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祈祷会之后，整个城靠船只、火车、巴士、黄包车、手推车展开疏散，有些朋友告诉我们，看到分发汽油和棉花油给区长，以便放火。谣言很多……
11月11日：城里50万居民只剩一小部分留下不走。我是（教会里）唯一留下的医生……
（11月12日）：诡异的沉寂……全城人跡杳然……
11月12日当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获报告，日本骑兵距省城不到20英里，他下令全城撤退。军医院的中国医生们说，在官方派出交通工具将他们的伤患撤走之前，他们不走。次日清晨，葛林和留下来的同僚——他是唯一的医生——被街上嘈杂喧闹声吵醒，只见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那是中国军警放的火。传教士、护士、学生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恳求士兵别放火烧他们的建筑物。葛林回忆说：“一连两天两夜，火烧个不停，浓烟罩顶，咨意破坏。”在湘雅医院避难的其他传教士也说，他们看到城里的军医院陷入火海，伤患爬窗、夺门逃命。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45英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①。11月14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齢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11月16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1932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透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②
① 1949年初投共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1985年在大陆出版回忆录，声称蒋介石惊慌下，下令长沙焚城。蒋刚弃守工业重地武汉，他当时下令摧毁重要设施，但没有要火烧全城。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39，引用张治中的回忆录。
② Ruth Altman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Hamden, Conn.: Archon, 1977), pp.111-115.
上海、南京、徐州和武汉相继伦陷，并没像西方国家和日本所预期的导致中国政府投降或垮台。蒋介石所领导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成绩有限，陷入长达7年的僵持局面。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整个东北、大部分的内蒙古、全部的华北、直抵西安的大西北之东半部、到达武汉的长江流域、往南直抵温州的沿海各省、以及更南边的若干大港口如厦门、广州，占地不可谓不广；3/4广大的农村地区、近2/3的人口，却仍在国民政府掌握——这就是自由中国①。
① Werner Gruhl,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II, 1931-1945 (Edison, N.J.: Trans-action, 2007), p.35.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宣称他第一阶段的策略已可功成身退。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他说，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战技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在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时，也可发动反攻①。蒋在日记中写下：“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中国现在的战略：“则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②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p.40-4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 and 11, 1938, box 40, folder 1.
接下来的7年里，蒋虽非一直是、却大体上遵循此一战术。同时，他也对任何反攻作战定下严格的要求。他曾说，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军常用3个师的兵力和日本一个师团交战，“若就全局而言，我军几以八师或十余师人数与敌军一师对战，然若不能战胜敌军者，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此我军不敢攻势之误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0, 1938, box 40, folder 1.
二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闷热，10月至4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1938年11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阶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茅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①。
① Robert Payn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right and Talley, 1969), pp.233-234.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10间房间，名为“黄山”①。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8年，蒋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总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也流失了大约90％的工业基础和80％的军火工业。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突然之间全没了。印刷机虽然伟存，不过还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然而并未以天文数字般地速度窜升②。
① 同上注，p.235。
② “有关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子文之争文电一组”，《民国档案》2，no.52(1998)：154。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界，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①。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引发蒋氏避免与入侵者奋战的指控。此外，蒋介石某种程度上好像都势必得坚定立场。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7-8.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基础就受到重创。1936年底前 他好不容易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比起中央军，他们能更快速地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大体上已失去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其征兵方式越来越扰民，各个村镇被订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1937年至1945年，有1400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0.4％；相形之下，日本是1.3％，苏联为3％。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都在同一单位久任或永久派驻，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①。
① 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 in A Militaary History of Chia, ed. David Graff and Robin Hiph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pp.201-202.
武汉在1938年10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4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1939年1月6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
在组织占领区正规、游击军与建立地下行政体系的表现上，中共都比国民党有效率，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1937年的4万人，暴增至1940年80万人左右①。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共军堵在指定地区之内。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61.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其他领土，蒋介石晓得他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之战的国际动态将发生变化。全球姑息主义浪潮正快速消退中。5月时，蒋就告诉伦敦应该尽快与莫斯科签署军事联合阵线，不然，苏联的缔约对象就是德国。这个分析当时并不为邱吉尔、罗斯福与多数观察家所注意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9, 1939, box 40, folder 8.
