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人士，除了宋子文和蒋介石，全都跟着美国人走出会议室。等到房里只剩下大舅子，蒋才“放声痛哭”。隔了一会儿，他告诉宋，他确信这封信是史迪威搞出来的。他说，史必须离开中国。蒋于是动手起草回信给罗斯福。宋子文打电话到艾索浦家，要他立刻过江到黄山官邸；这位渴望功名的年轻副手在当天晚间稍早赶到，宋子文出示罗的来函和蒋匆匆写的回信之英译给他看。艾索浦大惊。委员长的回信居然还称呼对方为“世界的希望、西方的光明”①。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41. Romanus and Sunderland似乎忽视他们自己作品中很清楚的结论：是史迪威9月15日的报告，造成战争部起草对蒋发出最后通牒的文稿呈报罗斯福。Romanus and Sunderland提出，史迪威9月15日那份报告，导致罗斯福、丘吉尔在场的美、英联合参谋长团魁北克会议同意强烈反应，力促蒋不要执行他对萨尔温江前线Y部队的方案。这才造成马歇尔的幕僚在魁北克起草最后通牒，而这份文稿根据的就是指蒋延迟推拖指挥权议题的不实报告。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47.
宋子文和艾索浦改写信稿，删掉奉承敬语，让内容和口气更强硬。这份草稿宣称史迪威为不受欢迎人物，并责备他造成“中国可怕的局势”①。当天晚上委员长在日记写下，下午所发生的事是“毕生上最大之耻辱”。他派人去请赫尔利出席一顿私人的晚饭。这位心烦意乱的特使才刚返回其居所，又立刻赶回黄山官邸。蒋面色阴沉。在晚餐中，他表示自己严重被信函的口吻冒犯了。最重要的，他表示只要“史迪威还在中国”，一切都没得讨论②。蒋把艾索浦和宋子文修改过的回信稿给赫尔利过目。赫尔利吓坏了。他觉得信中的用词太强烈，恳请蒋再考虑。赫尔利认为他此行的任务恐将全盘失败，他所能做的就只剩下让各位都冷静下来③。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42.
② Lohbeck, Hurley, pp.293-294.
③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42.
次日，蒋派宋子文传话给赫尔利，指罗斯福的信标志着美国在盟国领导史上的最低点。他说，以当前在役的国军部队来讲，三成是自1936年、甚至1922年起就参加中国革命和抗战。没有一个中国军人会接受史迪威这种“傲慢态度”。接下来蒋又警告说，如果史迪威“指导处置一有不当，难免引起对彼之危险”①。同一天，蒋再请赫尔利到黄山，重述中国军民都不会再容忍史迪威的侮慢行为。但是，他还是未送出给罗斯福的回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0, 1944, box 43, folder 21.
同时，显然是想向赫尔利和罗斯福展现他合作的意愿，蒋批准了史迪威先前提出的援救广西作战计划。蒋并且下令枪毙不战而逃、弃守全州的93军军长。白崇喜证实蒋计划从西北再调6个师来协助防卫华南和西南。后来，蒋又和6月间一样，要白崇喜负责指挥第4战区和第9战区——取代第9战区的薛岳——这一次白答应了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1.
史迪威这时可能认为自己随时会总揽兵权，终于命令昆明的提柏曼（T.S.Timberman）)将军空运约200吨军火到桂林和柳州。这是国军地面部队在湖南、广西苦战日军5个月来，首次经他(很讽刺地，也是经蒋）批准的大量空运补给行动①。
① 同上注，pp.447-448。
但是，蒋已经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已成为两国合作不可克服的障碍。当天，赫尔利和蒋会面后去见史迪威，告诉他蒋对那封信以及史迪威的递交都十分愤怒。赫尔利没告诉史，蒋已决意让美国召回史迪威。史迪威觉得很好玩，认为蒋暴跳如雷正是他即将屈服的迹象。当天晚上他写信给太太，声称他“扮演复仇天使”，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我等待复仇已久——
终得此机会。
我看着花生米双眼
一脚正中其下怀。
老鱼又磨刀霍霍
瞄准方向、抓紧时机
我刺得深不见刃
一次再次、反覆不止。
那小混帐直发抖，
落得口不能言。
他脸色发青颤抖着，
挣扎着不去尖叫
一切战争的疲惫，
一切长期的痛苦，
这次我终于一举扳回
花生米颜面扫地。
我知道我还有得受
还要跑一场累人的比赛
但是，喔！多么幸福美好
我赏了花生米一巴掌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305-306. 军方历史家只说，史迪威“写了打油诗”，然后在注释里说他这些无意义的诗句和其他材料，“只是为自己、家人和朋友好玩”而写。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48. 不过杜希曼却基于“褒贬平等原则”把全文抄录下来，Tuchman（杜希曼），Sand, p.494.
