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迈的新观点和建议、苏联明目张胆地作梗、林彪势力在东北坐大，加上杜聿明报告需要10个军的兵力才足以接管整个东北，这一切加起来使蒋停止以军事手段接收东北的暂时性动作。由1945年11月他的日记以及事后行动做判断，他决定撤出长春仍不足反映他已决定弃守东北，而比较像是要测试美、苏两国的意图。魏德迈的强烈措词大大影响到蒋之决定撤退，而“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念头至少在夏天已经浮现其脑海。即使如此，蒋定出一个双戟策略：准备完全撤退，但也让华府明白莫斯科所造成的危机。他希望杜鲁门会认真警觉到斯大林已违背他在雅尔达的承诺，以及只支持国民政府的其他承诺。可是他也希望保留一线机会，能往经国依然认为可行的方向发展——与苏联和好，包括重大的经济退让（如与中共分治东北），甚至可能变动到中国对美关系。
蒋和魏德迈谈话后过了3天，他照会苏联大使馆已向华府就莫斯科在东北之行动提出抗议，苏联应对一切结果负责任①。他命令孙立人的新一军停止向潘阳推进；11月16日对高阶将领做重要演讲时，他也说即使再派五个军进入东北，他们“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②十一月十七 日，蒋介石致函杜鲁门，说明苏联如何卑鄙地未能遵守承诺。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5, 1945, box 44, folder 1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7, 1945, box 44, folder 12. 蒋介石在1951年8月7日的日记中回忆这场1945年11月的谈话，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4680。他在1945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只提到当天和军官们有2次会议，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5, 1945, box 44, folder 12.
苏联此时突然变了调子。他们在回复蒋传递给大使馆的照会中表示，俄国政府会恪遵中苏友好条约，因此为便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他们将延迟2个月完成红军撤军。怪的是，蒋氏父子都认为延迟撤军可以避免中共乘虚而入的真空状态（其实这正中毛泽东下怀）。委员长又恢复几分希望，在日记中写下：“俄人对国际间殆尚有顾虑耶。”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7, 1945, box 44, folder 12.
11月21日，马林诺夫斯基告诉蒋经国，他很抱歉国民政府撤退的事，更惊骇听说中共包围了长春的国民党总部。他同意，国民党派任的县市长等官员可到各地任所接任，他的部属表面上也开始认真交涉东北经济问题①。斯大林也接受蒋先前的提议：派特使到莫斯科一谈。马林诺夫斯基又乐于接受蒋的建议，把红军撤军日期再延到1946年2月1日。毛泽东很高兴，因为事实上他也要求再拖延撤军时间②。
① Ch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p.33.
② 同上注，p.158；Goncharov, Lewis, and Xue Litai（薛理泰）, Uncertain Partners, p.11.
12月初，蒋经国向他父亲报告：“政府所有的提案，（苏联）几乎全都同意，包括废除所有非政府的武装力量。”①在经国力促下，重庆没有大肆声张苏联在东北侵夺工厂、器械的行径；美国一项研究估计，苏联窃取的资材价值高达20亿美元②。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1945年12月5日，p.2737。
② 张令澳，《蒋经国在东北》，浙江省奉化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蒋氏父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pp.211-240。
蒋介石1957年发表《苏俄在中国》专书，指责国内外的干预，使他未能坚守早先政策不去占领东北，他反而“将最精华各军闯入东北”。他指的显然不只是俄国答应要合作，也指涉华府当局——除了魏德迈的个人建议之外——鼓励国军接收东北、美国海军同意运送国军6个兵团到东北。1957年，蒋慨叹做这个决定时，他靠的是外交，因此“以致舍本逐末”。①1945年12月，为了测试苏联，蒋命令孙立人恢复向沈阳推进，孙奉命而为，沿路没遭遇共军太多抵抗。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Cudahay, 1957), p.232. 另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十，1951年8月7日，p.4753。
11月27日，回到华府述职的赫尔利大使无预警地宣布辞职，谴责国务院有一批人掣肘。杜鲁门警觉到环绕着美国对华政策恐将出现风暴，认为需要有更杰出的使节在事态不可收拾之前就完成美国在华目标。马歇尔刚从陆军退役，是美国功勋最为彪炳的三位将领之一，可不能让他退隐山林，骑马、写回忆录——至少，现在还不行。马歇尔和太太凯撒琳才刚回到维吉尼亚州李斯堡的住家没几分钟，杜鲁门的电话就到了。总统说：“将军，我要你替我到中国去。”马歇尔答说：“是，总统先生。”电话就断了。他想让太太休息一下后才告诉她，不料她却先从收音机听到新闻：她丈夫已同意前往中国，促成国共两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①。
① Larry I.Bland, ed., The Pa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 5, p. 372.
