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5, 1944, box 43, fold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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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战区司令薛岳（左）与第4战区司令张发奎（右）因传闻遭蒋介石质疑忠诚度，被蒋阻断军火补给，也种下长沙沦陷之果
蒋不仅明白指示驼峰物资集中供应给14航空队，而且不坚持美方载送军火给湖南的国军（特别是受到威胁的长沙和衡阳），这显示他对部属将领忠诚度的重视大过好好捍卫这些城市。蒋的日记已明白揭示，他有极大的政治和军事动机在这些城市击败日军——他晓得若能战胜，必可争取到美国及国人对他的支持。因此，他必将采用强力措施试图在湖南击败日军。可是，深怕补给落到薛岳手里的他显然不会让14航空队空投军火给守军，就算是土制军火也不行。蒋也不跟陈纳德讨论空中补给事宜①。
① 中国有些小型兵工厂可以自制武器、弹药。根据魏德迈总部后来的调查，从1941年3月至1945年6月，中国兵工厂——显然得到美国供应非铁金属之助——得以制造出263,000支步枪、44,000挺机关枪、10,000门臼炮、1600万枚手榴弹和6.1亿发各种口径的子弹。以国军人数之多、作战之频和蒙受损失之重而论，除了手榴弹之外，这只是小量补充武器、弹药罢了。即使如此，蒋可能对这些国产物资仍有足够的备量，可以提供给长沙和衡阳，但陈纳德需要史迪威同意才能进行空投作业。6月7日，蒋派驻华府的中国战区代表报告，美国联参首长已同意使用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重型轰炸机到中国战区空投2000至2500吨物资，可是蒋和史迪威都没有接受此案。驻华府商震将军1944年6月7日的报告，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74。
陈纳德很气蒋不帮助薛岳，但他没跟蒋争，显然认为说了也是白说。但是，反对蒋氏决定一向毫无犹豫的史迪威，在解读蒋的命令时如果对其判断有任何疑问，大可以寻求解释或敦促蒋重新考虑；至少就纪录而言是好事一桩。可是，史就像蒋一样，在做这些决定时也有自己的政治盘算。我们将会看到，接下来的2个月里，史迪威明显希望蒋在长沙或华东其他地方遭到重挫，介以增加自己接管整个中国部队指挥权的机会。蒋、史两人对后来长沙、衡阳的败仗都难辞其咎①。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蒋事后在日记中也没为这些败绩责怪史迪威。
① 蒋明显地扣住对薛岳的一些或甚至全部弹械空投运补，但近年来对一号作战的一些研究，都没提到中方对这方面的反应，或许代表它对长沙、衡阳之役的结果并非重要影响因素。这些作品包括：北京研究此一战役的学者王奇生；当年的国军军官、著名的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和日本学者原武史等人。薛岳倒是直接从美方得到一些榴弹炮；Romanus and Sunde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72.
薛岳的总部离长沙有一段距离，当日军缩紧包围时，蒋正集中心力在协助与指挥负责守城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蒋继续争取14航空队的后勤支援，对来袭日军及其补给线的进行更多攻击，同时又从其他4个战区急调6支军队驰赴湖南。当情势显示援军不可能及时抵达、长沙将会沦陷后，张德能于6月26日擅自率4000兵士，以及据说满载他个人财物的卡车弃城。虽然张是蒋的爱将之一，蒋仍下令将他枪毙①。长沙终于难逃沦陷的命运，日军占领了一片焦土之城。大部分老百姓早就逃之夭夭，连湘雅医院的中、美工作人员也不例外。长沙沦陷，使南方的衡阳、桂林，乃至西北方的重庆都暴露在日军的攻击范围。史迪威在临时首都的总部也开始计划撤离。罗斯福很快便派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稳住”蒋介石，并推动国共合作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0, 1944, box 43, folder 18.
② Feis, China Tangle, p.145.
委员长在重庆机场会见华莱士时，山城正是盛夏时节。在迎宾行列之中还有复出的宋子文，现已升任行政院长；他的妹妹宋美龄则留在车上①。蒋现在认为他在去年10月犯了大错；他应该听宋子文的建议，坚持让史迪威解职。蒋不仅怪罪太太，也怪罪孔祥熙夫妇和何应钦支持史迪威。宋美龄虽参加了与华莱士的会谈，但是异常沉默。这一次，由去年10月曾被她赶离与蒙巴顿、史迪威会谈的宋子文负责翻译。
① New York Times, June 21, 1944.