黄山官邸的仆从、幕僚，毫无疑问都听到委员长在9月19日会议之后放声痛哭，谣言传遍全市。史迪威告诉他太太：“和我一起欢呼。我们赢了……他灰头土脸。内部情报表示，我走了之后，咆啸声开始直至深夜。”①9月23日，赫尔利拟了一份乐观的报告呈给罗斯福，对于大麻烦只暗示说，他劝蒋委员长不要答复9月19日那封信。他没提及蒋的震怒。应史迪威之请，赫尔利删掉报告中一句史、蒋“根本上不合”的话；不过，他却应史的要求加入一段话，即“基于保护美国利益的需要，史迪威将军经常必须和委员长持不同的立场，而且只有他一人和委员长说实话。在过去这往往导致磨擦”。赫尔利想通融史迪威；史刚交给他一份文件，定出和委员长重启讨论时的议题。据史迪威的说法，赫尔利认为这份文件“可以把柿子从树上震落一地”②。
① Stilwell, Papers, pp.305-30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2.
史迪威建议的议题，以若干针对中共问题的假设性安排作开头：中共将会接受由史执行的蒋之权力；中共部队将接受美国提供5个师的器械补给；“红军”将“被调用”在黄河以北；国共将停止政治事项之讨论，等日本投降后再谈。史迪威的方案并表示愿意在租借法案物资送达中国之后，立刻交给委员长，但双方必须同意让X和Y部队享有优先权；其次才由美国负责组训的国军30个师、“红军”、拟议中的华东贵阳或Z部队去平分。史迪威的急性子使他彻底漏了空军，不过这也不是头一遭。他的提议似乎是说，美国最终必须装备国军60个师、共军5个师。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854603.jpg"/][/p]
赫尔利告诉史迪威，中国的内部问题他不该插手。赫尔利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任务①。赫尔利也劝史迪威再次表明，未来会改变和蒋相处的态度②。可是，在次日长达5个小时的会议中，蒋明明白白地告诉赫尔利，史迪威必须走人。他说，史从来没试图“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史固然“是个职业军人、工作认真、果决、精通自己的军事理论，也就是进攻……但是他没有战略思想……或基本的政治技巧……而且他非常高傲”。蒋说，罗斯福“非常好意”提名史迪威统率大军，但是他（蒋）已对史失去“最后的一点信心”③。赫尔利承认，美国必须重新考量其决定；他在史迪威的“新议题”文件上写下“为时已晚”④。史为挽救他的工作做出最后的努力，提议删掉所有中共 问题的部分，集中心思在增强国军。但是蒋不为所动。192
① 蒋记载赫尔利告诉他这件事。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4,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24日，pp.2452-2453。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23日，pp.2444-2458。
④ Lohbeck, Hurley, p.296.
翌日，蒋正式函复赫尔利，说明他就是无法信赖由史迪威总管中国部队，但是他将欢迎任何一位适当的美国将领来填补这个位置。他也欢迎美国人接管中国的军事后勤司令部。可是，赫尔利发现信文有部分文字对罗斯福不敬，表示这些文字必须更动，否则他个人不会把它转呈给白宫。宋子文修改后，赫尔利觉得可以接受，才把它上呈给罗斯福①。
① 蒋1944年9月25日给赫尔利的正式函件，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454。Lohbeck, Hurley, p.298;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2.
关于9月19日会议的谣言持续发酵，蒋担心他的声誉甚至地位，都会受到伤害。这是他一生事业的最低点，比西安事变遭劫持还要糟糕。他1944年9月30日的日记记载：“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而今竟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即令如此，他宣称他必须坚持下去，否则何以“对已死之先烈乎？”他说，毕竟尽管伤亡偌大、破坏偌大、讥谗偌大，“只要余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①他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如果美国“切断所有的援助和支持”，自由中国可以“再次绝对孤单地挺立……必要时……只剩四省之地也要屹立不摇”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petember 30,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Feis, China Tangle, pp.193, 194;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and Problem, p.457.
