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和第一次缅甸战役相似的是，情报工作依然很烂。孙立人的国军新38师若干营，将已从印度雷多开始兴建的新补给线又往前推进了约50英里，却在胡康河谷遭遇日本精锐的18师56团守军。然而，史迪威总部（全是美国军官）没给孙立人任何日军在本区活动的情报。孙部呈报发生激战，代理史迪威职务的波特纳（Hayden Boatner）将军还不肯承认当地有火力强大的敌军①。原来，波特纳是受到参二情报处的误导，低估了日军的实力——参二处是由史迪威的儿子小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 Jr.）中校负责。经过又一次遭遇战后，孙部退回原有防线，等候史迪威将军的归来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1-42. 提到驻印国军（CAI, Chinese Army in India）总部此次失败以及其他失败时，军事史学家经常用中文发音称这个由史迪威指挥、美国人担任幕僚的机构为“指挥部”（Zhi hui bu），而不是用英文“headquarters”这个字。在驻印国军的编制表上，也只用中文发音的指挥部标示，因此让人搞不清这个驻印国军总部完全由美国人担任幕僚。许多读者可能以为“指挥部”是个中国单位，尤其是蒋介石的单位，因此情报失误全是蒋不好。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46, 123-124.
12月1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在各种历史性的声明当中，它宣示将把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最重要的是东北和台湾）交还。12月3日，蒋写下“全世界视开罗为中国一大胜利”。蒋委员长夫妇和罗斯福、邱吉尔合照的照片让中国人民万分动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和西方列强领导人平起平坐。蒋将功劳归给蒋夫人，因为她每天工作12个小时，还亲自出马和罗斯福进行一项重要的财经交涉（只是，后来的成果并没有蒋氏夫妇当时认为的那么好）。委员长把中华民国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颁给她①。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p.53-54.
这桩财经大突破发生在开罗会议的最后一天。11月26日，宋美龄奉丈夫指示单独拜访罗斯福。她和罗斯福达成多项协议，让委员长兴奋到忘了自己曾发誓不向美国领导人要求财务援助；他派太太去问罗斯福可否贷款10亿美元以解决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回来后，美龄向蒋表示罗斯福说他“完全了解中国经济的恶劣状况”，“爽快同意”蒋的请求①。委员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和中国是如此幸运。他立刻在夫人陪同下去向罗斯福表达谢忱。一向和蔼可亲的罗斯福在会谈中的发言，让蒋氏夫妇深信未来将有一笔贷款②。
① Chaing Diaries, November 26 and 27, 1943, box 34, folder 10.
②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26, 1943, box 34, folder 10.
可是，罗斯福12月6日回到开罗时，却对史迪威有另一个讲法。他说，蒋氏夫妇要求贷款10亿美元，但是他告诉他们，那恐怕很难得到国会的同意。他告诉史迪威说,他计划以5.5千万至1亿美元购买中国法币，来抑制中国的通货膨胀①。我们只能猜测罗斯福告诉蒋氏夫妇，他觉得再申请一笔贷款的主意不坏，但也提醒说，恐怕很难得到国会和财政部的同意——蒋氏夫妇则认为，既然罗个人原则上同意支持申贷，就一定会成功。
① Stilwell, Papers, p.237.
史迪威12月6日和罗斯福的见面，只有20分钟。可是，他在日记里形容罗斯福是“轻浮的傻子”①。据史迪威的说法，罗斯福突如其来地问他：“你认为蒋还能撑多久？”史答说：“情势很严峻，若去年五月（日军进攻）的情况再发生一次，蒋可能就垮了。”罗于是说：“那我们就应该找别人或一群人来顶替。”史对此表示：“他们可能会来找我们。”罗说：“是啊，他们会来找我们。”②史迪威在两张纸上写下他对总统想法的印象，一张说：“让中国留在战局。我们必须保住我们的侧翼阵地。”另一张说：“如果蒋介石翻船了，支持别人。”③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410.
② Stilwell, Papers, pp.236-238.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72. 在史迪威不成册的纸页中找到。
艾略特却对史迪威（蒋天真地留下来代表他的人）和他父亲此次的会谈，留下简短但不一样的记载。艾略特写下，史迪威表达他对“委员长政治手段”的不满，指控蒋“保留所有实力以便在战后对付中国共产党”。但是，罗斯福“脑子里还想着别的事”，包括“他和蒋的协议，以及他后来又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他除了“力促史迪威尽量努力把事办好”之外，没多说什么①。
①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207.
