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提议停火10天，利用这段期间由司徒雷登为首的5人小组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国民政府委员席次如何分配，以及公布共产党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同时，马歇尔主持的三人小组要决定如何立刻执行原已协议的国共部队整编步骤，包括确认共军究竟是编入新的中央军或复员。蒋要求要有执行这些动作的时间表。
这次蒋学乖了，私底下先向这两位美国代表提起这个构想，他们非常高兴。然后他又很聪明地建议这两位美国将军和大使，把方案当做他们的主张提出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同意①。私底下，蒋全然预期中共不会接受这套停战方案；果然周恩来立刻峻拒，表示这等于是叫中共投降②。周又送一份备忘录给马歇尔，表示攻打张家口之举若能永远取消，就可以讨论停止敌对行为及其他议题。“永远”又是一个新条件，马歇尔从来没有对周恩来这么不耐烦。10月8日，他和司徒雷登发表共同声明，详述最新发展，包括中共拒绝最新的提议。马歇尔也告诉周，他看不到有任何务实的基础来继续和谈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6, 1946, box 45, folder 1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25-226;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0.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14.
10月10日国庆日，蒋发表安抚人心的告全国同胞书。他说，固然共产党拒绝了和谈方案，他将继续寻求透过调停、协商取得和解①。或许一向最知书达礼的中国人认为，让美国大使主持的小组来决定如何终止作战、促成真正和平，是相当公正的好主意。但是，妥协、求和的谈话并非蒋唯一的策略。同样在10月10日当天，傅作义率领的政府军攻进张家口。国军攻城之役，中共折损约10万兵力，而延安的共军也与东北共军遭到切断②。后来，委员长在宣布张家口大捷及其他胜果时，预测政府将在5个月内肃清共军部队，也确认国民大会将在11月12日召开。
① White Paper, p.196.
② 孙其明，《和谈交战交响曲：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初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p.355-364。
马歇尔还不死心，既然国军已攻占张家口及若干重要城市，他逼着蒋再提出新的、更大方的方案。他提醒蒋，7月初曾说过对付共产党必须先严后宽。蒋说这是没错，但他也建议，只要共产党宣布派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他就可以同意无条件停止敌对行为①。这又是一记高招。宋美龄担任蒋和马的中人，依据这个原则起草新方案。蒋最后接受的定稿“非常近似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所要”，可能也符合蒋的期望。蒋在马、司徒力促下，于10月16日晚间发表其内容②。可是，周恩来拒绝考虑中共要提什么条件，换取立即、无条件的停火。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支持的方案，10天之内第二度发生中共峻拒、蒋欣然接受的状况——马歇尔非常不痛快。10月26日的会谈中，马告诉周，周的头脑“太封闭”，“我再跟你争辩局势的种种面向，也没什么意义了。”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18-719.
② 同上注，pp.720-721;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6-247; White Paper, pp.198-199.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26.
10月间，马歇尔和蒋介石均获悉史迪威因肝病去世，享年63。蒋下令在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追悼会，曾和史迪威在缅甸并肩作战的若干美国官兵也飞来参加。约有1500名中、外人士在大礼堂集会，鲜花覆盖了讲坛，弔匾、挽联挂满墙，蒋介石的弔匾当然也在其中。不过耐人寻味的是，蒋在当天的日记只字未提“酸醋乔”过世的事①。
① 同上注，pp.724-725。马歇尔描述追悼会场景。
自从6月停火以来，东北就没有重大军事行动。在中共一连拒绝两个和解方案的情况下，蒋下令国军攻打中朝边境的安东；国军于10月25日攻占安东①。不过安东告捷当天，蒋介石夫妇并不在南京——他们飞往台湾进行首次造访。台湾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发展令他们印象深刻，特别是它九成的工业已恢复战前的生产水平；原本是日本财产的主要制造和加工设施，现在几乎全数已归台湾省政府所有与营运②。而且台湾因为发行自己的货币，使它的通货膨胀虽然严重，但和大陆相比却微不足道。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4, 1946, box 45, folder 11;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27.
