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32;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3月19日，p.2828。
马歇尔回到华府，似乎忘了东北及邻近的山东有军事危机上升之势（国共部队在山东爆发激烈新战事）。事实上，他的言谈举止俨然是调处任务已经必定成功。他公开宣称，国共双方“现在正在进行复员大量军队的工作，把剩下来的部队再整编纳入中央军”。他说：“我们能解决此一似乎不可能的状况，着实很不简单……如果没有我们，什么事情都做不了。”①
① New York Times, March 17, 1946, p.26.
当苏联红军迅速从东北南部地区撤军、林彪部队开入之际，杜聿明所部也在空中支援下迅速推进，在若干大城市和铁路沿线建立政府监管。国共第一次大规模交战，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把共军逐离沈阳市郊，于3月13日进城——前一天苏联红军才刚退出沈阳。蒋认为“今后艰险更大”，他必须“不慌不忙，循序渐进”耐心地推动他的目标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3, 1946, box 45, folder 4.
两周后，苏联大使馆终于照会中国外交部，苏联红军将在4月底以前退出东北①。当时仍在华府的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他开始相信苏联事实上没要在中国追求霸权。因此他开始不再从围堵苏联的脉络去思考中国问题——与上年12月和杜鲁门谈话时的想法大不同。他开始觉得中国陷于内斗泥淖，最迫切需要安定。在他看来，中共最多只能被责怪在和国民党暴力相向时也有责任②。蒋感受到此一转变，也开始忖思马歇尔是否愿意放弃美国在华战略利益，以便安抚苏联。他也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马歇尔想在国共两军开始整编之前就提供美国的军事训练和武器给共军；马歇尔也打算裁撤驻华美军总部，把美军陆战队撤回美国。蒋担心马会因本身的声名考量，极力推动他的和平解决大计划③。
① Chi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p.300.
②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 Chinese 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0/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31 and April 1, 1946, box 45, folder 4, 5.
同时，毛泽东交代林彪，中共必须制止蒋介石必会做的光复长春之举；长春现在只有聊备一格的国军，以及若干残余的苏联部队①。4月14日，马林诺夫斯基率领最后一支部队退出长春；约有2万名八路军部队（现已配备新型日式枪械）、也有一些大炮，立刻攻打长春城7000名国军。绝大部分政府军丧生。500名守军在中央银行大楼建立“阿拉莫式的防卫”誓死固守，最后才在指挥官率领下，逐一冲出银行旋转门②。东北现在实质上已分裂为两块：南部名义上由国民党治理，但遭中共大量渗透；北部则完全由共产党主宰。蒋命令孙立人立刻向北推进，抢回长春③。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35.
② New York Times, April 30, 1946.
③ Blang,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525, 530.
美国国务院1949年《中美关系白皮书》谈到中国沦陷时，称中共夺占长春是“公然违反停止敌意的命令”，但是报告执笔人并没说它威胁到国共和谈。他们反而下结论说，此举所制造出来的大麻烦是，强化了国民政府内“极端反动派”的声势。但是感到苦恼的不仅是国民党的“极端反动派”，蒋介石的确必须考量到和战议题牵动的派系变化，但是1945年后对东北的决策却是由他乾纲独断①。
① White Paper, p.149.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558639351.jpg"/][/p]
二战结束后，马歇尔出任美国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内战
4月18日，马歇尔偕妻子凯撒琳一起回到重庆；她接受宋美龄之邀来华作客。马歇尔夫妇座机在重庆降落时，气温高达华氏100度（近摄氏38度）。马歇尔夫人说，尘土、燥热和恶臭“无法形容”。回到重庆后次日，马歇尔就和蒋介石长谈4小时，对话十分坦率，次日在黄山官邸又继续谈①。马歇尔责怪蒋及其政府使和平进程困难重重，他也指责说，南京政府原本有机会在东北建立和平，但没有好好掌握好机会。他提出一长串清单，指出蒋很差劲的顾问们犯了这些错。这些过错包括：寻求单方面掌控东北、关闭共产党报馆、派战斗机侵扰延安、部队违反停火协议在中国本土调动。马歇尔形容这些都是“愚蠢行动”，无益于政府，严重时甚至会刺激中共对“政府意图的质疑”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28.