马歇尔使华消息一传出，周恩来在若干内部文件上说明，中共和这位美国最新使节谈判时，目标将是“中立美国”，善加利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部分歧”。周有信心，由于“美、蒋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对“美国人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熟悉”，中共将因此一注定失败的谈判，在未来成功崭露头角①。这些因素事实上都会是马歇尔使华动态关系中的关键成分，没有人比周恩来更清楚热心的美国人之心理。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20. Zhang Baijia（章百家）, "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pp.208-209.
同时，孙立人部队已推进到沈阳市郊，可是蒋还不确定是否可能和斯大林达成合理的解决。他写下：“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挟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故更应特别慎重，不再急于接收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2, 1945, box 44, folder 13.
马歇尔启程赴华之前，于12月8日分别和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会面。马歇尔说，他明白他需要全力以赴，影响蒋介石和中共谈判时做出合理让步，他应该向委员长暗示，美国未来援助与否与此攸关。但是马歇尔也说，他担心若是蒋不肯做出合理的让步，国共和谈破局、美国也因而终止对重庆的援助，结局恐怕就是“俄国在东北恢复势力”！也就是中国会像东欧和朝鲜被瓜分为共产和非共产中国。马歇尔认为，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参与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强盛、友好的中国）……尽付流水”①。
①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这是以现实政治观点对局势的分析。杜鲁门本身就是思想强悍的人，又倾向于围堵的理念，立刻同意；但是他强调美国绝不会再增派部队到中国①。次晨另一次会议中，马歇尔指出他收到的书面训令中的政策意涵：假设他无法让委员长在国共和谈中做出合理的行动，“美国政府依然必须透过我继续支持国民政府。”总统表示，没错，就是如此②。在公开发表的马歇尔指令中，杜鲁门要马告诉蒋介石，“因内斗不团结、分裂的中国，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美国援助合适的地方。”③但是12月15日，杜鲁门又发表公开声明，申明国民政府是“达成中国统一的实际工具”。杜鲁门说，中国的团结需要“向民主进展”，同时也要消除如共军的“自主军队”。蒋读到此一声明，非常高兴。这正是他衷心盼望的东西。美国总统已支持国民政府，并且不拖泥带水地支持蒋和中共谈判时的核心原则④。
① 同上注，p.14；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53.
② FRUS(1945-1953), vol. 7: The Far East: China, pp.767-769.
③ White Paper, pp.606, 608; Feis, China Tangle, p.420. 范宣徳此时是远东事务局局长（Feis, China Tangle, p.351），大约同一时间，艾奇逊出任副国务卿，因而在国务卿贝尔纳斯经常出外时代理国务卿职务。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18, 1945, box 44, fold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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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出席庆祝世界胜利日酒会，吴国桢在旁翻译
12月16日，蒋飞到北平；这是1930年代初期以来他第一次来到故都。当时仍是个小男孩的一位华裔美国人，记得2个月前政府军抵达北平时，又抢又奸。即令如此，委员长座车开进紫禁城前大广场时，仍有十万名青年夹道热烈欢迎，使他相当兴奋。他向青年们演讲，声称过去“形同一盘散沙，招致敌人之侵略。今后要完成建国大业，则我全国同胞须集中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相亲相爱，团结一致，互助合作，奋斗到底，乃克达成吾人之目的。”①
① 同上注。
演讲完毕，数千人蜂拥向前，想碰他的衣服或瞻仰他的威仪。保镖花了半小时才让他安全上车、离开。委员长一再向安全人员说：“没事，没事。”委员长的巨幅肖像立即在紫禁城入口处的天安门上方悬掛起来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2月19日，p.2740；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159.
