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微小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影响重大，但并非所有制度差异都很小，当然，较大的制度差异在关键时期会导致更加分歧的模式。英格兰和法国在1588年的制度差异很小，西欧和东欧的差异就大多了。在西欧，强大的集权国家如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有潜在的宪政制度（国会、三级会议和科尔蒂斯）。经济制度上也有根本的类似处，例如，没有农奴制。
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例如波兰——立陶宛王国由一个称作施拉赫塔的菁英阶级统治，他们的权力大到甚至采用选举的方式来选国王。这不像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而是由一群菁英领导的专制统治，但仍然属于榨取式政治制度。施拉赫塔统治一个以农奴为主的农业社会，农奴没有迁徙和寻找经济机会的自由。往更远的东边，俄国沙皇彼得大帝也把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严密和更具榨取性，远超过路易十四的作为。地图8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看出19世纪初西欧和东欧间的差异。它画出各国在1800年是否仍存在农奴制。颜色较深者代表有农奴制，较浅者没有。东欧颜色较深，西欧较浅。
然而西欧的制度并非一直以来就与东欧如此不同。正如我们稍早谈到，它们从14世纪黑死病在1346年侵袭后才开始分道扬镳。之前的西欧和东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只有一些小差异，英格兰和匈牙利甚至是由同一个叫安吉温（Angevin）的家族成员统治。在黑死病后出现的较重大制度差异，才为东西欧在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创造出显著的分歧。
但是开启这个分歧过程的微小制度差异最早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东欧在14世纪有与西欧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为什么在英格兰，王室与国会的权力平衡不同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即使比现代社会远为不复杂的社会，也会创造出对成员的生活有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甚至在狩猎采集社会也是如此，这是我们从现代博茨瓦纳的桑人（San）等存活至今的社会所了解到的（桑人不从事农耕，甚至不住在永久的聚落）。
没有两个社会创造出相同的制度，它们都会有独特的习俗、不同的财产权制度、不同的分享猎物或从其他群体劫掠财物的方式。有些社会承认老年人的权威，有的不承认；部分社会很早就发展出政治集权，但其他社会则没有。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和政治冲突，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决，原因是社会有历史差异、个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随机因素。
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制度漂移造成的差异尤其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丰富的分歧模式，取决于关键时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时候由长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时候由前一个关键时期的分歧反应造成——奠定了未来改变的基础。黑死病和1600年后世界贸易的扩张，都是欧洲权力的重要关键时期，它们与不同的初始制度交互作用，创造出极悬殊的分歧。因为1346年在西欧的农民拥有的权力和自主权比东欧农民多，结果是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封建制度瓦解而在东欧导致第二次农奴制。由于东欧和西欧在14世纪已开始分歧，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经济机会因此对不同部分的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1600年英格兰的王室权力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贸易便为英格兰打开了创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却强化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权力。
小差异在关键时期发展成大差异
（4）偶然的历史发展
在关键时期，事件的结果是由历史的重量来塑造的，正如既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会塑造权力的平衡，并勾勒政治上的各种可能性。不过，这种结果并非历史注定，而是偶然的。制度在这种期间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相抗势力的哪一方会胜出、哪些群体能够形成有效的联盟，以及哪些领导人能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来影响事情的方向和进程。
偶然的角色可以用英格兰广纳式政治制度的起源来说明。希望节制王室权力，并争取更多元制度的群体，能够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获胜不仅不是历史注定的，而且导致这场政治革命的整体路径还是靠许多偶发事件所促成。这些群体的胜利无疑与大西洋贸易兴起带来的关键时期有关，大西洋贸易不仅让许多商贾致富，且敢于与王室对抗。但在一个世纪前，英格兰有没有能力控制海权、在加勒比海和北美洲许多地方殖民，或攫取与美洲及东方贸易的庞大利益还大有疑问。伊莉莎白一世或在她之前的其他都铎王朝君主，都未建立一支强大而统一的海军。英格兰海军仰赖私人武装船和独立的商船，威力比西班牙海军差很多，尽管如此，大西洋的获利吸引这些私人武装船，挑战西班牙独霸的海权。1588年，西班牙决定终结这些对其独霸海权的挑战，并阻止英格兰干预当时正抗反西班牙、争取独立的西属尼德兰。
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派遣强大的无敌舰队（Armada），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各方原本预期西班牙会彻底打败英格兰，巩固他们在大西洋上的霸权，且可能推翻伊莉莎白一世的统治，甚至最终控制不列颠群岛。然而形势的发展大出所料，恶劣的天气和西多尼亚错误的策略——他在一位更有经验的指挥官过世后，临时被指派接任——导致西班牙无敌舰队丧失优势。背水一战的英格兰人击沉强大对手的许多船舰。现在大西洋已以更均等的形势对英格兰人开放，如果不是英格兰人获得这场看似不可能获胜的胜利，英格兰发生的许多造就关键时期、并形成1688年后独特的多元政治制度的事件就不会逐一发生。地图9显示无敌舰队在不列颠群岛周围，遭追逐和击沉的路线。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
当然，在1588年没有人能预见英格兰人幸运获胜的影响。当时可能很少人了解那将创造一个关键时期，并导向一个世纪后的重大政治革命。
西班牙腓力二世
英国伊莉莎白一世
我们不应假设任何关键时期都会导致成功的政治革命，或会让世界变得更好。历史充满许多例子，在革命和激进的运动推翻暴君后，却由另一个暴君取代。这个模式被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称为寡头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是一种特别有害的恶性循环。二战后数十年间殖民主义的终结，为许多前殖民地创造了关键时期，不过，在下撒哈拉非洲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独立后的政府只是重复米歇尔斯书中描述的情节，重演并加强过去政权的恶行，且往往严重窄化政治权力的分配，取消制衡，和摧毁经济制度中原已稀少的诱因，而这些诱因却攸关投资与经济进步。只有少数几个例子（如博茨瓦纳社会）的关键时期被善加利用，并展开一个为经济成长奠定基础的政治与经济变革。
关键时期也可以导致趋向（而非远离）榨取式制度的重大改变。广纳式制度虽然也有自己的反馈环，即良性循环，但它们也会因为关键时期的挑战而反转方向并逐渐变得更具榨取性——这种情况是否发生同样也是偶然的。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的威尼斯共和国，在中古时期就曾大步迈向广纳式政治与经济制度，然而1688年光荣革命后这类制度在英格兰变得更壮大的时候，威尼斯却已转变成榨取式制度，受到少数独占经济机会与政治权力的菁英所控制。
（5）了解今日的情形
建基于广纳式制度与长期经济成长的市场经济在18世纪的英国兴起，带来传遍全世界的影响，不只是因为它让英国得以在世界许多地方殖民。虽然英国经济成长的影响传遍全世界，创造这种成长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却未自动传遍世界。工业革命的散播对世界各地的影响方式各不相同，正如黑死病对西欧和东欧造成的冲击，以及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对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效应也不同。决定其影响的是世界各地采用的不同制度，而且这些制度确实南辕北辙——小差异经过关键时期不断放大的结果。这次制度差异和它们的影响，往往因为恶性和良性的循环而延续至今（尽管不会全然如此），同时也是了解世界不平等如何兴起、以及今日我们周边世界情况的关键。
世界的部分地方发展出很接近英国的制度，但却是经由极不相同的路径。这在部分欧洲的“移民殖民地”尤其明显，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虽然它们的制度还在成形的时候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谈到，一个始于1607年建立詹姆斯镇殖民地、并以独立战争和实施美国宪法达到最高点的过程，与英格兰国会对抗王室的长期抗争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因为它也引导到一个有着多元政治制度政治集权政府。然后工业革命迅速散播到这类国家。
经历许多同样历史过程的西欧，在工业革命时期拥有类似英国的制度。英国与其他国家有一些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差异，这正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非法国的原因。这个革命接着创造出全新的情况，并为其他欧洲政权带来大不相同的挑战，进而衍生新类型的冲突，并以法国大革命达到最高潮。法国大革命是另一个关键时期，引导西欧的制度与英国的制度汇聚，并加深与东欧的分歧。
世界其他地方步上各不相同的制度轨道，欧洲人的殖民为美洲的制度分歧奠定基础；美国与加拿大发展出广纳式制度，相对于拉丁美洲兴起榨取式制度，这也解释了今日我们在美洲看到的不平等模式。西班牙征服者在拉丁美洲实施的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延续至今，造成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贫穷。不过，阿根廷和智利的情况比该区大部分国家好，两国的原住民和“矿产财富”较少，因而被西班牙人“忽视”，当时他们把重心放在阿兹特克、玛雅和印加文明占据的地方。阿根廷最贫穷的地区是西北部，是该国当年唯一被并入西班牙殖民经济的部分，这并非巧合。那里因为榨取式制度留下的长期贫穷，与玻利维亚和秘鲁波托西地区的米塔制造成的情况类似。
在世界各地区中，非洲国家的制度最难以从工业革命带来的机会获利。除了一小部分地方和有限的期间，过去至少一千年间，非洲在科技、政治发展和富裕方面落后世界其他地区。那是世界上政治集权政府形成最晚也最薄弱的地方，即使形成政治集权，也属于高度专制像刚果一样，且往往存活时间很短，很快就瓦解。非洲缺乏政府集权的发展轨道，和阿富汗、海地及尼泊尔类似，它们全都无法在领土内执行秩序并创造起码的稳定，以达成哪怕是些许的经济进步。阿富汗、海地和尼泊尔虽然散布在世界不同地区，它们在制度上却与下撒哈拉非洲大多数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也因此它们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非洲的制度如何演变成今日榨取性的形式，再度展现了偶尔出现关键时期的制度漂移过程，但在非洲的例子往往呈现极度不利的结果，尤其是大西洋奴隶贸易扩大的期间。欧洲商人抵达时，刚果王国曾有新的经济机会。改变欧洲的长程贸易也改变了刚果王国，但再一次的，初始的制度差异产生影响。刚果的专制制度原本是完全支配性的社会，借由榨取式经济制度攫取人民所有的农业产品，在这时候进一步变形成把人们当成奴隶，并将他们卖给葡萄牙人，以便刚果的菁英交换枪支和奢侈品。
英格兰和刚果的初始差异，意味新的长程贸易机会为英格兰创造了迈向多元政治制度的关键时期，却也消灭了专制在刚果被打败的所有希望。在非洲许多地方，可以从奴隶获得的实质利润不仅导致奴隶制变本加厉，财产权更加不安全，也带来更激烈的战争并摧毁许多既有的制度；在几个世纪中，所有政府集权的进程都为之反转，且许多非洲国家大体上已经崩溃。虽然有一些新的、有时候也很强大的政府形成以利用奴隶贸易，但它们的存在全靠战争和劫掠。发现美洲的关键时期可能帮助英格兰发展出广纳式制度，但它反而让非洲的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
虽然奴隶贸易在1807年后大多已结束，随后的欧洲殖民统治不仅使部分非洲南部和西部刚萌芽的经济现代化为之逆转，同时也斩断了任何本土制度改革的可能性。这意味即使是在刚果、马达加斯加、纳米比亚和坦桑尼亚等劫掠、大规模破坏、甚至全面屠杀司空见惯的地区之外，非洲也毫无机会改变它的制度方向。
更糟的是，殖民统治的结构在1960年代为非洲留下更复杂和有害的制度，比殖民时期初始更甚。许多非洲殖民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发展意味着，独立非但没有创造出有利于发展的关键时期，反而为狂妄的领导人制造了机会，让他们接管并强化欧洲殖民者所统辖的榨取式制度。这些结构制造出的政治诱因带来一种政治形式，会复制过去不安全且无效率的财产权，政府带着强烈的专制倾向，却在管辖的领土上缺乏集中的权威。
工业革命仍未散播到非洲，因为非洲大陆经历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延续与再造的长期恶性循环。博茨瓦纳是例外。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到，博茨瓦纳独立时的第一任首相哈玛的祖父哈玛国王，在19世纪推动制度变革，展开他部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现代化。极为独特的是，这些变革在殖民时期并未被摧毁，部分原因是哈玛和其他部落首领以巧妙的方式挑战殖民当局。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所带来的关键时期与这些制度交互作用，为博茨瓦纳的经济和政治成功奠立基石。这又是一个小历史差异产生大影响的例子。
有一种将历史事件视为根深蒂固的力量造成的无法避免结果的倾向。虽然我们很强调过去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制造出恶性和良性的循环，但偶发性总是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就像我们在讨论英国制度的发展所强调的。首相哈玛1940年代在英国求学，爱上一个白人女子威廉姆斯（Ruth Williams）。因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说服英国政府禁止哈玛踏上当时称作百川纳兰的属地（其管辖属于南非高级高级行政官署），于是他放弃了国王的身份。当他回国领导反殖民政权的抗争时，他的目标并非保护传统制度，而是让它们顺应现代世界。哈玛是卓越出众的人物，对个人财富没有兴趣，而献身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大部分非洲国家没有这么幸运。两项因素都很重要——博茨瓦纳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引导这些制度步向现代化（而非推翻或扭曲它们，就像许多别非洲国家的情况）的偶发因素。
在19世纪，在非洲或东欧差别不大的专制统治也在许多亚洲国家阻碍工业化的路径。在中国，政府极其专制，独立的城市、商人和工业家若非不存在，就是政治力量微弱。中国曾是强大的海权国家，比欧洲人早几百年就大量从事长程贸易。但它在不对的时机把注意力从海洋转移开，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明朝皇帝认为，不断扩展的长程贸易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会威胁他们的统治。
在印度，制度漂移运作的方式不同，并且发展出一种独特而僵化的世袭种姓制度，限制了市场的功能及劳动力在各职业的分配，其严重性远超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秩序。它也支持蒙兀儿王朝的另一种强大专制形式。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中世纪也有类似的制度，现代盎格鲁撒克逊姓氏如贝克尔（Baker）、库柏（Cooper）和史密斯（Smith）都是世袭职业类别的直系后裔。贝克尔烤面包，库柏制造桶子，史密斯则铸造金属。但这些类别从来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样泾渭分明，且后来对于区别一个人的职业逐渐变得毫无意义。虽然印度商人确实在印度洋各地从事贸易，也发展出繁荣的纺织业，种姓制度和蒙兀儿王朝的专制统治却严重阻碍广纳式经济制度在印度的发展。到了19世纪，情况对工业化甚至更加不利，因为印度已变成英国榨取的殖民地。中国从未正式被欧洲强权殖民，但自从英国在1839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以及1856年到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打败中国人后，中国签订了一连串屈辱的条约，并允许欧洲出口产品进入中国。由于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未能把握商业与工业机会的好处，除了日本以外整个亚洲便被大步前进的西欧远抛在后。
日本在19世纪的制度发展道路，同样也展现出关键时期与制度漂移制造的小差异之间的交互影响。和中国一样，日本当时也在专制统治下，德川家族在1600年取得大权，统治一个同样禁止国际贸易的封建制度。日本也面临西方干预带来的关键时期，1853年有四艘美国战舰在佩里率领下进入江户湾，要求类似英国在鸦片战争中从中国取得的优惠贸易条件。但这个关键时期在日本导致的结果却非常不同。尽管中国与日本在地理上很接近，且互动很频繁，但两国的制度到了19世纪已经漂移很远。
尽管德川在日本的统治既专制又具榨取性，但对辖下其他主要封建领主只有薄弱的控制力，且很容易遭到挑战。虽然偶尔发生农民叛乱和内部倾轧，但中国的专制统治却强大得多，反对势力也较缺乏组织和自律。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有其他藩主有能力可以挑战皇帝的专制统治并选择不同的制度轨道。中国跟日本的这个制度差异，与它们两国跟西欧之间的差异比起来虽然不算大，却在两国遭遇英国和美国的船坚炮利带来的关键时期，造成了决定性的结果。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其专制的道路，而美国的威胁在日本团结了反对德川统治的势力，促成一场政治革命，即我们将在第十章中谈到的明治维新。这场政治革命促使日本发展出较广纳式的政治制度与更加广纳式的经济制度，奠定了随后日本的快速成长，而中国继续沉沦于专制统治。
日本以展开根本制度转变的过程来回应美国战舰的威胁，这帮助我们了解今日世界情形的另一个层面：如何从停滞转变为快速成长。南韩、台湾和后来的中国大陆，各自通过类似日本曾走过的道路，达成了二战以来飞速的经济成长。在这些例子中，各国在成长之前都经历过经济制度的重大改变……虽然政治制度未必有改变，就像中国大陆的例子。
快速成长如何突然结束和反转的道理也与此有关。就像采取决定性的措施迈向广纳式经济制度可以引燃快速经济成长，突然转离广纳式制度可能导致经济停滞。不过更常发生的是，快速成长突然停顿，例如阿根廷或苏联，是因为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已走到尽头。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能是争夺榨取战利品的内斗导致政权崩溃，或因为榨取式制度本身缺少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导致持续成长受到限制。苏联如何撞上这个极限将在下一章更详细讨论。
如果拉丁美洲在过去五百年间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是由西班牙殖民主义所塑造，那么中东的制度就是由鄂图曼殖民主义所形成。穆罕默德二世苏丹统治下的鄂图曼在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定为首都。在15世纪的其余时间，鄂图曼政府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和土耳其的其他地方。16世纪上半叶，鄂图曼的统治遍及中东和北非。到1566年伟大的苏雷曼一世苏丹去世时，鄂图曼帝国已涵盖从东边的突尼斯往西经埃及、一直到阿拉伯半岛的麦加，抵达今日的伊拉克。鄂图曼是专制国家，苏丹的权力不受任何节制，也不与任何人分享。鄂图曼实施的经济制度具有高度榨取性，土地没有私有权，完全属于国家拥有。从土地和农业生产课征的税收，加上战争的掠夺，就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过，鄂图曼政权对中东的掌控不像它对安那托利亚心脏地带那样严密，甚至不如西班牙政权对拉丁美洲社会的支配。鄂图曼政权不断遭到贝都因人和阿拉伯半岛上的其他部落势力的挑战。它不但缺少足以在大部分中东地区实施稳定秩序的能力，也没有执行征税的行政能力。因此它把权力“出租”给个人，任由有本事者用自己的方式收税。这些包收租税者拥有自治权，而且势力逐渐坐大。当时中东领土上的税率极高，从农民生产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不等。大部分税收由包收租税者留下。由于鄂图曼政权未能在这个地区建立稳定的秩序，财产权一点也不安全，武装的群体争夺控制权导致法治荡然无存和盗贼横行。例如在巴勒斯坦，情形严重到从16世纪末开始农民便纷纷离开最肥沃的土地，迁往更能防备盗贼的山区。
在鄂图曼帝国城市地区的榨取式经济制度也一样令人窒息。商务都由政府控制，职业由行会和独占者严格管控。其结果是在工业革命时期，中东的经济制度充满榨取性，该地区的经济因而停滞不前。
到1840年代，鄂图曼帝国尝试改革制度，例如，开始取消包收租税并加强对地方自治群体的控制，但专制统治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革努力同样受到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以及菁英阶层忧虑可能变成经济或政治输家所阻碍。虽然鄂图曼的改革者谈到引进土地私有权以提振农业生产力，但政治控制和征税的渴望使旧制度始终持续不坠。鄂图曼殖民之后紧接着是1918年后的欧洲殖民，当欧洲的控制结束后，和我们在下撒哈拉非洲看到的相同动力已经生根，独立的菁英阶层接管了榨取式殖民制度。在某些例子，如约旦王室，菁英是殖民势力的直接产物，而正如我们后面会讨论到的，这种情形在非洲也经常发生。今日不产油的中东国家的收入水平类似贫穷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未曾受到像奴隶贸易这类迫害力量的荼毒，反而曾长期接受来自欧洲的科技洗礼。在中世纪，中东本身也是世界上经济相当进步的部分，因此今日它不像非洲那般贫穷，但大多数人民仍生活在贫穷中。
我们已看到，地理、文化或无知的理论都无助于解释今日世界的情况。它们无法对世界不平等的显著模式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个不平等的模式是：从18和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并进一步扩散到西欧和欧洲移民殖民地的经济差异过程；美洲不同地区之间持续的分歧；非洲或中东的贫穷；东欧与西欧的分歧；以及从迟滞到成长的转变，与有时候戛然而止的快速成长。我们的制度理论能够提供解释。
