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换档
1959年，因为台湾的国民大会即将在次年选举第三任总统，胡适、王世杰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呼吁蒋遵守宪法，不再争取连任。当年稍早，陈诚也以为蒋不会扩张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与一群他熟识多年的将领私下讨论继任问题。但是，蒋经国的手下若非已在陈诚周遭布下眼线，就是在会议室装了窃听器。委员长闻报有此秘密会议之后，立刻设法破坏任何可能的计划，让陈周遭亲信将领退役或改调非主管职位，连参谋总长“王老虎”王叔铭也职位不保①。大约同一时期，他也解除了和蒋经国意见不合的蒋纬国之装甲兵司令职位。蒋纬国担任司令不足一年，又奉派到美国进修。蒋纬国觉得自己是因政治因素被调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担任带兵职位②。
① 孙宅巍，《陈诚晚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p.151。
② Boorman, Biogriphical Dictionary, vol.1, p.364; 1996年6月5日，蒋纬国在台北受访。
6月间，蒋夫人从美国回来。那一年蒋夫人一直代表委员长在美国奔走，到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国防大学、全国记者俱乐部及其他数十个组织演讲①。她得到三所大学颁赠的学位，到华府探访病危的陈纳德，也参加了5月间病逝的杜勒斯的告别式。《新闻周刊》赞誉他“有个人魅力、机智以及能言善怠道”。盖洛甫民调则说她是全世界最受钦佩的女性之一。但是，她演讲的音调总是很刺耳，又爱用一些艰涩字词，因而引来批评和讥笑②。回国之前，她在白宫和艾森豪夫妇共进午餐③。当她回国时，委员长和往常一样，到机场接机。她已去国一年多，但这对夫妇仍在外人面前展现出非常不中国式的恩爱。
① 陈鹏仁主编，《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画传》（台北：近代中国，1998），pp.181-191。
② 引用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p.374, 376.
③ 陈鹏仁，《蒋夫人》，pp.181-191。关于白宫午餐，参见Tyson Li, Madame Chiang, pp.374, 375.
这些年，蒋夫人住在美国、年龄约在9、10岁到青春期的许多外甥（没有外甥女），都会被前往香港的父母中途送到台北去。暑假期间，他们这位出名的阿姨或姑妈会给他们安排不同的活动，也邀请经国的小孩参加，组成了所谓的“八仙俱乐部”。他们记得她花不少时间绘画，一天抽半包到一包香烟。他们也记得委员长穿长袍在庭院散步，背诵唐诗，并在阳明山家庭野餐时炒了一锅炒饭。（美龄最喜欢的料理是南方炸鸡。）小孩子跑进跑出时，委员长和夫人坐在一旁慈祥地微笑。她会点根烟，插在烟嘴里，静静地看着小辈嬉戏①。
① 2002年5月、2003年4月，蒋家成员在台北受访；2006年8月30日，曾参加过“八仙俱乐部”的一位成员给我的电子邮件。
如果蒋看起来很高兴，那也是很合理的。1950年代末期是他迄今最快乐、最满足的时期。毛泽东则陷入重大麻烦。中国的“大跃进”最终成了一场灾祸，大陆上的人民再度死于饥荒。12月，刘少奇取代毛泽东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蒋开始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大陆终将出现反共抗争。可是，周恩来表现得一副大陆越来越适合养老的模样，公开呼吁委员长回归祖国，可以替他及其僚属安排适当的职位。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北京自1959年起传递了超过一次的秘密信息给台北。1958年10月杜勒斯对蒋说教之后，蒋曾和周通讯，这或许让周相信，委员长说不定有兴趣与北京交涉协议。1964年，中情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中共对蒋氏父子的提议有得到任何回应①。即令如此，蒋氏父子还是决定不让他们的好朋友(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知道最近的这些接触。
①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o.43-64, March 11, 1964, p.5, FOI request to the CIA.
1959年3月中国大陆果真爆发大型叛乱，不过事发地点在遥远的西藏。中情局驻印度、泰国人员以及蒋经国的特种部队，分别秘密向反共的康巴族藏人及西藏其他团体提供训练和支持①。大家都在传说汉人预备把达赖喇嘛送到北京时，大规模起事就开始了（谣言或许出自中情局支持的游击队）。达赖喇嘛支持起义，率领大群喇嘛及贵族藏民逃往印度。蒋氏父子力促美方允许国军参与中情局现已大幅扩张的行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也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在藏人分裂主义群中并不孚人望；印度也不欢迎国府介入。因此，中情局起先避免和台北当局在西藏进行联和秘密行动，结果蒋就扬言要自行空投补给品和伞兵进入该区，中情局于是同意与蒋合作②。
① 1996年6月，一位当时派驻南亚的中情局官员在华盛顿受访。
② 1995年5月3日，蒋抱怨美国拒绝配合利用这次暴动。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562; 1996年6月，中情局官员的访问。
这一个首度真正反毛的暴动，对蒋而言相当重要；他几乎承认西藏的独立，宣称西藏人民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①。在台北，陈诚和其他人公开预言乱事会蔓延到西北和西南，甚至华中各省②。然而，4月底，杜勒斯（Allen W.Dulles，时任中情局局长）向国家安全会议报告，表示乱事“已经被粉碎得差不多”③。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756-757.