回到重庆，蒋在日记里承认，尽管开罗高峰会是“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他内心却唯有“忧患”而已①。国内的坏消息太多。其一是日军继续进犯湖南、湖北。第二是戴笠破获一桩阴谋：一群年轻将校计划在委员长从印度回国于机场降落时，予以劫持。戴已逮捕阴谋策划者，这些陆军参谋学校毕业生说，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委员长，只希望促请他铲除政府和军中的贪腐②。蒋下令把他们枪毙或判刑。我们可以相信，其中有些就是曾与窦恩将军讨论“上层变化”的人③。
①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4, 1943, box 43, folder 11.
②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113-114.
③ 同上注。
所谓的青年将校阴谋已经够糟，但蒋最大的隐忧是强大的军方司令官和各省掌权者，有可能对他不忠。他前往开罗之前，经常作乱的粤系将领李济琛（在桂林任职）就传出正在筹组一个南方将领集团，一旦重庆政府垮台即可出面统筹大局。据说，李济琛已和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达成共识。当蒋命令李到重庆接某个新职务时，他一口就拒绝①。蒋在和手下许多司令官（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全部）往来时困难重重，从这多少看出端倪。被指涉参与此事的其他将领没有位置不保。
① 同上注，p.114。
接下来的18个月，史迪威就像之前的窦恩一样，可能在私底下和信得过的国军将领谈话，让他们明白他对蒋的负面观感。果真如此，这些谈话一定有许多被戴笠手下的特务窃听到，或是遭合作的军官向戴笠打报告。有一天蒋和白崇喜见面时，对白暗示了此一情报能力，叮嘱他“讲话要小心”。当天稍后，白以一封文言文信函向委员长感谢其建议①。
① 此处和白崇禧的互动，参见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92-2193。
尽管白崇喜在重庆位居要津，身兼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部长，他仍是桂系三巨头之中，与中共显然保持某些秘密接触的唯一一人；不过，抗战之后白却是最反共的高阶将领之一。周恩来曾说，广西、浙江将领和中共有“最密切的接触”。周说，中国“半数以上”的军事领袖“环绕着蒋介石”①。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只是表面向蒋效忠，而且基于保险也保持与共产党的秘密往来。
① 周恩来1939年8月致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之摘要，其副本出现在共产国际档案中，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 146-96.
一
史迪威在12月11日回到昆明，次日就召见他信赖的副手窦恩将军。根据窦恩回忆录记载，史迪威告诉他，他在开罗接奉一道令他大为惊讶的口头命令。史说，这道命令要他“准备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史迪威说：“老大以他那种威严的口吻告诉我：‘如果你不能跟蒋好好相处，又不能换掉他，那就一劳永逸除掉他。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换个你能驾御的人。’”史迪威又说，这道命令不是要杀掉委员长，只是要准备一个计划。他不认为会有进一步的指示，他说：“美国不搞这一套。”但他还是指示窦恩去“规划”可行的办法，等候指令①。窦恩和另两名美国军官规划出一个备案：利用委员长搭机到蓝伽视察的机会，让美国飞行员伪称引擎故障，接着把一个不管用的降落伞给委员长，然后协助他跳机。听了这卡通式的计划后，史迪威表示：“我想这计划行得通。当上级下达命令时，我们就别无选择了。”这是窦恩最后一次听到此一计划②。
① Frank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71), pp.75-76.
② 同上注，pp.77-79。
但是，这并不是史迪威第一次下令准备暗杀蒋介石的备案。当时派驻印度的中印缅战区战略情报局高级官员伊福乐（Carl Eifler）上校表示，大约在1943年8月初至10月底期间，他奉召到新德里去见史迪威，史告诉他为了寻求“合逻辑的方法”进行战争，“有必要不让蒋介石挡路”。他要伊福乐去准备计划，但没说这道命令来自“老大”或其他任何人①。后来伊福乐因战略情报局的其他公事回华府，向适当的部门询问后得知肉毒毒素是最适合的武器，因为验尸解剖无法侦测出它。但史迪威没说这件事有任何急迫性，因此直到1944年5月，伊福乐才在史迪威的缅甸总部，向史报告已找到执行暗杀任务的方法。据伊福乐说，史迪威“摇摇头，表示他又有别的想法，已决定‘现在’不去执行它”②。
① Thomas H.Moon and Carl F.Eifler, The Deadliest Colonel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75), pp.145-146. 伊福乐是中国战区战略情报局主管，但是他令局长唐纳文非常生气，因为他一直坚称他是受史迪威管辖。因此伊福乐觉得没有必要向战略情报局本部通报史迪威给他下达如此重要的一道命令。当他回到华府为其他事去见唐纳文时，也不提这件事。见Maochun Yu, OSS in China: Prelude to Cold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3.