华府接到蒋要求召回史迪威的信，这回有霍浦金斯在身边的罗斯福，拒绝马歇尔和史汀生切断对华一切美援的建议。但是马歇尔坚持，若史迪威不能出任中国部队前敌总司令，美国亦不提名其他美国将领去接任，这一点罗斯福倒是接受了。马歇尔也否决罗斯福拟以陈纳德替补史迪威的方案，但他又策划另一个奇怪的构思，至少应让四星上将史迪威继续领导跨越缅北的雷多公路工程，直到完成为止。史迪威似乎愿意接收这项贬职，指这个建议“鼓舞人心”，但蒋还是坚持不肯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194, 195; Stilwell, Papers, pp.312-31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59.
当天夜里，赫尔利睡不着觉。他已经尽一切努力替史迪威挽救情势。凌晨2点钟，他口述一封上呈罗斯福的电文，强烈建请召回史迪威。天一破晓，为示公开，他带着电文去找史迪威，拿给史看。史迪威看完后说：“老派，为难你了，你一定很难下笔。”赫尔利说，这是他替国家效力多年最不愉快的一项任务。他接受史部分建议，略做修改后就送出报告。他写说，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史和蒋之间做选择。他说蒋介石“对合理的说服和领导都有不错的回应，但是对任何形式的恫吓都反应激烈”。他又说史迪威“全无能力了解蒋，或和蒋合作”。赫尔利最后结论道：“史迪威每一个动作都想要完全压制蒋介石。”①
① Lohbeck, Hurley, pp.300-30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md Problem, p.463.
罗斯福终于同意立刻召回史迪威，并任命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蒋接受艾索浦的建议，向罗提名三位将领，由罗圈定。）2天之后，史迪威拒绝委员员长颁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的美意（“告诉他把它塞到他的——去！”），然后和白修德、艾金生、伊罗生（此时供职于《新闻周刊》）见面，大肆抨击蒋介石、国军及其政府①。当天下午，史向委员长辞行。赫尔利和宋子文也在场。蒋在黑色长袍外罩上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以既非报复亦非幸灾乐祸的语气说：“余不能与君共事到底，殊为遗恨。惟余二人性格，各有所宜，不如分地工作，各展所长，继续为打倒共同敌人而努力之为愈也。”史迪威则庄重回应，不论委员长怎么看他，他希望，蒋会记得“我的动机全是为了中国好。”②
① Stilwell, Papers, pp.315-31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October 21, 1944, box 43, folder 22; Stilwell, Papers, p.317.
史迪威在中国的最后几小时，发出许多信，包括给陈纳德的“一封很客气的”，但是这位空军将领不晓得史已向华府建议将他调职。史迪威也给共军将领朱德写了一封短笺，表示“深以为憾”未能“与你及你训练出的优秀部队”共事。他没写信给任何一位国军将领，包括长期和他并肩英勇抗敌的孙立人①。直到最后，史迪威还是认为和蒋的决裂，错不在他。他在一张没署明日期的纸上写下：“我和蒋介石的关系一向秉着和个人无关的公立场。虽然我们经常在战术和战略问题上面意见相左，可是一旦决策已定，我便全力以赴去执行。”②他在10月27日离开中国。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503. 1946年，史迪威告诉拉铁摩尔，希望“赶过去（国共内战），和朱德并肩作战”。他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又重复这句话，1946年10月12日他身故之后，这句话就传开了。
② Stilwell, Papers, pp.318, 319.
史迪威回国后两天，《纽约时报》刊载艾金生报导史迪威奉召回国的长文。艾金生没采访赫尔利、宋子文、艾索浦或其他可能对史的说法提供平衡意见的人士。艾金生描述蒋在谈判指挥权问题时萌生敌意，向美方发出“个人的最后通牒”，坚持史必须解职，可是艾金生没提到是史先把罗斯福的最后通牒递交给蒋。艾金生说，蒋要求由他掌控租借法案的物资，宣称他“不会被美国人强迫去和中共修好，以助中国统一”。艾金生宣称，史迪威“比委员长更熟知国军的需求和能力”。他又说，史迪威“被公认为是自‘中国戈登’以降最能干的前敌指挥官”，暗示过去80年来最擅长领导中国部队的两名将领，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艾金生的结语是，史的去职“代表一个行将就木的腐败政权的政治胜利，它对维持其政治地位的关心更胜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①
①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1, 1944.
