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是法国重返了北约的指挥系统。不过这只是法国的政策策略运用而并非真要重返后去争些什么。到1994年，法国又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而到1995年末，法国外交和国防部长也开始定期出席北约的会议。但法国为此提出了要价：一旦完全重返北约，法国重申决心对联盟结构进行改革，以使美国的领导与欧洲国家的参与之间更为平衡。法国人希望欧洲集体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法国外长德沙雷特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法国来说，（与联盟和解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联盟内维护运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见的欧洲特性。”
与此同时，法国毫不犹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来制约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在凡是有用的时候就重温它从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抵消德国在欧洲不断加强的首要地位。法国外长1996年8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俄国外长随即对此做了回应：“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中，法国人是在同俄罗斯关系中最接近采取建设性态度的。”转引自1996年8月12日《观察家报》。
法国起初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不冷不热——其实是对北约东扩是否可取几乎不加掩饰地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取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于美德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对法国最适宜的才是采取冷淡态度，有保留地行事，为北约东扩对俄国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从而扮演欧洲与俄罗斯的最合适的对话者的角色。法国人甚至给一些中欧人这样的印象，即法国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在东欧有一个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打俄罗斯牌不仅牵制了美国并向德国传达了一个并不十分隐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美国认真考虑法国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
北约的扩大归根结蒂需要16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许在达成一致中将举足轻重，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阻力，法国的实际支持是必须的。因此，法国毫不隐讳其意图，就是把它对北约扩大的支持作为抵押品，要挟美国最终接受法国改变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及其根本组织结构的决心。
法国原先在支持欧盟扩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进程主要由德国带头。美国也给予支持，但没有像介入北约扩大那么深。尽管法国在北约内往往争辩说欧盟的扩大将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提供更为合适的保护伞，但当德国开始力争更迅速地把欧盟向中欧扩大的时候，法国却立即开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并要求欧盟对欧洲南部不受保护的地中海一翼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脑会晤时已经出现）。法国强调后者还收到了赢得北约南部成员的支持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筹码。但法国这样做的代价是扩大了法德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观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国最终同意波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才部分地缩小了法德间的这一分歧。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法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认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欧洲西半部建设一个欧洲大家庭所必需的。这种和解对德国恢复历史名誉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国为此付出接受法国的领导这一代价还算公平。与此同时，前苏联对脆弱的西德持续的威胁又使忠于美国成为德国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连法国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苏联崩溃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再从属于法国就既无必要也无好处了。统一的德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所以平等的法德伙伴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法国没有其他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德国更愿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护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联系这个事实。
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系对德国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从前它既使德国避免了外来直接威胁的侵害，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德国的统一，德国与美国的联系现在又为德国提供了保护伞。在这一保护伞之下，德国可以更公开地在中欧起领导作用，同时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这种同美国的关系提供的不仅仅是德国行为端正的证明书，它还向德国的邻国保证，若它们同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就意昧着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德国更容易比较公开地阐明自己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
德国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欧洲。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得见的军事存在又使它变得无害而可靠。因此德国现在可以力促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国家融入欧洲框架。这将不再是旧时德帝国主义的中欧，而是一个在德国的投资及贸易带动下经济复兴并更为友善的大家庭。德国还将扮演赞助者的角色，最终把这个新的中欧正式纳入欧盟和北约。由于法德联盟为德国扮演更具决定性的地区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国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轨道内表现自己时羞羞答答了。
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特殊利益区域可用一个长方形来表示，在西部当然包括法国，在东部则覆盖中欧新获得解放的原共产党国家，还包括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区域与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建设性文化影响范围相一致。这个范围是由德国城市和农业殖民者于前民族主义时期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区域内营造出来的。他们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已被扫除干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国（前面已有论述）和德国特别关注的地区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图中进行观察的话，这两个地区实际上勾画出了东欧与西欧的界限，而两个地区的重叠部分则突出了法德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欧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标志着德国在中欧扮演更为公开自信的角色的关键性突破。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统一的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式承认了奥得－尼斯河为它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此举又消除了波兰与德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碍。在双方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谅解的姿态以后，德波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双边贸易迅猛发展（1995年波兰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德国在东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德国成了波兰加入欧盟最主要的支持者，还与美国一起成了波兰加入北约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德国的影响可以通过波兰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诸国，向东可以到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波德和解的范围通过波兰不时地参与法德关于欧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扩大。所谓的魏玛三角（由于第一次法、德、波三边高级磋商在德国城市魏玛举行而得名，这一磋商后来定期举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和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一方面它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作用又因波兰和法国参加三方对话而有所抵消。
德国对欧洲主要组织东扩十分明确的承诺使中欧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对那些较小的中欧国家来说更其如此。德国作出这样的承诺就使自己肩负起了与根深蒂固的西欧观念很不相同的历史使命。按照西欧那种观念，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以东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欧洲所应关注的范围。早在18世纪初博林布鲁克勋爵参阅他所著《欧洲史：从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就明确声称，东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会对西欧人带来任何影响。这种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时又重新出现。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亚冲突期间，英国与法国也再次采取了令人悲叹的态度。在目前有关欧洲未来的辩论中，这种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与此相反，在德国真正引起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北约和欧盟哪一个应该先扩大。国防部长支持北约先扩大，而外交部长则主张欧盟先扩大。结果是德国成了建立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无可争辩的倡导者。德国总理曾经把2000年定为欧盟实现第一次东扩的目标，德国国防部长也最先提议把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实现北约东扩的有象征意义的适当时间。这样，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就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别：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美国的总目标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广褒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上扫一眼，即可感受到欧洲桥头堡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地域上的相对狭小。维护该桥头堡并使它作为民主的跳板而扩大与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对稳定和与之相关的民主传播所怀有的全球关注与欧洲表面上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尽管法国自诩拥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之间存在着鸿沟，需要填平。只有当欧洲越来越更加具备邦联特性时，这一鸿沟才能变窄。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因为欧洲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都很顽固。但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实体，通过共同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价值观的普及中明确自身的利益，并对欧亚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
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如果这种氛围大肆泛滥，就可能对民主和欧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损害。就欧洲面临的新问题而论，民主和欧洲概念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暂且不提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致引起政治动乱的改革这一需要，所有的新问题，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力，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欧洲，即一个在促进民主和广泛地改变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无需唤起对德俄单独互相迁就的旧有恐惧，也无需夸大法国与莫斯科策略上调情的后果，只要欧洲仍在进行联合的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事实上可能使欧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法。这肯定会为俄国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不过，如果欧洲现代史上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当。
当前，德国的利益与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后两者的利益中得以净化。甚至绿党左翼联盟发言人也主张扩大北约和欧盟。但是，如果欧洲的统一和扩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论，将会出现一个更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有关欧洲“秩序”观的诠释，从而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潜在的损害。联邦议院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科尔总理可能的继任者沃尔夫冈。绍伯勒在说下面这番话时就反映出这种思想状态。他说，德国不再是“反对东方的西方堡垒；我们已变为欧洲的中心”，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在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德国曾被卷入创立欧洲秩序”1996年8月2日，黑体是引用者所加……按照这一思路，中欧地区会成为确立德国明显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地区和德国对东方和西方进一步实施单方面政策的基础，而不再是德国仅仅占据经济优势的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到那时就不再是美国力量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向欧亚大陆扩展全球民主体系的跳板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欧洲统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体的支持必须维持不变的原因。尽管在欧洲经济恢复时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内美国频繁表示支持欧洲统一及欧洲的跨国合作，但在行动上美国好像更喜欢与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与欧盟打交道，来处理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在欧洲决策过程中偶而地固执己见，似乎强化了欧洲的疑虑：当欧洲服从美国领导时美国就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而当欧洲制定自己的欧洲政策时美国就不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不应传播的错误信息。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