日本依然对跟德国正式结盟态度保留，因为如此将形同与西方、苏联为敌。蒋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盟，就会使日、苏对敌成为定局，也会让华府看清即将爆发的欧战和已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两者息息相关。3月16日，蒋派宋美龄以医治牙病名义前往香港，去见日本的温和派人士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蒋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全面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萱野和小川建议以蒋承诺攻打共产党做为交换；宋美龄表示可以此为基础达成秘密协定。但是，蒋不接受这个构想，东京方面也无意放弃它在中国打下的天下，包括满洲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415-420。
1939年春天，日本发动另一波震撼攻势，以压制顽强的中国人。冬天和早春的浓云密雾终于散去，数百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已经挤了上百万人的重庆上空。中国根本没什么防空高射炮，因此日机如入无人之境、咨意轰炸。燃烧弹和炸弹摧毁散布在蜿蜒街道上的许多办公大楼和商业大楼；政府官署和外国使馆疏散到重庆北郊①。蒋氏夫妇和部属不时躲在寓邸后方的防空洞里。她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描述某次空袭后的景象：“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挖出的烧焦尸块。现在，亲朋好友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挖着……请竭尽所能让你的国人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死亡与浩劫，用的是美国的汽油、燃料与物料。”②
①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pp.233-234.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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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1939年在重庆大轰炸
蒋氏夫妇在重庆经常生病，但尽管压力极大，他们露面时看来相当不错。蒋维持相当自然健康的气色，只有少许皱纹。他保持俭朴的习惯，做运动、沉思和祈祷。在庭院散步时，他经常自言自语，却不喜欢别人有这个习惯①。他在早晨和夫人独处，然后她又回房间睡觉。夜里，他写完日记、祈祷，才就寝。白天，他和阁员、高阶将领开会、研读地图、批阅外交电文和情资报告，并不断口述命令和电报。他在开会前掌握资料，因此对议题相当深入，使外国访宾印象深刻。现在的他比过去更能授权下去，但仍紧紧抓住重大问题——当然有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也不放手。
①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p.236.
有一天，蒋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中国古时候“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①。然而’现实上，蒋仍然相信基于战术、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的考量，他的部队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守势作战，甚至偶尔对日军反攻——大部分是趁敌军从有限作战撤退时予以进击。保住华南大部分领土（这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粮仓），使它不落入日本控制，是持久抗战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让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看到重庆领导人坚定不移地与日寇进行生死决斗，也十分重要。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 1939, box 40, folder 7.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抗战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防疫隔离”，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①。7月间，蒋氏和中国接到开战以来，从国外来的最重要鼓励。罗斯福通知东京：美国预备废止1911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氏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在法、英逐渐淡出亚洲之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已日益上升。蒋在日记中写下：“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②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7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5, 1939, box 40, folder 9.
1939年8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文情并茂的报告，反映他个人全力支持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他指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共之间已出现困难和危机，但如果处置得宜，不仅可以巩固团结还能加强战力。他解释说，蒋的做法就是与苏联结盟，与中共则是结盟、斗争和同化兼有。周恩来总结他和蒋多次长谈的印象，指出蒋虽然不明白中共的阶级基础和进步性，但他“隐约承认（中共）它的组织技巧、实质斗争、克服万难的能力、坚持不懈、主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兼顾到双方的说法：“（国共）两党都怕被推翻，有疑虑、心胸不开阔。”甚且，两党“落后的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人利用来挑衅、制造分裂”。他说：“中共应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当他遇上困难时，协助他，当他不公正时，摒弃他。”“固然不应对他期望太高，但也不表示他的态度不能改变。”他建议政治局，八路军不应进入山东省，也不要进入淮河平原。毛泽东一定会想，究竟周恩来认为中共党内谁是“落后的积极分子”？①
① 周后来将这份报告摘要呈报共产国际。Abstract of Zhou Enlai's Report to the CCP Politburo,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s 146-196.