② Moon and Eifler, Deadliese Colonel, pp.146, 184, 193. 两位作者并没说，史迪威在1943年的何月何日首次向伊福乐提到筹划暗杀蒋。
窦恩和伊福乐都是史迪威的死忠支持者，而且彼此显然互不认识。以下达给费恩的命令而言，我们推测史迪威是把罗斯福12月6日一句随口说说的话，即如果蒋出了事就得找个新人，当成是“老大”下达命令要拟定刺杀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依此证据得到如此结论是荒谬的。罗斯福肯定没要史迪威去准备一个杀害美国关键盟友的备案，一个在他下一次“炉边谈话”中被他形容为“具有十足远见、伟大勇气”的人；更何况这个人的妻子当年曾两度到白宫作客。此外，罗斯福此时并没有生蒋介石的气，反而是对美国一再打破对蒋的承诺，颇感愧疚。在开罗，他和蒋事事意见咸同——甚至国共合组联合政府都可取得共识；罗斯福又“像一头骡子般顽固地”向邱吉尔力争英国海军对缅甸战役的支援①。罗斯福还告诉儿子，没有其他人可取代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而且“纵使蒋氏夫妇有许多缺点，我们仍必须依赖他们”②。
①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pp.395, 396.
② Roosevelt, As He Saw It, p.154.
显然，史迪威无意识或有意识地曲解了罗斯福的一句戏言。然而史迪威给伊福乐的命令，远早于他和罗斯福或窦恩的谈话，也没有在下达前表明是来自上级的某人。对照史对伊福乐谈话的时机，我们颇能断定他首次下达此一命令，是在10月7日至15日于印度时；也就是10月2日史迪威在重庆听说蒋介石已要求他解职之后的事情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217-218.
蒋从开罗回国后，就执起洞庭湖地区两湖大战的指挥权。受威胁最大的是湖南省会长沙，甚至桂林、衡阳也有可能受威胁，这些都是陈纳德空中攻击的相关地区①。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向华府报告日军新攻势时，预测中国不太可能发动大于“通常得过且过的防卫”②。事实上，国军拼命地抵抗来敌，伤亡惨重。衣暖食饱的日军使用现代枪炮、毒气瓦斯、空降部队，中国士兵在寒冬中却只穿平常的棉布制服、拿中国制造的旧步枪应战③。士兵为对抗毒气瓦斯，便找一块破布朝它撒尿，掩着脸凑合凑合。这些部队没什么机械运输工具，只靠肩上的扁担挑运装备，徒步上阵杀敌④。
① 许郎轩、张明凯合著，《中日战史（1937～1945）》（台北：崇武出版社，1971）p.412。
② FRUS(1943): China, p.168.
③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64.
④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262-263.
尽管国家大事繁忙，蒋很少工作到深夜。在美龄和亲友陪侍下，他晚上偶尔会观赏外国战争影片，但通常则在埋头写作《中国之命运》，接着读点史书，然后再享受一下读唐诗的乐趣。做晚祷就寝前，他一定再读另一本书《荒漠甘泉》。这是美国传教士考门夫人（Chas. E.Cowman）1930年代编纂的基督教见证选集。蒋在每日鼓舞人心的信息和故事旁写下自己的感想，约伯的启示是这本文选的主调——面对灾祸、悲剧、侮辱和失败都应坚忍不拔。有一句他应该会很在意的话宣称，“凡被神大用的人，神先要使他的心片片破碎……这是需要忧愁来开拓灵魂。”①
① Mrs. Chas. E.Cowman, Streams in the Desert (Los Angeles: Oriental Missionary Society, 1931), p.23.
