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不是唯一恐惧工业的政权。再往东走，俄罗斯有一套同样专制的政治制度，由彼得大帝所建立。和奥匈帝国一样，俄罗斯的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农奴制把至少一半人口绑在土地上。农奴必须每周为地主的土地免费工作三天，他们不能迁徙，没有职业自由，而且地主可以任意贩卖农奴给其他地主。近代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激进哲学家克鲁泡特金，生动地描述了农奴制在1825年到1855年统治俄罗斯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下运作的情形。他回忆自己的童年故事：
“男人和女人从家庭和村庄被拆散并贩售，在赌博中输掉，或被用来交换两条猎犬，然后运送到俄罗斯某个偏远的地方……小孩被从父母身边带走，卖给残酷或浪荡的主人；每天在马厩中发生残暴至极的鞭打；一个女孩发现她唯一的救赎是溺死自己；一个老人为他主人服务到头发斑白，最后上吊死在主人的窗口；农奴的叛乱，最后被尼古拉一世的将领镇压，方法是每十个或五个男人就拉出一个鞭打至死，并且摧毁整个村庄……至于我在游历某些村庄所看到的贫穷，尤其是在属于皇室的村庄里，没有言语足以向未亲眼见过的读者描述。”
就像在奥匈帝国的情况，俄罗斯的专制政权不只是制造出一套阻碍社会富裕的经济制度，对创造性破坏以及工业和铁路也怀着类似的恐惧。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的核心人物之一，是1823年到1844年担任财政大臣的坎克林伯爵，他在反对促进经济繁荣所需的社会改变中扮演关键角色。
坎克林的政策目标是强化政权的传统政治支柱，特别是地主贵族，同时保持农业社会的形态。坎克林在当上财政大臣后，很快就反对并逆转前任财政大臣古瑞夫的提议，也就是成立政府拥有的商业银行以借款给工业。相反的，坎克林重新启用拿破仑战争期间关闭的国家贷款银行。这家银行最初设立是为了以补贴的利率借款给大地主，坎克林赞同这种政策。申请贷款者必须以农奴做为“保险”或担保，因此只有封建地主能利用这种贷款。为了提供资金给国家贷款银行，坎克林从商业银行转移资产，一石二鸟地达成他的目的：减少贷款给工业的资金。
坎克林的态度是基于对经济改变势必带来政治改变的恐惧，而沙皇尼古拉的态度也一样。尼古拉在1825年12月取得的权力，差点在一场军方将领的政变中被推翻，这些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军官对社会有一套激进的改革计划。尼古拉写信给米哈伊大公说：“革命已经打到俄罗斯的门口，但我发誓只要一息尚存绝不让它穿透我的国家。”
尼古拉畏惧建立现代经济会带来的社会改变。他在莫斯科一场工业展览上回见制造业者所发表的演讲中说：
“政府和制造业者必须把注意力转向一件事，否则每一座工厂将变成邪恶而非祝福，这件事就是关注数量逐年增加的工人。他们的道德需要积极且父亲式的监督；若不如此，如此众多的人民将逐渐腐化，最后变成一个悲惨且对他们的主人很危险的阶级。”
和法兰西斯一样，尼古拉害怕现代工业经济释放的创造性破坏将动摇俄罗斯的政治现状。在尼古拉的要求下，坎克林采取具体的措施以减弱工业的潜力。他禁止数项过去定期举行、用于展示新科技并推广采用的工业展览会。
尼古拉一世
1848年，欧洲受到一连串革命爆发的冲击。负责维持公共秩序的莫斯科军政首长萨克瑞夫斯基写信给尼古拉：“为了维护目前仅有俄罗斯保有的安定与繁荣，政府不应允许无家可归者和行为不检者集会，因为他们可能共同行动，摧毁社会或私人的和平。”他的建议被呈报到尼古拉的大臣，于是一项新法律在1849年开始施行，严格限制在莫斯科各地可以设立的工厂数量。该法律特别禁止新设立羊毛或棉纺纱厂与铸铁工厂。其他产业如织布或染布业如果想开新工厂，必须向军政首长申请。最后棉纺业完全被禁止。这项法律意在阻止城市里可能造反的工人进一步集中。
反对铁路紧跟着反对工业而来，和奥匈帝国的情况如出一辙。在1842年以前，俄罗斯只有一条铁路，即沙皇村铁路，长17英里，从圣彼得堡连接到沙皇村和帕夫洛夫斯克的皇宫。和反对工业的理由一样，坎克林认为没有发展铁路的必要，铁路会带来危及社会的流动性：“铁路不一定是自然需求的结果，而是出于人为的需要或奢侈。它们鼓励人从事不必要的旅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写照。”
坎克林拒绝无数兴建铁路的申请，直到1851年只有一条连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铁路兴建。出任运输与公共建筑管理局的克林米奇伯爵延续了坎克林的政策。这个机构变成铁路建设的主管单位，而克林米奇利用它做为阻止铁路发展的平台。1849年之后，他甚至利用自己的职权来检查有关铁路发展的报纸讨论。
地图13显示出这种逻辑的结果。虽然英国和大部分西北欧在1870年时已经铁路交织，穿越俄罗斯广大领土的铁路却很少。直到俄罗斯在1853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被英国、法国和鄂图曼的军队击溃后，反对铁路的政策才反转，俄罗斯人才了解运输网络的落后是俄国安全的重大弱点。奥匈帝国境内除了奥地利和帝国西部外，铁路发展也相当落后，虽然1848年的革命为这些地方带来了改变，尤其是废除农奴制。
（4）禁止船运
专制统治不只出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许多亚洲国家也是，而且同样在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阻碍了工业化。中国的明朝和清朝以及鄂图曼帝国的专制统治，充分展现了这种模式。从公元960年1279年的宋朝，中国在许多科技创新上领先世界。中国人发明时钟、罗盘、火药、纸和纸币、瓷器，并且比欧洲更早利用鼓风炉来制造铸铁。中国人也独立发展出转轮和水力，与这些发明出现于欧亚大陆另一端大约同时。中国在公元1500年时的生活水平至少和欧洲一样高。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就已是集权国家，采用以才干为任用标准的文官制度。
然而中国也是专制统治，而宋朝期间的成长也是在榨取式制度下的产物。社会上除了君主外，各种群体没有政治代表，也没有类似英格兰国会或西班牙科尔蒂斯的机构。商人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不确定，且宋朝伟大的发明并非市场诱因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府赞助、甚至命令而产生。这些发明很少被商业化。宋朝之后的明朝和清朝，政府的掌控更进一步加强。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仍然是不变的榨取式制度逻辑。和大多数控制榨取式制度的统治者一样，中国的专制君主反对改变、要求稳定，且基本上畏惧创造性破坏。
这从国际贸易的历史可窥见一斑。正如我们已讨论过，发现美洲和国际贸易进行的方式，在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冲突和制度改变中扮演关键角色。在中国，民间商人通常从事国内的贸易，海外贸易则由政府独占。明朝在1368年创立后，第一位皇帝洪武帝统治三十年，他担心海外贸易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因此只允许政府主持的国际贸易，而且仅限于招徕纳贡而非商业活动。洪武帝甚至处死数百名被指控企图把纳贡任务改变成商务冒险的人。在1377年到1397年间，政府未批准任何海上纳贡任务。他禁止民间个人与外国人贸易，且不许中国人航行到海外。
1402年，明朝永乐帝即位，并展开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重新启动政府赞助的大规模海外贸易活动。永乐帝派郑和从事六次航行到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重大任务。中国人从悠久的贸易关系知道这些地方，但以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行动。第一支舰队有两万七千八百人参与，有六十二艘大宝船，伴随一百九十艘较小的船，其中包括有些专门载运淡水、有些载运补给品，以及载运军队的船。但六次任务后，永乐帝在1422年暂停派遣任务，继位的洪熙帝（1424年到1425年在位）则永久停止派遣任务。洪熙帝猝死之后，宣德帝登基，起初他允许郑和在1433年进行最后一次出使，但此后所有海外贸易都遭禁止。到1436年，建造远洋海船甚至被视为违法。海外贸易的禁令直到1567年才解除。
1555年（明嘉靖34年），五十三名日本浪人洗劫浙、皖、苏三省，攻掠杭、严、徽、宁、太平等州县二十余处，直逼明朝留都南京城下。这股倭寇暴走数千里，杀死杀伤四五千明朝官兵，历时八十余日，才被占绝对优势数量的明军围歼。（上图为明朝仇英画作《倭寇图卷》局部）
这些事件都为了禁止被视为可能造成不稳定的经济活动，虽然只是榨取式制度的冰山一角，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根本的影响。正当国际贸易和发现美洲从根本上改变英格兰的制度时，中国在这个关键时期却断绝对外关系，转而向内，一直持续到1567年。明朝在1644年被女真人推翻，清朝取而代之，接着是一段政治极度动荡的时期。清朝大规模没收财产与资产。在1690年代，罢官文人兼不得意的商人唐甄写道：
“从清朝建立五十多年来，整个国家变得日益贫穷。农人穷困，工匠穷困，商人穷困，官员也穷困。谷物价格低廉，却没钱吃饱。布匹价格低廉，却没钱买布穿衣。满船的货物从一个市场运到另一个市场，但必须赔本才能将货物出清。即将退休的官员发现，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养家糊口。士农工商全都一贫如洗。”（出自唐甄《潜书·存言》原文是：“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1661年，康熙帝下令，从越南到浙江所有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基本上是整个南部海岸，也就是过去中国商业最活络的地区——必须往内陆迁移十七英里远。海岸有军队巡逻来执行这项命令，直到1693年各地沿岸都禁止航行。这个禁令在18世纪不时再度颁布实施，很彻底地压制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即使部分贸易有发展，但很少人愿意大举投资，因为皇帝可能突然改变心意而禁止贸易，使船只、设备和贸易关系的投资变得毫无价值，甚至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清朝康熙帝
明朝和清朝反对国际贸易的原因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恐惧创造性破坏。皇帝的首要目标是政治安定，国际贸易可能带来不稳定，因为商人将变得富有和大胆，正如大西洋扩张时期的英格兰商人。不只是明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这么认为，宋朝的皇帝虽然愿意赞助科技创新和允许更大的商业自由，却也局限于他们能控制的范围内。情况在明朝和清朝变得更恶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日益严密，海外贸易则遭到禁止。明朝和清朝国内有一些市场和贸易，且政府对国内经济课税很轻，不过对创新却很少支持，并且发展商业和工业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安定。所有这些对经济的专制控制结果都不难预测：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其他经济体展开工业化时，中国经济却陷于停滞。到毛泽东1949年建立共产党政权时，中国已变成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5）祭司王约翰的专制统治
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并不局限于欧洲和亚洲，也出现在非洲，例如我们在第二章讨论到的刚果王国。另一个持续更久的非洲专制政权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或称阿比西尼亚），其根源我们在第六章讨论阿克苏姆王国衰亡、封建制度崛起时曾经提及。阿比西尼亚专制政权甚至比欧洲的同类延续更久，因为它在关键时期面对大不相同的挑战。
在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皈依基督教后，埃塞俄比亚人一直信仰基督教，到14世纪时，他们成了祭司王约翰传说的焦点。约翰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国王，在中东伊斯兰教崛起后与欧洲的往来便断绝。起初这个王国被认为位于印度，但随着欧洲人对印度的知识增长，人们发现那不是事实。埃塞俄比亚国王因为是基督徒，于是成了传说的目标。事实上，历来的埃塞俄比亚国王都极力尝试与欧洲的君主国结盟以对抗阿拉伯人的侵略，至少从1300年开始就派遣外交使节到欧洲，甚至说服葡萄牙国王派遣士兵。
这些士兵以及外交使节、耶稣会教士和商旅曾经觐见约翰，留下许多对埃塞俄比亚的记述。其中最有趣的记述之一是阿尔瓦雷斯从经济角度写的札记，他是跟随葡萄牙外交使节的牧师，从1520年到1527年在埃塞俄比亚游历。此外还有耶稣会教士阿尔梅伊达的笔记，他从1624年起住在埃塞俄比亚；旅行者布鲁斯从1768年1773年也住在这个国家。这些人的写作提供了详细的记录，呈现埃塞俄比亚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埃塞俄比亚毫无疑问是一个完美的专制政权。那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多元制度，国王的权力也未受任何节制和束缚，他们统治权的基础来自于宣称自己是传奇的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和希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后代。
埃塞俄比亚专制统治的结果是，国王的政策造成财产权的极度不安全。例如，布鲁斯说：
“所有土地都归属于国王；他可以在高兴时送给他喜欢的人，并随时任意收回土地。他死后王国的所有土地立即任由新王处置；不仅如此，任何现在的土地拥有者死后，他拥有的土地不管持续多久都恢复为归属于国王，而不由长子继承。”
阿尔瓦雷斯描述，“如果不是大人虐待子民”，人民会生产更多“果实和耕种更多土地”。阿尔梅伊达对社会运作情况的记述也很一致，他写道：
“国王交换、改变和取走土地的例子如此常见，使得每个人拥有土地只持续两、三年，有时候只有一年，甚至不到一年，而人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经常一个人犁了田，另一个人播种，再另一个人收成。因此这导致没有人照顾他拥有的土地；甚至没有人种树，因为他知道种树者很少能收成果实。不过，对国王来说，人们如此依赖他却极为有用。”
这些描述暗示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与欧洲专制政权极其类似，虽然可以明显看出埃塞俄比亚的专制更加严厉，且经济制度更具榨取性。此外，正如我们在第六章强调的，埃塞俄比亚并未经历削弱英格兰专制统治的同一关键时期。埃塞俄比亚被隔绝于塑造现代世界的许多过程之外；即使它未被隔绝，以其专制的严厉程度可能也会导致专制统治更加强化。例如，和西班牙一样，埃塞俄比亚的国际贸易由国王控制，包括获利丰厚的奴隶贸易。埃塞俄比亚并非完全隔绝：欧洲曾经寻找祭司王约翰，埃塞俄比亚也必须与环伺的伊斯兰国家作战。然而历史学家吉本相当正确地指出：”在四周被宗教上的敌人围绕下，埃塞俄比亚沉睡了近千年，忘记了忘记他们的世界。“
当欧洲人19世纪开始殖民非洲时，埃塞俄比亚是一个由卡萨公爵统治的独立王国。卡萨在1855年加冕成皇帝特沃德罗斯二世，他开始推动政府现代化，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及司法体系，和一支能控制国家、甚至与欧洲人打仗的军队。他设置管理各省的军事首长，负责课税，并把税金缴交给他。他与欧洲强权的谈判屡遭挫折，恼怒之下囚禁谈判的英国官员。英国在1868年派遣远征军，攻陷埃塞俄比亚首都，特沃德罗斯自杀身亡。
尽管如此，特沃德罗斯重新构建的政府仍然在19世纪对抗意大利人的战争中，获得历史上最大的反殖民胜利之一。1889年，王位传承给孟尼利克二世，他立即面对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建立殖民地的意图。1885年，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柏林举行会议，欧洲列强酝酿”瓜分非洲“的构想，亦即决定如何把非洲划分成不同的势力范围。在会议中，意大利取得在埃塞俄比亚沿海的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殖民的权利。埃塞俄比亚虽然未派代表出席会议，却逃过了这场灾难。不过，意大利人继续筹划，并在1896年派遣一支军队从厄立特里亚南下。孟尼利克的反应和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一样，他号召贵族聚集各自的武装战士，组成一支军队。这个办法无法让军队长期留在战场，但可以在短时间内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段很短的时间刚好够打败意大利人，人数一万五千人的意大利军队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完全被孟尼利克的十万大军的声势所淹没。那是未殖民的非洲国家对抗欧洲强权最大的一场军事胜利，埃塞俄比亚因而确保了后四十年的独立。
埃塞俄比亚最后一位皇帝塔法里公爵在1930年加冕成为皇帝塞拉西，他的统治延续到1935年意大利第二度入侵后被推翻，但1941年在英国协助下结束流亡回到国内。后来他继续统治，直到1974年被一群马克思主义军官组成的“委员会“所推翻，并由委员会继续榨取和蹂躏这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专制帝国采用的基本榨取式经济制度，例如第六章讨论到的古尔特制度，以及阿克苏姆衰亡后建立的封建制度，一直持续到1974年革命后才废除。