② 政府年度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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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蒋介石与宋美龄首次造访台湾，庆祝光复一周年，并出席第一届运动大会
虽然中国本土的军事、政治发展都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走，即使在1946年秋天，蒋显然已思考到有朝一日说不定要逃难到葡萄牙人称之为福尔摩莎的台湾。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他批准台湾自己发行台币——过去他和各省当权派斗争、追求国家统一时，这可是他除之而后快的事情。在台北的某个夜里，他在日记写下，共产党没有渗透台湾，整体而言，它是政治上的“一片干净土”。他自我期许“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最后还不忘加上：“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0月26日，pp.3038-3042。
1946年11月5日，共和党在美国国会期中选举大胜。蒋现在可以预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将会制衡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也因此蒋再做让步，他希望藉此降低外界印象——国民党要对马歇尔调处失败负起大部分责任。2天后，蒋下达手令给全国政府军停止作战。他也按照原定计划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指控蒋片面召开国民大会，势将制造“中国的确切分裂”，等于“关上谈判大门”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42; White Paper, 206-207.
国民大会召开，偌大的礼堂只有国民党和少数第三党派出代表出席，有许多空位想必是虚席以待共产党和民盟代表。大礼堂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肖像。先步上讲台的是担任大会临时主席的吴稚晖，82岁的他是委员长的老师；委员长随后则由讲台侧方现身，他身着配上将星的军服，光头闪闪发亮。令美国新闻记者惊讶的是，代表们都没有起身，且“只有温和、稀疏的掌声”。蒋向大会宣称，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79,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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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临时主席吴稚晖将中华民国宪法交给蒋介石
国民党保守派在大会主席团居于主导多数，但是头几次会议却一团混乱。不过，代表们总算进行议事，于12月25日通过宪法草案。马歇尔也承认这部宪法草案与政治协商会议提议的条款“合理吻合”，也援引孙中山遗教和美国宪法精神。美国大使馆形容它“合理”、“健全”、“大体民主且适合中国国情”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50, 765.
国民大会商议宪法期间，马歇尔、司徒雷登和蒋有一番开诚布公的讨论。马歇尔强调中国即将出现经济灾难。他说：“一心以武力解决事情的军事领导人，自己搞出来的空洞，别期待美国会投入大把银子。”他很有先见之明地警告，等到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军队都崩溃了，共产党还是不会消灭①。蒋听着马歇尔讲话，腿却“转呀转的，都快碰到天花板了”②。
① 同上注， pp.750-752。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313.
委员长端出他的老旧理论驳斥经济、财政危机；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农业的、勉可温饱的社会，即使都市经济已明显崩溃，仍可出奇支撑非常长久的一段时日。他告诉马歇尔，中国经济的农业根基还可撑个2、3年，不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个估计与日后事实发展果真相去不远）。他提出和马歇尔同样有先见之明的判断，认为很不幸地，军事手段才是解决中共问题的唯一方法。然而他一方面预测可在8至10个月内摧毁人民解放军，却又表示愿与中共分治东北，反映出其令人难懂的高度乐观心态。他告诉马歇尔说，长春以南的区域最有价值，现在政府已攻克安东，实力已强大到足以坚守该地区。他宣称他不打算往哈尔滨推进。他说，北进恐会制造苏联反应的风险。在长春稍北地方划出一条东西横贯线，实质上就等于把东北约2/3面积的土地交给中共①。蒋认为他非常务实，提出这么有启发性的妥协方案。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751-752; FRUS(1946) vol.10: The Far East: China, p.581;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1.
1946年12月6日，周恩来通知马歇尔，中共中央指示他继续和谈，条件是蒋介石立刻解散国民大会，并下令国军部队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议生效前的防地。马歇尔认为他的调处已经走到尽头①。蒋已成功设法让共产党把比赛变成死球②。12天之后，杜鲁门总统发表事先经马歇尔编辑过的一份声明，对中国统一破局深表遗憾，但并未直接或间接地责怪国民政府。它只说，“积极谈判”“已因共产党而破裂”。声明又宣称，中国人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不会介入。但是它也两度强调美国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表明杜鲁门在1945年12月15日的声明依然“有效”——其实已明显不然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15.
②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5, 1946, box 45, folder 13.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61; White Paper, pp.605-609.