未来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种现实可能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尽管犹豫不决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欧洲大陆统一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僵持的欧洲，其一体化的程度和地理范围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状况，而中欧则继续处于地缘政治真空；或者是作为僵持状态的可能后续，出现一个恢复旧时的强权角逐且逐渐走向分裂的欧洲。如果出现一个僵持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那种自我认同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种如果要实现就需要美国全力支持的选择。
在欧洲建设犹豫不决的当前阶段，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介入诸如以下复杂问题的争论：欧盟是否应以多数赞成制（一个得到德国特别支持的立场）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欧洲议会是否应该获得立法决策权及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是否应成为事实上的欧洲行政当局，实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协议的时间表是否应适当松动，欧洲最终是否应成为一个涵盖广阔的邦联或者成为一个以联邦实体为内核加上较为松散的外围周边地带的多层次实体。这些问题都应由欧洲人自己去研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很可能不平衡，会停停走走，而且最终只能靠复杂的妥协被推动前进。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在2000年以前应运而生，最初可能由欧盟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的六至十个成员国组成。这将加速欧洲在货币领域之外的经济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于是，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进程，一个拥有更为一体化的内核和较松散的外围的单一欧洲将会出现并日渐成为欧亚棋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棋手。
无论怎样，美国都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更喜欢一个尽管包括的地域更广内涵却含糊不清的欧洲联合。美国应该通过言辞和行动重申，它最终愿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并与之打交道，而不仅仅把欧盟视为由通过北约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共同市场。为使这一承诺更可信并超越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美国可以建议并启动在新的跨大西洋双边决策机制中与欧盟的联袂规划。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北约。维系北约对跨大西洋的联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意见极为一致。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约确保欧洲的安全并为寻求欧洲统一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这便是北约对欧洲具有历史性至关重要意义的依据。
然而，随着欧洲在犹豫中逐步走向联合，北约的内部结构和进程将不得不作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是有点道理的。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十五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但是这种进展必须在现有的联盟安排中得到体现，否则，缺少这种调整本身就会使进一步进展受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联盟决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由此设想到以联盟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系统为基础，进行某种纯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如果愿进一步迁就法国关于增大西欧联盟在北约内的作用，特别是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将表明美国对欧洲统一更真诚的支持并有助于缩小美法之间在欧洲最终自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
从更长远看，西欧联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于种种地缘政治或历史原因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的欧盟国家入盟。属于这类国家的可能有芬兰或瑞典，甚至还可能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都已在西欧联盟内获得观察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瑞典具有影响的舆论都已开始讨论与北约结盟的可能性。1996年5月，瑞典媒体报道，芬兰国防部队司令员提出了北约在北欧领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在一项表明要逐步与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决定中建议瑞典加入只有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西欧军备集团（WEAG）。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谋求与西欧联盟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最终加入北约的预备性步骤。西欧联盟在处理与欧盟未来成员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仿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的做法。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正式范围之外编织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合作网。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大和更统一的欧洲出现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样一个欧洲也不会很快出现），美国必须与法国和德国通力协作，共同促进这样一个更统一和更大的欧洲的出现。因此，美国关于法国的主要政策难题，仍将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德联系的情况下诱使法国更紧密地参与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而关于德国的主要政策难题，则仍将是美国如何既可以依赖德国在大西洋主义欧洲的领导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发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
美国在联盟未来结构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会，有助于最终争取法国对北约东扩的更大支持。从长远看，使德国的两边同处于一个一体化的北约军事安全区之内可以把德国更牢固地定位在一个多边框架内。这对法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联盟的扩大还将使“魏玛三角”（由德国、法国、波兰构成）变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之微妙手段这种可能性增大。尽管波兰加入联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波兰对法国在联盟扩展问题上态度暖昧颇为不满），然而一旦波兰入盟以后，更可能出现的却是法国与波兰在地缘政治上持共同观点。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法国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伙伴，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法国作这样的介入有充分的国内原因：约500万穆斯林现在居住在法国。因而北非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对法国利害攸关。然而这种利益又能给欧洲安全带来广泛的好处。若没有法国的使命感，欧洲南翼将更不稳定和更具威胁性。整个南欧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威胁正越来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国对整个地中海地区事态的强烈关注同北约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并非无关。美国在偶尔不得不应付法国关于其特殊领袖地位的过分要求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德国另当别论。德国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在公开赞同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时却必须谨慎行事。这种领导作用可能会对某些欧洲国家暂时有利，比如那些赞赏德国为欧洲东扩采取主动行动的中欧国家。西欧人对此也可以容忍，只要这种领导作用被置于美国的首要地位之下。但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关于北约扩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与欧洲自身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如果欧盟将成为一个地理上幅员更广大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法德领导核心加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围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这样一个欧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筑在与美国继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欧，就自然不能被明显地排斥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欧洲其他部分之外。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意见一致。在美国和德国看来，扩大的动因是政治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推动扩大的不是对俄国的仇恨，也不是对俄国的惧怕，更不是孤立俄国的愿望。
因此，美国须特别紧密地与德国携手合作推动欧洲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德国联袂鼓励其他北约盟友同意欧洲东扩并且在俄罗斯愿意妥协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有效地谈判相互迁就方案（见第四章），或者两国在建设欧洲的任务不能从属于莫斯科的反对意见这种正确信念的指引下采取果断行动，则东扩就会成为现实。为获得所需的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需要美国与德国联合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于获得这种一致意见，任何北约成员国都没有能力予以阻挠。
说到底，与上述努力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果美国业已启动的扩展北约的努力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在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指导欧洲渐进扩展的底线必须是这样的主张：现有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否决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加入欧洲体系并进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都不应最终被先验地排除在欧盟或北约之外，尤其是极易遭受武力攻击且日益符合条件的波罗的海国家有权知道它们最终也可以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有权知道，它们即使不去迎合扩展中的欧洲及其美国伙伴的利益，它们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威胁。
实质上，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必须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1996年5月15日在亚琛十分雄辩地提出的问题：我知道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均不能一夜之间向所有渴望加入它们的国家敞开大门。这两个机构毫无疑问能够做的和在为时太晚之前应该做的是：向被视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地区的整个欧洲明确保证欧盟与北约都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二者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和详尽的渐进扩展政策。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还有对这个时间表内在逻辑的解释。
欧洲的历史性时间表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基督教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基督教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甚至仅仅对地图14扫一眼便可确信，现在的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欧洲。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个能对双方产生吸引作用的无安全保障的地区，并必然导致紧张和角逐的欧洲。
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仅限于西欧）在冷战期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义，但这样的欧洲现在却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日渐统一的欧洲除了是一种文明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不受种族和领土争端困扰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欧洲，目前在正式组织上范围要比其实际潜力小得多。几个较为先进、政治上稳定的中欧国家均属西方彼得的欧洲传统。主要有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可能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们已明显具备了资格也渴望成为“欧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成员。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约看来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实行扩展而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这一初步但却重要的步骤之后，北约的任何后续扩展可能将与欧盟的扩展同步或紧接其后进行。欧盟扩展涉及更复杂的程序。这既表现在取得资格要分若干阶段，又表现在入盟必须达到的要求上（图13）。因此，即使是接纳首批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也不可能早于2002年，或许还要晚一些。然而，当北约首批三个新成员加入欧盟后，欧盟和北约都必然会把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最终还可能有乌克兰）的问题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入盟的前景已在对未来的成员国的情况和行为发生建设性影响。意识到欧盟或北约均不希望被成员国之间在少数民族权益或领土要求方面的更多冲突所困扰（士耳其与希腊的争端已经够麻烦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到必要推动，力争达成符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的妥协。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资格入盟这一更为笼统的原则，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作用。要求不被遗弃在北约和欧盟的外面的愿望，正在对新兴的民主国家产生着有力的重要影响。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