② 同上注。
③ 同上注，p.755。
中情局的行动依旧未停止。1960年2月，当中情局寻求延长行动时，艾森豪抱怨说起义既已无望，这么做只会“让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镇压更为残暴”。即令如此，他还是批准延长行动2年。和一切针对中国的秘密准军事行动一样，这一次也没有达成任何目标①。
① 这个计划的进度报告，请见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pp.739-742;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808.
然而，西藏事件有深远的政治影响。乱事使中印关系生变，一年之内导致两国沿喜玛拉雅边界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最后演变成1962年的中印战争。可是在1959年，多年来一直在西藏抗暴事件上作文章的蒋或华府领导人，却没能预见这出戏码。对毛来讲，这个事件也颇有好处——棘手的达赖喇嘛已带着一批喇嘛领袖以及“农奴主”逃往印度，为毛省去抓他们坐牢的麻烦①。
①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代办安东若夫（S.F.Antonov）1959年10月21日的日记“Summary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 CPC (Central Committee Co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on 14 October 1959.” 见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网站：http://www.mtholyoke.edu/adad/intrel/maoconv.htm, accessed August 28, 2008.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成功访问美国之后，再度来到紫禁城和毛泽东会谈。根本上的歧异，尤其是核子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中印边境冲突、毛解放台湾的方式等等，不断伤害到表面上的和气。两人会谈不欢而散的新闻很快就外泄，举世皆知。这时候，只有少数西方观察家认为艾奇逊10年前中苏集团必会分裂的预言可能会成真。艾奇逊本身都不再这么认为了；他在次年公开表示两个社会主义巨人互相争斗的想法，是“一派胡言”①。
①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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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庆10周年，赫鲁雪夫应邀来访，与毛泽东一起上天安门观看游行。此时，中苏已开始交恶，但表面上仍维持友谊
1960年3月，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和陈诚连任正、副总统；陈诚并兼行政院长。同一个月，南韩大选舞弊引爆大规模抗议，迫使李承晚总统辞职；当暴民走上街头试图找到李承晚时，中情局一架DC-4飞机或许是从台湾飞出，把他救出南韩，送到檀香山。蒋大受震撼。在他看来，“愚昧、拙劣”的美国人又在一个未开发国家追求民主的幻影，不顾由苏联扶植的强大政权对它的威胁，鼓励南韩国内政敌反对其坚决反共的领袖。因认为很多人会把李承晚垮台看做台湾变革的样板，蒋担心美援会给台湾和他本人带来灾祸。他在日记中写下：“来日何如能不自反自勉。”①
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0, 27, 1960, Hoover, box 67, folder 21. December 31, “每周反省”，1960, Hoover, box 68, folder 6.
南韩事件强化蒋的决心，一定要拔除台湾任何有组织的在野势力。他接受蒋经国的建议，同意以捏造的叛乱罪名逮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雷震在1957年就冒着被捕的风险，发起一个非正式的党外协调小组，不过两蒋当时惮于美国对孙立人被捕以及台北美国大使馆遭破坏的不满，并没有对雷震采取行动。雷震长久以来主张促成大陆政权更易，唯一的方法是将台湾建设为模范民主国家，并倡导“反攻无望”论①。两蒋父子对雷震的直言已容忍多时，1960年，在学者胡适的支持下，雷震跨越言词的分际，开始计划成立一个“中国民主党”。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1960.
副总统陈诚显然是希望在本省族群中建立未来的基础，竟然公开表示只要不是“军阀、地痞流氓”组的反对党，都可以存在，令政治观察家大吃一惊。这句话被解读为默许雷震的活动①。冷战时期，开发中国家的支持成为竞相争取的大赏，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便诉求向世人展现美国的道德权威。艾森豪的国务院也更加重视人权，指示庄莱德大使警告蒋不要犯下和“李（承晚）政权”相同的“致命错误”。可是，庄莱德向国务院指出，在自由选举中“国民党几乎必败无疑”，因此两蒋不可能容忍一个强大有组织的反对党崛起。庄莱德没有将国务院措辞严峻的讯息传给蒋②。
① 孙宅巍，《陈诚晚年》，pp.122-123。New York Times, June 4, 1960. 蒋接获情报（或许是要求之后才得到）声称雷震窝藏匪谍——但是他深怕证据不足。陈诚认为处理这件案子应该符合扩大统一阵线的目的，推测指的是温和的反对派、台湾成员和海外华人。最后，雷震被判相对较轻的10年徒刑，反映出蒋介石想要减低美国的批评声浪，以及缩小对陈诚所言统一阵线的冲击。Chiang Diaries, September 6, 8, 22, 24, 1960, Hoover, box 68, folder 3.
