在河中淘洗。类似的情形，某些社会科学家称之为“民主钻石”，因为这可以让许多人加入，制造一种潜在的广纳性机会。但在塞拉利昂却不然。淘洗钻石在本质上的民主特性，英国政府乐得故作不见，整个将之纳入保护，予以独占，名之为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并转让给南非的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1936年，戴比尔斯获得授权，成立了钻石警卫团，是一支比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部队还大的私人武装。尽管如此，钻石冲积矿床随处都可以淘洗，警力不免顾此失彼。到了1950年代，成千上万的非法淘钻者涌入，钻石警卫团疲于奔命，成为冲突与动荡之源。1955年，英国政府开放部分矿场给塞拉利昂精选信托以外得到特许的采矿者，但公司仍保有岩吉马、科伊度及堂沟等矿藏最丰富的矿场。独立之后，情况越发恶化。1970年，史蒂芬斯实际上将塞拉利昂精选信托国营化，成立国家钻石矿业公司，政府（实际就是史蒂芬斯本人）拥有51%的股份。但这只不过是史蒂芬斯计划接收国家钻石矿业公司的开始而已。
19世纪的澳大利亚，引起广泛注意的不是钻石，而是1851年在新南威尔士及刚成立的维多利亚州发现的黄金。和塞拉利昂钻石一样，这里的黄金也是冲积矿床，如何加以开发必须有所决策才行。有些人，例如杰出的占地户领袖约翰·麦克阿瑟之子詹姆斯·麦克阿瑟，提议在矿区周围建立围墙，拍卖独占权。他们想要搞的是一个塞拉利昂精选信托的澳大利亚版。但另有许多人却希望开放黄金矿区。结果，广纳模式获胜，澳大利亚当局不仅不设立独占事业，而且只要每年缴交特许费，任何人都可以从事黄金的探寻及采掘。很快的，在澳大利亚的政治上，这些充满冒险精神的淘金人发展成为一股力量，尤其是在维多利亚，在推动普选及秘密投票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在非洲所进行的扩张及殖民统治产生了两种恶性结果。其一，大西洋奴隶贸易鼓励非洲在政治及经济上走向榨取式制度；其二，殖民地的立法及制度，使本来可以与欧洲竞争的非洲农业丧失了商业化的机会。在塞拉利昂，奴隶确实是一股力量。殖民时期，内陆地区并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有的只是许多小王国，互相敌对，侵伐不断，彼此互掳对方的男女。实际上，奴隶早已经是一种地方性现象，人口之中，以奴隶身份工作的可能占了50%。和南非（不？）一样，由于环境容易致病，白人不太可能大规模在塞拉利昂定居，因此并没有白人与非洲人竞争。另一方面，由于矿业经营缺乏约翰内斯堡那样的规模，农业上又不存在需要大量黑人劳动力的白人农场，因此，南非那种种族隔离式的榨取式劳动力市场制度无以形成。
尽管如此，别种力量却也存在。在塞拉利昂，咖啡及可可农民虽然没有白人和他们竞争，但他们的收入仍然会遭到产销协议会这个政府独占单位的剥削。另一方面，塞拉利昂还要受间接统治之害。在非洲许多地方，英国当局都属意于间接统治，他们发现，任何部族只要没有中央集权体系，他们都可以加以接管。举例来说，19世纪，英国人在东非的尼日利亚遭遇到没有酋长的伊哥波人时，马上就为他们设置了酋长，称为委任酋长。在塞拉利昂，英国人的间接统治则是建立在本土现存的权力体系上。
然而，尽管1896年受封的那些大酋长各有其历史渊源，间接统治及其授予大酋长的权力却完全改变了塞拉利昂既存的政治状况。举例来说，英国当局设置了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王室——一个过去不存在的阶层。在过去，酋长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政治流动性比较大。但间接统治实施后，世袭的贵族取代了原有制度，僵化的制度随之出现，弄出一批终身酋长，他们要负责的对象是在自由城或英国庇护者，而非辖内的百姓。另一方面，英国也乐得用其他方式颠覆制度，譬如说，用比较合作的人取代合法的酋长。事实确实如此，塞拉利昂独立后，出过两名总理的马盖家族，就是在茅屋税之乱中支持英国，反对当时在位的酋长尼亚马，因此取得下班塔大酋长的位置。尼亚马下台后，马盖家族从此把持大酋长的位置直至2010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殖民地塞拉利昂与独立国塞拉利昂之间不乏制度上的延续。英国设置产销协议会向农民征税，后殖民地政府依样画葫芦，而且变本加厉，税率更高。英国利用大酋长建立间接统治，独立后的政府不仅未将此一殖民制度废止，而且继续用于乡村的治理。英国建立钻石独占事业并企图排除非洲人参与，独立后的政府依旧如此。英国建铁路有利于治理曼德兰，史蒂芬斯却不以为然。英国信任自己的军队，曼德兰如果叛变，大可以派他们去应付；碰到同样情况，史蒂芬斯却不这样认为。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强大的军队往往成为统治者的威胁，基于这个理由，史蒂芬斯削弱军方的力量，压制军队，并建立只效忠于他的准军事单位而将武力私人化，也因此使得本已微弱的政府权力加速萎缩。取军队而代之的，最先是国家安全局，简称I S U，成了塞拉利昂受苦受难的人民口中的I Shoot U（我毙了你）。接下来是特别安全局，简称S S D，到了人民口中，成了Siaka Stevens’s Dog（塞卡·史蒂芬斯的狗）。但没有军队的支持，到头来反而为政权的垮台埋下了祸根。1993年4月29日，在斯特拉瑟上尉的领导下，一群为数不过三十名的军人就把全民国会党的政权给拉了下来。
塞拉利昂的发展，也可以说是倒退，是恶性循环的最佳写照。首先是英国殖民当局建立了榨取式制度，独立后，非洲的政客也乐得接棒，整个模式与下撒哈拉非洲如出一辙。加纳、肯尼亚、津巴布韦，以及其他许多非洲国家，独立后都怀着相同的希望，然而，恶性循环却使这些国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一再重演，而且其恶性随着时间愈演愈烈。举例来说，在所有这些国家，英国人建立的产销协议会及间接统治均持续不变。
恶性循环有其本质性的症结。榨取式政治制度导致榨取式经济制度，肥了少数瘦了多数。因榨取式制度而得利的人一旦拥有了资源，便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及佣兵，收买司法，操纵选举，如此一来，不仅可以继续掌权，更可占尽优势保护体系的运作。因此，我们可以说，榨取式经济制度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制造了平台，而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中，权力无价，因为权力可以无往不利，可以中饱私囊。
榨取式政治制度也可以让权力的滥用无所限制。权力是否导致腐败容或有辩论的余地，但阿克顿勋爵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则是千真万确的。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纵使是为了造福社会，不惜运用总统的权力打破最高法院的限制，但广纳式的美国政治制度却不容许，打消了他想要解除自己权力限制的企图。在榨取式政治制度之下则不然，权力的运用，不论其如何扭曲及反社会，都难以予以节制。1980年，塞拉利昂中央银行总裁班古拉批评史蒂芬斯的政策漫无节制，没过多久就惨遭谋杀，从中央银行大楼的顶楼被推落到一条名叫“塞卡·斯蒂芬斯街”的马路上。因此，榨取式政治制度往往造成恶性循环，原因无他，对于想要窃取及滥用政府权力的人，这种制度丝毫无法加以遏阻。
还有一种力量也会带来恶性循环，那就是榨取式制度制造了没有限制的权力及巨大的收入差距，其结果将会增加政治赌博的赌注。不管是谁，一旦掌控了政府，就会使他成为过度的权力及财富的收益者，因此为了掌控权力及利益，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内斗的诱因，这股推动力在玛雅城邦及古罗马就曾经上演过。由这个角度来看，从殖民政权继承了榨取式制度，许多非洲国家便撒下了权力斗争及内战的种子，一点都不令人惊讶。相较于英格兰内战及光荣革命的冲突，这种斗争大不相同。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变政治制度、限制权力的行使，也不是要产生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抓权自肥，以其他人为刍狗。在安哥拉、布隆迪、乍得、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利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卢旺达、索马里、苏丹及乌干达，当然还有塞拉利昂，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更详细地看到，这种冲突转变成血腥的内战，制造了惨重的经济破坏，以及人类空前的痛苦——同时也导致了国家的失败。
（2）从赐封到强占土地
1993年1月14日，卡比欧宣誓就任危地马拉总统，并任命卡斯第洛为财政部长，西尼巴迪为发展部长。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祖先都是16世纪初来到危地马拉的西班牙征服者。卡比欧著名的先人是卡多纳，卡斯第洛则与贝纳尔·卡斯第洛有血缘关系，后者亲身参与征服墨西哥，所写的纪事是最著名的见证之一。科尔蒂斯为酬赏他的功劳，任命他出任圣地亚哥（现在的危地马拉的安提瓜）总督。卡斯第洛与卡多纳两个人都跟其他征服者如阿瓦拉多一样，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危地马拉社会学家阿尔竺的分析指出，危地马拉有一个由二十二个家族组成的核心群体，并通过婚姻与核心以外的二十六个家族结合。她所做的系谱及政治研究显示，这些家族从1531年起就掌控了危地马拉的经济与政治。若将哪些家族属于这个菁英阶层的定义再放宽一点，那么在1990年代，这些人占了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强。
在塞拉利昂以及多数下撒哈拉非洲，独立后，领导人承接了殖民政权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恶性循环于是形成。但在危地马拉，如同我们在大部分中美洲地区所看到的恶性循环，其形式更为简单也更为赤裸：拥有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人直接架构制度，确保其权力得以延续，而且无往不利。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不仅使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不坠，使统治阶层的同一批人得以持续当权，也使得低度发展持续不变。
西班牙征服时期，危地马拉已经居民稠密，玛雅人的总人口数约在两百万左右。但和其他地方一样，在中南美洲，疾病与剥削同样导致大量死亡，总人口数直至1920年代才又恢复到此一水平。和西班牙帝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赐封制度下，征服者都可以分配到原住民。如同我们在墨西哥及秘鲁所看到的殖民情况，赐封是一套强迫劳役制度，后来由产品配销制度取代，这在危地马拉又称为“诫命”制度。菁英阶层的组成包括征服者后裔及少数原住民，不但享有各种强迫劳役所带来的福利，而且通过名叫贸易领事馆的商业行会组织来掌控贸易，实行独占。大部分危地马拉人住在高山上，远离海岸。由于运输费用高昂，以致出口经济不振，刚开始时，土地并没有什么价值，绝大部分还是掌握在原住民手里，这些人拥有的大片称为“合作农场”的共有土地，其余部分则多属于无主之地，名义上为政府所有。如此一来，控制贸易并征收赋税当然要比掌控土地更能生财。
和在墨西哥一样，危地马拉的统治阶层也把加的斯宪法看成眼中钉，恨不得跟墨西哥的统治阶层一样早日宣布独立。在与墨西哥及中美洲联邦短暂结盟后，1839年至1871年间危地马拉处于卡瑞拉的独裁统治之下。这段时期内，征服者后裔与原住民菁英阶层大多因循殖民时代的榨取式经济，贸易领事馆并未随着独立而有所改变。虽然这是当初西班牙王室设立的机构，但共和政府却乐得将它保留下来。
如同墨西哥一样，独立不过是当地既有菁英发动的一场政变，他们一如往常继续掌控让他们获利良多的榨取式制度。讽刺的是，这段期间贸易领事馆依旧执掌国家的经济发展事务。但一如独立之前，贸易领事馆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它虽然负有基础建设如港口及道路的开发责任，但就和奥匈帝国、俄罗斯及塞拉利昂一样，这种事往往会带来创造性破坏，可能动摇到制度的稳定。因此，对于基础建设的开发，抗拒总是多于落实。举例来说，当时可用的港口都在加勒比海，而且全都被贸易领事馆掌控。濒临太平洋的苏奇特佩克斯计划开辟一个港口，但领事馆根本不愿意碰太平洋这一边，因为这个地区一旦有了港口，就会为高原城市如马萨特南哥及克隆尔特南哥提供更方便的出口，并为货物打开新的市场，如此一来，势将威胁到贸易领事馆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全国道路的兴建本来也是贸易领事馆的责任，但道理也一样。因此，开路根本免谈，以免强化了竞争者，或在未来危害到本身的垄断。危地马拉西部及洛萨多地区的克隆尔特南哥也有同样的交通要求。但洛萨多与苏奇特佩克斯之间的交通一旦获得改善，就会产生新的商人阶级，成为竞争者，威胁到首府地区的贸易领事馆商人。道路于是没有获得改善。
这种菁英统治的结果是，当世界其他地方都在快速改变时，危地马拉却陷入了时光扭曲，停顿在19世纪。但危地马拉终究逃不过外面世界的影响。拜科技创新所赐，如蒸汽火车、铁路及更快速的新型船只，运费因而降低了，更重要的是，西欧及北美人民的收入大幅提高，为许多产品创造了大量的需求，而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正是这些产品的潜在产地。
19世纪初，靛青跟胭脂两种天然染料是主要出口的产品，但咖啡显然更有利润。危地马拉有许多适合种植咖啡的土地，咖啡栽种乃开始扩散，而且完全未经贸易领事馆的协助。等到世界市场的咖啡价格看涨，国际贸易扩张，有暴利可图时，危地马拉的菁英阶层开始对咖啡产生兴趣。随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长期统治的独裁者卡瑞拉终于在1871年遭到推翻，举事者就自称是自由党。自由主义的含义或许因时而异，但在19世纪的美国及欧洲，它的含义类似今天所谓的放任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以及自由贸易。但在危地马拉，情况稍微不同。最初由格拉纳多领导，1873年之后由巴里奥斯接手，危地马拉的自由党人多半并非怀抱自由派理想的新人，大体上来说，当权的仍然是那些旧家族。他们维持榨取式政治制度，重整经济体系，大肆开发咖啡。他们的确在1871年废除了贸易领事馆，但整体的经济环境已经改变。这时候，咖啡的生产及输出成了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
咖啡生产需要土地及劳工。为了弄到土地开辟成咖啡田，自由党大力推动土地私有化，但事实上根本就是强占土地，任他们夺取原来共有的或政府的土地。尽管抗争激烈，但由于危地马拉的高度榨取式政治制度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菁英阶层还是获得了胜利。1871年至1883年间，将近一百万亩土地，大部分是原住民共有地及荒地，落入菁英阶层手中，从此咖啡产业迅速发展，目的是要成就巨大的产业。私有化土地的拍卖，买主通常都是传统的菁英阶层以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至于协助大地主取得劳工，则是通过自由党政府的强制力量，将各种劳役体系加以改组或强化。1876年11月，总统巴里奥斯行文危地马拉各省省长，予以指示：
“国家现有广大区域的土地有待耕耘开发，需要用到迄今仍然置身国家生产行列之外的劳工，阁下当尽力协助农业的外销：
1、 凡有辖内农田地主要求劳工，所需无论五十或一百，请阁下自辖区内的印第安人乡镇供应。“
独立之后，强制征用劳工的产品配销制度始终没有废除，但现在它的范围及时间都增加了。1877年117号行政命令规定，产业若在同一管区，雇主可申请并接受政府派遣最多六十名劳工，为期十五天，若在管区之外，为期三十天。雇主若有需要，可重新提出申请。劳工召集属强制性的，除非劳工出示工作薄，显示最近已服过此类劳役，且工作表现良好。所有乡村劳工强制携带工作薄，里面记载的包括服务过的对象，以及欠工记录。许多乡下劳工都欠雇主的工，欠工的劳工未经允许不得脱离现任雇主。177号命令进一步规定，唯一可以免召的理由就是出示欠工的记录。劳工完全被绑死。这些规定之外，还通过了许多游民法，任何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有一份工作，马上就会根据产品配销制度或其他类型的强制劳役制度加以征召，或强制他接受农场的雇佣。如同19及20世纪的南非，1871年的土地政策，目的就是要破坏原住民的生计，迫使他们屈就低工资的工作。配销制度一直存在到1920年；工作薄以及全套游民法则要到1945年才废除；那一年，危地马拉第一次尝到短暂的民主滋味。