接下来，蒋飞往南京，从飞机上可以看到中山陵，他一定想起1937年和宋美龄仓皇辞庙、南京遭遇屠杀、破坏那一幕。他心头五味杂陈。他感谢“天父”庇佑，有此“光荣胜利”。从机场出来，他正襟危坐在敞篷轿车后座，沿途只见民众欢欣鼓舞，泪水不禁浮上眼眶。回到军校校园里的旧寓所，他拿起毛笔，把官邸里的礼拜堂题为凯歌堂①。
① 同上注。
中国未沦陷的地区在最高点的时候有大约3千万难民。数百万长期难民大多是城市居民，是中、高阶政府公务员或党工干部，在重庆、昆明等自由地区苦撑待变。数十万军官及其眷属则住在乡下，经常搬迁，从来不知明天又会是什么光景。绝大多数人节衣缩食，熬过日机轰炸、疫病和粮食短缺①。当他们回到南京、上海和数百个1937年前他们工作、生活的市镇时，满心的胜利之情，觉得苦尽甘来，要出头天了。
① 根据作者与近百名国民党人士的对话，这些人都经历抗战期间流亡生活。
1亿5千万人则无法追随政府到后方自由地区，有些人与日本人或傀儡政府合作，发国难财；少许人暗中抗日，大多数则逆来顺受，以最低程度的合作苟且性命于乱世。可是，在许多流亡到后方的人心目中，这些留下来的读书人、专业人士和富人身上似乎有污点，所以他们期待自己会受到优惠待遇。委员长指派许多国民党将领为各省市首长，大部分的新官根本不是当地成长的本乡子弟。派外地人任官主政是中国的传统做法，但是在战后的环境中，这么做不仅没有扼抑裙带之风和贪渎陋习，反而助长其势。最立即的伤害是，蒋竟然派南方人出任东北各省省主席。
周恩来的特务和蒋介石的许多敌人夸大或编造战后许多贪渎案件，但仍有不少事件是确有其事。新近得以自由发挥的媒体，在这方面表现非常突出。上海、天津、昆明、广州、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报纸一夕之间恢复报导活力，动輒以社论抨击政府各项弊端。
蒋介石身边某些亲信，如蒋经国、陈立夫、陈诚和张群等人，并不贪污，也向他报告社会上蔓延开来的贪渎风气。离日本投降仅只2个月，蒋就召集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新任命的高级官员入京训话，责备国民党接收官员胡作妄为①。但是，蒋虽然斥责官员贪渎，要求采取制止行动，他却认为这些问题有如通货膨胀，仍属次要问题——他认为此风不可长，但仍未“猖獗”②。此外，认真矫正高级官员的窃占问题，恐怕会产生复杂的政治问题；因此，蒋认为这个改革还可以继续搁置一段时候，等到真正的政治团结达成之后再来处理也不迟。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6, 1945, box 44, folder 11.
②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Toronto: Doubleday Canada, 1970), p.114.
同时，中共并没进入城市或接收可能自肥的大型官僚和企业机构。中共干部生活在困苦环境，随时可能被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剿灭；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没敢预期过去的牺牲会得到回报，而是预料前途多艰、更要牺牲。
当重庆政府订定即将毫无价值的伪政府货币可兑换正式“法币”的汇率时，那些沦陷区的人民怨气更是冲天。9月间，重庆一块钱法币可兑换伪政府法币30元。由于过去一年多日本败象已现，黑市汇率一路攀升，已经到了1比200的地步。重庆政府此时通过正式兑换率与黑市兑换率相等，造成民间盛传政府侵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之资产①。例如，《大公报》社论声称，老百姓一觉醒来，发觉“绝大多数人倾家荡产……几辈子积攒的财富一眨眼就转到握有金圆和国民政府大洋的人手中。”②
① Ar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174, 182.
②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p.313.
后来的学者引用《大公报》的说法指称，在沦陷区“多数”中国人——意即1亿5千万人的大多数——由于货币贬值，一夕之间倾家荡产①。但是，认真检验之后，就知道这个指控不能成立。譬如，黑市兑换率一向迅速反应出市场价位。最重要的是，两种货币的兑换率不会影响土地、房屋、珠宝或黄金、白银的价值——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以这些传统的方法保存其财富。以伪政府法币为计价基准欠债的人，实际上还因为它币值大跌而受惠呢！②过去一年多来，沦陷区人民早已预料日本迟早要败，通货膨胀和伪币黑市汇率早已腾升，现在会受害的是极少数不知在抗战胜利前减少持有伪币的人。
① 同上注。
② William C.Kirby（柯伟林），"The Chinese War Economy," in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204.