②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724-726.
虽然为时短暂，不过，蒋在台湾首次允许对于政治压迫的公开批评。将近500名立法委员当中只有两人以及少数无党无派人士（包括胡适），公开谴责对雷震“罗织罪名”，也指责不应交付军法审判①。对政治异议分子的取缔很快又升高，警备总部每年查禁、停刊好多出版品②。
①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Asia and Pacific, September, 23, p.DDD.2, September 27, p.DDD.13; New York Times, October 9 and 22, 1960.
② John Israel（易社强）, "Politic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15 (July-September 1963): 6.
艾森豪希望在他最后一年的任期全力结束冷战，但是一连串的挫折浇熄这股热忱，其中最著名就是U2侦察机在苏联领空遭击落事件，以及赫鲁晓夫发表长篇演说、先行退出巴黎高峰会①。然后东京爆发反美动乱，艾森豪被迫取消到日本访问的行程（此访问原来是安排在国事访台之后）。因此，蒋介石特别在台北安排一场盛大的欢迎活动来迎接这位美国上宾。当艾森豪在1960年6月17日抵达台北时，受到该城市有史以来最热切的欢迎。30多万人在台北街头夹道为他的车队欢呼。第二天，又有30万人（肯定有许多是同一批人）集合在总统府前广场聆听艾森豪演讲②。
① John Israel（易社强）, "Politics on Formosa," China Quarterly 15 (July-September 1963): 6.
② New York Times, June 19,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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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台，在总统府前对热情的群众挥手致意
艾森豪显然已经忘了因外岛危机引发的对蒋不信任。由于和共产党来往迭遭挫折，现在他对位坚决反共逾30年的斗士反而倍感亲切。蒋告诉艾森豪，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可能”和苏联分裂，艾森豪也同意苏联集团是“一块大石头”①。他们显然没预料到4个月后，赫鲁晓夫便取消和另一半大顽石在1957年订下的核子协定，并且下令苏联驻大陆军、民顾问1343人，不论是否从事核子计划统统返回苏联。
① FRUS (1958-1960), vol.19: China, pp.677, 679, 680, 690.
蒋、艾会谈时，避开了让他们关系不睦的“可恶的”外岛问题。但是，国军针对大陆的活动仍是讨论的焦点。蒋提起对大陆展开准军事行动的构想，要求艾森豪提供美国飞机与通讯，支援“空投和其他破坏与游击行动”①。
① 同上注，pp.686, 687。
在日记中蒋没有隐藏他对在有生之年光复大陆的怀疑。但是，有时候他提倡的“反攻”政治宣传，也催眠了自己。蒋在艾森豪访台期间的日记上写道：“今日爱可（艾森豪的绰号）如能对余相信，则恢复大陆，消灭太平洋赤匪，尤未为晚。”①回到华府后，艾森豪批准美国替国军训练少数人员进行空投，并提供一架长程C-130B运输机，以及最为重要的，一个中队的现代F-104②。能拿到F-104固然很好，但是蒋心里明白，相对于反攻大陆所需的飞机和舰艇大队，它只是杯水车薪。
① Chiang Diaries, June 18, 1960, Hoover, box 67, folder 23.
② 同上注，pp.688, 689, 748。
和1948年一样，中国问题是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议题。蒋有充足的理由深信尼克松副总统的作为将比艾森豪更加反共，甚至更加支持台湾。当肯尼迪驳斥尼克松的主张，认为不应因为金门、马祖是“自由的象征”美国就得为防卫它们而卷入战争，蒋对民主党的疑虑就更深了。蒋积极回应，下令台北的政府发言人表示，“即使选情炽热，任何负责任的美国领袖竟能如此不负责任地随意丢弃另一个国家的领土，都教人不可置信。”同日，蒋接受媒体访问，宣称国民政府将“为金、马誓死奋斗”①。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60.