海尔·塞拉西一世
今日的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埃塞俄比亚人平均收入只有英国人的约四十分之一。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住在农村地区，以仅能糊口的农业维生。他们缺少清洁的水源、电力，学校和医疗设施极其匮乏。预期寿命只有约五十五岁，且只有三分之一的成人识字。比较英国和埃塞俄比亚就能了解世界不平等的差距有多大。埃塞俄比亚变成今日的样子是因为，和英国不同，埃塞俄比亚的专制统治持续到晚近的年代。专制统治伴随着榨取式经济制度，以及埃塞俄比亚人普遍的贫穷，虽然皇帝和贵族能从中获得庞大利益。然而专制统治最大的影响是，埃塞俄比亚社会未能掌握住19世纪和20世纪初工业化的机会，造成今日该国人民过着悲惨的贫穷生活。
（6）萨马利人的后代
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治制度如果不是通过其建构经济的方式间接阻碍工业化，就是像我们讨论过的奥匈帝国和俄罗斯那样直接抑制工业化。但专制不是广纳式经济制度崛起唯一的障碍。在19世纪初，世界上许多地方，尤其是在非洲，都缺少可以提供最起码程度的治安的政府，而治安是现代经济的先决条件。很少国家像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先是推动政治集权，继而建立俄罗斯的专制统治；更不用说像英格兰的都铎王朝打造出集权政府，却未能完全摧毁——或更贴切地说，却没有能力摧毁——国会和其他节制他们权力的机制。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即使那些非洲政权的菁英张开双臂拥抱工业化，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凸显出缺少政治集权的严重后果。索马里向来由六个宗族掌控，其中四个最大的宗族迪尔、达罗德、以萨克和哈维耶的渊源都追溯到同一个神秘的祖先萨马利。这些宗族来自索马里北方，并逐渐散布到南方和东方，即使到今日主要仍以放牧为生，带着他们的山羊、绵羊和骆驼逐水草而居。在南方，另两个宗族狄吉尔和拉罕韦恩则是定居的农耕者。这些宗族的领土可以在地图12上看到。
索马里人首先认同的是他们的宗族，但这些宗族范围很广，包括许多次级族群，其中首要的是一些祖先上溯到那些大宗族的家族。更重要的是一些称作支付“迪亚”（意即“血钱”，家族成员遭杀害的补偿金）的族群，由关系紧密且支付和收受血钱的亲族组成。索马里宗族和支付迪亚族群为了争取稀缺资源的掌控权，长期以来就争斗不休，特别是竞逐水源和丰饶的牲口放牧地。他们也不断突袭毗邻宗族与支付迪亚族群的畜群。虽然宗族有称作苏丹的领袖，也有长老，但这些人没有实质权力。政治权力极其分散，每一个索马里成人都有权对可能影响宗族或族群的决定发言，而决定是通过一个由所有成年男性组成的非正式会议做成。没有以文字记载的法律、没有警察，也没有具体的司法体系，除了伊斯兰律法被用作非正式法律的架构。这些血钱支付族群的非正式法律将化为一套称作希尔的规范，明确地表述互动的族群应遵守的义务、权利和责任。从殖民统治开始后，这些希尔开始被写下，例如乌加斯的后裔形成一个约一千五百名男性的血钱支付族群，是英属索马里迪尔宗族的次级家族。1950年3月8日，英国地区行政长官将他们的希尔记录下来，前三个条款如下：
“一、若乌加斯的男人被外部族群杀害，他最近的血亲将接受二十头骆驼的血钱（总数是一百），其余八十头骆驼将由所有乌加斯人均分。
”二、若乌加斯的男人遭外人伤害，他的受伤价值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头骆驼，其中十头骆驼必须给他，其余的骆驼则给他的基弗族群（血钱族群的次级族群）。
“三、乌加斯成员间的凶杀必须补偿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头骆驼，只支付给死亡者最近的血亲。如果被告无法支付全部或部分，他的后裔必须协助他。”
希尔十分强调杀害和伤害，反映出血钱支付族群和宗族之间几乎随时处于战争状态。这种形态的核心是血钱与长期的流血仇怨。对特定人的犯罪等同于对整个血钱支付族群的犯罪，因此必须支付集体赔偿。如果不支付血钱，犯罪者所属的血钱支付族群必须面对受害者的集体惩罚。当现代运输传到索马里时，血钱扩大到在车祸中死亡或受伤的人。乌加斯的希尔牵涉的不只是谋杀，条款六规定：“如果一个乌加斯人在乌加斯会议上侮辱另一个乌加斯人，他必须支付受辱方一百五十先令。”
在1955年初，哈巴涂佳罗和哈巴尤尼斯两个族群的羊群，在杜牧博瑞里地区毗邻的草地放牧，一名尤尼斯族男人在与涂佳罗族人的争端中受伤，尤尼斯族立即展开报复，攻击涂佳罗族并杀害一名男人。死亡事件导致尤尼斯族根据血钱法向涂佳罗族提议赔偿，且提议被接受。血钱必须亲自送交对方，且遵照习俗采取骆驼的形式。在送交血钱的仪式中，一名涂佳罗人误把一名尤尼斯人当成血钱支付族群的凶手而杀害。这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在接下来的四十八个小时内，十三名尤尼斯人和二十六名涂佳罗人惨遭杀害。战争持续一年，直到英国殖民行政官署召集两个宗族的长老，协调出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交易（交换血钱），并在之后三年内支付。
血钱的支付在暴力威胁和世仇的阴影下进行，即使支付了血钱也未必能停止冲突。通常冲突会暂时平息，隔一段时间又复燃。
因此政治权力在索马里社会极为分散，几乎是多元性的，但缺乏集权化的政府来确保秩序，也没有财产权，无法产生广纳式制度。没有人尊重其他人的权威，也没有人有能力带来秩序，包括最后进入的英国殖民当局。缺乏政治集权使索马里不可能从工业革命获益。在这种局势下，几乎无法想像投资或采用从英国传播来的新科技，或建立任何能投资和采用新科技的组织。
索马里海盗
索马里复杂的政治对经济进步还有更微妙的影响。我们前面提到非洲历史上一些科技的大谜团，在19世纪末殖民统治扩张之前，非洲社会不使用轮子运输或用犁耕种，而且只有少数地方使用文字。我们已讨论过埃塞俄比亚使用文字，索马里也有书写手稿，但和埃塞俄比亚不同，一般索马里人不使用文字。我们在非洲历史上见过这种例子，非洲社会可能不使用轮子或耕犁，但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讨论过的刚果例子里，基本上是因为经济制度未提供人民采用这些科技的诱因。但同样的问题也影响文字的采用吗？
我们可以从位于索马里西北方、南苏丹努巴山的塔加里王国窥知一二。塔加里王国在18世纪末由一群战士建立，领导者叫伊斯玛伊尔；该王国保持独立直到1884年被并入大英帝国。塔加里的国王和人民可以使用阿拉伯文，但并未使用——除了国王以外，且仅用来与外面其他政治实体和外交使节通信息。起初这种情况似乎令人很困惑，美索不达米亚文字起源的传统解释是，政府发明了文字以便记录信息、控制人民和课税，但塔加里王国对这些事不感兴趣吗？
这些问题在1970年代由历史学家爱瓦尔德着手调查，当时她正尝试重建塔加里王国的历史。部分原因是人民抗拒使用文字，因为担心文字被用来控制资源，例如政府宣告拥有宝贵的土地。他们也害怕文字导致更有系统的征税。伊斯玛伊尔建立的王朝未凝聚成强大的政府。即使王朝当初希望如此，政府也不够强大到足以压倒人民的反对。但还有更隐晦的其他因素产生影响。例如，各类菁英也反对政治集权，宁可以口语而不用文字与人民互动，因为如此可以拥有最大的权宜便利。明文规定的法律或命令无法撤销或否认，也较难改变；它们立下的基准将使统治菁英难以变更。因此，塔加里的被统治者或统治者都认为采用文字对他们不利。被统治者害怕统治者会如何用它，而统治者本身也认为没有文字有利于他们巩固对权力的掌控。塔加里的政治阻碍了文字被采用。虽然索马里人的菁英阶层比塔加里王国更难定义，但很可能是相同的原因阻止他们使用文字和采用其他基本技术。
索马里的例子显示缺少政治集权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历史文献并未记录索马里曾经尝试建立政治集权的例子。政治集权意味部分宗族将必须受其他宗族控制，但他们拒绝集权势必会带来的控制或被迫交出权力；社会中的军事力量的均衡态势也使集权体制难以实现。事实上，很可能任何族群或宗族尝试集权不仅会招致激烈抗拒，还可能丧失既有的权力和特权。因此，缺少政治集权以及其隐含的连最基本的财产权安全也没有，使索马里人社会从未创造出诱因让他们投资在提升生产力的技术。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其他部分进行工业化时，索马里人则忙着争斗和护卫他们的生活，经济落后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7）持久的落后
工业革命在19世纪以后为全世界创造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允许并提供诱因给人民投资新技术的社会，就能快速成长。但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没有这么做——或明确地选择不这么做。受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掌控的国家未能创造这种诱因。西班牙和埃塞俄比亚提供的例子是政治制度受到专制掌控，以及隐含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早在19世纪前很久就已扼杀了经济诱因。其结果与其他专制政权的情况类似——例如奥匈帝国、俄罗斯、鄂图曼帝国和中国，虽然在这些例子中统治者是因为畏惧创造性破坏而不仅未鼓励经济进步、还公开采取阻碍工业普及和能促进工业化的新科技的措施。
专制统治不是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唯一形式，也不是阻碍工业化的唯一因素。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需要某种程度的政治集权，以便政府能维持治安，维系财产权，并鼓励经济活动和投资在公共服务。然而即使到今日，许多国家如阿富汗、海地、尼泊尔和索马里，政府仍然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秩序，而且经济诱因已完全遭摧毁。索马里的例子显示为什么工业化的过程也略过这些社会。政治集权遭到抗拒，其理由和专制政权抗拒改变一样：害怕改变会带来会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从今日掌权的阶层转移到新崛起的个人和集团。因此，正如专制政权阻碍了朝向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变革的措施，在缺乏政治集权的社会掌控大局的传统菁英和宗族同样也阻碍了这种发展。其结果是，在18和19世纪仍然缺乏政治集权的社会在工业时代特别居于劣势。
虽然从专制统治到低度集权政府的各种榨取式制度都未能利用工业普及的机会，工业革命带来的关键时期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造成大不相同的影响。我们将在第十章讨论到，已经跨出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脚步的社会，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专制统治遭遇较大挑战的社会，如法国和日本，都把握住新的经济机会，展开快速经济成长的过程。因此，关键时期和既有的制度差异交互作用、导致进一步制度分歧与经济分歧的常见模式，在19世纪再度展现，而且这一次对国家的富裕和贫穷造成更大的冲击和更根本的影响。
9、 倒退发展
（1）香料与灭族
今日印尼境内的摩鲁佳群岛由三大岛群组成。17世纪初叶，北摩鲁佳分属三个独立王国：蒂多雷、特纳提及巴坎。中摩鲁佳则由安汶王国独据。南边的班达群岛幅员虽小，政治上却未统一。所有这些地方，今天看来虽然远在天边，但当时却是世界贸易的焦点，因为当地乃是珍贵的香料如丁香、豆蔻及肉豆蔻的唯一产地，其中，肉豆蔻及豆蔻甚至只有班达群岛才出产。岛民生产并输出这些珍稀的香料，用以交换粮食及手工制品，贸易对象则包括爪哇岛、马来半岛的港口城市马六甲、印度、中国及阿拉伯。
丁香
豆蔻
肉豆蔻
岛民与欧洲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6世纪，对象是前来购买香料的葡萄牙水手。在此之前，香料输往欧洲，都必须经过鄂图曼帝国控制的中东贸易路线。为了直接与香料群岛从事香料贸易，欧洲人绕过非洲或横渡大西洋寻找出路，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斯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马经由同一路线抵达印度。从此，前往香料群岛，欧洲人不再仰人鼻息，终于有了自己的路径。
葡萄牙人立刻着手部署，企图一手控制香料贸易，并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马六甲位于马来半岛西部，地处要津，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商人云集于此，将香料卖给印度、中国及阿拉伯商人，再由他们转运至西方。诚如葡萄牙旅行家派尔斯1515年所言：“马六甲为各国商旅必至之地……谁要是主宰了马六甲，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喉咙。”
马六甲到手，葡萄牙人便有系统地展开行动，企图垄断价值不菲的香料贸易。但失败了。
他们所面对的对手并不好惹。14至16世纪间，东南亚地区的许多经济发展全都有赖于香料贸易，城邦如亚齐、万丹、马六甲、望加西、勃固及婆罗乃（今日文莱）均发展迅速，香料之外，也生产及输出硬木之类的产品。
一如同一时期的欧洲，这些国家都实行专制统治，甚至连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刺激都相同，这里面包括作战方法的科技变革和国际贸易，政府体制则愈来愈趋向集中化，以君主为中心，集绝对权力于一身。如同欧洲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东南亚的君主也高度依赖营利所得，不仅自己大做买卖，也把独占权特许给本国及外国的菁英阶级。一如专制统治的欧洲，这种情形虽然造就了某些阶级成长，但相较于那些可以促进经济繁荣的理想经济制度，相去却不可以道里计，大体上来说，不仅进场的通路障碍重重，财产权的保障也付之阙如。尽管如此，随着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掌控，商业化的进程还是展开了。
紧接着，欧洲人开始大量出现，荷兰人的影响尤其重大。荷兰人很快就明白，与其跟当地及其他欧洲商人竞争，彻底垄断摩鲁佳香料的供应才是更大的利润所在。1600年，荷兰人说服安汶统治者，签订一纸独家协议，取得安汶的丁香贸易独占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连蒙带骗，排除了所有的竞争者，拿下整个香料贸易，此举固然为荷兰带来了更大的利益，东南亚却从此日趋沦落。继英格兰东印度公司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欧洲第二个联合股份公司，两者在现代公司的发展中堪称重要的里程碑，随后并在欧洲的工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公司也是第二个自身拥有军队，有力量发动战争并殖民外国领土的公司。随着公司武力的得逞，荷兰着手排除任何可能的外来势力，强化他们与安汶统治者之间的条约。1605年，占领葡萄牙人的一处要塞之后，开始向北摩鲁佳扩张势力，强制蒂多雷、特纳提及巴坎同意不在本国领土内种植或买卖丁香。条约甚至强迫蒂多雷同意，国境之内只要发现任何丁香树，荷兰人都可以将之摧毁。
安汶的统治方式，和当时多数欧洲及美洲政权相似，人民不仅要向统治者纳贡还要服役。荷兰占领该岛之后，强化此一制度，榨取更多的劳力和丁香。荷兰人没来之前，岛上的大家族以丁香向安汶的统治阶层纳贡。荷兰人来了之后，便明文规定每一家都配给一定的土地，种植定量的丁香树，还要为荷兰人服强制性劳役。
同时，荷兰人又控制班达群岛，企图垄断肉豆蔻及豆蔻。但班达群岛的组成大异于安汶，是由许多小型的自治城邦构成，无论社会或政治结构都没有阶层之分。这些小国实际上无异于小城镇，由老百姓组成的村里大会治理。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权，荷兰人没有对象强制签订专卖条约，又因为没有纳贡的制度，想要全面掌控肉豆蔻及豆蔻的供应也变得无从下手。这样一来，摆明了必须跟英格兰、葡萄牙、印度及中国商人竞争，如果又不肯出高价，就只有败下阵来一途。独占肉豆蔻及豆蔻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荷兰巴达维亚总督科昂开始想别的办法。1618年，他在爪哇岛上建立巴达维亚，将之定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新首府，并于1621年率领一支舰队航向班达，展开屠杀，几乎灭绝全部岛民，为数约一万五千人。除了少数懂得肉豆蔻及豆蔻生产的人，所有的领袖人物及其他人等无一幸免。完成灭族之举后，科昂着手建立计划中的政治及经济架构：农庄社会。全岛分成六十八块区域，分给六十八个荷兰人，大部分都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前任及现任员工。新的农庄主向少数幸存下来的班达人学习生产技术，同时向东印度公司购买奴隶，运至空无一人的岛上生产香料，再以固定价格回销公司。
荷兰人在香料群岛建立的榨取式制度取得了既定的效果，其代价却是班达岛上一万五千条无辜的生命，以及一套从此使这个群岛沦于低度发展的经济及政治制度。至17世纪末叶，荷兰人把香料的世界供应量减少60%，豆蔻的价格随之倍增。
荷兰人在摩鲁佳得逞，于是将相同的策略推广到整个区域，在东南亚其余地区雷厉风行。此一区域有好几个国家，14世纪以来开展的商业规模就此大幅衰退，即使没有直接受到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与压榨的政体也转而内缩，放弃对外贸易。东南亚的经济及政治刚刚要开始改变，因此也就戛然而止。