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方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别是在防务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成为任何扩大了的欧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这一安全安排最终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进来。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一德国一波兰一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图15）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还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出现，事关重大。应不断地向俄罗斯作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就像最终加入扩大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和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新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一样。为使这些保证言而有信，应有意识地推进俄罗斯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内的各种合作联系。（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及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倘若欧洲在统一和扩展方面以及俄罗斯与此同时在巩固民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则俄罗斯在某个时候也可以有资格与欧洲结成更牢固的关系。这又将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与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最终合并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提出俄罗斯正式入盟的问题。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的话，这恰恰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对俄国关闭各种大门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欧洲分裂状态的结束不应成为将欧洲推回到众多民族国家争吵不休的状态的一个步骤，而应是一个出发点，营造一个因北约扩大而得以加强、因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安全关系而更加安全且幅员更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因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第四章　黑洞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1991年末的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
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新形势给美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可以理解，美国的紧迫任务当然是减小这个正在分崩离析却仍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陷入政治混乱或重新成为敌对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的长期任务则依然是：如何促进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同时避免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阻碍美国实现建立一个能把俄国稳定安全地联在一起的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一地缘战略目标。
俄国的新地缘政治环境苏联的垮台是庞大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逐步分裂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集团曾在短时间内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地域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后者。但这个存在年代较近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寿命却很短。铁托的南斯拉夫反对和毛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10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年。
但更具地缘政治意义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莫斯科统治下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这个帝国的解体缘于苏联体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总失败，虽然由于其一贯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许多弊端几乎到最后垮台时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苏联看起来十分迅速的自我灭亡惊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苏联先是由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们公然宣布解散，然后正式被一个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外包括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内的称作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含糊不清的实体所取代。苏联总统无可奈何地辞职引退，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落。最后，一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有1.5亿人口的俄罗斯联邦成为前苏联事实上的继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亿人口的其他共和国则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独立的主权。
前苏联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仅仅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俄国人民突然发现他们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主人，总体说来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比外界更无思想准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伊斯兰的潜在挑战忧心仲仲。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沙皇帝国占据、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则由俄罗斯主导的苏联占据的地盘上，现在出现了12个国家。除俄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真正的主权毫无准备。这些国家从有5290万人口的乌克兰到仅有350万人口的亚美尼亚，大小不等。它们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确定，莫斯科是否愿意永远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同样不可预测。2000万左右说俄语的人现在成了外国居民，更加重了俄国人受到的历史震撼。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精英们统治。在经受了几十年来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后，他们决心要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特性。
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不仅新独立国家虚弱不堪，十分混乱，俄国本身也因为动荡，特别是因为在政治动荡的同时企图抛弃旧的苏联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机。俄国因担心穆斯林在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进行了军事介入，使民族问题更趋严重。对车臣政治经济上付出高昂代价的可悲的残酷干预，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虽然仍拥有庞大但越来越陈旧的核武库，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俄国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
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扩大了地缘政治真空。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劲最足的人被杀害或死于古拉格劳动营，人数达数百万。另外，在本世纪内，俄国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一场长期内战中的死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和破坏。俄国政权推行压制性的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断绝了俄国与世界的联系。俄国经济政策对生态问题完全漠然视之，环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据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至90年代中，仅约40％的新生儿是健康的；约五分之一的俄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问题。男子平均寿命下降至57.3岁。俄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国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对本世纪俄国人民遭受的恐惧和苦难，无论描述得如何严重也不为过。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会影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机会过正常的文明生活：——1905年的俄日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1905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伤几百万人，经济陷入极度混乱；——1918－1921年内战，再次造成几百万人丧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1919－1920年，俄波战争，以俄战败而终；——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劳动营，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杀戮和大规模逃离俄国；——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造成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饥荒和几百万人死亡；——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几百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00多万人被枪决，几百万人死于虐待；——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伤亡人数达数百万，经济破坏惨重；——40年代晚期再次实施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从而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逮捕和频繁的处决；——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长达40年的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社会贫困；——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为把苏联的力量扩展到加勒比、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耗尽财力；——1979－1989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动荡，痛苦的经济危机，血腥而又耻辱的车臣战争。
俄国的内部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丧失令人苦恼和不安，对俄国的政治精英来说尤其如此。俄国地缘政治形势也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西部，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国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缘政治影响的范围大大缩小（图16）。自18世纪以来，俄国一直控制着波罗的海诸国。现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国进出波罗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冻港之苦。虽然俄国总算对在形式上新获独立但高度俄罗斯化的白俄罗斯保住了政治主导地位，但也难保蔓延的民族主义最终不会在那儿占上风。在原苏联疆域之外，华抄条约组织的崩溃意味着以波兰为代表的前中欧卫星国正迅速倒向北约和欧盟。
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口。而这些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国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奥德萨是俄国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与距离更远的国家贸易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更加日趋亚洲化。
丢掉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乌克兰1991年12月宣布独立以及在贝拉维扎的关键性谈判中坚持由一个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尤其是乌克兰采取政变式的突然行动，强行夺取驻乌的苏军部队的指挥权，才使独联体没有成为仅是一个更加邦联化的苏联的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自决使莫斯科目瞪口呆，并成为一个榜样，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虽然开始时仍较胆怯，然后均纷纷仿效。
俄国失掉其在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仅由于乌克兰独立，也是因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些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为土耳其恢复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区的影响增加了机会。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国海军力量进入地中海的出发点；到90年代中，俄国在黑海仅剩一小条狭长的沿岸地带。为苏联黑海舰队的残余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亚的基地，俄国同乌克兰仍争执不休。俄国眼睁睁地恼怒地看着北约－乌克兰联合进行海军和登陆演习，土耳其在黑海地区影响不断扩大。俄国还怀疑土耳其向车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远的东南部，地缘政治的动荡同样极大改变了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的总的地位。苏联解体之前，里海实际上是一个俄国的湖，仅南部一小部分属于伊朗。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阿塞拜疆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资者又加强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样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这一切使俄国现在仅是里海盆地财富的五个争夺者之一。俄国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它能够自行处理这些财富。
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国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几乎可以肯定，不仅那些国家的精英，而且不久以后它们的老百姓，民族主义情绪也将越来越强烈，可能会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更趋伊斯兰化。哈萨克斯坦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其近2000万人口中，哈萨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数基本相当，语言和民族纠纷极易激化。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2500万，民族要单一得多，领导人喜欢强调历史上的辉煌岁月。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日益自信地强调本地区在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地位。土库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着哈萨克斯坦而与俄国没有直接联系。为减少以前为进入世界市场在通讯方面对俄国的依赖，土库曼斯坦正积极开拓与伊朗的新联系。