圣诞节前夕，两名美军陆战队员强暴北京大学一名女学生（沈崇），报界大肆报导此一新闻。5000多名青年走上北平街头抗议，示威活动迅速蔓延到其他城市；但是，当局并没有用武力驱散的方式。上海11个民间团体要求美军全面退出中国，甚至国民党报纸也要求严惩涉案的陆战队员①。强暴案发生的当晚，马歇尔偕若干幕僚到紫金山蒋氏大宅参加耶诞晚会（马歇尔夫人已回美国）。委员长穿黑色中山装。蒋夫人则着配绿、金缎的黑色丝袍，还帮着调马汀尼酒。壁炉前一张熊猫皮大地毯得到不少赞叹，角落里也放了棵挂满灯泡的圣诞树，房间则回荡着留声机播放的圣诞歌曲。吃完火鸡大餐，还有中国的圣诞老人现身发礼物。这也是接下来的日子中，委员长最后一次的快乐圣诞节！②
① Suzanne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192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54-57.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33-334.
三
虽然南京人人都预料马歇尔即将结束调处任务，1月7日白宫宣布他次日就要回美国的消息，大家还是觉得意外。当天下午，马歇尔发表一篇平衡的声明，责备“双方的极端分子”造成他任务失败，但实际上比较苟责中共。他说，在早先几个月，共产党“显示不愿做出公平的妥协”，并且虽然大会通过的宪法“采纳他们要求的每一个重点”，中共却不参加国民大会。他说：共产党里头有“自由派”，也有“激进派”，还有“食古不化……死不妥协的共产党”。他发觉国民党内也有同样的阻碍，“政府中主导的反动派”和“军中的主流势力”制造出许多问题。
蒋很快地安排饯别晚宴，在用餐时两位将帅互相敬酒。根据蒋的说法，马歇尔表示对蒋的“礼遇……耐心与衷诚”印象深刻①。事实上这两位性格内向的人变得相互尊重，甚至有点拘谨的亲近。这位美国特使一向是个正人君子、职业军人，从来没在报告里或和部属谈话中詆毁蒋。多年后，他对替他写传记的作者说，虽然委员长“有好几次出卖他……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喜欢蒋介石”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1月9日，pp.3114-3115。
② Bland,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p.575.
马歇尔仍在太平洋上空的途中，白宫宣布杜鲁门总统已提名他出任国务卿。蒋认为马歇尔没在离华前告诉他此一新职，是瞧不起他。可是次日，马歇尔拍发电报，道歉兼解释他也是在启程后才知道有此一人事案。蒋写下：“此事之虚实如何，可置不问，唯彼既有此一表示，可知其对余之感情有增无减，对我国当不有损害也。”①这些话证实了蒋相信他一直和马保持不错的关系，而且最后总算让马回到比较中立的位置。他相信他已技巧地处理另一次危险的美国经验——他认为这结果来自于他耐心、坚定的领导，军事的果决，并且绝对不因美国人威胁抛弃而害怕。这股自认外交成功的心理更加重他误判的自信，认为自己有能力把解放军在东北的部队围堵在东北北部地区；同时在东北南部及关内地区，政府军也可以在大型的多兵团战役中“击溃”强大的共军部队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0, 1947, box 46, folder 4.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1947年1月12日、2月2日，pp.3115-3116，3113。
然而就军事情势而言，新的一年（1947年）并没有好的开始。徐州总部因为部署在前线太久，以致损失两营的美制重炮兵力；林彪跨越冰封的松花江，发动小规模突袭，摧毁孙立人五十师2个团的兵力①。尽管一开始就遇到挫败，还有民间零星的动乱、飞腾的通货膨胀，蒋氏政府的支持度和正统性都达到另一个新高。1946年的气氛就是：政治秩序有新宪，重建有进展以及政府军频频告捷。某些批判的西方观察家回顾这段时期的发展得到结论：此时中国民众“把蒋及其党认同为国家”的心理达到“最高点”②。当蒋要求看一下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导时，很高兴获悉纽约、伦敦和巴黎多数重要报纸，都一致认为总的来说他居于上风。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4 and 5, 1947, box 46, folder 4; Odd Arne Westad（文安立）, Decisive Encounter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64;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Longman, N.Y.: 1995), p.330.