蒋、周之间的关系一向客客气气、相互敬重，现在变得多了些关心。周恩来写完报告后不久，即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断了。在毛泽东总部当医生的美国人马海德（George Hatem）认为周需要到莫斯科诊治。蒋派他的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新疆省会迪化，再转搭苏联飞机前往俄京①。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170.
8月22日，在全球冲突之势已相当明显之际，莫斯科和柏林却做出石破天惊地宣布，表示他们已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大感意外，日本人则大吃一惊。一下子，反共产国际公约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民主的同盟。日本陆军先成立傀儡政府掌控中国，再与德国结盟、瓜分苏联的构想，转眼间成泡影。同时，日本陆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诺门坎和苏军发生冲突，折损一个师的兵力，更让皇军想在西伯利亚以西地带建立日本帝国的野心，为之粉碎。但是，局势逆转却给日本海军及内阁中的支持者带来机会。希特勒预备与英、法而不是俄国开战，导致这两个民主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领土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①。
① Edwin P.Hoyt（霍伊特），Japan's War: The Great Pacific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6), p.187.
1939年9月1日，德军攻入波兰；9月17日，苏联援引德苏条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波兰东部。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此之前，狂热支持统一阵线，主张誓死抵抗法西斯，这时却突然大转向，称颂起德苏条约。毛泽东也欢迎此一条约，声称它“加强全体人类赢得自由的信心”①。
① Lyman P.Van Slyke（范力沛），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12.
斯大林告诉蒋介石，德苏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宣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的“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他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①。可是，私底下，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事务的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订定密约的可能，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他欢迎有可能让中国目前唯一的盟友——意识形态上敌对的苏联，换成反共、更富有、更强大（不过目前仍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②。蒋在日记写下：“我国对欧战政策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构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③他晓得自己必须在外交上“唯有紧握机会，恃其在我。所谓以至不变御制变者。对德外交，与对俄外交，积极运用之研究”④。
① “蒋介石手书斯大林函”，1939年8月26日，《民国档案》3，no.45(1996): 63-6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e 25, 1939, box 40, folder 11.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5, 12, and 30, 1939, box 40, folder 12.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 and 26, 1939, box 40, folder 11.
1939年初，美国医生葛林来到上海，和住在公共租界的家人短暂相聚。透过捐款，他弄到一辆新卡车、五吨医药品和68箱食品。他先把卡车和物品交船运到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宁波，然后展开1000英里的旅程回到长沙的医院。跟他一起挤在卡车里的还有两位天主教修女、一名上了年岁的传教士、一名美国志工医生、两名逃出德国的犹太医生。葛林走在挤满难民的路上，有时候更在日军防线后方10英里处，但竟仍平安回到长沙——只打翻一罐阿斯匹灵！他发现长沙已几近空城。去年秋天南昌沦陷后，长沙预期日军会再度来犯，政府炸毁残存的楼房建筑，卸走铁轨、枕木。可是湘雅医院照常开门，挤满伤患。葛林一天要动28次手术！①
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p.122-126.
但是一直要到9月，日本11军长官冈村宁次才向长沙挺进。蒋介石命令长沙守将薛岳与士卒坚守阵地、共存亡，但是也说明他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向长沙，然后发动“大突袭”①。第九战区（湖南包括在内）司令长官陈诚已在日军3万名部队的侧翼部署了36.5万名大军。9月27日，中方运用高明的战术动作（包括时机拿捏得宜的人海攻势）攻击日军②。日军伤亡惨重，但突围成功、退回武汉。长沙大捷消息传出，中国士气大振；当然，中国人的英勇、日本人的伤亡，再次遭到夸大渲染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8 and 25, 1939, box 40, folder 7.
②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38.
③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43.
战争进行到这时候，日军阵亡或重伤的士兵已逾50万人，日本皇军参谋本部早已选定了策略：巩固控制区域，区域外则采惩罚性出征。至于蒋介石方面，其策略基本上采守势，但又不全然如此。1939年冬天，他就下令8个战区发动全面冬季攻势。根据日本方面的纪录，这一场攻势中方45万名部队在1340次交战当中，发动960次进攻①。基本上，这次反攻是失败的，有些中方前敌指挥官只是虚应故事②。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悬殊的实力。经过两年半的鏖战，中国政府的军火工业几乎已夷然不存，这个缺点比起从前更加糟糕。
①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04.