为避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威胁，好几个国家放弃外销作物的生产并停止商业活动。自给自足总比面对荷兰人的威胁来得安全。1620年，爪哇岛上的万丹国就将境内的胡椒树全数铲除，指望荷兰人就此放他们过平安日子。1686年，一名荷兰商人走访菲律宾南部的马昆塔纳欧，当地人跟他说：“豆蔻和丁香在这里长得和摩鲁佳一样好，但现在却全没了，因为已故国王担心荷兰公司的侵略，生前已经将之全数铲除。”1699年，又有一名商人到了马昆塔纳欧，谈起统治者，所听到的依然如出一辙：“他禁止继续种植胡椒，以免自己卷入到（荷兰）公司或其他统治者的战争中去。”整个结果是，都市化倒退，甚至连人口也跟着减少。1635年，缅甸人就将国都从沿海的勃固迁往亚伐，远远躲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去了。
如果没有荷兰人的侵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及政治发展会走上什么道路，我们无从知悉，它们有可能发展出自有特色的专制政体，也有可能维持它们在16世纪末叶时的状态，也或许会渐进地采纳更为广纳式制度继续进行商业化。但如同摩鲁佳的例子，荷兰的殖民政策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使东南亚国家停止了对外贸易，转而内缩，专制统治也为之变本加厉，以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尽管工业革命的创新如火如荼，此一地区却只能置身事外，完全无缘参与。弄到最后，退出对外贸易不但没有保住它们免于欧洲的侵略，到了18世纪末叶，反而全都成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囊中之物。
在第七章，我们看到，欧洲向大西洋的扩张刺激了广纳式制度在英格兰兴起。但荷兰人统治摩鲁佳的经济显示，强行实施或进一步强化现行的榨取式制度，却在世界各个角落撒下了低度发展的种子。这种扩张行为，无论其为间接或直接，所到之处，不仅商业及工业活动的幼苗毁于一旦，而且使得阻挡工业化的制度更加长命百岁。其结果是，工业化虽然在世界的某些部分扩散，多数欧洲殖民帝国却没有用新的科技带来新的福祉。
（2）司空见惯的制度
现代的早期，东南亚本来大有机会迎接一个经济扩张及制度改变的新时代，但欧洲海军及商业力量的扩散却活生生将之截断。就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扩张的同时，另一种迥然不同的贸易则在非洲如火如荼地进行，那就是奴隶贸易。
在美国，一说到南方的奴隶制度，往往都说是“特殊制度”。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诚如大古典学家芬雷所言，奴隶制度绝非特例，几乎在每个社会都曾出现过。本书早先也曾指出，这在古罗马及非洲都是地方性的传统，或者长期以来更是欧洲的奴隶来源，只不过并非唯一来源。
古罗马时期，奴隶都是斯拉夫人（Slavic people），来自黑海四周、中东，也有来自北欧。但到1400年代，欧洲人不再奴役自己人。至于非洲，如本书第六章所言，并未像中世纪欧洲那样从奴隶制度转变成农奴制度。现代时期来临之前，东非奴隶贸易活络，有大量奴隶越过撒哈拉运往阿拉伯半岛。此外，西非大国马里、加纳及桑海，中世纪时就已经在政府、军队及农业上大量使用奴隶，它们和北非穆斯林国家从事奴隶贸易，同时也采用它们的组织形态。
17世纪初期，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的糖业种植不仅导致国际间的奴隶贸易量剧增，同时也使奴隶在非洲内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6世纪时，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为数约三十万名，多数来自中非洲，与刚果及葡萄牙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的根据地在偏南方的卢安达，先今安哥拉的首都。此一时期，横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量仍然庞大，北上为奴的非洲人为数约五十五万。到了17世纪，整个情况反转过来。在大西洋贸易中，出售为奴的非洲人多达一百三十五万，绝大多数都是用船送往美洲。至于撒哈拉的交易数量，大体上没有什么改变。18世纪又有另一波的暴增，乘船横渡大西洋的奴隶多达六百万，横越撒哈拉的奴隶则在七十万之上。如果把各个时期及非洲各地加总起来，从非洲大陆运送出去的奴隶，数量起码超过一千万。
地图15约略可以说明奴隶贸易的规模。用今天的国界标示，粗略估计1400年至1900年间的累积人数，及其在1400年人口数中所占百分比。深暗色部分表示奴隶的密度较高，例如安哥拉、贝宁、加纳及多哥，累积输出的奴隶数量超过该国1400年总人口数。
欧洲人突然出现在西非海岸及中非，迫不及待地收购奴隶，对非洲的改变自有其重大影响。大部分要用船运到美国的奴隶都是战俘，且立刻就送往海岸。枪支弹药的大量进口刺激了战争的增加，欧洲人便是拿这些东西来交换奴隶。1730年代，沿着西非海岸，每年进口枪支约十八万，到了1750年及19世纪初年间，单单英国，一年所卖的枪支就在二十八万三千至三十九万四千之间。1750年至1807年间，英国另外还卖了二万二千吨的火药，平均每年约三十八万四千公斤，外加每年九万一千公斤的铅。更往南边去，交易也同样火热。在刚果北部的卢安果沿海，欧洲人一年卖出五万枝枪。
所有这些战争不仅造成生命的丧失及人生的苦难，同时也推动非洲在制度发展上走出一条另类的道路。现代时期萌发之前，相较于欧洲及亚洲，非洲社会在政治上极少中央集权，大部分政体都是小格局，由部落酋长或所谓的国王控制土地及资源。许多地方，如本书提到过的索马里，政治上根本没有层级分明的权力结构。在政治上，奴隶买卖启动了两种有害的进程。其一，许多原本就比较专制的政权，奴役别人并将之卖给欧洲的奴隶主变成了国家的唯一目标。其二是因此产生的结果，但却很矛盾：为对抗第一种进程，到头来，战争与奴役却彻底摧毁了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的秩序与法治权威。战争之外，奴隶也有绑架得来的，甚至连法律都变成了取得奴隶的工具。无论是犯的是什么罪，刑罚都可以将之打为奴隶。1730年代，在非洲西岸的塞内甘比亚，英国商人摩尔就注意到了这种情形：
“自从奴隶买卖派上用场，所有的处罚就都变成了奴隶制度的一环；这种刑罚有个好处，他们打击犯罪从此不遗余力，因为罪犯可以卖为奴隶，有利可图，而且不只是杀人、盗窃、通奸会被处以卖为奴隶之罪，连小案子也照样处以同罪。”
为了抓捕并贩卖奴隶，甚至连宗教制度都遭到扭曲。尼日利亚东部的埃罗恰夸神谕就是一例。当地三个主要族群，伊乔族、伊毕比欧族和伊格波族都相信，神谕是一位普受敬仰的地方神祗的发言，请神谕的目的则是要排难解纷。前往埃罗恰夸请神谕的人，必须从镇里下到克罗斯河的一个峡谷，进入一个高大的洞穴，神谕就放在里面，洞穴前则排列着人的骷髅。分配神谕的祭师和埃罗恰夸的奴隶主及商人勾结，这中间大有文章，经常发生有人被神谕给“吞掉”的事，说穿了，其实是请神谕的人穿过洞穴之后，就被带到克罗斯河，而欧洲人的船早已等在那儿。整件事情里面，法律和风俗都遭到滥用及破坏，成了抓捕奴隶的帮凶，这样的事情对于政治集权化具有致命的效应，虽然在某些地方确实促成了强势政府的兴起，但其存在的目的竟然就只是掠夺与奴役。刚果王国是第一个质变为奴隶国家的非洲国家，后来终因内战而覆亡。其他奴隶国家主要集中在西非，包括今天尼日利亚境内的奥约、贝宁境内的达荷美，以及后来加纳境内的艾森地。
举例来说，17世纪中叶奥约国的扩张，就和沿海奴隶输出的增加有着直接关系。至于国力的强盛则是军事改革的结果，其中包括从北方输入马匹，组成强大骑兵，能够彻底歼灭反对势力。奥约向南方海岸扩张之际，遭到其他政治体的干预，奥约一一予以击败，并将其人民出售为奴。1690年至1740年这段期间，奥约一手垄断了号称奴隶海岸的贸易。据估计，在此一海岸卖出去的奴隶，征战所俘者占约八至九成。战争与奴隶供应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则发生在东非（似应为西北非），亦即现今加纳境内的黄金海岸。1700年之后，艾森地从内陆向外扩张，其模式与之前的奥约如出一辙。18世纪前半叶，扩张引发了史称的艾肯战争，艾森地各个击破，并于1747年征服最后一个国家伽门。1700年至1750年间从黄金海岸出售的奴隶约三十五万七千人，其中多数是战俘。
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抽离，影响最大的可能就属人口统计。现代时期之前，非洲人口到底有多少，根本无从知道，倒是奴隶贸易对人口的冲击，不少学者所做的估计却相当值得参考。历史学家曼宁估计，18世纪初，供应奴隶输出的非洲西部及中西部，人口数约在二千二百万至二千五百万之间。但按照保守的假设，18世纪与19世纪初期这段期间，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的话，以这些地区人口成长一年约为0.5%计，曼宁估计，到1850年，这一区域的人口数至少应为四千六百万至五千三百万。但事实上，却只有一半的数目。
为何会出现这样巨大的差异，1700年至1850年之间，从此一区域输出的奴隶多达八百万人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为了抓捕奴隶，征战连年，死亡数以百万计也难辞其咎。此外，奴隶制度与奴隶贸易进一步破坏了家庭与婚姻，或许也降低了生育率。
18世纪末叶，废止奴隶贸易的运动兴起，并在领袖魅力十足的威伯佛斯领导下，开始在英国获得动力。经过多次失败，1807年，废止派终于说服国会，通过法案，将奴隶贸易列为非法。次年，美国继踵其后。但英国政府推行得更彻底，为积极推动此一禁令，在大西洋上部署海军舰队，企图彻底扫除奴隶贸易。所有这些措施真正见到效果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834年，奴隶身份才在大英帝国境内绝迹，当时奴隶贸易的最大一部分——大西洋奴隶贸易——总算走到了日暮穷途。
1807年后，奴隶贸易告终虽然减少了外界对非洲奴隶的需求，但这并不表示奴隶制度对非洲社会及制度的影响也就此跟着消失。许多国家的组成都是以奴隶为中心，就算英国终结了这方面的交易，但却没改变此一现实。尤其重要的是，奴隶制度在非洲已经根深蒂固。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也就形成了非洲发展的道路，1807年之前如此，其后亦然。
奴隶制度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词：“合法生意”，指的是一切从非洲出口但无关于奴隶贸易的新商品。所有这些新货品包括棕榈油、果仁、花生、象牙、橡胶及阿拉伯树胶。欧洲人及北美洲人的收入因工业革命的推动而成长，对于这类热带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急剧升高。非洲人一如当年卯足了劲利用奴隶贸易带来的商机，对于这些合法生意，他们也一头栽入。但他们利用这波新商机的方式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奴隶的存在早已司空见惯，但外界对奴隶的需求却突然消失。奴隶既然不能再卖给欧洲人，他们又能做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可以强制他们在非洲工作，生产合法生意的新产品，利润好得很。
有记录可稽的最佳例子之一在艾森地，亦即今天的加纳。1807年之前，艾森地帝国大搞抓奴卖奴的勾当，将人带到海岸，卖给设在凯普海岸及艾尔米纳的奴隶堡。1807年之后，这行业眼看没了搞头，艾森地的政治菁英阶层在经济上便另起炉灶。但不管怎么说，奴役与奴隶制度根本没有结束。相反的，奴隶全都给圈进了大型农庄，刚开始只在首都库玛西周围，后来又扩张到整个帝国，受雇生产出口用的黄金及可乐果，但也种植大量的粮食，并从事密集的搬运工作，因为艾森地根本不使用轮子运输。同样的变通也发生在更往东的地方。举例来说，达荷美国王在怀达及波多诺伏的港岸地区拥有大片棕榈园，用的就全是奴工。
因此，奴隶贸易的废止并没有使奴隶制度在非洲销声匿迹，充其量只是把奴隶换了个地方使用，以前是用在美洲，如今则是用在非洲境内。尤其重要的是，过去两个世纪为因应奴隶贸易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因此其行为模式依然。举例来说，在尼日利亚，1820至30年代一度强大的奥约王国之所以崩溃，除了内战的关系，还因为南边的约鲁巴人的城邦兴起，诸如伊洛林及伊巴丹，这些都是直接涉入奴隶贸易的国家。1830年代，奥约饱受劫掠，之后，约鲁巴诸城又与达荷美角逐该地区的支配权，整个19世纪的前半叶，战火连绵，制造了无数奴隶。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绑架有之，神谕的诅咒有之，小规模的打家劫舍也照样发生。在尼日利亚某些地方，绑架严重到父母不准孩子到外面游戏，唯恐子女就此沦落成为奴隶。
其结果是，整个19世纪，在非洲大肆扩张的并不是商业合同而是奴隶制度。精确的数字尽管不易取得，根据当时许多旅行者及商人现存的记述，西非的艾森地王国及达荷美王国，以及约巴鲁诸城邦，奴隶人数都超过人口的半数。比较精确的资料则存在于早期法国殖民地的记录中，其中包括西苏丹，以及西非一大片带状地带，从塞内加尔经马里、吉布纳法索到尼日尔及乍得。到1900年，在这一区域，奴隶仍占全部人口的30%。
对于消灭非洲的奴隶制度，合法生意的出现固然无能为力，同样的，列强瓜分非洲之后的殖民统治照样无济于事。欧洲人入主非洲，尽管正气凛然，摆出一副对抗并废止奴隶制度的架势，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殖民统治下的非洲，绝大部分地方，直至20世纪奴隶制度依然延续不绝。举例来说，塞拉利昂的奴隶就是直到1928年才完全根绝，尽管首都自由城在18世纪末叶建立之初，还被视为是美洲遣返奴隶的天堂，并成为英国反奴舰队的重要基地，也是奴隶被英国海军从奴隶船上解救下来，重获自由后的新家。尽管具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奴隶制度在塞拉利昂还是延续长达一百三十年之久。1840年代，就在塞拉利昂的南边，同样也是为美洲重获自由的奴隶而成立的赖比瑞亚，情况亦复如此。甚至到了20世纪，奴隶制度仍然阴魂不散，迟至1960年代，据估计，劳动人口中仍有四分之一是强制性的，生活上与工作上的条件都无异于奴隶。由于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建立都是以奴隶贸易为基础，是榨取式的，因此工业化也没有扩及到下撒哈拉非洲；相较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正在转型，这一地区的经济不仅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
（3）打造二元经济
“二元经济”的典型最初由刘易斯爵士于1955年提出，至今许多社会科学家思考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问题时，仍然是从这个角度切入。按照刘易斯的说法，许多低度开发国家的经济都是二元结构，其一为现代部门，另一为传统部门。现代部门相当于经济中发展得较高的部分，与之相关的如都市生活、现代产业及先进技术的应用。与传统部门相关的则是农村生活、农业，以及“落后的”制度及技术。落后的农业制度包括土地所有权公有，这表示私人没有土地财产权。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在传统部门，劳动力的使用非常没有效率，大可将之重新配置，转用到现代部门，这样做也不至于降低农业部门的生产量。好几个世代下来，发展经济学者无不以刘易斯的观点为依归，所谓“发展问题”，无法就是把人和资源从传统部门、农业及农村转移给现代部门、工业及都市。1979年，刘易斯因经济发展理论获诺贝尔奖。
以他的理论为基础，刘易斯和发展经济学者所指出的二元经济，确实有其道理。南非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一是传统部门，落后而贫穷，一是现代部门，活跃而繁荣。时至今日，二元经济在这里仍然到处可见。若要见识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车到夸祖鲁—纳塔尔省与特兰斯凯省的边界去走一趟。边界沿着大凯河而行。纳塔尔境内的河东，沿海所见，尽是滨海高档房屋，沙滩绵延，景致优雅。内陆则是甘蔗园，绿意遍野。道路美不胜收，整个地区散发着富裕的气息。但一过了河，仿佛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时代和国家，触目荒凉。放眼大地，四野褐黄，不见绿意。自来水、卫生间，以及现代豪宅的一切现代设施，全都消失，人们所住，无非简陋的草寮，炊煮都在露天。生活当然是传统的，跟河东比起来，相差可谓十万八千里。目睹此一情景，一河之隔的差异，系于两岸经济制度的大不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南非，大凯河以东的纳塔尔，纳塔尔大学
南非，大凯河以西的特兰斯凯，农民小屋
河东的纳塔尔，人民拥有私有财产权、运作良好的法律体系、市场、商业化农业，以及工业。但在河西的特兰斯凯，直到最近仍然是土地公有，部族首领大权在握，唯我独尊。通过刘易斯二元经济的理论之镜，特兰斯凯与纳塔尔之间的对比充分说明了非洲的发展问题。事实上，更进一步观察发现，就历史来说，整个非洲其实和特兰斯凯如出一辙，无非是贫穷加上前现代的经济制度、落后的技术及部族首领统治。按照这个看法，只要经济发展了，特兰斯凯应该也能够变成纳塔尔。
但此一看似成理的观点却忽略了一点，亦即二元经济之存在及其与现代经济的关系之间自有其逻辑。特兰斯凯的落后并非完全是非洲本土落后的历史残余。特兰斯凯与纳塔尔之间的二元经济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绝非原来就存在的，而是南非白人菁英阶层刻意打造出来，其目的无非是要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制造一个廉价劳动的储备库，并以此降低非洲黑人的竞争力。因此，二元经济的低度发展乃是人为造就的有一个例子，而不是低度发展乃自然发生并持续多个世纪的例子。