靠近1943年底的时候，蒋和未署名的文胆陶希圣，完成了《中国之命运》，此书具体呈现他对中国的伟大文化和历史，及其璀璨前途的观点①。这是蒋对毛泽东论中国之未来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应。《中国之命运》在国民党地区列为学生、公务员、军官和国民党员必读书籍，就像毛的著作在共产党控制区一样。这本书反映出蒋民族主义、高度反帝国主义和严格威权主义的清楚形貌，但是在世界事务上，它又是自由的、国际派的立场。
① Chiang Kai-shek（蒋介石）China's Destiny and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Roy Publishers, 1947).
《中国之命运》主张毎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加入国民党。蒋宣称，公民“应特别注意、无时无刻不忘服从国策的责任”，人人应守纪律、效忠。他引用孙中山的训示“我们必须放下‘个人自由’的想法”，团结彼此“成为强壮统一的整体，就像沙石、水泥和起来的群众”。蒋所支持的确实就是这种公开的集权政体。他拒退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并重申孙中山学说所谓“民主达成前，必先经历”一段无限期的训政。蒋像孙一样，做了令人不安的断言，说民族主义方针乃最优越的人权条件，这是全书最近乎法西斯主义的一段。他的确做了无恶意的断言“我们中国古代学问的博大精深，任一西方强权皆无从比附”，而中国人的国家方针是“得礼、正义、谦逊、荣誉”，但他也宣称“‘文化优越种族优越’的理论必须永绝于世界”①。
① 同上注，pp.36, 40, 94, 96, 146, 157, 208, 231, 234-235, 263, 277, 279, 282-284, 289。
蒋的第二本书《中国经济学说》大约和《中国之命运》同时间发行。这书本来是要拿来做国民党中央政治训练学校的教材。它主张实行混合的计划经济、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加强国家对大型工业的所有权，以及“节制私人资本”。这本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观点，它呼吁西方经济学家放弃物质主义和自私的个人主义，改采“大同世界”，一个“人性发展到最高点……没人可以不劳而获……人人都不会找不到工作”的地方①。在谈完孙中山的长期奋斗之后，《中国之命运》在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写道：“我，蒋介石，自始即认同复兴中华民国，走上自由与独立之路。”接下来又三度用到“我”。然后蒋便不再于书中使用第一人称，或谈论自己的政治或历史角色②。
① 同上注，pp.289-290。
② 同上注，p.43。
中国政府并未出版英文版的《中国之命运》。蒋夫人反对出英文版，担心它自负、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甚至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会激怒美国人，尤其会激怒英国人①。《中国之命运》唯一的英文版显然只在纽约出版，由左派《美亚杂志》（Amerasia）的亲共主编贾斐（Philippe Jaffe）所出。我们可以说，这本书的高道德标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呈现相当程度的天真和自我幻想，但不具追求个人权力的野心——更没有极权、种族净化或领土扩张的意思。可是，贾斐、谢伟思等人却把《中国之命运》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186; Harvey Klehr and Ronald Radosh, The Amerasia Spy Cas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pp.29, 32-37, 42, 132.
蒋把开罗会议视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外交胜利，仅有短暂的时间。12月7日，罗斯福和邱吉尔致函蒋介石，表示美、英在德黑兰和斯大林商量后，已决定在1944年春末于欧洲发动大规模盟军作战；因此，届时不可能调拨登陆船到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罗斯福向蒋提议照原定计划如期展开缅北作战，但不执行两栖登陆（不过美、英承诺仍会控制住孟加拉湾）；不然就延迟到11月，届时即可执行大型两栖登陆作战。同时，美方将加强扩充飞越驼峰的空中运输，载运补给给中国的空、陆部队①。
① Herbert Feis, The China Tangle: The 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120.
这个转变并没有让蒋非常惊讶；11月30日他在日记中曾说，考虑到英国人的狡诈，他不会对罗斯福有关海上优势的“承诺”“太认真”。甚且，他明智地写下，他不会“说除非英国投入其海军力量，不然我们不会投入我们的步兵，以免给英国人任何藉口”。他说，重要的是，如果原来承诺的海军没办法来，缅甸战役就要延后——罗斯福建议蒋采用的替代方案之一①。这个时候，蒋若是表示对美国领导人此一转变至为震惊和遗憾，但又不在此一脉络下要求其他援助，他就有可能站上有利的政治位置。而如果单纯接受延迟战役的方案，蒋可能会激怒史迪威，但就战略或其他方面，这么做对蒋本身并没什么不好。可是，蒋高估自己的外交手腕，也高估罗斯福对自己食言的愧疚感，走向了更机会主义的途径。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bember 30 and 31（月反省录），1943, box 43, folder 10.