② Frank Dorn,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1 (New York: Macmillan, 1974), pp.304-322. 窦恩是史迪威在中国4年的主要助手，他和史在1939年9月结束在华任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位研究抗战史的学者2004年撰文说：“国民政府加强剿共行动之际，并未降低抗日侵略的动作。国民党在敌前和敌后战场都很活跃。”从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到1941年12月7日，中国部队伤亡高达130万人①。1940年1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提到，中国有百万以上的士兵阵亡或受伤（显然是指到1939年8月为止）。他说，在这个数字当中，八路军伤亡仅有3万人、新四军则为1000人。换句话说，抗战打了两年多，依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共产党在整个伤亡人数中只占3％②。周小心地向斯大林保证，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承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权力机关和军队的关键地位”③。但是中共纪录也明显指出，毛泽东实际的政策也只是假装这些是他的基本目标。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p.46-49.
② Dali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15, 120.
③ 同上注，pp.116-117。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此处所引用文件之真实性。
周恩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也声称，蒋介石的政府“团结全国所有势力”，执行“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解放战争”。他说：“军官团不问其阶级出身如何，都展现出决心、勇气和无私……在战争中几乎全无阵前逃亡的情形。”①周和毛想让斯大林知道，国共两党是多么努力抗日，但是他们提到的伤亡数字很可能正确无误；低报他们自己的伤亡、夸大政府的损失，对他们并没好处。如同周恩来的说法，他们可能也了解，大多数的国民党军官团事实上英勇作战、伤亡惨重。
① 同上注，pp.115, 116。
三
武汉沦陷后，汪精卫更使劲要推翻蒋介石，重启和东京的秘密接触。他也直接促请蒋改变抗日及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蒋一再拒绝，汪遂潜往河内，后来在河内公开接受近卫首相之邀，加入日本的“亚洲新秩序”。蒋气炸了。1939年2月，他派员携私函到河内见汪，劝他再到欧洲度假；汪不肯，蒋遂派特务前往暗杀汪，不料却误杀汪的亲信曾仲鸣。1940年1月，汪精卫在日本人保护下，于南京成立傀儡政府①。
① Eastman（易劳逸），"Relations," pp.6-9. 关于刺杀汪精卫的详情，Frederic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p.33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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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竞争的汪精卫，共有三次另立政府，企图分庭抗礼
汪另立中央的主要理由就是，继续打下去只会扩张苏联的影响力，导致中国赤化。蒋在演讲和日记都对此有所回应，认为汪精卫通敌只是实现日本的美梦，利用中国广大资源和人口，以遂其在亚洲的帝国野心①。希特勒在欧洲势如破竹更加刺激此一幻觉，导致日本搁置在中国发起新攻势的计划，以便加速实现新的宏大战略——向东南亚及太平洋扩张。随着日军攻占广州，与纳粹合作的法国维琪政府又接管中南半岛，进入中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从苏联的陆、空路线（但幅度达2000英里），以及新建的滇缅公路。蒋在1938年一声令下，20万名劳工和工程师在没有太多重型机具协助下，两年内就兴建完成这条公路，从昆明直通缅甸腊戍（Lashio）的缅甸铁路终点站。
① 1940年8月21日提及蒋在1940年1月24日的一场演讲，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p.1616-1617。
1940年初蒋再次注意到，中共的威胁比起汉奸更加恶毒①。事实上，中共党员和兵力的大肆成长，给它本身带来极大的财务困难。它不仅需要管理上的投注和技巧，也需要大量财力及其他资源，如武器、谷物、金元、银元或美元。周恩来1940年1月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长篇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现在兵力约26.1万人，新四军约3万人。中共党员亦激增为49.8万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0, 1939, box 40, folder 15.
②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19-121.