陈纳德和他那位聪明、野心勃勃的年轻助理艾索浦，也在停机坪迎接副总统。人脉极广的艾索浦和华莱士是旧识，副总统欣然接受陈纳德的建议，让艾索浦担任他访华期间的“空军助理”①。
①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 1951，引用华莱士1951年9月19日给杜鲁门的信，提到了1944年的中国行。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76.
华莱士抵达前两个星期，《纽约时报》刊载经蒋允许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所发出的第一篇报导。毛泽东在第一次接受美国记者的访谈当中，宣称中共“支持蒋介石（抗战）的政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所有中国的严重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够民主”。这篇《纽约时报》报导充满了热情，作者对所见所闻甚表欢欣。这位未署名的作者——可能是艾金生（Brooks Atkinson）——报导表示，原是不毛之地的延安现已成为“中国的乐土之城”。他说，中共兵士自给 足“没给百姓制造负担”；日本俘掳没被关在营房，反而自愿协助共军部队。艾金生对读者肯定地说，俄国“从没展现对中国共产党的兴趣”，但是中共部队牵制了在华皇军4/5的兵力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160; New York Times, June 9, August 22, and October 6, 1944.
类似的新闻报导反映并强化多数重庆和华府美国官员的观点，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政治上无害、民心所向（虽然尚未完全民主）的组织；如果政府许可，他们决心用尽全力对抗日本；甚至即使没有这种自由，他们也已经扛起抗战的最沉重负担。言下之意，国民党政权正沦于内讧、无心抗日，若要国共双方平和、民主地达成和解，端看国民党肯不肯合作。国务院替华莱士准备的和蒋谈话要点反映出这些看法①。
① White Paper, pp.64-65.
华莱士力促蒋善加利用共军部队，而以批准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考察做为开端。他又说，蒋应采取行动与苏联加强合作。这位中国领导人回答说，美国批评者一直要他和共产党修好，但从没提到中共真正接受他的统筹调度之必要性——这一项统一阵线的基本条件，是中共一再声称会接受的。
蒋接着明白地告诉华莱士，他对史迪威的判断力没有信心，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一位私人代表来华处理政治、军事问题。他认为国军部队在河南的溃败是因装备不足、久战兵疲，以及士兵受到家人遇难与未能得到足够外援的影响，导致士气低落。至于缅甸的情势，他说是因为盟国未能执行当初承诺的全面进击所致①。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148-151.
拉铁摩尔也是华莱士访问团成员。次日早晨饭前，他在黄山官邸陪委员长在院子里散步。蒋突然问起，华莱士此行所为何来？拉铁摩尔说明，和苏联维持良好关系是美国战后政策极重要的一环，在苏联参战之前，美、中最好与莫斯科先有清楚的共识。针对拉铁摩尔的问题，蒋答说，他认为只要苏联“确认了它在西方列强的地位”，就会马上加入太平洋战争。他预测苏联将由蒙古—满洲长驱直入，很快就会得胜。蒋夫人和拉铁摩尔另有一个个别谈话，夫人表示她打算出国治病，还拉下长袜让他看看自己的皮肤病。她托拉铁摩尔请华莱士向委员长表达对她健康的关切，暗示她不确定自己能否出国治病①。
①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pp.181-186.
华莱士在重庆和其他人士的会谈则反映出中方的混乱和悲观。宋子文抱怨他的上司因为“已经出现分裂迹象”而“手足失措”，中国政府“离毁灭倒数只剩五分钟”。宋庆龄则是强调国民政府缺乏民众的支持，并呼应中共当时的论调替她妹夫开脱，认为蒋被蒙在鼓里①。离开重庆后，华莱士一行人转到昆明，他草拟一份初步报告，警告罗斯福整个华东很快就会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使美国在华之军事努力尽付流水，还可能造成重庆政府的瓦解。他说委员长被“一个由地主、军阀和金融家所支持的不开明政府”关在一个小洞里。华莱士又说，蒋“对共产党充满偏见”，“与他们和解的机会很小”。他的结论是，目前固然仍须支持委员长，但美国“应物色其他可能提供更多希望的领导人或团体”。华莱士虽然对蒋的长期领导颇有疑虑，不过他却支持蒋的吁求，请罗斯福应派私人代表来华，甚至建议由魏德迈将军取代史迪威②。
① Feis, China Tangle, pp.148-151.