1871年之前，危地马拉菁英阶层的统治都是通过军事强人，咖啡产业起飞后，他们依旧如此。乌比克在1931年至1944年担任总统，任期最长。1931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乌比克完全没有对手，因为没有人会笨到跟他作对。和贸易领事馆一样，任何事情，只要会促成创造性破坏，或危及他的政权以及他与菁英阶层的利益，他都反对到底。因此，他反对工业的理由和奥匈帝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及俄罗斯的尼古拉一世如出一辙：工业劳工会制造麻烦。在一项堪称空前绝后的立法中，他的压迫偏执狂表露无遗，禁止使用某些文字，诸如“劳工”、“工会”及“罢工”，任何人如果用了这类字眼，便有牢狱之灾。乌比克尽管有权，但菁英阶层才是幕后牵线人。1944年，反对力量崛起，叛逆的大学生带头，开始组织示威，民众的不满高涨，6月24日，有三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菁英阶层，签署了一封谴责该政权的公开信“三三一备忘录”。7月1日，乌比克辞职下台。1945年，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民主政权，但在1954年遭到政变推翻，并导致一场血腥内战，直到1986年危地马拉才重获民主。
对于自己建立的榨取式政治及经济制度，西班牙的征服者一点都不感到良心不安，他们不远千里来到新世界，无非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思。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所建立的制度大多缺乏长远打算。举例来说，给予劳工征用权的赐封制度只是一时之计。如何建立一套能够再持续四百年的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事实上，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一路下来曾经有过重大改变，但始终不变的则是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其结果就是恶性循环。榨取的形式有变，但制度的榨取式本质及菁英阶层的认同没变。在危地马拉，赐封、产品配销及贸易独占让位给了工作薄及强占土地，但多数的玛雅原住民仍然继续扮演低工资的劳工角色，没受教育，没有权利，没有公共服务。
如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危地马拉是典型的恶性循环，榨取式政治制度支持榨取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服务，并延续菁英阶层同一批人的权力。
（3）从奴隶到吉姆·克劳
在危地马拉，在菁英阶层的严密控制下，榨取式制度一直从殖民时代持续到现代。制度的任何改变，都是适应环境改变的结果，譬如强占土地就是咖啡产业起飞带动起来的。美国南方的经济制度同样也是榨取式的，直到内战为止。经济与政治由南方的菁英阶层控制，就是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及奴隶的庄园主。奴隶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经济权利，事实上，他们什么权利都没有。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南方因榨取式的经济及政治制度而比北方贫穷得多。南方缺少工业，基础建设的投资极少。1860年，南方制造业的总产出还比不上宾夕法尼亚、纽约或马塞诸塞一个州。相较于东北部有35%的人生活在都市，南方只有9%。铁路的密度（铁路里程数除以土地面积），北方高出南方三倍，运河里程数的比例亦同。
地图18所示为1840年美国各州奴隶占人口的百分比。很明显，在南方的某些州，奴隶占极大比例，譬如密西西比河沿岸各州，奴隶占人口的比例高达95%。地图19所示则是这种情形所造成的结果之一，1880年制造业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当然，如果拿20世纪的标准来看，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却清楚说明了北方与南方的差异。在东北方多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都超过10%，相对的，在南方，尤其是奴隶高度集中的地区，制造业的人口基本上是零。
甚至在南方专精的领域上，它的创新表现也乏善可陈。从1837年至1859年，与玉米及小麦相关的发明，平均每年发表的专利分别是十件和十二件；同南方最重要的作物棉花相关的专利，平均每年只有一件。工业化及经济成长何时会起步，一点迹象都没有。但内战失败之后，经济及政治的基本改革上路，奴隶制度废除，黑人也有了投票权。
这些重大的改变为南方开启了彻底的转型，从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并将南方带上经济繁荣的道路。但恶性循环再一次展现。榨取式制度阴魂不散，这一次不再是奴隶，而是“吉姆·克劳”（Jim Crow）在南方涌现。吉姆·克劳一词源自19世纪初期一出讽刺剧“詹璞·吉姆·克劳”（Jump Jim Crow），由戴“黑面”的白人饰演黑人，这个词后来指的是1865年之后南方为种族隔离所制订的各种法律。这些法律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另一波巨浪——民权运动——兴起。同一时期，在权力上，黑人持续遭到排挤与压迫，以低工资及教育贫乏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庄园式农业仍很普遍，南方的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平均收入。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顽强程度远超过众人预期。
大卫·佛里蒙《吉姆克劳法和种族主义》
尽管奴隶制度已经废除，黑人也拥有了投票权，南方的经济及政治轨迹却未改变，关键在于黑人的政治力量过于薄弱，经济又无法独立。南方的种植大户虽然打了败仗，却赚得了和平。这些地主仍然极有组织，也仍然拥有土地。内战期间，解放的奴隶曾经得到承诺，只要奴隶制度废除，他们就可以获得四十亩土地及一匹驴子，有的人甚至在谢尔曼将军的著名战役期间就已经得到了。但在1865年，约翰逊总统撤销了谢尔曼将军的命令，期待中的土地重新分配从来没有发生。国会针对此一问题辩论时，众议员朱利安颇有先见之明地说：“如果贵族力量的旧农业基础仍然存在……国会又有什么办法完全废除奴隶制度呢？”这就是旧南方的“恢复”以及旧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持续不坠的开始。
社会学家维纳研究阿拉巴马州南部棉花主要产地黑人带（Black Belt）五个郡的种植大户。他利用美国的人口普查资料追踪当地家族，将不动产价值一万美元以上的列入考虑，结果发现，1850年的二百三十六个种植大户中，到1870年仍有一百零一个存留。有趣的是，此一存留的比例和内战前的情形非常相近：1850年时二百三十六个最富有的种植大户家族，十年之后仅一百一十个存留下来。然而，1870年时二十五个拥有最多土地的种植大户中，有十八个家族（占72%）在1860年就已经名列菁英阶层；其中十六个在1850年就已经属于菁英集团。内战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六十万，种植大户的伤亡却只是少数。法律由种植大户设计，也为种植大户服务，奴隶主拥有的奴隶只要达到二十个，就有兵役豁免权。当成千上万的人为保卫南方的庄园经济而阵亡时，许多大奴隶主和他们的儿子却置身事外，因此也才能够确保庄园经济的持续不坠。
战争结束后，控制土地的种植大户还是能够控制劳动力。尽管奴隶经济制度已经废除，证据显示，南方以庄园式农业及廉价劳工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仍然持续存在，并通过各种渠道维持不坠，其中包括把持地方政治及运用暴力。其结果是，用美国非洲裔学者杜波依斯的话来说，南方变成“一处恐吓胁迫黑人的武装营区”。
1865年，阿拉巴马州议会通过黑人法，为压迫黑人劳工竖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与危地马拉的177号行政命令如出一辙，阿拉巴马黑人法的内容包含游民法规，以及禁止“诱拐”劳工的法规，主要目的是要阻止劳工的流动并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买方竞争，确保南方种植大户继续拥有可靠的廉价劳工来源。
内战之后，从1865年至1877年是所谓的“重建”时期。这段期间，在联邦军的协助下，北方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推动了一些社会改革。但南方菁英阶层却以支持所谓的“恢复派”为掩饰，有系统地开始反扑，重建了旧体系。1877年总统选举海耶斯需要南方在选举人团中的支持。沿用至今的选举人团制度，是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间接选举制度的核心。公民的选票并不直接选出总统，而是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在选举人团中选出总统。南方人同意支持海耶斯，但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联邦军队退出南方，一切交由南方自行处理。海耶斯同意。在南方的支持下，海耶斯当选，如约撤出军队。1877年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内战前的大种植户卷土重来，南方的“恢复”包括开征新的人头税，以及投票需接受识字测验，目的无非是要有系统地剥夺黑人的公民权，连贫穷的白人也不例外。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得逞，结果造成民主党一党执政，政治权力大半落入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手里。
吉姆·克劳法制造了黑白隔离而且质量较差的学校。举例来说，1901年阿拉巴马修改州宪法，目的就是为此。令人惊讶的是，阿拉巴马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虽然已经不再施行，却仍陈述如下：
“立法机构有责任建立及维持公立学校体系，分配公立学校经费，区隔白人及有色人种孩童的学校。
立法机构应在州内建立、组织及维持自由开放的公立学校体系，造福7至21岁的孩子。公立学校经费应按学龄学生人数的比例分配各郡，并应按照此一比例分配郡内各地区或城镇的学校，尽其所能提供地区或城镇同样的学期长度。必须提供白人与有色人种孩童不同的学校，不同种族的孩童不得进入另一种族的学校就读。”
2004年，修改州宪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的修正案在州议会中以些微票数落败。
剥夺公民权、诸如阿拉巴马州黑人法的游民法规、各种吉姆·克劳法，乃至三K党（Ku Klux Klan）的暴力行为，往往都有菁英阶层的资助与支持，这些事情将内战之后的南方变成为一个实际上的种族隔离社会，白人与黑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如同南非一般，所有这些法令与措施的目的，无非就是要控制黑人及其劳动力。
南方出身的政治人物在华盛顿也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得以持续存在。举例来说，任何联邦计划或公共建设，只要会危及南方菁英阶层对黑人劳动力的控制，他们必会全力阻挡，不令通过。结果是，尽管进入了20世纪，南方大体上仍是一个农业社会，教育水平低落，工业技术落后，没有机械设备的协助，仍然使用手工操作及驴子的力量。都市人口的比例虽然增加，但却远低于北方。举例来说，1900年时，南方的都市人口占13.5%，相较之下，东北部地区则为60%。
总而言之，建基于地主菁英阶层的权力、庄园式农业，以及低工资、低教育的劳动力，美国南方的榨取式制度顺利进入了20世纪，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动摇，并在民权运动摧毁其政治基础后才真正瓦解。也只有到了1950年与1960年代，这些制度完全走入历史之后，南方才开始迅速与北方趋同。
美国南方的例子充分显示了恶性循环韧性十足的另一面：如同在危地马拉，南方的种植大户菁英阶层始终大权在握，他们架构经济与政治制度，确保权力的延续。但不同于危地马拉的是，内战失败后，奴隶制度废除，彻底排除黑人参政的宪法规定逆转，美国南方面对着重大挑战。但办法不是只有一种，重要种植大户菁英阶层控制着庞大的土地，仍然有良好的组织，就能架构出一套新的制度，以吉姆·克劳取代奴隶制度，达到相同的目标。事实证明，恶性循环之顽强，远远超过许多人的想象，包括林肯在内。以榨取式政治制度为基础，制造出榨取式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又回过头来支持榨取式政治制度，因为经济的财富及权力收买了政治权力，恶性循环于是形成。当四十亩地及一头驴子落空时，那就表示南方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经济力量丝毫未变。既不令人惊讶而又十分不幸的则是，南方黑人的命运与南方的经济发展同样丝毫未变。
（4）寡头铁律
1974年，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历史悠久的所罗门王朝，为首的是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统筹委员会。统筹委员会所推翻的政权，仿佛是冻结在某个遥远的世纪，错置了时代。王朝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每天抵达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在19世纪所建的大皇宫广场时，宫外挤满显要朝臣，躬身等候他的莅临，渴望得到他的青睐。皇帝在议政厅听政，高踞宝座之上（塞拉西身材矮小，为了不使他的双脚悬空，因此特别设置一名仆役，皇帝所到之处都带着垫子跟在一旁，确保皇帝脚下必有安稳的垫子可踏。仆役所携带的脚垫多达五十二个，以应付各种不同状况。）在塞拉西的领导下，是一套极端榨取式的制度，治理国家有如一己私产，顺者昌，逆者亡。埃塞俄比亚在所罗门王朝统治下，毫无经济发展可言。
统筹委员会最初由全国各个军事单位的一百零八位代表组成。海拉尔省第三团的代表是一名陆军少校，名叫孟吉斯图·马里安姆。1974年7月4日，统筹委员会的军官们最初宣布他们效忠皇帝，但没过多久就开始逮捕政府官员，测试反弹的强度。等到他们发觉塞拉西根本就得不到支持时，就把矛头指向皇帝，并于9月12日将其逮捕，接下来，处决开始了。旧政权的核心政治人物纷纷遭到杀害。到12月，统筹委员会宣布埃塞俄比亚为社会主义国家。1975年8月27日，塞拉西身亡，可能死于谋杀。1975年，统筹委员会开始将财产国有化，包括全部的都市与乡村土地，以及绝大部分私有财产。随着政权的威权行径不断提高，反对力量开始在全国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殖民势力大肆扩张期间，孟尼利克二世挟阿杜瓦战役胜利的优势统一了埃塞俄比亚大部分地区，其中包括北部的厄立特里亚、提格里及东部的奥加登。统筹委员会的暴政统治点燃了独立运动，厄立特里亚与提格里趁索马里军事入侵讲索马里语的奥加登之际发动独立。同一时期，统筹委员会内部发生派系分裂。孟吉斯图少校以其残酷及聪明脱颖而出，他在1977年中击败主要对手，实际掌握整个政权，并于年底接获大批苏联与古巴武器及军队才免于瓦解。
1978年，统筹委员会筹备推翻塞拉西政权四周年庆典。此时孟吉斯图在统筹委员会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挑战。大皇宫自逊王罢黜之后就空着，他拿来当作自己统治全埃塞俄比亚的官府。庆典当中，只见他端坐镀金大椅，俨然旧朝诸皇，在那上面检阅部队。政务如今又重回大皇宫处理，坐在海尔塞拉西的宝座上，孟吉斯图自比19世纪中叶中兴所罗门王朝的皇帝特沃德罗斯。