②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65.
为了对付飞腾的通货膨胀，蒋禁止外币和金条的买卖，对利率设定上限，搁置许多政府计划，把所有工资冻结在1月的水平，订定若干基本商品（如小麦、炒菜油、米）的物价，并且开始以固定价格供应基本粮食和布料给城里的政府公务员①。这些措施很快就收到成效，也让蒋有相对的高满意度，但蒋自己也说他不知道它们能否解决严重的问题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3。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8, 1947, box 46, folder 5.
财政危机的真正原因当然还是军费已经失控，它消耗掉政府5％以上甚至可能高达9％的预算①。3月初，宋子文和委员长就战事升高及如何支应军费有“坦诚的谈话”。委员长坚持要对部队加薪饷，宋子文不肯，最后辞去行政院长的职位。他告诉贝尔，他很高兴能在国家财政坠入深渊前去职，但是宋美龄对司徒雷登抱怨：“他们拿我哥哥当代罪羔羊。”②蒋要宋子文下台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政府调査上海黄金炒作的报告指出，好几个宋的部属牵扯到“即使不是不高尚、也高度有疑问的活动”③。虽然蒋派他出任广东省主席，宋子文在中国政坛的影响力已经终结。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16日，pp.3139-3141。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360-361,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65.
③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72.
四
同时，军事严重受挫的报告也开始频频出现在每天上呈给委员长的报告中。蒋甚至飞到济南亲自指挥山东剿共作战，命令两个集团军追击陈毅部队，执行南北夹击战略，但是即使有空中侦察，情报作业拙劣仍造成大败。共军伏袭，国军惊慌溃逃，好几名将领遭中共俘虏①。蒋深怕这种不名誉的败绩会使“其将领更倾向守在城中”②。宋美龄写信给马歇尔夫人说，在这种时候蒋会走上屋顶，失望地抱头呻吟，他竟然无法下达命令、让将领奉行不渝③。林彪在东北的大批共军部队也再度跨越松花江，南下夺取沿铁路线若干城市，孤立了长春和四平街——直到杜聿明以12个师的兵力反攻，把林彪又赶回松花江以北④。参谋总长陈诚又向民众担保，中央军将在6个月内击败共产党⑤。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4日，p.3145。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7, 1947, box 46, folder 5.
③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7.
④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32.
⑤ White Paper, p.238.
城市经济状况恶化下，劳工骚乱也增加。劳工领袖也在言词请愿上与呼吁终止内战的学生互相呼应。但抗议者并非就是亲共者，所以当中共试图吸收城市里的大批工会成员和学生时，大体上都失败①。蒋相信藉着逼迫实业家及其他重要雇主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国民党可以把逐步升高的劳工运动转为对己有利。陈立夫奉蒋指示，率先筹组劳工领袖训练中心、成立劳工福利协会和地方民兵部队，目标在使劳工觉得国民党真正保护劳工权益②。有一阵子，这些做法看似就要成功，但是不久后它便与打击通膨的需求起冲突，局势开始迅速恶化③。
①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78.
② 同上注，p.76。
③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84.
2月间，蒋介石把教育部长陈立夫调回中央党部，要他根据新宪法负责国大代表选举事宜。中国陷于内战、黄河以北地区一半以上落入中共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办大选的确困难；但陈立夫最棘手的工作是如何挑选党员代表国民党角逐2908的国大代表。这样有影响力且可能有利可图的职位，竞争自然非常激烈；数以千计的资深党员和高级军官，多年来就是等这个机会攀登中央级的官位。
陈立夫仍对党的宗旨念兹在兹，他数度上书委员长，警告说贪婪、腐败和缺乏意志力正在侵蚀国民党和国家。他宣称，有害的“外国势力”也在蠢动，显然指的是文化衰颓和要求西方式民权。他认为，唯有彻底扫除贪腐、不守法纪分子，蒋才能救党、救己①。5月间，《时代》周刊以封面故事报导陈立夫的哲学——“生命的本质即是行善”——以及他的强烈反共②。陈立夫的廉正之声和对蒋的忠心耿耿，正是他得到蒋宠信的关键。可是，他的改革运动却窒碍难行，因为蒋仍然相信扫除数以千计贪腐高级文武官员的时候还未到来。
① Westad（文安立），Decisive Encounters, p.182.