在剩下的章节中，我们将更详细讨论这套制度理论的运用方式，并举例说明它能解释的广泛现象，涵盖从新石器革命的起源到数个文明的崩溃，而崩溃的原因若不是榨取式制度本身的成长极限，就是迈向广纳式制度的努力未竟其功。
我们将看到英格兰光荣革命期间他们为何与如何迈向朝向广纳式政治制度的步伐。我们也将更具体地讨论以下问题：
·广纳式制度如何从大西洋贸易创造的关键时期与既存英格兰制度间的交互影响中兴起。
·这些制度如何延续并强化，因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部分原因是良性循环，部分原因则是偶发的幸运发展。
·有多少采用专制统治与榨取式制度的政权，坚定地抗拒工业革命所释放的新科技的散播。
·欧洲人本身如何在他们征服的许多地方扼杀了经济成长的可能性。
·恶性循环和寡头铁律如何为榨取式制度的延续制造一股强大的倾向，并因而使工业革命未能散播到的国家长期困在相对贫穷中。
·为什么工业革命和其他新科技为散播，也不太可能散播到今日世界上连最起码的政治集权程度都没有达到的国家。
我们的讨论也将显示，若干把制度朝更广纳方向转变的地去如法国和日本，或避免了榨取式制度建立的地区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它们较易接受工业革命的散播，进而领先其他国家。正如在英格兰的情况，这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过程，途中克服了许多对广纳式制度的挑战，有时候是拜良性循环的动力所赐，有时候则归功于历史的偶然事件。
最后，我们也将讨论今日国家的失败如何受到其制度历史的重大影响，有多少政策建议是基于错误且可能造成误导的假设，以及国家如何仍然能够掌控关键时期，并打破窠臼以改革制度，踏上迈向富裕的道路。
5、 “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
（1）我已见过未来
制度差异在解释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经济成长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历史上大多数的社会都建基于榨取式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是否表示成长从未发生？显然不是。榨取式制度从其根本逻辑来看，必须能创造财富以供榨取。独占政治权力并控制一个集权政府的统治者，可能实施某种程度的治安和规范制度，并刺激经济活动。
但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性质上不同于广纳式制度带来的成长。最重要的，这种成长不会是需要科技进步的持续成长，而是建基于既有科技的成长。苏联的经济轨迹提供了鲜明例子，说明权威和政府提供的诱因可以在榨取式制度下带领经济成长，以及这种成长最终会停顿和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在巴黎郊外雄伟的凡尔赛宫集会，以决定和平的秩序。出席的知名人物包括美国总统威尔逊，而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没有派出任何代表参加。旧沙皇政权已在1917年10月被布尔什维克推翻（似乎有误，布尔什维克推翻的是二月革命建立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而沙皇政府则在二月革命时已经被推翻），红军（布尔什维克）和白军正进行激烈的内战。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派遣远征军与布尔什维克打仗。由年轻外交官蒲丽德带领的特使团和资历丰富的知识分子兼新闻记者斯蒂芬斯，被派往莫斯科回见列宁，尝试了解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图，以及如何与他们达成协议。斯蒂芬斯以破除偶像和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著称，长期以来在美国不断谴责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加入的用意在于让特使团显得更可信、较不具敌意。特使团回国时带着列宁的提议大纲，内容是新建立的苏联开出的和平条件。斯蒂芬斯对他认为苏联政权具有的无穷潜力大为倾倒。
1917年“十月革命”推翻的俄罗斯临时政府国徽
今日俄罗斯国徽，宣示自己对临时政府的继承性
他在1931年的自传中回忆：“俄罗斯苏维埃是一个有着渐进演变计划的革命政府。他们的计划不是借由直接行动来终结贫穷与富裕、贪腐、特权、暴政和战争等邪恶事物，而是找出并去除它们的原因。他们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在几个世代中以科学方式重新安排经济力，这将先带来经济的民主，最后则达成政治的民主。”
斯蒂芬斯从外交特使团回来后，去见老友雕刻家戴维森，发现他正在为金融巨子巴鲁克制作半神像。巴鲁克说：“你刚从俄国回来。”斯蒂芬斯回答：“我已到过未来，而且它行得通。”后来他稍微修改了这句话，就此流传后世：“我已见过未来，它行得通。”（I’ve seen the future，and it works.）
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许多西方人仍然在苏联身上看到未来，他们继续相信那套制度行得通。就某个意义来看它是行得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行得通。列宁在1924年去世，到1927年斯大林已巩固他对苏联的掌控。他肃清反对者，并推行快速将苏联现代化的运动。他通过1921年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来进行这项运动。国家计划委员会拟定第一套五年计划，从1928年执行到1933年。斯大林式的经济成长很单纯：借政府命令发展工业，并通过向农业课征高税率来为发展工业取得必要的资源。苏联共产党政府缺乏有效的税务系统，因此斯大林便将农业”集体化“。这个过程必须废除土地私有权，并将农村所有人聚集在由共产党管理的巨大集体农场。这让斯大林更容易攫取农业产品，用来喂养所有兴建新工厂以及在工厂工作的人。这为农民带来悲惨的后果。集体农场完全缺乏让人努力工作的诱因，导致生产大幅减少。大部分产品被榨取后，留下的粮食已不够吃，人民开始饥饿至死。到最后可能有六百万人死于饥馑，数十万人在强迫集体化中遭谋杀或放逐到西伯利亚。
新建立的工业和集体化的农场都不具经济效率，无法善加利用苏联拥有的资源。这听起来是炮制经济灾难或停滞的配方，甚至是完全崩溃；然而苏联却快速成长，其原因并不难了解。允许人们通过市场自己做决定，是让社会有效利用资源最好的方法，当政府或一小群菁英控制所有资源时，将无法创造出正确的诱因，人们的技术和才能也无法获得有效的配置。但在某些例子中，一个部门或活动的劳动与资本生产力可能远高于其他部门和活动，例如苏联的重工业，因此即使是在榨取式制度下，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把资源分配给那个部门，也可以创造成长。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加勒比海群岛的榨取式制度如巴巴多斯、古巴、海地和牙买加也能创造相对较高的收益，因为它们把资源分配给全球迫切需要的商品蔗糖的生产。以众多奴隶为基础的蔗糖生产当然称不上”效率“，而且在这几个社会当中没有科技变革或创造性破坏，但这不会阻止它们在榨取式制度下达成一定程度的增长。这种情况类似苏联，只是工业取代了加勒比海蔗糖的角色。还受到另一个因素助长了苏联的工业成长，由于其科技极度落后于当年欧洲和美国的水平，因此只要重新分配资源到工业部门就能刺激大幅成长，即使分配是以强迫的低效率方式运行。
集体农庄
列车到达西伯利亚
1928年以前，大部分俄国人住在乡下，农民使用的技术十分原始，而且没有提高生产的诱因。俄国封建制度最后的残留在一战前不久就已经根除，因此把劳动力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有着庞大的未实现的经济潜力。斯大林的工业化以残暴的方式释放了这股潜力，他通过命令将这些低度利用的资源转移到工业，以便他们在那里发挥更大的生产力，即使工业本身的效率仍远低于可达成的水平。事实上，从1928年到1960年间，苏联的国民收入每年增长6%，可能是截至当时历史上的最快速的经济成长。这段快速的经济成长并非借由科技进步而达成，而是借由重新配置劳动力，以及通过创造新工具与工厂而积累资本的结果。
成长如此快速，以至于数代的西方人受到欺骗。不只是史蒂芬斯，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不明就里，甚至苏联自己的领导人也被快速的成长蒙骗，例如赫鲁晓夫曾在1956年对西方外交官的演说中，吹嘘地说出那句名言：”我们将埋葬你们。”直到1977年，英国经济学家写的主流教科书还宣称，从经济成长、提供充分就业与价格稳定，甚至在创造人的利他动机各方面来看，苏联式的经济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可怜的西方资本主义只在提供政治自由方面表现较佳。由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写作、最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大学教科书，也再三预测苏联经济霸权的到来。在1961年版的书中，萨缪尔森预测苏联的国民收入有可能在1984年超越美国，或很可能在1997年。1980年版中，他的分析仍旧没有改变，只是把两个时间延后到2002年和2012年。
虽然斯大林和后来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造出快速的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却无法长久持续。到1970年代，经济成长几乎完全停顿。最重要的教训是，榨取式制度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制造持续的科技进步：缺乏经济诱因，和菁英的抗拒。此外，一旦所有低效率使用的资源都被重新配置到工业后，靠命令所能创造的经济成果便很有限。这时候苏联的系统便撞上障碍，因为缺乏创新和经济诱因导致无法继续进步。苏联能够持续创新的唯一领域是，投入庞大努力的军事和航天科技。其结果是他们把第一只狗莱卡，和第一个人类加加林送上太空。他们也把AK-47步枪留给世人。
国家计划委员会原本应该是掌握一切权力的规划机构，负责苏联经济的中央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连续拟定并执行五年计划的优点是，可以采取理性投资和创新所不可或缺的长期观点。然而在现实中，苏联工业的实际作为却与五年计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五年计划经常修改和重写，或者完全被忽略。工业的发展基本上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命令进行，而他们经常改变想法，且往往全面修改先前的决定。所有计划都标示为“草稿”或“初步”。只有一份标示为“定案”的计划曾公诸于世——1939年有关轻工业的计划。斯大林本人在1937年曾说：“只有官僚会认为，规划的工作在计划拟出后就已结束。计划真正的方向只有在计划拟出后才开始发展。”斯大林希望把自己的裁量权最大化，以便奖赏政治上忠诚的个人或团体，或惩罚不忠诚者。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要角色是提供信息给斯大林，以便他更能监视他的朋友和敌人。委员会甚至尝试避免做决定，因为如果做出结果不好的决定，你可能遭枪毙；能不必负任何责任最好。
苏联人口普查局在1937年提供了一个好例子，说明太认真工作、而不懂得揣摩共产党领导人心思的后果。当调查的资料陆续汇集后，很明显它们呈现的人口大约是一亿六千二百万人，远低于斯大林预期的一亿八千万人，而且低于斯大林本人在1934年宣布的一亿六千八百万人。1937年的人口普查是1926年以来首次进行的普查，因此也是1930年代大规模饥荒和肃清后的第一次。正确的人口数字反映出这些事件。斯大林的反应是逮捕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将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或枪毙。他下令重做一次人口普查，并在1939年进行。这一次主持普查的人搞清楚了，他们发现人口实际上有一亿七千一百万人。
斯大林了解，在苏联经济中人们缺乏努力工作的诱因。最自然的反应是引进这种诱因，而且斯大林有时候也确实这么做——例如借引导粮食供应到生产力下降的地区——以奖赏改善的绩效。此外，早在1931年他就已放弃创造不需要金钱诱因就愿意工作的“社会主义男女”的想法。他在著名的演说中批评“平等贩子”，此后不但不同的工作领到不同的薪资，而且开始采用红利制度。了解这个制度运作的方式将很有帮助。在中央计划下的公司通常必须达成计划设定的生产目标，虽然这类计划常常重新协商并修改目标。从1930年代起，如果达成生产目标，工人就能获得红利，而且红利可能不少——例如，经理人或资深工程师领到的红利高达本薪的37%。但支付这类红利却制造出各种不利于科技进步的反诱因。例如，创新会耗用当期生产的资源，带来生产目标无法达成和领不到红利的风险。此外，生产目标常根据前期的生产水平来制订，这导致不扩大生产的强烈诱因，因为扩大生产只表示未来必须生产更多，未来的目标会“逐步提高”。表现低于潜力永远是达成目标和拿到红利最好的方法。每月支付红利使每个人只顾及现在，而创新却是牺牲今日以便明日获得更多。
即使红利和诱因有效改变了行为，它们往往也制造出其他问题。中央计划就是难以取代18世纪伟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称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当计划是规定生产以吨计算的钢板时，制造出来的钢板便太重；当规定是以面积计算时，制造出的钢板便太薄。当计划规定吊灯以吨计算时，生产出来的吊灯便太重，重到无法吊在天花板上。
到1940年代，苏联领导人已经很了解这些错误的诱因（即使那些西方的仰慕者还被蒙在鼓里）。苏联领导人的做法是把它们当成技术问题，是可以修正的，例如，他们改变了根据生产目标支付红利的做法，转而允许公司挪出一部分获利来支付红利。但“获利动机”不见得比生产目标更能鼓舞创新。用来计算获利的价格制度几乎完全与创新或新科技的价值无关。不像在市场经济，苏联的价格是由政府设定，因此与价值没有太大关系。为了具体地为创新制造诱因，苏联在1946年引进明订的创新红利。最早在1918年，创新者应为他的创新接受财物奖赏的原则就已受到认可，但设定的奖赏太小，且与新科技的价值无关。一直到1956年，这种情况才改变，变成以明文规定红利与创新的生产力成比例。不过，由于生产力是用既有的价格制度来计算其经济利益，这又变成不良的创新诱因。我们可以找到无数这套制度制造出错误诱因的例子，举例来说，由于创新红利受限于一家公司的薪资预算，这立即降低了产生或采用任何可能会减少劳动力的创新。
只专注在不同的规范和红利制度，很容易掩盖制度的根本问题。只要政治权威和权力全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面对的基本诱因，无论支不支付红利都一样。共产党从创立以来就不只使用胡萝卜、也使用棒子来达成目的，而且是大棒子。经济中的生产力也相同。对被认为偷懒的工人有一整套诉诸刑法追究的法律。例如，在1940年6月，一项法律把旷职（定义是只要有二十分钟未授权的缺席，或甚至只是在职位上的怠工）订为刑事犯罪，可能被判处六个月苦役或减薪25%的处罚。各种类似的惩罚纷纷祭出，且执法的次数出奇频繁。从1940年到1955年，有三千六百万人触犯这类法律被判有罪，约占成年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千五百万人被送进监牢，有二十五万人被枪决。在任何一年都有一百万名成年人因触犯劳动法规而被监禁；这还不包括被斯大林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的二百五十万人。尽管如此，这样还是不管用。你可以把人送进工厂里，但你无法强迫人思考，也无法借威胁要枪毙他们来让他们想出好点子。这类胁迫可能在巴巴多斯牙买加制造很高的蔗糖生产，但它无法解决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缺少诱因的问题。
真正有效的诱因无法出现在中央计划经济中，这不是因为红利制度设计上的技术错误，而是达成榨取式成长的整个方法本来就存在问题。这种成长靠政府命令达成，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基本经济问题，但刺激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需要个人利用他们的才能和创意，而这在苏联式的经济制度中不可能办到。苏联的统治者必须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才能办到，但这么做将危及他们的政治权力。的确，当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后开始放弃榨取式经济制度时，共产党的权力随即瓦解，苏联也跟着崩溃。
苏联在榨取式制度下还能够创造快速的成长，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集权政府，并通过政府的力量把资源分配给工业。但和所有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一样，这种经济缺乏科技变革，而且无法长久持续。成长先是缓慢下来，然后完全崩溃。这种类型的成长虽然为时短暂，依旧证明了榨取式制度可以刺激经济活动。
自有历史以来，大多数社会都曾被榨取式制度统治，而能在全国执行某种程度的秩序的社会，就能创造有限的成长——即使这些榨取式社会都未能达成成就持续的成长。事实上，历史上一些重大的转折点都曾出现巩固榨取式制度的制度创新，并增进一个群体维持治安的权威，进而从榨取中获益。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们会先讨论建立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并促成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制度创新。然后我们将说明这些创新如何帮助我们了解新石器革命，亦即人类进入农业社会的重大转折，而农业则是我们当前文明许多方面的基础。我们将举玛雅的城邦为例，证明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不只受限于缺少科技进步，也因为它会鼓励敌对的群体为了掌控政府和榨取来的利益而发生内斗。
（2）卡塞河河岸
卡塞河是刚果河的大支流之一，它源自安哥拉，流向北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东北汇入刚果河。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比世界其他地方穷，但刚果内部不同群体的贫富程度一直差距很大。卡塞河是贫富的分界，渡过卡塞河进入西岸的刚果，你会发现利利人；在东岸则是布尚人（参考地图6）。表面上两个族群的贫富程度应该没有多大差距，他们中间只有一条河分隔，可以搭船渡过。两个不同部族有共同的起源和相关的语言。此外，他们制造的东西的风格也很类似，包括他们的房子、衣服和工艺品。
然而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和历史学家万塞纳在1950年代研究这些部族时，发现他们存在一些惊人的差异。道格拉斯指出：“利利人较贫穷，布尚人较富裕……利利人拥有或能做的事，布尚人拥有更多且做得更好。”这种不平等很容易得出简单的解释。其中一个差异令人想起秘鲁当年被划入和未划入波托西米塔区的不同，即利利人为了维持生存而生产，而布尚人为了在市场交易而生产。道格拉斯和万塞纳也指出，利利人使用较差的技术，例如，他们不用网子打猎，虽然那可以大幅提高生产力。道格拉斯认为：“不使用符合一般利利人不投资时间和劳力在长期设备的倾向。”
两个族群在农业技术和组织方面也有重大差异。布尚人采用复杂的混耕，在为期两年的轮种制度下连续种植五种作物。他们种植山药、地瓜、木薯（树薯）和豆子，并且一年采收两到三次玉米。利利人没有这种制度，而且一年只采收一次玉米。
在治安方面也有显著的差异，利利人散居在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冲突经常发生。任何人在两个村落间行走，或进入森林采集食物，都可能遭攻击或绑架。在布尚人的国度，这种事绝少发生。
在生产模式、农业技术和法律规范的各种差异背后，是什么因素？显然不是地理环境导致利利人使用较低劣的狩猎和农业技术，更不可能是无知，因为他们知道布尚人使用的工具。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文化：利利人可不可能有一种不鼓励他们投资在狩猎网、更坚固和更好的房子的文化？但事实似乎也不是如此。和刚果人一样，利利人对购买枪支很感兴趣，道格拉斯甚至评注说：“他们渴望购买武器……显示他们的文化并不限制他们只能用较差的、不要求长期协力与努力的科技。”因此，厌恶科技的文化、无知或地理因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布尚人比利利人富裕。
这两个族群的差异，源自布尚人和利利人的土地上出现不同的政治制度。我们前面提到利利人住在有防御工事的村落，而且村落不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在卡塞河的另一方情况却不同。大约在1620年，一个名叫夏姆的人领导了一场政治革命，并建立了我们在地图6看到的库巴王国。这个王国以布尚人的地区为中心，由夏姆担任国王。在这之前，布尚人和利利人之间可能没有多大差异；差异的发生是夏姆在河的东边组织社会的结果。他建立政府和金字塔式的政治制度，不仅集权程度远高于过去，而且政治结构也远为精细。夏姆和他的继任者建立一套课税的官僚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及用来执法的警力。领导人受议会节制，他们必须咨询议会才能做出决定。甚至有陪审团来进行审判，这发生在欧洲殖民之前的下撒哈拉非洲，显然是很独特的事件。尽管如此，夏姆建立的集权政府是用来榨取的工具，而且极为专制。他担任国王不需要任何人投票，国家政策由最高领导人指挥，而非通过全民参与。
这场政治革命为库巴王国引进政府集权和治安，进而带来经济革命。他们重新组织农业，采用新科技以增进生产力。过去当成主食的作物被美洲来的高产量新作物取代（尤其是玉米、树薯和红辣椒）。密集混耕循环在这时候引进，人均粮食产量因而倍增。要采用这些作物并重新安排农事周期，需要更多人在地里工作。因此结婚的年龄降低到二十岁，让男人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农业的劳动力。这与利利人的情况呈现鲜明的对比，利利人男性往往三十五岁才结婚，且只有在结婚后才在田里工作。在这之前，他们的生活主要是打斗和劫掠。
政治与经济革命的关联很单纯，夏姆国王和支持他的人想向库巴人征税和榨取财富，库巴人的生产必须比他们自己消耗的更多。夏姆和他的手下虽然未把广纳式制度引进卡塞河东岸，但能达成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和维持治安的榨取式制度，本身就能创造若干数量的经济财富。鼓励经济活动当然符合夏姆和他手下的利益，因为若非如此就没有东西可供榨取。和斯大林一样，夏姆借命令建立一套制度，这套制度能创造必要的财富以支持这个制度。与完全缺乏治安的卡塞河对岸相比，这套制度创造出显著的经济财富——即使大部可能遭夏姆和他的手下榨取。但这种富裕必定是有限度的。正如在苏联，库巴王国在初期的变革后就再也没有创造性破坏，也没有科技创新。当库巴王国在19世纪末首度遭遇比利时殖民官员时，这套制度大体上未曾经历大改变。
夏姆国王的成就说明，通过榨取式制度可以达成有限度的经济成功。创造这种成长需要政治集权政府，而建立集权政府往往需要政治革命。夏姆建立政府后，他可以利用权力重新组织经济和提振农业生产，然后才能征税。
为什么是布尚人发生政治革命，而非利利人？利利人可能出现自己的夏姆国王吗？夏姆完成的是一个与地理、文化和无知等因素完全无关的制度创新。利利人也可能展开这种革命，并且同样导致他们制度的转变，但他们并没有。也许这是因为我们还不了解的原因，毕竟我们今日对他们的社会所知仍很有限。最可能的原因是历史的偶发性。当中东的一些社会在一万两千年前展开一场更激进的制度创新，导致定居的社会和对动植物的驯化，也可能同样是偶然性运作的结果，而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3）漫漫长夏
约公元前一万五千年时，冰河时代结束，地球气候开始变暖。从格陵兰冰蕊得到的证据显示，平均气温在短短一段时间内就上升到摄氏15度。这种暖化似乎与人类人口快速增加同时发生，因为气温上升导致动物数量增加，以及野生植物和食物更容易取得。这个过程大约在公元前一万四千年急速反转，当时出现一段称为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的冷却期，但在公元前九千六百年之后，全球气温再度上升，在不到十年间升高摄氏七度，此后便维持在相对的高温。考古学家费根称其为长夏（Long Summer）。气候变暖是构成新石器革命背景的一大关键时期，人类社会从此开始转型到定居生活、农耕和放牧。这个转变和后来的人类历史都在这个漫漫长夏中发展出来。