蒋读了这篇文章，以及史回到美国后其他后续报导的翻译。他写下，共匪以此进行恶劣宣传来“乘机煽动”。他坚称心境平和，但他晓得史迪威事件的落尘还会持续一段时候①。事实上，其后遗症 历数十年而不衰，因为史迪威赢了文字战，而委员长及其政府自此未曾从中复原。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4, 1944, box 43, folder 23.
第七章：雅尔达、东北和战后战略
史迪威离职后四天，魏德迈接下这位前任者的所有职位。堪萨斯长大的高个子将领魏德迈和史迪威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从未有实战经验，但是在担任蒙巴顿勋爵的参谋长之前，他曾在马歇尔麾下担任策划诺曼第登陆的重要角色①。魏德迈是个有自信、为人圆融、观察入微的军官，第一次和蒋委员长会面，就觉得他是“个头小、优雅、骨架细，有黑色深邃的眼珠、亲和的笑容”。委员长身穿潘兴式戎服，不时摇着一把小扇，有点紧张和羞涩，可是“十分机警”。魏德迈虽然尊敬委员长及其地位，仍和史迪威一样看到蒋手下各式部队的严重问题。魏德迈的第一印象是，“这些中国人（军官）冷漠、缺乏才智”，只顾“政治权谋和虚矫”，他们不敢报告实情，“更掩饰自己的愚蠢和低能”。第一次见蒋之后几天，他得出结论：委员长怨的将领“无能、讨厌”②。
① 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in the CBI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9), p.16.
② 同上注，p.52。
魏德迈也发现中国的指挥结构乱得惊人——华东战场没有一位统领全局的将领。重庆的参谋发出的命令可能和地面战事毫不相关，调兵遣将零零碎碎，相邻战场的高级军官之间毫无协调，师级军官 “最多只算得上平庸”。也没有系统做法以新兵增补部队伤亡员额，更缺基本的器械、武器、补给和粮食①。魏德迈特别注意到，和美国结盟已经三年之久，重庆还没有重型高射炮②。
① 同上注。
② 虽然美方在自由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已掌握空中优势，但不代表日本空军就毫无作为。
可是和史迪威大不同的是，魏德迈认为国民政府“绝对不是不愿作战”，反而在抗日上展现“令人惊服的韧性和耐力”。他指出，工业先进、全国团结的法国只打了6个星期就投降，中国人打了7年多的仗，伤亡近300万，仍然奋战抗日①。另外，跟史迪威最大的不同之处还有，魏德迈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毫无幻想。
① Albert 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olt, 1958), pp.277-278.
蒋遵守他对罗斯福的承诺，指派美军少将谢维斯（Gilbert X.Checes）为中国庞大、混乱的后勤部队指挥官（编按：中国战区物资服务指挥官）。不久，后勤制度“开始运作相当顺利”①。可是，当前最急迫问题是日军持续不断的攻势。日军在攻占广西的桂林、柳州之后，颇有进取昆明、甚至重庆的迹象。蒋向魏德迈保证，国军一定坚守桂林，但是11月间，桂林、柳州相继沦陷。魏德迈新拟“阿尔法防卫计划”，集中兵力保卫昆明，从缅甸急调大部分X部队、Y部队回防。12月，西方新闻界自重庆发出的电讯报导说，接下来几天就会决定中国是否会“被轰出战局”。魏德迈担心日军会出动空降部队和滑翔机进攻重庆，建议迁都昆明。蒋回答说，他要坚守不退；魏德迈立刻说那么他也誓死相陪。如此坚定相挺，令蒋大为动容。蒋不认为日军会冒险深入内地，但果真来犯，他要“坚守” 重庆“决与此城共存亡”②。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195, 20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December 2 and 6, 1944, box 43, folder 24.