魏德迈和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商务参赞饶伯森（Walter Robertson）于12月18日亲赴上海国际机场迎接马歇尔，陪他到华懋饭店。到了饭店，马歇尔把杜鲁门总统给他的训令拿给魏德迈看。魏德迈看完后表示，国民政府依然握住大部分的权力，决不会放弃它们；而共产党同样决心在苏联援助下夺取所有的权力。他认为国共之间的和平“遥不可及”。马歇尔却动怒，声称他决心完成任务，魏德迈必须帮他。当天夜里的私人晚餐中，他仍然感到相当不痛快。魏德迈显然受到影响，此后似乎再也没有对马歇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率表示个人观察心得。虽然没有好的开始，马、魏两人在接下来几个月倒是愈来愈亲近①。
① Wedemeyer, Reports, p.363.
陈立夫曾经建议委员长，不要接受马歇尔的和平调处，因为它极可能失败；一旦失败，美国人会责怪蒋政府、不会责怪共产党①。但是蒋没有接受陈立夫的建议。美国继续提供十分重要的经济、军事援助，包括运送部队；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承诺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甚且，杜鲁门总统12月15日的公开声明已深获蒋心，认为马歇尔的调处一开始就方向正确。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p.184, 185.
马歇尔到达上海的次日就飞往南京。政府首都和委员长官邸仍在重庆，但是蒋介石和夫人在旧陆军总部营区有个两层楼的小砖房，他们在此接待马歇尔。（抗战胜利后，蒋的助理曾经建议他接收汪精卫像宫殿般的寓邸，但是他不肯。）马歇尔身穿军服、持手杖、并着有皮领的英式风衣，来到蒋的办公室。蒋伸出手，觉得马帅握手跟他一样，很轻柔①。他们俩为了史迪威，意见相左；但是他们有共同的脾气，可以搁置过去的冲突和恶感。蒋认为马歇尔是个自傲的职业军人、重视荣誉、“优秀的基督徒绅士”，或许他也可以像对付华府过去多年派来的许多特使一样，把马歇尔争取过来。
① 我个人曾经在酒会中和蒋轻轻握过手。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麦尔比（John F.Melby）也说过他很“震惊”这位著名的将领握手很轻。他还说，马歇尔的眼神“不和对方接触”，和委员长坚定的注视大不相同。见John F.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8), p.55.
②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125.
马歇尔和蒋介石两人都很内向、矜持、拘谨，换句话说是呆板。马歇尔初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时，罗斯福喊他名字“乔治”，马立刻建议总统彼此还是以官衔互称比较好。委员长一定也有同感。两人都没有太大幽默感，他们重视纪律、责任、爱国和荣誉，或者蒋所称的“真诚”。魏德迈就说，不论是出差参加国际会议、从梅耶堡军营徒步到五角大厦，或是以杜鲁门总统特使身分到中国，总是“有些什么神秘、看不见却又总是存在的力量，让马歇尔跌入深深的思索”①。无独有偶的，不管是在战区营帐外沉思，盯着雾锁的长江，或者凝视他掛在紫禁城门上的新肖像，蒋似乎有点疏离，好像他正专注于某种不可解却又强大的命运。
① Wedemeyer, Reports, p.382.
马歇尔第一次和蒋对话时表示，杜鲁门“明白要达成成功的谈判，极为困难”，总统和他本人也都明白问题要解决，牵涉到共军部队及它们拒绝交出或放弃自主权。对蒋而言，这又是异常重要，再次听到马歇尔重申杜鲁门对这个主题的声明①。
①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795-797. 马歇尔也说，如果共产党不肯妥协，“将失去美国人的同情。”见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400.