②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197; Time（《时代》），May 25, 1947.
委员长和夫人去年10月初访台湾时，觉得它十分安定。但是1947年冬天，台湾突然爆发中国数年来最惨烈的内乱。其实，18个月前数以千计的大陆文武官员随着新任行政长官陈仪来台接收就种下了因。他们占据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行政、保安官职，也控制了所有公营企业——意即原本是日本官、民企业，主宰了经济。到了1947年初，这些国民党官员接收或捜刮了10亿美元左右的不动产和其他资产①。
① 以下两段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叙述，摘自下列书中的平衡报导，Lai Tse-han（赖泽涵），Ramon H.Myers（马若孟），and Wei Wou（魏萼），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White Paper, p.309.
“光复”已有一年半，岛内却民怨沸腾。2月28日，因为抗议逮捕一名女子（林江迈）贩卖私烟，爆发大乱。陈仪拍电报给蒋，把责任推到台湾菁英里的亲日分子，以及反对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激进派分子头上。蒋认为，事件很可能是中共策划的阴谋①。参谋总长陈诚劝他不要增派部队赴台湾，改为派遣高级官员代表团与地方仕绅会谈，并改组省政府，俾能多起用台湾人。但是，由民间领袖组成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却要求政府撤销台湾警备司令部，且“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蒋写下，这此一要求“已逾越地方政治范围”②。然而这只是毫无实权的委员会在口头上的要求而已。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8日，p.3148。
② 二二八事件起因和解决的文件，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3月10日，p.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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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时，任职行政长官的陈仪
毫无疑问，蒋下令“杀鸡儆猴”残暴镇压，有一部分来自于他已清楚认知到，一旦失去大陆，台湾将是他及其部队唯一安定的避难地。二十一师立刻坐船开向台湾，运送船只于3月9日抵达台北附近的基隆港，部队还没有下船就开始对着码头上与附近民宅的人开枪。这些士兵下船后和警备司令部会合，照名单抓人，枪决示众。数十年后，国民党为二二八事件致歉，估计有18000人至28000人丧生①。
① FRUS(1947), vol.7: The Far East, p.442.
3月13日，蒋的电报珊珊来迟，指示陈仪不要对台湾民众展开报复。但是，事件早已铸成重大伤亡，引起国际抨击。司徒雷登大使递交一份批评甚力的鲜明报告给蒋，蒋晓得政治上、外交上这个祸害不小，下令成立台湾省政府，提前举行县市长选举、优先任命台湾人出任省府厅处首长，并且把若干公营企业民营化①。如果他早早采取这些做法，情势或许就会相当平静。他也把陈仪换成前任驻美大使魏道明，由这位新任省主席结束戒严、废止邮件检査、重申新闻自由，并开始推动地方选举。几个月之后，蒋又展现在他看来忠诚胜过一切，即使犯了大错也不妨的心态：他任命陈仪到他老家浙江担任省主席。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3月5-17日，pp.3150-3158。
同时，白崇喜和国民党内许多元老非常不高兴政府决定正式废止训政。他们认为，内战方殷时冒出来的民主都不会完美，会受到操纵，因此恐怕比持续进行威权统治更糟。事实上，要蒋摆出民主姿态并不容易。宋美龄曾经告诉马歇尔将军，多年来她曾试图教她丈夫了解何谓民主，但只有“2％的印象”①。尽管如此，蒋似乎真心觉得1946年12月制宪国民大会制订的这部划时代文件，十分值得骄傲，甚至进而推动党批准了新政纲，保障人人享有公民自由。此时，他对这个新理想似乎是真心诚意。但是当学生示威和民间其他失序行为在1947年春天爆发开来，军事情势又转趋恶劣之下，国民党内为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提名又吵翻了天，蒋又回到他长期以来的信念——中国还没准备好接受真正民主的社会。即令如此，正式执行宪政程序，还是争取美国及国内支持重要的一步②。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247.
② White Paper, p.243.