② 同上注。
马歇尔确切地提出警告，中共会利用局势占便宜，日益强大，而国民政府军事上处于很危险的地位，防线拉得太长、兵力越来越分散①。蒋也提出一长串中共违反停火的事证，指控1月13日停火以来，中共已发动287次攻击，占领13个县、29个城镇。他说，占领长春、造成数千名政府军阵亡，是非常严重的违反协议之举动。但是，蒋无法说服马歇尔相信中共也应该为和谈破裂负起部分责任②。
① White Paper, p.151.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4月2、3日，p.2848。
马歇尔后来和周恩来见面时，没有批评中共抢占长春、也没责备任何其他行动；周也向他担保，中共“不欲垄断东北，而希望国际合作”。他表示，中共希望停止交火、立刻开始谈判①。根据中共的文件，周建议向马歇尔施压，以逼蒋接受停火——必要时不惜在谈判时与美方陷入“僵局”。可是，毛泽东指示周要尽可能和美国特使维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29; White Paper, p.151.
② 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221.
在后来的会面中，蒋告诉马歇尔，如果中共悍然违反三边协议之后美国还曲意宽容它，就不可能达成妥协。他说，他愿意谈判和东北有关的问题，但条件是中共先退出长春。这代表在国共和谈中，他第一次透露愿意谈判在长春以北设下停火线，让中共实质上可以控制东北一半以上的地域。同时蒋也清楚表明，早先马歇尔和美国政府已接受的原则——也就是东北主权全归国民政府所有——是他的底线①。他说，“唯有美方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消极‘容共’的目的。”这正是4个月前马歇尔本人曾建议并得到杜鲁门认同的对华政策②。后来蒋写说，在和马歇尔交涉时“自我固应有一定之政策，但对彼应以至诚示之”，马歇尔说不定会因而改变观点③。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34; White Paper, 15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9, 1946, box 45, folder 5.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6, 1946, box 45, folder 5.
这一次谈话，尤其是蒋愿意把东北北部让给中共的暗示，对马歇尔起了作用。他重回任所以来，第一次跟周恩来说硬话，他告诉周，委员长有关交回长春后可恢复谈判的提议，可使中共占领东北北部，乃是一项“重大让步”，但是中共的行动却“严重妨害”他说服蒋合作的努力。他暗示，倘若中共不接受蒋的提议退出长春，他将认为自己再也无能为力做调人。马歇尔向他叙述这番对话经过，蒋听了十分高兴①。4月28日，苏联把哈尔滨交给中共；次日，苏联红军派到东北的正规部队正式退回苏联。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35;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8, 1945, folder 5.
一
5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迁回南京。马歇尔夫妇也乔迁，搬进前德国驻华大使的漂亮官邸。马歇尔夫人在南京可比在重庆高兴多了。蒋夫人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几乎天天和她见面，隔几天就聚在一起。凯撒琳写信给友人说，她和委员长“一见如故”，虽然他只会说“好、好……然后微笑”①。乔迁次日，马歇尔在新居请《时代》杂志前任特派员贝尔（John Robinson Beal）吃午饭；贝尔在华府建议下出任蒋的顾问，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蒋亟需贝尔这样的人才，因为蒋不知如何与新闻界来往，甚至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和媒体打交道。马歇尔向贝尔说明局势之际（当然几乎都是周恩来那一套想像力居多的解释），中共红军政委们因国民党反共分子煽动要控制东北而鼓噪了起来，中共遂以抢占地盘、违背1月的停火协议回敬。午餐后，两位美国人喝着古典调酒，马歇尔竟然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证释，声称由于他“找不到俄国政府（有协助中共）的公然动作”，他认为是地方上的苏军指挥官自作主张——换句话说，违反斯大林的命令，提供口粮和日军弹药给中共部队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
②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p.27-28.