蒋在回答时却令人意外地对国共和谈十分乐观，告诉这位新特使，已经出现“进展迹象”：尤其是中共一向在各种政策上对苏联唯命是从，而斯大林最近似乎也一改原先“不友善的态度”①。马歇尔受到和蒋第一次会谈的鼓舞，飞往重庆，下榻于临时官邸怡园。次日，他和幕僚见到态度轻松、风度翩翩、世故而又谦虚的周恩来。周一如往常，立刻与这群美国人打成一片。周猛灌老美迷汤，表示中国应向美国学习民主、农业改革和工业化，马歇尔的报告对这套说词毫无怀疑之意。多年之后他对一位访谈者表示：“所谓共产主义的热情这种事情，我真的了解得很粗略，直到我战后到了那儿。”②当天夜里，蒋介石夫妇替这位新使办了盛大的生日宴。这又是一个好的开端。
①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797, 804;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lett Marshall, p.400.
② Forrest C.Pogue, George Marshall: Ordeal and Hope (New York: Viking, 1966), p.367.
蒋夫人于是年9月回国，距她赴美已有15个月。留美期间，她几乎完全脱离聚光灯，住在长岛孔家宅邸深居简出，但是她透过电话，悄悄建构起同情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美国友人网络。由保守派国会议员、企业主管、发行人、退休将领和传教士组成的此一模糊、非正式却十分强大的团体，很快就被外界封为“中国游说团”。蒋政府雇来替他工作的10家游说公司，也是此一网络的一部分①。这股亲蒋、反共的活动大肆努力在美国政治制造骚乱，影响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但没有能够改变政策的基本方向。
①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70.
59岁的委员长在夫人长期滞美不归时，很少在日记中提到她；但是，他们现在似乎预备把彼此的歧异——史迪威事件、她的坏脾气，以及他可能“行为不检点”——都摆开。当她不在时，重庆并没谣传他有外遇或私下乱搞。她回国后似乎决心重建婚姻关系，在公开场合又恢复手牵手现身。此外，委员长再度开始倚重夫人和美国人打交道，她也相当满意能在这方面有所表现。他坚持他和马歇尔的会谈，她全都要出席，“甚至她生病、疲倦或想藉词不来，都非要她来不可。”果如当年史迪威的状况，当马歇尔和她丈夫意见相左时，她经常支持马歇尔。马歇尔多年后说，他在华期间“夫人和我站在同一边”，他也“深信”她“一向公平”①。
① Beal, Marshall in China, pp.400,607.
马歇尔在中国开始调处时，美国、英国和苏联外交部长们也在莫斯科集会。斯大林有力地说服贝尔纳斯国务卿相信他并不反对美军部队进入中国，他也全力支持蒋介石担任中国政府元首。就像之前的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一样，贝尔纳斯离开莫斯科时相信斯大林有心遵守他和中国签订的条约，遂如此转告马歇尔。马歇尔在往后一年的折冲中，一直认为中共唯一的主力外援苏联，预备支持马歇尔在调处过程中所要采取的适当压力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lett Marshall, p.404; FRUS(1945-1953), vol.7: The Far East: China, pp.848-849.
但是’苏联继续拒不开放东北的主要口岸大连，也不理会苏联红军将在2月初撤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的新时限。此外，苏联红军已占了东北九成半的领土，这里根本没有国军部队的踪影，听任林彪率领的中共部队到处自由活动。即使如此，政府军仍有进展。到了12月底，除了大连、旅顺仍由苏联依雅尔达协定所占领之外，杜聿明已接收东北许多港口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427-428.
圣诞节那一天，蒋派儿子经国去莫斯科，以评估斯大林的意图，同时希望让斯大林维持友善态度；蒋履行承诺，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6年1月10日，他召开划时代的政治协商会议，发表主题演说，宣布政府即将立刻订定言论、新闻、宗教和集会的自由。他说，政治犯将得到释放，所有的政党将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选举将“由下而上”推动，意即所有的代议机关、包括中央级民意机关都要办直接选举。
第三部：内战
第八章：妄想胜利
马歇尔调处任务的立即目标是安排国共停火。他再次提议，有一个方法可以“承认”中共目前占领土地、控制地方政府的部队，那就是“让他们和政府军混合”，换言之，即纳编入政府部队①。蒋一直都想要这样的安排，大感振奋，认为他“必可信赖”马歇尔主持“三人小组”来交涉停火协议。马歇尔提议的这个三人小组，将包括国共各一位高阶干部，分别为张群（后改派张治中）和周恩来，以及马歇尔本人②。另一个问题也解决了，马歇尔意外地说服周恩来接受美国继续运送中央军到东北，并且规定在停火期间，中央军“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③。元月初只经过少数几次会议，三人小组就令人惊诧地达成有关军队整合、联合政府以及停火的协议，而且条件全有利于政府。多年之后，蒋慨叹，马歇尔此时的立场和态度使他决定要为东北而战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30, 1945, box 44, folder 13.