农耕放牧和狩猎采集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前者建立在驯化动植物的基础上，以积极的手段干预这些物种的生命周期，根本基因以使它们对人类更有用。驯化是一种技术变革，使人类能够从可得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更多食物。例如，玉米的驯化始于人类采集玉米的野生原型物种类蜀黍（teosinte）。类蜀黍的穗轴很小，只有几公分长，比现代玉米小得多。然而通过慢慢地拣选穗较大，且在成熟后穗不会爆开、而是留在穗梗上方便采集的类蜀黍，人类创造出现代玉米，这种作物可以从同一块土地供应更多营养。
最早的农耕、放牧和驯化动植物的证据来自中东，尤其是被称为侧翼丘陵区（Hilly Flanks）（似乎与肥沃新月地带重合，参见下图）的地区，即从今日以色列南部往北经过巴勒斯坦和约旦河西岸，经由叙利亚进入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北部和伊朗西部。大约在公元前九千五百年，第一批驯化植物二粒小麦（emmer）和二棱大麦（two-row barley）在耶利哥和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被发现；二粒小麦、豌豆和扁豆也在更北边的叙利亚泰尔阿斯瓦德被发现。两个遗址都属于纳图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都供应较大型的聚落；耶利哥聚落的人口在当时可能已达到五百人。
为什么第一批农耕聚落在这里出现，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为什么是纳图夫人驯化了豌豆和扁豆，而不是其他人？他们是不是很幸运碰巧住在有许多潜在可被驯化的植物物种的地方？虽然这是事实，但许多别的族群也住在有这些物种的地区，却并未驯化它们。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的地图4与地图5所见，基因学家和考古学家针对现代已驯化动植物的野生原种分布的研究，发现许多这些原种散布在广大的地区，达几百万平方公里。驯化动物的野生原种更遍布欧亚大陆。虽然丘侧翼地区在作物野生原种的种类上很丰富，但也完全称不上独特。纳图夫人并非住在一个野生原种丰富到独特程度的地区，而是他们在开始驯化植物或动物前就已经过着定居的生活。其中一项证据来自原羚（gazelle）的牙齿，由牙骨质构成，是一种分层生长的骨质结缔组织。在春季和夏季牙骨质生长最快的时候，骨质层的颜色与冬季的颜色不同。从牙齿切片可以看到原羚死前最后牙质层的颜色。利用这种技术可以判断原羚是在夏季或冬季被宰杀。在纳图夫遗址，研究发现原羚每个季节都被宰杀，这意味着人群一年四季都住在那里。幼发拉底河边的阿布胡瑞拉聚落是被研究最彻底的纳图夫人定居地之一，考古学家花了近四十年勘查聚落的各层，这里为人类转型到农耕之前和之后的定居生活提供了记载最详尽的例子。该聚落可能始于约公元前九千五百年，而居民持续他们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约五百年，然后才转向农耕。考古学家估计，农耕前的聚落人口约介于一百到三百人。
你可以想到各种理由解释为何一个社会可能发现定居具有优势。迁移的成本较高，必须载运儿童与老人，经常移动也不可能为歉收的时候储备粮食。此外，像石磨和镰刀等工具可用来处理野生食物，搬运起来却太沉重。有证据显示，即使移动的狩猎采集族群也会把粮食储存在洞穴等特殊地点。玉米的吸引力之一是很适合储存，这是它在美洲各地被广为种植的主要原因。能更有效储存和积累粮食，一定是采用定居生活方式的重要诱因。
虽然集体定居可能对整个群体有利，这并不表示一定会发生。移动的狩猎采集族群必须共同同意这么做，否则必须有人强迫他们。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人口密度升高和生活水平降低，是定居生活出现、迫使人们留在一个地方的主要原因。然而纳图夫人遗址的人口密度并不比以前的族群高，并没有当时人口密度升高的证据。骨骼与牙齿证据也未显出健康恶化的迹象。例如，食物匮乏往往在人的牙齿珐琅质留下细线，这种现象叫珐琅质发育不全。这些细纹事实上在纳图夫人身上出现的情况比后来的农耕族群较不普遍。
更重要的是，定居生活虽然有优点，但也有缺点。解决冲突对定居族群可能困难得多，因为无法轻易借由人或群体离开而解决歧见。一旦人们兴建永久的建筑、拥有超过所能搬移的资产，迁居就成了比较不吸引人的选项。因此聚落需要更有效的解决冲突的方法，和更细致的财产观念。必须决定谁能取得村落附近的哪一块土地，或谁能从哪些树丛摘取果实，或从溪流的哪一部分捕鱼。规则必须拟订，而订定并执行规则的制度也必须建立。
为了让定居生活出现，很可能狩猎采集者必须被迫定居下来，而这必须先有制度创新，把权力集中在一个变成政治菁英的群体手中，以便执行财产权、维持秩序，并借由他们的地位榨取社会其他成员的资源而获得利益。事实上，一场类似夏姆国王发动的政治革命，虽然规模也许小一些，很可能就是进入定居生活的突破性进展。
考古学证据确实指出纳图夫人在他们变成农耕者之前很久，就发展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呈现阶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特性——我们认知为榨取式制度的初期阶段。一项令人信服的阶级和不平等的证据来自纳图夫人的坟墓。有些人以大量黑曜石和角贝陪葬，它们来自迦密山附近的地中海海岸。其他装饰品包括项链、彩带和手镯，手镯是以犬科动物牙齿、鹿趾骨和贝壳制成。其他人埋葬时完全没有这类东西。贝壳和黑曜石也是交易的物品，控制这项交易很可能是权力累积和不平等的来源。经济与政治不平等的进一步证据来自恩马拉哈的纳图夫遗址，就在加利利海北方。在大约五十个圆形茅屋和许多显然用来储藏的坑洞间，有一座涂着灰泥的大建筑盖在一处空地的中央。这座建筑可确定是酋长的屋子。恩马拉哈遗址的坟墓有些特别精致，而且也有头颅骨崇拜的证据，显示可能有祖先祭祀。这类崇拜在纳图夫遗址十分普遍，尤其是在耶利哥。纳图夫遗址的众多证据显示，当时的社会可能已经有精心架构的制度来规范菁英地位的继承。纳图夫人与遥远的地方交易，且有粗具雏形的宗教和政治阶层组织。
政治菁英的兴起很可能先创造了向定居生活的转变，然后又向农耕转变。正如纳图夫遗址所显示，定居生活不必然意味农耕和放牧。人类可能定居下来，但仍然靠狩猎和采集维生。毕竟长夏让野生作物更丰沛，狩猎和采集可能更有吸引力。大多数人可能很满足于仅能维持生存的狩猎和采集生活，因为那不需要许多努力。即使是科技创新也不一定会带来农业增产。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称作伊尔约龙特人的澳大利亚原住民，采用钢斧这项重大科技创新后并未导致更努力工作，反而是睡觉的时间更长，因为维持生存所需变得更加容易，而没有更努力工作的诱因。
对新石器革命的传统地理解释——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的戴蒙理论的核心——说它是因为恰巧有许多植物和动物物种可供驯化所致。这使得农耕和放牧变得更有吸引力，并带来定居生活。在社会变成定居并开始农耕后，它们开始发展政治阶层组织、宗教和更加复杂的制度。虽然这种说法被广为接受，来自纳图夫的证据却显示，传统的解释颠倒了因果关系。制度的改变早在社会转型到农耕之前就已发生，且可能是导致定居生活的原因（定居反过来强化了制度改变），同时也是随后的新石器革命的原因。这个模式不仅获得侧翼丘陵区的证据支持，也符合来自美洲、下撒哈拉非洲和东亚的众多证据。
转型到农耕无疑带来更多农业产品，并使人口得以大幅扩增。例如，在耶利哥和阿布胡瑞拉等遗址，可以看出初期农耕村落比未进入农耕的村落大得多。一般而言，当转型发生时，村落会成长二到六倍。此外，传统上人们认为这种转型会带来的许多结果确实会发生。例如，进一步的职业专门化，和更迅速的技术进步，可能发展出较复杂和较不平等的政治制度。但这些事物是否会发生在特定地方，并非取决于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可及性。相反的，这是因为社会所经历的制度、社会和政治创新的类型，可以让定居生活及农耕兴起。
虽然长夏和作物与动物物种的存在让这些得以发生，但并未决定它会在气候变暖后的何时或何地发生。反而这是决定于关键时期、长夏，以及小而重要的制度差异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气候变暖后，部分社会（例如纳图夫）发展出集权制度和阶级组织的成分，虽然当时的规模与现代民族国家比起来十分小。和夏姆统治下的布尚人类似，社会经过重新组织以利用大量野生植物和动物带来的更好机会，而毫无疑问的，政治菁英是这种新机会和政治集权过程的主要受益者。制度只有些微差异的其他地方，不容许政治菁英利用这个新机会，因而在政治集权以及创造定居的、农业的和更复杂的社会方面落后。这位后来发展的分歧埋下了伏笔，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分歧是同样的类型。一旦这些差异产生，它们便散播到某些地方，而不散播到另一些地方。例如，农耕从公元前六千五百年左右开始散播到欧洲，主要是农民迁徙的结果。欧洲的制度与世界其他地方如非洲渐渐漂离；在非洲，初始的制度就已经不同，而长夏在中东启动的创新直到很久以后才散播到非洲，甚至散播到非洲时的形式已经大不相同。
纳图夫人的制度创新虽然很可能撑起了新石器革命，但并未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单纯的痕迹，也没有为他们的地盘（今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留下长久延续的富裕。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是今日世界相对贫穷的国家，而以色列的富裕大体上是由于二战后犹太人在此定居，以及他们高程度的教育和容易取得先进科技。纳图夫人早期的成长未能长久持续的原因，与苏联成长终归停顿相同。虽然极为重要，在当时甚至是革命性的，但它仍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对纳图夫社会来说，这种成长可能也会制造出谁能掌控制度及其榨取利益的深刻冲突。只要有一个从榨取获益的菁英，就有一个想取而代之的非菁英。有时候内斗只是以一个菁英取代另一个；有时候它摧毁整个榨取性社会，展开政府和社会崩溃的过程，就像一千多年前玛雅城邦令人惊叹的文明所经历的。
（4）不稳定的榨取
农耕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分别兴起。在今日墨西哥的地方，一些建立政府和聚落的社会转型到农耕生活。和中东纳图夫一样，它们也达成某种程度的经济成长。在今日墨西哥南部、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西部等地区的玛雅城邦，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复杂的文明，有自己独特的榨取式制度。玛雅经验不仅显示在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可能性，也证明这类成长具有另一种根本的限制：政治不稳定的发生，最后导致不同群体和人民为了成为榨取者而争斗，进而造成社会和政府的崩溃。
玛雅城市最早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开始发展，这些早期的城市最后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瓦解。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兴起，奠定了从公元250年到900年的古典期的基础。这是玛雅文化和文明全面盛开的时期，但这个较复杂的文明也在接下来六百年间崩溃。到了西班牙征服者在16世纪初抵达时，许多雄伟的玛雅庙宇和宫殿遗址如提卡尔、帕伦克和卡拉克穆尔已隐没在丛林中，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发现。
玛雅城市从未结合成一个帝国，虽然部分城市臣服于其他城市，而且彼此间经常有结盟关系，尤其是在战争时。我们可以从各自的标志识别该地区的五十个城邦，它们之间主要的连结是人民说三十一种不同但关系密切的玛雅语。玛雅人发展出书写系统，而且至少有一万五千份铭文描述菁英生活、文化和宗教的各层面。他们也有记录各项日期的精密历法，称为长纪历（Long Count）。这种历法与今日的历法类似，它从一个固定的日期开始计算年的推展，而且被所有玛雅城市采用。长纪历从公元前3114年开始，不过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日期对玛雅人有什么重要性，而且与玛雅社会有关的事物都在这日期之后很久才出现。
玛雅人是技术高超的营建者，独立发明了水泥。他们的建筑和碑铭提供了玛雅城市兴衰的重要资料，因为他们记录事件时通常会根据长纪历标示日期。考古学家因此可以纵观所有玛雅城市，计算在特定年间有多少建筑兴建完成。在公元五百年左右，标示这个日期的纪念建筑很少。例如，相当于公元514年的长纪历记录只有十座。此后数量稳定增加，到公元672年达到二十座，八世纪中叶则达到四十座。达到这个数字后，纪念建筑的数量剧减。到九世纪降为每年十座，到十世纪变为零。这些有日期的碑铭给我们清楚的轮廓，了解玛雅城市的扩张和后来从八世纪末开始的萎缩。
检视玛雅人记录中的国王名单，可以补充对日期的分析。在今日洪都拉斯西部的玛雅城市科潘有一座著名的纪念碑叫“Q祭坛”（Altar Q），上面记录了所有国王的名字，第一位是亚科库毛王，意思是“朝阳凤尾绿咬鹃金刚鹦鹉王”，名号里不只有太阳，还有玛雅人极珍视其羽毛的两种中美洲雨林鸟类。亚科库毛在公元426年在科潘取得大权，这个日期可以从Q祭坛记录的长纪历日期得知。他建立了一个统治延续四百年的王朝。部分亚科库毛的继任者有同样生动的名称，第十三任统治者的名号翻译为“十八兔”，他的下一任则是“烟猴”，接着是公元763年驾崩的“烟壳”。祭坛上最后一个名字是雅克斯潘，意思是“旭日天空闪电神”，他是第十六任统治者，在烟壳死后即位。从一座祭坛的残片，我们知道在他之后还有一位国王乌奇图克，意思是“火石守护者”。在雅克斯潘之后，建筑和碑铭便停止，似乎不久后王朝就被推翻。乌奇图克甚至可能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者，而是自称为王。
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可用来检视科潘的证据，是由考古学家福莱特、龚林和韦伯斯特所发展。这些研究者检视长达八百五十年期间（从公元400年到1250年）人类居住区在科潘山谷的扩散，据此研究科潘的兴起与衰落，他们利用一种技术叫黑曜石水化年代测定法，由水成分计算黑曜石的开采日期。黑曜石被开采之后，所含水分便以固定速率减少，考古学家因此得以计算一块黑曜石的开采时间。他们借此可以标示已测定日期的黑曜石在科潘山谷哪些地点被发现，进而追踪城市如何扩张和萎缩。由于可以合理推测特定地区的房屋与建筑数量，因此可以估计城市的总人口。在公元400年到449年间，人口数微不足道，估计约有六百人。在公元750到799年间，人口稳定增加到最高峰的两万八千人。虽然这与现代都市比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当时算是庞大的了；这个数字表示，科潘的人口在那段时间超过伦敦或巴黎。其他玛雅城市如提卡尔和卡拉克穆尔，无疑还大很多。与来自长纪历的证据相吻合，公元800年是科潘人口达到高峰的时候。此后人口开始减少，到公元900年已降到约一万五千人。然后人口持续减少，到公元1200年人口已降回八百年前的水平。
玛雅古典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布尚人及纳图夫人相同：建立榨取式制度，并达到某种程度的政府集权。这些制度有几个关键要素。约公元一百年在危地马拉的提卡尔出现一种新类型的王朝，一个统治阶级形成，包括称作库乎尔阿华即“神圣君主”的国王，以及他底下的贵族阶层。这位神圣君主与菁英阶层合作组织社会，并与神祗沟通。据我们所知，这套新政治制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平民参与，但它确实带来稳定。库乎尔阿华向农民征收贡赋，并组织劳动力以兴建宏伟的纪念建筑，而这些制度结合起来奠定了经济大幅扩张的基础。玛雅的经济建基于广泛的职业专门化，有技术专精的陶匠、织工、木匠，以及工具和装饰品制造匠。他们也交易黑曜石、美洲豹皮、海贝、可可豆、盐和羽毛，交易对象包括王国之内的人，和远至墨西哥的其他国家。他们很可能也有钱币，而且和阿兹特克人一样，使用可可豆当作货币。
玛雅古典期建立在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很类似于布尚人的情况，亚克斯艾伯苏克在提卡尔扮演夏姆国王的角色。新政治制度导致经济财富大幅增加，这些财富多半被围绕着神圣君主的新菁英阶级所榨取。不过，这个体系在公元300年左右巩固后，就很少出现进一步的技术变革。虽然有一些证据显示灌溉和水利管理技术的改进，但农业技术仍然相当原始，似乎未曾进步。建筑技术和工艺逐渐变得愈来愈复杂，但整体而言却少有创新。
也没有创造性破坏。但其他形式的破坏却接踵而至，因为榨取式制度为神圣君王和玛雅菁英创造的财富带来持续不断的战争，而且形势越来越恶化。接连的冲突记录在玛雅的碑铭上，特殊的符号显示战争发生在长纪历的特定日期。金星是战争的守护星，玛雅人认为这个行星在轨道的某些相位特别适合发动战争。代表战争（考古学家称为“星战”）的符号显示一颗星星向大地洒下液体，可能是水或血。碑铭也透露结盟和竞争的模式。大国如提卡尔、卡拉克穆尔、科潘和帕伦克之间长期竞逐霸权，而被征服的较小国家则沦为臣仆，这些情况的证据都来自记录王室登基的符号。在这段期间，它们开始显示较小的国家已被别的外来统治者支配。
地图10显示玛雅的主要城市，以及由考古学家格鲁比和马丁重建的各种接触模式。这些模式显示，虽然卡拉克穆尔、多斯比拉斯、比耶德拉斯内格拉斯和亚科斯奇兰有密切的外交接触，部分国家却被他国支配，且彼此间也常发生征战。
玛雅令人惊异的崩溃，恰巧与神圣君主的政治模式被推翻同时发生。我们在科潘看到，雅克斯潘在公元810年死后就再也没有国王。王室宫殿大约在这时候被毁弃。在科潘以北二十英里的基里瓜城，最后一位国王玉天（jade sky）在公元795年到800年间登基。最后一座有长纪历日期的纪念碑建于公元810年，与雅克斯潘死亡同年。这个城市很快被抛弃。所有玛雅地区的经历都一样，提供贸易、农业与人口扩张动力的政治制度已经消失。王室宫廷不再运作，纪念碑和庙宇不再雕琢，宫殿也空无一人。随着政治和社会制度瓦解，使得政府集权的过程反转，经济也开始萎缩，人口逐渐减少。
在某些例子中，大城市因为遍地发生的暴力而崩溃。危地马拉的匹特斯巴唐地区——许多大神殿后来被摧毁，石头被用来兴建浩大的防御墙——提供一个鲜活的例子。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很类似在罗马帝国晚期发生的情况。后来甚至在科潘这些在崩溃期间较少暴力迹象的地方，许多纪念碑都遭到毁损或摧毁。在部分地方，即使神圣君主被推翻初期，菁英仍然存在。在科潘，有证据显示菁英仍继续兴建新建筑至少两百年，然后他们才消失。但在别的地方，菁英似乎与神圣君主同时被推翻。
对于神圣君主和他四周的菁英为什么被推翻，以及创造玛雅古典期的制度为何崩溃，既有的考古证据不允许我们达成确定的结论。我们知道这发生在城邦间战争加剧的背景下，而且很可能是城邦内的对立与叛乱，也许是由不同派系的菁英领导，推翻了整个制度。
虽然玛雅人创造的榨取式制度为城市带来欣欣向荣的财富，让菁英变得富裕并产生出伟大的艺术和纪念建筑，但这个制度并不稳定。少数菁英赖以统治的榨取式制度造成极度的不平等，因此有潜力导致能从人民榨取利益的菁英彼此内斗。这种冲突最后造成玛雅文明的瓦解。
（5）出了什么差错？
榨取式制度在历史上如此常见，因为它们有一套强而有力的逻辑：它们可以创造有限度的财富，同时能将它分配给少数菁英。但要创造这种成长，必须具备政治集权的条件。一旦条件都满足，政府——或掌控政府的菁英——通常有诱因投资并创造财富、鼓励其他人投资，以便政府能向他们赚取资源，甚至模仿某些通常由广纳式经济制度和市场所推动的过程。在加勒比海农场经济体，榨取式制度的形式是菁英以胁迫方式强迫奴隶生产蔗糖。在苏联，其形式是共产党把资源从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并为经理人和工人设计某些诱因。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诱因会遭到制度本身的特性的破坏。
创造榨取式成长的可能性带来政治集权的动力，这也是夏姆国王建立库巴王国的原因，很可能也能用来解释中东的纳图夫人建立原始形式的治安、阶级制度和榨取式制度，最后导致新石器革命。类似的过程可能也在美洲导致定居社会兴起，以及向农业转型；这种过程可以从玛雅人建立的复杂文明中看到，这个文明建基在胁迫多数人、为少数菁英牟利的高度榨取式制度。
不过，榨取式制度创造的成长，在本质上迥异于广纳式制度创造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榨取式制度无法长久持续。榨取式制度受限于本身的特质，无法培育创造性破坏，最多只能刺激有限的科技进步。它们激发的成长因此无法持续长久，苏联经验为这种极限提供了鲜明的例证。苏联借由在部分先进科技迅速赶上世界水平，并把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重新配置到工业，而创造出快速的成长。但从农业到工业所有部门的诱因终究无法刺激科技进步。进步只在少数部门发生，都是大量注入资源、且创新受到丰厚奖励的部门，其目的是要与西方竞争。不管苏联的成长多快，都注定只能维持相对短暂的时间，到1970年代就已开始显得力不从心。
缺乏创造性破坏和创新不是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受限仅有的原因。玛雅城邦的历史显示一种更加不详，但更普遍的的结局，且同样是受制于榨取式制度的内在逻辑。当这些制度为菁英创造可观的收益时，其他人会有强烈的诱因想取代既有的菁英。内斗和不稳定因此成了榨取式制度天生的特性，而且它们不只制造出更低的效率，还往往反转既有的政治集权，有时候甚至导致治安完全崩溃而陷于混乱，如同玛雅城邦在相对成功的古典期之后所经历的情况。
虽然天生受限，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在启动时看起来仍然可能非常可观。许多苏联人和更多西方人对苏联从1920年代到1960年代甚至70年代的成长都崇拜不已，就像今日他们对中国飞快的经济成长感到目眩神迷。但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五章谈到的，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是另一个榨取式制度下成长的例子，且同样不太可能创造长久持续的成长，除非它展开根本的政治转型，迈向广纳式政治制度。
6、 渐行渐远
（1）威尼斯如何变成博物馆
组成威尼斯的群岛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最北边。在中世纪，威尼斯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拥有最先进的广纳式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则由初始的广纳式政治支撑。威尼斯在公元810年获得独立，于今看来恰好在一个幸运时刻。欧洲的经济正从罗马帝国崩溃带来的衰退逐渐复苏，查理曼等君王重新建构强大的集权政治势力。这带来稳定和更多安全，以及贸易的扩增，而威尼斯则处于最具优势的独特地位。这是一个航海家的王国，位在地中海的中段，有来自东方的香料、拜占庭制造的产品以及奴隶，威尼斯因而变得富裕。到1050年，威尼斯的经济扩张至少已经一个世纪，人口达到四万五千人。到1200年，人口增加了50%，达到七万人；到1330年，又再增加50%到十一万人。当时的威尼斯已和巴黎一样大，同时可能是伦敦人口规模的三倍。
威尼斯经济扩张的关键基础之一是，一连串的契约创新让经济制度变得更具广纳性。最著名的是康曼达（commenda），是一种初具雏形的合股公司，只在单一一次贸易任务期间组成。康曼达涉及两批合伙人，一批是留在威尼斯的“定居”方，另一批则是旅行者。定居的合伙人投入资金到合伙事业，旅行的合伙人则与货物随行。通常定居的合伙人提供绝大部分的资本；年轻的创业家本身没有足够财力，可以通过押运商品旅行跨入贸易事业。这是向上流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旅途中的任何损失按照合伙人出资比率分担。如果商旅赚钱，获利则按两类康曼达契约分配。如果康曼达是单方出资的，那么定居的商人提供100%的资本，并得到75%的获利。如果是两方出资的，定居的商人提供67%的资本，并取得50%的获利。研究官方文件就可看出，康曼达是提高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类文件上记载许多新名字，都是原本不属于威尼斯菁英阶层的人。在公元960年、971年和982年的政府文件中，出现的新名字分别占记载的69%、81%和65%。