南非与博茨瓦纳就避免了奴隶贸易以及为此引发战争的不利效应，这一点本书稍后将会谈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625年在泰泊湾（现在的开普敦）建立基地，是南非人与欧洲人的第一次重要互动。当时，南非西部人口稀少，多数人以狩猎采集为生，人称科伊科伊人。偏东的部分则是今天的西斯凯及特兰斯凯，为人口密集的农业社会。刚开始时，这些非洲人与新来的荷兰殖民者互动并不频繁，也与奴隶的贸易无关。南非沿海地区距离奴隶市场遥远，西斯凯及特兰斯凯的居民，亦即廓萨人，则地处内陆深处，都未引起太多的注意。因此，横扫西非及中非的倒退发展并未波及此一地区。
到19世纪，这些地方的封闭开始有了改变。对于南非的气候及环境，欧洲人开始发生兴趣。西非地处热带，热带疾病如霍乱及黄热病，使大部分的非洲变成了“白人的坟场”，欧洲人不仅不愿意定居，甚至不愿意设置永久的驻地。南非却不同，不仅气候温和，而且完全没有霍乱及黄热病这类热带疾病，比较适合欧洲人定居。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从荷兰人手上夺下开普敦之后，欧洲向南非内陆的扩张于是展开，随着开拓不断朝内地深入，引发了一连串的长期战争，是为廓萨之战。1835年，欧洲人之深入南非内地达到高潮。当时，荷兰裔欧洲人，亦即后来的欧洲裔南非人或布尔人，展开集体迁移，史称“大迁徙”，迁离英国控制下的沿海及开普敦地区，后来在非洲内陆建立了两个独立国家，一为奥兰治自由国，一为特兰斯瓦。
1867年，金伯利发现巨大钻石矿藏，1886年，约翰内斯堡发现丰富金矿，南非开发的第二阶段随之展开。巨大的矿产财富使英国大为心动，决心全面占领整个南非。奥兰治自由国和特兰斯瓦起而抵抗，导致1880至1881年及1899至1902年著名的布尔战争。最初虽然失利，英国终究将欧洲裔南非人国家的版图并入了开普省与纳塔尔，1910年成立南非联邦。矿产经济的发展与欧洲人的大举扩张，除了引发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外，对此一地区的发展另有其他的意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因此制造了粮食及其他农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在农业及贸易上为非洲原住民制造了新的机会。
根据历史学家邦迪所收录的文献，对于此一经济机会，西斯凯及特兰斯凯的廓萨人很快就做出回应。早在1832年，甚至矿业尚未起飞前，这些地区新生的经济活力，特兰斯凯一位摩拉维亚教会传教士就已经看在眼里，同时也注意到，对于欧洲人带来的新消费商品，非洲人也产生了需求。他写道：“为了要得到这些东西，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付出劳力，赚取金钱，购买衣服、铲子、犁头、车辆及其他有用的商品。”
民政专员海明1876年走访西斯凯的芬格埔，所做的描述同样传神：
“芬格人短短几年间的进步非常之大，令我十分惊讶……茅草屋子、砖造或石造的居所全都有模有样，无论走到哪里都看得到。许多地方盖起了颇具规模的砖房……种植了水果树；不管哪里，只要有溪水可用，引水耕地便到哪里；丘陵山坡甚至高山顶上，只要犁头可到之处，无不耕遍。翻耕土地之广，令人惊讶；耕地如此广大，多年未见。”
如同下撒哈拉非洲的其他部分，在农业上，犁的使用虽属新事，但只要给他们机会，非洲农民很快就能接受新的技术，并在车辆及灌溉方面做好投资准备。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僵化死板的部落制度也开始让路。许多证据显示，土地财产权出现了改变。1879年，东格里克兰的昂金谷鲁的地方行政官这样写道：“原住民想要拥有土地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他们已经买了三万八千亩地。”三年之后，他又写道，区内约有八千个非洲农民买了九万亩地，并开始在其上耕作。
说到工业革命，非洲或许言之过早，但真正的改变却已经上路。土地私有弱化了部族首领的地位，使一般人也能够购买土地生财，这在数十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这也充分显示，榨取式制度及专制体系的衰落很快就能带来新的经济活力。这中间成功的故事非常多，西斯凯的桑杰卡只是其中之一而已。1911年，这位白手起家的农民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他第一次向父亲开口说要买土地时，父亲回答说：“买土地？你怎么会想到要买土地呢？所有的土地都属于神，祂也只赐给酋长，这你难道不知道？”桑杰卡父亲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桑杰卡不气馁，他到威廉国王镇去找了一份工作，说道：
“用了一点手腕，到银行开了一个私人账户，把一笔储蓄存了进去……一直存到八十镑……（买了）一只牛，连带轭、犁、工具及其他农具……又买了一小块田……至于我的乡亲，我并不十分建议他们也从事农耕……但不管怎么说，总要用现代的法子去赚点钱才是正途。”
卫理公会传教士戴维斯1869年写的一封信，最可以见出这个时代非洲农民的活力与富裕。在这封寄到英格兰的信中，他喜不自胜地说，他为“兰开夏郡棉花救济基金”募集到了四十六英镑现金。这个时代，富裕的非洲农民可以捐钱救济贫穷的英国纺织工人。
一点也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经济活力惹恼了传统的酋长，在他们眼里，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模式，这简直就是在侵犯他们的财富与权力。1879年，特兰斯凯地方行政长官布莱斯注意到，有人反对测量土地，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将土地分割成为私有财产。他的记述写道：“有些部族首领……反对，但多数人都乐观其成……部族首领都明白，承认个人的名分地位，有损他们部族首领的威望。”
部族首领也抗拒土地改良，诸如挖掘灌溉沟渠或建筑围篱。他们明白，这些改良措施只不过是个人拥有土地财产权的前奏，那也就是他们自己末日的开始。欧洲观察家甚至注意到，部族首领以及其他传统权威人士，譬如巫医，就企图禁止所有的“欧洲花样”，包括新的种子、犁之类的工具，以及各种商品。但随着西斯凯与特兰斯凯并入英国殖民政府，传统的部族首领与权威人士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阻挡新的经济活力在南非兴起。1884年在芬格埔，一名欧洲观察家指出：
“老百姓转而向我们效忠。酋长变成一种地主头衔……不再有政治权力。酋长……巫医的嫉妒发作起来，足以致命，容不下富有的牛只主人、能干的谋士、新商品的引进、技术高超的农业专家，因为这一切都会使他们沦落为凡夫；然而，芬格人不再顾忌这些……他们是进步人士。尽管仍然是一介农夫……他却有车有犁，开渠灌溉，并拥有一大群绵羊。”
广纳式制度，加上部族首领权力的衰退，纵使只是星星之火，却足以在非洲引发沛然的经济繁荣。但好景不长。1890年至1913年间，一切戛然而止，进入了倒退。这段期间，两股力量合流，过去五十年非洲人创造的农村财富与活力随之尽付东流。其一是欧洲农民与非洲人竞争所引发的对抗。由于非洲农民的成功，欧洲人所生产的同类谷物价格跟着下降。对此，欧洲人做出的回应是将非洲人逐出市场。第二股力量更为邪恶。欧洲人需要廉价劳工以供刚兴起的矿业所用，为了确保此一目标的实现，就只有把非洲人贫穷化。于是，接下去的数十年，此一策略便按部就班地执行。
1897年，矿业协会理事长奥布在调查委员会作证，对贫穷化非洲人以得到廉价劳工的做法提出了有力的描述。他说，他“对那些下人什么都不必说，只要告诉他们减薪就成了”。他的证词如下：
委员会：假定有卡菲尔（指非洲黑人）辞职不干回牛棚去了呢？你赞成要求政府强迫他们出来做工吗？
奥布：当然……我会断然采取强迫……为什么要让一个黑鬼游手好闲呢？依我的看法，应该强迫他们工作以养活自己。
委员会：如果工人不工作也能生活，你又怎么强迫他工作呢？
奥布：征他的税，然后……
委员会：所以你不会让卡菲尔在乡下拥有土地，却必须为白人工作让他发财？
奥布：帮助邻人，那是他应该做的。
扫除白人农民的竞争对手，开发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双管齐下，1913年随着原住民土地法的立法，两大目标同时完成。此一法案预言了刘易斯二元经济的概念，把南非一分为二，一是现代的富裕部门，一是传统的贫穷部门这项法案除了落实贫富的二分外，同时规定，87%的土地都交给只占人口20%的欧洲人，剩下的13%才归于南非黑人。当然，在这项法案之前，早已经有了许多前例，欧洲人一直都在限制非洲人，将他们保有的土地愈圈愈小。但直到1913年法案定案，整个形势才制度化，也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设下了舞台，从此政治与经济的权利全归少数白人，黑人虽为多数，却是两者皆空。法案特别规定，保留某些土地，包括特兰斯凯与西斯凯，做为非洲人的“原乡”。后来这些地方成为所谓的班图斯坦，也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另一个借口，说什么南非黑人并不是这一地区的原住民，而是班图人后裔，是一千多年前从东尼日利亚迁移过来的。如此一来，讲到对这片土地的权利，他们不见得比欧洲人多，实际上当然还更少。
地图16显示，1913年的土地法及其1936年的修正案分配给南非黑人的土地实在少得可怜。此外，此图也可以看出1970年类似的土地分配也发生在津巴布韦，是另一个二元经济体的建立。这一部分我们将在第十三章再做讨论。
1913年的立法还包括了一些条款，旨在阻止小佃农及流动农民在白人拥有的土地上耕作，顶多只能短期打工。负责原住民事务的书记说明：“法案的目的在于终止未来任何涉及欧洲人与原住民之间有关土地及土地收成的交易行为，所有与原住民签订的新合约都必须是工作合约。所有这类秉持诚心签订的合约，雇主当初于善意不计一切给付原住民，或特准其耕种指定的一块土地……但原住民不得给付主人任何东西以换取占有土地的权利。”
1950年代与60年代，发展经济学正在成形，刘易斯的理论也正走红，对当时走访南非的发展经济学家来说，原乡经济与白人富裕的现代经济之间形成强烈对比，正是二元经济理论所讨论的核心。经济中属于欧洲人的部分是都市的、受过教育的，使用的是现代技术。原乡则是贫穷的、乡村的及落后的，劳动生产力极低，人民未受过教育，落后如故，仿佛完全没有受到时间的影响。
但撇开这些不谈，二元经济并非自然发生，也不是不可避免，而是欧洲殖民主义的产物。没错，原乡是贫穷的，技术上是落后的，人民没有受过教育。但始作俑者却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强势打压非洲的经济成长，以便欧洲人所控制的矿场及土地制造没有受过教育的廉价劳工。1913年之后，白人侵占非洲人的土地，大量非洲人被迫离乡背井，涌入原乡，却又因空间太小，不足以让他们养活自己。一如所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到白人的公司去找一口饭吃。随着经济动机的瓦解，之前五十年所成就的进步全都退回原点。耕田时放弃了犁，重新拾起锄头，当然，那还得他们有地可耕。更常见的情形是，只能委身做个廉价劳工，而那正是当初划定原乡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上，毁掉的不只是经济动机而已，已经开始的政治变化也转而倒退。之前，部族首领及传统统治者的力量已经式微，如今却死灰复燃，因为制造廉价劳工的阳谋得逞，土地私有财产制胎死腹中。于是部落首领的土地控制权重新获得认可。1951年，政府通过班图人管理机构法，所有这些措施乃达到最高点。早在1940年，范德利就已经明白点出了此一问题：
“部落的保有权，无异于保证土地永远无法得到适当的使用，也永远无法属于原住民。要有廉价的劳工，就要有一个廉价的繁殖场，所以这是以非洲人自己做为代价。”
土地遭到剥夺，导致非洲农民陷入赤贫，不仅为落后的经济打造了制度基础，而且还制造了穷人塞满这个经济。
1913年原住民土地法实施之后，原乡生活水平倒退，证据信手可得。特兰斯凯与西斯凯陷入经济衰退，持续不断。历史学家威尔森从金矿公司那里搜集到的雇佣资料显示，整个南非经济的衰退非常广泛。继土地法及其他立法之后，1911至1921年之间，矿工的薪资下降达30%。到1961年，尽管南非的经济维持相当稳定的成长，但相较于1911年，薪资反而下降了12%。这段期间，南非无疑是全世界最不公平的国家。
但话又说回来，尽管环境如此，在欧洲人的现代经济中，非洲黑人难道就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开始自己的事业，或者接受教育力争上游吗？答案是，政府的作为让所有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在欧洲人的经济势力范围内——87%的土地——所有的黑人都不准拥有财产或经营事业。种族隔离政权清楚得很，让黑人受教育只会使他们成为白人的竞争者，而不会为矿业或白人拥有的农业提供廉价劳工。早在1904年，矿业界就实施了一套制度，为欧洲人保留工作权，举凡搅拌水泥的工人、试金人、矿坑监工、锻工、锅炉工、铜匠、铜铸工、泥水匠……长长一份清单，没完没了，一直到木匠，全都不准黑人担任。总而言之，在矿业界，黑人禁止从事任何技术性工作。这就是恶名昭彰的“有色人种障碍”（color bar），为南非政权所发明的各项种族隔离措施开了先例。1926年，有色人种障碍扩及全部经济活动，直到1980年代。黑人没受教育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南非政府不仅排除任何在经济上有利于黑人的教育，同时还拒绝投资黑人学校，压抑黑人教育。此一政策于195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在种族隔离政策主要策划者维沃尔德带领下，政府通过了班图人教育法。此一法案背后的哲学，维沃尔德在1954年的一次演讲中，毫不避讳地公诸于世：
“班图人必须弄清楚，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只能在自己的社会里做事。在欧洲人的社会里，高于某些层面的工作，他是没份的……因此，接受一种训练以便投入欧洲人社会这种事情，于他是没有需要的，更何况，他既不能也不会被欧洲人社会吸收。”
当然，维沃尔德口中的二元经济显然大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南非，二元经济并不是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政府制造出来的产物。在南非，穷人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从落后部门晋身到现代部门。相反的，反而是落后部门的存在促成了现代部门的成功，利用非技术性黑人劳工的廉价工资，白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按照刘易斯的看法，出身传统部门的非技术工人将会逐渐变成受过教育的技术性劳工。但在南非，此一过程完全不存在。事实上，黑人劳工停留在非技术层面，并被禁止担任高阶技术的职位，完全是出于故意，其目的无非是要让有技术的白人劳工不致遭到竞争并继续享受高薪。在南非，黑人完全“困处”于原乡，困处于传统经济。但这并不是有利于发展的经济成长所造成的问题。白人的发展靠的是原乡。
在白人以剥削黑人为基础所建立的榨取式制度下，南非的经济发展模式到头来成就有限，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南非白人拥有财产权，他们投资教育，又能够开采黄金及钻石，以高利润出售到世界市场。但高达80%的人民却遭到边缘化，令人称羡的经济活动绝大部分都把他们排除在外。生为黑人，有天资也没用，完全不可能成为技术性工人、商人、企业家、工程师或科学家。经济制度是榨取式的，白人靠榨取黑人致富。的确，南非白人拥有西方欧洲国家相同的生活水平，但南非黑人呢？比起下撒哈拉非洲的那些人民，他们一点也不富有，同样一贫如洗。没有创造性的破坏，这种光是肥了白人的经济成长，只要黄金和钻石的收入增加便可以继续不断。然而，到了1970年代，经济停止成长了。
同样不令人意外的是，这套榨取式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一套高度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上。1994年垮台之前，南非政治制度把一切的权力都交到白人手上，只有白人才能投票及竞选公职。白人支配警察、军队及所有的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又置于白人的军事统治之下。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时，奥兰治自由国与德兰斯瓦等政治实体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种族特权，完全禁止黑人参与政治。殖民地纳塔尔与开普虽然准许黑人投票，但前提是他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财产，而这明显是他们无法做到的。1910年时，殖民地纳塔尔与开普任然维持原有制度，但到了1930年代，南非境内所有的地方，黑人的投票权完全遭到剥夺。
1994年，南非的二元经济告终，但不是基于刘易斯爵士的理论所提出的原因。结束有色人种障碍与原乡的并非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一个政权既不承认人民的基本权利又不同他们分享经济成长的利得，南非的黑人终于起而抗争。1976年索威托起义之后，抗争行动愈来愈有组织，也愈来愈强大，最后终于打倒了这个种族隔离国家。南非黑人集结奋起所凝聚的力量，终于终结了南非的二元经济，同样也终结了南非白人从一开始就制造了这种经济模式的政治力量。
（4）发展的倒退
今日世界之所以存在着不平等，关键在于19与20世纪有些国家能够利用工业革命、科技及组织方法取得优势，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科技变革虽然只是繁荣的引擎之一，但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没有利用新技术的国家，即使拥有其他促进繁荣的引擎也属枉然。在这一章和前一章我们都已经看到，国家之所以失败，问题出在其制度是榨取式的，而这有可能是长期专制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因为缺乏集权的政府。但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好几个例子，同样的一种过程：欧洲人的商业与殖民扩张，对欧洲固然是成长的染料，对别的地方却造成或至少是强化了榨取式制度，成了国家贫穷落后的症结。事实上，欧洲殖民帝国的财富积累，往往都是建立在侵略上，摧毁世界各地独立的政治实体及本土经济，要不然就是一手扶植榨取式制度，譬如加勒比海群岛，在原住民几乎荡然无存之后，进口非洲奴隶，建立大规模的庄园区。