当时的一位部长乔吉斯在回忆录中这样写着：
“革命之初，旧朝遗风我们全都弃如敝屣，不开车，不穿西装，领带视同罪恶，任何让人看起来体面或小资产阶级的，任何跟奢华或精致沾上边的，全都被打成旧秩序。后来，到了1978年，一切都变了。物质享受逐渐被接受，然后就开始要求。欧洲最佳设计师设计的服装成了政府高级官员及军事委员会大员的制服，我们拥有的全都是最好的，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威士忌、香槟及食物。革命的理想全都打翻了。”
孟吉斯图成为独裁者的变化，乔吉斯也有生动描述：
“孟吉斯图露出了原形：睚眦必报、残忍、霸道……我们当中许多人以往跟他聊天都是手插口袋，一副哥儿们的样子，如今却发现，只要他一出现，我们就立正站好，毕恭毕敬。以前跟他说话，我们总是你呀你的，现在却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改称“您”了。他搬进了孟尼利克皇宫的办公室，又宽大又豪华……开始使用皇帝的坐车……我们原来要的是一场平等的革命，如今他倒自己当起皇帝来了。”
从海尔塞拉西到孟吉斯图，从塞拉利昂英国殖民总督到史蒂芬斯，这中间的转移，道尽了恶性循环的模式，其极端与怪异实在值得奉上一个特别的称号。如同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提过的，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之为的寡头铁律。米歇尔斯强调，寡头统治以及所有的阶层组织，其内在逻辑就是它们会复制自己，不仅在当权的群体内部会如此，甚至一个全新的群体接手之后亦然。米歇尔斯或许没有想到，这恰好呼应了马克思的一段评论：历史是会重演的——首演是悲剧，重演则是闹剧。
非洲许多后独立时期的领袖，和他们取而代之的殖民地政权及皇帝如出一辙，不仅搬进同一座宫殿，运用同一个恩庇网络，使用同样的手法操纵市场与榨取资源，而且往往变本加厉。坚定反对殖民的史蒂芬斯竟然也想掌控曼德族，跟英国一样；他所依赖的一批酋长，也正是英国人赋予权力控制内陆的同一批人；处理经济事务他也亦步亦趋，用同一个产销协议会剥削农民，用相似的独占事业垄断钻石；这确实是一场闹剧。还有卡比拉，同样也是闹剧，悲惨的闹剧：他挥军反对蒙博托的独裁，誓言解放老百姓，终结导致国贫民困的贪污腐化，甚至带来更严重的灾难。更荒谬的是，他居然听信蒙博托时代的新闻部长伊隆哥，在他的怂恿和协助下，大搞个人崇拜，而蒙博托政权剥夺大众的模式，则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刚果自由国国王利奥波德创造的。还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军官孟吉斯图，有朝一日也住进了皇宫，自比皇帝，还如同海尔塞拉西与之前的帝王一样积累自己和亲信的财富，这当然也是闹剧。
这全都是闹剧，但其悲惨更胜于原版的悲剧，而且不只是因为希望破灭而已。史蒂芬斯与卡比拉和非洲许多统治者如出一辙，都是以杀戮政敌开始，然后以屠杀无辜百姓告终。孟吉斯图与统筹委员会的政策使得原本土地肥沃的埃塞俄比亚一再发生饥馑。历史在重演，但演出却扭曲变形。1973年瓦娄省发生饥荒，海尔塞拉西视若无睹，最后导致群起反对他的政权。塞拉西视如无睹也就罢了，孟吉斯图更把饥荒视为打击政敌的政治工具。历史不仅是闹剧，是悲剧，对埃塞尔比亚及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的老百姓来说更是异常残忍。
寡头铁律——恶性循环的特殊面向——就是新领袖承诺做激进的变革，但在推翻旧统治者之后，不但承诺落空而且变本加厉。就某种程度来说，相较于恶性循环的其他形式，寡头铁律更令人难以理解。美国南方与危地马拉榨取式制度的顽强持续，其逻辑非常清楚。同一个群体几百年来不断宰制经济与政治，譬如内战后美国南方的种植大户，即使碰到了挑战，他们的权力仍能不动如山，继续维持并重新创造一套类似的榨取式制度，让他们再度获利。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那些打着激进变革的旗帜取得权力，却又再度使用相同制度的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度显示，恶性循环比初看起来要更加强韧。
但并非所有的激进变革都注定失败。光荣革命就是激进变革，其结果堪称两千年来最重要的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激进，尽管有无政府状态、恐怖暴力以及拿破仑的蹿升，但并未让旧制度败而复活。
在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更为广纳式的制度之所以出现，与三个因素大有关系。其一，新一代的商人都希望释放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并由此获利。这些新人本身就是革命阵营的关键人物，自不希望看到另一套榨取式制度出现，使自己再度成为牺牲品。
其次，这两个个案都是以广大的联盟为基础。例如，光荣革命就不是小团体或特定利益所发动的政变，而是一次获得商人、实业家、士绅，以及各种政治团体支持的运动。大体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亦然。
第三个因素则和英国及法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有关。这两个国家为自己打造的环境都有利于更广纳式的新政权得到发展。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国会和分权的传统，在英国可以追溯到大宪章，法国则可以推至显贵会议。更重要的是，两次革命发生时，专制政权或有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条件都已经弱化。惟其如此，其政治制度才不利于新统治者或小团体控制政府，滥用当时的经济财富，建立既不受监督又能维持长久的政治力量。法国大革命后期，罗伯斯庇尔与圣茹斯特所领导的小团体虽然大权在握，而且制造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毕竟只是暂时的，并未阻断通往更广纳式制度的道路。相对地，在有些社会中，极端榨取式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行之多年，统治者的权力不受节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这类社会中，既没有新一代的商人支持并资助反对力量，抗衡现行政权，争取更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广泛的联盟足以构成彼此的牵制，更没有政治制度足以遏止新统治者篡夺并滥用权力。
其结果不难想象，在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及刚果，恶性循环更加难以抵抗，往广纳式制度的移动更不容易展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手握大权掌控政府的人，这些地方也没有传统的制度可以加以节制。非洲某些地方存在这类制度，有的地方，如博茨瓦纳，甚至在殖民时期都还存在。但在塞拉利昂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制度就不发达，就算有，也被间接统治扭曲了。在英国别的非洲殖民地，诸如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情形也是如此。至于埃塞俄比亚，在专制王朝的统治下，这类制度根本就付诸阙如。在刚果，原住民的制度则被比利时殖民统治者及蒙博托的独裁政策阉割殆尽。在这些社会，也不会有新一代的商人或企业家支持新政权，并要求保障财产权，终结旧的榨取式制度。事实上，只要是殖民时期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根本就不会有太多的企业或商业留下来。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后殖民时期的非洲独立国家，通过政府的计划及私人部门的经营，将可以带来经济成长。但事实上根本没有私人部门——除了农村，但农民在新政府中却又没有代表，因此也就成为新政权的第一个猎物。最重要的或许是，在这些地方，只要有权在手，就会有巨大的利益。这些利益不但吸引肆无忌惮之辈，譬如想要独揽大权的史蒂芬斯，另一方面，一旦当权了，他们连最坏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恶性循环因此无法打破。
（5）负向反馈与恶性循环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大体上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三百年里的某个时间点，成功发展出广纳式制度。这些制度经由良性循环的过程而续存下来。即使开始时广纳性有限，有时候甚至极为脆弱，但却产生了动力，创造出正向反馈的过程，逐渐扩大广纳性。英格兰没有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之后变成民主政体。差得远了，只有少数人拥有正式代表，但关键的是，它是多元的。政治多元化一旦站稳脚跟，自有一股趋势推动制度愈变愈具有广纳性，纵使过程颠簸曲折。
在这方面，英国是典型的良性循环。广纳式政治制度对权力的行使及滥用形成节制，同时也有利于创造广纳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头来增强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延续力。
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由于财富不是集中在小群体的手里，他们无法利用经济力量不成比例地扩充政治权力。更重要的是，在广纳式经济制度下，利用政治权力谋取到的利益相对有限，因此也削弱了每个群体或野心勃勃的人企图掌控政府的诱因。各种因素在关键时期汇聚，包括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带来的机会及挑战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都是广纳式制度的肇因，如同英格兰的例子所显示。但是当广纳式制度到位了，便不再需要相同因素的汇聚才能保障制度的续存。良性循环虽然依旧受到偶然性的支配，但却能够使制度延续，甚至释放活力，带领社会走向更大的广纳。
良性循环使广纳式制度得以持续，恶性循环则产生巨大的力量使榨取式制度得以延续。我们将在第十四章看到，历史并非定数，恶性循环也非不能打破。但恶性循环是具有韧性的。它会创造强大的负向反馈过程，以榨取式政治制度打造榨取式经济制度，然后又回过头来为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续存打下基础。在危地马拉，这种情形再清楚不过，同一批菁英阶层的人，先是在殖民统治下，然后在独立之后，持续把持权力不放，长达四个世纪之久，榨取式制度充实了他们的荷包，他们的财富则为他们的统治支配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美国南方的庄园经济，恶性循环同样一览无余，唯一不同的是，这里也展现了恶性循环遭到重大挑战时的韧性。美国内战之后，南方的种植大户失去了经济与政治控制权，庄园经济的基础——奴隶制度——遭到废除，黑人获得平等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只不过内战并未彻底种植大户菁英阶层的政治力量或其经济基础，到头来，他们仍然能够改头换面重建其体系，凭借其当地的政治力量达到同样的目的：用之不竭的低价劳工供庄园使用。
当然，这种形式的恶性循环——菁英阶层控制榨取式制度并因此获利，进而得以持续壮大——并非恶性循环的唯一形式。一种刚开始令人想不通，但同样恶性也同样真实的负向反馈形式，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及经济发展，例如大部分的下撒哈拉非洲，特别是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称这种形式为寡头铁律，亦即一个掌控榨取式制度的政权被推翻，紧跟而来的新主子也利用同一套邪恶的榨取式制度。
这种类型的恶性循环，其逻辑在事后来看也很容易理解：榨取式政治制度对于权力的行使并没有什么限制，因此，推翻前独裁者并承接国家政权的人，使用权力或滥用权力基本上也不会受到节制；至于榨取式经济则意味着，只要大权在握、剥夺别人的资产、设立独占事业，利益及财富就会滚滚而来。
当然，寡头铁律并非真正的定律，不像物理学定律那样。它无法指出某种必然的结果，譬如英格兰的光荣革命或日本的明治维新告诉我们的。
在许多转向广纳式制度的例子当中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一个取得权力的广泛结盟，能够挺身反对专制统治，并以更广纳、更多元的制度取代专制统治。唯有广泛结盟所发起的革命，才比较可能产生多元的政治制度。在塞拉利昂及埃塞俄比亚，寡头铁律之所以可能不只是因为既存的制度是高度榨取性的，同时也因为前者的独立运动及后者统筹委员会的政变都不是由广泛的结盟所发起，而是由想要夺取权力以便自己榨取利益的个人及团体发动的。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个面向，更具有毁灭性，我们在第五章讨论玛雅城邦时曾讨论过。榨取式制度制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统治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与不受限制的权力，因而会有许多人想夺取政府、掌控制度。所以，榨取式制度不只为下一个更高榨取性的政权铺路，同时也会引发不断的内斗及内战，造成人民的更大痛苦，甚至摧毁这些社会所达到的些许中央集权。这往往也会导致法纪荡然，政府失灵，政治混乱，把经济繁荣的希望摧毁殆尽。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详谈。
13、当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1）津巴布韦的乐透大奖
时间，2000年1月，地点，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主持人贾瓦瓦正在主持乐透抽奖仪式。国营乐透彩券是由部分国营的津巴布韦银行主办，1999年12月的时候，只要在账户里有津巴布韦币五千元以上存款的客户都有机会中奖。贾瓦瓦抽出彩券，整个人呆住了。当时的情形按照津巴布韦银行的公开陈述：“抽奖仪式主持人费勒·贾瓦瓦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的彩券抽出来送到他的手上时，他看到上面写的居然是穆加贝阁下。”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自1980年统治津巴布韦以来频施铁腕，无所不用其极。总统中了乐透大奖，奖金津巴布韦币十万元，大约是该国人均年收入的五倍。津巴布韦宣布，穆加贝先生的名字是从数万名合格客户中抽出来的。多么幸运的人呀！用脚趾头想也知道，他根本不需要这笔钱。事实上，穆加贝最近才为奖励自己和他的内阁成员，大幅调薪200%。
乐透彩券只不过是为津巴布韦的榨取式制度多添一个笑柄而已。说它是贪腐，当然可以，但它终归只是津巴布韦制度已经生病的症状之一。只要他想，甚至连乐透都会中，这事除了显示穆加贝在津巴布韦予取予求之外，也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这个国家的榨取式制度。
罗伯特·穆加贝和格蕾丝·穆加贝。格蕾丝接手经营她丈夫没收的白人奶牛场，加装许多昂贵的电气设备。英国《每日电讯报》2012年3月19日报道，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和妻子格蕾丝被指拖欠津巴布韦供电局22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20万元）的电费。由于电力短缺和债台高筑，这家供电局已经开始减少电力供应，在全国实行轮流停电措施。