他回信给罗斯福，笔调平静，但表示很担心盟国食言对中国军民的影响。他又旧调重弹，提起“整个中国前线突然崩溃”的可能性。他甚至宣称，除非采取重大措施展现“您（罗斯福）对中国战区的真诚关心”（意即蒋氏夫妇认为罗斯福在开罗所给的承诺），否则“我们不可能再撑过6个月”。委员长建议美方提供10亿美元贷款，给中国的飞机加倍（即把承诺提高为1000架），驼峰运载量增加到每月2万吨。他在结语又警告说，日本人一旦察觉美国将忙着准备大举入侵欧洲，将会发动全面攻势终结中国的抗战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74; Feis, China Tangle, pp.120-121.
等了2个多星期没等到回音，蒋在12月17日发出另一封比较收敛的信函，终于接受罗斯福的“建议”，同意把缅甸战役延迟到次年11月。他又再请求援助，但不再提及先前所说的威胁。蒋可能意识到第一封信的伤害性，次日，他赋予史迪威全权，让他可调度印度境内国军部队，以及已在缅甸胡康河谷作战的国军部队，并正式同意在西线战场（印度）立刻展开作战。史迪威力促华府要求委员长也派云南境内的Y部队在东线跨越萨尔温江。
罗斯福无疑受到霍浦金斯的影响，也确实因为食言而感到不好意思，他对蒋氏12月分两次来函的初步回应相当拘谨，只说针对中国军事和经济问题最好的答案，是尽速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陆路。他希望委员长能执行他这部分的任务以夺回缅甸，但没提到作战延期的消息，还说财政部正在研议其贷款要求①。蒋这次的回信比第一次复信更耸动、更愚蠢。他告诉罗斯福，如果贷款不下来，美国政府应开始支付驻华美军的一切开销（以20元法币兑1美元的官方汇率为准），包括成都附近已动工的B-29机场。他又吓唬罗斯福3月1日之后，“中国对（驻华）美军任何的计划，都无法提供物质或财务协助”，他写道，中国将持续奋战直到“军、民皆无可避免地崩溃”，然后再“视情况发挥所能”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79-80.
② 蒋介石1944年1月16日致函给罗斯福，White Paper, pp.492-493; Arc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83.
孔祥熙和蒋的美国财政顾问杨格都试图说服他，把这封信的措辞改得温和些，但都不成功①。蒋觉得罗斯福的信语带威胁，因此自己回信的口吻与内容也无不妥。他主要是想争取一些具体的让步，他认为中国应得的让步；他也觉得有必要挽回他和中国的尊严②。但是，蒋的威胁在华府许多人看来像“怒火蒙蔽了理智”，正好让史迪威和战争部拿来利用。索摩维尔甚至建议美军停止在中国建造机场，“从别的方向进攻日本”。不过最后胜出的是理性派，职业外交官洪贝克（Stanley Hornbeck）当时担任国务院远东处处长，他分发备忘录强调，了解对蒋的回应有哪些风险之重要性，以及展现“政治家最高精神”之必要性。国务卿赫尔支持洪贝克，罗斯福遂摒弃战争部对固执的蒋下达最后通牒之建议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400.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anuary 15, 1944, box 43, folder 13.
③ 罗斯福1944年1月15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12。Tuchman, Sand, pp.412-413;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pp.284-28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298.
因此，罗斯福温和地告诉委员长，由于地理的阻隔他们都冒着风险，在未针对共同问题达成协议前，就匆匆“做出不符任何一方人民利益的决定”。他告诉蒋，财政部不认为蒋所要求的贷款是必须的，但建议中国派代表到华府商谈汇率议题。然后是一段强硬的声明：此后美军在中国的开销，将限制在每个月2500万美元以内。因此，该额度所能换得的中国货币，就是在华美军全部的消费支出。蒋的回信重申只要盟国答应的两栖登陆作战一发动，或者X部队夺回密支那或腊戍，他就会派出云南的Y部队。此信一出，蒋为求平息风波，指示孔祥熙预付150亿元（中国货币）给史迪威总部，做为今后3个月的开支经费。孔接着衔命飞往华府，终于在货币议题上达成共识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00-301; Feis, China Tangle, p.127.