4月17日，蒋公布各方期待已久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之改组，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各占12名，五院院长是当然委员，国民党藉此多了5票。另外还有11席空缺留给共产党和民盟。司徒雷登和美国大使馆认为从国民党提名人的阵容和立场观察，显示它“真正努力把最能干的现代人物摆到权责大位上”。名单上没有强大的军方人物，也没有声名狼藉的CC派人物①。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90-92; 蒋介石在会议上公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5月18日，p.3188。
此时，蒋抽空带宋美龄和蒋经国回溪口老家。他很高兴母亲王太夫人坟头墓前“森林甚盛”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 1947, box 46, folder 7.
司徒雷登支持蒋所提恢复美援的要求，但是他上华府的报告强调政府方面士气低沉，财政、战略和后勤因素迟早都会造成全面崩溃。同一时间，东北方面的解放军因为征兵成功、苏联又予以援助，实力继续大增。政府军青岛海军司令报告，他的船只侦察到几艘苏联货轮每周载运武装共军部队及军火在烟台登岸（烟台位于山东东北端，由中共占领）。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地区，铁路线偶尔会遭到空袭，但是苏联陆军铁道兵团派了300人协助它运转。苏联也派医生协助扑灭解放军兵营的疫病。为了支付从苏联进口补给和器械，东北的中共在1947年以铁路运送110万吨谷物以及其他产品给俄国。可是，国共内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却一再说：“没有具体证据显示，苏联目前供应日本或苏联物资给中共。”①
① U.S.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ese Capabilities for Control of All of China," ORE 77-48, December 10, 1948, p.2, in Tracking the Dragon,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 on China during the Era of Mao, 1948-1976. (Pittsburgh: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49; 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91, 94.
5月间，林彪动员40万大军、200门重炮，又发动一次作战。虽然有130架P-51战斗机和少许B-25轰炸机的支援，但整个东北地区的政府军全部也不过25万人。东北之战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它不是游击战，而是庞大的多兵团部队以传统方式大对决，成败要视领导力、空中支援、部队实力、武器、弹药、后勤、情报和部队士气而定。林彪再次获得初步战果，摧毁政府军几个团，还一度包围了长春和吉林。但是他试图正面攻击四平街时再度损失惨重；孙立人部队又一次把他赶回松花江以北。中共在“极罕发布的伤亡数字”中透露，从1947年3月至5月，“损失”11万6千人，其中大多在东北地区①。
①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154.
但是毛泽东预备维持主动。为了强化他不惜代价拖垮国军的努力，他下令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征兵。共产党和政府一样，给每个地方订定名额，每次一抽就是上百名丁壮。中共各地干部每次都能如数达成任务。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单在东北就征集了约100万人入伍②。
①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240.
②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pp.242-243.
共军4月间在孟良崮取得大胜，陈毅的华东军歼灭张灵甫“最英勇的”七十四师3万2千名官兵。张灵甫是位“勇敢、忠诚的爱国者”，出身黄埔军校、北京大学，因不甘被俘和手下四名将领自杀。殉难之前15天，张灵甫曾上书委员长慨叹国民党将领和军方文化的“各自为谋，同床异梦”。蒋颇有同感，把这封信传发给高级将领，它可能使得贤与不肖俱感挫折①。蒋在悼念孟良崮殉难英灵纪念会上表示，七十四师被歼灭“然究其最大缺点，厥为各级指挥官每存苟且自保之妄念……同时友军应援不力。”蒋保证将以军事法庭判明责任归属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4月30日，p.3197。
② 蒋纪念张灵甫的演说，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5月24日，p.3218。
但是，蒋的教训还没完。他下令山东战场半数中高级军官回到南京参加特别讲习班。委员长向这群干部第一场训话，标题赫然就是“国军将领的耻辱与自反”。他说：“高级军官已成了军阀，腐败堕落，自保实力，不能缓急相救……各级官长缺乏研究精神，学术荒疏。”他又厉声抨击，官长和士兵“生活脱节，军心涣散”。他似乎已经对年纪大的将领放弃希望，表示年轻军官必须向张灵甫将军等烈士学习。事后他写说已尽最大努力鼓舞、训诫、启发前线个高级军官，他决定采取“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①。但是，他没有开革百名将官以示决心，其实一个也没有。他觉得现在还不是整饬部队的时候。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4, 1947, box 46, folder 8.