这种经济广纳性和新家族通过贸易崛起，迫使政治制度变得更开放。管理威尼斯的总督由公民大会选出，终身任职。公民大会虽然是所有公民出席的会议，实际上则由一群最有影响力的核心家族主导。虽然总督权力很大，但他的权力随着政治制度改变而减弱。1032年以后，总督改由新创立的总督委员会遴选，总督委员会的工作也包括确保总督不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一个被总督委员会选出的总督是一位富有的丝绸商人，来自未曾居于高位的家族。这个制度变革发生后，威尼斯的商务和海军势力开始大幅扩张。1082年，威尼斯在君士坦丁堡取得广泛的贸易优惠，并在该地建立一个威尼斯区。那里很快就住了一万名威尼斯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始携手并进。
威尼斯的经济扩张为政治变革带来更大的压力，而1171年总督遭谋杀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改变，更使经济扩张突飞猛进。第一个重要的创新是设立大会议（Great Council），是此后威尼斯政治权力的最终来源。大会议是由威尼斯国的公职人员如法官等组成，并由贵族主导。除了这些公职官员外，每年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一百位新成员给大会议，提名委员会有四名成员，从既有的大会议抽签选出。大会议产生后，也遴选两个次级会议的成员，即参议会（Senate）和四十人会议（Council of Forty），两个会议各有不同的立法和行政职责。大会议也挑选总督委员会成员，其人数已从二人扩增至六人。第二个创新是另一个委员会的诞生，成员由大会议抽签选出，职责是提名总督。虽然人选必须经由公民大会批准，但因为只提名一人，所以实际上是把推选总督的大权交给这个委员会。第三个创新是新总督必须选读限制其权力的就职誓词。这些限制后来持续扩增，以至于后来的总督必须服从地方法官，然后演变到所有决定必须由总督委员会批准。总督委员会也扮演确保总督遵守大会议所有决定的角色。
这些政治改革导致一连串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在法律方面是创造独立的地方法官、法院、上诉法院，和新的民间契约与破产法。这些新的威尼斯经济制度允许创造新的合法企业形式和新类型的契约。金融的创新速度很快，我们看到的现代银行业务大约从此时的威尼斯萌芽。威尼斯朝向完全广纳式制度迈进的力量似乎难以抵挡。
但所有这一切都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威尼斯广纳式制度支持的经济成长伴随着创造性破坏，借由康曼达契约或类似的经济制度致富的每一波新兴年轻企业家，往往会减损既有菁英的获利或经济成功。而且这批新人不仅会减损既有菁英的获利，还会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力。因此对大会议里的既有菁英来说，永远有一种诱惑驱使他们关闭新人进入政治体系的通道。
在大会议创始之初，成员资格是每年决定一次。就我们的了解，每到年底会随机选出四名提名委员，由他们负责提名一百名会议成员，被提名者将自动当选为新任大会议成员。1286年10月3日，大会议有一项提案建议修改规定，被提名的候选人必须获得四十人会议的多数确认，而四十人会议是由菁英家族牢牢控制的。这将赋予这群菁英否决大会议新成员的权力，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扩权。该提案未获通过。1286年10月5日，又有另一项提案提出，这次的提案通过了。此后如果被提名者的父亲或祖父曾担任大会议成员，他就可以自动确认当选，否则必须获得总督委员会确认。10月17日又通过一项修改，规定大会议成员的人选必须经由四十人会议、总督和总督委员会批准。
1286年的辩论和制度修改预告了威尼斯的“关闭”（La Serrata）。1297年2月，新的规定是，如果你曾在过去四年担任大会议成员，就能自动获得提名和批准。新提名人选现在必须获得四十人会议批准，但只有十二人有投票权。1298年9月11日以后，现任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再也不需要确认。大会议现在实际上已向外人关闭，既有的成员已变成世袭贵族。贵族的头衔在1315年确定，记载在威尼斯贵族的官方名册《金书》（Libro d’Oro）上。
形成中的贵族圈外的人并未轻易放弃他们的权力。从1297年到1315年间，威尼斯的政治紧张持续升高，大会议的一部分反应是让自己变大。为了安抚最激烈的反对者，大会议把成员从四百五十人扩增到一千五百人。大会议的扩张伴随着压制。1310年首度建立常备警力，国内的高压统治也逐渐升高，无疑是为了巩固新的政治秩序。
完成政治关闭后，大会议接着采取经济关闭的行动。转向榨取式政治制度后，紧接着是转向榨取式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他们禁止使用康曼达契约这项让威尼斯变富裕的重大制度创新。这不应该让人意外：康曼达契约让新商人获益，而既有的菁英现在想排除他们。这只是步向更具榨取性的制度的一步。另一步是，从1314年起，威尼斯政府开始接管贸易，实施贸易国有化。它建立国家船队从事贸易，从1324年开始对想从事贸易的个人征收重税。长程贸易变成贵族的专利。这是威尼斯繁荣结束的开始。几种主要事业被人数越来越少的菁英垄断后，衰退于是开始。威尼斯似乎已来到变成第一个广纳式社会的边缘，却在一场政变中倒下。政治和经济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威尼斯开始陷入经济衰退。到1500年，人口已萎缩到十万人。从1650年到1800年这段欧洲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威尼斯人口不增反减。
今日威尼斯仅有的经济除了一点渔业外，就只有旅游业。威尼斯人不再开创贸易路线和经济制度，而是为成群结队的外国人制作披萨和冰淇淋，以及吹制彩色玻璃。游客前来欣赏“关闭”前的威尼斯奇景，例如总督宫和圣马可大教堂的铜马，这些铜马是威尼斯统治地中海时从拜占庭劫掠来的。威尼斯从经济强权变成了博物馆。
威尼斯彩色玻璃
海鲜披萨
从拜占庭掳来的铜马
本章我们将专注于讨论世界各地的制度的发展，并解释为什么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演进。我们在第四章看到西欧的制度与东欧的分歧发展，以及英格兰的制度又如何与西欧其他国家愈见分歧。这种现象是制度微小差异的结果，主要源自制度漂移和关键时期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可能忍不住认为，这些制度差异只是更深的历史冰山的一角，在水线之下我们会发现，英格兰和欧洲的制度基于几千年来的历史事件而难以抗拒地漂离其他地方的制度。如他们所说，其余的则是历史。
然而实际并非如此，这有两个理由。第一，从我们谈到的威尼斯可见，迈向广纳式制度的措施可能被反转。威尼斯虽然一度繁荣富裕，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被推翻，富裕也随之反转。今日威尼斯的富裕是因为在别的地方赚钱的人，选择把钱花在瞻仰威尼斯过去的光荣上。广纳式制度可能反转的事实显示，制度进步没有单纯的累积过程。
第二，在关键时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制度微小差异，本质上就是短暂的。由于是小差异，它们可以被反转，然后可能再度出现，并且再度被反转。我们将在本章讨论到，与地理或文化理论的说法相反，在17世纪广纳式制度迈出决定性步伐的英格兰是一个落后地区，不仅在中东新石器革命后的几千年间落后，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中世纪开始时也是如此。不列颠群岛对罗马帝国是边陲地区，毫无疑问比西欧大陆、北非和巴尔干半岛、君士坦丁堡和中东都不重要。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崩溃后，英格兰出现最严重的衰退。但最终带来工业革命的政治革命不是发生在意大利、土耳其甚至西欧大陆，而是出现在不列颠群岛。
要了解同向英国工业革命的路途和其他追随工业革命的国家，罗马的遗绪仍有其重要性，这有几个原因：第一，罗马和威尼斯一样，初期曾经历重大的制度创新。就像威尼斯，罗马初期的经济成功建基在广纳式制度上——至少以当时的标准而言。就像威尼斯，这些制度后来变得愈来愈具有榨取性。在罗马的情况，这是从共和（公元前510年到公元前49年）转变成帝国（公元前49年到公元476年）。虽然在共和期间罗马建立了宏伟的帝国，长程贸易和运输欣欣向荣，但大部分罗马经济仍以榨取为基础。从共和转变成帝国提高了榨取，最后导致类似我们从玛雅城邦看到的内斗、不稳定和崩溃。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讨论到西欧后来的制度发展，虽然它不是直接继承自罗马，却是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这个地区普遍的关键时期的后果。世界其他部分如非洲、亚洲或美洲当时都未出现类似的关键时期，不过我们也会通过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谈到，当世界的其他部分经历类似的关键时期，这些地方的反应方式有时候会十分类似。罗马崩溃导致封建制度形成，而封建制度的副产品之一是奴隶制度式微，促使不在君王和贵族影响力范围之内的城市开始出现，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一套统治者政治权力被削弱的制度。黑死病就是在这种封建基础上带来一场浩劫，并进一步强化了独立城市和农民的地位，减损君王、贵族和大地主的权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大西洋贸易创造的机会开始发挥影响力。世界的许多部分并未经历这种转变，其结果是彼此逐渐漂离。
（2）罗马之善
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元老院成员乱棒打死，他的尸体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被丢进台伯河。谋杀他的人都是和他一样的贵族，而暗杀是由他的表兄弟纳西卡一手策划。格拉古有完美的贵族血统，是罗马共和时期一些著名领袖的后代，包括伊利里亚战争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英雄保卢斯，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打败汉尼拔的将领大希庇阿斯。为什么当时掌权的元老、甚至他的表兄弟会反对他？
答案透露出许多罗马共和国内部的紧张的格局和气氛，并预示了共和国后来的衰微。导致格拉古与掌权的元老反目成仇的原因是，他在当时的关键问题上与他们站在敌对立场：土地的分配和平民（一般罗马公民）的权利。
在格拉古那个年代，罗马已是一个基础稳固的共和国，其政治制度和罗马公民士兵的优点（善）——正如雅克·路易·大卫著名的绘画《贺拉斯兄弟宣誓》所描绘的，儿子们向父亲宣誓他们会不惜生命捍卫罗马共和——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共和成功的基石。
罗马公民在公元前510年左右推翻他们的国王、人称高傲者塔克文的苏佩布，并建立了共和国。罗马共和的政治制度设计明智地放入许多广纳性元素。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行政官管理一年，由于行政官每年选举一次，且行政官人数有许多，因此降低了任何人巩固并滥用权力的可能性。共和的制度包括一套制衡的制度，把权力分配得相当广泛。因此即使选举并非直接投票、并非所有公民都有同等代表权，权力在当时仍然堪称平均。当时也有众多奴隶，大约占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他们对意大利许多地方的生产不可或缺。奴隶当然没有权利，更不用说政治代表权。
和威尼斯相同，罗马的政治制度有多元成分。平民有自己的议会，可以选举护民官；护民官有权否决行政官的决定、召集平民会议，以及提议立法。公元前133年让格拉古当上护民官的就是平民。平民的权力借由“脱离”行动而逐渐巩固，这是一种由平民、尤其是士兵发动的罢工形式，他们会撤离到城外的山上，拒绝与行政官合作，直到他们的不满获得解决。这种威胁当然在战争时特别重要。一般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一次脱离行动让平民获得权力，得以选举自己的护民官，和制订管理他们社区的法律。即使他们的政治和法律保障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很有限，却为公民创造出经济机会，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广纳性。其结果是，罗马共和统治下的地中海各地贸易蓬勃发展。考古学证据显示，虽然绝大多数公民和奴隶的生活只略高于基本水平，许多罗马人（包括某些一般公民）都有相当高的收入，且能使用城市下水道系统和街灯之类的公共服务。
此外，有证据显示罗马共和统治下也有若干经济成长。我们可以从沉船追踪罗马人的经济财力。从某方面看，罗马人建立的帝国就是一个港口城市结成的网——从东边的雅典、安提阿和亚历山大，经过罗马、迦太基和加的斯，一直到最西边的伦敦。罗马的领土扩大时，贸易和船运也跟着扩大，考古学家可以从地中海海底的沉船追踪得知。这些沉船可以用许多方法测定年代。通常船只载运着用双耳细颈瓶装满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从意大利运往高卢，或是载运准备出售或在罗马免费配发的西班牙橄榄油。以粘土制造并密封的双耳细颈瓶瓶身往往有由谁制造、何时制造的信息。在罗马台伯河附近有一座泰斯塔修山也被称作陶器山，是由大约五千三百万个双耳细颈瓶堆成的。双耳细颈瓶从船上卸载后就被抛弃，经过数百年堆积成了一座大山丘。
船上的其他货物和船本身有时候可以用放射性碳测定法来测定年代，这是考古学家测定有机残留物年代的极其有用的技术。植物借由光合作用制造能量，以阳光的能量转化二氧化碳成为糖。当植物这么做时，会吸收微量自然生成的放射性同位素“碳十四”。在植物死后，碳十四因为放射性衰变而减少。当考古学家找到一艘沉船，他们可以用遗留的碳十四成分，和当时大气中推测而得的碳十四成分对照，来估定船身木材的年代。这可以估计树木何时被砍伐。只有约二十艘沉船被测定年代久远到公元前500年。这些可能不是罗马人的船，而是迦太基或其他地方的船。然而后来罗马沉船数量快速增加。大约在基督诞生的年代，沉船的数量达到180艘的高峰。
沉船是追踪罗马共和经济概况的有效方法，而且它们确实呈现一些经济成长的证据，但我们必须用更审慎全面的角度看待这些证据。船上的货物可能有三分之二是罗马政府的财产、来自罗马各省份的税收和贡赋，或来自北非的谷物和橄榄油，要免费分发给罗马的公民。构成泰斯塔修山的主要就是这些榨取的成果。
另一个寻找经济成长证据的绝佳方法来自格陵兰冰蕊计划。当雪片飘落，它们会夹带大气中的微量污染物，尤其是铅、银和铜等金属。雪结成冰，并堆积在过去年份的降雪上。这个过程已持续数千年，并提供给科学家无与伦比的机会以了解几千年前大气污染物的内容。格陵兰冰蕊计划在1990年至92年钻下3030公尺深的覆冰，涵盖了二十五万年的人类历史。这个计划和之前其他计划的主要发现之一是，大气污染物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明显增加。此后大气中含有的铅、银和铜量稳定增加，在公元一世纪达到高峰。值得注意的是，大气中的铅直到13世纪才再度达到这个含量。这些发现显示，比起之前和之后，罗马人开采的矿物相当多。采矿激增明白显示出经济扩张。
但罗马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这种成长发生在部分广纳、部分榨取的制度下。虽然罗马公民拥有政治和经济的权利，但奴隶制十分普遍，且极具榨取性，而元老阶级的菁英则主导经济与政治。尽管有平民会议和护民官等机制，真正的权力操在元老院，而其成员则来自构成元老阶级的大地主。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元老院是由罗马第一位国王罗慕洛斯所创立，由一百名成员组成。他们的后代构成了元老阶级，不过也会增加一些新血。土地的分配非常不平等，且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变得更严重。这是护民官格拉古所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随着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各地的扩张，大量财富也涌进罗马。但这些财富主要由元老阶级的少数家族攫取，贫富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元老们的财富不只因为他们掌控富饶的省份，也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各地拥有大量产业。这些产业靠大批奴隶提供劳务，而奴隶通常是在罗马的征战中俘虏而来。不过这些产业的土地从何而来也很重要。共和时期的罗马军队是由本身是小地主的公民士兵组成，传统上他们在必要时组成军队出征，回来后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随着罗马扩张，出征的时间也愈来愈长，这种模式再也行不通了。士兵离开他们的田地一次就要数年之久，许多田地因此荒废。士兵的家庭有时候因此身陷债务、濒临挨饿。许多田地逐渐遭人放弃，被元老的产业吞没。随着元老阶级变得愈来愈富裕，大批没有土地的公民聚集在罗马，往往是刚从军队退役的士兵。由于没有土地可以回去，他们在罗马寻找工作。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末，形势已达到危险的沸点，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已扩大到前所未见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因为成群结队不满的公民在罗马准备针对种种不公平而造反，并反对罗马贵族。但政治权力握在富有的元老阶级地主手中，他们是过去两百年来持续发生的改变的受益者。大多数贵族无意改变对他们如此有利的制度。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格拉古在旅行经过今日意大利中部地区的易特鲁里亚时，开始了解公民士兵家庭过着贫苦的生活。不管是因为这个经历，或因为与当时有权势的元老发生嫌隙，他很快便着手实施一项大胆的计划，准备改变意大利的土地分配。他在公元前133年出任护民官，然后利用他的职权提议土地改革：组织一个委员会以调查公地是否遭非法侵占，并将超过法定三百英亩上限的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罗马公民。三百英亩限制事实上是一部旧法律的规定，但已经数百年被忽视而未执行。格拉古的提议冲击了元老阶级，他们只能抵挡他实施改革一阵子。格拉古利用支持他的群众的力量，除去另一位扬言否决他的土地改革的护民官，他提议的委员会最后终于成立。不过，元老院借由断决委员会的资金来阻止其运作。
当格拉古为他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取得希腊城邦佩加蒙的国王留给罗马人民的资金时，形势进入重要关头。他尝试第二度担任护民官，部分原因是他怕卸任后遭到元老院迫害。这给了元老院控告格拉古意图自立为王的借口。他和他的支持者遭到攻击，许多人被杀害。格拉古自己就是最先遇害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死无法解决问题，其他人仍会尝试改革土地分配和罗马经济与社会的其他方面。许多人仍将遭遇类似的命运。例如，格拉古的兄弟盖乌斯接任格拉古留下的职位后，也被地主谋害。
护民官格拉古两兄弟：提比略和盖乌斯
这种紧张局面将在下一个世纪定期浮上台面，导致如公元前91年到公元前87年间的同盟者战争。积极护卫元老利益的苏拉不仅严厉镇压改变的需求，也极力限制护民官的权力。同样的问题也将成为凯撒对抗元老院时，获得人民支持的核心因素。
形成罗马共和核心的政治制度，在公元前49年辈挥军渡过卢比孔河的凯撒所推翻。罗马落入凯撒手中，另一场内战随之爆发。虽然凯撒战功彪炳，他仍在公元前44年遭到以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为首的心怀不满的元老谋杀。罗马共和再也无法重新建立，新内战在凯撒的支持者和敌人间爆发，前者主要是安东尼和屋大维。安东尼和屋大维获胜后，他们两人又彼此征战，直到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阿克图姆战役胜出为止。次年和接下来的四十五年间，屋大维（公元前28年之后称为奥古斯都凯撒）一个人统治罗马。奥古斯都建立了罗马帝国，虽然他偏好“第一公民”的头衔，并称呼政权为元首制。地图11显示罗马帝国在公元117年扩展到最大时的版图，包括凯撒渡过而改变了罗马历史的卢比孔河。
就是从共和到元首制，及至后来到帝国的转变，播下了罗马衰亡的种子。原本具有部分广纳性的政治制度曾是经济成功的基石，如今逐渐遭到侵蚀。虽然罗马共和创造出一个倾斜的环境、偏袒元老阶级和其他富有的罗马人，但它并非专制制度，而且从未集中如此大的权力在一个职位。奥古斯都做出的改变正如威尼斯的“关闭”，起初是政治的，但后来却造成重大的经济影响。因为这些改变，西罗马帝国到公元5世纪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已经衰退，濒临崩溃边缘。
（3）罗马之恶
艾提乌斯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传奇人物，被《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吉本称赞为“最后的罗马人”。公元433年到454年间，在艾提乌斯被罗马皇帝瓦伦汀尼安三世谋杀前，这位将领可能是罗马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一手包办国内和国外的政策，率领军队打了一连串对抗野蛮人的重要战争，也在内战中与其他罗马人作战。相较于内战中其他位高权重的将军，他独树一帜，并不寻求自立为皇帝。从第二世纪末起，内战变成罗马帝国的家常便饭，公元180年奥利略驾崩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间，几乎没有一个十年未发生内战或反叛皇帝的宫廷政变。很少皇帝得享天年，或战死沙场，大多数是遭篡位者或自己的军队谋杀。
艾提乌斯的生涯，正反映出从罗马共和国与早期帝国到罗马帝国末期的各种变化。不只是因为他参与从未间断的内战以及他决定帝国各方面事务的权力，与过去权力受到更多限制的将领和元老成鲜明对比，也因为它凸显几个世纪来罗马人的财富在其他方面的剧烈改变。
艾提乌斯
到了罗马帝国末期，早期构成罗马军队主力、或被当作奴隶的所谓野蛮人，现在已掌控帝国的许多地方。年轻的艾提乌斯曾被野蛮人扣作人质，先是被阿拉里克统治下的哥特人，然后是匈奴人。罗马与这些野蛮人的关系充分说明从共和以后形势发生的变化。阿拉里克既是凶残的敌人也是盟友，他在公元450年被任命为罗马军队最高阶的将领之一。不过，这种安排没有维持很久。到公元408年，阿拉里克同罗马人征战，入侵意大利，并洗劫了罗马。
匈奴人也是罗马人的强大敌人兼经常的盟友。虽然他们也曾把艾提乌斯当作人质，不过后来他们在一场内战中与他并肩作战。但匈奴人并未长期支持一边，公元451年在阿提拉的带领下，他们与罗马人隔着莱茵河展开一场重大战役。这一次协助保卫罗马人的是狄奥多里克率领的哥特人。
这些都未阻止罗马菁英尝试安抚野蛮人的将领，通常不是为了保卫罗马领土，而是为了在内斗中取得优势。例如，汪达尔人在国王盖萨里克率领下蹂躏伊比利亚半岛大半地区，并在公元429年以后征服罗马在北非的谷仓。罗马人对此的反应是，提供皇帝瓦伦汀尼安三世的幼女给盖萨里克当新娘。盖萨里克当时已经娶了某位哥特人领袖的女儿，但这似乎阻止不了他。他以妻子企图谋害他为借口宣告婚姻无效，并在割掉她双耳和鼻子，将她毁容后，送她回家族。幸运的是那位准新娘因为年幼而留在意大利，从未履行嫁给盖萨里克的婚约。日后她嫁给另一位有权势的将领马克西姆斯，他是瓦伦汀尼安三世谋害艾提乌斯的背后策划者；瓦伦汀尼安三世不久后也遭马克西姆斯策划的阴谋杀害。马克西姆斯后来自立为皇帝，但他的统治十分短暂，他在盖萨里克率领汪达尔人大举入侵意大利时身亡，罗马沦陷并惨遭劫掠。
到5世纪初期，野蛮人实际上已兵临城下。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罗马人在帝国末期面对更强大对手的结果。但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对抗罗马的成功，只是罗马衰亡的征兆，而非原因。在共和期间，罗马曾面对更有组织、威胁更大的敌人，例如迦太基人。罗马衰亡的原因与玛雅城邦灭亡很类似。罗马愈来愈榨取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带来它的灭亡，因为它们导致内斗和内战。
衰亡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奥古斯都取得大权，启动了让政治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军队的结构，使“脱离”行动变得毫无可能，因而除去了让一般罗马人拥有政治表达权的关键因素。在公元14年继承奥古斯都的皇帝特比利乌斯废除了平民会议，并将其权力转移给元老院。罗马公民现在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换得的是免费发放的小麦，以及后来增加的橄榄油、葡萄酒和猪肉，并可享受竞技场和角斗士比武等娱乐。在奥古斯都的改革下，皇帝开始不再依赖公民士兵组成的军队，而是拥有禁卫军，即由奥古斯都创立的职业士兵菁英部队。不久后，禁卫军本身也变成决定谁可以当皇帝的重要掮客，通常通过非和平的手段如内战和阴谋。奥古斯都也强化了贵族与罗马平民的对立，而曾经导致格拉古与贵族冲突的不平等继续加深，可以说变本加厉。