② 同上注。
③ White Paper, p.137;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 Interviews and Reminiscences for Forrest C.Pogue, 3d ed.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6), p.409.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7, 1951, box 49, folder 3.
毛泽东虽然似乎乐于同意任何书面的东西，对他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现场的实际状况。他又调15万部队归东北的林彪指挥，并且命令他把另20万地方部队纳入其主力部队①。1946年1月13日，蒋、毛分别下令给国、共部队，自午夜起双方停止敌对行为和一切部队调动，除了已取得协议的若干例外——最重要的是，政府军可以进入东北。尽管停火条件在东北明显有利于政府，蒋和他的将领却认为整体而言，停火对政府“不利”。阎锡山就警告说，停火只会使中共有时间重新编组和扩张。但是蒋觉得他别无选择——为保护他和美国的关系，并鼓励苏联在东北与重庆当局合作，他需要坚守此一协议。三人小组的执行本部（包括美国人士）迁往北平监督停火状况②。
① 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10.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p.2760, 2766。
蒋盼望和苏联关系能有突破之想，很快就破碎了。1月14日，蒋经国结束为期两星期的莫斯科之旅，回到国内。他和斯大林有过两次会谈，却没有成果。这位苏联领导人警告说，美国有自己的盘算，试图利用中国；只有在蒋介石不准许任何一个美国军人留在中国的前提下，苏联才会告诉中共与委员长取得共识。斯大林建议，不妨由他和蒋碰个面谈谈。蒋经国伤感地向父亲报告，斯大林在东北玩花样，有他自己的一套剧本①。
① FRUS(1949), vol.8: The Far East, China, pp.137-140;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p.2768。
蒋在日记写下，为了维持国家统一，他可以同意对苏联做出广泛的经济退让，也可以要求美军全部退出中国。但是，“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俄军同时撤退。现只可对前一目的而为之研究，唯有忍痛牺牲，该以求达到收复领土之目的。”①表面上，蒋在东北议题上十分坚定，也没回答斯大林所提的峰会。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月15、19日，pp.2759, 2773。
果然，苏联的提议开始瓦解。马林诺夫斯基正式照会重庆当局，基于“技术原因”，苏联红军无法如期在2月的新限期之前完成撤军。这位苏联将领又再次要求把日本人在东北所拥有的一切工厂，当做赔偿交付给苏联；他估计这些日产有38亿美元之多①。这些挫折导致国民党内一股批判蒋经国——也暗中指向委员长——处理东北对苏交涉的声音。蒋十分关心，决心从儿子手中接过来，自己负起这件事的交涉责任，再次要外交部主导对苏谈判②。
① 苏联在中国东北经济合作的备忘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1月21日，pp.2773, 2783。
② Chang Kia-ngau（张嘉璈），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9), p.208.
蒋经国由莫斯科回国的一个月之后，斯大林发表了着名的2月9日演讲，宣称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下一场世界大战也将从同样的动态下产生。杜鲁门读完这篇讲稿，大为紧张，也非常生气，命令贝尔纳斯今后不再“玩妥协”。杜鲁门还说，美国应“复建中国，并在当地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我们在朝鲜也应该这么做……我已不耐还要哄哄苏联”①。可是，周恩来在中国却继续说服马歇尔相信，中共领导人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者，也不是苏联的盟友，而是接受其和平计划的政治温和派。
① 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对国务卿贝尔纳斯说的话，请参见Harry S.Truman, Memoirs by Harry S.Truman, 1945: Year of Decisions (New York: Konecky & Konecky Military Books, 1999) p.552.