日军根本没来进攻。同时，在菲律宾雷伊泰湾（Leyte Gulf）美国海军舰队摧毁日本海军尚存的多数船舰，铲除日本来往东南亚运输的能力。日本陆军确实还有一些运输火车可以从西贡、经长沙到大连，但现在也没用了。陈纳德的空军主宰了长江以南的空中优势，他们对桥梁、铁道之轰炸很快就使此一走廊丧失功用①。
① Wang Chaoguang, "Wartime Rivalry and the Deliberation of Postwar Issue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F.F.Liu（刘馥）,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19.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558451884.jpg"/][/p]
何应钦（右一）等中美将领在机场迎接魏徳迈（右二）
日本的“一号作战”使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皆有收获，其部队几乎夷然无损。根据共产国际1944年12月的一份报告，直到抗战已进行七年半，中共八路军仅有103186人阵亡；以游击战为主的中共新四军极可能只折损数千人；但是政府军死者逾100万人。换句话说，从周恩来1940年1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至1944年12月此一报告之间——这段期间是史迪威等人坚称抗战主要由中共承担而国军并无作为的时间——中共只有约70000名士兵牺牲性命①。
① RGASPI, collection 17, inventory 128, file 822, sheets 7-21.
赫尔利取代暴躁的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思离任前告诉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拔掉栓子，让整个中国政府被冲走。”①赫尔利虽然支持蒋介石，也展开罗斯福赋予他的第二项任务——促成国共合作。一向活力充沛、乐观进取的赫尔利认为关键在于赢得共产党领导人的善意和信赖，有如他和委员长来往的情况。他依然相信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说的外红内白的萝卜；如果得到公平对待，会高高兴兴地投效蒋介石，组成民主的联合政府。
① Wedemeyer, Reports, p.205.
赫尔利要求到延安拜访毛泽东，蒋勉强批准。赫的飞机于11月7日抵达此一共产党基地，当他步下飞机台阶时，喊出巧克陶印第安人的战呼，让接机的毛泽东一头雾水。赫带来五点和平协议，经过一番折冲，他和毛就修订版达成协议。新的草案让国共两党在重组后的联合政府里，在法律与政治上平等立足。所有的中国部队都要执行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但共军维持完整，从外国得来的补给应平分。为换取中共前所未有的收获，毛泽东口头保证共产党将拥护蒋做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领导地位。赫尔利离开延安后，毛泽东是又高兴、又嘲弄①。这位美国特使实质上是把他渴望的东西全给了他——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等于准许它瓜分中国领土，但又不限制中共扩张或垄断在其区域内之政治权力。
① Peter C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289.
赫尔利也很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个人担保共产党将接受蒋介石领导，是个大突破。但是，重庆的蒋委员长却叹，毛又“诱惑”了一个老美。宋子文告诉赫尔利：“共产党是用巧言在骗你。”①厚道的赫尔利都会同意毛泽东草拟的五点和议，让蒋体会到美国恐怕不会停止施压，非要逼他和共产党合组联合政府不可。他的结论是，美国还是在要求他让步，果真让步的话就会牺牲他的政府以及“个人尊严”。所以他在和周恩来、赫尔利谈判时，将再一次亮出“底线”，那就是只有共军完全编入中央军，国民党才会接受中共的合法化。这就是未来两年谈判陷入僵局的症结所在——中共坚持先组成联 合政府再解散军队，但是国民党绝不同意与任何一个武装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有一次会谈，周恩来拒绝把委员长“不会被接受的”条件带回延安，但是他说，谈判应照旧继续，他会去请示毛的意见。蒋发现，他唯一勉强可信任的这位共产党员“已不如从前之恭顺矣”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1, 1944, box 43, folder 23; 秦孝役，《大事长编》卷五，p.247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2, 1944, box 43, folder 23.
为了怂恿美国对中共产生好感，毛、周联名致函给魏德迈，请他转呈白宫：他们渴望和罗斯福总统会晤①。毛也告诉狄克西代表团团长包瑞德上校，中共军队愿意“在无任何附带条件的情况下，全心接受一位美国将领的领导”②。蒋也一样，在新年文告试图讨好美国人。他保证将尽早通过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并且对政府的自由化与清廉立刻采取行动。元月和周恩来等人开会时，蒋的代表王世杰提议成立战时内阁，纳入中共党员；召开三方会议（美、国、共）研商共军纳入中央军的细节；指派一名美国军官在抗战期间奉军事委员会名义指挥共军部队。蒋认为既然他们已接受共军纳入政府军的目标，他可以提议由美国人来负责此一决定性角色。周恩来针对这些提议的答复是：中共只有在新的全国联合政府成立后才会交出部队③。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Notes from China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71), pp.77-79.