接下来，紧接着肯尼迪当选之后，传闻颇有可能出任国务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提出“两个中国”的政策；向来被蒋诋骂的艾奇逊也提议美国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self-contained country）①。肯尼迪就职之日，蒋表示“为世界前途虑”，但仍认为肯尼迪的演说听起来“有积极精神”②。但是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艾森豪答应给国府的那架C-130B运输机，理由是飞机“或许会被移做他用”③。他们换成提供一架旧的C-54，并且把秘密进驻台湾的美军斗牛士核子飞弹撤走④。不过，令蒋欣慰的好消息是，出任国务卿的是熟面孔鲁斯克，而非外传的鲍尔 斯。鲁斯克虽是民主党人，却以强烈反共在台湾出名，相信打赢冷战必须仰赖武力。然而，美台蜜月关系并不长久，鲁斯克很快就因缅甸危机和委员长闹翻了。
① 同上注；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60.
② Chiang Diaries, January 20, 21, 1961, Hoover, box 68, folder 8.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2n.
④ 钱复，《钱复回忆录》，（台北：天下文化，2005），pp.115-116。
为了煽动外界消息并激励部队士气，蒋又重启反攻大陆的秘密计划；其中一个方案即是由缅甸发起反攻，当地国军游击队在自台湾的准军事单位增援下，已经跨越边界对中国展开新的攻击①。中共和缅甸政府对国民党这些活动已不胜其烦，于是缅甸陆军和人民解放军联手发动军事行动，把大部分国军赶到寮国，并占领游击队在缅甸的主要基地孟八寮（Mong pa Liao）。他们也虏获500吨美国军事补给品和武器，使得刚上台的肯尼迪政府尴尬极了②。
① CIA Field Information Report, Taipei, June 27, 1961, FOI request to the CIA; Enclosure to a State Department memo to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2, 1961. FRUS (1961-1963), vol.22: Notheast Asia, p.94.
② Alfred W.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p.176.
鲁斯克发函给蒋，严词要求国军部队统统退出缅甸，肯尼迪也致函委员长，表示自由世界“迎接共产主义挑战的上上之策是强化民主体制，使它们更符合世人的期望”①。蒋感到相当挫折，肯尼迪竟然了解他需要制造国共内战仍在进行的表象，又不肯跟他进行“合理的有利实情之协调”②。
① FRUS (1961-1963), vol.22: Nartheast Asia, pp.50-51.
② Chiang Diaries, February 10, 18, 1960, Hoover, box 68, folder 9.
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这封信抵达台北的同一天，中情局支持的古巴流亡势力在古巴猪湾登陆，卡斯特罗的革命武装部队很快就击败他们，美方并未介入。在蒋看来，这场败仗只不过再次证明美国对于领导全球事务的优柔寡断。但是，他在日记中写下：“对美国人，其弱点与错误，不宜面斥与刺激太过，否则彼将恼羞成怒”①。副总统詹森（Lyndon B.Johnson）于5月来到台北，向委员长保证美国绝不会承认共产中国，又以他那别人模仿不来的方式强调，肯尼迪政府的政策是“爱友人、恨敌人”②。
① Chiang Diaries, April 22, 1961, Hoover, box 68, folder 11.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58, 60.
但是，不久后联合国内部引发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的议题。国民政府于1946年，因苏联未能遵守它对东北的承诺，废止了对苏联附庸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当新的国务院团队要求台湾别在安理会否决外蒙古加入联合国一案，蒋感到非常不悦；这一切是因为苏联威胁若外蒙古入联案被否决，之后表决第三世界国家茅利塔尼亚入联案时，它也要投否决票。国务院认为，若是走到这一步，联合国里的非洲国家可能会怪罪台北当局，并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表决上集体倒戈。不巧的是，国务院也向白宫建议承认外蒙古，看能不能从莫斯科那边把它拉过来一些。蒋被照会这两项提议，又在几乎同一时候获悉，国务院预备发给住在东京的台独运动领导人廖文毅访美签证。
这些发展令蒋认为有必要对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展现强硬态度，他感觉美方完全没把自己和国民政府看在眼里。1961年6月，蒋氏夫妇在一次私下会谈向庄莱德大使传达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很快就被送到肯尼迪的办公桌上。蒋说美国用“主仆关系”处理它和中华民国的连结，并警告再这么下去，“后果非常严重”。他抗议美方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施压。他说，美国处理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方案不仅无效，还反倒构成了一个会导致“两个中国”局势的计划。他警告说，中华民国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接受此安排，“美国必须（为此一后果）负责”。他指控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有目的地改变其对华政策，如果未来因此一政策而出现不利的发展，国府对美国“可能产生严重偏见，对两国安全和其他利益会有不幸的后果。”最令人震惊的是，他说美国若允许廖文毅入境，那就代表“美国政府支持反对他及其政府的阴谋”①。