②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 1950, and September 24, 1951. 范宣德和其他涉及对华政策的人士一样，战后都备不公平地指控是共产党。范宣德完全赞成华莱士1944年此一换下史迪威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周恩来看来，一定是对中共非常不利。
蒋介石不晓得接下来谁会带给他坏消息——他的美国盟友、日本敌人、暂时的军阀盟友、国民党内的对手、中共或是苏联？他花了不少时间追踪并试图指挥湖南和缅甸东北部的战事，不过私人生活却严重剥夺其注意力。他的太太又陷入忧郁症。而且，她已经听到流言蜚语，或者根本就确切得知委员长和一位陈小姐发生婚外情。各式各样的传闻说陈小姐是护士、老师或委员长的亲信陈布雷的女儿。重庆充斥着上层人物种种堕落恶行的骇人传说。谢伟思报告许多有关蒋家的谣言，但也指出它们“可能只是恶意的八卦”。有一个传闻说，宋美龄在委员长卧室发现一双从来没见过的高跟鞋，生气地把它丢出窗外，竟然打到一个卫士的脑袋。另一个故事则说，宋美龄拿花瓶掷打她丈夫①。
① John Stilwell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95.
委员长婚外情的谣言闹得沸沸扬扬，蒋氏夫妇在华莱士离开后，甚至罕见地邀请外籍记者茶叙，蒋并于会中否认外界传闻，并指控传闻危害革命。蒋夫人也宣称，“我从来不曾卑劣到去怀疑他的正直”。然而，如此不寻常地公开否认反倒让谣言更受瞩目，也让许多人觉得其中必有若干真实①。
① 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出版，2000）pp.443-444。谣传蒋介石的旧爱陈洁如秘密回到重庆，蒋又旧情复燃。但是，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没提有这段事，意谓此事并未发生。
委员长可能搞外遇，使得宋美龄更想离开重庆。除了情绪问题，她也有别的健康问题，如眼疾、皮肤病等。不过神秘的是，她在同样失去委员长宠信的大姐宋蔼龄的陪同下，先飞到了巴西的布罗科约岛。两姐妹在巴西停留近两个月，宋美龄接受医生治疗的时候，宋蔼龄据传正忙着检视孔家的产业和投资机会①。9月，一行人离开巴西，前往纽约；宋美龄再次住进长老会医院，并象上一次那样包下哈克纳斯医疗所的一整层楼。她接受针对“严重衰竭状态”之治疗。艾莲娜·罗斯福夫人曾前往探视②。
① Sterling Seagrave, The Soong Dynas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erennial Library Paperback, 1986), pp.412-413.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258.
四
马歇尔不仅拒绝华莱士所提撤换史迪威的建议，还给史迪威大升官。依循史迪威去年布局的建议，马歇尔未与中方咨商就把国军的指挥权交给史，后来补充说共军也包含在内①。在业已全毁的密支那城外，史迪威一读完马的电文便在闷热的帐篷里扶案回复，同意“唯有迅速、激进”的方案才能挽救中国的悲观局势。但是他警告华府必须迫使委员长赋予他，统率国军部队的“全权”。史表示一旦接下指挥权，他将借重中共部队从陕西发动对日军之反攻，他说中共“两年前表示愿和我并肩作战”。马歇尔同意这个构想。他的第一步是把史迪威晋升为陆军上将；同享此军阶的只有马歇尔本人、艾森豪、麦克阿瑟和安诺德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p.112-11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79-380.
② Feis, China Tangle, p.170.
联合参谋本部7月3日上签给罗斯福总统，建请他把所附信件传给蒋介石，促蒋把包括共军在内的前敌全部中国部队之指挥权赋予史迪威①。罗斯福显然没和可能持不同观点的任何高级官员会商，只是在战争部代拟的信上更动几个字让口吻柔软些，这封历史性的信函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81-382.
挺讽刺的是，罗斯福此时似乎已搁置或忘掉开罗会议以来的种种不愉快，他对委员长的敬重感又恢复了。在战争部代拟的信稿送达他办公室之前几天，他接见了孔祥熙。孔携来一封蒋的亲笔信，表示他把罗当成“老大哥、老朋友”。罗斯福也正面回应，吿诉孔，“悄悄跟你说”，他希望在年底前安排一场四强会议，请斯大林、邱吉尔、蒋介石和他一起见面。罗斯福笑说，或许“斯大林、蒋先生和我可以说服邱吉尔大哥回心转意（同意去殖民化）。”①
① Geoffery C.Ward, Closet Compan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5),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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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
马歇尔把罗斯福要求蒋把中国部队指挥权交给史的信函中的重要文句，转述给史迪威；但是他加上一段劝告，表示罗、蒋两人对史的支持已保留了好一段时间，是“由于你在小事上对委员长、对总统迭犯”。马歇尔警告史迪威，必须尽全力避免冒犯蒋。史在回信中只说：“我这乡村男孩”“必将全力以赴”以承担新职。他不承认过去和委员长相处有什么过错，含糊地承认将“持续贯彻避免不必要的触怒”。可是，他在日记写下：“中国问题的解药就是铲除蒋介石。”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281-283, 296.