② 后来，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文件写说，中共当然“绝不会干这种事”。1945年1月他也告诉赫尔利了。见Michael M.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0.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5年1月14日，p.2506；White Paper, p.79.
虽然罗斯福总统曾向孔祥熙提起邀蒋介石参加盟国峰会，当三强谈到峰会时，美国并未提出蒋出席与否的问题。罗斯福不愿意有任何让斯大林不痛快的动作，因为他在这次峰会的主要目标是敲定苏联在德黑兰会议承诺参加太平洋战争。此时，美国军方和白宫还不确定原子弹是否会研发成功、何时可研发成功，他们认为日本人会从事绝望的本土保卫战，届时美军子弟又要牺牲数十万人性命。去年秋天，斯大林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Averell W.Harriman）谈话时，曾确认苏联预备和日本一战，但是他的政府对日本、外蒙古和满洲有若干权利主张，必须得到满足。罗斯福和霍浦金斯似乎也没怎么讨论就接受了，也不跟蒋介石照会一声，就和莫斯科交涉关系到中国的权益主张；而蒋介石若是知道，毫无疑问一定会跟他们争辩，说苏联事实上急着要介入太平洋战争，根本不需要做重大让步①。美国总统和他的首席政治顾问无疑也相信自己是一片好意、而且军事现实也有需求。斯大林就没那么害怕毛泽东是否有异议，他在峰会召开前一天，才通知毛说有这么一回事及其目标②。
①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0), p.5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p.331-332.
② 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93.
三巨头决定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集会，此地离因德军进出而一片残破的塞瓦斯托波尔地区仅有80英里。目睹本地区惨象，会让西方人多少了解俄国人在抗德之战付出的代价何其惨重。雅尔达会议就这样未经公布地于1945年2月4日正式召开。蒋还不知情，交给华府一项重庆政府和莫斯科双边会谈的议题方案，促请美国提供建议。十分讽刺的是，国务院远东局也不知道峰会的状况，回答说：美国当然不能在中、俄事务上担任调停人或顾问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36.
除了要苏联加入战局外，美国总统另一个目标是确保中国收复一切被日本夺走的领土（包括将由苏联短暂占领的满洲）。罗斯福要求苏联尊重中国的主权、战后撤离中国领土、不干预中国内政，做为斯大林所争取的让步的交换条件。斯大林一口就答应。罗斯福也推动一个相关的构想：美、苏携手提倡国共联合政府，以防止内战爆发①。
① 同上注，pp.226-239。
2月11日签署的雅尔达协定有一秘密附件，苏联同意在击败德国后90天内加入战局，向日本开战。苏联将可得到西伯利亚海岸外的千岛群岛，并取回库页岛的南半；中、苏共管经营中东、南满铁路；租借旅顺军港；大连商港国际化；并同意“苏联（在东北）的特别利益，应予保障”。协定亦保证外蒙古维持现状——换句话说，在苏联控制下维持名义上的独立。至于中国，协定规定中国“应保持在东北之完整主权”。此外斯大林同意，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南满铁路的条款“需要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这将透过中苏签署友好同盟条约的方式达成①。
① 同上注，p.249。
斯大林也获得三强发表声明，表示苏联政府（关于中国）的要求“应确实在击败日本后被履行”。换句话说，蒋介石是被逼着赞同他不知情的决定。罗斯福也同意，在苏联25个师兵力于“3、4个月内”完成调动到东方之前，先不告诉蒋此一秘密协议①。
① Harry Harding（何汉理）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1989), p.67;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511.
会议一结束，斯大林就告诉毛泽东：苏联红军要来了！毛立刻发电报到重庆给周恩来，要他停止赫尔利所调停的国共会谈，立即返回延安①。毛并号召全体党员准备向美、蒋发动浴血奋战。
① Sheng（盛慕真）,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93. 盛慕真引用毛泽东1949年2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毛提到斯大林将和罗斯福、丘吉尔会面。盛从这里合理地认为，斯大林已传话给毛，告诉他即将要进行三巨头会议。
罗斯福在雅尔达同意这些影响到中国的秘密条件时，觉得他有把握“和蒋介石把事情讲明白”。此外，他已十分疲惫，急着避免更多争吵。关键的假设是，苏联预备（甚至渴望）在战后以“正常国家”的地位与世界合作，不再是决心创造意识形态卫星帝国的革命国家①。
① 同上注，p.94；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512, 516; Feis, China Tangle, p.240.