① 同上注，pp.76-79。
庄莱德赶紧奔回办公室，警告华府若允许廖文毅入境，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力将“消退或摧毁殆尽”①。中情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也相信蒋的威胁，他报告说，蒋深受美国政策的困扰，正在“准备危险的冒险行动”，包括“自杀性地反攻大陆”。虽然当时有一份国家情报评估的结论是，只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不断，蒋政府将会接受并做出调整。这份分析报告被忽视——就和艾森豪时期类似的分析一样，或甚至从来没被高层阅读过。肯尼迪觉得兹事体大，不能冒险听任这位国民政府领袖“拆房子砸自己，还波及我们”②。经过古巴猪湾事件之后，肯尼迪可不能再次栽在共产党手下。他立刻回复蒋，声称美国政府将无限期推迟发放签证给廖文毅，以及承认外蒙古。他向台当局担保，他的“首要目标”是“尽一切可能支持国民政府”，不让中共进入联合国③。
① 同上注，pp.76-78。
② 同上注，pp.102-103。
③ 同上注，pp.89-91。
蒋的威胁再次奏效。他和肯尼迪达成秘密协议，答应不在联合国否决外蒙古入会案，肯尼迪也大方地承诺，一旦中国代表权表决案进到安理会，美国将在必要时动用否决权，“有效防阻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①。肯尼迪应蒋的要求，给委员长一份书面承诺②。蒋以答应不做出严重伤害自身政府利益的事，从美国新总统那里挣到一纸重大承诺。蒋认为其边缘政策已帮助他胜过稚嫩的美国总统③。但是，这个伎俩就要失灵了，当蒋下一次又想以此换取利益时，就会发现自己虚张声势做得太过头了。
① 同上注，p.160。
② Chiang Diaries, October 17, 19, 1961, Hoover, box 68, folder 17.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148.
一
台湾的报章杂志连篇累牍报导中国大陆因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搞得四处都是饥馑和营养不足的灾情。蒋在1961年新年文告中宣称国军很快就会重回大陆，拯救中国人民和世界脱离灾祸①。当年6月，他让美国人晓得不论美国同意与否，他已下令国军将领准备在8月1日大举反攻。但是，实际上则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次年，他继续故作姿态，强调以大规模军事动作解大陆人民的决心。
① 同上注，p.184。
蒋一再拍发电文给肯尼迪、告知来访的美国官员，也让蒋经国再次传讯给克莱恩，暗示已订下多个“反攻”日期，还说如果台湾民众认为美国阻碍既定行动，可能爆发反美示威。他曾一度提出，组训200、300名游击战士潜入大陆的计划。1962年3月4日，他对来访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曾派任苏联大使）表示，“他若不快点采取行动，可能会控制不了局势。”哈里曼是自1950年以来，第一个直接说蒋是在吓唬人的美国官员，哈里曼说他根本不怕蒋会失去控制①。无论如何，蒋开始着手准备相对大规模的跨海反攻，并加强对大陆沿海的突击②。
① 同上注，p.195, 196, 196n。
② 同上注，p.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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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蒋经国访美，会见肯尼迪总统
肯尼迪担心，如果他一口回绝了委员 长，美国的中国游说团又会蠢动，因此为了安抚蒋及其支持者，他同意台湾若不再公开倡言反攻大陆，美国可以提供国民政府两架C-130运输机，并训练其机组人员，不过直到双方政府认可行动的可行性之前，飞机和机组人员必须留在美国①。多了两架飞机或200名伞兵便能扭转局势的想法本来就荒诞不经，蒋断然拒绝美方提案，表示他预备把“针对大陆的可能行动”推迟到10月，已是最后的限期②。
① 同上注，pp.204-207。
② 同上注，pp.218, 218n。
接下来，蒋颁令几乎全部的政府税收项目及公用事业费全都附嘉征收国防捐，为期14个月，以便准备光复大陆的“终极军事行动”①。华府对此一既成事实大感“震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台北分署署长奉命表示，这样的行动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评估美援计划②。这个威胁没有让蒋动摇，他继续课征附加捐，并且延长役男兵役期③。全球媒体把这一切视为国军反攻大陆的前奏。
① FEER 36, no.6 (May 10, 1962): 267.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220-221, 223-224.
③ 同上注，p.220。
5月中，蒋传话说明，由于将领们越来越不高兴，他很难把反攻的日期延到10月1日以后。然后他厚着脸皮表示，如果美国可以提供国军若干重要的飞机和舰艇，他或许可以克服此一压力①。他具体要求5架C-123运输机、16架B-57轰炸机，“一旦爆发敌对行为，可制衡中共的伊留申IL-28 轰炸机”；还要有20至25艘可载运装甲车的登陆艇。蒋说若得到这些装备，他可以“较轻松地”延后反攻日期②。这个冒失的敲诈行为让华府很不痛快。
① 同上注，p.232n。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228.