史迪威在重庆的副手弗里士（Benjamin G.Ferris）准将，把罗斯福“建议”由史迪威总揽兵权的信送交给蒋。罗斯福添上的客气话表明他“无意”“干预中国事务”，但是中国“在崩溃边缘”，如果拿不出对策，“共同努力将遭受重大挫折”。罗斯福承认他完全明白蒋对史迪威的看法，但是他相信史是最有资格挽救局势的军事将领。罗斯福建议蒋再次接纳史迪威，“在我（蒋）直属之下指挥中国全部军队①”，包括指挥调度共军部队②。
① 编注：罗斯福此处意思，作者引用蒋读罗电文后，在日记中以其（蒋）第一人称记下的版本。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944, box 43, folder 19.
对蒋而言，这项大胆的建议让人不可置信。在中国主权史上，除非是遭到外夷征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①。蒋当然把这项要求看做是对他本人权力、对中国的独立、尊严和自尊心的莫大威胁，但是他没有立刻动怒拒绝它，他知道自己必须冷静。眼前有三个选择：“拒绝、接受和静观其变”。他决定暂时搁在一旁②。次日，他以客气、理性的态度答复提案。事实上，他的答复跟美方的要求一样，都会让中立的观察家大为震惊：他同意了！蒋答复罗斯福：“阁下所提史迪威将军在余直属之下，以指挥华军与美军之建议，其原则赞成；但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他国家之简单，更非如在缅北作战少数华军之容易指挥者可比，故此事仓卒付诸实施，不惟不能补益中国之现在战局，乃必速致中国军事之不利，此乃现地之事实”③。
① 被成为“中国戈登”的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曾经短暂地指挥过一支小支欧亚联合部队“常胜军”。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7, 1944, box 43, folder 19.
③ 蒋1944年7月8、11日致罗斯福、华莱士和孔祥熙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394, 2395, 2397。
蒋接下来重提他向华莱士说的话，促请罗斯福派遣一位有力的私人“全权代表……得以随时与余合作，并可调整余与史将军二人间之关系。”然后他又给了罗斯福一个讯息，跟他过去一再声称中国的抗战已濒于崩溃边缘的说法，相互抵触。他说：“而且目前战局，根本决无危险，只要其能对余七年来抗战一贯之精神，笃信不撼，则弟决不辜负其所付托也。”①
① 蒋1944年7月11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97。
孔祥熙再次见到罗斯福，递交蒋这封信。罗斯福读完后表示，他7月7日发出电文之时，接到报告说中国的确已在军事溃败边缘。孔祥熙接下来叙述中国军中不同的人事和区域忠诚的现象，表示这些问题需要细致的领导。他说，史迪威“过去公务上，或因观点不同，或因未明实情，与主管方向，意见不免出入。”但是，“惟史迪威若指挥全部中国军队能否达成任务，个人（指孔）认为不无疑问。且中美合作，不仅军事、尤看政治，军略家未必皆有政治经验，为免日后误会，宁可慎重于始。”①经过这一番友好谈话，孔祥熙向蒋回报，罗斯福同意委员长的分析②。
① 孔祥熙1944年7月12日致蒋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99。
② 同上注。
罗斯福在前往檀香山之前，写信给海军上将李海（William D.Leyhy）说：“委员长所说，饶富深意。”他也回了蒋另一封信，催促他“在最早的适当时机”安排史迪威接掌指挥权，但是他接受了先派一位高级政治代表赴重庆的建议①。对蒋而言，孔祥熙的报告以及罗斯福最新的信函，都非常令人鼓舞。他在日记中描绘自己是新儒家传统下冷静、高尚的贤人，“在我者惟有以天理与常道为准则，遵此而行，至于成败存亡非所逆睹，对我党国，鞠躬尽瘁而后已也。此次美国对我态度恶化以及国内人心之动荡，与军事之失利，余皆视为与我有益，而不以为害耳，即使美国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运用得法，亦未始于我无益。”②但是另一个打击接踵到来。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86-387. 军方历史家指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写于7月13日，但由史迪威的重庆总部于7月15日转交蒋。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2, 1944, box 43, folder 19.
罗斯福在夏威夷和麦克阿瑟、尼米玄开会之际，战争部呈上另一封给蒋的信，其口吻和几天前罗、孔互相理解且友善的讨论，截然不同。这封信提出警告：“倘若我们对日作战的共同目标，不幸因你的决定而遏抑，美国和中国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将会相当有限。”这封信大言皇皇的威胁不仅要终止美援，也要终止中美同盟关系。蒋收到这封信时，认定这些话绝对不是出自罗斯福“本人”。不过 他仍在日记写下：“……不能不有一最后独立作战之打算也。”①
① 蒋介石1944年7月18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398, 2399.