讽刺的是，重庆政府本身仍未得到外国的财务或经济援助，却每个月继续补助中共武装部队11万美元。虽然蒋认为毛泽东没有意愿遵守对统一战线的承诺，他显然却自认有必要继续提供中共此一财务支援，以便向斯大林和中国人民展现他遵守统一战线的协议。重庆给的钱约为共产党预算的18％。换句话说，中共仅需要透过“地方政府机关”、极可能是传统的土地税，自筹40％的军事与其他费用支出。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提供的补助，中共可以在其地盘维持相对稳定的货币。在中共1940年的预算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小项目，列出它以每月2万美元经费补助五家（表面上是独立的）日报①。
① 同上注，pp.123-125。
1940年4月，德国重型坦克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攻进比利时和法国。英国远征军仓皇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军回国，法国在一个月之内溃败投降。伦敦方面，邱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首相。美国国会通过征兵法案，罗斯福政府立场趋向中国、与日本对抗。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后不久，蒋介石曾写下，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①。罗斯福总统也明白其中的关联。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 1939, box 40, folder 12.
周恩来臂伤痊癒，于3月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这一次搭乘的可能是苏联飞机。周恩来留下一份档案（关于蒋介石信赖的人士之资料），内容客观、不任意下判断，也吻合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蒋氏动向的乐观报告①。周带了一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回到延安，此一决议让中共中央有更大空间自己做决定。斯大林依然相信，毛泽东坚守他和共产国际目前在中国的优先政策——支持蒋委员长领导统一战线抗日。毛却把此一决议解读为，就扩张势力到国民党地区和敌后地区而言，中共还有更积极努力的空间。1940年4月，毛给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一封信，强调“发展的方针”“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毛泽东下令共军自主独立地扩张和建立新基地②。
① 档案在RGASPI，Comintern Executive Archival Collection no.495, inventory 225, file 77.
② Mao（毛泽东），Selected Works, vol.2, pp.204-210.
结果就是重庆接到更多报告，指控中共涉嫌或实际攻击政府军且有其他的“非法行动”。1940年春天，何应钦和蒋多次针对这些事件“严重警告”周恩来。即使如此，八路军部分单位仍在6月渡河到黄河南岸。此外，项英领导的新四军跑到长江北岸活动，也已有一段时候，因为江北更易征集新兵、更适合游击队活动。两项行动都已明白违反中共原先接受的对其部队部署之限制。
7月间，重庆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无疑受到蒋的指示，提议所有共军部队，包含新四军和八路军，都集中到1938年之前黄河河道的北边。在周恩来面前，蒋把这说成是避免“不同战区之间内斗”的计划，然后以命令的口吻表示他“真诚”希望共产党会“绝对服从”①。据韩素音的说法，周支持这个计划②。如果此说为真（后来的事件也证实此言不假），这乃是蒋介石和周恩来通力合作，维持统一战线的另一显著例证。周恩来可能已经看出，蒋愿意放弃黄河旧河道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北平、天津、与满洲国接壤的所有地区，以及与外蒙古接壤的过半地区。这个让步实质上可使中共控制地区和苏联接壤。然而毛泽东拒绝接受，因为他不只希望在黄河以南继续活动，也希望到长江以南发展。
① 蒋在日记中只说他和周恩来会面，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7, 1940, box 40, folder 23. 后来的记事才讲清楚谈话的性质。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周恩来和毛的歧异也充分表现在1940年8月3日他写给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信中。周写说，看不出来蒋有向日本投降的迹象。周又说，国军需要得到苏联更多的军事援助，尤其是飞机。此外他还说，蒋考虑派宋子文到莫斯科交涉，也要周参加这个代表团。周急迫请示斯大林，询问他是否应参加。周在这封信里没有批评蒋，对于中央军此时正在骚扰或攻击新四军及其他共军部队，毛泽东迭有抱怨，但周并没有附和。周反而说，政府军这种攻击的危险已经过了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20.