中央权力的累积让一般罗马人的财产权更加没有保障。国有土地也因为帝国没收私有土地而扩增，达到在帝国许多地方有半数土地属于国有的程度。财产权变得特别不稳定，因为权力集中在皇帝和他的亲信手中。与玛雅城邦的模式类似，内战逐渐增加，为的是争夺这个掌控大权的地位。内战频繁发生，甚至在第五世纪野蛮人势力达到巅峰的乱世之前就如此。例如，赛维鲁斯从尤里安努斯夺得大权，而尤里安努斯则是在公元193年谋杀佩提纳克斯坐上大位。赛维鲁斯是所谓五帝之年(year of the Five Emperors)的第三位皇帝，他掌权后便对挑战者发动战争，包括尼格尔和阿比努斯等将领，并在公元194年和197年分别打败他们。赛维鲁斯在紧接着发生的内战中打败对手，并没收他们的所有财产。虽然一些贤明的皇帝如图拉真、哈德良和下一个世纪的奥利略能止住罗马帝国的衰颓，但他们无法或不愿意解决根本的制度问题。这些皇帝都未曾提议放弃帝制，或重新创造像罗马共和那样有效的政治制度。尽管奥利略如此成功，继承他的儿子康莫德斯却更像卡里古拉或尼禄多过于像父亲。
升高的不安定从帝国城镇的规划和地点就能明显看出。到第三世纪，帝国里每一个规模够大的城市都有防护墙。许多纪念建筑的石材被盗走，用来修筑防御工事。罗马人在公元前125年抵达高卢之前，那里的村落通常建在山顶上，因为那样最容易防卫。罗马人到来初期，村落迁移到平原，但到了第三世纪，这个趋势又反转。
伴随着政治日趋不稳定的是，各项社会变动使经济制度益加朝榨取性的方向发展。虽然公民权不断扩大，到公元212年几乎所有帝国居民都已是公民，但这项改变与公民地位的变化同时发生。可能“存在的法律是公正的”感觉逐渐崩坏，例如，在哈德良统治期间（公元117年到138年）不同类别的罗马公民适用的法律也有很清楚的差别。同样重要的是，公民的角色已经与罗马共和时代完全不同，当时他们可以通过在罗马举行的会议，对政治与经济决策行使某种权力。
奴隶在罗马各地仍然很普遍，虽然学者对奴隶占人口的比率在几百年间是否下降有若干争议。同样重要的，随着帝国发展，愈来愈多农业工作者沦落到与土地绑在一起的类奴隶身份。这种“佃农”（coloni）的地位在讨论狄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的法律文件时经常被提到，而且可能最早出现于戴克里先统治时期（公元284年到305年）。地主对佃农的权利不断扩增，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32年允许地主以铁链加诸有逃脱之虞的佃农，而且从公元365年起，佃农未经地主同意不得出售自己的财产。
就像我们可以用沉船和格陵兰的冰蕊来追踪罗马早期的经济扩张，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方法来追踪它的衰亡。到公元500年，沉船数量已从180艘的高峰减少到20艘。随着罗马衰亡，地中海的贸易跟着剧减，部分学者认为一直到19世纪才重新恢复到罗马时代的高峰。格陵兰的冰蕊诉说了类似的故事。罗马人使用白银当钱币，而铅则有许多用途，包括制作水管和餐具。在公元一世纪的高峰过后，铅、银和铜在冰蕊中的沉积逐渐减少。
罗马共和时期经历的经济成长令人刮目相看，就像其他在榨取式制度下的成长例子如苏联。但这种成长有其限制且无法长久持续，即使把发生在局部广纳式制度的成长考虑在内也一样。当时的成长主要建立在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力、来自各省份的大量贡赋，以及长程贸易，但它未获得科技进步或创造性破坏的支撑。罗马人承袭了一些基本科技、铁制工具和武器、文字、犁耕农业和建筑技术。在共和早期，罗马人创造出别的技术：水泥砌筑、泵和水车。但此后科技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停滞不前。例如在船运方面，船的设计或帆具少有改变，且罗马人从未发明出船尾舵，而是以桨控制行船方向。水车的散播十分缓慢，因此水车从未带来罗马经济的大幅变革。即使像水渠和城市下水道这类伟大的成就也是使用既有的科技，罗马人只是将它发扬光大。没有创新而只是仰赖既有科技也能带来经济成长，但这种成长缺少创造性破坏，而且未能长久持续。随着财产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全，公民的经济权利也跟随政治权利日渐式微，经济成长同样也江河日下。
罗马时期的新科技值得一提的是，它们的创造和散播似乎都由政府所推动。这是好事，直到后来政府决定不再把科技发展列为重要政策——原因正是最常发生的害怕创造性破坏。伟大的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提到下述的故事：在提庇留皇帝统治的时代，有一个人发明了打不破的玻璃，将它献给皇帝，并期待获得一笔大赏赐。他展示自己的发明，提庇留问他是否告诉过任何人。当那个人回答没有后，提庇留下令将他拖出去处死，说“免得黄金变得像泥土那样没有价值”。这则故事有两个有趣的点，第一是那个人一开始就去见提庇留希望获得赏赐，而非自己成立事业，借出售玻璃赚钱。这显示罗马政府在控制科技上扮演的角色。第二，提庇留很愿意摧毁那项创新，因为它会带给经济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经济效应。
还有直接证据可以显示帝国恐惧创造性破坏的政治后果。苏埃托尼乌斯写到有一个人觐见皇帝维斯帕先，他发明了一项将圆柱运送到罗马要塞丘比特神殿的方法，成本比较低廉。圆柱既大又重，很难运输。把它们从制造的矿场搬动到罗马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花费政府庞大的经费。维斯帕先没有杀那个人，但他也拒绝使用这项创新，宣称：“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养活这么多人？”同样的，发明家找上政府。也许在这个例子找政府比打不破的玻璃自然些，因为罗马政府最常制造和运送石柱。同样的，发明被拒绝，原因是创造性破坏的威胁，主要不是因为对经济的冲击，而是担心政治上的创造性破坏。维斯帕先担心，除非他让人民快乐并受到控制，否则可能引发政治动乱。必须让罗马平民保持忙碌和温顺，所以有工作给他们是好事，例如搬运石柱。这弥补了面包和竞技场的不足，这两者也是免费提供以满足人民的工具。上述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罗马共和崩溃后不久，或许这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罗马皇帝拥有比共和时期统治者更大的权力，足以阻碍改变。
另一个缺乏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是奴隶的普遍存在。随着罗马人的领土扩大，奴隶数量也大幅增加，他们往往被带回意大利在大庄园里工作。许多罗马公民不需要工作：他们仰赖政府免费发放的物资过生活。那么创新要从何而来？我们已阐述过创新来自新的人才想出新点子、针对旧问题发展新解决方法。在罗马从事生产的人是奴隶，和后期的类奴隶佃农，他们没有创新的动机，因为任何创新的受益者是他们的主人，不是他们自己。正如我们会在本书多次看到，建基在压迫劳工的经济体，以及奴隶和农奴这类制度都是出了名的缺少创新，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例如，在美国，北方各州参与了工业革命，而南方没有。当然奴隶制和农奴制为拥有奴隶和控制农奴的人创造了庞大财富，但它并未替社会带来科技创新或富裕繁荣。
（4）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到公元43年，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已经征服英格兰，但还未拿下苏格兰。罗马总督阿古利可拉作了最后一次徒劳无功的尝试后，在公元85年放弃征服苏格兰，并建立一系列城堡以保卫英格兰北部的边界。其中一个最大的城堡是文都兰达，位于新堡以西三十五英里，即地图11罗马帝国最西北的地方。后来文都兰达被并入哈德良皇帝兴建的八十五英里防卫长城中，但是公元103年罗马百夫长坎迪达斯驻扎在这里时，它是个孤立的城堡。坎迪达斯为了这个罗马要塞的补给事务而与他的朋友欧克塔威尔斯接洽，并受到欧克塔威尔斯给他的一封回信：
“欧克塔威尔斯向他的兄弟坎迪达斯问好。我已经数次写信给你，说我已买了约五千莫迪的谷物，而我因此需要现金。除非你寄给我一些现金，至少五百迪纳利厄斯，否则我会损失我先付的定金大约三百迪纳利厄斯，那会让我很困窘。所以我要求你，尽快寄一些现金给我。你提到的兽皮在卡塔拉可托尼厄姆——你写到这些是要给我的，还有你写到的马车。我原本应该已经出发去接收这些东西，但我不想因为道路情况恶劣而伤了牲畜。去问特提尔斯有关他从法塔利斯收到的八点五迪纳利厄斯，他还没有记入我的账户中。确定你会寄给我现金，我的打谷场才会有谷物。问候史贝克塔特斯和弗穆斯。再会。”
坎迪达斯和欧克塔威尔斯之间的通信，显示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经济繁荣的一些重要表现：它透露出一个有金融服务的先进货币经济。它透露当地有修筑好的道路，尽管有时候道路情况不佳。它透露出有一套财政制度，借课税来支付坎迪达斯的薪水。最明显的是，它透露出两个人都识字，而且能利用某种邮政服务的便利。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也从大规模制造高品质的陶器获利，尤其是在牛津郡；城镇中心有澡堂和公共建筑；使用灰泥和瓦制屋顶的房屋建造技术。
到了第四世纪，一切都在衰退，公元411年后，罗马帝国终于放弃英格兰。军队撤退；留下来的人没有薪水可领，而随着罗马政府崩溃，行政官员也被当地人驱逐。到公元450年，经济繁荣的所有迹象都不见了。钱币不再流通，城镇地区人去楼空，建筑变成石块堆。道路被杂草堙没，唯一还继续制造的陶器是粗糙的手工陶器，而不是由工厂生产。人们忘记如何使用灰泥，识字率大幅滑落。屋顶改由树枝做成，不是砖瓦。再也没有人从文都兰达写信。
哈德良长城遗址
公元411年后，英格兰遭遇一次经济崩溃，变成一个贫穷的边陲地区——而且不是首次如此。在前面的章节我们已谈过新石器革命在公元前9500年左右始于中东，当耶利哥和阿布胡瑞拉的居民住在小城镇从事农耕时，英格兰的居民仍以狩猎和采集维生，而且继续过这种生活至少五千五百年。即使在五千五百年后，英格兰人也未发明农耕或畜牧，它们是由数千年来从中东扩散到欧洲的移民带来的。英格兰人赶上这些重大创新时，中东人已经发明了城市、文字和陶器。到公元前3500年，大城市如乌鲁克和乌尔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乌鲁克在公元前3500年的人口可能达到一万四千人，不久后又增加至四万人。陶匠的转轮在美索不达米亚发明的时期大约与使用轮子运输同时。埃及首都孟斐斯在后来不久兴起成为大城市。文字在这两个地区各自出现。埃及人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兴建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时，英格兰人正建构他们最有名的古纪念碑巨石阵（Stonehenge）。以英格兰的标准来看这已经算不错了，但巨石阵的规模还不够容纳埋在胡夫金字塔底下的一艘仪式用船。英格兰持续落后，也持续向中东和欧洲其他地方借用发明，一直到罗马时期结束。
尽管有这么不堪的历史，第一个真正广纳式的社会却从英格兰崛起，工业革命也在此开展。我们在前面谈到，这是微小的制度差异与关键时期之间一连串交互作用的结果（关键时期的例子有黑死病和美洲的发现）。英格兰的歧异发展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文都兰达的例子看来，这些根源并不深远，更不是历史命定的。这些历史根源并非始自新石器革命，或甚至罗马称霸的时代。到公元450年，也就是历史学家惯称的黑暗时代开始之时，英格兰已退回贫穷和政治混乱中。英格兰将经历数百年缺乏有效的集权政府的岁月。
（5）分歧的道路
广纳式制度在英格兰的兴起和随后的工业成长，并非因为效法罗马（或更早以前）的制度。这并不表示西罗马帝国衰亡并未带来重大影响，因为那是影响绝大部分欧洲的重大事件。由于欧洲不同的地区出现共同的关键时期，它们的制度也以类似的方式漂移，甚至称得上是以独树一帜的欧洲方式漂移。罗马帝国衰亡是这个共同关键时期的重要部分。欧洲走的这条道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成鲜明对比，包括下撒哈拉非洲、亚洲和美洲都以不同于欧洲的方式发展，部分原因是它们并未面对相同的关键时期。
罗马统治下的英格兰彻底崩溃。在意大利或高卢（今日的法国），甚至在北非，情况则没有那么严重，有许多旧制度以某种形式延续下来。但从罗马单一国家的统治转变成被法拉克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等众多国家统治，无疑是很重大的改变。这些国家的力量远为薄弱，而且他们饱受周边国家的长期侵犯。来自北方的入侵者有搭乘大船的维京人和丹麦人，来自东方的有骑马的匈奴人。最后，伊斯兰在公元632年穆罕默德死后崛起成为一股宗教和政治势力，导致拜占庭帝国、北非与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许多新的伊斯兰国家。这些共同的过程对欧洲带来冲击，并造成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兴起，即通常所称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缺乏政治集权，因为强大的集权政府已经萎缩，即使一些统治者如查理曼尝试重建集权也徒劳无功。
五世纪西罗马灭亡
仰赖不自由、受胁迫的劳动力（农奴）的封建制度，显然是榨取性的，而且造成欧洲在中古时代长期的缓慢榨取式成长。它们对后来的发展影响也很大，例如在农村人口逐渐沦落为农奴的过程中，奴隶也从欧洲消失了。由于菁英有能力将整个农村人口贬抑成农奴，似乎不再像以前的社会那样需要另一个奴隶阶级。封建制度也造成一个权力真空，让专于生产和贸易的独立城市得以繁荣发展。但是当权力平衡在黑死病之后产生了变化，以及西欧的农奴制开始崩溃，便为更加多元且没有任何奴隶的社会架好了舞台。
促成封建社会兴起的关键时期很独特，但它们并非完全局限于欧洲。一个相关的比较例子是现代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起源于公元400年左右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建立的阿克苏姆王国。阿克苏姆以当时的标准来看是一个相对已开放的王国，与印度、阿拉伯、希腊和罗马帝国有国际贸易关系。从很多方面看，它的发展程度比得上当时的东罗马帝国。阿克苏姆使用钱币、建造纪念性的公共建筑和道路，拥有很类似的科技，如农业和船运。阿克苏姆在意识形态上也与罗马有类似的发展。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公元312年皈依基督教，阿克苏姆国王埃扎纳大约在相同时间也改信基督教。地图12显示历史上的阿克苏姆王国在现代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位置，并显示它在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红海岸边建立的许多前哨村落。
和罗马一样，阿克苏姆也步上衰亡的命运，而且其衰亡模式与西罗马帝国类似。匈奴人和汪达尔人在罗马衰亡扮演的角色在此被阿拉伯人取代；阿拉伯人在7世纪扩展至红海，并顺着阿拉伯半岛而下。阿克苏姆丧失了它在阿拉伯的殖民地和贸易路线。这带来经济衰退：钱币停止铸造，城市人口锐减，国家将重点转向疆界内部，退至今日埃塞俄比亚的高地。
在欧洲，封建制度随着中央集权国家崩溃而兴起。同样的事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其基础是一套称作古尔特的制度，由皇帝授予土地。这套体系在13世纪的手稿中提到，但它的起源可能早得多。古尔特的名称来自阿姆哈拉语，意思是“他分派封地”。为了获得土地，古尔特的持有者必须提供服务给皇帝，尤其是军事服务。古尔特的持有者则有权从该土地的耕作者征收贡赋。许多历史来源显示，古尔特持有者向农民征收一半到四分之三的农业产出。这套制度虽然独立发展出来，却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引人注意的类似处，甚至比欧洲更具榨取性。在欧洲封建制度最盛时，农奴面对的征收还比较轻，他们的产出大约一半必须以不同形式交给领主。
但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不具代表性。在别的地方，奴隶制并未被农奴制取代；非洲奴隶制及支持它的制度还持续了许多世纪。甚至埃塞俄比亚最后走的道路也大不相同。在公元7世纪之后，埃塞俄比亚仍然孤立于非洲东部的山区，阻隔在后来影响了欧洲制度方向的过程之外，例如独立城市的兴起、对君主的节制，以及发现美洲后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其结果是，埃塞俄比亚版的专制制度大体上未曾受到挑战。非洲大陆后来将以差距极大的能力与欧洲和亚洲互动。非洲东部变成供应阿拉伯世界奴隶的主要来源，而非洲西部和中部将在欧洲扩张中卷入世界经济，在大西洋贸易中变成奴隶的供应区。大西洋贸易如何导致西欧和非洲走上分歧的路途，是关键时期与既有制度差异之间交互作用而导致制度分歧的另一个例子。在英国，奴隶贸易让反对专制统治的人致富；而在非洲，它们却有助于制造和强化专制统治。
在离欧洲更远的地方，制度漂移的过程明显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走自己的路。例如，在公元前一万五千年左右，因为冰层融化而阻断阿拉斯加到俄罗斯的通道，从而与欧洲切断的美洲，那里也有类似纳图夫人的制度创新，带来了定居生活、阶级制度和不平等——简单的说，就是榨取式制度。这最早发生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的秘鲁和玻利维亚，并带来美洲的新石器革命，包括玉米的驯化。就是在这些地方发生了早期形式的榨取式成长，正如我们在玛雅城邦所见。但就像欧洲迈向广纳式制度和工业成长的大突破不是发生在罗马掌控最紧密的地区，美洲的广纳式制度也没有发生在这些早期文明的土地上。事实上，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到，这些文明以一种反常的方式与欧洲殖民统治交互作用，制造出“命运逆转”，使过去在美洲相对富裕的一些地方变成相对贫穷。过去远远落后于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复杂文明的美国和加拿大，如今变得比美洲其他国家富裕得多。
（6）早期成长的结果
从公元前9500年开始的新石器革命，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漫长期间，出现过许多次突发的经济成长，这些突发的成长源自制度创新的刺激，终至后继乏力而结束。在古罗马，共和制度创造出某种程度的经济活力，使罗马足以建立庞大的帝国，这些制度在凯撒政变和奥古斯都建立帝国之后瓦解。罗马帝国历经几个世纪才终于消失，衰亡的过程相当长；然而一旦相对广纳的共和制度被帝国更具榨取性的制度取代，经济倒退就无可避免。
威尼斯的过程也类似。威尼斯的经济繁荣是由具备重要广纳式成分的制度所创造，但当既存的菁英关闭渠道不让新加入者进入体制，甚至废除曾为共和国创造繁荣的经济制度时，繁荣的基础便遭到破坏。
不管罗马经验多么显赫，罗马的遗绪并未直接导致英格兰的广纳式制度和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历史因素塑造制度的发展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纯、注定、累积的过程。罗马和威尼斯的例子说明，早期迈向广纳性的脚步最后如何被逆转。罗马在欧洲和中东各地创造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并未导致更为根深蒂固的广纳式制度在其后数个世纪无可避免地出现。事实上，这类制度最早、也以最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英格兰，而英格兰时罗马掌控最弱、在公元5世纪势力消失最彻底、几乎不留痕迹的地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过，历史反而使通过制度漂移而在创造制度差异上扮演主要角色，虽然这种差异有时候很小，但当它们与关键时期交互作用时可能被扩大。正因为这些差异经常很小，它们可能被轻易反转，而且不必然是单纯累积过程的结果。
当然，罗马对欧洲有深远的影响。罗马的法律和制度影响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野蛮人所建王国的法律和制度。罗马的崩溃也造成了集权瓦解的政治形势，进而发展出封建秩序。奴隶的消失和独立城市的崛起是这个过程的漫长副产品（当然就历史来说是偶发的结果）。当黑死病摇撼封建社会时，这些发展就更显得影响重大。从黑死病的灰烬中兴起的是更强大的城镇，以及不再被土地束缚和从封建义务解脱出来的农民。就是这些因为罗马帝国衰亡而释放的关键时期，导致一股强大的制度漂移，以一种下撒哈拉非洲、亚洲或美洲无法比拟的方式影响了欧洲。
到16世纪，欧洲的制度已经与下撒哈拉非洲和美洲迥然有别。虽然比起大多数伟大的亚洲文明如印度和中国，欧洲并不特别富裕，但在一些关键方面却与这些国家组织大不相同。例如，欧洲已发展出在其他地方未曾见过的代议制度。这些差异将在广纳式制度的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正如我们将在下两章中讨论的，制度上的小差异将是真正影响欧洲的因素；而且这些差异对英格兰有利，因为封建秩序就是在英格兰最彻底让位给有商业头脑的农民，以及商人与工业家得以昌盛发展的独立城市中心。这些群体已开始向他们的君主要求更安全的财产权、不同的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发言权。这整个过程将在17世纪达到转折点。
7、 转折点
（1）袜子问题
1583年，威廉·李（William Lee）从剑桥大学毕业回来，成为英格兰卡夫顿的地方教士。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至1603年）前不久颁布了一项旨意，规定她的人民必须带着织帽。威廉记述说：“织工是制造此等衣物的唯一手段，但完成织品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我开始思考。我看着母亲和姐妹坐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操作她们的织针。如果衣物是由两个针和一条线制作，为什么不用好几根针来操作那条线？”
这个重大的想法就是纺织生产机械化的肇始。威廉·李开始着迷于制造一部可以让人从无尽的手工针织解放出来的机器。他回忆说：“我开始忽略对教会和家庭的职责。我对这部机器和制造它的想法啃噬我的心和脑。”
最后在1589年，他的“织袜机”已经完成。他怀着兴奋的心情旅行到伦敦，觐见伊莉莎白一世，向她显示这部机器多有用处，并要求授予专利，以便阻止别人模仿。他租下一栋建筑来架设机器，并在他的地方国会议员帕金斯的协助下会晤女王的枢密院成员亨斯顿勋爵卡瑞。卡瑞安排伊莉莎白女王参观机器，但她的反应却很糟糕。她拒绝授予威廉·李专利，并表示：“你的理想远大，李大人。你想这项发明对我穷困的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它将因为抢走工作而毁了他们，令他们沦为乞丐。“受挫的威廉·李转往法国试运气，但在那里也未能成功。他回到英国，要求继承伊丽莎白的詹姆斯一世（1603年至1625年）授予他专利。詹姆斯一世也拒绝了他，理由和伊丽莎白相同。两位君主都担心长袜生产机械化会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它会让许多人失去工作，制造失业和政治不安，危及王室权力。织袜机是保证能大幅提高生产力的一项创新，但也势必带来创造性破坏。
对威廉·这项杰出发明的反应凸显出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害怕创造性破坏是新石器革命到工业革命间生活水平未能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科技创新使人类社会变富裕，但也牵涉到汰旧换新，以及破坏某些人的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为了长久持续的经济成长，我们需要新科技、做事情的新方法，而这些新创意往往来自像威廉·李这种新加入者。社会也许因而变富裕，但它启动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会危及那些采用旧科技者的生计，例如因威廉·李的科技而失业的手工编织工人。更重要的是，像威廉·李的织袜机这类重大创新也威胁到既有的政治权力。最后导致伊莉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反对授予专利给威廉·李的真正原因，不是担心那些可能因为机械化而失业的人，而是担心他们自己变成政治上的输家——他们担心因为新发明而失业的人制造政治动乱，危及他们自身的权力。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到的卢德派人士，要避开工人（例如编织工）的抗拒比较容易，但那些菁英（尤其是政治权力遭到威胁的菁英）对创新的阻碍力量更加强大。创造性破坏会带给他们很大损失这个事实，意味着他们不仅不会是引进创新的人，而且往往会抗拒并阻碍这类创新。因此社会需要新来者带进最激进的创新，但这些新来者和他们引入的创造性破坏往往必须克服数个抗拒来源，包括来自握有权力的统治者和菁英的抗拒。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之前，榨取式制度是历史的常态。有时候榨取式制度能够创造经济成长，例如前面两章讨论到的，尤其是当它们含有一些广纳性元素时，如威尼斯和罗马的例子。但它们不容许创造性破坏。它们创造的成长无法长久持续，并因为缺乏创新而走到尽头，也因为想从榨取得利而引发政治内斗，或因为初萌芽的广纳性元素被彻底反转，例如威尼斯的情况。