如果没有欧洲人的介入，班达群岛、亚齐，或缅甸的那些城邦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或许会有自己的光荣革命，也有可能以香料或其他有价值的商品进行贸易，以积极成长做为基础，逐渐走向比较广纳式的政治经济制度。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扩张却勾销了此一可能性，其灭族行动彻底扼杀了班达群岛本土发展的希望，其威胁也使东南亚其他许多地方的城邦在商业上全面撤退。
印度是亚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一路走来，情形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导致其发展倒退的不是荷兰而是英国。18世纪时，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制造国及出口国。印度的印花布与细棉布充斥欧洲市场，而且销遍亚洲甚至东非，将其带进不列颠群岛的代理商则是英格兰东印度公司。英格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早荷兰东印度公司两年，整个17世纪都在经营印度，企图独揽当地重要的出口品，但必须面对葡萄牙及法国的竞争。前者在果阿、吉大港及孟买都已建立了根据地，后者在彭地治力、昌德纳加、亚南及凯利凯尔也早有所部署。但如我们在第七章所说，地东印度公司来说，更大的麻烦是光荣革命。该公司的独占权为斯图亚特王室所特许，但1688年之后立刻遭到了挑战，甚至被取消超过十年。特权一失，影响重大，如我们之所见，英国的纺织业者说服了国会，禁止印花棉布进口，而这正是东印度公司最赚钱的商品。到了18世纪，在克里夫的领导下，东印度公司改变策略，开始发展一个大陆帝国。当时，印度四分五裂，互相竞争的政治实体林立，尽管其中仍有不少在名义上还隶属于德里的蒙兀儿王朝。东印度公司首先在东边的孟加拉扩张，分别在1757年普拉西及1764年布克萨尔的战斗中将地方势力铲除殆尽，劫掠地方财富，接管甚至强化德里的蒙兀儿王朝榨取式的捐税机构。此一扩张进行之际，则是对印度纺织业的大规模压缩，不管怎么说，反正这类商品早已经失去英国的市场，但如此一来，导致城市凋敝，贫穷增加，为印度开启了长时期的倒退发展。不久之后，印度人自己不再生产纺织品，而是向英国人购买，并开始为东印度公司种植鸦片，销往中国。
大西洋奴隶贸易也在非洲重复同样的模式，即使是从比东南亚及印度更落后的状态展开。许多非洲国家为了要捕捉奴隶并贩卖给欧洲人，变成了战争机器。不同政治实体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演变成连年的战火，又由于政治权力始终未能集中，非洲大部分的政府体制乃土崩瓦解，使历久不衰的榨取式制度以及今天失序状态趁虚而入——这一方面，我们还会再谈到。至于非洲少数得以免于奴隶贸易的地方，譬如南非，欧洲人则强加了另一套制度，为自己矿场及农场设计并制造了一个廉价劳工的储备库。为此，南非政府制造了一个二元经济体系，举凡技术性的职业、商业性的农业，以及创业，80%的人民全都没份。所有这一切，不仅可以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之所以错过了工业化的原因，同时也概括说明了一种现象：有的时候，经济发展是以国内其他地区或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低度发展为养分，或甚至创造了这种低度发展。
10、 富裕的扩散
（1）盗贼之光
18世纪，英国——或说得更恰当一点，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合并之后的大不列颠——在犯罪处理的问题上做了一个简单的决策：为了眼不见、心不烦，或者至少是省得麻烦，干脆将罪犯流放到帝国的罪犯殖民地去。北美独立战争前，判决定罪的罪犯主要都是送往美洲殖民地。1783年之后，独立的美国不再欢迎英国的罪犯，英国当局只好为他们另觅新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西非。但气候加上致命的疾病如霍乱及黄热病，欧洲人根本没有抵抗力，环境太过于恶劣，当局于是决定，纵使是罪犯，把他们送达“白人的坟场”去，还是有所不宜。第二个选项则是澳大利亚。这块帝国东边的海上疆域已经由大航海家库克船长发现。1770年4月29日，库克登陆一处美丽的海湾，因当地物种丰盛，随行博物学家誉之为博特尼湾。对英国的政府官员来说，这块地方正是再好不过，气候温和之外，由于其远在天边，的确是可以令人眼不见心不烦。
1788年1月，一支由十一艘船组成的船队满载罪犯，在船长菲利普的指挥下首航。1月26日，亦即今天的澳大利亚日，他们扎营悉尼湾，也就是今日悉尼市的核心，并将此一殖民地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其中一船名为亚历山大号，船长为辛克莱，船上有一对罪犯夫妇，亨利与苏珊娜·凯博。苏珊娜犯的是盗窃罪，最初被判死刑，后来改刑十四年，流放北美殖民地，但因美国独立而作罢。同一时期，在诺维奇堡监狱，苏珊娜与狱友亨利相恋。1787年，苏珊娜被选中移送澳大利亚新的罪犯殖民地，并将随第一支船队前往。但亨利并不在其列。此时，苏珊娜与亨利已经育有一子，名字也叫亨利。当局的决定意味着一个家庭行将遭到拆散。苏珊娜移监到一艘停泊在泰晤士河的囚船上时，慈善家凯德根女士获悉这段悲惨故事，立刻发起一项促成凯博夫妻重聚的活动并获得成功。于是，两夫妻得以带着小亨利一同移送澳大利亚。同时，凯德根女士募得二十英镑，为他们购置物品，于抵达澳大利亚时取货。但抵达博特尼湾时，货物包裹却不翼而飞，至少辛克莱船长是这样说的。
凯博夫妇能怎样呢？按照英国法律，能做的事情不多。纵使在1787年，英国就有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但此一广纳性并未包括罪犯，罪犯实际上完全没有权利。他们既不能拥有财产，当然也不能诉诸于法院。事实上，他们甚至连向法院提交证据都不能。辛克莱清楚这一点，并有可能窃取了包裹。尽管他从未承认，但他的确放过话，说凯博夫妇根本告不了他。按照英国法律，他说得一点都没错，而且，若是不列颠，整件事情就会到此结束。但在澳大利亚却不然。当地军法官柯林斯收到了一纸书状：
“兹有亨利·凯博及其妻子，此地之新住民，离开英格兰之前，有一包裹载运于邓肯·辛克莱船长之亚历山大号，内有衣物及其他供彼等使用之品项，全系众多慈善人士收集及购买，以备上述亨利·凯博及其妻儿之用。为请求现停泊本港之亚历山大号船长返还上述包裹，虽已行文数次却均无效果，除上述包裹所包括的几本书外，其余较为贵重的物品仍然留在前述所说的亚历山大号上，该船船长似乎有意忽视，不使原物交付前述可敬之物主。”
由于亨利与苏珊娜都不识字，无法在书状上签名，只能在底下画上“十字架”。“此地之新住民”几个字后来被涂掉，但意义重大。有人把话说在前头，凯博夫妇如果被说是罪犯，这个案子根本就连法院的大门都进不去。于是有人出点子，说他们是新住民。这对柯林斯法官来说可能有点棘手，那几个字很可能就是他给划掉的。但那份书状有效。柯林斯没把案子给丢掉，而是召集开庭，还有陪审团，全部都由军人担任。辛克莱出庭应讯。尽管柯林斯并不是十分热心，陪审团的成员又都是派到澳大利亚来看守凯博夫妇这类人犯的，但凯博夫妇还是赢了。辛克莱以凯博夫妇是罪犯为由力争，但裁决成立，他必须付十五英镑。
柯林斯法官做出这项裁决，并非根据不列颠法律；事实上，他完全不理会英国的法律。这是澳大利亚的第一桩民事判决。至于澳大利亚的第一桩刑事案件，对不列颠岛的子民来说恐怕也是同样怪异。一名罪犯偷窃另一名罪犯的面包被判有罪，面包价值二便士。在那个时代，这种案子根本上不了法庭，因为罪犯无权拥有任何东西，偷窃罪无由成立。但澳大利亚不是不列颠，法律不光只是照着英国的走。不久，澳大利亚在民刑法以及许多政经制度上也都和英国分道扬镳。
新南威尔士的流放殖民地，最初只有罪犯和看守他们的守卫，多数是军人。182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的“自由住民”少之又少，在新南威尔士，罪犯移送虽然到1840年代以及停止，但在西澳，却一直持续至1868年为止。罪犯必须从事“强制工作”，实际上就是强迫劳动的另一说法，而警卫则从中捞钱。最初，罪犯都没有酬劳，做工所得就只是一日三餐，所有产品尽归警卫所有。但一如弗吉尼亚公司在詹姆斯镇所做的实验，这套制度并不怎么有效，由于罪犯缺乏（努力工作的）动机，工作起来既不求多也不求好。但无论是鞭打或驱逐到诺福克岛——方圆只有十三平方英里，位于澳大利亚以东一千英里的太平洋当中——照样起不了作用，只有另起炉灶，给他们诱因。这对军人和警卫来说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主意，罪犯就是罪犯，再怎么说他们既不能出卖劳力也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但在澳大利亚，就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做活了。虽然有原住民，当时在新南威尔士，为数可能多达一百万，但却散布在广袤的大陆上，以新南威尔士的人口密度，光靠剥削他们根本不足以创造出经济效益。这也就是说，拉丁美洲的那一套在澳大利亚行不通。因此，警卫走自己的路，最后搞出来的制度，广纳性甚至比不列颠国内的还高。每个罪犯都分派有工作，但若有多余时间，便可以做自己的事，生产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卖钱。
罪犯得到了新的经济自由，但警卫也得到了好处。产品增加了，但罪犯想要买东西，则由警卫掌握独占权。其中最有赚头的就是兰姆酒。这时候新南威尔士和英国其他殖民地一样，由英国政府任命的总督统治。1806年，英国任命的是布莱。十七年前，1789年，在著名的“慷慨号叛变事件”中，此人即是慷慨号的船长。布莱非常重视纪律，叛变之所以发生，极有可能正是他的这种特质造成的。这一次，他脾气依然未改，一上任便向兰姆酒独占者开战。这一来又引起一次叛变，主角则是独占者，领导者是退役军人麦克阿瑟。在这次人称兰姆酒之变的事件中，布莱再度沦为叛军手下败将，只不过这次是在陆地上而不是在船上。麦克阿瑟囚禁布莱。英国当局随即派遣大军前来处理叛变，逮捕麦克阿瑟，遣送回英国，但不久获释，重返澳大利亚，并在此一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上扮演重要角色。
1985年版澳大利亚币2元正面，约翰·麦克阿瑟的头像。
兰姆酒之变的祸根是经济性的。让罪犯有工作的动机，这一策略让麦克阿瑟这类人赚饱了钱。1790年随第二支船队抵达澳大利亚，麦克阿瑟还只是一介武夫。1796年自军中辞职，专心做生意，当时已经拥有自己的第一批羊群，深知蓄养羊只及出口羊毛的商机无限。从悉尼往内陆走，中间有蓝色山脉，1813年终于跨越山脉，发现了另一边广袤空旷的草原。那儿是羊群的天堂。麦克阿瑟很快就成为澳大利亚首富，但他和他那些畜羊巨头却都成了所谓占地户，因为他们放牧的土地并不是他们的，而是属于英国政府的。但刚开始时，这些都还只是小事一桩。占地户毕竟都是澳大利亚的菁英阶层，或说得更恰当一点，堪称是占地贵族。
即使有占地贵族，新南威尔士却一点都不像东欧或南美殖民地的那些专制政权，不像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有农奴，也不像墨西哥及秘鲁有大量原住民可供剥削。在许多方面，新南威尔士反而像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菁英阶层到头来发现，唯有创造比奥匈帝国、俄罗斯、墨西哥及秘鲁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才是自己的利益所在。罪犯是唯一的劳动力，而唯一能让他们有工作动机的，则是付工资给他们。
很快的，罪犯也可以创业，并雇用其他罪犯。更重要的是，服完刑期后，他们甚至分得土地，并恢复所有的权利。其中有些人开始致富，甚至不识字的亨利·凯博都不例外。到1798年时，他拥有一家旅馆，命名为疯马，还有一间店铺，又买了一艘船，做海豹皮买卖。到1809年，他至少拥有九处农场，面积约四百七十英亩，同时在悉尼拥有多处店面及房屋。
接下来，新南威尔士爆发了新一波的冲突，一方是菁英阶层，另一方则是罪犯、服刑期满的罪犯，以及他们的家人。菁英阶层带头的都是过去的警卫及军人，诸如麦克阿瑟之类，另外就是一些自由住民，都是因为羊毛经济发达受到吸引而来到殖民地的人。多数的财富仍然掌握在菁英阶层手中，更生人及他们的后代所要的，包括停止流放、有机会由自己同类的人组成陪审团，以及无偿使用土地。然而，菁英阶层一概不予同意。他们关心的是为自己占用的土地取得合法地位。整个情况有点类似两个多世纪前北美洲发生的那次事件。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契约工反抗弗吉尼亚公司获得了胜利，接着，斗争更在马里兰及卡罗莱纳发生。在新南威尔士，麦克阿瑟及占地户分别扮演的就是巴尔的摩男爵及艾胥黎古柏的角色，英国政府这一次照样站在菁英阶层这边，但他们也担心，有朝一日麦克阿瑟与占地户有可能也会宣布独立。
1819年，英国政府特派比格针对当地的发展主持一个调查委员会。比格对罪犯所享有的权利大感震惊，此外，对此一流放殖民地的经济制度竟然如此之广纳也大感惊讶。他建议来一次彻底的整顿：罪犯不得拥有土地，任何人从此不得付工资给罪犯，赦免不得浮滥，应有限制，刑期服满，更生人不得配给土地，违者加重处罚。在比格眼里，占地户简直成了澳大利亚现成的贵族，放眼未来，他则看到了一个由他们支配的专制社会。这还得了。
比格想要倒转时钟，更生人及他们的儿女却要求更多权利。最重要的是，又和美国的情形一样，他们了解，若要充分巩固自己的经济及政治权利，就需要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将他们也包含在决策过程中。因此，他们要求能够公平参与的选举，要求代议制度以及他们能够获得席位的议会。
领导更生人及其子女的是温特沃斯，一个人生多彩多姿的作家、探险家兼新闻记者。第一支穿越蓝色山脉的探险队，他也是领队之一，从此为占地户打开了广袤的草原，群山中有一个小镇迄今仍以他为名。他之所以同情罪犯，或许是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曾经被控公路抢劫，为了逃避受审，免掉可能的牢狱之灾，才自愿流放到澳大利亚来。这时候，温特沃斯大力主张比较广纳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产生的代表大会、由更生人及其家人组成的陪审团裁判，以及停止将罪犯流放到新南威尔士。他办了一份《澳大利亚人报》，大肆攻击现行政治制度。麦克阿瑟讨厌温特沃斯，对他的主张更是深恶痛绝，并将他的支持者列了一份清单，其特征表列如下：
被判绞刑，流落至此者
拖行车后，饱尝鞭挞者
伦敦犹太人
最近被撤销资格的犹太税务员
因买卖奴隶流放至此的拍卖人
在此地饱尝鞭挞者
双亲皆罪犯的儿子
负债累累的骗子
美洲投机分子
品行不端的讼棍
最近落魄至此卖唱的异乡人
岳父母皆为罪犯的人
娶以前为铃鼓女郎的罪犯做妻子的人
尽管有麦克阿瑟及占地户的反对，澳大利亚的这股潮流却挡不住。要求代议制度的呼声强大到无法压制。1823年之前，统治新南威尔士的总督简直可以为所欲为，但到了那一年，英国政府任命的地方议会成立，他的权力从此受到了限制。刚开始，英国政府任命的都是占地户及非罪犯的菁英阶层，麦克阿瑟即为其中一员，但这情形并不长久。1831年，总督博尔科向压力屈服，首度让更生人坐上了陪审团的席位。更生人，事实上还要加上许多新来的自由住民也希望停止从英国流放罪犯，因为那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工资下降。占地户喜欢的是低工资，但他们未能如愿。1840年，流放罪犯至新南威尔士的措施停止，1842年，立法机构成立，其中三分之二成员由选举产生（其余为任命）。更生人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条件是必须拥有相当财产，在这方面，符合资格的人极多。
到了1850年代，澳大利亚已经实施成年男性白人参政。公民、更生人及其家人的要求当时已经远远超出温特沃斯最初所能想到的程度。事实上，他那时反倒是站在保守派的一边，坚持上议院应为非民选的。但正如之前的麦克阿瑟，温特沃斯也阻挡不了潮流，大势之所趋，政治制度乃益趋广纳。1856年，维多利亚省及塔斯马尼亚省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实行选举秘密投票的地方，买票及强制投票的行为因而为之遏止。直到今天，提到选举秘密投票的规矩，仍然称之为“澳式投票”。
在新南威尔士的悉尼，最初的情况非常类似一百八十一年前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镇，唯一不同的是，詹姆斯镇的新住民多数时契约工而非罪犯。在这两个地方，最初的情况都没有为榨取式的殖民制度提供空间。两个殖民地都没有稠密的原住民可供剥削，没有可以轻易取得的贵金属如金矿或银矿，也没有可供奴隶经济运作的土壤与作物。1870年代，奴隶贸易仍然活跃，如果有利可图的话，新南威尔士可能早就充满了奴隶。但事实上并没有。无论是弗吉尼亚公司或新南威尔士的军人及自由新住民都向压力低头，逐步打造了广纳式经济制度，进而与广纳式政治制度串联成一体。犹有甚者，此一发展在新南威尔士引发的斗争程度弗吉尼亚更低，而随后企图扑灭此一趋势的倒退也未能得逞。
澳大利亚之走上广纳式制度，其历程同美国一样，却异于英格兰。在英格兰，内战及后来的光荣革命都曾动摇英格兰的国本，但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不需要这类的革命，因为这两个国家立国的情形不同，当然这并不表示，广纳式制度的建立未曾经历任何冲突，事实上，美国就是推翻了英国的殖民主义才走出来的。在英格兰，专制统治历史悠久，根深蒂固，需要革命才能予以铲除。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就没有这种情形。尽管马里兰的巴尔的摩男爵及新南威尔士的麦克阿瑟有可能都有这样的雄心想建立专制统治，但若要实现，他们却都力有不及。在美国及澳大利亚，广纳式制度一旦建立，意味着工业革命将会快速在这些土地上发芽，繁荣也就随之而来。而这些国家所走的道路，殖民地如加拿大及新西兰亦步亦趋跟了上来。