此时，解放军大举调动部队和军机进入福建及华南各省。周恩来了解蒋介石，他认为就当前局势来看，委员长绝不会甘冒如此严重的军事风险。可是，共产党也不能不提防。何况，共军的调动或许可以鼓励华府让蒋停止诈唬着要反攻大陆。国务院情报研究局错误地认定，解放军的调动显示毛已决定要再制造外岛新危机①。这个分析正中毛、周下怀，因为光是中共蠢动的可能性，就让肯尼迪决定照会苏联和中共，美国“无意在当前状况下，支持国民政府进攻中国大陆”，如果蒋介石真的反攻，美国将“和攻击切断关联”②。美国报界和通讯社都报导中、美双方在华沙、莫斯科和北京（透过英国）进行这些讨论。但是为了把话讲清楚，6月27日肯尼迪举行记者会，宣称美国反对在台湾海峡地区动用武力③。蒋被这些报导吓坏了。
① 同上注，pp.247-248, 268, 270, 274。
② 同上注，pp.275, 297。
③ 同上注，pp.283-284。
肯尼迪也选派一位强悍的新大使到台北，负责和委员长打交道——退役海军上将柯克（Alan G.Kirk）在诺曼第登陆时，曾担任美国海军舰队司令。肯尼迪认为，凭柯克的年纪、军世历练和声望，让他足以就当前军事问题与蒋抗衡。柯克7月份抵达台北，在两人的第一次谈话中，蒋抱怨美国在与北京的谈判中伤害盟友。他说，他并不期待美国表态支持国民政府的反攻，但是鉴于维持国军士气的需要，他不知道华府有何必要“向敌人宣布美国不会协助”其盟友中华民国。大概是为了遵循谈话要点，柯克只好谎称美国只是和过去一样，向北京提议双方都放弃动武①。
① 同上注，pp.285-288, 292。
蒋说他完全同意，唯有在两国政府都认为大陆局势适合反攻的情况下，才认真考量军事行动。蒋暗示柯克他很清楚单单空投数百人到华南山区是不会成功的。但是他估计比起按兵不动，这种小型的失败对于一个流亡弱势政府的权威和声望，还比较有助益。他告诉柯克，华府和台北“互相了解”，“是最重要的事”①。蒋希望美方了解但又无法直接启齿的是，除了中共内部的大动乱可能造成不确定的“新情势”，所谓的反攻大陆只不过是嘴上说说的心理战、政治口号，以及凝聚国内士气的媒介罢了。对他来讲，美国人怎么依然不了解这样简单的事实。2天之后，蒋派驻美大使去问鲁斯克，“美国是否至少可以不要做些有利于中共的公开声明”呢？②
① Chiang Diaries, July 5, 1952, Hoover, box 69, folder 15.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285-288, 292.
9月初，柯克大使正式通知蒋，肯尼迪总统已决定送给台湾两架C-123运输机，但不给国府方面所要求的轰炸机和登陆艇——除非新情势证明有此需要。做为象征性的姿态（其实很可笑），肯尼迪总统也批准中情局所支持的方案，即空投每批20人的国军谍报人员进入中国。蒋并不高兴，再次警告如果民众协助大陆同胞的愿望落空，他的政府恐怕很难控制住局势。蒋说，“中华民国政府已准备要遵守条约”，但是当大陆情势改变，“就必须重新检讨条约”。不过蒋随后又重回坦率的路线，请求华府方面了解，就美国对国军跨海反攻的立场而言，其关键在于“让全世界了解”——也就是大肆宣传，依据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国民政府“不能自由地做这、做那”。他认为华府“大可宣称，如果大陆发生大规模动乱，这将是一桩国内事事务”①。
① 同上注。
蒋解释说他“真正的目标”不是取得新武器，而是在美国和国民政府之间建立“更多的相互了解”。他指责华府正塑造一种“它和中国共产党渐渐交好，且对盟友（国府）处处掣肘的风气。”他说，这种做法已经伤害到台湾的士气和安定①。这次和柯克会谈后7天，国务院向蒋抗议国民党驻港、澳特务在中国执行恐怖爆炸攻击，并要求立即停止这类活动②。那一年，蒋再也不愿接见柯克大使③。同时，国军驾驶的U2间谍机首度遭到中共击落（前后折损了3架）；另有9组空投到华南的20人谍报小组遭中共歼灭④。
① 同上注。
② 同上注，p.313。
③ 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
④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37 and p.337n.