或许马歇尔的确知道苏联对中共有若干援助，但故意不提它。周恩来5月13日拍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报告说，马歇尔告诉他，他晓得“苏联（在东北）支持我们”①。马歇尔很可能是透过他的破解电码人员得知此一消息，又在无意间向周提起来，但这显示他不是完全不知道苏联的所作所为。几天之后，曾在长春遭中共逮捕、短暂扣押的《纽约时报》记者李伯曼（Henry Lieberman）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记者艾波奈（Charlotte Ebner），花了两个小时告诉马歇尔，中共在苏联协助下占领东北大多数地区，且很可能不会撤退的情况②。
① Zhang Baijia（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222.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34.
这项第一手报告对马歇尔丝毫不起作用。尽管最近才对周恩来说重话，但他还是将动乱大部分怪罪给国民党。不过在一份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剧本”跟他告诉贝尔的版本则稍有出入。他说，问题起于中共越来越担心国民政府执行政协决议的诚意（这些协议非常有利政府）。据马歇尔的说法，接下来，自负的将领影响了委员长把政府“陷入危险的军事处境”，继而让中共“抓住优势”抢占长春，阻断国军北上。马歇尔也提到中共“有道理抱怨”国民党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不当行为，另一方面只说：“当然双方下层指挥官都有违反协议的小情况。”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56.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仍然忙着履行美方要运送总共22万8千名政府军到东北的承诺。5月底，最后一支部队即将成行，蒋又要求马歇尔准许美方再多运送两个军。马歇尔不允，声称若这么做，将“等同支持一场内战”。已经完成的大规模运兵行动当然有利于此一目标，也正好符合杜鲁门此时的政策。马歇尔在呈杜鲁门的一封信中承认，既然美国已经运送了22万多国军到东北，如果“此时听任他们自生自灭”其实“至为不公平”。他的让步就是批准中国国防部的要求，再提供6个月的弹药补给给39个经美国培训、装配器械的国军师级部队①。
① 同上注，pp.543, 566。
等在南京安顿妥当，马歇尔立即试图协调出另一协议，这个协议有考量到中共在过去2个月的斩获——他认为这些结果是因国民党行动所挑激，不是奉中共政工之命去执行；或因共军指挥官藉国军备多力分乘隙而入。他告诉蒋，解决东北冲突最可行的方法是南京当局接受中共暂时占领哈尔滨以北，并往西直抵中、俄、外蒙交界的满洲里的事实。这个提议合乎蒋本身的方案，他立刻同意——不过他坚持中共不得占领哈尔滨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11, 1946, box 45, folder 6;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552, 548-552.
马歇尔单独和周恩来会谈时，指出原本讲好的国、共军队在东北之比例也有可能改变，原本是国、共呈14比1，国军居优势，现在可改为5比1。其实当时东北的兵力是3比2，共军较强。虽然共军在东北的主力此时稍有撤退，他们在整体人数上仍占优势，也使他们越来越觉得不需谈判①。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说：“利用美国和马歇尔的机会日益减低……但是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延迟内战爆发的时间。”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62.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40.
蒋理解到，杜鲁门和马歇尔原本强力且明确地支持他接收东北，如今其坚持早已消失无踪；但连番的军事告捷使他看不见去年7月及年底就预见的现实。当时他曾体认到，即使美国全力提供物资协助，如果斯大林已决心见到毛泽东在东北、或是黄河以北、甚至长江以北，取得大权，国民党就不可能赢。现在他却断定，至少可以固守东北南部。他1945年11月第一次想到这样的妥协可能可以满足莫斯科，如今它也符合马歇尔最近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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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出任国防部长的白崇喜及与共党林彪在东北激战的杜聿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5月20日，孙立人率领接受美国装备的新一军，把共军驱离四平街，往长春北撤。刚被蒋任命为国防部长的白崇喜认为林彪部队状况不佳，他力促蒋批准乘胜追击，夺回长春①。和白谈话后的次日，蒋告诉马歇尔，他同意此时夺回长春恐怕会失策。第二天他前往沈阳“视察战局”，虽然蒋夫人生病，他坚持要她陪他一起去②。
① 郭廷以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下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4，1984），pp.815-816。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586, 564-565.