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来支持，中亚各国并不像许多俄罗斯人继续希望的那样，愿意用它们的新政治主权来换取能带来实惠的与俄国的经济一体化。至少它们与俄国之间的某种紧张和敌对是不可避免的，而车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说明，不能完全排除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对俄国人来说，与在其整个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总共有3亿多人口）的各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严重的不安。
最后，俄罗斯帝国解体之时，虽然远东地区并未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俄国在该地区也面临不祥的地缘政治新形势。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比俄国弱，也比俄国落后。每个关注俄国国家前途和对十年来急剧变化感到困惑的俄国人，都无法忽视中国正逐步变得比俄国更先进，更具活力，更成功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
这个令人惊诧的新现实定将影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感和在中亚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缘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超过丧失乌克兰对俄国的影响。俄国后共产主义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又担任俄国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季米尔。卢金充分阐述了其中的战略意义：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从那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页……
总之，俄国直到最近仍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的缔造者，并领导着一个从欧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一批卫星国组成的意识形态集团，现在却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与邻国爆发会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
地缘战略的种种幻景后帝国的俄国出现一段历史和战略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惊的苏联垮台，特别是大俄罗斯帝国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体，在俄国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就俄国在当前历史中应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讨论。人们公开和私下激烈地争论多数大国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
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问题的任何答复均蕴含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俄国是一个纯粹由俄罗斯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还是俄国从定义上讲范围要更广（就如同不列颠比英格兰要广一样），因此注定要成为一个帝国？从历史、战略、种族的角度看，俄国恰当的边界在哪儿？如果从这样的历史、战略和种族角度看，乌克兰的独立是否仅是暂时出了偏差（许多俄国人都愿这样想）？俄国人是否必须在种族上是俄罗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国人，但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是“Russyanin”，相当于“英国人”却不是“英格兰人”）？例如，叶利钦和一些俄国人认为，车臣人确实也可以和应该被认为是俄国人（这种说法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苏联垮台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国末日来临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国民族主义者曾绝望地断言：倘若这个对俄国人民来说不可想象的可怕灾难真的来临，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千年历史中深受贫困和欺骗的人民突然最后变得孤独无援，他们不久前的“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驶离正在倾覆的航船，——那么，我们是无处可去的……
体现着政治、经济、精神的“俄罗斯思想”的俄罗斯国家将要重建。它将汇集已一下子突然化为乌有的1000年王国史和70年苏联史的全部精华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中央集权主义的悲剧》，载于《俄罗斯文学月刊》，1990年1月号，第4－5页……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找到一个能为俄国人民接受又切合现实的答案很难。俄国国家自身的历史性危机更使其难上加难。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是，国家既是领土扩张又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个国家也从未刻意地按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语赋予“俄罗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释。现在这个使命突然遭到摒弃，因为国家的疆域已缩小到主要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
此外，俄罗斯国家（可以说是其“本质”意义上的国家）的后苏联危机的加重，不仅由于俄罗斯面对其帝国传教士使命突然被剥夺的挑战，而且由于：为了缩小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与欧亚大陆较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俄国国内的现代化派（及其西方顾问们）正逼迫国家不再扮演社会财富的指导者、所有者和安排者这一传统的经济角色。这要求对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作用进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这严重破坏了俄国国内生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的模式，给俄国政治精英带来了因在地缘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何去何从和什么是俄国”的问题立即引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后帝国和后共产主义俄国首任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试图确定新俄国在国际舞台应如何为人处世时，有一次就重新确认了这种思维模式。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取代意识形态”。1992年1月12日《俄罗斯报》刊登的专访。
总的说来，苏联解体后，可以说有三大派地缘战略设想在俄国应运而生。三种设想相互有部分重复，但最终每种都与俄国最关心的相对于美国的俄国地位问题有关，每种也都包含着一些内部的变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归纳如下：1.优先考虑与美国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赞成这一主张的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共同统治全球的代名词。
2.强调“近邻外国”是俄国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些人主张建立某种莫斯科主导的经济联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终恢复某种程度的帝国控制，并以此建立一个能与美欧抗衡的大国。
3.反联盟，即建立某种反美的欧亚联盟来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
虽然第一种设想开始时在叶利钦的新执政班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设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叶利钦的地缘政治的政策重点。第三种设想出现得稍晚一些，大约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苏联以后的俄国地缘战略模糊不清和屡屡失败之后作出的反应。从历史角度看，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从对俄国当前国力、国际潜力和国外利益看法的种种幻景中派生出来的。
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叶利钦十分明确地谴责俄帝国的历史。1990年11月19日，叶利钦在基辅以乌克兰人和车臣人可随后用来反对他的言辞雄辩地宣称：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国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俄国从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是俄国更自由了吗？更富有了吗？更幸福了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国外交政策部门中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国新领导的亲美倾向，也诱使俄国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国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国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
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国因此将不仅是前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国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国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这种幻想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想法：中欧将仍然是甚至将自愿地成为在政治上对俄国有特殊亲近感的地区。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将不会导致其前成员国倒向北约，甚至也不会仅仅倒向欧盟。
与此同时，西方援助将使俄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让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并使民主机构得以巩固。然后，俄国的经济复兴、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国巨大的吸引力，会鼓励最近才独立的新独联体国家，与俄国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因而也会扩大俄国的范围，增强俄国的实力。独联体国家因为俄国不再对它们构成威胁而谢天谢地，并会逐步意识到，与俄国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会收到实惠。
问题是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国际现实，也不符合国内实际。“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虽然好听但却靠不住。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华盛顿看来，德国、日本和中国至少也与俄国同等重要和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中东、远东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国的目标大相径庭。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政治实力、财政力量、技术创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感到这个说法只是故意造出来欺骗俄国的。
如果美国在早些时候，在美俄蜜月时期就开始着手北约的扩大，并同时向俄国提出一项“难以拒绝的交易”，即在俄国与北约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俄国的失望感或许可以消除。如果美国明确和坚决地奉行北约扩大的设想，并保证俄国将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也许俄国后来对“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宫内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太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调子变了，对于在美国已经出现但飘忽不定的有意扩大北约的迹象越来越敌视。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因此，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俄国关于北约扩大的担忧都毫无道理，或出于恶意。的确有些反对派，特别是俄国军方人士带着冷战思维，认为北约的扩大并非欧洲自身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领导的一个仍然敌视俄国的联盟对俄国的进逼。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前苏联官员，坚持他们长期形成的地缘战略观点，认为美国无权插足欧亚大陆，而北约扩大主要的动因就是美国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反对者怀有这样的期望，即一个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中欧，在俄国一旦恢复元气之后，将再一次回归俄国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
但俄国许多民主派也担心北约扩大将意味着俄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国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孤立俄国政策的顶峰，使俄国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其多种敌人的攻击。此外，俄国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欧人对莫斯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们对加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期望有多高。
总的说来，俄国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难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新的俄国精英内部分歧严重，而总统和外长又都不能在地缘战略方面提供始终一贯的领导，他们没有能力清楚地说明新俄国在欧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现实地评估俄国的虚弱所带来的实际局限。莫斯科政治上准备战斗的民主派无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个民主的俄国不反对这个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扩大，而且俄国愿意与之结交。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难放弃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前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在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前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国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国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国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前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加入”苏联的。
后苏联的俄国精英显然也曾期望西方会帮助，或至少不阻止俄国在后苏联空间重新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他们对西方愿意帮助新独立的后苏联各国巩固其独立的政治存在感到愤懑。俄国一些资深的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家尽管警告说“与美国对抗……是应该避免的一种选择”，但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正力图“在整个欧亚大陆重组国家间的关系，……从而使这个大陆上不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大国，而是有许多中等、较稳定、相当强大的国家，……但这些国家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整体的实力均不能超过美国。”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两人均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所著《美国人自己是永远也不会停下来的》，载1996年6月28日《独立报》。