毛泽东兵力有非常亮眼的成长，这使他首次背离过去以有限游击战对付日本的铁令；此一规定旨在避免激恼日军的惩罚性攻击。1940年秋天，他批准出动104团兵力协同作战，攻打山西、河北境内日本人控制下的铁路、公路、煤矿和其他基础建设。这波攻势摧毁数百英里的铁轨、炸毁桥梁、破坏其他防务薄弱的设施，但是到了9月底，八路军人员伤亡约2.2万人，而日军的损失估计只有3、4000人。日军投入大量援军，展开“扫荡战”，收复全部失土。日军到处设置防御性强的碉堡、壕沟，并制定“杀光、烧光、毁光”的三光策略——意即杀光所有的中国人、小孩也杀无赦；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农村，凡找到牲口家禽，统统杀光；所有的建筑物一律烧光；所有的作物、水坝、水井、运河，全部毁光。日本人还设立“受保护村庄”系统——肯合作的村民集中居住，他们的作物不会被没收、壮丁不会被拉伕、居民不会被滥杀。不消几个月，共产党占领区人口从4400百万人剧降至2500百万人①。毛泽东此后再也没有对日本人发动大攻势。
① William W.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71 (New York: Praeger, 1973), pp.70-74; Dreyer, China at War, p.253.
如蒋介石所预见，1939年9月法西斯的反共公约寿终正寝后，东京当局想方设法要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民主的极权主义国家集团。东京希望此一发展以及它本身和俄国的修好，会促使莫斯科终止对华援助。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者惊讶地发现，不仅把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搁到一旁很容易，全球新秩序也不难变成德苏瓜分欧洲、日本独霸亚洲的概念。日本9月27日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三国公约之后，蒋告诉他的高阶将领，这个所谓的“轴心公约”将使局势被迫走向他自1934年即预测的：日本人往南扩张。这势必会使皇军与美、英、法发生冲突。日军已经跨过北越边界，法国维琪政府很快就投降。但是，日本果如蒋之观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结盟，甚至和苏联间接掛上钩，然而日本此举不啻是在太平洋树下强敌，使它们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的盟国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9, 1940, box 40, folder 25.
在不确定的局势中，为了增强中国对美、英的杠杆力道，蒋又恢复非正式向东京试探和平的动作。日本因而对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政府，迟迟没有承认。这下子，罗斯福开始认真思考他究竟应该如何支持中国继续抗战。10月间，蒋告诉华府中国现在比较不担心日本的侵略，反倒担心中国“全国经济和社会可能崩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坐大”，“如果它成长到令人忧虑，将对远东亚洲、甚至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冲击。”这是蒋第一次玩弄“美国若做或不做某件事，中国恐会崩溃”的威胁把戏——这个策略以后一直玩了30年。他警告说，除非从美方得到大量援助，包括500至1000架飞机、志愿飞行员，否则中国政府无法继续抗日。但他的结语是，“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发展”，中国将追随美国的领导①。11月30日，东京承认汪精卫政府的同一天，华府通过给予中国1亿美元的信用融资。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China's Experience," pp.40-4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6。
十月间，新四军和八路军某部在江苏北部会合。根据国民政府的报告，他们攻击中央政府的89军，杀害、俘虏数千名官兵。接下来，国共双方为究竟怎么一回事相互攻讦、指责。但是，不论此一事件真相如何，这是新四军未经军事委员会许可，跨区跑到长江以北的山东、江苏两省活动的又一事例。10月19日，蒋授权参谋总长何应钦通知朱德，新四军领导人必须在11月底以前，把所有部队，包括仍滞留在长江以南指定地区的单位，全部移动到黄河旧河道以北①。蒋实质上是设法把他和周恩来7月间已谈妥、并经军事委员会发令的计划，付诸实现——即使此计划已遭毛泽东否决。
① 蒋介石1940年10月19日给何应钦的指示，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637；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泽东给共产国际的密电明白提到，蒋介石要求中共所有武装部队退到黄河以北地区——换句话说，完全退出江苏，及大部分的山东。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25-134; Gregory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ointing Fingers in the Wake of a Disaster, South Anhui, Janyary 1941," East Asian History(1992): 131-134.