多年来，蒋一直有泌尿问题。根据他私人医生熊丸的说法，1960或1961年，蒋终于同意让冲绳的一名美国陆军泌尿科医生帮他动手术。这位美国军医面对威名赫赫的病患得失心太重，动手术时两手发抖不已①。1962年，委员长旧病复发，熊丸认定必须再动一次手术。这次蒋夫人透过哥哥宋子文的安排，聘请一位美国名医由纽约来台北操刀。蒋夫人在医院陪伴丈夫，虽然这经常会使她皮肤炎发作②。第二次手术大体上很成功，但和一般动过这类手术的病患一样，蒋此后一直饱受尿失禁之苦。由于这个原因，他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每次会议结束后依旧端坐，等所有人（除了随扈）都离席后，才离开会场。他也开始出现种种衰老迹象。每天早会后的精神训话或指示越来越短，有时干脆整个取消。每星期一他依然虔敬地主持“总理纪念周”，但是他在这些场合以及复活节证道的讲话都变得简短③。
① 1996年5月31日，熊丸在台北受访。熊在这次受访时提到他亲眼看到美国医生两手发抖。熊在1998年的口述历史则说，蒋夫人说美国医生在开刀前两手发抖。蒋夫人1962年给宋子文的一封信说，老蒋坚持要用美国医生，但她其实很反对。参见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82。这次处理不当的手术究竟确切日期是哪一天，并不清楚，但明显是在1962年之前。熊丸在口述历史及1996年接受我访谈时，记错了，把事情记成1969年车祸之后。参见《熊丸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69)，1998）。
② 1962年7月2日，宋美龄给宋子文的信，引用自Tyson Li, Madame Chiang, p.382.
③ 1995、1996、1998、2003、2004年，蒋介石多位前任秘书、助理，在台北分别受访。
1962年10月的古巴飞弹危机把肯尼迪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累坏了，蒋也密切关注其发展。蒋似乎很佩服肯尼迪处理危机的做法，也很高兴接到白宫的来函——毫无疑问，许多世界领袖都收到同样的信函——呼吁在此一危机时刻惠予支持①。一年半内发生两次加勒比海冲突，让美、苏两大超强积极寻觅新方法降低核战的几率，并籍由核子禁试条约来限制核武的扩散。这个转折也令毛泽东更相信美、苏两国阴谋联手反中，不让中国拥有核子武器。古巴飞弹危机发生的同一个月，中印边境在经过多年的小摩擦之后，毛下令解放军在双方系争的喜马拉雅东部地区，把印度守军赶离既有的控制线；在完成毛的指示后就马上退兵。蒋再次证明他的民族主义不逊于毛主席，他很恼怒美国政府竟然“又作出一件幼稚荒唐的言行，其美驻印度大使对印说，‘麦克马洪线是国际所公认的界限’”②。在中、印争执中，莫斯科站在了印度这边，扩大了中、苏的裂痕。此外，毛泽东在喜马拉雅动武，强化了外界视中共为侵略大国的形象。中共可能在1年左右就能核子试爆，不仅引起肯尼迪和蒋介石两人的“重大关切”，苏联领导人也相当在意③。
① Chiang Diaries, October 20, 1962, Hoover, box 69, folder 16.
② Chiang Diaries, October 29, 1962, Hoover, box 69, folder 16.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30.
1962年12月底，美军顾问团发现，委员长计划动用国防特别附加捐的款项，再装备一个空降部队并打造100艘登陆艇①。新年之后，台北新闻界传出来、中情局也报告说，国府已在筹备另一次大规模反攻计划。国民政府也被发现试图从日本、比利时等国家购买降落伞、橡皮艇等器材设备②。就反攻大陆而言，这些采购数量依然单薄得可怜。柯克终于能够再见到委员长，他坦率地说美国不会支持国军跨海反攻，也不会宽恕此一行为③。柯克完全没看出蒋对反攻的真正想法，因此回到华府述职时向肯尼迪报告说，他认为委员长觉得他必须实现反攻大陆的承诺，而且还想把美国拖进这场冒险行动④。
① 同上注，p.338，p.338n，p.334n。
② 钱复，《钱复回忆录》，pp.115-116。
③ 1995年11月30日，高立夫（Ralph Clough）在华盛顿受访，以及1995年8月29日，钱复在台北受访。1963年9月23日，高立夫在给哈里曼（Awerell Harriman）的信上提到柯克和蒋的对话。这封信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参见，Harriman Papers, Jennedy-Johnson-Administrations, subject files: Kirk.
④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p.342-346.