在这方面，乌克兰至关重要。特别是到了1994年，美国越来越重视美乌关系并帮助乌克兰保持其新的民族自由的倾向，使许多俄国人甚至俄国的“西化派”都感到，这是一项针对俄国把乌克兰最终重新纳入自己的范围这一重大利益的政策。乌克兰最终将以某种形式与俄国“重新一体化”是许多俄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坚定信念例如，据国际文传（1996年11月20日）报道，连叶利钦的首席顾问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都把乌克兰视为一种“临时现象”。《大众报》（1996年12月10日）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国可能在乌克兰东部遇到一个十分难以解决的问题。民众的普遍不满……将导致提出由俄罗斯来接管该地区的请求甚至要求。在莫斯科有不少人会支持这种计划。”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领土要求，以及1996年末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在晚间天气预报节目中故意把塞瓦斯托波尔列为俄罗斯城市的那种挑衅性做法，当然无助于减少西方对俄罗斯意图的担忧。。结果，俄国从地缘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对乌克兰的分离地位的疑问，正好与美国关于一个帝国型的俄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俄国的观点迎头相撞。
此外，纯粹的国内原因也证明两个“民主国家”间“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不现实的。俄国太落后，被集权统治破坏得太严重，不可能成为美国切实的民主伙伴。这个重要现实是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掩盖不了的。而且后苏联俄国只是部分地清算了过去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民主派”领袖人物，即使对苏联的过去已真正幻灭者也不仅仅是苏联体制的产物，而且是原先统治集团精英中的高级成员。他们不像波兰、捷克的领导人那样是原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前苏联的重要权力机构，虽然已被削弱，士气低落，腐败不堪，却依然存在。
新的民主精英因俄国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在政治上更脆弱。俄国经济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使俄罗斯国家不再干预经济。俄国因此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援助寄予厚望。这些援助，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援助数量确实逐渐增大，不过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能使俄国经济很快恢复。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满更使那些失望的批评家的鼓噪之声越来越大。他们声称，与美国的伙伴关系是假的，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了俄国。
总之，在苏联刚刚解体后的几年内，建立一种有效的全球性伙伴关系的主观和客观先决条件均不具备。那些民主的“西化派”要价实在太高，而自己能做的又太少。他们想与美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或者叫共同统治，在独联体内比较随心所欲地行事，并在中欧建立一个地缘政治上的“无人区”。但他们对前苏联的历史又恨又爱的矛盾心理，他们对充当全球性大国的想法不切合实际，俄国国内经济危机深重，他们又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这一切使他们不可能捧出一个作为平等伙伴关系概念中应有之义的稳定而真正民主的俄国。俄国必须先经历漫长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样漫长的民主稳定过程和更加漫长的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然后，不仅在中欧，而且特别在前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就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进行一场从帝国心态到民族心态的深刻变革。只有在这以后，与美国的真正伙伴关系才能成为可行的地缘政治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成为对亲西方政策选择的主要批评和初步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选择就不足为怪了。该主张认为“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忽略了对俄国最重要的东西，即俄国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近邻外国”成为重点强调需要在前苏联曾占据的地缘政治地区内重新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决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张的略称。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重点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成果太少，代价太大。那种政策只会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
但是，“近邻外国”学派之下又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它不仅包括认为独联体会转变为由莫斯科领导的欧盟式组织的那些经济机能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经济一体化看成仅是恢复帝国的工具之一的人。这样的经济一体化既可在独联体框架下进行，也可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进行。它还包括主张成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欧亚主义这种有点玄妙的概念定为俄国的长期历史使命的人。
“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最狭义的表达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场，那就是俄国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搞好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苏联有意加强它们相互间经济依存关系的政策下，事实上它们仍与俄国联系在一起。这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忽视俄国新一代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现实。合作，甚至某种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因此，为扭转前苏联政治上的解体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四分五裂状态，加强独联体的联合机构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对一些俄国人来说，推动经济一体化是对已发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人们经常把后苏联俄国的形势与欧盟作类比是有道理的。主张经济一体化的温和派明确反对恢复俄罗斯帝国。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著名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有影响的报告中，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作为建立后苏联“共同经济空间”的恰当计划。
但是强调“近邻外国”并不仅仅是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学说。其地缘政治内容带有帝国味道。甚至较为温和的1992年报告也谈到恢复了元气的俄国将最终与西方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并宣称在这一关系中俄国应起“调控东欧、中亚和远东形势”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邻外国”优先的人则更直言不讳。他们明确谈到俄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独特作用”，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议会外事委员会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论调虽并不极端却很典型。阿是“伙伴关系”优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开宣称前苏联空间是俄国独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994年1月，阿的论调得到了此前积极主张亲西方政策的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的响应。科称俄国“必须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1994年4月8日《消息报》称，俄国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国在加里宁格勒、摩尔多瓦、克里米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用线联起来，实际上大体与前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图17）
1995年9月，叶利钦总统发表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国的目标概括为：俄国对独联体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
人们应注意到该文件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努力，强调地提到一个单一实体及“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强调俄国在这个新实体中的主导作用。在强调这些时，莫斯科还坚持俄国必须加强与新成立的独联体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系；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军事指挥体系；独联体各国的武装部队必须通过一项正式的条约联结在一起；独联体的“外部”边界必须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国军队必须在独联体内的任何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独联体内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机构必须设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国总统主持独联体首脑会议。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称：应保证俄国电视台和电台在近邻外国的广播，俄国新闻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得到支持，俄应为独联体各国培训民族干部。
考虑到有必要以与俄国友好关系的精神来教育独联体各国的年轻一代，应特别注意恢复俄国作为苏联以后的地盘内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气氛下，1996年初，俄国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同年春天，俄国与独联体中较随和的成员国签署了两个协议，密切相互间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关系。其中一个大张旗鼓地签署的协议实际上是规定要在新的“主权国家共同体”（俄语缩写为SSR，是对前苏联缩写USSR的十足怀旧）范围内建立俄国与白俄罗斯的联盟。另一个由俄国、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签署的协议要求在远期创建“一体化国家共同体（CommunityofInt egratedStates）”。两个协定均表明俄国对独联体内部一体化进展的缓慢已不耐烦，并决心坚持推动这一进程。
“近邻外国”政策强调加强独联体的中央机制，因此把客观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中的一些成份与很强的建立帝国的主观决心结合了起来，但却并没有从更高的哲学高度或地缘政治角度回答仍然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真正的使命和恰当的范围是什么？”
同样强调“近邻外国”且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欧亚主义思想，要填补的正是这个空白。这个以颇有文化意味甚至玄妙的术语阐明的主义，所指方向的出发点有这样一个前提：从地缘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俄国既不完全是欧洲的，也不完全是亚洲的，因此，俄国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欧亚特性。这种特性是俄国对从中亚到太平洋海岸辽阔土地的独特控制所遗留下来的，是莫斯科四个多世纪向东扩张所建立的帝国的遗产。俄国通过扩张，把一大批非俄罗斯人和非欧洲人纳入俄罗斯，从而也形成了独特的欧亚政治文化特点。
作为一种学说，欧亚主义并非在后苏联时期才出现。它始于19世纪。但作为前苏联共产主义明确的替代物和对所谓西方堕落的反应，兴盛于20世纪。俄国流亡者积极宣传这一学说以取代苏维埃主义，因为他们认识到前苏联内部非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需要一种起支配作用的超民族的学说。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的最终失败也会导致古老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瓦解。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欧亚主义的倡导者恩。思。特鲁别茨科伊王子便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欧洲主义，旨在破坏俄罗斯生活的精神基础和民族独特性，宣扬实际统治欧美的唯物主义观点……
我们的任务是当俄国不再是欧洲文明的扭曲反映时，当俄国再次回归自我成为俄罗斯－欧亚，自觉地继承和维护成吉思汗的伟大遗产时，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不同于欧洲文明的我们自己的文化恩。思。特鲁别茨科伊：《成吉思汗的遗产》，《逆流》1990年第9期第68页……
在后苏联的混乱情况下，这种观点大有市场。一方面，共产主义被指责为背叛了俄国正统思想，也背叛了特殊的玄妙的“俄罗斯思想”；另一方面，西方主义也受到了批判，因为西方尤其是美国被认为是腐败的。文化上反俄罗斯的，意在剥夺俄国在历史和地理上对欧亚大陆独有的、渊源很深的控制权。
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人种史学家列夫。古米勒夫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给欧亚主义作了学术上解释。他的《中世纪的俄罗斯和大草原》、《欧亚节奏》以及《历史上的人种地理》等书，有力地阐述了欧亚大陆是俄罗斯人民的独特“人种”的自然地理背景，是俄罗斯人和大草原上非俄罗斯居民之间的历史上共生的结果，从此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欧亚文化和精神特性。古米勒夫告诫说，适应西方，对俄国人民来说只能意味着失掉自己的“人种和灵魂”。
这些观点得到俄国各种民族主义政治家更为直觉的响应。例如，叶利钦的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罗马《咖啡店报》的专访，1994年7月15日……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的共产党竞争者根纳季。久加诺夫尽管是搞马列主义的，但也推崇欧亚主义对俄国人民在欧亚大陆广褒土地上特殊的传教士精神作用的玄妙强调。久加诺夫争辩说，俄国有独特的文化使命，也有特殊的地理优势来充当全球的领导。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努苏尔丹。纳扎尔巴耶夫也提出一种更稳重实用的欧亚主义思想。纳在国内面临着人数几乎相等的土生土长的哈萨克人和俄罗斯移民之间的种族矛盾，同时也为了寻找减轻莫斯科要求政治一体化压力的方式，他提出了“欧亚联盟”这一概念，以取代面目不清和效率低下的独联体。虽然他的想法没有更为传统的欧亚主义的玄妙内容，当然也并不赋予俄国人充当欧亚领导人的特殊使命，但其思想起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地理范围与前苏联相当的欧亚大陆是一个有机整体，也必须有政治的含义。
在某种程度上，俄国地缘政治思想把“近邻外国”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安全和经济角度看，在后帝国的俄国和新独立的国家间实现某种秩序和妥协十分必要。但使大部分讨论具有一种超现实色彩的是这样一个挥之不去的观念：从某些方面来看，不管前帝国的政治“一体化”是（因为经济原因而）自动实现，还是作为俄国最终恢复所丧失的力量的结果而实现（且不用说是作为俄国特殊的欧亚或斯拉夫使命而实现），这种“一体化”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在这一方面，人们经常与欧盟作比较，但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不同点：欧盟，即使考虑到德国的特殊影响，也不是由一个在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和领土面积方面都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总和的国家主导的；欧盟也不是一个民族帝国的继承者，其获得解放的成员也不深深怀疑“一体化”就是重新被统治的代名词。即使如此，若德国像前面提到的俄国于1995年9月那样正式宣布其目的就是加强和扩大德国在欧盟的领导地位，人们也不难想象欧洲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