为遵守其接受军事委员会调动部队之承诺，毛对于蒋要求他撤退的回覆是原则上同意，且旋即以无线电通知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率领在安徽的部队渡江北上——不过，毛给了项英长达2个月的时间去完成移防。毛把蒋的要求视为对中共抗战以来成果的威胁，也会限制中共未来在全国的扩张。他设法向莫斯科挑拨，要他们注意蒋的真正意图。毛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它和周8月间给季米特洛夫的无线电报信息完全不同。毛警告说，蒋介石计划个别与日本谈和，并且全面进击把共军部队赶到旧黄河流域，再予以歼灭①。毛提议先下手为强，发动“以守为攻”的反攻，可以“粉碎”蒋的部队，“扭转政治局势”。季米特洛夫立刻以无线电答覆，毛的计划“使我们很疑惑”，毛必须搁置任何行动，等待更完整的答覆。不久之后，季米特洛夫在详尽的覆信中强烈不同意毛的评估，表示中共“切切不可”对中央政府发动军事行动。不过季米特洛夫也说：“如果蒋介石攻打人民军，你必须全力反击。”为表示共产国际的支持，季米特洛夫两天后拍发电报给毛，说明如果毛能在中共基地和蒙古之间找到安全的路线，“就可能经由这条路送给你相当数量的武器。”②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1-134.
② 同上注，pp.125-134.
应周恩来要求，蒋在12月9日把八路军移防的截止期限延到新年除夕，也同意新四军只需在当天之前进入长江以北，但仍须继续前进到黄河以北。圣诞日，蒋周共进晚餐时（蒋一向重视此一假日，两人会挑此时会餐，很有意思），毛发出有关军事策略的新密令，只字不提共军向北移防，只宣布“我们必须竭尽可能地扩张八路军和新四军”①。新四军1月4日开始移防时，却往南走，不是向北走。根据中共官方版本对新四军事件的说法，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的用意是要避开北方的日军，先绕向东南，再转而北上。中共后来声称，项英曾把规划路线报告国军将领顾祝同；但中共就新四军事件提交给莫斯科的报告，却根本没提这一点。蒋介石读了顾祝同的报告，可能认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根本无意渡江，更不会要移防到黄河以北。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74.
毛很可能是要藉端滋事，有意利用新四军移防挑起事端，来合理化他拒绝从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撤出共军的决定。在长江南边的新四军只有师级规模，为此目的，它是可以牺牲的一颗棋子。但是，项英这个人“精力充沛，在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一向直言不讳”，也不无可能自行其是。中国大陆1984年出版一本“半学术”的小说，描绘项英预备率领皖南部队回到江西的共产党旧根据地，打算在当地打游击抗日，脱离中共中央的管制①。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1. 顾祝同所部俘虏了新四军参谋长赵凌波（Zhao Lingbo，音译），据说赵供出，项英、叶挺打算移动到江苏南方，派了2000人打头阵。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665。
新四军往南移动时，与国军部队发生小冲突。1月7日，毛以无线电通知项英“不要等太久”，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6天后，顾祝同向蒋报告，项部攻击中央军40师①。接到顾的报告，蒋决定必须针对中共未获核准即扩张一事，严正要求他们退让。他说：“此种匪心奸谋如不以革命精神临之，整个国家几乎为其所卖矣。”②
① Benton, "Maogate at Maolin" p.12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yary 28, 1940, box 41, folder 7; John W.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1937-1945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44.
顾祝同发动优势兵力进攻共军，杀死、俘虏9000余人，项英本人也被俘。但是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共军虽然损失惨重，民心却同情他们，转而气愤国民党。毛可能预期会有此一反应；但同情声浪之大却远超过他想像。周恩来主持的公关机器也全力开动。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曰报》、国民党地区若干独立报纸，以及“第三势力”知识分子，指控国民党在“新四军事件”中竟然毫无理由的将枪杆子掉转头，在国家抗日的紧要关头让中国人打中国人。毛泽东向季米特洛夫夸耀：“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中共已经“激发全国舆论”，甚至英美外交官也谴责蒋介石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139; Garver（高龙江），Chinese-Soviet Relations, p146.