到了1947年中，大多数城市青年偏向结束内战、组织联合政府，不论对共产党做什么让步都好。可是，民调显示只有一小撮人依然赞同共产党主政或是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司徒雷登的说法是：“95％的大学生反对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也有90％。”1947年5月开始，学生带头的反政府示威升高成为横扫全国大、中学的示威和罢工“潮”①。
①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pp.58-65; 89-93;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p.136, 104, 106.
蒋决心镇压，他的第一个严苛动作就是查封上海三家报馆，逮捕学生运动领袖。重庆警察也拘押200人，接下来2个星期，治安人员在各大城市逮捕大批涉嫌为首人士。有些嫌犯遭到警察强行架走，有些则消失了。武汉大学学生组织警车载走5名教授时，警察朝学生头顶上开枪，不料却穿过宿舍窗子，打死三个人。这下子全国爆发学潮。
蒋立刻退却，放弃“强硬”政策。他发表个人谈话，谴责警方的行动；当被捕学生的家长申请人身保护令时，他几乎把他们全都释放，虽然当中很多学生以及激进的教职人员已被大学开除或免职。此外，武汉卫戍司令部侦查队队长被发现在长江淹死，显然是自杀①。天津《大公报》发表14篇社论直言支持学生，不久即和其他许多报纸一起被禁，然而有位编辑还是跑到3所大学演讲，鼓励学生把运动推广到工商界去②。相较共产党占领区对异议分子的绝无宽贷，人身保护令不仅闻所未闻或者还是个笑话，这样的压制简直一点都不严酷，不过也许台湾不幸发生的浴血事件也是此次较为收敛的部分因素。总之，这次蒋的打压彻头彻尾是个失败，只有严厉没有能力已经让政权的声望与权威受损。
① Pepper（胡素珊），Civil War in China, pp.64-65. 胡素珊只提重庆的数字。
② 同上注，pp.67-68。
同时，在美国方面，杜鲁门的对华政策日益受到政治压力。在马歇尔主持下，国务院现在取消对中国的实质军火禁运，但也清楚表明，蒋政府若想要什么武器，必须自己出钱来买。每次采购皆须取得核准，手续可能花好几个月之久。抗战期间透过美国优惠贷款累积的将近10亿美元，已经用到只剩3、4亿，要不蒋本来可以利用这些钱试图购买武器①。他本来也能动用中国财政部囤积在上海国营行库的黄金，但是他想保存一些预备金，可能比以前更想到说不定需要撤退到台湾去。6月19日，解放军包围了四平街和长春，蒋紧急和司徒雷登会面，告诉他“东北局势非常严重”。他说，在苏联支持下，中共“人数和器械都大增”。他说，他3天前才了解到情势的严重，现在他预期四平街将会失守，长春和沈阳也将不保。他强调，“几天之内就必须”对东北做出决定。蒋似乎已在考虑立刻全面退回关内②。
① 1947年2月，蒋说是3亿元。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7年2月21日，p.3393。
②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175.
但是，作战还未终了。蒋不仅没有撤退，还从东北的东部和傅作义在华北的战区抽调9个师，联合东北南部5个兵团大部分的部队，进攻包围四平街的林彪部队。同时，守卫长春的国军3个师突破重围南下，形成一把大钳子包围林彪在四平街的部队。刚刚打进市中心的共军部队这下子溃败，往北窜逃，避开从长春打过来的国军。林彪折损4万兵力，再次率军退回松花江以北。杜聿明紧追在后，但没有抢渡松花江追击①。
① Hooten, Tumult, pp.89-90;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蒋接获捷报后，又顽固地下令守住长春一线。显然还是只想到东北南部，他写下：“若无东北，华北将不守。”但事实上，没有了东北北部，西伯利亚也在亲中共的苏联手中，东北也守不住①。
① 蒋给熊式辉的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p.3231，3263，3281。
五
1947年7月的第一周，魏德迈踏进马歇尔在距林肯纪念堂仅有数百码的国务院顶楼办公室。马歇尔告诉他，来自国会和“中国游说团”的抨击愈发激烈，指责政府在中国搞亲共政策，逼得政府要“重新评估美国的政策”。最近美方取消禁止美国武器售予中国，也正是回应国会压力的结果。马歇尔指出，美国政府也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要求魏德迈以总统特使身分重回中国，以六到八周时间了解局势，并向白宫回报①。
① Hooten, Tumult, pp.89-90; Dreyer, China at War, pp.330-331; Wedemeyer, Reports, p.382.