罗斯福后来又给蒋一封信，力劝蒋和中共达成共同出兵的协议，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大大改善中苏关系。蒋突然起了疑心，怀疑美国莫非要他承认毛泽东在华北的地位，从而建立“两个中国”——这么一来便可以降低战后美、苏因中国而起龃龉的可能性。他再次觉得“不安和受辱”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18, 1944, box 43, folder 19.
在此时，几乎同时传来希特勒遭人行刺，以及东条英机内阁总辞的新闻。蒋认为，东京的投降“为时匪遥”。他相信在附若干控制条件的情况下，暂时赋予史迪威指挥权以避免和美国人撕破脸，则可度过目前的中美危机；等到战后俄国人和中共露出真面目，就会使美国转而反对他们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2, 1944, box 43, folder 19.
但是蒋马上又吃下另一场败仗，使史迪威气焰更炽，或许也鼓舞了他的军阀政敌。蒋觉得长沙失守之后，“但果能邀天之福”，在它南边约100英里的衡阳告捷，“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①。国军即将崩溃的说法也将因此一捷报而消失。可是，蒋还是不愿支持战区司令官薛岳。因此，他又像长沙一役那样，直接指挥城内以及他处忠于中央的部队，以守卫衡阳；不料却让情势更加混乱。不过，这一次衡阳守军将领方先觉有着坚决的求战意志。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0, 1944, box 43, folder 19.
蒋高度依赖陈纳德的空中支援来保卫衡阳。这个战术起先很有效。7月初这段期间，14航空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成功阻扰日军补给线，迫使日军停止攻城。接下来一个星期，美军飞机因缺乏燃料，无法起飞。战争部遵照史迪威之愿，依然不让陈纳德动用成都B-29库房的航空燃料①。
①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292-296.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69。
同时，方先觉在地面作战中击退日军对衡阳的三波攻击，据说杀敌7602人。可是，他的正规部队差不多也牺牲殆尽——阵亡19380人；到了7月中旬，放到第一线的全是预备队和后勤部队①。补给成了关键问题。蒋还是没有空运或空投补给品，陈纳德不向蒋报告就要求史迪威批准进行一次弹药空投（应该是中国制弹药）给衡阳守军。史迪威不肯，说他担心开了先例，以后恐怕无法应付纷至踏来的要求②。7月20日，史迪威在重庆的新任参谋长贺恩（Tom Hearn）将军建议，批准陈纳德的要求“意思意思”空降200吨弹药到衡阳，史迪威回复时得意地说，陈纳德以前说过“光凭空军就可以击败日本鬼子”。事实上，陈纳德和蒋介石都不曾宣称，没有国军扮演重要的防卫角色也能击败日军。史迪威告诉贺恩，如果陈纳德“现在明白他办不到，他应该向委员长报告，由委员长来做出他觉得合适的提议”。这一段话却因史迪威部属无心之失，没完全转达给陈纳德。陈纳德实际接到部分是，史迪威拒绝应白崇喜之请供应衡阳守军补给品，而且显然只想着自己即将接掌国军部队，还抱怨说：“直到某个重大决定定案前，我不晓得我们该怎么做。”他又尖酸地加了 一句：“你可以告诉中国人，我们正在尽全力执行委员长执意的计划。”③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p.97-104;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77.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94, 300.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02.
贺恩回复史迪威时表示他知道“有一待批准的重大决定”（指史迪威的新任命案），但是他建议在此同时应“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协助在中国东南部的中国军队。陈纳德表示不论蒋介石是否同意，他愿意把他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的1000吨物资换为军火支援衡阳守军。史迪威统统不准，薛岳和白崇喜来求，史也一概不答应。在另一次提到美国对蒋施压、好让他统领中国部队的谈话中，史迪威告诉贺恩：“搞半套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类似这样更多的免费礼物，必会拖延到重大决定，被那伙人得了便宜。牌都已经发在桌上了，但结果还没看到，在他们摊牌前，让他们头痛去吧！”①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贺恩告诉陈纳德，史迪威同意为了恢复华东局势，必须有“真实的行动”，但是“他正在规划可使战局真正改观的方案，目前不愿承诺任何确切的行动路线。因此，我们必须暂时停止如何协助地面部队的提案，让事情稍微沉淀一下”②。
① 同上注，pp.412-413。
② 同上注。
白崇喜再次劝蒋弃守围城，这次是衡阳，集中力量攻击敌军通讯线。但是蒋仍然认为必须向中国人民及美方展示，中国军队坚决迎战日军、且能战胜。可是，和长沙一样，在衡阳求胜的迫切性还未大到令蒋坚持必须空运弹药和其他补给给守军的地步。蒋要求衡阳城里的方将军继续作战，并令邻近部队驰援。史迪威的美军观察员报告说，国军62、69和37军为了突破包围衡阳的日军防线，确实牺牲惨重；另外有3个军攻击日军补给线，伤亡也不轻。衡阳终于在8月1日被国军保住了①。战役过后，政府替5000名未埋的阵亡将士立了纪念碑②。国军并没战胜，但没有人可以说他们没在打仗。
① 同上注，p.405。
②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304.