即便蒋对马歇尔说过这些，但当委员长带着身体不适的宋美龄与国防部长白崇喜，搭乘马歇尔的专机飞往沈阳之际，孙立人部队的装甲车没遇到太多抵抗就进入了长春城①。蒋委员长一行人在沈阳机场一降落，杜聿明就向委员长报告：政府军已光复长春。林彪奉毛之命，避免大型接触战，率10万大军已在前一天就弃守长春退到松花江，也就是哈尔滨前方最后一道天然防线。蒋闻此捷报甚为高兴。在沈阳城中用午餐时，白崇喜强烈主张乘胜直取哈尔滨，蒋却犹豫，表示担心马歇尔会不高兴。但最后他还是批准杜聿明越过松花江进攻共军②。
① 蒋介石日记中记载占领发生在5月19日。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3, 1946, box 45, folder 6.
② 《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p.166。
林彪迅速后撤，加上白崇喜的观察，使蒋相信人民解放军只有1/3是配有优良日本武器的精锐部队①。他致函马歇尔，告诉他政府军已收复长春，也重申他最近呼吁各方遵守原有一切协议的主张。他也提出另一个新方案：若出现歧见，停战协议监督小组的美国军官可以做裁定②。马歇尔透过无线电，数次恳请蒋立刻停火，以便“避免先前犯错的痛苦结果”③。更重要的是，蒋离开南京期间，马歇尔和颇有说服力的周恩来“常常谈话”，有一次更谈了六个小时之久④。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66.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67.
③ White Paper, pp.156-157.
④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78.
虽然委员长的想法是让停战协议监督小组的中间人——也就是马歇尔的部属——有最终裁定权。表面上，这几乎就是最合理的建议，周恩来却向马歇尔抱怨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会使国民党“玩各种花样来欺骗美国人”。马歇尔立刻认同这个说法，向华府解释说，美国新闻界和国会对蒋的提议颇多正面反应，已引来中共对他发动新一波恶毒的宣传攻势。马歇尔告诉蒋，由于蒋的提议，他做为调停人的公正地位受到质疑①。
① 同上注，pp.570, 574, 579, 586。
根据蒋夫人的说法，由于委员长“不希望她介入美国事务”，现在她努力避免“参与政治活动”。但是，事实上她在和马歇尔的对话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翻译之外，她带着书面文件和口信穿梭于两个男人中间——一个夏天下来，她和马歇尔有过多次私下谈话。尽管她在1943年有过和史迪威站在同一边的坏经验，她再次显示“完全同情与了解美国人的观点”①。马歇尔相信她站在他这边②。很显然，原则上她是和马同一边，但她也替委员长工作，把马的想法回报给委员长，也可能向他建议如何与这位美国将领打交道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222.
② Bland, 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p.607.
③ John Leithton Stuart, 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ed. Kenneth W.Rea and John C.Brew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1), p.99.