魏德迈认为他的任务关系重大，华府也会认真看待他的建议。可是马歇尔以电报向司徒雷登担保，魏德迈此行只是“临时出差”①。蒋听到故人要来拜访，当然很高兴。他视魏德迈为友人，也是诚实的批评者，充分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方面则宣称，魏德迈到访是美国即将反转不介入中国内战的立场、预备倾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迹象②。
① Yu-ming Shaw（邵玉铭），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06.
② White Paper, p.386.
魏德迈率部属以1个月时间走遍中国，包括东北。他访谈各行各业人士，聆听大相径庭的意见。他也应邀向国民政府委员会演讲，出席者还有全体部会首长、司徒雷登大使；当然，蒋氏夫妇也到场。蒋事先告诉魏德迈，在这个不做纪录的演讲中，尽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最后一分钟，他拜托司徒雷登，要求他转达，请魏德迈不要太批评（司徒没把口信传出去）①。同时，魏德迈觉得他必须对国民政府的过失直言不讳，否则，他打算向杜鲁门总统建议批准的立即、大规模恢复美援，就不会有可信度②。魏德迈果真在评论时描述中国盛行的失政和贪污，蒋本身最近在私底下也有同样的抱怨。魏德迈说，政府不能光靠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它必须立即改善政治、经济情势以便争取中国人民的支持。出席这次谈话会的许多国民党人觉得被冒犯，但也有人说他们不禁流泪，因为他们晓得魏德迈说的是事实③。
① Stuart, Forgotten Ambassador, p.133; White Paper, p.386.
② Wedemeyer, Reports, p.388.
③ White Paper, p.257; Wedemeyer, Reports, p.389.
魏德迈回华府前，和蒋长谈6个小时之久。他费尽唇舌解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何以会如此的“客观原因”。可是，魏德迈并不认为自己的坦率进言不当，他也不提他预备建议美国恢复对蒋政府支持。事后，蒋以他自认就连孟子都会佩服的自制，在日记中写下在今天这个世界，所有的困难和羞辱都来自自己，不能怪别人，但是“美国现无政策，又无政治家，关于魏德迈之行动态度，更可知美国之前途殊为世界人类起无限之忧虑”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9, 1947, box 46, folder 11.
魏德迈一回到华府，立刻把他的机密报告送呈杜鲁门，建议立即给予中国军事、经济援助，并重提他以前的旧方案：把东北交给联合国“五强”——包括苏联在内——托管。马歇尔对魏的报告没有采取行动，也基于若是公布联合国托管方案必会惹恼中国人的考量，而不发表它。魏德迈气坏了，认为马歇尔因为坚决反对对华有任何军援，才压下他的报告①。
① Wedemeyer, Reports, pp.397-398; White Paper, p.260.
第九章：大失败
杜聿明打败林彪的光辉犹未消褪，又旧疾重发。7月初，李宗仁婉拒总揽东北军符，蒋遂命令陈诚取代杜聿明①。陈诚于8月29日出任东北行辕主任，总揽政治、军事、经济一切事务。现在统领14个兵团的陈诚，说服蒋把政府军兵力增加到50万人左右。另外他更换许多髙级军官，以及所有的省党部主委；这场人事更动反映他相信贪渎、无能无所不在。他逮捕了若干军官和国民党党务人员，还把一些人“遣返”南京②。司徒雷登大使的报告指出，陈诚的改革“对政治、军事士气有极佳效果”。但是，他又说，共军第6波攻势预料等道路一乾、不再泥泞时就会发动，这些改革会有足够时间挽住颓势吗？他很怀疑③。
①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 （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Tusng-j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453.
②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pp.1-3；E.R.Hooter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92; 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 (New York: Longman, 1995), p.331.
③ John, Leighton Stuart,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ed. 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1), p.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