五
8月10日，罗斯福通知蒋，在他的同意之下，美国将再次派赫尔利做为总统代表前往中国。他也建议由军事生产局局长（War Production Board）纳尔逊（Donald M.Nelson）以总统特派员身分考察中国经济。他再次促请蒋“不要拖延”把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蒋在日记写下：“……只需忍辱待机，若至不得已时，惟有以快刀斩乱麻处之。”①蒋似乎忖度着到了某个时间点，他将必须与美国中断同盟关系。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11, 1944, box 43, folder 20.
同时，“美军观察组”，俗称狄克西使团（前住中国叛党地区考察的代表团）抵达延安，展开考察中共目标的任务。它最有影响力的报告由谢伟思执笔；谢对他的所见所闻均留下深刻印象。他在结论和评论中，偶尔会简洁地碰触到问题，例如：“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共产党声称的民主政策是真心诚意的”，“（一旦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势力……届时他们就可自由地（立即或逐步，要看情势）恢复其共产主义主张。”然而，他对中共及其延安领导人的赞誉让这些警告相形失色，他说：“对党的领导人没有任何批评……地方局势也不紧张……没有感觉到任何的束缚或压迫……对于承认失败毫不忸怩……没有乞丐，也没有赤贫的迹象……党军和人民彻底团结。”他宣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单纯的民主……形式上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①。
① Service, Lost Chance, pp.271, 179, 180, 181, 196, 312.
谢伟思的确发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思想和表达都很一致。”他觉得，意见如此相同，“可能是共产党思想训练以及党内规范的结果。但也可能是，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共产党不是像国民党那样的大杂烩。有异议的人可以自由离去……有些则是被开除党籍。那些留下来的人，思想就真的一致了。”谢伟思似乎暗示延安的同质性虽怪异，但却是正面的特质①。谢伟思和狄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David Barrett）上校都建议美国开始专案供应武器和设备给共产党的计划——否则“内战的机会将升高，而毛泽东将恢复他和苏联的密切合作”②。
① 同上注，p.197。
② 同上注，p.308；David D.Barrett, The 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na, 194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90.
奇怪的是，这时候史汀生的战争部里有一群军事情报局的分析师，正制作一本有关中共实力、性质和意图的研究专书。这些分析人员检视2500份军事情报报告、访谈录、历史及其他文件，不论它们对中共的态度是友善或不友善。他们审阅了1942年以来史迪威总部发出的所有报告，包括戴维思、谢伟思的报告，以及狄克西使团持续发出的电文。他们的研究和谢伟思、戴维思的一些结论意见相同。但是，这份研究的结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遵循的是“苏联模式”，在此模式中“真正的异议团体一概被打为‘叛徒’”。报告又说，美国或许有必要“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军事合作……但若抱持他们并非共产主义者的假设去跟他们打交道，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军事情报局研究人员对国民党的贪渎、不团结，和“在分享权力方面不够真诚”（中共也是如此），也予以挞伐①。这份报告在1945年大战即将结束之前发表，对当时人的想法没有影响力，但它的确显示华府方面对中共也不是全无了解——比起国务院、战争部、美国新闻界、学术界绝大多数的中国事务专家，以及许多美国政治领导人的了解，切实多了。
① Lyman P.Van Slyke,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04, 251-253, 254.
这时候，蒋虽已明白表示史迪威仍直属于他，而且要保留对史的免职权，不过蒋知道自己恐怕必须把全盘指挥权交给史了。值得注意、但不甚意外的是，蒋在和美国交涉此一极其特殊的协议时，并没有表现出全然的愤世疾俗。他甚至又暗自忖思，如果能把这桩棘手的事处理得好，说不定还能“因祸得福转败为胜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6, 1944, box 43, folder 20.