蒋对马越来越有挫折感，但他对国共之间势力平衡的了解确实有严重缺陷，很难以相信，他竟然认为“东北共匪主力既经击溃”①。国军新一军和新六军跨过松花江追击林彪，直逼到距哈尔滨仅有60英里之处，从哈尔滨再往北300英里就是黑龙江和苏联。6月3日，蒋回到南京，与马歇尔长谈3个小时。委员长没什么耐心，不断以手指轻弹红色皮椅扶手。但在马歇尔没有施加太大压力下，他同意国军部队在东北停止“前进、追击，与攻击”为期15天②。蒋说，停火期间中共必须展现其诚意，与政府完成谈判，全面终止在中国各地之敌对行为，并且不得拖延、执行2月25日有关军队整编的协议。蒋并且告诉马歇尔，对共产党“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5, 1946, box 45, folder 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6, 1946, box 45, folder 7;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78.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6月3、6日，pp.2922, 2924。
3天之后，蒋、毛分别发表再次停火之声明。孙立人奉令停止前进，并退回到松花江之南。多年之后，蒋写下，这次停火令国军士气消沉，是政府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的开始①。但是即使孙立人攻下哈尔滨，中共及其部队仍可逃到他们几乎已完全控制的内地，必要时也可退入苏联，兵力和情势的相互关系仍将继续一面倒地对中共有利。不论怎么说，停火才宣布3个小时，五个战区的国军指挥官都报告发生共军攻击事件。共军5万名部队包围山东省青岛市，蒋要求美军运送政府部队前往青岛，马歇尔却一口拒绝②。根据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共军在山东发动攻击“确实是个乱源”③。但是，周恩来向马歇尔解释，是因为国军挑衅才造成共军以攻势报复，马歇尔似乎也接受这个说法④。在给杜鲁门的报告中，马歇尔举了蒋两个不涉暴力的行动，认为是中共在停火期间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的挑衅因素：一是蒋离开南京，一是蒋提议赋予调停小组的美方代表有裁定权⑤。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 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y, 1957), p.168.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4, 1946, box 45, folder 7.
③ White Paper, p.159.
④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589.
⑤ 同上注，p.590。
尽管他自己持续乐观，共军在停火期间又迭有挑衅攻击，蒋6月底在日记中自承“此时应暂维现状，不再求军事发展”。他认为他的策略可避免和苏联冲突，又可释出政府军在广大的东北部署，且集中力量在华北歼灭共军势力①。6月29日，马歇尔下了结论，他“已无继续谈判的基础”，他也警告蒋：如果国民政府试图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美国民众会“判定它因为平息不了民怨使国家陷入混乱”。他更进一步说，委员长“刻意被军方拉着走，有如日本一般走向灭亡”②。据马歇尔的说法，这番话“对委员长起了极大效用”，蒋引用圣经“几乎哭泣”③。有意思的是，蒋本身并没提到在这个场合几乎哭出来，却记载当他告诉马歇尔他预备在10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时，马歇尔“颇为感动”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6, box 45, folder 7.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14.
③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09.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46, box 45, folder 7.
延续此一对话，马歇尔也和宋美龄有一段非正式的谈话，同样言词强烈。她向丈夫报告说，马歇尔“不耐烦、粗鲁……非常冒犯人……傲慢”①。不过对国、共双方而言，马歇尔对他们的动作有何反应，很快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蒋告诉这位美国将官，所有可能的让步他都做了，他现在要开始策划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地带发动全面攻势②。马歇尔甚至不只对蒋出言日益尖锐，共军在山东、山西的攻击行动也刺激他对周恩来直言，这些行动已“破坏他的努力”——这个警告根本没人理会。3天之后，他甚至告诉周恩来，有许多事的发生“都是因为政府在报复共产党的挑衅”。另外一次，他形容据报的共军攻击行动“完全不可原谅”③。蒋抱希望忖想，马歇尔是否开始“对共已无希望且生恶感”④。
① Ramon H.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Fortitude, and Friendship: Chiang Kai-shek's Reactions to Marshall's Mission," in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p.16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30, 1946, box 45, folder 7.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18.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4, 1946, box 45, folder 8.