阿布胡瑞拉的纳图夫村落居民的预期寿命，可能与古罗马公民的预期寿命差不多。一般罗马人的预期寿命也类似17世纪英格兰居民的平均水平。从收入来看，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公元301年下达最高价格令，设定对各类劳工支付不同薪资的标准。我们不知道戴克里先的薪资和价格令的执行状况如何，但经济史学家艾伦利用这道命令，计算典型的非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发现几乎与17世纪意大利的非技术工人一样。往更北的英格兰，那里的薪资较高且持续增加，而且许多事物正在改变。这种改变如何发生就是本章的主题。
（2）随时存在的政治冲突
制度和资源分配引发的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例如，我们看到政治冲突如何塑造古罗马和威尼斯的演进，最后变成对菁英有利，使菁英得以扩增他们掌控的权力。
英格兰历史也充满王权和臣民间的冲突、不同派系为权力而斗争，以及菁英与公民的对立。不过，其结果并非永远强化既有掌权者的权力。在1215年，国王手下的贵族菁英，联合起来对抗约翰王，迫使他在伦尼米德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这份文件制订了一些挑战国王权威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它确立国王必须咨询贵族才能征税。争论最大的是第六十一条，规定“贵族应依其意志遴选出国内二十五名贵族，他们将尽力遵守、维护并促成我们已经允许的和平与自由，并借本宪章确认此等权利。”这些贵族基本上创造了一个议会以确保国王实施该宪章，而如果他不实施，这二十五名贵族有权占领城堡、土地和财产，“……直到他们判断情况已经矫正”。约翰王不喜欢大宪章，等贵族一散会，他立即让教皇宣告它无效。但贵族的政治权力和大宪章的影响力持续不坠。英格兰已跨出迟疑的第一步，迈向政治多元化。
政治制度的冲突持续不断，君王的权力遭到1265年首度选出的国会（Parliament）进一步的限制。和罗马平民会议或今日选出的立法机构不同，国会的成员刚开始都是封建贵族，后来则是骑士和最富裕的上层阶级。尽管是由菁英组成，英格兰国会发展出两个独特的性质，第一，它不只代表与国王紧密结盟的菁英，也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如商业和工业，以及后来的”绅士阶级“（gentry）这个代表商人与向上流动的农民的新阶级。因此国会把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尤其是以当时的标准来看。第二，也是第一项特质的结果之一，许多国会成员持续反对君王扩权的尝试，他们变成英格兰内战和后来的光荣革命中对抗君权的中流砥柱。
尽管有大宪章和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国会，君王权力和谁担任国王引发的政治冲突还是继续发生。这种菁英间的冲突结局是玫瑰战争（War of the Roses），一场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争夺王位的长期对决。结果是兰开斯特家族获胜，其国王候选人都铎（Henry Tudor）在1485年加冕成为亨利七世。
还有另外两项相互关联的过程发生，第一是由于都铎王朝的推动而日益提高的政治集权。1485年以后，亨利七世解除贵族的武装，实际上废除了他们的军事力量，因而大幅扩张中央政府的权力。他的儿子亨利八世接着通过首席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在政府中展开一场革命。在1530年代，克伦威尔采用了一套官僚政府体制，政府不再只是国王的御用机构，而是变成分隔开来的长期机构。这套制度搭配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决裂，以及亨利八世没收所有教会土地、解散修道院的政策。解除教会权力是让政府更集权的做法之一。政府体制的集权化意味政治制度首度有可能变得更具广纳性。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推动的过程不仅让政治体制集权化，也使政治代表性更加扩大的要求为之升高。政治集权的过程实际上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专制，因为国王和他的亲信可以镇压社会中其他有权力的团体。这确实是有人反对政府集权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第三章曾讨论的。不过，与这种反对力量相反，政府体制的集权化也可能激发出对某种政治多元化的要求，就像英格兰都铎王朝发生的情况。当贵族与地方菁英意识到政治权力将愈来愈集权化，且这个过程已经很难阻挡时，他们势必要求对这种集中的权力如何行使拥有发言权。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英格兰，这意味这些群体更努力让国会变成制衡王室的力量，并取得一部分控制国家运作方式的权力。因此都铎家族的作为不仅建立了政治集权这根广纳式制度的支柱，也间接促成另一根广纳式制度的支柱——政治多元化。
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都发生在社会产生其他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的是政治冲突扩大，导致有能力对王室和政治菁英提出要求的各类群体变得更广泛。1381年的农民起义是一大关键，此后英格兰菁英遭到一连串平民起义的打击。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不仅发生在国王与诸侯间，也从菁英阶层流向平民。这些改变加上国王权力愈来愈受到限制，使得反对专制的广泛联盟能够兴起，进而为多元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虽然受到挑战，但都铎王朝所继承和维系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显然是榨取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伊莉莎白一世在1558年基础英国王位，1603年死时没有子嗣，都铎王朝因而被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取代。第一位斯图亚特国王是詹姆斯一世，他继承的不只是制度，还包括制度引发的冲突。他渴望成为专制君主，虽然国家已变得更集权，社会变迁也使权力在社会中重新分配，但政治制度尚未多元化。在经济上，榨取式制度不只表现在反对威廉·李的发明，还呈现为独占、独占和更多独占。1601年国会朗读一份独占清单，一位议员讽刺地问：“面包有没有列在清单中？”到1621年，独占的项目多达七百项。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希尔的描述：
“一个人住在用独占的砖头盖的屋子里，窗户……使用独占的玻璃；以独占的煤取暖（在爱尔兰则用独占的木柴），放在独占的铁制造的壁炉里燃烧……他用独占的肥皂洗澡，衣服用独占的淀粉上浆。他穿着独占的饰带、独占的亚麻布、独占的皮革、独占的金线……他的衣服搭配独占的腰带、独占的纽扣、独占的别针。它们以独占的染料染成。他吃独占的奶油、独占的葡萄干、独占的薰青鱼、独占的鲑鱼、和独占的龙虾。他的食物以独占的盐、独占的胡椒粉、独占的醋调味……他用独占的笔，在独占的书写纸上写字；（通过独占的眼镜，在独占的蜡烛光照下）阅读独占的印刷书籍。“
这些独占项目以及其它更多项目，授予个人或团体控制许多货品生产的独家权力。它们阻碍了攸关经济繁荣的人才配置。
詹姆斯一世和他儿子兼继任者查理一世都极力想要强化君权，削弱国会的影响力，并建立类似西班牙和法国的专制制度，以扩大他们自身和菁英对经济的掌控，使制度变得更具榨取性。詹姆斯一世和国会的冲突在1620年代达到高点。这场冲突的核心在于海外和不列颠群岛间的贸易掌控权。王室有能力授予独占权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常被用来授予独家权利给国王的支持者。不难想见，这种榨取式制度阻绝了新进入者，妨碍市场的功能，同时对经济活动和许多国会成员的利益极具破坏性。1623年，国会赢得一场明显的胜利，通过独占法案，禁止詹姆斯一世授予新的国内独占。不过，他还有权授予国际贸易的独占权，因为国会的职权尚未延伸到国际事务。旧有的独占权不受影响，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独占。
国会并非定期召开会议，而必须由国王召集。大宪章以后召开的会议是因为国王必须召开国会以取得征收新税的许可。查理一世在1625年加冕，1629年后拒绝召开国会，并加强前任国王詹姆斯一世对于建立更专制政权的努力。他采用强制借贷政策，意即人民必须“借钱”给他，而且他单方面改变借贷条件，拒绝偿还他的债务。他在独占法留给他权力的领域创造并出售独占权：海外贸易事业。他也削弱司法的独立性，并尝试干预法律案件的结果。他征收许多罚款和规费，最引起争议的是征收船税（ship money）——在1634年向沿海的郡征税以支援皇家海军，并在1635年扩大实施到内陆各郡。船税按年课征，直到1640年。
查理一世日益专制的行为和榨取性的政策，引起全国普遍的憎恨和抗拒。他在1640年与苏格兰发生冲突，且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置办军队，被迫召开国会以要求征收更多的税。那场所谓的短期国会会议只有三周，来伦敦开会的国会成员不但拒绝讨论征税，而且散布许多不满，直到查理将他们解散。苏格兰人发现查理没有获得国人支持，决定入侵英格兰，并占领新堡。查理展开谈判，苏格兰要求英格兰国会也参与。这促成召开后来称为长期国会的会议，因为它拒绝查理解散的命令，持续开会到1648年。
1642年，内战在查理和国会间爆发 ，虽然国会里有许多人站在王室这一边。冲突的模式反映出经济与政治制度上的斗争。国会想要终结专制的政治制度；国王希望加强它。这些冲突的根源是经济。许多人支持王室是因为他们被授予有利可图的独占权，例如舒兹伯利欧斯维斯崔势力庞大的富商所控制的地方独占权，受到王室的保护，可免于伦敦商人的竞争。这些富商与查理一世同一阵线。另一方面，冶金业在伯明翰一带十分兴盛，因为独占在那里较弱，而且新入行的人不必像国内其他地方那样先当七年学徒。在内战期间，他们为国会这一边制作刀剑并提供志愿兵。同样的，没有同业行会的管制使兰开夏郡得以在1640年以前开发出“新布料”，是一种新型的轻质布匹。这类布匹的生产集中区，是兰开夏唯一支持国会的部分。
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国会派（以他们的发型而被称为圆颅党[Roundheads]）打败了称为骑士党（Cavaliers）的保皇派。查理在1649年接受审判并被处死。不过他的失败和君主政体遭废除并未带来广纳式制度，反而君权被克伦威尔的独裁所取代。克伦威尔死后，君主政权在1660年恢复，许多1649年取消的特权又被恢复。查理的儿子查理二世又企图在英格兰建立专制政权；1685年他死后，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承王位，更加强化这样的企图。詹姆斯企图重建专制导致1688年再度引发危机和另一场内战。国会这一次更加团结也更有组织。他们邀请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William of Orange）和他妻子玛丽（即詹姆斯的清教徒女儿）来取代詹姆斯。威廉将率领一支军队前来接受王位，并且不以专制君主的身份统治，而是根据国会创制的君主立宪制。威廉从德文郡布瑞克斯汉姆登陆不列颠群岛（参考地图9），两个月后，詹姆斯的军队便告瓦解，他也逃到了法国。
奥利佛·克伦威尔
（3）光荣革命
光荣革命得到胜利后，国会和威廉协商新宪法。威廉在入侵英格兰之前不久发布的“宣言”，预告了变革的来临。这些变革后来进一步在1689年2月国会制订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获得确立。宣言在威廉加冕时对着他宣读出来。
从很多方面看，后来签署成法律、称作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宣言还是暧昧不清。不过，关键的是它确实建立一些核心的宪政原则。它决定王位的继承方法，且与当时普遍接受的世袭原则大不相同。如果国会可以罢黜一位国王、另立一位他们较喜欢的国王，那为什么不能再来一次？权利宣言也主张君主不能暂停或废除法律，并重申未经国会同意而征税为违法。此外，它规定未经国会同意，英格兰不能有常备军。暧昧不清的条款如第八条说“国会成员的选举应该自由”，但未注明如何界定“自由”。更暧昧的是第十三条，其重点是国会应经常召开。由于国会应不应该召开，或多久召开一次一直是整个世纪以来备受争议的问题，社会原本预期此一条款应该会更加明确。尽管如此，这种措辞的暧昧原因不难理解。发条必须执行，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已有三年法案，规定至少每三年要召开国会一次。但查理置之不理，却也没有怎样，因为没有执行这项法律的方法。1688年以后，国会原本可以制订一套执行该法条的方法，如同贵族们在约翰王签署大宪章之后所做的那样。国会没有制订执行方法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因为1688年后权威和决策权力已经转移到国会。即使未制订具体的宪法条文或法律，威廉也放弃许多以前国王的做法。他停止干预法律的决定，并放弃以前的“权利”，例如终身归他所有的关税。整体来看，这些政治制度上的改变代表国会凌驾国王的胜利，并因此终结英格兰以及后来大不列颠的专制体制——英格兰和苏格兰通过1707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合而为一。从那时候起，国会紧紧控制国家政策。这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国会的利益与斯图亚特王室的利益大不相同。由于许多国会成员大举投资在贸易和工业上，保障财产权攸关他们的利益。斯图亚特王室经常侵害财产权，现在这些权利将受到保护。此外，过去斯图亚特王室控制政府的支出时，国会反对课征更多的税，并阻碍政府扩大权力。现在国会自己控制支出，它很乐意增税和花钱在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国会主要花钱的项目之一是强化海军，以便保护许多国会成员的海外商务利益。
比国会议员利益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初期萌芽的多元特性。英格兰人现在有渠道可以贴近和利用国会和国会制订的政策与经济制度，这是以前由国王主导政策时无法企及的。当然，部分原因是国会成员由选举产生，但由于英格兰在这段时间还远远称不上民主，这种对国会的贴近和利用只能提供有限的政治回应。众多不平等中的一项是，在18世纪只有不到2%的人可以投票，而且只限于男性。工业革命发生的城市，如伯明翰、利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在国会没有独立的代表人；相反的，农村地区的代表却过多。同样糟糕的是，农村地区（各郡[counties]）的投票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而许多城市地区（自治市镇[boroughs]）则由一小群菁英把持，他们不允许新工业家投票或竞选公职。以白金汉镇为例，只有十三位自由民拥有投票权。除此之外还有“衰废市镇”，即过去有权投票但已逐渐“衰废”的城镇，原因是人口迁出，或像英格兰东岸的敦威治那样，因为海岸侵蚀而陷入海中。在这些衰废市镇，一小群选民可以选出两名国会议员。老赛勒姆镇有七位选民，敦威治有三十二位，各可选出两名国会议员。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影响国会、进而牵动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是通过请愿，而且这种方法对光荣革命后政治多元化兴起的助力远大于有限的民主。任何人都可向国会请愿，而且很多人这么做。重要的是，当有人请愿时，国会会倾听。这比任何情况都更能反映英格兰在1688年后专制统治的挫败，权力赋予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以及政治多元化的兴起。频繁的请愿活动显示，社会中有权力影响国家运作方式的人十分广泛，远超过国会里的议员或他们代表的选民。他们也确实使用了这样的权力。
独占权的例子最能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从前面的讨论知道独占是17世纪榨取式经济制度的核心，它们在1623年遭到独占法的攻击，而且在英格兰内战期间是激烈争辩的议题。长期国会废除了所有深刻影响人民生活的国内独占。虽然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无法挽回这些，但他们仍紧紧掌控授予海外独占的权力。其中之一是皇家非洲公司，其独占权是1660年查理二世所授予。这家公司掌控获利丰厚的非洲奴隶贸易独占权，公司的管理者和主要股东是查理的兄弟詹姆斯，即不久后登基的詹姆斯二世。1688年后，该公司失去的不只是管理者，也是在它背后撑腰的人。詹姆斯向来不遗余力地保护该公司的独占权免于“无照营业者”的侵犯，就是那些尝试在西非收购奴隶然后卖到美洲的独立贸易商。这是一门暴利生意，皇家非洲公司面临许多挑战，因为英格兰在大西洋上的其他贸易全都不受限制。该公司在1689年查扣一艘无照经营船夜莺号的货物，夜莺号控告皇家非洲公司违法查扣货物，主审法官霍尔特判决皇家非洲公司的查扣行为违法，因为它执行的是由皇家创造的独占权。霍尔特宣称独占权只能由法律创造，而只有国会能通过法律。霍尔特因而把所有未来的独占权，不只是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权，交到国会手中。若是在1688年以前，詹姆斯二世会很快开除任何作这种判决的法官，但1688年以后形势已经改观。
国会现在必须决定该如何处理独占权，而请愿已纷至沓来。有135份请愿来自无照经营商，要求开放大西洋贸易。虽然皇家非洲公司也提出诉愿，但在数量和规模上当然比不上要求关闭它的请愿。无照经营商不仅从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同时也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成功架构出他们的反对理由。其结果是，135份请愿书只有5份是由无照经营商自己签署；支持无照经营商的请愿有73份来自伦敦以外的郡，相对于8份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请愿。无照经营商从殖民地（也允许请愿）搜集到27份请愿书，皇家非洲公司只有11份。无照经营商为他们的请愿书搜集的签名也多得多，总共八千个，而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只有两千五百个。这场争斗持续到1698年，皇家非洲公司的独占权终于遭废止。
1688年以后，国会除了获得决定经济制度的新权力，和积极回应社会的新做法之外，国会议员也开始在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上推行一连串重大改变，进而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在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遭削弱的财产权再度被强化。国会开始改革经济制度以促进制造业，而不再以征税和其他方式阻碍它。“炉灶税”（hearth tax）——所有壁炉或火炉每年必须缴纳的税，制造商受到的影响最大，也最激烈反对——在1689年威廉和玛丽登基后不久就被废除。停止课征炉灶税后，国会转而开始课征土地税。
重新分配税赋负担不是国会支持制造商的惟一一个政策，一系列能扩大羊毛纺织业的市场和获利的法案和立法也陆续通过。从政治上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许多反对詹姆斯的国会议员，大举投资在这些新兴的制造事业上。国会也通过立法，使得土地财产权能够彻底重整，允许整合和取消许多古老形式的财产权和使用权。
国会的另一个优先要务是改革金融。虽然在光荣革命之前银行与金融业已经逐步扩张，这个过程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后获得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扮演产业的融资来源之一，其建立是光荣革命另一个直接的结果，并为日后更广泛的“金融革命”、导致金融市场与银行业的大扩张奠定基础。到18世纪初，任何能提供必要担保品的人都能取得贷款。伦敦一家规模较小的银行霍尔家族银行的记录，完整保留了1702年至1724年的情况，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这家银行也借钱给贵族和地主，但它在这段期间的大贷款户有三分之二并非来自享受特权的社会阶层，而是商贾和生意人，包括一位取了英国最常见姓名的约翰·史密斯，他在1715年到1719年间向这家银行借贷了两千六百英镑。
截至目前我们已强调，光荣革命如何改变英格兰的政治制度，让它们变得更多元化，并开始为广纳式经济制度铺路。光荣革命还带来另一个更重大的制度改变：国会继续进行由都铎王朝开始推动的政治集权化过程。集权化并不只是增加限制，或政府以不同方式管制经济，或政府花钱在不同的事物上，它也包括政府在各方面的能力都增加。这再度显示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化之间的关联：在1688年之前，国会反对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和拥有更多资源，原因是国会无法控制它。但1688年后，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政府开始扩张，支出很快达到国民收入的10%左右。这种情况得到税基扩大的支撑，尤其是针对一长串国内生产的商品课征的特种销售税。这在当时是极庞大的政府预算，而且事实上比今日许多国家的预算都多。例如，哥伦比亚的政府预算直到1980年代才达到类似的规模。在下撒哈拉非洲许多地方如塞拉利昂，甚至到今日若没有巨额国外援助流入，政府预算占经济规模的比率仍然远小于此。
然而政府规模的扩大只是政治集权过程的一部分，比这更重要的是政府运作方式的特性，以及控制政府的人、和为政府工作的人行为的方式。英格兰政府体制的建构可以溯源到中世纪，但正如前面讨论过，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采取了明确的步骤，朝政治集权和现代管理的发展迈进。然而当时的政府仍然距离1688年后浮现的现代形式十分遥远。例如，许多职务任命是根据政治因素决定，而非根据其才干，而且政府的课税能力仍非常有限。
1688年后，国会开始通过提升课税能力来增加财政收入，这种发展可从特种销售税的官僚体系明显看出——这个政府部门从1690年的1211人迅速扩张，到1780年达到4800人。特种货物税的检查员驻扎在全国各地，在税吏的监督下四处巡视，检查和测量面包、啤酒和其他必须缴纳特种货物税的产品数量。从历史学家布鲁尔重新整理特种货物税稽核员考博斯威特的例行工作记录，可以看出这项作业规模的梗概。从1710年6月12日到7月5日，稽核员考博斯威特在约克夏的里奇蒙区旅行了二百九十英里，在这段期间他走访了263家粮食供应商、71家麦芽厂、20家杂货零售商、和一家酿酒厂。整体来说，他对生产做了八十一种测量，并检查九名为他工作的税务员的工作。八年后他工作一样辛苦，但巡视地区换成同样是约克夏的维克菲尔德区，在这里他平均每天要跑超过十九英里的路，每周工作六天，通常检查四或五个场所。在他休息的周日，他就记录自己的工作，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他活动的完整记录。特种货物税系统确实有很精细的记录，税务官员做三种不同的记录，每一种都应该彼此吻合，篡改这些记录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政府监管社会到如此精细的程度，远超过今日大多数贫穷国家的政府所能做到，而当时是1710年。同样重要的是，1688年后，政府开始更仰赖人才而减少政治性任命，并且发展出一套强大的管理国家的架构。
附录：清末请愿“提前召开国会”的和平立宪运动及其失败
1910年6月，孙洪伊等人在北京创办《国民公报》后，开始发动第二次请愿。
6月16日，各省150余名请愿代表开始陆续赴京，共递10份请愿书，并向摄政王载沣上请愿书。孙洪伊在请愿书上指责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意少，敷衍之意多”。
6月27日，清廷发布上谕，说无法提前召开国会，并严令以后“毋得再行渎情”。?