当然，要达到广纳式制度还有别的道路。西欧大部分地方走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在法国大革命的刺激下，走上了广纳式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法国的专制政权，接着又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冲突，将制度的改革散布到西欧大部分地区。至于改革所产生的经济结果，则是西欧大部分地区开始出现广纳式经济制度、工业革命及经济成长。
（2）冲破障碍：法国大革命
1789年之前，专制王朝统治法国长达三个世纪。法国社会分成三个部分，亦即所谓的阶级。第一阶级是教士，第二阶级是贵族，其他所有人则是第三阶级。不同的阶级遵行不同的法律，前两个阶级拥有权利，其余的人则一无所有。贵族及教士不必纳税，而老百姓却要缴纳苛捐杂税，一如所有榨取式政权之所为。事实上，教会不仅免税，本身还拥有大量土地，可以向农民征税。君王、贵族及教士享受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第三阶级则活在悲惨的贫穷之中。不同的法律不仅保证贵族及教士拥有极度优越的经济地位，而且也赋予他们政治权力。
18世纪法国的城市生活既艰难又病态。制造业由强大的行会把持。行会除了为自己的会员谋取良好的收入，同时不准外人进入自己的行业，或经营新的生意。此一所谓的“旧制度”很以自己的持续性及稳定性自豪。任何大生意人及有才能的人开创新的行业都会制造不稳定，是无法容忍的。城市生活固然艰难，农村生活犹有过之。就我们所知，当此一时期，农奴制度最极端的形式——把人跟土地绑在一起，强迫他们为封建主劳动，收成还要上缴——在法国已经没落多时，但迁移还是受到限制，封建负担依然庞大，法国农民仍要向君主、贵族及教会纳贡。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大革命是根本的大事。1789年8月4日，国民制宪会议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法国的法律彻底改头换面。第一条明定：
“国民会议特此完全废除封建制度，特令所有现行的权利与收益，包括领地及租税，一切土地及农奴制度相关者均无偿予以废止。”
第九条继续申明：
“税负方面，无论人或土地，所有特权一律废止。所有公民、所有土地皆应一体一式纳税。制度设计应着眼于税赋由全体人民按比例分担，即便今年剩下的六个月亦然。”
如此这般，法国革命一举废除了封建制度，将其强加于人民的所有义务与规费扫进历史灰烬，并取消了贵族与教士的免税。但其中最激进的却是第十一条，当时甚至根本无法想象，其申明如下：
“所有公民，不分出身，均得以出任任何公职或名分，无论其为教会的、文官的或军方的；任何行业均应杜绝腐化堕落。”
所以，法律之前如今人人平等，日常生活上如此，商业上如此，政治上也如此。8月4日之后，革命的改革持续推动，其结果是取消教会征收特别税的权利，教士改吃政府薪俸。根深蒂固的政治及社会角色既遭废除，经济活动的障碍随之根绝，行会及一切的职业限制都废止，城市中开始出现良性的竞争。
所有这些都是终结法国专制王朝的第一步。8月4日人权宣言公诸于世，接下来虽然是数十年的动荡与战争，但无可逆转的一步已经踏出，从此摆脱了专制及榨取式制度，走上了广纳式政治及经济制度，随之而来的则是其他的经济改革，并于1870年的第三共和达到巅峰，而且一如光荣革命之于英格兰，它为法国带来了议会制度。法国大革命固然制造了不少的暴力、痛苦、动荡与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法国却也因此跳出了榨取式制度的陷阱，不至于像东欧的专制政权如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断绝了经济的成长及繁荣。
法国的专制王朝怎么会走上了1789年的革命呢？尽管经济停滞、社会动荡，许多专制政权毕竟还是存活了很长的时间。一如历史上多数的革命与巨大变革，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水到渠成，乃是多种因素汇集所致，而所有这些又与英国的快速工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一如往常，发展是难以预知的，尽管君王努力想要稳住政权却失败了，结果证明，无论在法国或欧洲其他地方，在制度的改变上，革命都比1789年的人所能想象的还要成功。
法国的许多法律及特权都是中世纪的残余，相较于绝大多数的百姓，不仅对第一及第二阶级较为有利，而且也让他们拥有可以与君主分庭抗礼的特权。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法国五十四年，在位期间巩固王权，更进一步强化数个世纪前就已经确立的专制统治。在过去，许多君王通常都还会召开显贵会议谘商国政。由君王亲自挑选重要贵族组成的显贵会议，大体上虽然仅备咨询，但对王权仍然具有小幅的牵制作用，基于此一理由，路易十四干脆不召开会议。在他的统治下，法国通过某些手段，诸如大西洋及殖民地贸易，在经济成长上的确达成了某些成就。当时才干过人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又非常留心政府创办的或政府控制的产业，但这些都是典型的榨取式成长，受益的又几乎全都是第一及第二阶级。另一方面，为了支应经常的战争、大量的常备部队，以及君主自己的豪华排场、消耗及宫室，政府财政也常常吃紧，因此，路易十四也有意将法国的税制合理化。但王室的征税能力低落，甚至连小贵族都掐住了国库的收入。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当时虽然已有小幅经济成长，但社会的变化却非常巨大。此外，之前的财务问题已经演变成财务危机，1756年至1763年之间的英法七年战争尤其所费不赀，还让法国丢掉了加拿大。为了重整债务及增加税收以平衡王室的收支，许多重量级人士都参与其事，包括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杜尔阁、革命后同样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内克尔，以及加隆。但全都没有成功。加隆的策略之一是说服路易十六召开显贵会议。国王和他的谋士都寄望显贵会议支持改革，一如查理一世1640年召开英格兰国会，寄望他们同意拨款组织一支军队征讨苏格兰。没想到显贵会议却决议，唯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团体，也就是三级会议才能够为这类改革背书。
三级会议迥然不同于显贵会议。后者是由贵族组成，大体上都是国王钦点的主要贵族，前者则包括所有三个阶级的代表，最后一次召开是在1614年。1789年，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一开议就知道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因为其间存在着无可妥协的分歧。第三阶级把这次会议视为增加自身政治权力的机会，要求在三级会议中拥有更大的表决权，而贵族与教士则坚决反对。会议在1789年5月5日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唯一的决定是召开权力更高的国民会议，因此更加深了政治上的危机。第三阶级，特别是店家、商人、技师及工匠这些要求更大权力的人，无不把此一发展视为增加自身影响力的机会，因此在议程中要求更多发言的机会，在大会中要求更多的权利。全国人民在这些发展的鼓励之下，更是风起云涌，走上街头，成为他们的后盾，结果导致三级会议改组，并于7月9日成立国民立宪会议。
同时，整个国家，尤其是巴黎，民情愈趋极端。路易十六身边的保守派展开反扑，说服他罢黜改革派财政大臣内克尔，此举加深了街头的激进情绪，结果是1789年7月14日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从此开始，革命一发不可收拾。内克尔重获任用，革命分子拉法叶特奉命出掌巴黎国家卫队。
巴黎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
但还有比攻占巴士底狱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国民立宪会议的冲劲，1789年8月4日，立宪会议鼓起刚建立的信心，通过新宪法，废除了封建制度以及第一、第二阶级的一切特权。此一极端的演变却导致立宪会议内讧，因为，对社会究竟应该采取何种形态，冲突的意见分陈。第一步是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先后成立，其中最有名的是激进的雅各宾俱乐部，后来甚至拿下了革命的主控权。同时，贵族开始大批逃亡，亦即所谓的流亡者；另有许多人鼓动国王解散立宪会议，采取行动，自行奋起或寻求外国协助，譬如奥地利——王后玛丽·安多奈特的母国，也是多数流亡者逃亡的地方。街头的群众眼看过去两年的革命成果受到威胁，激进的步调开始加速。1791年9月29日，国民立宪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最后版本，把法国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全民一律平等，没有封建义务与规费，行会所规定的一切限制全都终止。法国仍然是一个君主国，但国王既没有地位，事实上，甚至没有自己的自由。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但是，1792年法国与以奥地利为首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爆发战争，无可逆转地扭转了革命的冲劲。战争加强了革命分子及群众的决心与激进（群众又被称为“无套裤汉”，因为他们买不起那种当时时髦的及膝短裤），其结果就是史称的恐怖时期，在罗伯斯庇尔及圣茹思特的领导下，处决了路易十六及玛丽皇后之后，雅各宾派犹如脱缰野马，不仅大肆处决了数十名贵族及反革命派，甚至连革命阵营中几名重量级人物也一并遭到不测，包括之前受爱戴的领袖布瑞索特、丹东及德穆兰。
“第一次反法同盟”以解救路易十六的名义对新法国发动攻击，实际上害了路易十六。路易十六和王后都被革命者处死。
路易十六的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奈特，生活上穷奢极欲，有“赤字夫人”的绰号。
丹东、马拉和罗伯斯庇尔（自左至右）
圣茹斯特，绰号“恐怖大天使”、“革命大天使”，终年28岁。
恐怖很快一发不可收拾，到了1794年7月，连自己的领袖包括罗伯斯庇尔及圣茹思特都遭到处决才告一个段落。接下来的时期相对安定许多，先是1795年至1799年之间的督政府，然后是权力更为集中的三人执政团，由杜寇、西艾耶及拿破仑组成。督政府时期，年轻将军拿破仑就已经因战功而扬名，1799年之后，影响力更是有增无减，没有多久，执政团便成为拿破仑的个人统治。
从1799年至1815年拿破仑王朝结束前，法国获得一连串重大的军事胜利，包括奥斯特里茨、耶拿—奥斯泰德、及华格瑞姆等战役，整个欧洲望风披靡，拿破仑的意志、改革与法典畅行无阻。1815年，拿破仑彻底失败后，法国走了一段时期的回头路，政治权利遭到较大的限制，王室复辟，路易十八登基。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延迟广纳式政治制度的出现而已。
1789年的革命冲垮并终结了法国的专制统治，尽管在时间上慢了些，仍然无可避免地走向广纳式制度。除了法国本身，再加上革命、改革的输出的地方，部分欧洲乃于19世纪加入了已然上路的工业革命。
（3）革命输出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整个欧洲都对犹太人施以重重限制。以德意志城市法兰克福为例，规范犹太人的法令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法兰克福，犹太人家庭不足五百，全都必须住在犹太人区“犹太巷“的围墙内，夜里不准踏出围墙一步，礼拜日或任何基督教的节庆亦然。
犹太巷之狭窄令人难以想象，长四分之一英里，宽却只有十二英尺，有些地方仅十英尺而已。犹太人经年生活在压迫与管制之下。每一年最多只有两户人家准许住进犹太人区，最多只有十二对新人准许结婚，而且两人都要超过二十五岁才行。犹太人不准务农，也不准买卖武器、香料、酒类和谷物。1726年之前，每个人都必须佩带特定的标志，男人是两个黄色的同心圆，女人则是条纹面罩。所有犹太人都必须付人头税。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一个成功的年轻商人罗斯柴尔德住在犹太巷。1780年代早期，他已经是法兰克福首屈一指的钱币、金属及古董生意人。但和城内所有的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区以外的地方，他不仅不准做生意，甚至连居住都不准。
但很快的，一切都改变了。1791年，法国国民会议解放了法国犹太人，同时，法国军队则占领了莱茵兰，解放了德意志西部的犹太人。至于法兰克福，其结果却显得比较突然，甚至有点无心插柳。1796年，法国炮击法兰克福，过程中，犹太巷有一半遭到摧毁，约有两千犹太人无家可归，不得不搬出犹太人区。一旦脱离了牢笼，又摆脱了不准创业的重重限制，他们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这里面包括一项供应奥地利军队谷物的合约，若在以前，这根本就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十年不到的时间，罗斯柴尔德不仅已是法兰克福最富有的犹太人，而且也成了知名的商人。1806年，拿破仑改组德意志，戴伯格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公；在他手里，完全的解放终于完成，时在1811年。罗斯柴尔德当时对儿子说：”现在，你是一个公民了。“
梅耶·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始人。
“红盾家族”的族徽。罗斯柴尔德家族又被称为“红盾家族”。
但为解放犹太人所做的努力到此并未结束，因为接下去仍然有反动出现，特别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打造的后拿破仑时代的政治局势。尽管如此，罗斯柴尔德并没有重回犹太人区；没有多久，他和他几个儿子已经拥有19世纪欧洲最大的银行，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那不勒斯及维也纳都设有分行。
这种情形并非特例。法国革命军及拿破仑先后侵入的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制度几乎全是中世纪的残余，权力全都在国王、亲王和贵族手中，并严格限制贸易，包括城市及乡村的贸易。在这些地区的许多地方，农奴制度及封建制度的重要性远高于法国本身。在东欧，包括普鲁士及奥匈帝国的匈牙利部分，农奴是跟土地绑在一起的。在西欧，这种形式的农奴制度早已经消失，但农民还是要向封建领主缴交各式的规费、税赋并服劳役。举例来说，在拿骚—乌辛根，农民名下要缴付的各种费用、规费及要做的劳务就多达二百三十种。以规费来说，连宰杀一只动物都要缴税，称为血税，另外还有蜜蜂税及蜂蜡税。买卖一项资产，领主也有钱要拿。在城市里，行会管制着一切经济活动，其强大的程度也远超过法国。在德意志西部城市科隆及阿亨，行会禁止采用纺织机器。从瑞士的伯尔尼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许多城市都是被少数几个家族把持。
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以及后来的拿破仑，都向这些地方输出革命，推翻专制，终结封建的土地关系，废除行会，实行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亦即非常重要的法治观念，关于这方面，下一章还会详谈。因此，法国大革命不仅使为法国，更是为欧洲其他地方做好了准备，迎接即将萌芽的广纳式制度及经济成长。
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拿破仑和他的将军们
如前所述，法国的发展导致警讯频传，以奥地利为核心，好几个欧洲强国组织了起来，于1792年对法国展开攻击，表面上是要解救路易十六，实际上却是要粉碎法国大革命，指望临时拼凑上阵的革命军很快兵败如山倒。但经过开始的几次失败之后，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初期采取守势，却在战斗中取得胜利。尽管严重的组织问题有待克服，但法国却走在其他国家前面，实施一项新的创举：大规模征兵。1793年8月开始实施的大规模征兵，甚至在拿破仑著名的军事谋略还没有上场之前，就已经使法国能够部署大规模的部队，进而发展出超强的军事优势。
初期的军事成功鼓舞了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企图扩大法国的疆界，打算在新共和国与敌对的君主国普鲁士及奥地利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缓冲。很快的，法国就拿下奥地利辖下的尼德兰及联合七省，基本上是今天的比利时及荷兰，同时也夺下了今日瑞士的大部分地区，并在整个1790年代稳稳控制这三个地方。
刚开始时，德意志人还雄心勃勃，但到了1795年，法国牢牢地控制住莱茵兰，亦即德意志西部莱茵河左岸的部分，普鲁士人不得不签下巴塞尔条约承认此一事实。1795年至1802年间，法国虽然占领了莱茵兰，但并未握有德意志其他地区。1802年，莱茵兰正是并入法国。
1790年代后半，意大利仍然是主要的战场，对手则是奥地利。1792年，萨瓦为法国所并，双方陷入僵局，直到拿破仑1796年入侵才改观。1797年年初，拿破仑发动首次欧陆战役，几乎征服了整个北意大利，唯一例外的是威尼斯，当时是由奥地利占领。到1797年10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坎波佛米奥条约，结束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战争，并承认了意大利北部许多由法国控制的共和国。合约虽然签订，法国却继续控制意大利，并侵入教皇国，于1798年3月建立罗马共和国。1799年1月又占领那不勒斯，建立帕特诺柏共和国。至此，整个意大利半岛成为法国的囊中之物，有的是直接控制，如萨瓦，有的则是通过卫星国间接控制，如南阿尔卑斯、利古里亚、罗马及帕特诺柏等共和国，唯有威尼斯仍然为奥地利人所据。