蒋要求周恩来想办法摆平，2月1日他派专机送一个方案到延安，提议以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残部组成一支军队，移防西北。毛当然拒绝，并提出一份中共的要求清单，其中要求重庆对事件全面道歉①。蒋不愿认错，但是他实质上放弃原本要逼共军退到黄河以北的大计划。除了皖南和遭冈村宁次“三光”政策驱出的地区，共军依然留在年初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西北、散布在长江以北的平原、另在长江以南有许多地区的小股游击队。到头来，新四军事件让蒋落得一场空，无法弥补他在宣传战上的重大损失。此后，一直到抗战终止，他只试图围堵中共，防止它扩张。
① 同上注，p.139。它引述毛泽东1941年2月13日拍发给共产国际的Dimitrov。中共表面上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命令，毛泽东在电报中却告诉Dimitrov说，蒋要求共军北调，“我们还不能接受。”
虽然蒋的长期忧患是共产党的威胁，新四军事件后不久，他展现出他近期的优先目标仍是抗日。他从布防在西北、围堵共产党的中央军抽调20万人，派到南方抵挡日军在河南的新攻势。这项大规模调遣，其实距美国驻华官员开始一再指控蒋抗战不力，只专注围堵中共、摧毁中共，仅18个月的时间。但是，毛泽东本人向莫斯科报告中央军这项部署时，却声称“日蒋矛盾依然是（在中国）根本的矛盾。”换句话说，毛泽东承认蒋清楚地以抗日为优先，而非专注对付共产党。在这场战役的第一阶段，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折损1.6万名兵力。毛在1941年2月告诉斯大林：“目前是我们取得上风的最佳时机，我们不能错失它。”但是他保证，不会排除与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可能①。
① Dallin and 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pp.139-140.
同时，情势明朗化，日本真正的野心已转到别的地方。日本海军南方舰队总司令的座机在中国坠毁，日本海军的机密计划留在残骸中。这份计划订定即将进攻中国南海和东南亚的蓝图；蒋介石把虏获的文件转交给盟国。蒋写下，日本显然已放弃“先擒服中国、再南进”的构想。他挖苦地认为，日本海军在中国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发挥的是南进。”这意谓日本现在已走向和英、美开战的路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4, 1941, box 41, folder 10.
这个发展对蒋是个好消息。尽管过去3年迭吃败仗、损失惨重，要主持政府、经济和流亡军队也很困难，而且在国际上几乎是孤立无援，不过蒋依然坚定不移地深信他和中国一定会战胜日本。由于苏联的因素，他一直不能确定他跟毛泽东中共的斗争，结果会是如何；但是这个问题可以之后再处理。现在当务之急是，固然新四军事件余震犹存，非正式的中美同盟已在快速发展。最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已把中国列入他新的“租借法案”对象，此一法案原本主要用意是透过供应大量作战物资以拯救英国。罗斯福也决定派他的个人代表来华，与蒋对话。这位代表居里（Lauchlin Currie）虽然正式官衔是总统个人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和外交事务扯不上关系，本身对中国所知也不多，却在白宫处理远东事务扮演关键角色。此外，居里还有另一个不寻常的特点——他是莫斯科认定的华府“有影响力的代理人”官员中之一员。这些官员绝大部分因个人理念同情苏联、痛恨法西斯，持有自由经济及社会观点。有些人（如居里）并非共产党员，可能最多只称得上是民主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相信法西斯的威胁优于一切顾虑，也相信促进莫斯科的利益、提供它敏感资讯，符合美国的利益。他们可能反对被称为“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但至少他们的判断确实很糟。毕竟，当时的苏联和纳粹德国缔结盟约，表示他们的意识形态终究不全是以反法西斯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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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与美国特使居里合影
蒋2月10日在重庆接见居里时，居里告诉他，美国不久就会交运4500万美元的武器和军事设备给中国。蒋表达谢意后，又要求美方的财务援助以协助稳定中国的“法币”，并且资助改善滇缅公路。这还只是开端。宋子文3月31日代表总司令向居里提出包罗万象的要求，譬如：1000架军用飞机，供应30师的军火等等。部分飞机是要用来装备一支中国空军部队，交由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率领。陈纳德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上尉，“荣誉”衔是上校。自从1937年以来，陈纳德就担任蒋的顾问，负责中国仅有空军的训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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