与欧盟作比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开放的和较发达的西欧国家已为民主的一体化作好了准备，而且大多数西欧人看到了这种一体化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西欧的那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也能从中得到大量的补贴。相反，新独立的国家则把俄国看作政治上不稳定却仍然盛气凌人、野心勃勃，并且在经济上是它们参与世界经济、获得急需的外资的障碍。
乌克兰特别强烈地反对莫斯科的“一体化”思想。乌克兰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这样的“一体化”，特别是在俄国对乌克兰独立的合法性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最终将会导致乌的民族主权的丧失。而且俄国对新独立的乌克兰国家采取的高压政策——不愿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对乌克兰在克里米亚的权利提出疑问并坚持俄国对塞瓦斯托波尔港独享治外法权的控制，使乌克兰已经觉醒的民族主义有了明确的反俄倾向。在一个新国家历史成形的关键阶段，乌克兰民族国家的自我定位因此从传统的反波兰或反罗马尼亚的方向，转为集中反对俄国提出的任何建立一个更为“一体化”的独联体或斯拉夫共同体（与俄罗斯及白俄罗斯）或欧亚联盟等建议，把这些建议都看成是俄罗斯为重建帝国的策略。
外部的支持鼓励了乌克兰维护其独立的决心。虽然开始时西方特别是美国迟迟不承认分立的乌克兰国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到90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均已成为基辅分立特性的有力支持者。1996年7月，美国防部长宣称，“我无论怎么说都不会夸大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对整个欧洲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性”；9月，德国总理虽然坚定地支持叶利钦总统，却也进一步宣称“乌克兰在欧洲的牢固地位再也不能受到任何人的挑战，谁也不能再对乌克兰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提出争议”。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把美乌关系称为“战略伙伴关系”，故意用与描述美俄关系同样的词语来描述美乌关系。
正如前面所述，没有乌克兰，以独联体或以欧亚主义为基础重建帝国都是不可行的。一个没有乌克兰的帝国最终只能是更“亚洲化”的离欧洲更遥远的俄国。而且，欧亚主义对新独立的中亚各国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很少有中亚人热心于与莫斯科结成新的联盟。乌兹别克斯坦特别坚决地支持乌克兰反对俄国把独联体提升为超国家实体，反对俄国意在加强独联体的倡议。
其他独联体国家也警惕莫斯科的意图，倾向于团结在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周围反对或躲避莫斯科要求更紧密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的压力。同时，几乎所有新独立国家的民族意识正逐步加深，更加有意识地谴责过去对莫斯科的顺从是殖民主义，努力消除其各种影响。因此，甚至在民族问题十分脆弱的哈萨克斯坦，也与其他中亚国家一道废除了西里尔字母，而用土耳其早些时候改造过的拉丁字母取而代之。实际上，到90年代中，为阻止俄国用独联体作为政治一体化的工具，由乌克兰悄悄挑头，已非正式地形成了由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时也包括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组成的集团。
乌克兰坚持有限的、以经济为主的一体化，进一步使“斯拉夫联盟”这一概念失去了实际意义。这个由一些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培育起来的，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支持下名噪一时的主张，一旦被乌克兰拒绝就自动失去了其地缘政治含义。“斯拉夫联盟”仅剩白俄罗斯一国与俄国在一起。由于哈萨克斯坦北部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可能成为该联盟的一部分，“斯拉夫联盟”还有可能使哈萨克斯坦分裂。这种可能性当然不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统治者感到放心，而只会激化反俄的民族主义倾向。在白俄罗斯，一个没有乌克兰的斯拉夫联盟只能意味着白俄罗斯被俄国兼并。这也将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不满情绪。
“近邻外国”政策的这些外部障碍，因俄国人民的情绪这个重要的内部制约而大大增强。尽管政治精英之间就俄罗斯在前帝国范围内的特殊使命大作文章，在政治上鼓噪不止，可能是由于厌倦了，也可能仅仅出于常识，俄国人对恢复帝国的任何宏伟计划几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他们赞成开放边界，开放贸易，人员自由流动以及俄语的特殊地位，但对政治一体化，特别是这个一体化牵涉到经济代价和流血牺牲时并不热心。“联盟”的解体令人遗憾，恢复令人高兴。但公众对车臣战争的反应表明，任何超出运用经济影响或政治压力的政策均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总之，“近邻外国”优先的政策在地缘政治上最大的不足，就是俄国在政治上还不够强大，还无力把其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也无足够的吸引力来吸引新的国家。俄国的压力只会使它们更多地寻求与外部的联系，首先和最重要的就是与西方的联系，但有时也会寻求发展与中国和南部重要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当俄国针对北约的扩大扬言要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时，它回避了“与谁‘’的问题，而且它还回避了更令人痛苦的回答：最多也只可能与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
新独立的国家，因为担心潜在的政治后果，对即使是最合理和急需的与俄国实行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也越来越不信任。与此同时，关于俄国所称的欧亚使命和斯拉夫不可言传的性质的思想，也只是进一步使俄国远离欧洲和整个西方而孤立起来，加深后苏联时期的危机，并延缓俄国社会按照基马尔。阿塔托克在奥斯曼帝国灭亡后在土耳其所做的那样实现急待进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因此，“近邻外国”政策没有给俄国提供地缘政治的解决方法，相反只带来了一种地缘政治的幻想。
如果与美国共同统治行不通，“近邻外国”政策又不灵，那么俄国还有什么地缘战略可选择呢？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未能实现建立一个在全球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民主俄国”的理想，这使民主派大为沮丧。“民主俄国”只成了一个口号，而与现实无缘。在不得不承认老帝国的“重新一体化”最多也仅是个遥远可能性的情况下，又使一些俄国的地缘政治家玩弄起某种针对美国在欧亚大陆霸主地位的反联盟主张。
1996年初，叶利钦总统解除了亲西方的外长科济列夫的职务，以更有经验但正统的前共产党国际问题专家，长期来一直对伊朗和中国感兴趣的叶甫根尼。普里马科夫代之。一些俄国评论家猜测，普里马科夫的倾向可能会促成一个以三个在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首要地位问题上有最大地缘政治利益的大国为核心的新的“反霸”联盟。普里马科夫上台伊始的几次出访及讲话加深了这一印象。而且现有的中国与伊朗的武器贸易关系，以及俄国愿与伊朗合作加快其获得核能源的倾向，与更紧密的政治对话和最终的结盟是完全符合的。这一结果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把世界上最主要的斯拉夫大国、世界上最好战的伊斯兰大国及世界上人口最多力量最强的亚洲大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
要搞这种反联盟，首先必须恢复中俄双边关系，并利用两国政治精英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不满。1996年初，叶利钦去了北京，签署了一项宣言，明确批评了全球性“霸权主义”倾向。这也就暗示两国将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同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回访，两国不仅重申反对“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同意加强现有的关系。俄国评论家们欢迎这一发展，并把这视为全球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个积极变化和对美国推动的北约扩大的恰当反应。有些人甚至高兴地说中俄联盟将对美国实施它应得的惩罚。
但是，只有在美国十分短视地同时对中国和伊朗采取敌视政策时，把俄国与中国及伊朗结合在一起的联盟才能搞得起来。这样的结局当然不能排除。1995－1996年，美国的所作所为看来几乎就在贯彻要同时与德黑兰和北京敌对的思想。但伊朗和中国却都不准备把战略赌注下在既不稳定又虚弱的俄国身上。两国都意识到这种联盟一旦超出了某种偶尔为之的策略协调范围，就会危及它们各自与较为先进的世界的关系，而只有这个先进世界才有能力向它们投资和提供它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俄国却没有什么可向它们提供，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反霸联盟的伙伴。
实际上，并无共同的意识形态而仅是在“反霸”情绪下结成的任何联盟基本上将只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反对第一世界的最先进部分的联盟。它的各个成员都不会有多少收获，中国尤其有失掉大量外资流入的危险。正如一位持批评态度的俄国地缘政治学者指出的，对俄国来说也是如此，“俄中联盟的幽灵……将大大增加俄国再次被西方的技术和资金拒之于门外的可能性”。阿列克赛。博加图罗夫：《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载《独立报》1996年6月18日。
不管它是由三国还是两国组成，这种联盟最终会使所有的参加者长期地孤立，共同落后。
另外，中国将在任何俄国认真努力拼凑的这类“反霸”联盟中成为老大。中国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于开拓，生气勃勃，对俄国还有某些潜在的领土要求，将必然使俄国沦为一个小伙计。而同时中国也缺乏手段（可能也缺乏真正的意愿）去帮助俄国克服其落后状态。俄国因此将成为不断扩大的欧洲和扩张主义的中国之间的缓冲区。
最后，俄国一些外交问题专家仍然企盼欧洲一体化停滞不前，包括西方内部对北约未来前景发生分歧，认为这至少也许最终会给俄国创造一些策略性机会与德国或法国拉拉关系，来破坏欧洲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系。这种观点其实毫无新意。整个冷战时期，莫斯科都在过一段时间就试图打德国牌或法国牌。不过某些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学家也不无理由地认定，欧洲事务的停滞会提供可资利用的策略机会，而对美国造成不利。
但是能够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最多也就是一些纯属策略上的机会而已。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都不可能放弃与美国的关系。虽然不能排除特别是俄国有时在一些小问题上会拉拢法国，但只有欧洲事务中出现大的动乱，欧洲统一事业和跨大西洋联系的垮台，联盟在地缘政治上才会逆转。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欧洲国家也不会谋求与迷失了方向的俄国发展真正全面的地缘政治联盟。
因此，说到底，没有一种反联盟政策是可行的选择。摆脱俄国新的地缘政治困境的出路不在于反联盟，也不在于与美国建立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幻想，更不在于在前苏联范围内建立某种政治经济上的“一体化”体系。所有的政策都回避了对俄国来说实际上唯一可行的选择。
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俄国唯一真正的地缘战略选择，亦即能使其发挥符合实际的国际作用和能使俄国得到改造自身并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佳机会的选择就是欧洲。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欧洲，而是一个横跨大西洋的、扩大的欧盟和北约的欧洲。正如本书第三章已阐述的那样，这样一个欧洲正在形成，而且这个欧洲也可能仍然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要避免在地缘政治上被危险地孤立，这就是俄国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欧洲。
对美国来说，俄国实在太虚弱了，不配成为伙伴；但如只是作为美国的病人，俄国又太强壮了。如果美国不培育出一种环境使俄国人相信与跨大西洋的欧洲越来越结成有机的联系是俄国的最好选择，俄国就更可能成为一个问题。虽然俄中、俄伊（朗）长期战略联盟尚不可能形成，但明显重要的是，美国的政策应避免使俄国偏离其所需的地缘政治抉择。因此，美国在制定与中国和伊朗关系的政策时，应尽可能把它们对俄国地缘政治分析的影响考虑在内。坚持庞大的地缘战略选择的幻想，只会延误俄国为结束其深刻危机所必须作出的历史挟择。
只有一个愿意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接受欧洲新现实的俄国，才能从横跨大陆的商业、通讯、投资、教育等广大领域的欧洲合作中获益。因此，俄国加入欧洲委员会是方向十分正确的步骤。这是新俄国与正在扩大的欧洲间进一步建立机制性联系的尝试。这也意味着俄国若要走这条路，除了最后仿效奥斯曼帝国以后的土耳其，决定放弃其帝国野心，决意走现代化、欧洲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
一个现代化的、富有的、民主的又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能给俄国带来的实惠，是任何其他选择都无法比拟的。如果俄国是一个不搞扩张的、民族的、民主的国家，欧洲和美国就不对俄国构成威胁；它们与俄国之间也不存在不稳定的具有潜在冲突危险的边界，而俄国与其以南的穆斯林国家却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领土上都界线不清，因而肯定有潜在冲突的危险。相反，对欧美来说，一个民族的和民主的俄国正是它们地缘政治上所期望的实体，是动荡复杂的欧亚大陆稳定的一个源泉。
俄国因此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如果为了得到实惠，作倾向欧、美的抉择，那么首先就要明确、公开地抛弃俄帝国的过去；第二要对扩大的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关系不表示异议。第一个要求意昧着俄国应接受在前苏联范围内已形成气候的地缘政治多元性。接受这一点，并不是排斥以过去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模式进行的经济合作，但不能对新独立国家的政治主权进行限制。原因很简单：它们不愿意受这种限制。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俄国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承认乌克兰的独立存在，承认乌克兰的边界和独特的民族特性。
第二个要求可能更难接受。不能把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真正合作关系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之上，即仅仅因为俄国不愿意就可以把那些想加入的欧洲民主国家排斥在跨大西洋共同体之外。这个共同体的扩大无需匆忙，当然也不应以反俄为主题来促其扩大。但这一扩大不能，也不应被一纸只能反映一种过时的欧洲安全关系概念的政治宣言阻挡不前。一个扩大的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可能在开头并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解决。这需要用政治意志采取一个大动作，可能还需要一个杰出的领袖有能力作出抉择，并表现出建立一个民主的、民族的、真正现代的、欧洲的俄国的远见。这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发生。克服共产主义和后帝国的困难不仅需要比后共产主义中欧的转变更长的时间，而且也需要一个有远见的、稳定的政治领导。目前俄国的基马尔。阿塔托克尚未出现。但俄国人最终将认识到俄国民族的重新定位不是投降，而是得到了解放1996年初，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出版了一篇出色的文章《帝国的消亡抑或俄国的重生》，载1996年4月26日《今日报》，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他们必须承认叶利钦1990年在基辅关于俄国将来不应成为一个帝国的讲话是完全切中要害的，而且一个真正非帝国的俄国仍将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迄今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强大国家。
不管怎么说，对“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也许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智和坚决的姿态。美国和欧洲必须提供帮助。他们不仅应让俄国与北约签订一个特殊的条约或宪章，而且也应着手与俄国一起探索建立一个远远超过松散的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OSCE）的最终横跨大陆的安全和合作体系。如果俄国国内民主体制得到巩固，并且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就不应排除俄国与北约和欧盟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应实行使俄国这一抉择的两难困境一直持续下去的政策。后苏联的新国家保持政治经济稳定，是使俄国有必要进行历史性自我重新定位的重要因素。因此，支持后苏联的新国家，在前苏联地区内实现地缘政治的多元化，必须是吸引俄国毫不含糊地作出欧洲抉择的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些国家中，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尤其重要。