1798年至1801年间的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双方进一步折冲，到头来仍然是法国主控全局。法国革命军迅速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动手改革，扫除农奴制度的残余及封建的土地关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士的特殊地位与权势遭到拔除，城市地区的行会不是彻底湮灭就是苟延残喘。1795年的入侵之后，在法国建立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奥属尼德兰及联合七省，这种情形马上就发生，其政治制度几乎和法国如出一辙。瑞士的情况也一样，行会、封建领主及教会一败涂地，封建特权取消，行会瓦解崩盘。
法国革命军之所为，拿破仑继之，方式则不尽相同。拿破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把自己征服的地方玩弄于股掌之上，有时候他假手于当地的菁英，有时候则是交给家人及同僚，像他短暂控制西班牙及波兰的时期就是如此。但是，长期深化革命的改革也是他的真心所愿。最重要的是，他把罗马法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加以法制化，编入法典，亦即著名的拿破仑法典，并将这部法典视为自己最伟大的遗产，希望落实到每一处他控制的领土。
《拿破仑法典》，正式名称《法国民法典》
当然，法国革命军及拿破仑所实施的改革并非不可逆转。有些地方，如德意志的汉诺威，拿破仑一垮台，旧时的菁英阶层便重新掌权，大部分的法国建树从此销声匿迹。但在其他许多地方，封建制度、行会及贵族倒真的是就此完全消失或一蹶不振。即使法国人退走，拿破仑法典依然通行的也不乏其例。
总而言之，在欧洲，法国军队固然制造了不少苦难，但也激烈改变了政治生态。在欧洲许多地方，从此消失的包括封建的关系、行会的力量、君主及亲王的专制，以及以出身定人高下的不平等”旧制度“。有了这些改变，广纳式经济制度才得以产生，也才使这些地方得以工业化。19世纪中叶，凡是法国控制过的地方，工业化几乎都已经上路，至于法国未能征服的地方，如奥匈帝国及俄罗斯，或法国仅短暂或局部控制的地方，如波兰及西班牙，大体上则仍然处于停滞状态。
（4）追求现代化
1867年秋，日本封建幕府萨摩藩的重臣大久保利通，从首府江户（现在的东京）前往地方城市山口。他在10月14日会见了长州藩的领袖，提出一个建议：共同发兵江户，推翻日本的统治者幕府将军。当时，大久保利通已经联络好土佐藩及肥前藩的领袖，一旦强大的长州同意，秘密的萨长同盟便宣告组成。
1868年的日本，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低度开发国家。德川家族1600年开始统治日本，1603年取得将军的头衔，日本天皇则被边缘化，成为纯粹仪式性的角色。德川将军为众封建领主之首，封建领主则各领其藩地并征税，其中统治萨摩的为岛津家族。领主又各拥武装家臣，亦即武士，管理一个类似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行业界限分明，贸易限制重重，农民税负沉重。幕府以江户为首城，垄断并管制外国贸易，禁止外国人入国。政治与经济制度皆为榨取式的，国家是贫穷的。
但幕府的统治并非完全。德川家族虽然在1600年接管了国家，却无法管到每一个人。国之南边，萨摩藩的自主性就非常高，可以从琉球群岛跟外面的世界独立从事贸易。1830年，大久保利通就是出生在萨摩的首府鹿儿岛。身为武士之子，他后来也成为一名武士。由于自幼聪颖，很早就受到萨摩领主岛津齐彬的注意，也特意拔擢他。当时，岛津齐彬已经成竹在胸，准备以萨摩军推翻幕府，最终的目的则是要跟亚洲及欧洲进行贸易，废除老旧的封建经济制度，建立一个现代的日本国。1858年，岛津齐彬骤逝，这个计划胎死腹中。他的继承人岛津久光较为谨慎，至少初期如此。
这时候，大久保利通愈来愈相信，日本只有推翻封建的幕府才有明天，最后他也说服了岛津久光。为了师出有名，他们以不满天皇被边缘化为包装。大久保利通与土佐藩签署的协约强调：“一国无二君，一家无二长，政府只交付给一个统治者。”但真正的目的并非只是恢复天皇的权力，而是要彻底改变政治与经济的制度。土佐那边，坂本龙马为签约人之一。正当萨摩与长州动员军队时，坂本龙马向将军提出一项为数八点的计划，敦促将军辞职下野以避免内战。计划极为激进，尽管第一点明言：“国家的政治权力应回归皇室，一切号令应出于皇室。”但其内容远不止于天皇复位，第二、三、四、五点分别申明：
二、建立两个立法机构，一上院，一下院，政府一切措施均应本诸民意。
三、贤能之士，无分王公、贵族、平民皆得为国建言，已经失去作用的传统机构则予废除。
四、外交事务之执行应依循适当规范，并以民意为基础。
五、过时之立法与规范应予废止，择取一部新而完备的法典。
德川庆喜将军同意下野，1868年1月3日，宣布明治维新；孝明天皇逝世后一个月，其子明治即位。这时候，萨摩和长州的军队虽然已经占领江户及皇城京都，却仍担心德川幕府夺权并恢复将军统治。按照大久保利通的希望，德川幕府最好就此走入历史，于是说服天皇废除德川藩并没收其领地。1月27日，前将军德川庆喜对萨摩及长州军队发动攻击，内战爆发，双方缠斗至夏天，德川幕府覆灭。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进入制度改革的过程。1868年，封建制度废除，政府接管三百处封地，改划为府县，任命官员治理。税务由中央集中管理，现代化的官僚体系取代旧有的封建体系。1869年法律面前所有社会阶级一律平等开始实施，迁移及贸易限制取消。武士阶级废除，此举不无防止叛乱的作用。私有土地财产权开始实施，人民可以自由就业并从事任何买卖。政府开始投入基本建设，一反专制政权对铁路的态度，1869年，日本当局开辟了东京至大阪的轮船航线，并在东京与横滨间兴建第一条铁路。制造业也开始发展，大久保利通时任大藏大臣，负责工业化之推动。在这方面，萨摩藩主早已领袖一方，兴建工厂，生产陶器、大炮及棉线，进口英国纺织机，1861年就创办了全日本第一家棉纺工厂，还兴建了两座现代化造船厂。1890年，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接受成文宪法的国家，产生了君主立宪、民选的国会及独立的司法。在亚洲，这些改变是使日本成为工业革命主要受惠者的关键因素。
日本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
坂本龙马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都是贫穷国家，因专制统治而积弱不振。多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一直忌惮改变。中国与日本之间虽有相似之处——德川幕府在17世纪也禁止海外贸易，一如更早时期的中国皇帝，抗拒经济及政治的改变——但也有显著的政治差异。中国是一个由皇帝统治的集权官僚帝国，但在权力上皇帝也有力所不能之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叛乱的威胁。1850年至1864年之间，整个中国南方遭受太平天国之乱肆虐，战争加上饥荒，死亡数以百万计。但皇帝所遭到的反对并非制度面的。
日本的政治制度结构则不同。幕府将天皇边缘化，但如前面所说，德川的权力并非绝对，诸如萨摩藩这样的地方不仅维持独立，还能按照自己的利益大做外国生意。
和法国一样，对中国及日本来说，英国工业革命一项重要的结果就是彰显了他们在军事上的不堪一击。1839年至1842年之间，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海上力量让中国人抬不起头来，同样地，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司令佩里率领战舰驶入江户湾，对日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如此。经济的落后导致军事上的落后，此一现实不仅刺激岛津久光推翻幕府将军，同时也推动改变，最后导致明治维新。萨摩藩的领袖们明白，经济的成长——乃至日本的生存——唯赖制度改革才足以达成，但幕府将军却抗拒改革，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力与现行制度是不可分的。既要改革，就必须推翻幕府将军，而他确实被推翻了。中国的情况相同，但政治机制却有别，推翻皇帝谈何容易，事情也只有等到1911年才成功。中国人不思制度的改革，只想要进口现代武器跟英国人一较高下；日本人却不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火工业。
美国佩里舰队的旗舰“萨斯喀那号”（Susquehanna），蒸汽明轮护卫舰，1850年建造，排水量2450吨，搭载9门炮，船员300人。
1853年7月8日，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率领4艘战舰，出现在扼守江户湾要冲的浦贺近海，船上的大炮瞄准了岸上的炮台，随之而来的是佩里率300名全副武装的美国士兵登陆。第二年的2月11日，佩里率领7艘军舰、200门大炮和1000多名战斗人员再次来到江户湾。在武力威逼之下，幕府在3月31日与美国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两个月后又追加签订了《下田条约》。西洋各国闻到日本开国后接踵而至，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又先后同俄、英、荷等国签订了类似的“和亲条约”。到1858年，德川幕府还与美、俄、英、荷、法五国签订了有关开港、领事裁判权、居留地等内容的《安政五国条约》。从此，日本正式地步中国的后尘而开国了。
日本民族没有中国人那种“天朝大国”的心态，不把外民族统统视为“蛮夷”。面对列强挑战时，不是盲目抵制，而是明智地选择了开放国门，并采取向西方学习的积极态度。值得深思的是，佩里率领舰队粗暴地踢开了日本的国门，但日本人不仅没有把他当作侵略者，还将其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
不仅在横须贺市建立了一座佩里公园，还在当年美国黑船登陆的地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上面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更是写道：“美国人跨海而来，仿佛在我国人民的心头上燃起了一把烈火，这把烈火一经燃烧起来便不会熄灭。”
　　对于19世纪的挑战，由于一些初始的差异，每个国家的回应也就不同，因此，面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关键时期，日本与中国便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当日本的制度正在转型，经济正在快速成长之际，在中国，推动制度改变的力量却相对薄弱，榨取式制度持续当道，最后在1949年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下转向更糟的方向。
（5）世界不平等的根源
这一章和前面三章告诉我们一项事实：英国先有了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才会有工业革命，同时又跟我们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受惠于工业革命并走上成长的道路，而有的国家却没有，甚至从一开始就坚决排斥工业化。一个国家是否走上工业化道路，大体上取决于它的制度。以美国来说，经历了类似光荣革命的转型，到了18世纪末叶，在经济及政治上已经发展出独特的广纳式制度，因此才会成为利用英伦群岛新技术的第一个国家，而且很快就超越了英国，成为工业化及技术变革的领先者。澳大利亚是另一个典型。尽管在时间上晚了一点，也比较不受到注意，澳大利亚同样走上了广纳式制度的道路，而且和英美一样，也是靠人民奋力争取才得来的。一旦广纳式制度到位，经济成长就水到渠成。澳大利亚和美国能够工业化及快速成长，都得力于制度具有足够的广纳性，惟其如此，才不致阻断新的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
至于欧洲其他殖民地，绝大多数却非如此。这些地方的发展条件大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由于本土没有原住民及资源可供榨取，殖民政策也迥不相同，虽然政治的权利及广纳式制度还是靠人民自己艰苦奋斗才赢得的。但在摩鲁佳，一如亚洲其他地方、加勒比海及南美洲的许多欧洲殖民地，人民就算是想要战斗，却也没有赢的机会。在这些地方，欧洲殖民者不是强力实施新的榨取式制度，就是顺理成章接手旧有的榨取式制度，其目标无非是榨取有价值的资源，从香料、糖到白银及黄金，所到之处，大幅变更制度，彻底封杀了广纳式制度出现的可能。有些地方，眼看已经有工业或广纳式经济制度在萌芽，但殖民者摆明了就是要将之打压灭绝。像这些地方，19世纪乃至于20世纪工业化的好处于他们是没份的。
在欧洲其他部分，发展动力也迥然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18世纪末叶，正当工业革命在英国加速启动时，多数欧洲国家却是在专制政权统治之下，君主及贵族大权在握，其主要收入的来源若非土地所得，就是靠进入障碍所建立起来的贸易特权。工业化过程所产生的创造性破坏，会侵蚀领导阶层的利益，并夺走他们的土地资源及劳动力。因此，工业化使贵族成为经济的输家。更重要的是，工业化的过程势必破坏旧有秩序，造成不稳定，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形成挑战，他们也将在政治上沦为输家。
但是，英格兰的制度转型及工业革命还是为欧洲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和挑战。西欧尽管是专制当道，但一千年来影响过英格兰的制度漂移，这个地区也曾经历过。倒是东欧、鄂图曼帝国及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大大影响了工业化的传播。就和黑死病和大西洋贸易的兴起一样，工业化所产生的关键时期加深了许多欧洲国家始终都存在的制度矛盾，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专制政权解体为法国的广纳式制度开了路，终于走上工业化及快速经济成长的道路。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成就并不止于此。随着法军的侵略，法国的新制度跟着输出，强迫几个临近国家改革其榨取式制度。因此，法国大革命不仅是在法国为工业化开路，在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德意志部分地区及意大利，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更往东边则不同，如同黑死病之后所做出的回应，封建制度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更得到强化。奥匈帝国、俄罗斯及鄂图曼帝国，经济上虽然变得更为落后，其专制王朝却安稳如故，一直存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东欧一样，世界其他地方的专制政权也坚决抗拒。中国尤其如此，明清两朝交替，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农耕社会，根本敌视国际贸易。但在亚洲，还是有不同的制度发生了作用。如果说中国对工业革命的回应与东欧如出一辙，那么日本的回应则类似于西欧。跟法国一样，日本采取的是改革制度的革命手段，但不同于法国，日本的主角是贵族，是来自萨摩、长州、土佐及肥前的封建领主。叛乱的领主们推翻幕府将军，促成了明治维新，将日本带上了制度改革及经济成长的道路。
同样的，专制政权在孤立的埃塞俄比亚也是抵死抗拒。至于这块大陆的其他地方，同样一股在17世纪帮助英格兰制度转型的力量——国际贸易——却把西非和中非统统五花大绑起来，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高度榨取式的制度，在某些地方，社会因此变成废墟，有些地方则产生榨取式的奴隶国家。
哪些国家利用了19世纪以来的大好机会，哪些国家却没能这么做，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所阐述的制度因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不平等，其根源就在于此一分歧：今天的富裕国家，19世纪时都走上了工业化及科技变革的道路，而贫穷国家则都是那些没有走上这条道路的，而且绝少例外。
11、 良性循环
（1）黑面法案
温莎堡位于伦敦之西，是英国最堂皇的王家宅邸。18世纪初期，城堡周围曾是一大片森林，林中多鹿，但今已存留无几。1722年，一名名叫南恩的森林守卫，陷入了一场暴力冲突。他在6月27日写下记录：
“晚上有黑面进来，开了我三枪，两颗子弹射中房间窗户，我答应三十日到克劳索恩给他们五基尼金币。“
南恩日记记述的另一次入侵是这样的：”又一次恐吓，一个伪装的人送来一张扬言破坏的字条。“
枪击南恩、索取金钱、要挟恐吓，这些神秘的”黑面“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其实都是当地人，把脸涂黑，趁着夜色掩盖容貌，这一段时期经常在英格兰南部一带出没，宰杀肢解鹿只及其他动物，焚烧草堆谷仓，破坏围墙鱼池。表面看来，这些都只是违法行为，但其实不然。狩猎（盗猎）国王或贵族土地上的鹿只的情形早已有之。1640年代内战时期，温莎堡的鹿群就几乎被斩尽杀绝。1660年复辟之后，查理二世登基，鹿苑才又恢复。但黑面盗猎鹿只并不光只是为了食其肉，更是要进行破坏，但目的何在呢？
国会代表的各种利益具有多元性，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关键基石之一。因此，无论是商人、实业家、社会名流，或与奥兰治的威廉及1714年继承安妮女王的汉诺威王室站在一条阵线上的贵族，都不可能具有足够的力量片面贯彻自己的意志。