当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榨取式制度。穆加贝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果。津巴布韦国家统计数字尽管并非十分可靠，但按照最佳的估计，2008年津巴布韦的人均收入只及1980年该国独立时的一半而已。光是这一点，听起来就已经相当耸动，但事实上却还没有抓到津巴布韦生活水平恶化的全貌。整个政府其实已经土崩瓦解，任何基本的公共服务几乎都付之阙如。2008年至2009年，卫生系统严重恶化，导致全国爆发霍乱，到2010年1月10日，公布罹病个案多达98741例，死亡人数4923，为过去十五年来非洲最严重的霍乱疫情。同时，大量失业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09年初，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署公告，该国失业率高达令人难以置信的94%。
如同大部分的下撒哈拉非洲，津巴布韦许多经济及政治制度，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1890年，罗德斯的不列颠南非公司派遣一支远征军进入恩德贝勒人在马特贝乐澜建立的王国，同时也进入紧邻的马修纳兰，并挟优势的武器，很快地压制了非洲原住民，1901年，南罗德西亚——以罗德斯取名——殖民地在今天的津巴布韦地区成立。如此一来，此一地区成为不列颠南非公司的私有特许地，按照罗德斯的预期，经由珍贵矿物的探采，将可大赚其钱，但事与愿违，丝毫没有进展，反倒是肥沃的农地吸引了白人移民。新垦殖者很快就兼并了土地，并于1923年脱离不列颠南非公司的管制，说服英国政府准许他们成立自治政府。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如南非十年前的翻版。1913年的原住民土地法，在南非制造出一个二元经济。罗德西亚有样学样，也通过了一项非常相似的法案，1923年之后不久，一个白人专政的种族隔离国家成立。
1950年代晚期及1960年代初期，欧洲殖民帝国崩溃，约占人口5%的罗德西亚白人菁英阶层，在史密斯的领导下于1965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罗德西亚的独立不仅只有少数国家承认，遭到联合国施加经济及政治制裁，黑人则组织游击队，发动游击战争，基地均设在邻邦莫桑比克及赞比亚。因为国际压力，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及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两个主要团体发动的叛乱，结果经由谈判终结了白人统治。1980年，津巴布韦国成立。
独立后，穆加贝迅速建立其个人统治，对于反对势力，不是予以武力扫除，就是加以兼并，其中最残暴的暴力行动，发生在1980年初期的马特贝乐澜，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的根据地，屠杀达两万人之多。到1987年，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并入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组成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恩科莫退出政治。穆加贝得寸进尺，将他由独立谈判所承接下来的宪法加以修改，从总理摇身一变而为总统，并取消独立协定中明订的白人投票权，最后，到1990年，干脆废除参议院，垄断立法机构的人事，方便自己予取予求。一个以穆加贝为首的一党独大国家于是诞生。
独立之初，穆加贝接收了白人政权所建立的一套榨取式经济制度，其中包括一大堆的价格及国际贸易管制，国营事业及强制性的农业产销协议会。政府雇员迅速扩增，工作都派给爱国阵线的支持者。政府对经济施以严密管制，大有利于爱国阵线的统治阶层，因为如此一来，独立的非洲本地商人阶级无法出现，因此不至于有任何势力有能力对现行政治的垄断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十分类似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1960年代的加纳。当然，讽刺的是，这样一来，商人阶级就只剩下白人了。这段时期内，主要的白人经济力量，特别是高产能的农业输出部门都为受到影响，但这也只维持到穆加贝失势为止。
经济管制与市场介入的模式逐渐难以维持，终于爆发财政危机，1991年，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下，一连串的制度变革开始上路。恶化的经济表现终于导致严重的政治反对，民主改革运动的出现对爱国阵线的一党专政形成重大威胁。1995年国会选举，爱国阵线完全没有敌手，囊括81%的选票，一百二十席中赢得一百一十八席，其中五十五席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的。次年的总统选举，违法舞弊更是明目张胆。穆加贝赢得93%的选票，只不过他的两名对手穆佐雷瓦及西托利，早已在投票前就退出选举，并指控政府胁迫舞弊。
2000年之后，贪腐依然，爱国阵线的掌控开始弱化，选举仅获得49%的支持，当选六十三席。这一切都是民主改革运动竞争的结果，该党囊括首都哈拉雷的全部席次。2002年总统大选，穆加贝牟足了全力才获得56%的选票。两次选举爱国阵线之所以能够过关，完全得力于暴力胁迫，外加选举舞弊。
面对政治掌控的衰落，穆加贝的回应是加强压迫并采取政策收买。他对白人地主展开全面攻击，从2000年开始，鼓励并支持一连串广泛的土地占用与征收，以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为首，由一批号称前独立战争的战士出面，大肆没收土地，但大部分却都成了爱国阵线菁英的囊中之物。穆加贝与爱国阵线的大肆搜刮使财产权失去保障，导致农业输出与产量崩盘。由于经济崩溃，剩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印钞票收买支持，结果又导致一发不可收拾的恶性通货膨胀。2009年1月，其他货币——譬如南非币蓝特——开始合法流通，津巴布韦货币在市场上绝迹，成为废纸一张。
1980年之后在津巴布韦所发生的一切，在独立的下撒哈拉非洲其实司空见惯。1980年，津巴布韦承接的是一套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第一个十五年，所有这些都原封未动。尽管有了选举，政治制度一点都不广纳。经济制度多少虽有改变，举例来说，不再公然歧视黑人。但整体来说，制度还是榨取式的，唯一的差别是，榨取者不再是艾恩·史密斯及白人，而是换成穆加贝及爱国阵线上场中饱私囊。长期下来，制度性榨取变本加厉，津巴布韦人的收入因而崩盘。津巴布韦的政治与经济失败，可以说是寡头铁律的另一个证明——在这里，艾恩·史密斯的榨取及压迫政权由穆加贝的榨取、贪腐及压迫政权取代。2000年穆加贝的假乐透中奖，只不过是贪腐加上历史所形成的冰山之一角。
当前的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榨取式经济制度无法产生诱因，激励人民储蓄、投资并创新。榨取式政治制度则支持这类经济制度，并为这些因榨取而获利的人巩固权力。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永远都是国家失败的根源，尽管因环境不同而有细节上的变化。在许多例子中，譬如我们会在阿根廷、哥伦比亚及埃及中看到的，这种失败呈现的是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动，因为政治人物乐于榨取资源，或者打压任何足以威胁到他们及经济菁英阶层的独立经济活动。在某些极端的例子，譬如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接下来将会讨论到——榨取式制度为彻底的国家失败铺路，不仅摧毁了治安，甚至连最基本的经济诱因也扫除殆尽。其结果是经济停滞——如安哥拉、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海地、利比里亚、尼泊尔、塞拉利昂、苏丹及津巴布韦等国最近的历史——内战、难民、饥馑与疫病连年，使这些国家今天比1960年代更为穷困。
（2）儿童十字军？
1991年3月23日，桑科带领一批武装人员从利比里亚越界进入塞拉利昂，攻击南部边界城镇凯拉洪。桑科是前塞拉利昂陆军下士，1971年因参与反对史蒂芬斯的流产政变被捕下狱，获释后跑到利比亚落脚，进入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上校为推动非洲革命而成立的训练营，在哪儿认识了阴谋推翻利比里亚政府的泰勒。1989年圣诞夜，泰勒入侵利比里亚，桑科随行，然后带着泰勒的一群手下——大部分是利比里亚人及布基纳人（布基纳法索人）——入侵塞拉利昂，自称革命联合阵线，并宣称此次前来是要推翻腐败独裁的全民国会党政府。
前一章已经提到，史蒂芬斯及其领导的全民国会党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及爱国阵线如出一辙，接收并强化了塞拉利昂殖民统治的榨取式制度。1985年，史蒂芬斯罹患癌症，由约瑟夫·马默接替，经济开始崩溃。“牛拴在哪里就吃到哪里”，史蒂芬斯常喜欢引用这句格言，看来不是说着玩的。史蒂芬斯以前的吃，换了马默则变成狼吞虎咽。道路崩坏，学校解散。1987年，新闻部长把发射台给卖了，国家电视台只好停止运作，1989年，自由城外的一座转播无线电信号的无线电塔倾倒，首都的信息传播因此终止。首都自由城一家报纸1995年刊出一篇分析报道，句句属实：
“马默统治到了末期，停止给付公务员、教师，甚至大酋长薪水。中央政府垮台，接下来，边界遭到侵犯，”叛徒“及自动武器从利比里亚蜂拥而入。政府消失，临时执政委员会、”叛徒“及”叛军“全都一如预期地乱成一团，但它们都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它们只是症候。”
马默统治下的国家应声而倒，只不过是史蒂芬斯统治下极端榨取式制度恶性循环的结果，意味着1991年革命联合阵线的入侵已经势不可挡，塞拉利昂完全无力抵抗。由于史蒂芬斯担心军队推翻自己，早已将军方去势，因此，只要有相当少数的武装分子闯入，轻易就能够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制造混乱。他们甚至发表一份宣言“民主的小径”，开宗明义引用黑人知识分子法农的话：“每一个世代都应该冲破混沌，找到自己的使命，完成它或背叛它。”接着，开始了“我们为何而战”的部分：
“我们不断地战斗，因为我们厌倦了政府一手制造的贫穷，厌倦了独裁政权与军阀连年加之于我们的人性堕落，厌倦了永远做待宰的羔羊。但我们将会节制，继续耐心等待和平的来临——到时候，我们将得胜。我们委身追求和平，安拉绝不会在我们奋力重建新塞拉利昂的时候放弃我们。”
虽然桑科及革命联合阵线的其他领袖早先都受过政治上的冤屈，而老百姓饱受全民国会党榨取式制度的压迫，一开始时或许也是激励他们加入运动的动力，但情况急转直下，完全失控。革命联合阵线的“使命”让整个国家陷入极大痛苦，在塞拉利昂南部的基欧玛，一个青少年作证说：
“他们把我们一些人集合起来……挑出我们的一些朋友，两个人，将他们杀害。这些人的父母都是酋长，家里有军靴及地产。他们被枪毙，理由不过是他们窝藏军人。酋长也遭到杀害，因为他们是政府的一部分。他们选出新的酋长，一直说他们是要来解放我们脱离全民国会党的压迫。总而言之，他们不是挑人来杀，只是枪毙人而已。”
入侵的第一年，革命联合阵线所有理智的认知都荡然无存，任何人只要批评日益升高的暴行，桑科一律杀无赦。为期不久，便再也没有人愿意加入革命联合阵线。结果他们转而强迫征召，特别是儿童。事实上，各方面都如此，军队也不例外。如果说塞拉利昂内战是一场为建立更美好社会而发动的十字军圣战，到头来，也是一支儿童十字军。冲突因杀戮及大规模的人权践踏，包括集体强暴与断手割耳截肢而大幅升高。每当革命联合阵线接管地方时，也会从事经济剥削，最明显的就是在钻石矿区，强征民伕投身钻石采矿，而且实际上，这种情形到处皆然。
暴行、屠杀与强征民伕并不是革命联合阵线的专利，政府照样如此。正因为法纪荡然，人民才难以分辨谁是军人谁是叛徒。军队纪律完全瓦解。至2001年战争结束，死亡人数可能高达八万，整个国家破坏殆尽，道路、房舍及建筑全遭摧毁。今天如果前往东部一个主要钻石生产区科伊度，被烧毁与弹痕累累的房舍触目皆是。
到1991年，塞拉利昂政府完全失灵。我们回想一下夏姆国王在布尚是怎么崛起的：他建立榨取式制度巩固权力，榨取整个社会的产出。但话又说回来，尽管是榨取式制度又加上中央集权，却胜过卡赛河另一边的利利人，既没有治安也没有中央权威或财产权的情况。最近十年来，这种治安荡然的情形成了非洲许多国家的命运，其部分原因固然在于下撒哈拉非洲延迟了政治集权化的过程，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亦即榨取式制度的恶性循环使原有的政府集权遭到颠覆，因此走上了政府失灵的道路。
十年血腥内战期间，从1991年至2001年，塞拉利昂成为失灵政府的典型，它开始成了另一个惨遭榨取式制度蹂躏的国家，既邪恶又缺乏效率。国家之所以失败，不在于地理或文化因素，而在于榨取式制度的传统，把权力及财富集中于少数控制政府的人手中，种下动乱、冲突及内战的祸根。榨取式制度忽视最基本的公共建设，也是形成政府逐渐失灵的直接因素，塞拉利昂就是一个例子。
榨取式制度剥夺人民的财富，使人民一穷二白，阻碍了经济发展，这种情形在非洲、亚洲及南美洲都司空见惯。泰勒一手掀起了塞拉利昂内战，同时也开启了利比里亚的血腥冲突，同样也在那儿导致了政府失灵。榨取式制度崩溃导致内战与政府失灵，在非洲俯拾皆是，诸如安哥拉、象牙海岸、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刚果共和国、索马里、苏丹及乌干达。榨取为冲突铺路，一如千年前玛雅城邦高度榨取式制度的下场。冲突的结果则是政府失灵。所以，国家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失灵，而这又是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数十年统治的结果。
（3）谁才是政府？
津巴布韦、索马里及塞拉利昂，都是非洲贫穷国家的典型，或许亚洲也不乏其例。难道拉丁美洲国家就没有失灵的政府吗？难道他们的总统就不至于厚颜无耻到诈中乐透吗？
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山脉往北逐渐与一大块濒临加勒比海的海岸平原合一，哥伦比亚人称这里为“热乡”，有别于安第斯山的“寒乡“。过去五十五年来，多数政治学者及国家都把哥伦比亚视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这个国家，美国不仅乐于与之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而且给予各方面的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哥伦比亚曾经经历过短暂的军事统治，1958年之后，选举定期举行，尽管在1974年以前，该国两个传统政党——保守党与自由党——曾经签署协定，同意轮流执政及担任总统。但不管怎么说，此一协定——国民阵线——毕竟经过哥伦比亚人民公投核准，其为民主似无疑义。
然而，哥伦比亚虽然拥有长久的民主选举历史，却没有广纳式制度。相反的，其历史充斥着妨碍公民自由、私刑处决、对平民施暴以及内战的污点，跟我们期待的民主政治结果大相径庭。内战在塞拉利昂造成政府与社会的瓦解，国家陷入极大的混乱，在哥伦比亚虽然不同，但它仍然是一场内战，而且造成了更大的伤亡。1950年代的军事统治本身就是一场西班牙文名之为”暴力“的内战产物，从此以后，层出不穷的叛乱团体，多数为共产革命分子，荼毒乡村，从事绑架与谋杀。在哥伦比亚乡村，如果想要免于这两种灾难，就必须”接种疫苗“，意思就是每个月向武装暴徒缴付保护费，换取绑架及谋杀的免疫。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士兵。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于2011年6月8日证实，中国中化集团下属哥伦比亚Emerald公司4名中国员工当天在哥伦比亚南部被武装分子绑架。哥伦比亚被称为“贩毒王园”，也是世界闻名的“绑票之国”。据悉，此次绑架中国工人事件系该国最大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所为。http://roll.sohu.com/20110610/n309799628.shtml
哥伦比亚的武装团体并非全都是共产主义者。1981年哥伦比亚主要的共产党游击团体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在热乡安提欧吉亚省东北方一个名叫阿玛菲的小镇绑架了一名农民杰苏·卡斯塔诺，要求支付七千五百美元赎金，这在哥伦比亚农村算是一笔不小的钱。家人抵押农地筹足款项，但最后还是替被链子绑在树上的父亲收尸。卡斯塔诺的三个儿子，卡洛斯、费代尔及范森忍无可忍，成立了一个自卫组织洛坦格洛追杀革命武装部队成员复仇。三兄弟善于组织，不久，随着自己的团体扩大，便开始与其他志同道合的类似准军事团体合作。左派游击队肆虐，因而有敌对的右派自卫组织兴起，哥伦比亚许多地区均饱受其害。自卫组织通常是地主用来防卫游击队的武力，但也涉入毒品运输、勒索、绑架及谋杀。