7月2日，马歇尔请教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国务卿贝尔纳斯到巴黎出差）对中国局势有何看法。从艾奇逊的回复可以看出若是国共和谈破裂、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对华政策将会改弦更张。杜鲁门在前一年12月给予马歇尔的秘密指令，艾奇逊或许不知道、或许不记得；当时杜鲁门的态度是，基于地缘政治的理由，即使和谈破裂美国还是会支持蒋介石。相照之下，艾奇逊这份文件不仅完全没提及半年前的立场，还建议说如果国共爆发全面内战，美国“可以”（could）维持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但“将”（would）结束物资援助，并撤回留驻的美军部队。虽然还不够正式，可能还未经杜鲁门过目，但这个美国政策的重大翻转已反映出华府的基本目标是不介入中国内战，尤其绝大多数主事官员都不认为非共产党这一方会赢①。
① FRUS(1946), vol.9: The Far East: China, pp.1295-1297.
马歇尔对艾奇逊来函的意见显示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也起了重大变化。尽管最近他对周恩来说话越来越不客气，但他还是认定和谈失败大部分是蒋介石及其政府的责任，而且全面内战早就已经开始了①。他相信，不管美国如何因应，只要没大量派出美军部队介入，共产党最终将会击败蒋介石及其部队。对马歇尔而言，摆在眼前的选择只有：一、毫不作为；或二、继续目前似乎徒劳无益的做法——追求和平、民主的联合政府。他选择第二方案。他和华府都不考量第三方案：美国提供大规模物资援助给蒋，助他守住华北或长江以南。事实上，蒋本人也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方案。他愿意和毛泽东分治东北，但其他部分的领土就是全有或全无，别无商量。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7月11日，刺客在昆明开枪杀死民主同盟知名领导人李公朴。4天之后，另一位民盟领袖、留美回国的诗人闻一多也遭不明人士杀害。这下子全国各大学涌起一片抗议浪潮，美国哈佛大学一群教授也联名谴责这两起事件。马歇尔在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传达一个印象——即使不是蒋本人、国民政府也应负起责任①。可是民主同盟是个小党派，对蒋只算小麻烦，他似乎不可能甘冒国际制裁之险，下令杀害两个在昆明不甚有名气的知识分子。相形之下，300名共军士兵在7月中旬伏袭美军一支补给车队，55名陆战队员就有7人被杀。虽然马歇尔也说伏袭“确切是共产党所为”，却没有逼周恩来就此事道歉。蒋认为马在这件事上表现得“若无其事”②。
① 同上注，pp.634, 637。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59.
现在，停火期限已届止，蒋发动作战以打通山西的铁路线，并肃清热河的共军势力。傅作义预备攻占张家口这个古代穿过长城往丝路的门户，共军自从1945年8月即盘据该城①。政府军其他部队亦在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推进。
① E.R.Hooton, The Greatest Tumult: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36-1949 (London: Brassey's, 1991), pp.69-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6.
同一个月(1946年9月)，中共红军取了新名“人民解放军”，也不再虚构它在东北的部队纯粹由东北人组成的故事。解放军在山西、河南、热河、山东和江苏等许多地方发动规模有限的攻击和反攻，但是一般而言除了东北之外，似乎都是政府军在让共产党节节败退。然而，中共控制了东北所有和苏联接壤的边境，满载货品的火车双向都能通行。解放军也在北朝鲜设置办事处，安排军事物资供给其东北部队使用，光是为此目的，雇用的火车车厢不下2000个①。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p.155-156.
7月中旬，委员长偕夫人离开南京、前往牯岭。牯岭位于江西山区，距政府设在庐山的训练中心不远。西方生意人、外交官和传教士自从19世纪就营造牯岭为度假胜地。海拔5000英尺的牯岭，蚊子绝跡，远离长江流域的溽暑和湿气。马歇尔夫人和宋美龄一起到枯岭避暑。她喜爱极了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96.