9月7日上午，罗斯福特使赫尔利在经济学家纳尔逊（即军事生产局长）的陪同下抵达重庆。赫尔利上次访华期间（开罗会议之前）和蒋、史都处得不错。同一天，这两位美国人首次和委员长会谈时，赫尔利表示罗斯福提议，让史迪威拥有和艾森豪领导欧洲英美盟军一样的权限。这其中没有言明的差异当然是，欧洲盟军的地面部队以及空中力量绝大多数是美国子弟，可是国军可全都是中国人。赫尔利强调，史迪威“在执行其新职前，必须要得到委员长的全面授权和信任”①。蒋同意，显示出他甚至认为让史总揽兵权可能缔造新机，让中国军队在美国的人事领导下得以进行改革。但是蒋也强调，史迪威应该交出收受与分配租借法案物资的权力。此外，任何归史迪威指挥的共军部队，也必须接受委员长的最高权力②。赫尔利再三向蒋做官方保证，罗斯福总统并不要求任何东西，反而是想满足蒋的“需求”。
① Don Lohbeck, Patrick J.Hurle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56), pp.285-286.
② 蒋介石1944年9月7日日记，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426。
让蒋倍加高兴的是，他觉得赫尔利“甚为恳挚”，与“往日美员”相当不同①。会后，有另一证据显示蒋相当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他要求英国驻重庆军事代表向他简报有关欧洲盟军给艾森豪的权力配置②。次日，他在日记写下史迪威新职的草拟：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即蒋本人之下，史迪威将是“统帅部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承中国战区统帅之命令，负本战区前线各军作战之全责”。值得注意的是，蒋没有把军事委员会拉进来做为史迪威权力的掣肘。他写下，所有战区军队都听命于史迪威——包括派驻西北、防止中共扩张的胡宗南部队。但是他加上一个新的、昂贵的价码：美国将“提供各战区部队所需的一切补给”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8, 1944, box 43, folder 21.
② 同上注；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22-423.
③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8日，p.2428。
9月15日，赫尔利和史迪威奉召去见蒋。史迪威刚从情势紧张的桂林（蒋对其守军司令下达死守的命令）视察归来。史认为死守不是最佳战略，这几乎可确定是不会错的，不过蒋“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令，以及他过去不知多少次下达的相似命令，等于驳斥了史迪威向马歇尔的标准抱怨——蒋介石“不肯打仗”。
在蒋开口说出他对萨尔温江前线状况的关切之前，据蒋的日记所载，史已经以“轻蔑言词”谈及国军在广西全州的战败。史坚持，应从胡宗南围堵共军的部队立刻抽调人马到广西前线。蒋因史口气不善感觉被侮辱，但仍把话题拉到当前的忧虑——日军在缅甸龙陵针对Y部队不断反攻。蒋要求目前在密支那的X部队立刻向东进击，以缓解龙陵的压力。史拒不遵命，声称X部队需要休息。蒋反驳说，如果做不到这个战略调动，他要把Y部队撤退过江，回防昆明。史迪威“震怒”，声称这么做势必危害整个缅甸战役①。
①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9月15日，p.2435。
会议一完，史迪威没去找赫尔利商量，反而跑回办公室拍发急电给马歇尔，指责蒋介石这个“疯狂的小混蛋”即将害缅甸局势全盘逆转①。他把广西吃败仗直接怪到蒋的头上，指蒋把“华南灾祸……当做小事一桩”；他又指责关于他总揽兵权一事“被拖延”②。他向马歇尔暗示，蒋故意不派增补兵员给受困的Y部队，然而史迪威应该晓得委员长已急调第200师和1万名增补兵员去援助这些部队③。史迪威这封电报转到魁北克，罗斯福、邱吉尔和联合参谋长团正在当地开会，全被这封电报弄得紧张兮兮。
① Stilwell, Papers, p.30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35-436.
③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121.
得知Y部队在萨尔温江前线得到增援而有了突破之后，史迪威并没追发报告让马歇尔明白问题已经解决，反而是更进一步挑起指挥权之争吵。他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宋子文，宣称虽然他努力“要教中国人如何抬头挺胸、争回自尊”，“这些年来却被拖延、忽视、出卖和耍得团团转。”这份口吻傲慢的文件提议谁应该当中国的军政部长，谁又应该当中国的参谋总长（分别是陈诚和白崇喜），还替自己争取“不得小于全权”的国军统帅权。史迪威表示如果他的要求未遂，他会建议美国退出中国，并“在苏联领土内建立其亚洲基地”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37; Lohbeck, Hurley, p.290.