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女杀手玛丽莲。 玛丽莲在2004年10月被自己的组织处决，原因很简单：她的新男友是位政府军士兵，而她的组织与政府军翻脸了。玛丽莲被组织标准处决叛徒方式处决：乱石击打，然后击毙，痛苦地结束了25岁零2个月的生命。http://photo.dahe.cn/2011/10-27/100910576.html
1997年，卡斯塔洛兄弟领导的自卫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自卫组织，哥伦比亚联合自卫队。联合自卫队势力扩及全国各地，特别是热乡的科尔多巴省、苏克里省、玛格达列拉省及西撒省。到2001年，联合自卫队手下可供调派的武装人员多达三万，而且将组织打入了不同领域。科尔多巴有一个自卫组织布洛克卡塔通博，领导人是萨尔瓦多·曼库索。随着力量的成长，联合自卫队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准备涉入政治。自卫组织与政治人物之间互有所需。联合自卫队的几名领导人筹备了一次会议，在科尔多巴省的圣塔非的拉多里与重要的政治人物会面，发表了一份联合文件，一项协定，呼吁”国家重建“，参与签署的人士包括联合自卫队的领导成员，诸如”乔治四十“、帕兹及维西诺，以及政治人物，诸如国家参议员孟提斯及埃斯皮里拉。到了这个阶段，联合自卫队的势力已经遍及哥伦比亚，对他们来说，拿下2002年的众议院及参议院选举乃是轻而易举的事。举例来说，在苏克里省的圣奥诺夫里自治市，选举就是自我组织领袖卡德纳操盘。一个目击者描述所见到的情况：
“卡德纳派遣的卡车四出，前往圣奥诺夫里附近的乡镇及农村地区载人。根据居民的说法……数百名农民为了2002年的选举被载到普兰帕里佐镇，让他们认识参加国会选举候选人的长相，包括选参议员的莫勒诺及选众议员的里巴洛。
卡德纳把市议会议员的名字都放进一个袋子，然后拿出两个说，如果里巴洛没选上，这两个人以及其他随便挑出来的人都得死。“
威胁显然奏效，两个候选人在整个苏克里都得到了四万票。无疑的，圣奥诺夫里市长也签署了圣塔菲的拉力多协定。2002年的选举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众议员及参议员是靠自卫组织的支持当选，自卫组织在哥伦比亚控制的地区有多广，从地图20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曼库索在一次访问中自己也招认：
“有自卫组织的省份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占35%，在这些省份，收税的人是我们，伸张正义的是我们，我们有军队，控制地方上的土地，所有想要从政的人都必须来跟我们派在那里的代表打招呼商量。“
由此不难想象，在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上，自卫组织对政治及社会的影响。联合自卫队的扩张并不是一件和平的事。这个团体不单是对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而已，他们也杀害无辜的平民百姓，恐吓驱赶成千上万人致使其流离失所。根据挪威难民理事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监测中心统计，2010年初，哥伦比亚人口中大约有10%，约四百五十万人流离失所。此外，诚如曼库索所说，自卫组织根本就接管了政府及其一切职能，唯一例外的是，所收的税全进了他们自己的口袋。自卫组织领袖蓝诺斯与陶拉米那、阿瓜祖尔、玛尼、维拉鲁耶瓦、蒙特利及沙巴那加拉等市的市长都签订了特别协定，下列由”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所订定的规则，市长必须遵守：
”9.市政预算的50%由自卫组织管理。
10.市政当局所签订的每份合约10要给付（于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
11.义务协助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所召开之所有集会。
12.每一项基础建设计划均应包括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
13.加入卡山那尔农民自卫组织所组织的新政党。
14.完成他/她的治理计划。“
卡山那尔并不是一个贫穷省份，相反的，该省的人均收入高于哥伦比亚其他任何省份，因为该省拥有油田，自卫组织觊觎的也正是这项资源。事实上，一旦大权在握，他们马上有系统地加强地产的搜刮，以曼库索为例，累积城市与乡村地产价值就高达二千五百万美元。据估计，自卫组织在哥伦比亚搜刮的土地多达全国农村土地的十分之一。
以哥伦比亚来说，虽然还不算是一个行将崩溃的失灵政府，却是一个政治集权不足，政令无法完全行于其领土的政府。尽管在大城市地区如波哥大及巴兰基亚仍能提供治安及公共服务，但在大部分乡下地区，不仅少有公共服务之提供，而且法纪几乎荡然，而是由另类的势力及个人——如曼库索——当家作主，控制政治及资源。整个国家一分为二，部分地区拥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及创业能力，但在别的地方，制度却是榨取式的，政府甚至连最起码的权威都没有。
像这样一种情况，竟然还能维持数十年至数百年，或许很难理解。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做为一种恶性循环，自有其本身的逻辑。动乱以及缺乏集权的政府体制，与运作社会不同功能面向的政治人物进入一种共生关系。在法治不彰的乡下地区，政治人物大肆搜刮，而政府又放任自卫组织团体予取予求，如此一来，共生关系形成。
这种模式在2000年代尤其显著。2002年，乌里贝当选总统。这位新总统有某些地方与卡斯塔诺兄弟类似，父亲也遭到革命武装部队杀害，竞选的主要政见之一就是反对前任政府与革命武装部队媾和。在2002年的选举中，在自卫组织控制的地区，他的得票高出其他地区三个百分点。到了2006年，他在这些地区的得票更高出11%。曼库索及其同伙既然能够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操纵选票，在总统选举中当然也做得到，更何况他们是在支持一个与他们有共同看法，对他们可能也比较宽大的总统。所以，2005年9月，曼库索的副手、联合自卫队西努及圣乔治兵团的前首脑安格力塔就宣布，他非常荣幸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竞选连任“效力。
一旦连任成功，自卫组织的参议院及众议员便在国会中全力配合乌里贝的要求，特别是在修宪方面，使他能够在2006年再度竞选连任——而这在他第一次任期中则是遭到否决的。为了投桃报李，乌里贝总统发布了一项宽大为怀的法令，准许自卫组织复员。所谓复员并不是遣散自卫组织，而是让其在哥伦比亚大部分地区及自卫组织控制的地区制度化，使其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哥伦比亚的经济及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愈趋广纳，但某些严重的榨取式制度仍然存在。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方，法治不彰及财产权没有保障已经成了地方上的宿疾，之所以会如此，其症结则在于许多地区国家政府根本管不到，以及哥伦比亚缺乏中央集权的政府形式。但这种情形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本身乃是恶性循环的结果：哥伦比亚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政治人物制造诱因，让他们愿意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及治安，也没有足够的约束力阻止他们与自卫组织及黑帮进行或明或暗的勾结。
（4）小畜栏
2001年，阿根廷陷入经济危机。连续三年，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国家累积大量外债。此一情况肇因于梅内姆政府为遏止1989年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以稳定经济所采用的一项政策。这项政策有一度算是成功的。
1991年，梅内姆让阿根廷比索绑定美元，法定一比索兑换一美元，汇率不变。事情到此为止。嗯，还差一点。为了让百姓相信政府真的是会贯彻法令，于是说服老百姓到银行开美元账户，美元可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店流通，而且在全市的提款机都可以提领。这项政策或许有助于稳定经济，但却有一个大缺点，那就是使得阿根廷的出口变得非常昂贵，进口变得非常便宜。出口逐渐陷入停顿，进口则大量涌入。唯一补救之道就是借债，但却非长久之计。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担心比索还能维持多久，把更多的钱存入美元账户。不管怎么说，万一政府撕毁法令，比索贬值，他们还有美元账户可以保命，对吧？大家都担心比索固然没错，但对美元未免也太乐观了。
2001年12月1日，政府冻结所有的银行账户，最初以九十天为期。每周只能领少量的现金。刚开始时，二百五十比索还抵得二百五十美元；接下来，要三百比索了。但这也只准从比索账户提领，任何人都不准从美元账户提领美元，除非同意把美元换成比索。但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阿根廷人把这种情况称为”El Corralito“，意思是”小畜栏“：存户跟牛一样被关进畜栏，哪里都去不了。到了1月，贬值终于挡不住了，一比索不再是一美元，很快的，四比索才能换到一美元。这下子，那些把钱存进美元账户的人都相信自己当初是做对了。但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政府强迫把所有的美元账户都换成比索，但仍维持原来一兑一的汇率。换句话说，原来存了一千美元的人，一转眼就发现自己只剩下二百五十美元。政府剥夺了老百姓四分之三的存款。
对经济学家来说，阿根廷是个令人困惑的国家。为了要说明阿根廷有多难了解，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说了一句名言：国家有四种，已开发的、未开发的、日本，还有阿根廷。库兹涅茨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阿根廷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接下来，相对于西欧及北美的其他富有国家，阿根廷却开始持续衰退，然后，到1970年及1980年代，竟变成无止境的衰退。阿根廷的经济表现，表面上看虽然令人不解，但从广纳与榨取制度的角度来看，衰退的原因就愈来愈清楚了。
1914年以前，阿根廷的确经历过约五十年的经济成长，但却是典型的榨取式成长。当时的阿根廷由一小批菁英阶层统治，大幅投资于农业出口经济，生产牛肉、兽皮和谷物，而又适逢这类产品的国际价格飞涨，经济也就随之扩张。这类榨取式制度的成长经验既没有创造性破坏也没有创新，又缺乏持续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动荡与武装叛乱逐渐增加，阿根廷的菁英阶层企图扩大政治体系，结果却导致动员失控，而在1930年发生第一次军事政变。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阿根廷就摇摆在专制与民主以及各种榨取式制度之间，其间曾有大规模的军事统治镇压，在1970年代达到高峰，至少有九千人甚至更多遭到非法处决，下狱刑求者更多达十几万人。
文人统治期间有选举，虽然号称民主政治，但政治体系的广纳性却极为不足。1940年代起，庇隆窜起，民主阿根廷落入了他所创的正义党——人称庇隆党之手。庇隆党选举屡战屡胜，完全得力于庞大的政治机器，通过买票、分赃、贪污，包括以政府合约及职位交换政治支持。就某种意义来说，这算是一种民主，但绝不是多元化的民主。权力高度集中于庇隆党，一党独大，监督制衡付诸阙如，可以为所欲为，至少在军方自我克制不打算拉他下台的时期是如此。如我们前面所见，庇隆的任何政策，最高法院如果胆敢挑战，下场只会更糟。
1940年代，庇隆以劳工运动起家。1970年及1980年代，遭到军方打压时，他的政党转而从事贿选，经济政策与制度的目的是要把利益输送给支持者，而不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1990年代，梅内姆总统碰到竞选连任的限制时，情形也如出一辙，大不了修宪拿掉限制就成了。从小畜栏事件就可以看出，尽管阿根廷有选举及民选政府，政府照样可以侵犯财产权，没收自己老百姓的财物，却连一点责任都不必负。对于阿根廷的总统及政治菁英，丝毫没有监督力量，当然更没有多元的制衡。
因涉嫌贪污和非法敛财罪，阿根廷联邦法院2004年4月20日签署缉捕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的国际逮捕令。花边：因2001年阿根廷经济的大衰退，前任总统卡洛斯·梅内姆被视为一个“活诅咒”。许多阿根廷人都忌讳提到他的名字。如果某个人一不小心提到，女性就会摸自己的左胸，男性就会摸自己左侧的睾丸来消除厄运。在2011年，媒体甚至拍到一名男子在与梅内姆握手的同时，他的左手在摸裤子的拉链。
相较于利马、危地马拉市，乃至墨西哥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独树一格，为什么？不仅令库兹涅茨不解，凡走访过这个城市的人莫不如此。没有原住民，没有奴隶的后代，放眼所见多是辉煌的建筑和屋宇，建于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岁月，一个”美好的时代“。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到的也只是部分的阿根廷。举例来说，梅内姆就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出生于拉里欧哈省的艾尼拉科——布宜诺斯艾利斯西北方山区——曾经三任该省省长。西班牙人征服美洲时，此一地区为印加帝国的边区，有稠密的原住民定居。（见图1）西班牙人来了以后，建立赐封制度，实施高度榨取式制度，发展粮食生产，并饲养骡子供北方波托西的矿工使用。事实上，拉里欧哈比较像秘鲁的波托西地区及玻利维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反而没那么像。19世纪时，拉里欧哈出过有名的大军阀基罗加，横行霸道此一地区，并曾挥军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政治制度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拉里欧哈这些内地省份与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和解的过程。停战协定约定，拉里欧哈的军阀们放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任其发展商业赚钱，条件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菁英阶层放弃改造”内地“的制度。就这样，阿根廷一开始看起来是与秘鲁、玻利维亚不同的世界，但是一旦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些优美的林荫大道，其实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阿根廷的制度发展之所以和其他榨取式拉美国家如此相似，原因就在于它的制度有很深的内地政治色彩与偏好。
选举并没有带来广纳式政治或经济制度，是拉丁美洲共同的特色。在哥伦比亚，自卫组织就可以搞定三分之一的选举。在委内瑞拉，如同在阿根廷，民选的查维斯政府打击政敌，将他们解雇赶出公务体系，关掉自己不喜欢的媒体，没收财产。但无论他怎么做，查维斯只会更有权力，绝不会像华博尔爵士1720年代在英国所受到的重重牵制，使他无法以黑面法案判亨特里奇有罪。亨特里奇若是落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或阿根廷，日子可就没那么好过了。