独立的阿塞拜疆可以成为西方进入能源丰富的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通道。相反，阿塞拜疆被征服就意味着中亚将可能与外部世界隔绝，阿塞拜疆也就在政治上易受制于俄国要求重新实现一体化的压力。从民族的角度看，乌兹别克斯坦是人口最多、最有活力的中亚国家，也是俄国重新控制该地区的主要障碍。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对中亚其他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乌兹别克斯坦也最不容易受制于俄国的压力。
但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随着欧盟和北约扩大，乌克兰最终将有资格选择它是否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乌克兰为加强其独立地位，一旦这两个组织与其边界接壤而其内部变革又使它开始达到加入的标准，乌克兰很可能会愿意加入这两个组织。虽然这还要一段时间，但西方在进一步加强与基辅的经济和安全联系的同时，现在就开始把2005－2015年定为乌克兰逐步加入两组织的合理的时间表，以减少它担心欧洲扩大会在波乌边界上止步的担忧，为时已并不太早了。
俄国尽管抗议北约扩大，但可能到1999年会默认北约吸收几个中欧国家，因为俄国与中欧的文化和社会差距在共产主义垮台以来已扩大了许多。倒是俄国要默认乌克兰加入北约会困难得多，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承认乌克兰的命运不再与俄国的命运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乌克兰要以独立的国家生存，就必须成为中欧而不是欧亚的一部分；如果乌克兰要成为中欧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必须充分参与中欧与北约和欧盟的联系。俄国接受了这些联系将说明俄国自身也决定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俄国拒绝这样做，就等于拒绝欧洲而要保持自己孤零零的“欧亚”身份和存在。
必须记住的关键问题是：若乌克兰不属于欧洲，俄国就不能属于欧洲，但若俄国不属于欧洲，乌克兰却仍可属于欧洲。假如俄国决定把赌注押在欧洲，那么乌克兰被纳入扩大的欧洲体系最终将符合俄国自身的利益。的确，乌克兰与欧洲的关系可以成为俄国自身发展的转折点。但这也意味着确定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还需要一段时间，因为乌克兰决定倒向欧洲将使俄国在对它下一阶段历史作出决策时陷入危机——或者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欧亚的一个弃儿，既不真正属于欧洲，又不真正属于亚洲，在同它的“近邻外国”的冲突中一筹莫展。
人们希望，扩大的欧洲和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会从正式的双边关系发展到更有机的和更有凝聚力的经济、政治、安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在下个世纪头二十年中，俄国会逐步成为包括乌克兰并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地区的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国与欧洲和跨大西洋体系发生联系，甚或形成某种形式的成员关系，又将为迫切希望发展与欧洲关系的三个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敞开大门。
无法预料这个进程会有多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如果推动俄国走向这一方向的地缘政治环境已经形成，同时排除了其他诱惑，那么这个进程会发展得更快。俄国同欧洲靠拢的速度越快，欧亚大陆的黑洞就会越早由一个越来越现代化和民主的社会填补。实际上，对俄国来说，这一个抉择的两难困境已不再是作出地缘政治抉择的问题，而是面对自己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的问题。
第五章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欧洲，“巴尔干”这个词使人联想到种族冲突和大国的地区性争夺。欧亚大陆也有它的“巴尔干”，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也更大。它位于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个标出全球主要不稳定地区的长方形地理区域之内，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构成了这个巨大的长方形区域的内核，而且它在一个独特的方面有别于其外围区域：这是一个力量真空地带。在波斯湾和中东地区，虽然大多数国家也不稳定，但美国的力量是那个地区的最后裁决者。所以这个不稳定地区的外围区域是一个单一的大国霸权地区，并受这个霸权的调节。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国家的确令人想起那些更加古老而熟悉的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它们不仅政体不稳定，而且还吸引和诱使较强大的邻国的入侵，而入侵的每个大国又都决心反对任何一个其他大国主宰这个地区。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力量真空和对外界力量吸引的结合才使它们名正言顺地有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称号。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世界能源消费在未来20或30年内必然会急剧增加。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从1993年到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加50％以上，而消费增长最大的将是远东。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产生巨大压力，促进了新的能源产地的勘探和开发。中亚地区和里海盆地被认为蕴藏着大大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或北海的天然气和石油。
得到其资源并分享其潜在的财富成了各方寻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发了集团的兴趣，重新挑起历史上关于归属的争端，唤起了帝国的理想，同时也激化了国际的争夺。由于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力量真空而且内部也不稳定，局势就变得愈加变化无常。每一个国家都有严重的内部困难。所有国家的边境不是与邻国有主权争议，就是存在着种族仇恨，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陷于领土、种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冲突之中。
种族的大熔炉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九个以某种方式符合上述描述的国家，另外还有两个国家被视为潜在的候补成员。这九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它们都曾是已垮台的苏联的一部分——还有阿富汗。可能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有活力，也都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范围内积极争取地区影响，所以两者都是本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同时，两国都很容易受到内部种族冲突的打击。如果它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出现动荡，本地区的内部问题就将变得无法控制，任何抑制俄罗斯对该地区控制的努力甚至都可能变得徒劳无功。
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可以说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民族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的民族主义往往广泛而强烈，而外部冲突成了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相比之下，五个新的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国家建设阶段，仍有很强的部落和种族意识，所以内部纠纷成为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被它们的更强大的、有帝国意识的邻国所利用。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就像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镶嵌画。（表1、图19）其中各国的边界都是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各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成立时由苏联的地图绘制员们主观划定的（阿富汗由于从来就不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例外）。它们的边界主要是以种族为标准划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意图，那就是保持俄罗斯帝国南部地区内部的分裂以使其更加俯首帖耳。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人口统计数据（表1）
/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百万，95年）
21.3 3.6 7.8 5.7 17.4 4.8 6.2 4.1 23.1预期寿命45.4 72.4 71.1 73.1 68.3 68.1 69.0 65.4 68.8种族划分（95年估计数）
普什图 38%亚美尼亚 93%阿塞拜疆 90%格鲁吉亚 70.1%哈萨克 41.9%吉尔吉斯 52.4%塔吉克 64.9%土库曼 73.3%乌兹别克 71.4%塔吉克 25%阿塞拜疆 3%达吉斯坦 3.2%亚美尼亚 8.1%俄罗斯 37%俄罗斯 21.5%乌兹别克 25%俄罗斯 9.8%俄罗斯 8.3%哈扎拉 19%俄罗斯 2%俄罗斯 2.5%俄罗斯 6.3%乌克兰 5.2%乌兹别克 12.9%俄罗斯 3.5%乌兹别克 9%塔吉克 4.7%乌兹别克 6%其它2%亚美尼亚 2.3%阿塞拜疆 5.7%日耳曼 4.7%乌克兰 2.5%其它6%哈萨克 2%哈萨克 4.1% -其它2%奥塞梯 3%乌兹别克 2.1%日耳曼 2.4% -其它5.9%鞑靼 2.4% -阿布哈兹 1.8%鞑靼 2%其它8.3% -卡拉卡尔帕克 2.1% -其它5%其它7% -其它7%国内生产总值（10亿美元）购买力平价：1994年摘自世界银行对1992年的估计。
无数据8.1 13.8 6.0 55.2 8.4 8.5 13.1 54.5主要出口产品小麦黄金石油柑橘石油羊毛棉花天然气棉花牲畜铝天然气茶叶黑色及有色金属化学品铝棉花土库曼斯坦是世界第十大棉花成产国，它的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五位，其石油储量也很丰富。
黄金水果运输设备化学品葡萄酒化学品棉花水果石油产品天然气地毯电力设备油田设备机械谷物黑色及有色金属植物油电力化肥羊毛-纺织品黑色金属羊毛鞋类纺织品黑色金属宝石-棉花-肉类机械-地毯纺织品-煤烟草-食品所以，莫斯科拒绝了中亚民族主义者建议的把中亚各个民族（其中大多尚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称为“土耳其斯坦”——的方案，而宁愿建立五个单独的“共和国”。它们都有自己的新的名称和犬牙交错的边界。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克里姆林宫放弃了建立单一的高加索联邦的计划。所以，在苏联瓦解以后，无论是三个高加索国家还是五个中亚国家对它们的新独立地位和必要的地区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高加索地区，人口不到400万的亚美尼亚和有800多万人口的阿塞拜疆很快就陷入一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公开战争。纳－卡地区在阿塞拜疆境内，但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冲突引起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成千上万的难民和被驱逐的居民双向逃亡。鉴于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这场战争还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两个国家更难巩固自身的稳定和独立。亚美尼亚被迫更加依赖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俄罗斯，而阿塞拜疆取得的独立地位和内部稳定则因失去了纳－卡而大受损害。
阿塞拜疆的脆弱性对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的位置使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支轴。它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油气管道从这里通向在种族上与它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支持它的土耳其。独立的、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使俄罗斯不能独霸进入该地区的通道，这样也就剥夺了俄国对中亚国家政策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阿塞拜疆极易受到来自北方强大的俄罗斯和南方伊朗的压力。在伊朗西北部生活着人数两倍于阿本土的阿塞拜疆人——有人估算为2千万。这一现实使伊朗担心它的阿塞拜疆人中间的潜在分离主义倾向，于是就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态，虽然两国都信奉伊斯兰教。结果是，阿塞拜疆同时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压力，限制其与西方的交往。
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种族非常单一的情况不同的是，格鲁吉亚600万人口中约有30％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小的群体在组织和特性上还有相当程度的部落特点，而且一直对格鲁吉亚人的统治非常反感；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就借格鲁吉亚内部政治争斗之机试图分离出去。俄罗斯对此暗中支持，以便压格鲁吉亚向俄国让步而留在独联体之内（格鲁吉亚起初曾想完全摆脱独联体），并且使格鲁吉亚同意俄国在其土地上保持军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向该地区的渗透。
在中亚，内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势不稳定的更重要原因。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有四个是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波斯语系，而不属前苏联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图以及波斯等种族的大杂烩。这六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相反，不同的种族构成却使它们很易受内外冲突的打击。这些冲突积累起来又往往吸引更为强大的邻国的入侵。
在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最重要的两个。哈萨克斯坦是本地区的屏障，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本地区多样化的民族觉醒的灵魂。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和地理位置保护了其他国家免于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实际压力，因为只有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接壤。然而，在它的1800万人口中有约35％的俄罗斯人（全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在逐渐下降），另外还有20％也是非哈萨克人。这种情况就使新的哈萨克族统治者更难以在民族和语言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统治者自己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但他们却只代表了全国大约一半的人口。
在这个新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自然对哈萨克领导充满忿恨，他们作为过去的殖民统治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地位比较优越，所以害伯失去特权。而且，他们往往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文化上的鄙视看待新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哈东北和西北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如果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就会面对领土被肢解的危险。同时，有几十万的哈萨克人居住在哈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北部，而哈萨克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与他们争夺中亚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
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虽然在面积上和自然资源上都逊于哈萨克斯坦，但它有更多人口（将近2500万），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人口构成远比哈萨克斯坦单一。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更高，而且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逐渐迁离，不久其人口的75％将是乌兹别克人，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留下来，主要居住在首都塔什干。