8月31日，梁启超预言：“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由此引发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11月清宣布将开设国会时间定在宣统五年，并声称“万不能再议更张”，否则“依法惩处”。国会请愿团并不甘心就此罢手。
12月4日，奉天各界士绅民众1万余人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在省公署前伏地而泣，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
12月6日，再次请愿。11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奏请1911年即开国会。21日，直隶总督代顺直咨议局奏请1911年召开国会。但均无效。
1910年12月24日，清廷下令遣返国会请愿代表团代表，并严令各省督抚弹压请愿者，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
资料来源：http://zjgd.eyw.edu.cn/www/a/eywnews/lishijintian/2010/0826/16197.html
（4）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展现在英国经济的每一个层面。在运输、冶金和蒸汽动力方面出现重大的改进，但最重要的创新领域是纺织生产的机械化，以及生产这些纺织品的工厂的发展。光荣革命带来的制度改变启动了这个活力十足的过程，这不只是因为1640年达成的废除国内独占权，或是课征不同的税或融资来源的普及；更重要的是因为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构，变得对创新者和创业家更有利，而其基础则是确立了更安全和更有效率的财产权。
举例来说，安全而有效的财产权在“运输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也为工业革命的出现铺路。运河和道路（所谓的收费公路[turnpikes]）的投资在1688年后大量增加，这些投资借由降低运输的成本，协助创造了工业革命的一个重大先决条件。在1688年以前，这类基础建设的投资受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独断措施的阻碍。1688年后形势的改观鲜明地呈现在英格兰伍斯特郡萨尔韦伯河的例子。国会在1662年通过法案以鼓励投资，要让萨尔韦伯河变成可航行的河道；柏德文家族为此投资了六千英镑，换得向航行于该河道的人收费的权利。1693年国会审议一项法案，准备把收取航行费的权利转移给希鲁斯贝里伯爵和柯温特里伯爵。这项法案遭到柏德文爵士的挑战，他立刻向国会请愿，宣称这项议案等于没收他父亲的财产，因为他父亲投入许多资金在开发这条河上，为的就是可以收取费用。柏德文指出“这项新法案企图取消旧法案，并夺走在过程中所有完成的工作和物资”。像这类重新分配权利的例子就是斯图亚特王室常做的事。柏德文指出：“未经同意而夺走任何人根据国会的法案所购得的权利，将带来危险的后果。”在这个事件中，新法案未能通过，柏德文的权利得以确保。财产权在1688年后的政治制度变得远为多元化，并在英格兰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运输革命底下，还有更普遍发生在18世纪的土地重新分派的背后，是国会的法案改变了财产权的性质。在1688年以前，对土地的法律假设甚至还是“所有英格兰的土地最终归皇室拥有”，是一个直接承袭自封建社会组织的观念。许多土地被无数古老的财产权形式和许多交叉的所有权主张所捆绑。还有许多土地以所谓的衡平法产权（equitable estates）的形式持有，意即地主不能抵押、租赁或销售该土地。一般土地往往只能用于传统用途，有无数障碍阻止人以合乎经济理想的方式利用土地。国会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允许团体向国会请愿，以便简化和重新界定财产权，这些修改后来在国会整合进数百项法案。
经济制度的重新建构，也表现在保护国内的纺织品生产、对抗外国进口产品的努力。不足为奇的是，国会议员和他们的选民并未反对所有的进入障碍和独占，政策只要能扩增他们的市场和获利，他们就欢迎。但关键的是，多元化的政治制度——国会代表社会上颇大一部分人、赋予这些人权力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意味这些进入障碍不会扼杀其他工业家，或像威尼斯的关闭措施那样完全阻绝新进入者。势力庞大的羊毛制造商就发现这一点。
在1688年，英格兰最大的进口产品之一是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其中包括印花棉布和细棉布，约占所有进口纺织品的四分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印花棉布和丝网都由东印度公司进口，这家公司在1688年以前享有政府授予的亚洲贸易独占权，但东印度公司的独占和政治权力是靠重金贿赂詹姆斯二世来维持。1688年后，该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且很快遭到攻击，其形式是密集的请愿战，由想与远东和印度做生意的贸易商向国会请愿，要求允许与东印度公司竞争，而东印度公司则提出反请愿，并提议借钱给国会。东印度公司输了这场请愿战，一家新的东印度公司因而成立，开始与它竞争。但纺织制造商想要的不只是印度贸易有更多竞争，他们希望从印度进口的廉价纺织品（印花棉布）被课税，甚至被禁止。这些制造商遭到廉价印度进口货的激烈竞争。当时最主要的一些国内制造商生产的是羊毛纺织品，但棉质衣服制造商在经济上已变得日益重要，在政治上也愈来愈有势力。
羊毛产业从1660年代就开始采取自保的行动，促成“禁奢法”，制订不准穿轻质衣服等规定。该产业也游说国会在1666年和1678年通过立法，禁止亡者下葬时穿着羊毛以外的衣物。两项立法都保护羊毛产品市场，减少英格兰制造商面对来自亚洲的竞争。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在这段期间势力太过强大，以致难以限制进口亚洲纺织品。1688年后形势开始改变，从1696年到1698年间，来自东安格利亚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羊毛制造商，联合来自伦敦、坎特伯雷的丝绸织工以及利凡特公司，要求限制进口。利凡特（地中海东岸地区）的丝绸进口商虽然不久前才丧失独占权，却希望排除亚洲丝绸，为来自鄂图曼帝国的丝绸创造利润基础。这个联盟开始向国会提出议案，要求限制穿着亚洲的棉质与丝质产品，同时限制在英格兰为亚洲纺织品从事印染加工。国会的回应是终于在1701年通过“一项鼓励本国制造商，以促进雇佣更多贫民的法案”。根据法案规定，从1701年9月起，“所有由波斯、中国或东印度生产的丝织品、孟加拉生丝、混纺丝或植物纤维的织品，所有进口至本国之绘、印、染或着色之棉布，都禁止穿着。”
在英国穿着亚洲丝绸与印花棉布现在已经违法，但仍然可以进口这些布料在转出口到欧洲或其他地方，尤其是美洲殖民地。此外，素棉布可以进口到英国并加工为产品，细棉布则不在禁止之列。经过长期的抗争后，国内羊毛纺织制造商眼中的这些漏洞已被1721年的棉布法案堵住：“从1722年12月25日起，任何人若在大不列颠使用或穿着任何绘、印、着色或染制的棉布衣服或服装，将属违法。”虽然这项法案为英国羊毛去除来自亚洲的竞争，却仍然保留一个活跃的国内棉质和亚麻纺织品产业，足以与羊毛竞争：他们将棉花与亚麻混纺，制成一种受欢迎的棉麻粗布。排除了亚洲的竞争后，羊毛业现在转向取缔亚麻。亚麻主要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制造，使英格兰的联盟有机会要求将它们逐出英格兰市场。不过，羊毛制造商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的新尝试遭遇曼彻斯特、兰开斯特和利物浦等新兴工业中心的棉麻粗布制造商的激烈反对。多元的政治制度意味所有这些不同的团体现在都可以通过选票、以及更重要的请愿等渠道，来参与国会的政策过程。虽然双方阵营的请愿书涌入，收集了许多赞成和反对的签名，但这场冲突的结果是新利益打败羊毛业的旧利益。1736年的曼彻斯特法案同意“过去几年已有大量以亚麻纱和棉线制造的纺织品，在大不列颠王国内制造、印染和着色。”该法案进而声称“前述的（1721年）法案不应扩大或解释为，在衣服、家用品、家具或其他物品上，禁止穿着或使用在大不列颠王国内以亚麻纱和棉线制造、印染或着色的纺织品。”
曼彻斯特法案是新兴起的棉布制造商的重大胜利，但它的历史与经济意义实际上更为深远。第一，它展现出英国国会的多元政治制度所能容许的进入障碍极限。第二，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棉布制造的科技创新将在工业革命中扮演核心角色，并且因为采用工厂制度而从根本上改变社会。
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
曼彻斯特街景
1688年后，虽然国内出现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在国际层面国会仍然积极保护本国利益。这不仅从印花棉布法案可以明显看出，从1651年首度通过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也可发现，而且这套法案的修订版在后来的两百年都还继续施行。这套法案的目的是促进英格兰在国际贸易上的独占——虽然很重要的是，这不是由政府独占而是民间业者独占。其基本原则是，英格兰贸易应由英格兰船只载运。根据法案规定，外国船只若从欧洲以外的地方载运货物到英格兰或其殖民地就属违法；同样违法的是，第三方国家的船只从欧洲其他地方运送货物到英格兰。占有优势的英格兰贸易商和制造商自然能够增加获利，并可能进一步鼓励这类高获利的新活动的创新。
到1760年，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改善过的和新规定的财产权、改善的基础建设、经过变更的财政制度、更容易取得的融资，以及对贸易商和制造商的积极保护——开始发挥功效。从这一年以后，专利发明的数量开始大幅跃增，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突飞猛进开始显现。创新在很多方面发生，反映改善的制度环境。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动力，最有名的是使用蒸汽机的转变，而这要归功于瓦特在1760年代的点子。
瓦特初期的突破是采用一个分开的蒸汽冷凝室，以便包着活塞的气缸可以持续保持热度，而不必不断加热和冷却。他接着想出许多新点子，包括以更有效率的方法把蒸汽机的动作变成有用的动力，包括他著名的“太阳与行星”齿轮系统。所有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都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以蒸汽机为例，就包括英国发明家纽康门以及法国物理学家兼发明家帕宾的研究成果。
帕宾的发明故事是害怕创造性破坏的榨取式制度如何阻碍科技变革的另一个例子。帕宾在1679年开发出一个“蒸汽锅炉”，并在1690年改进成一具活塞引擎。1705年，他用这具雏形的引擎打造出全世界第一艘蒸汽船。帕宾当时是德意志卡塞尔邦国马堡大学的数学教授。他决定驾驶这艘蒸汽船顺着富尔达（Fulda）河而下，进入威悉（Weser）河。如何走这趟航程的船只都会被迫在明登（Munden）市停留。在当时，航行富尔达河和威悉河是船夫公会的独占权。帕宾必定了解到可能会有麻烦。他的友人兼导师、也是著名的德意志物理学家莱布尼茨写信给卡塞尔选侯，请求他允许帕宾“顺利通过”卡塞尔。但莱布尼茨的请愿遭到拒绝，他接到简略的回答说：“选侯国委员会发现批准上述请愿的障碍重重，且未说明理由即指示我通知你他们的决定，其结论是该要求未获选侯殿下准许。”帕宾好不气馁，仍然决定展开航行。当他的蒸汽船抵达明登时，船夫先是尝试要地方法官扣留该船，但未获成功。于是船夫们攻击帕宾的船，将它砸毁，蒸汽引擎化为碎片。帕宾死时身无分文，被葬在无名墓地。在都铎或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帕宾可能会受到类似的敌视待遇，但这种情况在1688年后完全改观。帕宾在船还没被摧毁前，确实有意把船开到伦敦。
在冶金方面，柯特在1780年代做出重大贡献，他采用新技术处理铸铁中的杂质，制造出品质更好的锻铁。这对制造机器零件、钉子和工具极其重要。利用柯特的技术生产的大量锻铁，促成了达比和他的儿子的创新，他们率先在1709年使用煤炭来精炼铁。（注：以上两个年代靠谱，但作者叙述颠倒了前后，不是柯特促成了达比，而是相反）这个工艺流程（指达比）在1762年又由于史密顿采用水力来操作气缸鼓风炉制煤而进一步改善。从此以后，木炭从铁的生产中消失，由煤炭取代，不但成本更低，而且更容易取得。
虽然创新显然是慢慢累积的，但在18世纪中叶却呈现明显的加速，尤其是在纺织品生产中最为显著。纺织品生产最基本的步骤是纺纱，也就是使用植物或动物纤维如棉花或羊毛，将它们制成纱线。纱线再被制成纺织品。中世纪最大的科技创新之一是纺车，取代了手工纺纱。这种发明约在1280年出现于欧洲，可能是从中东传入。此后纺纱的方法一直未变，直到18世纪。一连串重大创新于1738年保罗取得一项新纺纱方法的专利，使用萝拉（Roller）取代手工抽出要纺制的纤维。不过，这套机器运作得不好，直到后来阿克莱特和哈格里夫斯的创新才真正带来纺纱的革命。
1769年，工业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克莱特为他的“水力纺纱机”取得专利，那是比保罗的机器改善许多的新发明。阿克莱特与针织品制造商斯图特和尼德成立合伙事业。1771年，他们在克罗姆福德兴建全世界最早的一座工厂。新机器以水为动力，但阿克莱特后来做了关键的改变，改以蒸汽为动力。到1774年，他的公司雇佣六百名工人，而且他积极扩张，最后在曼彻斯特、马特洛克、巴斯，还有苏格兰的新兰纳克建立工厂。阿克莱特的创新在1764年因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而更加完善，而这部纺纱机又由克隆普顿在1779年发展成“骡子”，以及后来罗伯兹的自动纺纱机。这些创新的效益确实是革命性：在18世纪稍早，手工纺织要花五万小时纺完一百磅棉花，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只花三百小时，而自动纺纱机只需要一百三十五小时。
随着纺纱机械化出现的是编织的机械化。重要的第一步是凯伊在1733年发明的飞梭。虽然刚开始那只是增加手工编织的生产力，但它最长远的影响是奠定了机械化编织的基础。1785年，卡特莱特又在飞梭的基础上发明了动力织布机，跨出一连串创新的第一步，终于制造出取代手工编织的机器，如同那些取代手工纺纱的机器。
英国纺织业不只是工业革命背后的推手，也促成了世界经济的革命。以棉纺织品为首的英国出口从1780年到1800年增加一倍，这个产业的成长变成整个经济体的火车头。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结合，提供了经济进步的范本，改变了世界上那些变得富裕的经济体。
新的人和新创意对这个转变极其重要。以运输创新为例，在英国出现了数波这类创新：先是运河，然后是公路，最后使铁路。每一波创新都是新人贡献的。运河1770年后开始在英国发展，到1810年他们已连接许多最重要的制造区。随着工业革命展开，运河在降低运输成本上扮演重要角色，可以把庞大数量的工业产品运到各地，例如棉纺织品；同时也可把原料运到工厂，尤其是棉花和蒸汽机使用的煤。早期开凿运河的创新者包括布林德利，他受雇于布里奇沃特公爵以兴建布里奇沃特运河，最后把工业大城曼彻斯特连接到利物浦港。布林德利生于达比郡农村，以水车工匠为业。他发明创新方法解决工程问题的名声引起公爵注意。在这之前他没有解决运输问题的经验，而另外两位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也是如此，一位原本当砌石匠的泰尔福德，另一位是工具制作师兼工程师史密顿。
正如那些杰出的运河工程师之前没有运输的背景，卓越的公路和铁路工程师也一样。麦克亚当在1816年左右发明碎石铺路法，他是一位小贵族的次子。第一辆蒸汽火车由特里维西克在1804年打造，他父亲在康沃尔郡采矿，早年他跟着父亲从事这个行业，因而着迷于用来抽出矿产的蒸汽机。更重要的是史蒂芬森的发明，他的父母都不识字，但他发明了著名的“火箭号”火车；史蒂芬森刚开始只是煤矿矿场的一名蒸汽机操作员。
新人也推动了重要的棉纺织业。这个新产业的一些开路先锋是过去从事羊毛衣物生产与贸易的业者，例如福斯特在1835年转向棉花并开设布拉克染厂之前，曾在羊毛业雇佣七百名手工织布机工人。但像福斯特这类人是少数，当时只有五分之一的主要工业家过去从事与制造业有关的行业。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棉纺织业先从英格兰北部的新城镇发展，工厂是组织生产的全新方法，羊毛业的生产组织则大不相同，是把原料送到生产工人的家里，让他们自己纺纱和织布。因此大部分这类羊毛业者不具备转换成棉纺织的条件，福斯特是例外。要发展和使用新技术需要有新人加入。棉纺织的快速发展宣告了羊毛业的没落——这又是创造性破坏的作用。
创造性破坏不只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也重新分配政治权力，正如威廉·李发现当权者因为害怕政治后果而排斥拒绝他的发明时所了解到的。随着工业经济在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扩张，新工厂业主和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抗议他们被剥夺的公民权利，以及违背他们利益的政府政策。他们的主要对象是谷物法（Corn Laws），这项法律规定所有谷物，尤其是小麦，价格过低时不准从谷物进口，目的是保护大地主的高额获利。这个政策对生产小麦的大地主有利，但对制造商不利，因为他们必须支付较高的薪资，以弥补较高的面包价格。
由于工人集中在新工厂和工业中心，组织动员和暴动也变得更容易。到1820年，对新制造商和制造中心的政治排斥和拒绝已变得站不住脚。1819年8月16日，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准备举行抗议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的集会。策划者是当地的刷子制造商强森，也是激进的《曼彻斯特观察报》的创办人。其他策划者包括棉纺织制造商兼改革家奈特，和《曼彻斯特观察报》编辑萨克斯顿。六万名抗议者聚集在广场，许多人举的标语牌上写着“取消谷物法”、“普选权”和“投票选举”（亦即秘密投票，而非像1819年时的公开投票）。当局对这次集会十分紧张，由六百名骑兵组成的第十五轻骑兵部队严阵以待。当演说开始时，一名地方法官决定对演说者发出逮捕令。警察尝试执行逮捕令时遭到群众的抗拒，并爆发战斗。这时候轻骑兵冲进群众中，在混乱的几分钟里，十一位民众被杀死，受伤者可能多达六百人。《曼彻斯特观察报》称之为彼得卢屠杀。
然而在经济与政治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长期压制在英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彼得卢屠杀只是孤立事件，在这次暴动后，英国的政治制度不得不屈服于压力和广泛的社会动乱威胁，尤其是在1830年法国民众反对查理十世的革命之后（查理十世尝试恢复被1789年法国大革命摧毁的专制政体）。1832年，英国政府通过第一改革法案，赋予伯明翰、里兹、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参政权，并扩大投票的基础，让制造商在国会可以有代表。随之发生的政治权力转移把政策推至有利于这些新代表的方向：他们在1846年终于成功废止了广泛憎恶的谷物法，再次显示创造性破坏不只带来收入的重新分配，也带来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当然，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假以时日将导致进一步的收入重新分配。英国制度的广纳性使这个过程得以发生，身受创造性破坏之害或害怕它的人，再也无法抵挡大势。
（5）为什么发生在英国？
工业革命在英国开始并大步迈进，原因是英国独特的广纳式经济制度。而这套制度建立的基础则是光荣革命带来的广纳式政治制度。光荣革命强化并使财产权合理化，改善金融市场，削弱政府掌控的国外贸易独占权，同时去除了工业扩张的障碍。是光荣革命促成政治制度的开放，并积极回应经济的需求和社会的渴望。这种广纳式经济制度让有才干和眼光的人如瓦特，有机会和诱因发展他们的技术和创意，进而以对他们和国家都有利的方式影响制度。一旦这些人成功后，他们自然和其他人有同样的冲动，想阻碍别人进入他们的行业并与他们竞争，唯恐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可能使他们无法在行业中生存，就像他们曾经让别人破产一样。但是在1688年之后，要做到这一点已愈来愈困难。1775年阿克莱特曾拿出一项内容广泛的专利权，希望让他在快速扩张的棉纺织业取得独占势力，但他无法让法院执行它。
为什么这个独特的过程在英国展开，还有为什么在17世纪发生？为什么英格兰发展出多元的政治制度，从此脱离榨取式制度？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光荣革命前的政治发展由几个彼此关联的过程所塑造，其核心是专制政权与反对者的政治冲突，这种冲突的结果不只阻止了专制政权在英格兰复辟和强化的企图，同时赋予那些渴望彻底改变社会制度的人以权力。专制政权的反对者并不是想建立一种不同类型的专制政权。这不只是像兰开斯特家族在玫瑰战争中打败的约克家族。相反的，光荣革命产生了一种建基于宪政和政治多元化的新政权。
这个结果是英格兰的制度漂移、以及它们与关键时期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在前一章看到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封建制度如何在西欧建立，并传播到西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但就像在第四章谈到的，西欧和东欧在黑死病后开始分道扬镳。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小差异意味西欧的权力平衡导致制度的改善；反之在东欧，制度却逐渐在恶化。但这并不是一条必然且坚决迈向广纳式制度的道路。还有许多关键的转折必须在这条路上出现。虽然大宪章尝试为宪政建立根本的制度基础，但欧洲许多国家、甚至东欧也出现类似的抗争和类似的文献。然而在黑死病之后，西欧大幅漂离东欧。像大宪章这类文献开始对西欧产生更大影响。但在东欧，它们显得无足轻重。在英格兰，即使是在17世纪的冲突之前，国王未经国会同意不得课征新税惯例已经建立。同样重要的是，权力缓慢而渐进地漂离菁英，转向更普遍的公民，这从农村社区政治动员的例子可见一斑。例如1381年英格兰的农民暴动。
这种制度漂移此时与另一个由大西洋贸易大幅扩张促成的关键时期交互影响。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谈到，影响未来制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王室有没有能力独占这项贸易。权力较大的英格兰国会意味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没有能力这么做。这个情况创造出一个商人和企业人士的新阶层，他们积极反对在英格兰建立专制统治的计划。例如，在1686年的伦敦，有702名商人出口到加勒比海，进口的商人有1283名。北美有691名出口商，626名进口商。他们雇佣仓库看守员、水手、船长、码头工人、行员——这些人也与他们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其他生意盎然的港口如布里斯托、利物浦和朴茨茅斯也充满这类商人。这些新人想要并且要求建立不同的经济制度，而且随着他们通过贸易变得富裕，影响力也变得更大。同样的力量也在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运作，但这些国家的国王都更有能力控制贸易及其获利。改变英格兰的那种新阶级也在这些国家兴起，但他们的势力远为弱小。
当长期国会开会而内战在1642年爆发时，这些商人主要站在国会这一边。他们在1670年代与辉格党的形成关系密切，是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中坚，并在1688年罢黜詹姆斯二世中扮演关键角色。因此，美洲提供的扩大贸易机会、英格兰商人大举跨入这些贸易、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创造的财富，使得王室与反专制者之间的斗争的势力失去平衡。
也许最重要的是，多样的利益群体崛起和获得权力——从绅士阶级（在都铎时期崛起的商业农民阶级）、各类制造商，到大西洋贸易商——意味反对斯图亚特专制统治的联盟势力既强且广。这个联盟在1670年辉格党形成后势力更加强大，因为辉格党提供一个争取其利益的组织。这个联盟取得权力就是光荣革命之后支撑政治多元化的支柱。如果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所有人都有相同的利益和相同的背景，推翻斯图亚特国王可能会比较像兰开斯特家族对抗约克家族的重演，变成一个群体对抗另一个狭隘的利益集团，最后取而代之，并重新创造相同或不同形式的榨取式制度。但一个广泛的联盟意味他们对创造多元政治制度有更大的需求。如果没有某种政治多元化，将出现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一个群体压倒其他人而夺取权力的危险。1688年后的国会代表了广泛的联盟，是促使国会议员倾听请愿的关键因素，即使请愿是来自国会之外、甚至是没有投票权的人。这是避免某个群体企图牺牲他人而垄断利益的关键因素，例如羊毛业在曼彻斯特法案之前的尝试。
光荣革命是划时代的事件，正是因为它由一个声势浩大的广泛联盟所领导，而革命又使得这个联盟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联盟成功建立了限制执政者与联盟中任何一个成员的权力的宪政制度。例如，正因为这种限制，使得羊毛制造商无法压抑棉花与棉麻粗布制造商的潜在竞争。因此这种广泛联盟对1688年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会是不可或缺的，但它同时也意味国会内部有制约的力量，以免任何单一群体变得太过强大而滥用其权力。这是多元政治制度兴起的关键要素。这类广泛联盟获得权力，对于广纳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延续与强化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将在第十一章谈到这个主题。