民主政治之出现于拉丁美洲，原则上确实是反菁英统治的，其理论与行动都是要重新分配菁英阶层所享有的权利及机会，但其根基却深植于榨取式制度，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数百年来榨取式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始终存在，在刚冒出头来的民主政治中，会使选民比较喜欢政策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当然不是说阿根廷人民天真，认为庇隆或新近的庇隆党人诸如梅内姆或基西纳夫妇*都是无私且为人民谋福利的，或委内瑞拉人民都认为查维斯是他们的救世主。相反的，许多阿根廷人与委内瑞拉人都清楚，其他所有的政治人物及政党，长久以来根本不曾为他们发声，乃至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公共建设，诸如道路与教育，并保护他们免于被地方上的菁英阶层剥削。因此，查维斯的政策尽管不免贪污与浪费，今天还是有许多委内瑞拉人支持，同样的，1940年代与1970年代，也还是有许多阿根廷人支持庇隆党人的政策。其二，政治之所以吸引那些强人如庇隆与查维斯，或让他们趋之若鹜，同样是由于榨取式制度作祟，而不是真想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党体系，为社会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庇隆、查维斯及拉丁美洲其他数十名强人，全都只是寡头铁律的另一个面向，而此一铁律则深植于菁英阶层所控制的政权。
*阿根廷前总统基西纳，其遗孀费尔南德兹为现任阿根廷总统。
（5）新专制主义
2009年11月，北韩政府实施了一项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改革。一般来说，往往都是因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才会有这类改革。1960年1月，法国就推行了一次货币改革，采用一种新法郎，一法郎相当于原来的一百法郎，但在改用新法郎的渐进过程中，旧法郎继续流通，人们甚至仍然用之报价。最后，2002年1月法国采用欧元，旧法郎才停止做为法定货币。北韩的改革表面上也是如此。和1960年的法国一样，北韩政府也决定把货币的两个零拿掉，一百旧朝鲜元等值于一元新朝鲜元。每个人都可以拿旧钞来换新钞，只不过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完成，而不是像法国那样经过四十二年。然后，真正的陷阱来了。政府宣布，每个人顶多只能兑换十万朝鲜元，虽然后来又放宽到五十万。十万朝鲜元当时的黑市汇率约为四十美元。就这样一扫，北韩政府就把北韩人民的私人财富扫掉了一大推；到底扫掉了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总数可能比阿根廷政府2002年的那一次搜刮还多。
北韩的政府是共产党独裁政府，反对私有财产及市场。但黑市很难管制，而且黑市都是用现金交易。当然，外币交易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中国货币，只不过多数交易还是用朝鲜元。货币改革的目的其实是要惩罚利用这类市场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他们还不至于太有钱太有力量以至于威胁到政府的统治。让老百姓穷一点才安全。黑市的问题只是其一而已。由于银行很少，而且都是国营，北韩人民都是用朝鲜元存钱。货币改革云云，政府其实是要用来搜刮人民的储蓄。
朴南基（红线圈内）1986年12月被提拔为全权负责人民经济的国家计划委员长，从此一直在第一线指挥朝鲜计划经济。2010年2月被免职。另据?Daily NK报道称，两名朝鲜官员3月12日在平壤的西山体育场在一些经济官员和朝鲜中央党员面前被枪决。这两名被处决的官员是前朝鲜财政部长朴南基和另外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委员长。报道说，执行官在行刑前宣布朴南基的罪行称他是“推行货币改革，使人民生活困苦的稀世逆贼”。北韩高层此举在于转移民众对“货币改革”的愤怒情绪。
尽管政府贬抑市场，北韩统治阶层却很懂得享受市场所生产的东西。前领导人金正日就拥有一栋七层楼的豪宅，设有酒吧、卡拉OK以及一个迷你电影院，地下室是一座大型泳池，设有波浪制造机，让金正日可以用装有小马达的冲浪板戏浪。2006年美国对北韩实施制裁，就知道其真正的要害何在。美国禁止六十项奢侈品出口到北韩，包括游艇、水上摩托车、赛车、摩托车、DVD播放机及二十九吋以上的电视机。丝质围巾、精品钢笔、皮草或皮箱从此绝迹。这些东西正是金正日及他的共产党统治菁英的收集品。一名学者利用法国轩尼诗公司的出货清单做出估计，经济制裁之前，金正日每年光是干邑白兰地的预算可能就高达八十万美元。
如果想要了解20世纪末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地区，就非得了解20世纪初的新专制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马克思的理想是一套可以在比较人道的条件下营造富裕繁荣与平等的体系。列宁及他的共产党虽然以马克思为蓝本，但实行起来却和理论大异其趣。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相当地血腥，一点人道也看不到。而平等也不在他的方案里，列宁及他的亲信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菁英阶层，自己高踞布尔什维克党的顶层。为了要达到此一目的，他们清算与铲除的对象不仅是非共产党分子，还有威胁到他们权力的同志。但接下去才是真正的悲剧：先是内战，然后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及其永无休止的清算斗争，杀人如麻，死者可能多达四千万人。俄国共产党残暴、压迫而血腥，但却不是唯一，同样的经济后果与人间苦难所在多有，譬如1970年代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中国及北韩，无一例外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都是邪恶的专制独裁及人权侵犯。人民受苦及血腥屠杀之外，共产党政权全都建立了各式各样的榨取式制度。经济制度，无论有市场与否，其目的就是要榨取人民的资源，又因为视财产权有如寇仇，结果往往制造了贫穷而非繁荣。在苏联，如我们在第五章所见，共产党制度刚开始时都能制造快速的成长，但接下来就跌跌撞撞，终至停滞。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以及北韩，结果则更具毁灭性，共产党经济制度还带来了经济崩溃及饥馑。
回过头来，共产党经济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共产党手中，完全没有权力的制衡。所有这些榨取式的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有别，但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却与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的榨取式制度别无二致。
（6）棉花王
棉花占乌兹别克出口的45%，是该国1991年苏联瓦解后独立以来最重要的农作物。苏联共产党统治期间，乌兹别克所有的农地分别由2048个国营农场控制，1991年之后，国营农场废止，土地获得分配，但这并不表示农民就可以独立运作。对于乌兹别克新政府第一任，也是有史以来唯一的总统卡里莫夫来说，棉花的价值实在重大。于是，管制的规定出来了，由此来决定哪些农民可以种植棉花，以及他们可以卖多少价钱。尽管棉花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很高，但农民的收入却少得可怜，其余的全都被政府收走。因此，没有人再愿意种植棉花，于是政府乃采取强制，规定每个农民都必须分出自己35%的土地种植棉花。如此一来，问题出现了。难题之一在于机具。乌兹别克独立时，大约40%的收成是由联合收割机收割。但1991年后，不管卡里莫夫总统的政权如何鼓励，农民就是不愿意再购买或维修这些机具。明白问题的严重，卡里莫夫想出一个对策，事实上是一个比联合收割机更廉价的方案，那就是学童。
棉桃开始成熟，九月初就可以采收，大约就在同一时间，学校也开学了。卡里莫夫下令地方政府分派学校棉花采收配额。九月一到，二百七十万学童（2006年数字）倾巢而出，老师也不再是老师，成了劳工招募员。古尔南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这样说：
“每个学年的开始，大约都是在九月初，学校的课都停了下来，学生都不上课，而是被派去采收棉花。事先都没有征得父母都是同意。（整个采收季节）连周休都没有，如果有孩子留在家里，不管什么理由，老师和管理员就会过来指责父母。每个孩子都分配一定的工作量，每天采收二十至六十公斤，依年龄而定。孩子如果没有达到工作标准，第二天早上就会遭到痛打。”
收成持续长达两个月，农村孩子比较幸运，分派到住家附近的田里，可以走路或搭公车前往工作。住得远的或从都市来的孩子就必须睡在棚子里或仓库中，与机器及动物共寝。工作时，没有厕所也没有厨房，孩子还必须自备午餐。
这种强制劳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以卡里莫夫总统——形同乌兹别克国王——为首的政治菁英阶层。学童应该会拿到薪资，但只是应该而已。2006年棉花的国际价格约为每公斤1.45美元，而学童每天二十至六十公斤的工作配额才得到三没分左右。如今，大约75%的棉花都是由学童采收。到了春天，学校放假停课，则是强制耕耘、除草及移植。
所有这一切都事出有因，绝非偶然。乌兹别克就和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一样，大家都以为苏联瓦解之后，国家获得独立，从此也展开了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殊不知，和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一样，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卡里莫夫的政治生涯始于旧苏联时期的共产党，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那一年，适逢其蹿升到了乌兹别克第一书记的位置，趁势把自己营造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并获得安全部队的支持，1991年12月赢得乌兹别克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总统选举。掌权之后，便开始镇压独立的反对势力，政敌不是锒铛入狱就是流亡海外。在乌兹别克，既没有自由的媒体，非政府组织也遭到封杀。强力的镇压于2005年达到高峰，当时在安集延就可能有七百五十人（或许更多）遭到警察及军队杀害。
一手指挥安全部队，一手控制媒体，通过公民投票，卡里莫夫先把总统任期延长五年，然后又在2000年竞选连任，任期七年，得票高达91.2%。唯一的对手还宣布，自己也是投给卡里莫夫。2007年，再度竞选连任，得到88%的选票，众人皆视为舞弊的结果。乌兹别克的选举和斯大林在苏联全盛时期所用的那一套如出一辙。1937年，共产党党报《真理报》为传达苏维埃选举的紧张与刺激，写了一篇报道，《纽约时报》通讯记者丹尼将之翻译后改写，成了一篇著名的报道：
“午夜钟声响起。12月12日，最高苏维埃第一次公平直接普选的日子结束，结果即将宣布。
委员会仍然留在室内。寂静无声，灯光庄严，所有的人都全神贯注，紧张期盼，静待主席一一做好计票前所有的必要程序——核对名单检视有多少选民，又有多少人投票——结果确定是百分之百。百分之百！何等样的国家，何等样的选举，何等样的候选人，竟然得到百分之百的回应？
接下来，主戏登场。主席全神贯注检视箱子上的弥封，然后再由委员会委员检视。弥封完好，然后拆封，打开箱子。
四下一片静穆。选举监察员及主持人端坐，全神贯注，表情肃穆。
拆封袋的时间到了。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准备好了剪刀。主席起立。报票员已经备妥抄本。第一个封袋拆口，成为全场目光的焦点。主席抽出两张选票——白色的（登录联盟苏维埃候选人一名）及蓝色的（登录民族苏维埃候选人一名）——然后朗声唱出：”斯大林同志。“
顷刻间，静穆融化，室内所有的人都一跃而起，为斯大林主义宪法下一次直接普选的第一章选票雀跃欢呼，为一张上面写着宪法创始人名字的选票雀跃欢呼。“
相较于这种气氛，卡里莫夫竞选连任时的悬疑场面一定也不遑多让，斯大林那一套他学得熟透，什么时候该镇压，该政治管控，如何组织选举，他显然不输给斯大林的超现实主义。
在卡里莫夫统治下，乌兹别克成为一个政经制度极端榨取式的国家，人民贫穷，三分之一生活于贫困之中，年均收入约一千美元。但其他的开发指标却不差，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就学率为100%……当然，棉花采收季例外。识字率也很高，只不过，除了媒体全都遭到控制之外，政府也禁止书籍并检查网络。尽管多数人采收棉花每日所得不过区区几美分，卡里莫夫的家人及1989年后经过漂白的前共产党高官却都成了乌兹别克的新精英阶层，全都富甲一方。
卡里莫夫
卡里莫夫长女，古尔诺拉·卡里莫娃，绰号“乌兹别克公主”。大公网2013年11月5日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港人耳熟能详的争产肥皂剧情节，正在中亚国家乌兹别克（Uzbekistan）上演。独裁者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年届75，长女满心以为“继位”理所当然，却遭秘密警察头子打小报告。一份半裸照加贪污罪证黑材料档案，气得卡里莫夫怒掟烟灰盅和手机，召女儿掴骂一顿后独自痛哭，长女随即急剧失势。西方关注乌国高层权斗会否触发政变，令中亚局势不稳。
卡里莫夫的女儿古尔诺拉一手掌控家族的经济事业，有朝一日可望继承父业成为总统。在这样一个凡事神秘而不透明的国家，没有人知道卡里莫夫的家人到底控制了哪些事业，拥有多大的财富，但美国公司Interspan的经验却可以说明过去二十年来乌兹别克的经济状况。棉花并不是乌兹别克唯一的作物，某些地方也适合种茶叶，于是Interspan决定投资，并在2005年时拿下30%的当地市场，但问题就接着来了。古尔诺拉看好茶业的远景，没有多久，Interspan的员工遭到逮捕、殴打及凌虐。事业不可能再经营下去，2006年8月，公司撤出，卡里莫夫家族迅速扩张的茶业事业接收其资产，市场占有率也于一夕之间从两年前的2%暴升至67%。
从许多方面看，乌兹别克都像是一个过去时代残留下来的遗迹。在一个家族及皇亲国戚的专制把持下，整个国家死气沉沉，经济基础以强制劳工为基础——事实上，还是强制童工。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充其量只是榨取式制度之下失灵社会的一块拼图，而且不幸的是，其他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塔吉克到土库曼——也都有着相同的命运，这也提醒我们，即便在二十一世纪，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依然能够发展出这样肆无忌惮的凶恶压榨形式。
（7）不公平的游戏
在埃及，1990年代是个改革时期。1954年军事政变推翻君主政体后，埃及一直是一个准社会主义社会，政府在经济上扮演核心角色。许多经济部门均隶属国营事业。多年之后，社会主义色彩褪去，似乎开始了市场开放、私人部门开始发展的过程。然而，市场并不开放，而是被政府以及少数与国家民主党挂钩的商人所掌控。国家民主党为总统萨达特1978年所创。到了穆巴拉克总统任内，商人涉入政党渐深，政党与商人的关系也日渐密切。我们在前言中已经谈过，穆巴拉克是在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出任总统，直到2011年2月才在抗议群众及军方联手下被逐下台。
大商人都位居政府要津，掌管业务多与自己的事业领域重叠。联合利华非洲、中东暨土耳其区前总裁莫哈默德出任外贸及工业部长；埃及最大旅游业者加拉那旅游公司老板兼总经理加拉那成为旅游部长；埃及最大棉花出口商、尼罗棉花贸易公司创办人阿巴查则成为农业部长。
在许多经济领域，商人说服政府通过国家管制限制新人进入，包括媒体、钢铁、汽车工业、酒类及水泥，全都以高进入障碍保护政、商关系良好的商人及公司。大商人向统治者靠拢，诸如艾兹（钢铁业）、沙威利斯家族（多媒体、饮料及电信业）、诺赛尔（饮料及电信业），不但接受政府保护及政府合约，向银行贷款甚至毋须附带保证。艾兹既是艾兹钢铁——埃及最大钢铁公司，生产埃及70%的钢铁——董事长，也是国家民主党高级党员及人民大会预算暨计划委员会主席，与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卡莫尔·穆巴拉克交情深厚。