二月间，雅尔达会议消息公布——当然秘密协定不会公布——之后，蒋相当疑惧恐怕“尚有难言之内容”。但是就跟过去和三强打交道时一样，他也束手无策——除非他使出撑不住、要垮了的绝招①。不过国内方面，情势还不错，没多久魏德迈就呈报给蒋7、8月间对日军发动攻势的计划。这位美国将领不仅对抗日作战乐观，对处理中共也相当乐观。隔了 一个月，他向华府联合参谋本部报告说，他觉得“只要给蒋的政府相当小的援助”，就可扑灭中共作乱②。赫尔利也认为中共的军事力量被过分夸大。赫、魏的见解也助长了蒋对战后局势的审慎乐观。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21, 1945, box 44, folder 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Time Runs Out, p.338.
可是才不久，委员长和赫尔利就都听到中国在黑海会议遭出卖的消息，赫决定飞回华府査明真相。启程前，蒋拜托他向罗斯福保证，不论中共怎么做，中央政府仍决定遵守承诺召开国民大会，建立宪政。关于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采取强硬立场反对苏联干预中国，则俄国人“在供应中共武器之前必将三思”。
谣言继续传个不停，指称雅尔达会议有某种秘密协议；经过大力施压之后，蒋派驻华府的大使魏道明终于见到罗斯福，罗承认确有秘密协议，但只让魏看部分纪录。蒋一读到大使的报告，第一反应是“痛愤”，“雅尔达果已卖华乎……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①让蒋痛苦的不是在东北退让这些事情，因为在未来一年，他还愿意在这个地区给斯大林更多退让呢！让蒋难堪的是，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竟自认有权把中国的主权让渡掉！对他、对中国，这不啻是极大的侮辱。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5, 1945, box 44, folder 4.
然而蒋也很快就理解到，除了接受既成事实别无选择。因此，收到这个晴天霹雳之后，他第一个决定是请华府接见其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征求罗斯福总统对双方处理苏联与中共事宜的“共同策略”之意见。白宫拒绝所请（又一次侮辱）。但是几天后，蒋接到斯大林的传话，建议订个日期让宋子文到莫斯科和莫洛托夫会面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78.
赫尔利回到华府后马上赶到白宫，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吓坏了他。罗的“皮肤彷彿贴在颊骨上”。罗否认中国在雅尔达遭到出卖，但是经过好几次谈话后，罗同意让赫仔细瞧瞧完整的雅尔达秘密档案。赫尔利读完之后，惊愕得不得了。他觉得在中国权益上的这些让步，严重抵触大西洋宪章中领土调整必须符合相关人民意愿的原则。罗斯福的罪恶感被唤醒，他说他了解赫尔利的考量。事实上罗斯福和华府其他高阶官员也在重新思考雅尔达协定和美苏整体关系，莫斯科在波兰强悍树立共产党政府之举，尤其令人不安。哈里曼在他那位机灵副手肯楠（George Kennan）的影响下，才慢半拍地警告说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极权主义”①。
① Don Lohbeck, Patir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372-377.
同时，赫尔利读到国务院2月27日的一份文件，建议如果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美军应把中共武装起来；又说中国未必要在委员长领导下统一起来。赫尔利很气，这份文件起草过程竟没征询他的意见。他指控这些建议违背总统的政策。他又跑去见卧病的总统，罗也同意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支持蒋的政府。罗斯福对赫尔利的信赖，远远大过他对国务院或战争部的信赖。但是，罗又告诉赫：“现在，请你尽量宽容（中共），多说好话……别把武装部队可能和平统一的基础毁掉了。”①4月2日，赫尔利在华府举行记者会。根据和罗斯福谈话的内容，他宣布美国对中国唯一承认、支持的是中央政府。几天后，当赫尔利前往欧洲和盟国领袖咨商对华政策之际，毛泽东下令发动宣传抨击“美帝国主义”②。赫尔利拜访唐宁街10号时，和邱吉尔意见相左；邱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大美国幻觉”，但他答应支持③。
① Feis, China Tangle, p.277.