这些条件仍不必然带来真正的多元政治制度，而多元政治制度的出现部分来说只是历史偶然发展的结果。一个很相似的联盟曾经从对抗斯图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内战中胜出，结果只是带来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这个联盟的力量也不保证能打败专制统治，詹姆斯二世原本可能打败奥兰治亲王威廉。重大制度改变往往出于偶发，跟其他政治冲突的结果没有什么两样。即使有创造出反专制广泛联盟的制度漂移，以及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积蓄力量的大西洋贸易机会带来的关键时期，偶发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一样重要。因此，在这个例子里，偶发性和一个广泛联盟就是支撑政治多元化和广纳式制度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8、 别在我们的领土：发展的障碍
（1）禁止印刷
1445年在德意志城市美因茨，古腾堡公开了一项对后来的经济史带来深远影响的创新：活字印刷机。在那之前的书籍都是由抄写员以手工抄写，速度缓慢且极耗人工，或是以整片木刻版逐页印刷。书籍很少见，价格十分昂贵。在古腾堡的发明之后，情况开始改变。书籍都以印刷出版，且更容易取得。如果没有这项发明，广大民众的识字和教育将不可能办到。
古腾堡
古腾堡发明制作铅活字的设备
古腾堡发明使用铅活字的印刷机
古腾堡发明与铅活字相适应的用亚麻仁油制作的油墨
使用古腾堡的发明印刷的《圣经》
在西欧，印刷机的重要性很快被认识。1460年，已有一部印刷机越过边界，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现。到了1460年代，这种科技已传遍意大利，罗马和威尼斯都有印刷厂，佛罗伦萨、米兰和杜林紧随其后。1476年，卡克斯顿在伦敦设立印刷厂，两年后牛津也有一家。在同一时期，印刷传遍低地国（Low Countries），进入西班牙，甚至传进东欧，1473年一家印刷厂在布达佩斯开张，一年后波兰克拉科夫也开了一家。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把印刷当成可喜的创新。早在1485年鄂图曼苏丹巴耶塞特二世就明令禁止穆斯林印刷阿拉伯文。这个规定在1515年由赛里木一世苏丹进一步强化。一直到1727年第一部印刷机才得到允许出现在鄂图曼的领土上。当时阿赫梅特三世苏丹颁布命令，允许穆特费力卡设立印刷厂。即便是这个迟来的措施也由于保险起见而受到限制。虽然命令指出“此等西方技术在这个幸运的日子，将像新娘那样被掀开面纱，从此不再隐藏”，但穆特费力卡的印刷将受到严密监视。命令上说：
“为了印刷的书籍免于印刷错误，睿智、受人尊敬、备受赞誉且专精于伊斯兰律法的宗教学者，优秀的伊斯坦布尔法官伊萨克、赛兰尼克的法官沙希伯、贾腊达的法官阿萨德，愿他们的美德增长，以及来自杰出的教团，正义的宗教学者支柱、卡新帕萨苏菲僧院的长老穆萨，愿他的智慧和知识增长，将肩负校对职责。”
穆特费力卡获准成立印刷厂，但他印的任何东西必须由三名宗教兼法律学者（法官）组成的小组审查。如果印刷机更加普及，也许法官的智慧和知识就能更加快速增长，正如所有人一样。但情况并未如此发展，即使在穆特费力卡获准设立印刷厂后。
不足为奇的是，穆特费力卡最后只印了少数几种书，从他的印刷厂开始营运的1729年，到他停止工作的1743年，只印了17种。他的家族尝试持续这个传统，但直到1797年终于放弃时只多印了七种。在鄂图曼帝国核心的土耳其以外，印刷落后甚至更久。以埃及为例，第一家印刷厂直到1798年才由法国人成立，这些人是拿破仑企图占领该国的随行人员。直到19世纪下半叶，鄂图曼帝国的书籍生产主要由抄写员抄写既有的书籍。在18世纪初，据称伊斯坦布尔有八万名忙碌的抄写员。
反对印刷机对于识字率、教育和经济成功有明显的影响。在1800年，鄂图曼帝国识字的公民可能只有2%到3%，相较于英国有60%成年男性和40%成年女性识字。在荷兰和德意志，识字率甚至更高。鄂图曼各地甚至远远落后于这段期间教育普及率最低的欧洲国家，例如葡萄牙，那里可能只有20%的成年人能阅读和书写。
在高度专制和榨取性的鄂图曼制度下，苏丹对印刷机的敌视不难理解。书籍会散播观念，让人民更难控制。有些观念可能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好方法，但其他观念可能会颠覆和挑战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书籍也会削弱控制口传知识者的力量，因为书籍让任何识字的人随时可以取得知识。这队既有的状况带来威胁，因为知识是由菁英控制。鄂图曼的苏丹和宗教当局担心可能带来的创造性破坏，他们的解决办法是禁止印刷。
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影响了几乎所有国家，部分国家如英国，不只允许而且还积极鼓励商务、工业化和创新精神，并因而快速成长。许多国家如鄂图曼帝国、中国和其他专制政权，因为阻碍或至少未鼓励工业的扩展而落后。政治与经济制度塑造了对科技创新的回应方式，再度制造出既有制度与关键时期之间交互作用的熟悉模式，带来了制度与经济结果的分歧。
鄂图曼帝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崩溃时仍是专制政权，因此一直能成功反对或阻碍像印刷机这类创新及其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在英国发生的经济改变未在鄂图曼帝国发生的原因，是榨取式专制政治制度与榨取式经济制度间自然而然的连结。专制统治不受法律或他人愿望的节制，虽然在现实中专制统治者仍得靠一些小群体或菁英的支持。这个狭窄群体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为了永久延续他们的权力。俄罗斯社会在1905年之前没有国会或其他群体的政治代表，沙皇在那一年成立了议会杜马，但很快又削弱他赋予杜马的权力。不足为奇的是，当时的经济制度是榨取性的，建构的目的是让沙皇和贵族尽可能富裕，其基础与许多榨取式经济制度如出一辙，是一套大规模的胁迫劳动和控制的制度，而且是特别恶性的俄罗斯农奴制形式。
专制并非唯一会阻碍工业化的政治制度。虽然专制政权不具备多元性，而且害怕创造性破坏，不过许多专制政权拥有集权的政府体制，或至少集权到足以禁止像印刷机这类创新。即使到今日，像阿富汗、海地和尼泊尔这类民族国家还缺乏政治集权，在下撒哈拉非洲情况还更糟。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没有集权政府提供秩序和执行规范与财产权，广纳式制度将无法出现。我们将在本章看到，下撒哈拉非洲的许多部分（例如索马里和苏丹南部），工业化的重大阻碍之一是缺少任何形式的政治集权。若不具备这些先决条件，工业化没有机会起飞。
专制和缺乏政治集权（或只有微弱的政治集权），是阻止工业扩散的两种不同障碍。但它们之间也有连结，两者都因为害怕创造性破坏而僵化不变，同时因为政治集权的过程往往会制造往专制发展的倾向。抗拒政治集权的原因很类似抗拒广纳式政治制度：害怕失去政治权力，但这次是害怕被新的集权化政府和掌控政府的人抢走。我们在前一章讨论到英格兰都铎王朝统治下政治集权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如何提高不同地方菁英对于他们在全国性政治机构能有人代表与发声的要求，以弥补丧失的政治权力。这创造出更强大的国会，最后使广纳式政治制度得以出现。
但在许多别的例子里，发生的情况刚好相反，政治集权的过程引导到更专制的制度。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发源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彼得大帝从1682年到他1725年死亡期间建立的。彼得在圣彼得堡建立新都，夺走旧贵族（Boyars）的权力，以便建立一个现代官僚政府和现代军队。他甚至废除立他为沙皇的贵族杜马。彼得采行职级表（Table of Ranks），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阶层，其核心精神是报效沙皇。他也控制教会，就像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将政府集权化时的做法。彼得通过这个政治集权的过程夺走其他人的权力，并将权力导向自己。他的军事改革引发传统皇家卫队斯特列尔奇的反叛。其他人也加入叛乱，例如中亚的巴什基尔人和布拉温之乱，但这些反叛都未成功。
虽然彼得大帝的政治集权计划很成功，也克服了反对势力，但因权力受到威胁而反对政府集权的这类势力（例如斯特列尔奇），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获得胜利，其结果是缺乏政府集权导致另一种榨取式政治制度持续不坠。
在本章，我们将看到在工业革命创造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如何错过机会并失去工业扩散带来的益处。这些国家往往有专制的政治制度和榨取式经济制度，就像鄂图曼帝国；或者它们缺乏政治集权，像索马里。
（2）小差异却有大影响
专制统治在17世纪的英格兰瓦解，但在西班牙变得更强大。等同于英格兰国会的西班牙科尔蒂斯徒具虚名。西班牙在1492年通过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联姻，合并卡斯提亚和阿拉贡王国而形成。那一年正好是收复失地运动结束，驱逐了从8世纪以来就长期占领西班牙南部，建立格拉纳达、科尔多瓦和塞维亚等大城市的阿拉伯人。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阿拉伯国家格拉纳达被西班牙征服的时候，正好是哥伦布抵达美洲、开始为资助他航行的伊莎贝拉女王和费迪南德国王占据领土的时候。
双国王偶人
卡斯提亚王室和阿拉贡王室的合并，以及随后一连串的王朝联姻与继承，在欧洲创造出一个超级大国。伊莎贝拉在1504年去世，她女儿胡安娜加冕成为卡斯提亚女王。胡安娜嫁给哈布斯堡家族的菲力，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玛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儿子。1516年，胡安娜与菲力的儿子查理加冕成为哈布斯堡与阿拉贡王国的查理一世。当他父亲去世，查理继承荷兰与法兰什孔泰，并入他在伊比利亚和美洲拥有的领土。1519年，玛克西米利安一世去世，查理也继承了哈布斯堡在德意志地区的领土，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原本只是两个西班牙王国在1492年的合并，如今变成一个跨洲的帝国，而查理则继续壮大由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开创的专制国家。
建立并巩固西班牙专制政权的努力，因为在美洲发现的贵金属而大获助益。到1520年代，墨西哥瓜纳华托已发现大量白银，不久后在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又再度发现。1532年征服秘鲁后，为王室带进了更多财富。这些财富以抽成的方式取得：任何征服得来的掠夺品和矿产收入都得贡献“五分之一给皇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谈到，1540年代在波托西发现一座银山，使西班牙国王的金库涌进更多财富。
在卡斯提亚和阿拉贡合并时，西班牙是欧洲经济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在它的专制政治体系获得巩固后，经济开始相对变弱，接着在1600年之后，经济更是陷于绝对的衰退。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在收复失地运动后，紧接着采取的措施就是征收犹太人财产。约二十万名西班牙的犹太人得在四个月内离开，他们必须以极低的价格变卖土地和资产，且不准携带任何黄金或白银离开西班牙。类似的人间悲剧约在一百多年后再度重演，从1609年到1614年，菲力三世驱逐西班牙南部前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后裔摩尔人。和犹太人一样，摩尔人只能携带随身的东西离开，且不准带走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金属。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其他方面的财产权也不安全。1556年继承父亲查理五世王位的菲力二世，在1557年就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1560年又再度倒债，前后毁了福格尔和维瑟尔银行家族。这两个德意志银行家族的角色改由热那亚的银行家族承接，但后者也被哈布斯堡统治的西班牙一连串的倒债摧毁；倒债发生的时间分别在1575、1596、1607、1627、1647、1652、1660和1662年。
与西班牙专制统治下财产权的不稳定同样重要的是，专制统治对贸易的经济制度和西班牙殖民帝国发展的影响。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讨论到，英格兰的经济成功建基在快速的商务扩张。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比较起来，虽然英格兰是大西洋贸易的后来者，但它允许相对较广泛的阶层参与贸易和殖民机会。在西班牙，财富流入王室的金库；在英格兰，财富则散布到新兴的商人阶级。就是这个商人阶级形成了早期英格兰经济活力的基础，并建立了反专制政治联盟的堡垒。
百合花王冠：西班牙女王或王后之冠
在西班牙，这些引导到经济进步和制度改变的过程并未发生。在发现美洲后，伊莎贝拉和费迪南德通过塞维亚的商人行会，组织新殖民地与西班牙间的贸易。这些商人控制所有贸易，并确保王室分到美洲财富的一杯羹。所有殖民地都未开放自由贸易，而每年都有一支大船队会从美洲回到西班牙，载运贵金属和宝贵的货物到塞维亚。这种贸易狭隘而独占的基础，意味不会有广泛的商人阶级从殖民地的贸易机会兴起。即使是美洲内的贸易也受到层层管制，例如在新西班牙（大约是现在的墨西哥）这类殖民地的商人，不能直接与新格拉纳达（现在的哥伦比亚）直接贸易。西班牙帝国内部的贸易限制减损了帝国的经济富裕，并间接降低西班牙可以通过与其他更富裕的帝国贸易而获得的潜在利益。尽管如此，这些限制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们可以保证白银和黄金不断流进西班牙。
西班牙的榨取式经济制度，是专制政权的建立以及政治制度步上与英格兰不同道路的直接结果。卡斯提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都有自己的科尔蒂斯，亦即王国中不同群体的代表组成的国会。和英格兰的国会一样，卡斯提亚的科尔蒂斯必须由国王召开，以同意开征新税。不过，卡斯提亚和阿拉贡的科尔蒂斯主要由大城市推派代表，不像英格兰国会兼顾城市和农村地区。到15世纪，科尔蒂斯只有十八个城市参与，每个城市各派两名代表。其结果是，科尔蒂斯不像英格兰国会那样代表更广泛的群体，而且从未发展成一个汇聚了想限制专制政权的多样利益的枢纽。它不能立法，甚至在同意开征新税方面的权力也很有限。这些都让西班牙国王更容易在巩固其专制统治时，让科尔蒂斯边缘化。即使有来自美洲的白银，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仍要求愈来愈重的税收，以支应一连串昂贵的战争。1520年，查理五世决定向科尔蒂斯提出加税的要求。城市菁英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让科尔蒂斯及其权力有更大幅度的改变，这场抗争变成暴动，很快成为所谓的平民叛乱。最后查理靠忠心的军队镇压反叛。不过，在16世纪其余的时间里，抗争仍然持续不断，因为国王仍尝试夺走科尔蒂斯的权力，以便课征新税和提高旧税。虽然抗争时热时冷，国王还是赢得最后的胜利。1664年后，科尔蒂斯就不再开会，一直到将近一百五十年后拿破仑入侵期间它才重新创建。
1688年专制统治在英格兰失败不仅带来多元政治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出更有效率的集权政府。在西班牙，专制政权的胜利造成相反的结果。虽然国王削弱科尔蒂斯并去除对自身行为的所有潜在限制，王室却变得愈来愈难征税，甚至尝试直接与个别的城市协商也徒劳无功。当英格兰致力于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税务官僚体系时，西班牙再度往相反的方向发展。王室不仅未能为创业家确保财产权同时更独占了贸易权，反而还卖官（往往容许世袭）、包收租税，甚至出售司法豁免权。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2010年宣布将“缩减王室成员为四人”。英国媒体援引王室消息称：“女王殿下希望王室越发强大，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得民心。她已经决定要实行‘瘦身’计划。那也就意味着，其他年轻的‘多余’王室成员将面临危机。”安德鲁王子的两个女儿首当其冲，将丧失成为“职业王室”的机会，随之而来的是，她们大学毕业后，可能要出去找工作。
西班牙出现这些榨取式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可以预料的。17世纪英格兰迈向经济成长和快速工业化之际，西班牙却快速坠落到广泛的经济衰退。在17世纪初，西班牙每五个人中有一个住在城市地区，到世纪结束时，这个数字已减半到每十个有一个，与西班牙人口变贫穷的速度一致。在英格兰人变富裕时，西班牙人普遍变穷。
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持续与强化，而英格兰的专制政权却被推翻，这又是一个说明小差异在关键时期关系重大的例子。小差异是代议制度的强度和性质，关键时期则是发现美洲。两者的交互作用把西班牙带往一个与英格兰截然不同的制度道路。英格兰出现的相对广纳的经济制度，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动力，并以工业革命达到其高峰，而工业化在西班牙却无法生根发展。等到工业科技扩散到世界许多地方时，西班牙经济已衰退到甚至不需要西班牙王室或地主菁英来阻挡工业化。
（3）对工业的恐惧
如果没有经历类似1688年之后英格兰出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权力的改变，专制国家几乎没有机会从工业革命的创新和新科技中获益。例如，在西班牙，财产权没有保障和普遍的经济衰退，意味人们完全没有诱因去从事必要的投资和牺牲。在俄罗斯和奥匈帝国，阻止工业化的不只是菁英的忽视和错误管理，以及榨取式制度下经济的节节衰退，而是统治者积极阻碍任何引进这类科技的企图，并禁止对铁路等基础建设的投资，这类基础建设正好可以是工业化的触媒。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初期，欧洲的政治版图与今日大不相同。由超过四百个政治体拼凑成的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最后并入德国）占据大部分中欧，哈布斯堡王室仍是一股庞大的政治势力，它掌控的哈布斯堡帝国或奥匈帝国即使不再包括西班牙（从波旁家族1700年接管西班牙王位后），仍然跨越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广大地区。以人口看，它是欧洲第三大国家，占欧洲人口的七分之一。在18世纪末，哈布斯堡的土地从西起包括今日的比利时，在当时称为奥属尼德兰，不过最大的部分是奥地利和匈牙利及其周围的土地，包括北边的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南边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意大利与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往东边看，它也包括今日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许多地方。
哈布斯堡领土上的商人影响力远比英国商人小，而东欧的土地则盛行农奴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讨论到，匈牙利和波兰位于东欧二次农奴制的心脏地带。不同于斯图亚特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在维系严厉的专制统治上很成功。1792年到1806年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接着又成为奥匈帝国皇帝直到1835年去世的法兰西斯一世，是一位绝对的专制皇帝。他不承认对他权力的任何限制，特别是他希望保持政治现状。他的基本策略就是反对改变——任何形式的改变。他在1821年的演说中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并以哈布斯堡统治者典型的方式对莱巴赫一所学校的教师说：”我不需要博学的人民，只要善良、诚实的人民。你们的工作是教育年轻人成为这种人。为我工作的人必须照我的命令教导。如果任何人做不到这一点，或有新想法，他可以离开，或者我会让他走。“
1740年到1780年在位的特蕾莎女皇经常回答有关改善或改变制度的建议说：”一切保持原状就好。“尽管如此，她和她儿子约瑟夫二世（1780年至1790年在位）曾尝试建立更强大的集权政府和更有效的行政体系。但他们在一个完全无法节制其行为并且政治多元化也很少的政治体系下进行这个工作，没有国会能稍微控制君主，只有一套过去曾有一些课税权和募兵权的地方阶级（estate）与议会的制度。奥匈哈布斯堡君主受到的节制比西班牙君主还少，而且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随着哈布斯堡专制统治在18世纪进一步强化，所有非皇室机构的权力也进一步被削弱。当奥地利提洛省的市民代表向法兰西斯一世请愿创制宪法时，他的回应是：”原来你们想要一部宪法！……听着，我不喜欢宪法，我会给你们一部宪法，但你们必须知道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如果我需要钱我不会征询你们的意见……无论如何我劝你们小心自己想说的话。”听到他的回应后，提洛省的领导人回答：“如果你这么想，那最好是没有宪法。”法兰西斯对此的反应是：“这也是我的意见。”
法兰西斯一世
特蕾莎用来跟官员咨询的国务委员会遭法兰西斯解散，从那时候起国王的决定就再也没有咨询官员意见或公开讨论。法兰西斯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严密监视任何可能被视为略微激进的人。他的长期帮手哈提希伯爵形容他的统治哲学是“永不停止地维护统治权威，并排拒任何人民参与此等权威的主张”。他的一切作为得到1809年被他任命为外交大臣的梅特涅亲王的协助。梅特涅亲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实际上比法兰西斯持续更久，他担任外交大臣长达近四十年。
哈布斯堡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封建秩序和农奴制度，在帝国境内愈往东边走就愈发现，封建秩序变得更加严密，这反映出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更加倾斜的经济制度。劳动流动受到极大限制，法律不允许迁移。当英国慈善家欧文尝试说服奥地利政府推动社会改革以改善贫苦人民的生活时，梅特涅的助理冯·艮茨回答：“我们不希望所有人民都过好日子和独立……否则我们怎么统治他们？”
除了完全阻碍劳动力市场兴起、并消灭农村广大人民的经济诱因或努力的农奴制外，哈布斯堡的专制统治也靠独占和对其他贸易的限制而兴盛。都市经济由行会支配，而行会则限制新人进入。在1775年以前，奥地利境内要收内部关税，这种情况在匈牙利延续到1784年。进口产品的关税很高，许多货物完全禁止进口和出口。
压制市场和建立榨取式经济制度当然是专制制度的特质，但法兰西斯做得更彻底。这里的情况不只是榨取式经济制度消灭了个人创新或采用新科技的诱因。我们在第二章曾讨论到刚果王国尝试提倡使用耕犁却不成功，原因是经济制度的榨取性质。刚果国王知道如果他可以劝诱人民使用犁，农耕生产力将提高，创造出更多财富而使他受益。这是所有政府的潜在诱因，甚至专制政府也相同。刚果的问题出在人民了解不管他们生产什么，都可能被专制的国王没收，因此他们没有投资或利用更好科技的诱因。在哈布斯堡，法兰西斯不鼓励人民采用更好的科技；相反的，他反对这么做，并阻碍新科技传播，而这些新科技是人民仍可能愿意采用的，即使是在既有的这种经济制度下。
反对创新以两种方式呈现，第一，法兰西斯一世反对工业发展。工业带来工厂，而工厂会在城市聚集贫穷的劳工，尤其是在首都维也纳。这些工人可能变成反对专制政权的支持者。他的政策目标是巩固传统的菁英还有政治现状与经济现状，他希望保持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法兰西斯相信，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方法是一开始就阻止兴建工厂。例如，他在1802年直接下令禁止在维也纳盖工厂。他禁止进口和采用能为工业化打基础的新机器，直到1811年为止。
第二，他反对兴建铁路，而这又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关键新科技之一。当有人向法兰西斯一世提出兴建北部铁路的计划时，他回答：“不，不，我不想跟它有任何关系，免得国内发生革命。”
由于政府不允许兴建蒸汽铁路，帝国境内兴建的第一条铁路不得不采用马匹拉的车厢。这条铁路从多瑙河畔的林兹连接莫尔道河畔的波西米亚城市布德韦斯，沿途有许多坡道和转弯，这意味以后不可能改成使用蒸汽机，因此它持续使用马力直到1860年代。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是大银行家族在维也纳的代表，他很早就发现在帝国里发展铁路有很大的经济潜力。所罗门的兄弟纳森住在英国，对史蒂芬森的蒸汽机“火箭号”和蒸汽动力的潜能很感兴趣。他联络并鼓励他的兄弟探寻在奥地利发展铁路的机会，因为他相信家族可以从资助铁路发展获得庞大利益。但这个计划无疾而终，因为法兰西斯皇帝再度说不。
反对工业和铁路是因为，法兰西斯担心伴随现代经济发展而来的创造性破坏。他的优先目标是确保自己统治下的榨取式制度的稳定，以及保护支持他的传统菁英的优势。工业化对他来说不仅获益有限，还会因为吸引农村的劳工聚集到城市而削弱封建秩序，而且法兰西斯看出重大的经济改变会对他的政治权力带来威胁。因此他阻挡工业和经济进步，使经济持续落后。这呈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直到1883年，全世界90%的铁都以煤炼制时，哈布斯堡领土上有一半的铁仍使用效率较低的木炭炼制。同样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崩溃时，纺织尚未完全机械化，而仍然采用手工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