穆巴拉克
199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由国际金融机构及经济学家推动，目的在于打开市场，降低政府在经济上的角色。不论在什么地方，这类改革的主要支柱都是国营事业民营化。墨西哥的民营化并未增加竞争，只是把国营的独占事业变成私营的独占事业，结果徒然肥了政、商关系良好的施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埃及。与当政者关系良好的商人对埃及民营化的措施具有强大影响力，使其有利于富有的商人菁英阶层，亦即当地人所说的“鲸鱼”。民营化上路时，整个经济全都落在三十二位鲸鱼手中。
其中一位是扎亚特，卢克索集团的首脑。1996年，政府决定将埃及啤酒专卖的阿尔阿拉姆啤酒厂民营化。以萨德为首的财团埃及金融公司参与投标。萨德为地产开发商，并于1995年成立埃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财团还包括前旅游部长萨尔腾、诺赛尔，以及另一名红顶商人拉加。整个团队的关系不错，但还是有所不足，出价四亿埃及镑，却以太低为由遭到退件。扎亚特的关系好得多。他拿不出钱来买酒厂，于是设计了一套施林式的巧妙计划。阿尔阿拉姆的股价第一次在伦敦股市出现浮动，卢克索集团就以每股68.5埃及镑取得74.9%的股份。三个月后，股份一分为二，卢克索便以每股52.5镑全数出手，净利36%，扎亚特乃以此集资，事隔一个月，仅以二亿三千一百万镑就买下了阿尔阿拉姆啤酒厂。当时的阿尔阿拉姆，光是年利润就有四千一百三十万埃及镑，现金储备九千三百万埃及镑。真是一笔好交易。1999年，刚刚民营化的阿尔阿拉姆又买下了民营化的国营葡萄酒公司嘉纳可利，更把独占事业从啤酒扩大到葡萄酒类。嘉纳可利是个非常赚钱的公司，躲在进口酒类3000%的关税后面，销售利润率高达70%。2002年，这个独占事业再度换手，这次是扎亚特把阿尔阿拉姆卖给海尼根，售价十三亿埃及镑，五年之内获利563%。
但诺赛尔并非总是输的一方。1993年，他买下民营化的埃尔纳斯尔装瓶公司。可口可乐在埃及的装瓶及销售，该公司拥有独占权。诺赛尔与当时公共事业部门主管关系良好，使他没经过什么竞争就拿下了所有权，两年后脱手，获利超过当初的三倍。另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末期国营电影事业的民营化。政治关系同样成为关键，居然只开放两个家族出价承购并经营，其中一个就是沙威利斯家族。
今天，埃及是个贫穷国家，虽然不像南边的下撒哈拉非洲那样贫穷，但国内仍有40%的人口生活于贫穷之中，每天的生活支出还不到两美元。讽刺的是，如我们在前面所见，19世纪在阿里的统治下，在制度改革及经济现代化方面，埃及的起步是相当成功的。但在埃及被大英帝国吞并前，阿里确实也曾制造了一波榨取式的经济成长。英国殖民时期，另一套榨取制度出现，并于1954年之后由军方延续下来。整体来说，纵使经济有所成长，教育也有投资，但绝大多数的人在经济上毫无机会，而新的菁英阶层却靠着政商关系大赚其钱。
在这里，榨取式经济制度又受到榨取式政治制度的支持。穆巴拉克企图建立专制王朝，培养儿子卡莫尔接班。计划眼看成功，却在2011年碰到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动荡示威四起，随着他的榨取式政权崩溃告终。纳赛尔担任总统时期，经济制度上颇有些广纳性，政府也开放教育体系，确实提供了以前法鲁克国王统治时期没有的机会。但这也正好说明，榨取式政治制度与广纳式经济制度的结合是不稳定的。
穆巴拉克统治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出现了，经济制度变得愈来愈榨取，充分反映了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分配。就某种意义来说，阿拉伯之春就是对这种情形做出的反抗，而且不独埃及如此，突尼斯亦然。突尼斯的榨取式制度成长了三十年，但随着总统本·阿里及其家族在经济上的日趋贪婪也开始出现了倒退。
（8）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国家在经济上失败是因为采行了榨取式制度。榨取式制度使国家深陷贫穷，同时也杜绝了通往经济成长的道路。这种情形所在多有，非洲有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南美洲有哥伦比亚及阿根廷，亚洲有北韩及乌兹别克，中东则有埃及之类的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其实都有显著的差异，有的位于热带，有的地处中纬度；有的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有的则是日本、西班牙及俄罗斯的殖民地。每个国家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语言及文化，唯一共通点就是榨取式制度。所有这一类的制度，基本上就是由一个菁英阶层设计一套经济制度，以广大的社会群众为刍狗，达到自肥且永久掌权的目的。但因每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历史及社会结构，因此，其菁英阶层的性质及其榨取式制度的细节也就各异。但不管多么的不同，这些榨取式制度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则是因为恶性循环作祟，至于这些制度之所以弄得民穷财尽，也是相同的道理。
举例来说，在津巴布韦，菁英阶层是1970年代带头打反殖民战争的穆加贝及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核心分子；在北韩，是金正日身边一小撮人及共产党；在乌兹别克，则是卡里莫夫、他的家人，以及他那批经过漂白的前苏联权贵。所有这些团体，性质明显不同，加上掌控的政体与经济各异，因此所采取的榨取式制度在形式上自然也就各不相同。举例来说，北韩是共产革命的产物，因此采取的政治模式便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980年代，尽管穆加贝曾邀请北韩军队进入津巴布韦帮他屠戮在马特贝乐澜的对手，北韩的榨取式政治制度却不适合津巴布韦，相反的，由于穆加贝取得政权打的是反殖民斗争的旗号，因此他不得不给自己的统治披上选举的外衣，但就算如此，没隔多久，他还是炮制出受宪法加持的一党独大国家。
相对来看，哥伦比亚拥有历史悠久的选举，脱离西班牙独立后，选举在历史上已经成为自由及保守两党分享权力的一套工具。菁英阶层不仅性质不同，数量也不一样。在乌兹别克，卡里莫夫绑架了苏维埃政权的残余，让他握有强有力的工具镇压并谋害非我族类的菁英阶层。在哥伦比亚，则是因为国家的中央政府缺乏权威，很自然地导致菁英阶层各立门户，事实上，多到有时候他们非自相残杀不可。但话又说回来，尽管菁英阶层与政治制度形形色色，这些制度通常都会巩固或复制孕育他们的菁英阶层。只不过，就像在塞拉利昂，有时候菁英阶层的内讧也导致政府崩溃。
不同的历史与结构意味着菁英阶层的身份及榨取式政治制度的细节会有差别，同样的，菁英阶层所建立的榨取式经济制度在细节上也会各有特色。譬如北韩，榨取的工具一脉相承，是从共产党的工具箱里搬出来的，无非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国家农场与国营工厂。
在埃及整个情况则和1952年以后纳赛尔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军事统治如出一辙。冷战期间，纳赛尔倒向苏联，没收外国投资，譬如英国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并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都纳入国有体系。但不管怎么说，埃及1950年及1960年的情形并不同于1940年代的北韩。对北韩来说，因为他们可以没收日本人留下来的资产，又有中国革命的模式做为范本，因此，建立一个更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模式经济其实再简单不过。
相对来说，埃及的革命充其量不过是一群军官发动的政变。因此，一旦埃及在冷战中改变立场倒向西方，对军方来说，横竖都是榨取，从中央司令部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不过一时的权宜而已，相对来说，也就容易多了。纵使如此，相较于北韩，埃及的经济表现到底比较好，关键则在于埃及制度的榨取性比较低。首先是，埃及没有北韩共产党那种窒息式的控制，光是政权与老百姓之间的和缓气氛，北韩政权就做不到。其次，即使是权贵资本主义，在政权青睐的那些人当中毕竟还是激发了一些投资动机，这一点，也是北韩完全没有的。
所有这些细节虽然很重要而且有趣，但更关键的教训还是在于更广阔的全貌，亦即所有这些案例都告诉我们，榨取式政治制度创造了榨取式经济制度，将财富及权力转移到菁英阶层手上。
国家不同，榨取的强度也明显各异，而且对社会的繁荣有重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在阿根廷，宪法与民主选举虽然运作不佳，无法促进政治多元化，但运作得比哥伦比亚要好。在阿根廷，至少政府还可以独占武力。原因之一在于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是哥伦比亚的两倍。比起津巴布韦与塞拉利昂，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菁英阶层的约束都做得比较好，其结果就是，津巴布韦和塞拉利昂比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穷得多。
恶性循环还有另一层意思，纵使榨取式制度已经导致政府瓦解，一如塞拉利昂与津巴布韦的情形，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已经看到过，国家碰到紧要关头时虽然可能会爆发内战与革命，但却不一定带来制度的变革。2002年内战结束以来，塞拉利昂的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可能性。
在2007年的一次选举中，史蒂芬斯以前领导的全民国会党重新执政。赢得总统选举的柯罗马与过去的全民国会党政府并没有什么关系，他任命的许多内阁亦然。但史蒂芬斯的两个儿子，保卡利和詹戈，却还出任大使分别驻美国及德国。从某个角度看，这情形比我们在哥伦比亚所看到的更不稳定。在哥伦比亚，长期以来，政府的权威在国内许多地方形同虚设，这是因为国内的政治菁英阶层全都只顾本身的利益，所幸核心的政府制度仍然足够强大，所以还能避免这种脱序转变成为完全失控。在塞拉利昂却不同，一则因为经济制度的性质更为榨取，再则由于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制度由来已久，整个社会不仅在经济上吃尽苦头，而且还在完全失序与多少有些秩序之间摇摆不定。但不管怎么说，长期的效应却是一样的：政府形同虚设，制度的性质则是榨取。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榨取式制度都由来已久，至少从19世纪就已存在，每个国家都陷在恶性循环之中。在哥伦比亚及阿根廷，始作俑者是西班牙的殖民统治。津巴布韦及塞拉利昂则可以追溯到英国19世纪末叶建立的殖民政权。在塞拉利昂，即使白人垦殖者缺席，政权仍是建立在榨取式的政治权力结构上，而且还予以强化。这些结构本身其实是恶性循环的结果，而恶性循环又要归咎于缺乏中央集权以及奴隶贸易所产生的恶果。在津巴布韦，还创造出榨取式制度的新形式，因为不列颠南非公司在那里制造了一个二元经济。乌兹别克接收了苏联的榨取式制度，然后和埃及一样，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苏联的榨取式制度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沙皇政权的延续，同样是寡头铁律的模式。过去二百五十年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因为有这些不同形式的恶性循环作祟，世界的不平等才得以出现，也才得以持续。
要解决当今国家在经济及政治上的失败，就必须将国家的榨取式制度转变成广纳式制度。恶性循环意味着这一切并不简单，但也非不可能，寡头铁律也不是不可避免。制度中某些之前存在的广纳成分，为对抗现行政权而出现的广泛联盟，甚或历史的偶然，都可以打破恶性循环。一如塞拉利昂内战，1688年的光荣革命其实也是一场权力斗争，但斗争在性质上却迥异于塞拉利昂的内战。可想而知，光荣革命之时，国会里面某些想要赶走詹姆斯二世的人，心里想的是要让自己成为新的专制统治者，一如英格兰内战之后的克伦威尔。但事实却是，国会已经够强大，而且组成了广大的联盟，包含不同的经济利益及不同观点，使得寡头铁律无法在1688年发生作用。而事实上运气也帮了忙，在国会与詹姆斯二世的对抗上站在国会这一边。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看看其他国家的例子，看看他们是如何打破窠臼，甚至是在榨取式制度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让制度往更好的方向转变。
14、打破窠臼
（1）三个非洲酋长
1895年9月6日，坦特伦古堡号邮轮停泊在英国南方的普利茅斯，三个非洲酋长，恩瓜托的卡玛、恩瓜克策的巴桐及奎那的赛博，下船后搭乘八点十分的特快车直奔伦敦帕廷顿车站。三位酋长此行到英国是有任务的，目的是要保住他们自己的及另外五个邦不被罗德斯夺走。恩瓜托、恩瓜克策及奎那地属茨瓦纳（Tswana），而茨瓦纳共包括八个邦，构成当时的贝专纳兰，亦即1966年独立后的博茨瓦纳。
几乎整个19世纪，部落都在与欧洲人做生意。1840年代，著名的苏格兰传教士利文斯顿走遍了贝专纳兰，并领着奎那的国王希凯勒皈依了基督教。圣经第一次翻译成非洲的语言，就是茨瓦纳的塞茨瓦纳语。1855年，英国宣布贝专纳兰为保护国。1853年，布尔人为逃避英国人的殖民，数以万计向内地展开大迁徙，茨瓦纳人就跟他们发生过冲突。另一方面，英国人也有自己的算盘，希望控制此一地区以堵住布尔人进一步的扩张及德国人可能的扩张。后者当时吞并了西南非相当于今天纳米比亚的地方。英国并不认为全民殖民化是值得去做的。高级专员雷伊1885年就清楚地概述了英国政府的态度：“除了开条路通往内地以外，我们对北边的马乐普——亦即贝专纳兰保护国——根本就没有兴趣；因此，我们目前会约束自己，以免保护国的部分受到入侵或外国势力的占领，无论管理或垦殖都尽可能少有作为。”
但对茨瓦纳来说，事情到了1889年有了变化，罗德斯的不列颠南非公司开始从南非向北扩张，掠夺了大片土地，亦即后来成为南、北罗德西亚，今天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到1895年，也就是三位酋长访问伦敦那一年，罗德斯盯上了罗德西亚西南方的领土，亦即贝专纳兰。酋长们都知道，如果土地落到了罗德斯的手里，灾难和剥削就在眼前。对他们来说，要以军事力量击败罗德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决心跟他周旋到底。最后他们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让英国统治也不要被罗德斯吞并。在伦敦传道会的协助下，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伦敦，想要说服维多利亚女王及殖民大臣张伯伦，扩大对贝专纳兰的控制，免遭罗德斯的进犯。
1895年9月11日，与张伯伦首次会晤，赛博首先发言，再来是巴桐，最后使卡玛。张伯伦表明，他会考虑用英国的控制阻止罗德斯。在此同时，三位酋长马上开始进行一次全国的旅行演说，竭力争取公众支持他们的要求。他们走访伦敦附近的温莎及雷丁并演说；他们去到南部的滨海城市南安普顿，去到张伯伦的政治大本营，中部地区的莱塞斯特及伯明翰；他们向北去到工业城市的约克夏、谢菲尔德、里兹、哈利法克斯及布莱福德；他们还往西去到布里斯托，然后往北到曼彻斯特及利物浦。
同一时间，远在南非，罗德斯已经箭在弦上，不顾张伯伦的强烈反对，准备对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展开武装攻击，亦即后来惨烈的詹姆森突袭。事情发展至此，除了对酋长们的艰难处境益发同情外，张伯伦已经不做他想。11月6日，他们再度在伦敦会晤张伯伦。酋长是通过翻译发言：
张伯伦：我要和酋长谈土地的事，以及酋长领土内要遵守的法律……现在让我们看看地图……我们只要建铁路用的土地，其他都不动。
卡玛：我要说的是，如果是张伯伦先生自己要土地，我没话说。
张伯伦：请告诉他，建造铁路的事我会自己来，会派一个人去看着，而且只拿需要的，如果拿的是有价值的，也会做出补偿。