停火才一生效，蒋就接到纷至踏来的报告，指控共军在华北、东北都有攻击政府军行径，而且有些交战状况据说苏联红军有间接协助共军。1月18日，尽管规定国共双方停火，共军在东北抢占两座城市，其中之一是重要的港口营口。蒋现在开始怀疑马歇尔恐怕不如他以为的会偏袒政府的立场。马歇尔呈给华府的报告并没提到营口被共军占领，这一点令蒋相当不安，因此蒋在日记写下：“此时不能不作最后之决心与方针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8, 1946, box 45, folder 2.
让蒋更棘手的是，共产党反过头来指控国民党违反停火协议。蒋在美国人面前失去可信度，因为他拒绝马歇尔的提议——派监察员到东北调查事件经过，而中共一口就答应它。蒋担心调査团对他的限制会大过对毛的限制；毛在东北迅速发展的军力和活动在外在世界绝大部分看不到。由于马歇尔手下译电人员有能力破解蒋发给前敌指挥官的密电，马歇尔可能得知某些状况下委员长只是装着跟他合作。不幸的是，周恩来用的是“一次即丢”的密码，美国人无从破解周的来往函电。这一来，蒋和美国人的关系可能也受到伤害①。
① Larry I.B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vol.5, p.420 n.2. 周恩来显然是用一次性的密码而非密码机；因此他和延安之间的讯息往返没有被美国人破解。
尽管双方互控违反停火协议，和平进程（包括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都顺利进行。2月4日，马歇尔向杜鲁门报告：“事情进展相当顺利。”①可是私底下，蒋对马歇尔越来越不放心。他写下：“彼对共军终持纵容态度，对我国内情及共匪阴谋并不了解，恐误大事。”马歇尔认为中共用心良善的评语，特别使蒋不安，蒋开始担心情势又像史迪威时期一般②。
① 同上注，p.44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2 and 23, box 45, folder 2.
然而马歇尔的乐观丝毫不减。他特别欣慰由国、共双方共同推派人选的政治协商会议于元月底依循三人小组的提议，发表一套五项决议，订定筹组临时联合政府的框架。参加此一联合政府的各个政党都要承认蒋主席为全国领导人，但是对主席的权力也有相当大的牵制——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府最高权力机关，半数席次归国民党，虽然国民政府主席有否决权得提交复议，但委员会可以3/5的多数决主张维持原案①。
① White Paper, pp.139-140.
尽管不无疑惧，但周恩来已表态全盘接受新政府计划，蒋认为他至少必须表现得跟周一样才行。他对一群国民党高干表示，政协决议未必就会拘束住已经决定要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但是他在政协闭幕式的演讲却赞扬此一计划具有“统一民主和平团结”的精神。政协为此计划进行最后投票之前，他颁令大赦“所有的政治犯”①。毛泽东也传话给马歇尔，称颂他的停火安排“公平”。毛严肃地宣称：“中国的民主必须追随美国的道路。”②周恩来向毛报告，马歇尔曾经告诉他：他信赖中国共产党的真诚，但很难说服国民党的领导人。周告诉他的秘书，马歇尔“使他想起了史迪威”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31 and February 2, 1946, box 45, folder 2.
② Zhang Baijia（张百家），"Zhou Enlai and the Marshall mission," in Larry I.Bland ed., George C.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to China, December 1945-January 1947 (Lexington, Va.: George C.Marshall Foundation, 1998), p.203.
③ Bland, Marshall's Mediation Mission, pp.2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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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大礼堂宴请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代表
中国民众和西方新闻界都相当欣慰政协有此一协议①。针对已有的进展，杜鲁门总统建请国会维持对华租借法案方案，并指示国务院开始和蒋介石政府谈判设置美军顾问团（上限一千人）事宜②。美国人要担任顾问的中国部队，是在委员长领导下的国、共混合整编部队。但是，基于平衡及替共军“保住面子”，马歇尔力主美国另订一个方案训练、装备中共的武装部队。
①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411.
② 同上注，p.411；White Paper, pp.140-143.
2月25日，马歇尔、张治中（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和周恩来协议分阶段裁减国、共大军，包括明订在完成部队重新整编之前的临时阶段，国民政府将可在东北派驻14个师的兵力，中共只能有一个师。根据中共此一大让步，毛必须把当时已进入东北的30个师共军部队删到只剩1个师；这计划根本执行不来。另外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规定是，在第一阶段（12个月内）政府军于全国范围居于5比1的优势——也就是国军有90个师的兵力，共军只有18个师。
根据这项整军方案，这些调整将在18个月内予以完成，然后再开始人员全面整编成为兼容国共部队的中央军队。这支新部队将是不涉政治的军事体制——禁止一切党派的党团活动——并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434, 435.