另外，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新国家说成是中世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336－1404年）的直接继承国。曾是帖木儿帝国首都的撤马尔罕成了本地区著名的宗教、天文学和艺术的研究中心。这一联系给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注入了比其邻国更深的历史继承感和地区使命感。一些乌兹别克领导人的确认为乌是一个单一的中亚实体的国家核心，并认为塔什干应成为这一实体的首都。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已经越来越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观素质，并决心不论国内有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再回到殖民地状态。他们的这种意识比任何其他中亚国家都更加强烈。
这种情况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培育一种后种族的（POST－ETHNIC）现代民族主义的领袖，同时也使其邻国对其感到某种不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在国家建设和主张促进地区自给自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但这个国家相对更大的民族同一性和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其与相邻的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的统治者担心乌兹别克的地区领导地位会演变为对地区的统治。这种担心制约了新的主权国家之间地区合作的发展——俄罗斯本来就不鼓励这种合作——也使这个地区的脆弱性永久化。
然而，与其他国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完全没有种族矛盾。乌南方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撤马尔罕和布哈拉周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塔吉克人。他们对莫斯科划定的边界仍然十分不满。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重地费尔干纳谷地（这里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流血的种族冲突）有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必说在阿富汗北部还居住着乌兹别克人，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下倔起的其他三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只有土库曼斯坦在种族上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土450万人口中大约有75％是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各占不到10％。土库曼斯坦受天然屏障保护的地理位置使它离俄罗斯相对遥远，而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却在地缘政治上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关系。一旦通向这个地区的管道建设起来，土库曼斯坦真正巨大的天然气蕴藏就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展现出一个繁荣的未来，吉尔吉斯斯坦的500万人口则复杂得多。吉尔吉斯人占总人口约55％。乌兹别克人大约占13％。俄罗斯人最近从20％以上降至略高于15％。独立前，俄罗斯人是该国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阶层的主要部分，而他们的离去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损害。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富于矿产资源，而且因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一些人把这个国家称为中亚的瑞士（从而成为一个潜在的新的旅游胜地），但它夹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中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独立地位严重地取决于哈萨克斯坦成功地保持自身独立的程度。
塔吉克斯坦在种族上仅比吉尔吉斯斯坦略为单一。在其650万人口中，塔吉克人不到三分之二，占25％多一些的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对他们有一些敌意），仍留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只占大约3％。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也以部落为单位相互尖锐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现代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政治精英之中。结果是，独立不仅带来了国内的争斗，而且给俄罗斯继续在这个国家驻扎军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由于大量塔吉克人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的种族形势就更加复杂。实际上，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几乎与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一样多，这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又一个因素。
阿富汗虽然不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其目前的混乱状况同样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由于苏联的占领和长时间的抗苏游击战争使阿富汗四分五裂，其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反对俄罗斯占领者的圣战已使宗教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方面，在本已非常尖锐的政治分歧中又注入了教义的狂热。所以阿富汗不仅必须被看作是中亚种族难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政治上更完全是欧亚大陆巴尔干的一部分。
虽然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的人口主要都是穆斯林，它们的政治精英大多仍然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非宗教的。这些国家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然而，随着他们的人口从主要站在传统的宗族和部落立场上转而表现出更加现代的民族自觉，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可能会不断加强。实际上，伊斯兰的复兴已经不仅得到伊朗而且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部支持，很可能成为不断蔓延的各种新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决心反对俄罗斯控制下的因而也是异教徒控制下的——任何形式的重新一体化。
诚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他们大约有2000万人，比留在独立的中亚国家受外国人统治而没被感染的俄罗斯人（大约950万）多一倍以上。这样，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约占到俄国人口的13％。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在要求维护自己独特宗教和政治特性的权利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即使这种要求不像在车臣那样以要求实现完全独立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将加重俄罗斯由于最近一次帝国式的卷入和在新独立国家中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存在而在中亚面临的困境。
使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更加不稳定并使局势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都在本地区有帝国、文化、宗教和经济利益的两个相邻的主要民族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本身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就变化无常而且内部也蕴含着脆弱性。如果这两个国家出现不稳定，很可能整个地区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使正在发生的种族和领土冲突失去控制，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将被严重破坏。所以，土耳其和伊朗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它们本身的国内局势对本地区的命运有关键的重要性。两者都是中等大小的强国，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然而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地缘政治取向甚至其民族的凝聚力都仍然是不确定的。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轴心。自从基马尔主义革命以来，它们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使土耳其的地区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而且，土耳其本身也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民族冲突的牺牲品。尽管其大约6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其中约80％属突厥语系（也包括切尔卡西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等不同人种），然而多达20％或许更多的是库尔德人。集中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已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由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发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土耳其内部发生的任何涉及这个国家总体方向的紧张局势都无疑会鼓励库尔德人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以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
伊朗的未来取向更是问题很多。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的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革命可能正进入其“热月”阶段，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一方面，无神论苏联的崩溃为伊朗北方新独立的邻国改变宗教信仰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由于伊朗担心阿塞拜疆新取得的独立会对其内聚力产生影响，这种态度更加坚定。
这种担心来自伊朗面对种族矛盾时的脆弱性。这个国家6500万（与土耳其人口数量相似）人口中，只有略高于一半的人是波斯人。大约四分之一是阿塞拜疆人，其余的人口包括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和其他部族。除了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外，其他的种族都没有能力威胁伊朗的国家完整，特别是由于在波斯人中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甚至帝国的意识。然而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特别是一旦伊朗政治中发生新的政治危机，就更加如此。
而且，有两个事实对伊朗的库尔德人以及所有其他少数民族发生感染作用，一是目前本地区已存在着几个新独立的“斯坦”，二是连100万车臣人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很可能愈发坚定地忠于建立一个更大的阿塞拜疆的理想。这样德黑兰政治的不稳定和分裂状态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
多重竞赛传统的欧洲巴尔干牵涉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三者间面对面的争夺。还有三个间接的参与者，它们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会因某一个主角的胜利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德国惧怕俄罗斯的强大，法国反对奥匈帝国，英国则更希望由一个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愿看到其他两个主要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巴尔干。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些大国成功地遏制了巴尔干的冲突且并未损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年，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给所有各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展开直接争夺的同样有三个相邻大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尽管中国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主要角色。比较远距离地参与竞争的还有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遥远的美国。三个主要的最直接的竞争者都不仅受到未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也都受到很强的历史推动力的驱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某个时期是本地区政治或文化上的主导国家。每一个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其他几个。虽然它们之间发生迎头相撞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们在外部争斗的影响积累起来会给本地区造成混乱。
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敌视态度近乎过分。俄罗斯的媒体将土耳其人描述成一心想控制这个地区并煽动当地力量反对俄罗斯（车臣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的阴谋家，并认为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与土耳其实际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威胁。土耳其人则针锋相对，认为自己担当的是解放者的角色，目的是把教友们从俄罗斯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波斯人）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的竞争者，这种竞争近年来又重新抬头，土耳其树立了一种现代的和世俗的形象，以取代伊朗观念下的伊斯兰社会。
虽然可以说这三者至少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情况则是：莫斯科的野心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对其帝国统治相对来说还记忆犹新，在这个地区还有几百万俄罗斯人，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渴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声明已经表明，它将整个前苏联空间看作是克里姆林宫有特殊地缘战略利益的区域，并且认为应当把任何外来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排除出这一地区。
相比之下，虽然土耳其获得地区影响的愿望带有一些尽管是更加陈旧的、过去的帝国的影子（奥斯曼帝国的额峰是在1590年征服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时候，虽然当时其版图并不包括中亚），这种愿望似更深地植根于与本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图20）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认同感。鉴于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更为有限，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势力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
伊朗的意图就更加含糊，但从长远看对俄罗斯的野心同样构成威胁。波斯帝国是一个更加遥远的记忆。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它的领土曾包括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高加索国家以及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虽然伊朗目前的地缘政治抱负没有土耳其那样大，主要着眼于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但本地区的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在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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