这时候在魁北克的盟国领袖还以为缅甸局势紧急，而且全是因为蒋的无所作为。马歇尔的幕僚代总统起草一封给蒋介石的信，口气比起过去任何一封信都更充满威胁和侮辱，连马歇尔也觉得不妥，在呈报给白宫前做了一些修正。霍浦金斯不在，国务卿赫尔又卧病，不久就辞职了。所以当罗斯福在几个月后否认写过这封信的时候，便让赫尔利认为这封信是和一大堆其他公文一起呈上来，而总统只是草草签准。但是，有一句与全信完全不协调的友善结语，几乎肯定是罗斯福添上的：“我相信以您在大战中指导与启发贵国人民的高瞻远瞩，您必然理解立即行动之必要。”这封信送出的同一天，罗斯福也和邱吉尔共同签署一封友善的联名信给蒋介石，报告魁北克高峰会议的发展，包括盟军有意解放缅甸以及中国沿岸一个海港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46-447. 有关1944年9月19日会谈的资讯，来自军方历史家对赫尔利的访问，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239.
由马歇尔幕僚起草的第一封信中，罗斯福总统以非常坚定的口吻告诉蒋，不要从缅甸撤走Y部队，而是要立刻派援军到前线。信函结尾警告道，如果委员长不依此要求在缅甸行动，“你必须自己准备面对后果，并担起个人责任。”至于史迪威新职一事，这封信对赫尔利即将替史争取到手的大权，并没有增加新要求；令人惊讶的是罗斯福的语带恫吓，明显在威胁蒋“立刻”增援萨尔温江前线，“马上”让史迪威“不受限制地统率你所有部队”，否则美国将停止一切援助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446, pp.445-446.
史迪威在9月19日大清早收到“亲自面呈”的电文，立刻觉得它“像鞭炮一样令人振奋”。他兴奋地跳上吉普车，赶到蒋的黄山官邸。这时候官邸会议室正在进行重要会议，研商史迪威新职的最后条件。除了蒋介石、赫尔利之外，宋子文、何应钦、白崇喜和另几位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也在场。桌上摆着史迪威人事令初稿、委员长谕示初稿，以及指挥管道示意图初稿。赫尔利原本要求史迪威别参加此一会议，但一名侍从在下午5点30分左右进来，向委员长报告史将军到了。蒋说：“请史将军跟我们一起喝茶吧！我们欢迎他一起来。”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9, 1944, box 43, folder 21; Lohbeck, Hurley, p.292.
史迪威传话进来，希望先和赫尔利单独谈谈。赫尔利于是来到长廊和他会面。史说，他刚收到罗斯福总统要给委员长的信，而且鉴于内容之“最后通牒性质”，马歇尔指示要他亲自面交。赫尔利读完信函，向史说：“没有一个国家元首能容忍像这封信的侮辱。”他把上午会谈达成的进展告诉史。他说，蒋介石已经同意所有必须的条件，让史在他的领导下出任中国武装部队的前敌总司令；蒋也接受了史迪威即将递交的这封信当中一切的要求。赫尔利说，此外，委员长“预备从北方调兵增援你的萨尔温前线”，并且“即将任命你为总司令”①。
① Lohbeck, Hyrley, p.292.
赫尔利央求史迪威暂缓递交信函，史予以拒绝。赫尔利又要求，至少在交出信之前，史迪威要向委员长致意一下这些要点都是他（蒋）已经同意的。据赫尔利的说法，史答说：“不，老派！总统交给我这封信，要我把它递交给花生米。我现在就要交给他。”赫尔利再做最后的请求：“老乔，你已经赢了这场球赛，如果你要统领中国的部队，你只要接受委员长已经答应的，就行了。”但史迪威已经拿定主意。他们俩跟大家会合。委员长即将签字将国军指挥权让给一个外国人，但是看起来心情还很不错。史迪威说：“我有一封美国总统的信要呈交给委员长。”然后把英文本递给译员①。
① 同上注。
这时候，赫尔利希望降低蒋的难堪，上前接过信函，表示还有中文译本。他要史迪威拿出中文译本，交给蒋；蒋默默地读完。宋子文后来告诉艾索浦，中文本比起英文本更加侮辱人。隔了一阵子，蒋放下信，把空茶杯倒过来，然后说：“我明白了。”史迪威用国语问：“我想，这个动作表示可以散会了，是吧？”一名中国幕僚点点头，说：“是的。”①据赫尔利的说法，他和这位美国将军走出门廊，史迪威不晓得他日思夜想的统率机会已被自己断送，还说他希望赫尔利不介意总统把递交信函的差事交给了他（史）。赫尔利说这个问题“微不足道”，因为此事后患将非常严重②。
① Alsop, I've Seen the Best, p.39; Lohbeck, Hurley, p.293.
② Lohbeck, Hurley, p.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