② Liberation Daily（《解放日报》），April 9, 1945.
③ Lohbeck, Hurley, p.370.
4月13日下午6点钟，蒋正在官邸庭院散步，一名副官快步趋前转呈外交部急电：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病逝。开罗会议、对史迪威的要求、雅尔达等等之后，蒋对罗斯福虔诚的敬意已消褪，但他依然尊敬这位美国领袖，他和蒋同样怀抱中国可以做为大国、与美国缔盟的大梦。因此，蒋担心罗一撒手人寰，美国政策“恐将受英之操纵”。他不晓得杜鲁门是否是个“真诚”的人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3, 1945, box 44, folder 5.
尽管赫尔利和派驻在重庆的美国外交官对蒋的观感大不相同，他却和他们一样坚信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斯大林不会特别属意让中共夺得中国政权。赫尔利在莫斯科经过一系列会议之后，很高兴地向新任美国总统报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同意完全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包括中国的武装部队全都统一纳入蒋介石领导之下。
当年春天，蒋召开宪政实施协进会初次会议。他在一项重要的公开演讲中宣称，“深觉历史未来之裁判者，决不愿陷国家于内战。”①他向委员会保证，国民党会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但只能透过国民大会行使之。同时，他说，国民党将愿意接纳其他政党加入政府。回到1月间，周恩来曾经原则同意召开筹备委员会，但现在他火速送信到重庆并传话给赫尔利，抱怨蒋片面宣布未来的政治蓝图。周指责蒋的宣布“意在误导，企图分裂中国，搞一党专政”②。
① White Paper, p.83.
② 同上注，pp.84-85；Feis, China Tangle, p.276.
国民党也召开了它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1938年以来的第一次）。想到战胜日本指日可待，与会党代表皆十分兴奋，蒋的政敌即使未必高兴，也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他提出的决议案在大会迅速通过：颁令停止训政；支持通过新法律，允许所有政党皆获合法地位；主张多党制、直接选举地方及设立省议会，所有成年公民不分教育、财力都有投票权。党代表们决定在11月召开制宪国民代表大会，把这些条款统统纳入这部民主宪法。国民党六大呈现改革色彩，也十分民主。例如，它宣布党已决定降低农地地租、解决土地租赁和地价税问题的措施，并且要实施性教育和每天工时8小时的制度。然而，蒋同时也确认大会所选出的行政与监督委员会，不会让民主化过程脱离他的控制①。某些国民党大老如桂系白崇喜，主张剿灭共党之后才实施宪政②。他们警告说，只要中共控制大片国土和人民，就不可能举行自由、直接的选举③。蒋承认个中风险不小，但觉得和美、苏亟需建立良好关系，也只能努力去做。他自己心里说不定认为他有足够的余裕、人望和力量在政治自由化阶段掌控住大局。改善一般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符合他的政治价值和利益。他与中国的资本家并无深厚关系或牵羁，同样的，对地主仕绅也没有强烈的认同。因此，他很可能认真地支持六大对土地改革的口头承诺。甚且六大期间，各方抨击党政军贪渎无能，他也统统包容，因为他也认同这些抱怨。
① White Paper, pp.268-270.
② 郭廷以编，《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下二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1984），p.475。
③ 同上注，pp.475-478。
六大会上，蒋介石长子经国领导的青年团成员，对党政内部贪腐之抨击尤其猛烈①。毫无疑问， 蒋氏父子批准这些攻击，认为开放接受批评，会让蒋宣称民主即将到来及其可能的效应带来可信度。可是，外国记者和独立的中国记者却把这种坦诚做法解读为贪渎横行的证据。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82.
委员长此时亦决定解散国军部队的政工部门。有一部分是针对美方的批评做此回应，也因为政工摆明了与蒋的要求有冲突——他要求在新的国共协议中，中国只会有一支不涉政治的军队，即国军或中央军。而要把军队去政治化，毛泽东当然不肯，即便只是象征性动作。次月，当他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时，毛可和蒋不一样，完全没听到对中共的党政军或政策的批评①。中共新的党纲反而使权力越来越集中②。
① Joseph J.Heinlein, "Political Warfar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Model," Ph.D.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4, p.482; White Paper, p.101.
② Conrad Brandt, Benjamin Swartz（史华慈），and John K.Fairbank（费正清），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419; Feis, China Tangle, pp.290-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