整个18世纪，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努力未曾停止过。1701年詹姆斯二世去世后，法国、西班牙、教宗，加上英格兰和苏格兰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者（所谓的”詹姆斯党人“）都承认其子詹姆斯·法兰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亦即“老僭王”）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1708年，老僭王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企图夺回王位，但没有成功。接下来的十年间，詹姆斯党发动过好几次革命，其中以1715年及1719年两次规模最大。1745年到1746年间，老僭王之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称为“小僭王”）又企图夺回王位，但遭英军击败。
詹姆斯.弗朗西斯.爱德华.斯图亚特，詹姆斯二世之子，老王位觊觎者
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老王位觊觎者之子，小王位觊觎者
前面提到过的辉格党成立于1670年代，代表的是新兴的商人及其经济利益，也是光荣革命背后的主要团体，并在1714年至1760年间主导国会。一旦得势之后，该党便利用新建立起来的地位掠取别人的权益，抢夺别人手上的大饼，其行径与斯图亚特诸王无异，但其权力远非绝对。他们的权力一方面受到国会内部竞争团体的制衡，尤其是为了对抗辉格党而成立的托利党，另一方面也受到他们过去奋斗得来的制度所限制，这些制度是为了强化国会、避免新的专制出现，以及防止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而设立。光荣革命成就了社会的多元性质，同时也表示大部分老百姓获得了权力，纵使在国会中没有正式代表亦然。因此，一般民众眼看自己的权益遭到辉格党人侵害，“黑面”群起其实是对此情况的反应。
辉格党人因侵犯老百姓的权益而导致黑面四起，最好的例子就是卡多根将军。卡多根在1701年至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及剿平詹姆斯党人叛乱中立有战功，两度受英王乔治一世册封，1716年受封男爵，1718年再封伯爵，并在上议院辅政会议中位居要津，职司总理，过问重大国政。他在温莎堡西边约二十英里的凯佛夏姆买下大片地产，占地约一千亩。他建了一栋大宅与林荫庭园，又设置一个广达二百四十亩的鹿苑。但如此一来，却侵犯了庄园周围住户的权益。老百姓被迫迁离，放牧牲畜、收集泥炭及柴火的权益遭到剥夺。为此触怒了黑面。先是1722年元月1日，然后在7月，骑马武装的黑面劫掠了鹿苑。第一次攻击杀死了十六只鹿。但遭殃的并不只有卡多根伯爵，许多显赫的地主和政治人物，其庄园也受到黑面的劫掠。
辉格党政府当然不会坐视。1723年5月，国会通过黑面法案，判处绞刑的罪新增加五十条，不仅携带武器有罪，就连把脸涂黑也犯法。事实上，这项法律很快就做了修正，连把脸涂黑也可以处以绞刑。辉格党的菁英阶层大张旗鼓准备实施这项法律。南恩在温莎森林建立了一个线民网，揭发黑面的身份，没多久就逮捕了好多人。从逮捕再到绞死，事情应该很简单。毕竟黑面法案已经上路，辉格党掌握了国会，而国会又掌握国家，至于一干黑面，不过是跟某些大权在握的辉格党人作对而已。更何况，连当时的首相华博尔——他跟卡多根一样，身居上议院辅政会议之要津——也都牵涉其中。华博尔在伦敦西南方的里奇蒙庭园就拥有既得利益，而里奇蒙庭园则是查理一世利用公有地弄出来的，同样也侵犯了当地居民放牧牲畜、狩猎野兔，及采集柴火的固有权益。只不过这些规矩并未严格执行，放牧狩猎照常，直到华博尔安排自己的儿子出任庭园管理，情况才急转直下。庭园关闭，新的围墙建立起来，并布置了捕捉入侵者的陷阱。华博尔自己喜欢猎鹿，又在园内的霍顿为自己盖了一间猎屋。这一切立刻点燃了当地黑面的怒火。
1724年11月10日，庭园外面一个名叫亨特里奇的当地居民，被控协助盗鹿者并鼓动黑面生事，两项罪名都可处以绞刑。指控是直接从上面交下来，带头的是由华博尔及卡多根掌握的上议院辅政会议。华博尔一不做、二不休，亲自询问告密者布莱克本，套取亨特里奇的犯罪证据。罪名应该早已经预定，但结果却并非如此。经过八或九个小时的审讯，法官裁决亨特里奇无罪，部分理由是程序上的，因为搜证的方式违法。
但并非所有的黑面或同情他们的人都跟亨特里奇一样幸运。尽管也有人获得开释或减刑，许多人还是遭到绞死，或者被流放到北美洲殖民地；事实上，这项条例一直都保留在英国法律中，至1824年才废止。然而，亨特里奇的胜利还是非比寻常。陪审团并不是同亨特里奇一伙的，而是大地主及士绅名流，按理说是应该站在华博尔那一边，但时代毕竟不再是17世纪，当年的法院会直接依照斯图亚特诸王的想法处理，形同他们打击对手的压迫工具，国王若不满意判决，还可以免除法官的职务。如今，辉格党人也得遵守法治，亦即法律之使用不应有选择性、不得主观专断，以及任何人都不得凌驾法律之上的原则。
环绕着黑面法案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充分显示光荣革命已经建立了法治，同时也凸显此一观念在英格兰及不列颠更形强烈，菁英阶层受到此一观念制约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法治（rule of law）有别于依法统治（rule by law）。辉格党纵使可以通过严刑峻法镇压老百姓的抗争，但因为法治，他们却必须应付重重的制约。光荣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制度变迁拆毁了“神授”的君权及菁英阶层的特权，个人的权利已经确立，而辉格党的法律与这种权利乃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形下，法治就意味着菁英及非菁英阶层都会抗拒这种法律的实施。
从历史的角度思考，法治乃是一个极为陌生的概念。法律之前为什么应该人人平等？既然国王与贵族政治大权在握，其他人一无所有，国王与贵族当然可以予取予求，至于其他人必须受到禁止或处罚，这乃是极其自然的事。专制政治制度下，法治的确是无法想象的事。法治是多元政治制度以及支持此种政治多元化的广大结盟的产物，唯有许多个人及团体在决策上拥有发言权，也拥有政治权力可以在台面上有其位置，大家都应该受到公平对待的理想才有意义。到18世纪初叶，英国已经逐渐充分多元化，辉格党发现法律及制度也会制约他们，如同法治的观念所确立的。
但辉格党人及国会议员为什么要接受这类约束？为什么不利用自己对国会及政府的控制，毫不妥协地强制执行黑面法案，并推翻不合己意的法院判决呢？答案要归诸光荣革命的本质——为什么它不是以一个新的专制政权取代旧有的政权——亦即政治多元化与法治的结合，另外加上良性循环的动力。如同我们在第七章所见，光荣革命并不是由一个菁英阶层推翻另一个菁英阶层，而是士绅名流、商人及实业家，加上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的团队，组成一个广大的联盟，对专制政权所发起的革命。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就是此一革命的结果。法治则是此一过程中出现的副产品。既然台面上有许多党派分食权力，为了避免一党一派集太多的权力于一身，到头来破坏了政治多元化的基础，大家就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乃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因此，统治者必须受到限制与约束的理念——这是法治的精髓——乃是出于政治多元化的内在逻辑，而这政治多元化则是各方人马为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而组成广大联盟的所造成的。
从这个角度看，若说法治的原则，加上君权并非神授的理念，实际上乃是反抗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关键，这绝非意外。诚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说，在反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中，
“竭尽所能……打造一种形象，亦即统治阶级自愿接受法治，其合法性则是建立在平等以及一切依法行事的基础上。严格说，统治者无论愿意或不愿意，全都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行使权力必须严守法律界限，不可破坏规矩，否则就会打乱阵脚。”
打乱阵脚的结果则是制度失衡，将会为广泛结盟中的小团体打开专制之路，甚至有导致斯图亚特复辟的危险。国会之所以无法防止新的专制，用汤普森的话来说，那是因为：
“法律出现真空，王室特权……有可能卷土重来，淹没人民的财产和生命。”
此外，
“他们（那些跟王室作对的贵族、商人等）为保护自己所选择的手段，其本质是不会丧失的。法律就其形式和传统而言，需要的是平等及普适性……并必须扩及各式各样人等。”
法治的观念一旦落实，不仅可以防止专制，同时可以造成一种良性循环，这也就是说，如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任何个人或团体，不论其为卡多根或华博尔，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老百姓就算被控侵犯私人产业，也有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广纳式经济与政治制度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已经谈过了。但它们为何能够持续存在呢？黑面法案以及限制其执行的故事充分显示，在这些制度面临破坏的企图时，良性循环，亦即一股沛然的正向反馈机制便会出而维护，事实上，甚至会鼓动风潮，开创更大的广纳性。良性循环之所以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广纳式制度建立在两个事实上，其一是权力的行使受到制约，其二是社会上政治权力的分配是多元的，这一点内含在法治里。一个团体若能强加其意志于他人而不受到任何制约，即使这些他人是亨特里奇之类的小老百姓，制衡也就遭到了威胁。农民抗议菁英阶层侵犯了他们的公有地，如果不马上处理，又怎么保证下一次不会再被搁置？既然下一次又遭到了搁置，又怎么能够防止王权与贵族卷土重来，拿回实业家、商人及士绅名流介入半个世纪所得到的成果呢？事实上，下一次的搁置，有可能就是政治多元化整个进程的土崩瓦解，因为一套狭隘的利益将会因此成为刀俎，而广大的联盟则将就此沦为鱼肉。但政治的机制并不会走上此一险境，反而会使政治多元化及其所蕴含的法治成为英国政治制度持久不衰的特色。我们也将看到，政治多元化及法治一旦建立，对于政治多元化及政治参与的要求只会变得更大。
良性循环不仅是政治多元化及法治的必然趋势，更是因为广纳式政治制度很自然地会支持广纳式经济制度，如此一来，将导致收入的分配更为平等，社会中更多的人将因此而获得权利，进而使政治领域也更趋于平等。这将限制想以篡夺政治权力而出头的人，也可以打消复辟榨取式政治制度的企图。英国之所以会出现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这些都是重要因素。
政治多元化也创造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系统，使独立的媒体得以繁荣滋长，也比较容易使关心广纳式制度能否延续的团体提高警觉，组织起来对抗各种威胁。1688年之后，英格兰政府停止审查媒体，意义极为重大。在赋予人民权力上，以及良性循环在美国制度发展上的持续不断，媒体也都扮演了同样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本章将会讨论。
良性循环虽然有利于广纳式制度的持续存在，但这却非必然也不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在英国或美国，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都遭遇过许多挑战。1745年，小僭王就曾一路杀到达比，距伦敦仅一百英里之遥，意图颠覆光荣革命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比这种外来挑战更为严峻的则是来自内部的潜在挑战，同样也有可能导致广纳式制度的崩解。例如在前面提过的1819年曼彻斯特彼得鲁屠杀，以及接下来将更详细讨论的事件中，英国的政治菁英阶层就曾经想要以高压手段遏止政治系统的进一步开放，但到头来都悬崖勒马。同样的，广纳式经济及政治制度在美国也遭遇过严峻的挑战，而且大有成功的机会，但却没有。当然，所有这些挑战并非注定失败。英国及美国的广纳式制度能够存活并随着时间益趋壮大，不只是良性循环的结果，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偶然。
（2）民主的缓慢进程
对黑面法案所做出的回应让英国老百姓明白，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其实比自己以前所了解的要多。通过请愿与游说，他们可以在法院及国会捍卫自己的权利与经济利益。但是，这样的多元政治还没有产生实际有效的民主。多数的成年男人还不能投票；妇女也不行；在当时的民主政治结构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平等。所有这一切都会改变。广纳式制度的良性循环不仅保留了已经成就的成果，而且对更大的广纳性敞开了门户。18世纪的英国菁英阶层未曾遭遇过严重的挑战，仍然紧紧抓着权力不放，但形势却对他们不利。这一批菁英阶层的崛起，靠的是挑战君权神授，并打开了人民参政的大门，但当时他们只把这种权利给了极少的少数人。当然，愈来愈多老百姓要求参与政治的权利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等时间来到1831年，他们就起而要求了。
19世纪的前三个十年，英国的社会动荡不断增加，其起因则是不断增加的经济不平等，以及公民权遭到剥夺的民众要求更大的政治参与权。1811年至1816年的卢德派暴乱，起因是工人相信新技术的引进将减少他们的收入，因此起而抗争；接下来的暴乱，包括1816年的伦敦斯帕广场暴乱及1819年的彼得鲁屠杀，则明显是政治权利的要求。1830年，农业劳工抗议生活水平下降及新技术的引进，发生了斯温暴乱。同一时间在巴黎，1830年的七月革命爆发。菁英阶层开始形成共识，认为不满已经达到了沸点，若要缓解社会的不安并防止革命发生，唯一的方法就是满足群众的要求，进行国会改革。
一点都不令人意外，1831年的选举几乎只有一个议题：政治改革。在华博尔爵士死后将近一百年，辉格党对老百姓的希望做出了较大的回应，以扩大投票权为竞选的主要诉求。但实际上只是要小幅增加选民而已。普选，甚至只是男性，根本还谈不上。结果辉格党赢得选举，党魁格雷伯爵成为首相。说到激进，格雷还差得远。他和辉格党推动改革，并不是认为放宽公民资格是该做的事，也不是想要分权。英国的民主并不是靠菁英阶层的施舍得来，而是英格兰及英国其他地区的平民百姓，从过去几个世纪的政治洗礼中得到了力量，奋力争取得来的。光荣革命促成了政治制度的质变，他们因此而受到鼓舞。同时，改革被认为是可行的，因为菁英阶层知道，要延续自己的统治，唯一的道路就是改革，即使只是稍微放宽一点也行。格雷伯爵在国会发表他支持政治改革的著名演讲，就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说到反对国会每年一选、普选及投票，没有人比我更坚决的。我的目标不在于支持，而是要打消这样的希望和念头……我的改革原则，无非是避免走上革命……改革，为的是要保存而不是推翻。“
人民当然不会以投票为满足，而是要取得席位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此，宪章运动知之甚深。这一派人马在1838年之后推动普选，因采纳人民宪章而以宪章为名，并欲以此与大宪章媲美。普选及全民投票，对人民之所以意义重大，宪章派的史蒂芬斯做了生动说明：
”普选的问题……是一个刀子和叉子的问题，一个面包和奶酪的问题……说到普选，我要说的是，一如身上有一件好外套、头上有一顶好帽子、为家人遮风蔽雨有一个好屋顶、桌上有一顿好晚饭，乃是这块土地上每个劳动者的一项权利。“
史蒂芬森再清楚不过，要使英国老百姓拥有更大的权利，保证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件外套、一顶帽子、一个屋顶及一顿晚饭，普选乃是最为可长久的办法。
最后，格雷伯爵的两个如意算盘都得逞了，一方面通过了第一改革法案，另一方面，毋须大费周章弄什么普选就缓解了革命的浪潮。1832年的改革算是最温和的，公民投票人数虽然加倍，却只是从8%的男性成人增加到16%（从人口的2%增加到4%）。另外则是取消了有名无实的选区，把独立代表给了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和谢菲尔德。但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一箩筐。没过多久，要求更大投票权的呼声以及更进一步的社会动荡便随之而来。为了做出回应，进一步的改革也随之而来。
英国的菁英阶层为什么会向这些要求让步？格雷伯爵为什么会觉得局部改革——真的很局部——是保存现行制度的唯一办法？他们为什么会两害相权——改革或革命——取其轻，而不是一意孤行，不做任何改革，继续维持自己的权力？西班牙征服者在南美洲的所作所为；数十年后，当改革的要求兴起时，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君王的所作所为；以及英国自己在加勒比海和印度的所作所为，亦即用武力镇压这些要求，他们难道做不到吗？所有这些问题，答案只有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及政治改变在英国已经发生，对菁英阶层来说，武力镇压已经毫无吸引力，可行性也愈来愈低。诚如汤普森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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