可是，俞大维和张群这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却分别告诉美国驻台官员，别把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当真。俞是国防部长，与蒋同为浙江人，是学界出身；张群则是蒋少数几个最亲信的老朋友之一①。如此坦率的发言，背后应该有蒋的支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代办高立夫（Ralph Clough），是第一位观察深入到言行表相之下的美国外交官。他认为蒋真正的目标，仅仅是争取行动更自由的“表相”，以便强化他的公众地位。高立夫呈给国务院某一电文的结论是：蒋所要的可能只是一个说法，美国只要表面上同意不反对他对大陆采取武装行动，并且在类似攻击发生时，假装它会采取不插手政策②。到了夏天，美国许多官员已发现蒋介石很清楚国军若是大举反攻，将酿成一场大悲剧。克莱恩调离台北后，中情局自台北发出的报告归纳出下述新观点：国民政府“可能并不期待当今共产中国的情势或国际现势，转为有利台湾反攻”③。
① American Embassy Taipei Airgram no.A-649, February 22, 1963; and Air-gram no.A-757, March 23, 1963, National Archives, RG 59, State Department Files, box 3669.
②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352.
③ CIA Taipei report no.TDCS DB-3/654, 567, May 9, 1963, FOI request to the CIA.
同时，蒋采取新策略，派经国到华府建议美国和国民政府合作，一起摧毁解放军的飞弹基地和原子弹设施。国家安全会议首席顾问彭岱（McGeorge Bundy）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会审慎评估他的提议①。或许并非巧合，中情局近来也建议政府考虑铲除北京的核子设施，包括联合台湾或苏联共同作业②。可是，两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得到结论，认为“中共（核子）炸弹”的战略利益有限，于是一口摈弃“扼杀摇篮婴儿”的构想③。
① 国务院最高机密备忘录“Visit of Chiang Ching-kuo, US-GRC Consultations Concerning Possible Ac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backgroud paper, September 17, 1965, Lyndon B.Johnson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File (China), memos, vol.4, 7/65-10/65, pp.1-2.
② Nancy Bernkopf Tucker（唐耐心）,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1994), p.65.
③ FRUS (1961-1963), vol.22: Northeast Asia, p.405.
11月，两蒋父子获报西贡发生军事政变，南越独裁者吴廷琰总统和他的弟弟、主掌秘密警察的吴廷琛都被密谋者杀害。两蒋和吴廷琰政府曾多次来往——譬如，陈诚在当年稍早曾访问西贡，那时他就拜会过吴廷琰兄弟。此外，吴廷琛至少到过台湾一次，与蒋经国会商过，可能也见过委员长。美国鼓励以政变方式推翻南越领导人使蒋“殊为寒心”，更加相信“残忍不道”的美国人不可信赖。他反复强调：“国非自立不可”。两蒋父子无疑加强了对自己属下高级将领的秘密监视，特别是与美方有密切往来者①。吴廷琰死后20天，一大清早，台北就接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消息。蒋可能觉得肯尼迪遇刺是天道报应他杀害吴廷琰、吴廷琛兄弟，但他没在日记里写下他的感想。蒋没有派特使团出席吊唁肯尼迪，后来台北当局解释说是“疏忽”②。
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 one week reflection, 3, 1963, Hoover, box 70, folder 10.
② 同上注，doc.197。
2个月之后，1964年1月台北倒是真的发生兵变，不过却像是一出闹剧。由蒋纬国提拔、过去5年都担任装甲兵第一师师长的赵志华，有一天早上集合部队及坦克车，宣布要开到台北展现实力，因为委员长没有认真推动反攻大陆。师里头的政战部主任虽然口喊支持，却冲向司令台撂倒师长，然后将他逮捕。事件之后，纬国遭父、兄贬抑再也无法复起①。
① 1996年5月17日，温哈熊在台北受访。
同时，中南半岛战事一直有扩大之势。1964年4月16日，鲁斯克国务卿飞到台北进行为期2天的会谈。委员长委婉地提出他的观点——和他对克莱恩、庄莱德的末日说教，态度完全不同——甚至表示他“原则反对使用核子武器，尤其反对以此解决中国问题”，又说美国轰炸华南只会让中共对美国更加仇恨①。虽然蒋不同意美国对中共先发制人动用核武，国府在台北外头的山区仍继续秘密进行研发，探索制造核武的可行性。但是，这个计划对美国人而言不是秘密。中情局渗透国民政府最好的成绩，就是吸收到一名参加此一极机密计划、具备科学背景的年轻军官。这名特务让美国得以掌握其进展。
① FRUS (1964-1968): vol.30: China, doc.26.
在经济方面，陈诚和技术官僚订定一套加速经济发展方案，包括以优惠税率奖励侨外投资、无上限获利汇出，以及废除来台外资必须有（台湾）中国人资金在内的法令。新的方案也强调奖励国内民间企业和出口导向的成长。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许多老国民党人仍执迷政府公营企业、进口替代政策，也不鼓励外人投资。然而，华府和国民政府改革派的目标是使台湾不再仰赖美国经济援助，替1960年代中期的经济成长奠定基础。蒋全力支持此一现代化策略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