马歇尔认为蒋离开南京是为了搁置和谈，让手下将领方便放手做事①。他也会定期到这处山区度假胜地停留短时，但恨透整个行程——先搭2小时飞机、再乘45分钟炮艇、30分钟汽车，然后由轿伕沿着悬崖小径抬轿2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②。马歇尔在牯岭的居停，隔着一道山溪与委员长行馆相望。当马歇尔不在时，凯撒琳每天会和蒋夫人在“令瑞士逊色”的美景下共进午餐。轿伕整天守在草坪，随时待命带她们出游。每天傍晚，“在彷彿一千零一夜的景色下”，蒋介石会和宋美龄、 凯撒琳一起在附近登高揽胜。虽然彼此语言不通，凯撒琳教委员长玩德国象棋。她写信给亲人说，蒋氏夫妇成为她的“好朋友”③。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New York Times, July 20, 1946, p.26.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45.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632, 668-669. 关于牯岭的描述见于马歇尔夫人给友人的一封信。
同时，马歇尔虽然坚信关键问题——国共部队整合I已经“解决八、九分”，心情仍然“日益消沉”①。7月初，他决定向白宫建议，撤销他原本支持提名魏德迈将军为新任驻华大使的人事案，改提在中国传教多年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斯职。马歇尔觉得中共会强烈反对魏德迈，美国联邦参议院也立刻通过这位71岁的新约圣经学者、前任北平燕京大学校长为大使。这个决定搞得比司徒年轻的魏德迈大为不痛快，因为他已经为新职添置文官衣服了②。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5;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22-123.
②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366-370;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27.
司徒雷登看中国人的眼光是“混合着心急、慈爱和热切的乐观”。他知道委员长不能或无能力减少贪污，是中国问题多端的主要原因，但是同为基督徒，他有信心蒋了解中国及其政府的弱点，也希望拨乱反正，而且大部分能成功。他也认为中共是个合法的政党，它和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关系“薄弱、不重要”。他几乎都独自在南京寓邸里工作，偶尔才到大使馆上班（因为他并不信任大使馆）。他非常倚重他的华人秘书（傅涇波）——他从燕大带他一起上任，而大使馆官员猜测此人是戴笠手下，或周恩来的特务。
7月18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前往牯岭，新大使向委员长呈递到任国书。马歇尔藉这个机会“十分坦诚”向蒋谈到“无可控制的内战”已一触即发，国际舆论对李公朴、闻一多被杀害，颇有批评。几天之后，政府宣布两名凶手是昆明警备司令部秘密警察的低层官员。两人均遭枪决。他们究竟是出于己意犯案、还是奉命行凶（马歇尔是这么猜想），或者是代罪羔羊，也就不清楚了。不论事件真相如何，由于国内外舆论哗然，中共大为受益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34.
蒋在这些行为，连同当时警方严重违反人权上的责任，大部分都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扩张了各式各样的秘密勤务。这些有权势、复杂、某种程度上不受控制的团体专门在搞阴谋、对立以及暗地打压、报复的恶毒行动。但到了战后，对这些或真或假的事件，新闻媒体已经能自由报导并加以谴责。就像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当时就提到：
每天都有几百万的文字被生产：报导、谣言……纯粹想像的内幕……指控与抨击，声明与回应，洒狗血的诉求……压榨与贪污，读者渴望知道越多越好，左派媒体满足了这种普遍的需求……暗杀与绑架经常在发生，使报导材料永远不缺……这也让自由与左派媒体的销量明显成长①。
① FEER 1, no.4 (November 6, 1946).