卡玛：我想要知道铁路开到哪里。
张伯伦：会经过他的领土，但会围起来，我们不会拿土地。
卡玛：我相信你会像我自己一样做这件事，并相信你会公平对待我。
张伯伦：我会看好你的利益的。
第二天，在殖民署，费尔菲尔德把张伯伦的决定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三个酋长卡玛、赛博及巴桐，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从此置于女王保护下的国家。女王将指派一名官员驻守，酋长将统治自己的人民一如现在。”
对于三个酋长的出奇制胜，罗德斯的反应可想而知。在一封发给属下的电报中，他说：“被三个伪善的野蛮人打败，我当然不会咽下这口气。”
事实上，三个酋长的成就相当有价值，他们挡住了罗德斯，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挡住了英国的间接统治。19世纪时，茨瓦纳诸邦已经发展了一套核心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及集体决策，光这两样，若以下撒哈拉非洲的标准来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甚至可以视为一种初始形态的政治多元化。一如大宪章之促成贵族参与政治决策，为英格兰的君主加上了一些约束，茨瓦纳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科加勒”（kgotla），也鼓励政治参与及约束酋长。科加勒的运作，南非人类学者沙培拉描述如下：
“所有有关部族的政策，最后都要提交到酋长的科加勒（议场），在由成年男性组成的大会中讨论。这类会议经常举行……讨论的事情……包括部落争议、酋长与其亲属之间纷争、新捐税的征收、新公共事务的推行、酋长公布的新政令……酋长的希望遭到驳回时有所闻。由于任何人都能发言，这些会议可以让他了解民情，有机会让民众陈述冤屈。如果情况需要，他和他的参谋可能还会有苦头吃，因为大家都不怕把话讲出来。”
科加勒之外，茨瓦纳的酋长职位并非严格世袭，而是开放给任何有才能的人。详细研究过茨瓦纳另一个邦——拉隆——政治历史的人类学者卡马洛夫指出，关于茨瓦纳酋长的继承，表面上确有清楚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旨在说明如何罢免不好的统治者，让有才能的人成为酋长。他的研究显示，赢得大位要看成就，要经得起考验，有真材实料的竞争者才享有继承的权利。茨瓦纳有一句格言，颇有一点君主立宪的精神：“君因民之拥戴而王。”
伦敦回来之后，茨瓦纳的酋长们继续努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保留自己的本土制度，不让英国插手。他们同意在博茨瓦纳修建铁路，但限制英国在经济及政治方面的介入。他们之所以不反对铁路的兴建，当然不能跟奥匈帝国及俄罗斯帝国阻挡铁路的理由相提并论。他们心里明白，铁路和英国的其他政策一样，只要是置于殖民控制之下，就不会为贝专纳兰带来发展。博茨瓦纳独立后担任总统（1980年至1998年）的马西雷，他的早年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1950年代，马西雷还是个农民，非常有事业心，发展出新的高粱培育技术，并发现一个颇有可为的客户，弗雷堡碾谷，一家跨越边界设在南非境内的公司。他到贝专纳兰的娄贝兹火车站找站长，要求租两节车厢，要把收成运送到弗雷堡去。站长拒绝了。于是他请以为白人朋友介入。站长勉强同意，但索取的费用却是白人的四倍。马西雷放弃了，并得到一个结论：“禁止非洲人拥有自己的土地或持有贸易执照，使黑人无法在贝专纳兰发展事业的，不只是法律而已，还有白人的实际作为。”
总的来说，酋长们乃至茨瓦纳的人民，运气算是好的。或许是他们豁出去了，总算阻止了罗德斯的掠夺，又因为英国几乎不插手贝专纳兰的统治，在塞拉利昂上演并造成恶性循环的间接统治也不曾在那里出现。另外，在南非内地进行的殖民扩张他们也逃过了，因此才使这片土地没有沦为白人矿主与农场的廉价劳工库。对多数社会来说，殖民化过程的初期阶段最是紧要关头，对于经济及政治的后续发展，这一时期内的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如同我们在第九章所讨论的，下撒哈拉非洲的多数社会和南美及南亚一样，在殖民化过程中也见证了榨取式制度的建立与强化。但茨瓦纳却逃过了两次劫数，其一是高压的间接统治，另一则是遭到罗德斯吞并的毒手。但不管怎么说，这绝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纯靠运气得来，而是又一次现行制度交互作用的结果，茨瓦纳人民的制度漂移，与殖民主义带来的关键时期都影响着它。三个酋长的幸运是靠他们自己打造出来的。他们采取主动，造访伦敦，而他们之所以做得到这一点，则是因为茨瓦纳部族在政治上所成就的中央集权，相较于下撒哈拉非洲的部族领导人，使他们拥有不同于一般的权威，或许也是因为在他们部族制度中早已深植了政治多元化的根苗，使他们在合法性上具有不同一般的程度。
殖民时代末期，是另一个使广纳式制度得以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对博茨瓦纳的成功是更为核心的关键。1966年贝专纳兰以博茨瓦纳之名独立，酋长赛博、巴桐和卡玛的幸运及成功已经是久远之前的事了。在那一段时间，英国对贝专纳兰所做的投资极少。博茨瓦纳独立时，堪称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整个国家，路面经过铺设的道路总共十二公里，大学毕业的国民总共二十二名，中学毕业的一百名。而最最严重的问题，则是它几乎完全被白人统治的国家——南非、纳米比亚及罗德西亚——包围，所有这些政权对黑人治理的独立非洲国家都充满敌意。没有几个人看好这个国家。但四十五年过去，博茨瓦纳却是世界上成长最快速的国家之一。今天在下撒哈拉非洲，博茨瓦纳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成就媲美成功的东欧国家如爱沙尼亚及匈牙利，以及最成功的拉丁美洲国家如哥斯达黎加。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它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独立之后快速建立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独立以来，它始终维持民主，定期举行公平竞争的选举，从未经历过内战或军人干政。政府建立强化财产权的经济制度，确保总体经济的稳定，鼓励广纳式市场经济的发展。当然，话又说回来，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当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反其道而行时，博茨瓦纳却能建立稳定的民主及多元的制度，选择了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它是怎么做到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了解，在殖民统治结束时的紧要关头，博茨瓦纳的现行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在大部分下撒哈拉非洲，譬如塞拉利昂及津巴布韦，独立时一个机会，但却失落了，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殖民时期榨取式制度的复辟。独立的初期阶段，博茨瓦纳的情形却大不相同，这又得归功于茨瓦纳传统制度所建立的环境。在这方面，博茨瓦纳有许多地方与光荣革命之前的英格兰相似。英格兰在都铎王朝统治下快速达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又有大宪章和国会的传统，对压制君权及确保某种程度的政治多元化有起码的渴望。博茨瓦纳也有相当的中央集权及相对多元的部族制度逃过了殖民主义的毒手。英格兰有新近形成的广泛联盟，由大西洋贸易商、实业家及商业取向的士绅名流组成，追求的是财产权的不容侵犯。博茨瓦纳也有联盟，茨瓦纳的酋长们以及拥有主要经济资产牛只的菁英阶层，他们都追求稳定的程序权利。土地虽属公有，但在茨瓦纳各邦，牛只是私有财产，菁英阶层也都赞成财产权的不容侵犯。所有这一切，当然也不能否认有历史的偶然。在英格兰，如果议会里面那些一方之霸及新任的君主企图利用光荣革命篡夺权力，事情的发展就有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在博茨瓦纳，如果不是幸好有卡玛或马西雷这样的领袖，决定通过选举竞争取得权力，而不是像下撒哈拉非洲许多独立后的领袖那样破坏选举制度，事情的演变可能也会大不相同。
在独立之时，茨瓦纳的制度就已经具有限制酋长权力对人民负责的传统。当然，在非洲，这种制度传统并非茨瓦纳独有，但特别是，经过殖民时期，在非洲仍然能够完好保留这些制度的就只有茨瓦纳而已。英国的统治几乎完全没有进来。当时，英国对贝专纳兰的治理放在南非境内的梅富根，只有到1960年代转移到独立的那段期间，才有建立首都哈伯罗内的计划提出。建都及新构架并不是要打掉原住民的制度，反而是把它们当成基础；哈伯罗内的建设，就伴随着新“科加勒”的规划。
独立的进行也是循序渐进。推动独立的首要力量是1960年由马西雷及卡玛所建立的博茨瓦纳民主党。卡玛是卡玛三世之孙，取名Seretse，意思是“粘合团结的粘土”，名字取得再恰当不过。卡玛继承的是恩瓜托的酋长，而大部分茨瓦纳的酋长及菁英阶层都加入了博茨瓦纳民主党。博茨瓦纳没有产销协议会，因为英国对这块殖民地根本没有兴趣。很快的，博茨瓦纳民主党在1967年成立了一个名之为博茨瓦纳肉品委员会，但目的不是要剥削牧场及家畜养殖户，而是在畜牧业的发展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建立口蹄疫的防线，促进外销，对经济发展及广纳式经济制度的促进都有贡献。
博茨瓦纳早期的成长几乎全都依赖肉品外销，但当钻石发现时，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博茨瓦纳，自然资源的管理也与其他非洲国家显著不同。殖民时期，茨瓦纳的酋长都反对在贝专纳兰勘探矿产，因为他们都明白，欧洲人一旦找到珍贵的金属或宝石，他们的自治也就玩完了。第一颗大钻石在卡玛的故乡恩瓜托发现。发现宣布之前，卡玛促使修改法令，使所有的地下矿物权都属于国家而非部族。如此一来，确保钻石的财富不至于在博茨瓦纳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同时利用钻石的收入加速推动政府中央集权，建立国家的官僚体系及基础建设，并投资教育事业。在塞拉利昂及许多下撒哈拉非洲国家，钻石点燃了不同派系间的冲突，成为内战持续的燃料，为了控制钻石，战争带来屠杀，因而贴上了血钻石的恶名。但在博茨瓦纳，钻石的收入却造福了国民。
地下矿物权的改变并不是卡玛政府唯一的建国政策。最后，在独立之前，立法会议1965年通过酋长法，1970年又通过酋长法修正案，继续推动政治中央集权的过程，取消酋长分地的权利，视情况的需要总统得罢黜酋长，以此强化政府及民选总统的权力。政治中央集权化的另一项作为则是努力促进国家统一，举例来说，通过立法确定学校只教塞茨瓦纳语及英语。今天，博茨瓦纳看起来是一个同质性极高的国家，没有族群及语言的分歧，完全不像其他许多非洲国家。此一结果正是语言统一之功，学校只教英语及一种国语塞茨瓦纳语，以此减少不同族群及社会团体的冲突。人口普查问到族群问题的最后一次是1946年的那一次，结果充分显示，博茨瓦纳的族群其实相当异质。举例来说，在恩瓜托，认同自己是恩瓜托人的就仅有20%；茨瓦纳固然有其他部落，母语不是塞茨瓦纳语的非茨瓦纳族群也不在少数。这种潜在的异质得以调和，除独立后政府的政策之外，还要归功于茨瓦纳族群的制度相当具有广纳性，举例来说，很像英国的异质性，譬如威尔士与英格兰，因不列颠政府而获得调和。博茨瓦纳政府也扮演了同样角色。独立之后，人口普查就再也没有问过族群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茨瓦纳人。
独立后的博茨瓦纳成就了相当高的成长率，关键在于卡玛、马西雷及博茨瓦纳民主党把博茨瓦纳带上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之路。1970年代钻石开始生产，不仅没有引发内战，而且为政府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大量投资公共建设，想要推翻政府并控制国家的诱因相当少。广纳式政治制度带来政治的安定，成为广纳式经济制度的后盾。如同第十一章所讲的良性循环，广纳式经济制度回过头来又增强了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活力与持久性。
博茨瓦纳打破了窠臼，因为掌握了关键时期——殖民结束后的独立——并建立了广纳式制度。博茨瓦纳民主党与传统的菁英阶层，包括卡玛本人，并未试图成立一个专制政权或建立榨取式制度，肥了自己而牺牲社会。这又是关键时期与现行制度之间互动的结果。如我们所见，几乎不同于所有的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已经拥有相当中央集权并包含多元特质的部族制度。此外，由于私有财产确立，国家的菁英阶层所拥有的已经极为丰厚。
同样重要的是，历史的不确定性也站在博茨瓦纳这一边。特别值得庆幸的是，卡玛及马西雷都不是史蒂芬斯及穆加贝。前者以茨瓦纳的部族制度为基础努力而忠实地建立广纳式制度，使博茨瓦纳更为顺利地迈向广纳式制度。而这一方面，绝大多数的下撒哈拉非洲，有的是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有的则是才起步就失败了。
（2）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末日
1955年12月1日。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拘票上登录的犯罪时间是下午六点六分。公交车司机布莱克遇到麻烦，打电话报警，警官戴伊与迈可森来到现场。他们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我们接到一通电话后赶来，公交司机说，车上有个有色人种女性坐在白人区，不愿往后移，我们……也看到了她。公交司机给她开了一张拘票。罗莎·帕克斯依蒙哥马利市市规第六章十一条被控有罪。”
罗莎·帕克斯。“No, I will not.”当时四十二岁的罗莎对要她从白人座位区挪开的公交司机说。2005年10月24日，帕克斯夫人去世，终年92岁。
罗莎·帕克斯所犯的罪行是坐在克利夫兰大道公共汽车上为白人保留的区域，一项根据阿拉巴马州的吉姆·克劳法所定的罪。罗莎·帕克斯被处十美元罚金，外加诉讼费四美元。但罗莎并不是个简单人物，她当时已经是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阿拉巴马分会秘书。为打破美国南方的制度，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已经奋斗多年。对她的逮捕引发一场群众运动——抵制蒙哥马利公共汽车运动——发起人为马丁·路德·金。12月3日，金联合其他黑人领袖组织一项抵制运动，说服所有的黑人都拒绝搭乘蒙哥马利市内的任何公交车。抵制运动大获成功，一直持续到1956年12月20日，最后以最高法院裁定阿拉巴马及蒙哥马利公交车种族隔离违宪告终。
马丁路德金
在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中，抵制蒙哥马利公交车运动是最关键的一役。一连串的事件及变化最后终于打破南方的窠臼，导致制度上的基本变革。如我们在第十二章所见，内战之后，南方地主菁英阶层成功复辟内战前支配南方的榨取式经济及政治制度。这些制度的细节虽然已经改变，譬如奴隶制度已经是昨日黄花，但对南方的经济动机及繁荣的负面影响未减，南方的贫穷明显甚于美国其他地方。
1950年代起，南方的制度开始把这个区域推向较为快速的发展。美国南方榨取式制度的最后终结，形式上不同于博茨瓦纳独立前的殖民制度，启动其没落的关键时期在形式上也不相同，但却有几处共通的地方。从1940年代开始，饱受歧视及榨取式制度冲击的人，譬如罗莎·帕克斯，已经拥有更好的组织对抗这些压迫。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及联邦政府终于也动起来，开始有系统介入改革南方的榨取式制度。因此，促成南方改变的关键时期，其主要因素实际上有两个，其一是南方的美国黑人获得了动能，其二则是南方菁英阶层无可动摇的支配权走上了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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