蒋介石有一定的动力去执行这些军事协议，但是他认为中共绝不会这么做，只希望马歇尔能察觉他们“欺人之手法”①。然而事实上事情的发展可是让马歇尔乐坏了，他已经完成不可能的任务！至少书面上完成了。他抱怨“某些派系”（显然指的是国民党强硬派）企图破坏和平进程，但是整个1946年春天，他彻头彻尾地相信他的计划会奏效——中共会放弃他们庞大的军队和占领地区（包括他们在东北已取得的巨大优势），接受蒋介石领导的政府，从政治上争取全国的权力，只要这位国民党领袖能够让中国朝向美式民主的道路前进。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22 and February 2, 1946, box 45, folder 2, 3.
马歇尔决定要亲自视察一番，遂在周恩来、张治中同行下率幕僚飞往华北各地，行程3000英里，遍访十多个城市。在延安，群众夹道欢呼迎接这位美国将领，他和毛泽东、朱德进行长谈①。据马歇尔自己说，此行“有许多可喜的结果”②。同时间，苏联掠夺东北的消息传遍中国，重庆及其他城市在2月最后一周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苏联军队立刻退出东北。示威群众捣毁中共《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民主日报》重庆办公处③。莫斯科引起公愤固然不假，但这些骚动的幕后策划人是陈立夫。所以后来马歇尔认为这些为时短暂的示威活动影响很大，并责备是它们刺激中共，中共才会改变原本对和平进程所持的积极、明理态度。
①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马歇尔告诉蒋，他对这趟旅行很满意，但是毛泽东很“狡猾”。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8, 1946, box 45, folder. 但在马歇尔的正式报告中，他说和毛泽东的谈话“直率无隐”，且毛主席“应允全面配合”。
②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490.
③ Steven I.Levine, Anvil of Vic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73.
现在距雅尔达已超过一年，冷战很快就底定了它今后50年的方向。3月间，邱吉尔在演讲中宣称，“铁幕”已在欧洲降下；胡志明和法国签署一项协议，确保越南将有和平、团结的未来。蒋却颇为怀疑；他在日记写下：“越南内战开始。①”②同一段时间内，肯楠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出著名的长电报，讨论如何对付苏联的野心，它代表美国围堵政策的正式开始。
① 编注：实为《大事长编》中的说明文字，非蒋之日记。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六，1946年3月7日，p.2819。
3月11日，马歇尔在回华府向杜鲁门报告之前，再度向预备前往东北检查违反停火事项的三人小组（国、共、美）代表队，出示他的指示草案。这份指示表明共军应退出“（东北）一切地方，交政府军重建主权”。这些规定符合周恩来已同意的停火协议。它们也反映出马歇尔持续相信：共产党真心要在蒋介石之下求得民主的解决；一旦这个条件确立，他们自然愿意与政府合作，从苏联手中收复东北，并且解散部队。这一次，蒋很快就同意派调査小组赴东北，也同意马歇尔的指示方针，可是周恩来现在却反对了，调査小组的出发遂告延搁①。
① Bland,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p.497. 501.
中国政府旋即正式要求苏联红军立刻全部撤出东北，但是马林诺夫斯基拖了20天，硬是不答复。在这关键的20天里，也就在马歇尔回华府的3天之后，苏联秘密通知中共：苏联红军即将开始撤出沈阳、哈尔滨和其他城市——甚且又说，中共部队应紧随在后开进这些城市①。林彪部队因而进驻苏军已撤出的若干城市，也部署到接近其他大城市的市郊。在乡村地区，苏军打包走人之际，干脆就把行政权交给中共业已成立的地方当局②。中共新增大军涌入东北南部地区，不过重点仍摆在北部地区。斯大林希望在苏军最后一辆坦克跨过苏中边界之前，毛泽东至少要牢牢掌握住东北北部地区。马歇尔离开之前，周曾说明，共军部队在东北的一切调动都只是为了维系乡村地区的安定③。
①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132.
②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p.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