二
眼见东北外的战事节节升高，杜鲁门请马歇尔代拟信函向蒋警告：除非和平解决很快有真正进展，否则“必须谨记美国舆论不会继续对贵国宽宏大量”①。在蒋看来，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还有手段可用，对共产党就完全没輒，而他能用的手段就是——掌控美军及美国对南京的军售。美国国务院事先未宣布，就开始拒绝批准军事设施运交中国，即使中国政府已经付款的军售也不放行②。马歇尔告诉周恩来，他“几乎已经停止（美国政府对国军的）一切直接援助”。周对此一定颇感欣喜：他实质上已达成让美国在国共内战居于中立的目标。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52.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6年8月16日，p.2996。
根据中国大陆某学者1996年撰文所说，“中共领导人（在1946年秋天）清楚看到，美国基本上无力以军事手段介入中国。”①因此，“跟美维持名义上的（良好）关系不再有意义，只是弊大于利。”②马歇尔根本不察中共态度已变，他还是认为中共路线转为强硬，乃是“共党自由派分子失去控制力量，激进派成为领导人的迹象”。不过他依然相信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有诚意③。蒋则认为，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相信共产党会真正捨弃其革命目标，不啻“缘木求鱼”④。
① Bland, Marshall Mission, p.229.
② 同上注。
③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64.
④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p.162-163.
到了9月，政府军已收复东北以外大多数县城和铁路线，而这正是委员长在停火后要求共产党放弃的。政府军自7月以来的攻势，远比马歇尔预料来得成功，但这些胜果代价极高。据国军一位将领的说法，政府不仅损失“五分之一的部队，美国供应的弹药器械用掉的，更足以装备18个新师”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687.
当东北的秋凉日深，马歇尔和蒋委员长的关系也日益恶化。马歇尔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讲话越来越重。他正色告诉蒋，目前唯一维系住中国不崩溃的，乃是蒋的声望，可是它已在快速消失中。当蒋质疑抗议昆明暗杀事件的一群哈佛大学教授哪里懂得中国的情势，马歇尔明显暗讽蒋受的正式教育有限，答说他们懂的“要比一群军校高中毕业生来得多”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176-177.
同一时期，马歇尔和周恩来的关系则依然友好，甚至亲密。有一天，向周恩来抱怨共产党的反美宣传时，他又再次令人难以理解地泄漏了一个情报来源，声称美国每周定期截听“莫斯科发给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宣传命令，以及上海方面的答复”。马歇尔向贝尔解释，他晓得跟周恩来这么一说的结果是’美国会“失去这个（情报）来源”，但是“我们反正已经知道（这个讯息）了”①。不过它终究是一次严重的失言，但也反映周、马之间已经不脱形跡、一派轻松。
① 同上注。
9月中旬，蒋决定在预期攻克张家口（位于北平西北的察哈尔省）之后，向马歇尔提议停火，条件是中共同意如期召开国民大会以及改组国民政府委员会。他认为他的军队现已部署到易守的防线上，所以他可以做出此一最后表态。中共若如他所料地拒绝停火，他希望马歇尔届时终能对他们失去信心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8, 1946, box 45, folder 10.
周恩来的反应是，必须立刻停火，如果张家口遭国军攻陷“全国势必全面分裂”。马歇尔假定若国军不打张家口，毛泽东就会愿意接受停火；他告诉蒋，除非政府军停止进攻，否则中共不会参加国民大会或联合政府①。蒋则辩称，距北平只有150英里的张家口是国共部队进出东北的门户，必须占有它才能确保长城以南的安全②。马歇尔盛怒，致函蒋委员长，表示他预备要求杜鲁门总统下令召他回国。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701.
② 同上注，p.701。
马、蒋10月4日碰面，蒋试图劝马打消放弃调停的念头，声称“若美国仍注意远东之局势，则必须贵特使留华完成其任务”①。他强调自己“待人接物之态度，即以不虚伪，不利用别人，不作损人利己之事为基本信念”，对待马歇尔也是如此②。根据蒋的回忆，马歇尔回答说：“对主席之推崇及诚恳之表示，极为感动。”但是马又说因为内战未能终止，他仍然计划回美国去。当天夜里，蒋获悉马歇尔果真拍发电报给白宫，请求传召回国。蒋立刻召见司徒雷登，表示他预备下令停火10天，附有若干条件；马歇尔很快就撤回他的电报。
① 同上注， p.703。
② Myers（马若孟），"Frustration," p.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