同时，戴笠报告日军最高司令部正从东北及华北抽调15万名部队南下，并重建一条跨越黄河的大桥。研判这些部队移防是要加入未来几个月内，将在华中、华东地区发动的一项重要攻势。这项“一号作战”后来一共动员50万名武装精良的日军，是日本有史以来动员最多的一场战役①。
① 许朗轩、张明凯合著，《中日战史》，pp.416-417；蒋介石1944年2月22日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27。Hara Takeshi（原武史），"The Ichigo Offensive: The Circumstances Leading to Its Execution and Its Result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1, 7.
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原因是日本商船船队已经少到战前水平的77％，导致日本从东南亚引进原料受到严重局限。东京的战略家希望藉由打造一个从朝鲜、满洲，一路穿越华北、华中、华南到中南半岛，然后再经泰国、马来亚到新加坡为止的日本占领区陆路走廊，以解决此一危机。要串起这条走廊，必须控制从河内到北平、大连的铁路。这个计划将导致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朝西方和西南方扩展，确保帝国后翼，使原料（如石油、矿物、食粮等）及部队能从中国和东南亚运送到朝鲜半岛釜山港，再通过狭窄的对马海峡到日本。这项计划所要求的大面积土地占领，也会摧毁陈纳德的新机场。4月6日，蒋接到情报，指出日本的目标不仅是要摧毁最东边的机场，还要打开大连至河内的“大亚洲铁路”①。
① Hara Takeshi（原武史），"Ichigo Offensive," pp.1-7; Wang Qisheng, "The Hunan Battle: The Chinese Military Response to the Japanese 'Battle no.1,'"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3.
换句话说，当德军从欧洲各战场撤退、日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失利时，日本皇军却计划在中国发动其最大规模的攻势，大过麦克阿瑟所遭遇的任何攻势。在重庆以及其他盟国首都，关于希特勒政权可能在1944年内崩溃的讨论越来越活络。盟国虽并未告知蒋，但他猜想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应已同意德国投降后，就会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蒋认为苏联一旦控制了东北、甚至北平、天津，将立场转硬，要求成立（由中共主导的）区域政府和区域自治。但是目前他也无法对此做些什么①。延安方面，中共党内主张和国民党合作的这一派，彻底失去仅存的势力。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周恩来再次承认犯了“投降主义”（即亲国民党）的错误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12, 1944, box 43, folder 15.
② Peter Vladimirov, The Vladimirov Diar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p.184.
同时，在史迪威印度总部工作的戴维思，已就中国国内局势向霍浦金斯呈报不少噩耗。1945年2月，他建议派美国军事及其他观察团到中共基地，以减低中共倾向苏联的可能性，也牵制蒋想要消灭毛的势力之念头。2月9日，罗斯福正式要求蒋准许美国观察团到延安。蒋在日记中叹息“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了共匪情性，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但更严重的是，“（华府的）上级官吏”也是如此①。蒋拒绝此一请求，但表示美国代表团可参访华北任何一个接受中央政府号令的地方。罗斯福感谢委员长的回复，表示他将在近期内派出访问团，忽略了蒋的限制②。后来，蒋为了安抚美国人，批准一群西方记者到延安做首次访问。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13, 1944, box 43, folder 14.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00-304；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1944年2月13、22日，pp.2322, 2327。
1月间，史迪威率缅境中国部队（现在编号新一军）继续在胡康河谷缓慢推进，另有一支英军从印度南下往阿肯（Arakan）海岸推进。但是，蒙巴顿总部突然建议盟军放弃打通通往中国的补给线，改在苏门答腊建立根据地。史迪威大怒，立刻派波特纳将军至华府极力反对这个计划。蒙巴顿得知此事后，指控史迪威抗命犯上，要求将他解职。史迪威接到马歇尔的指示前往拜谒蒙巴顿，向蒙巴顿“认错”就像对蒋一样。两人表面上修好，心里头都希望除掉对方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162-163, 180-171.
盟国领袖没接受蒙巴顿的方案，缅甸战役继续进行。然后3月8日，日本3个师团只带着1个月的补给猛扑英军前线，出乎盟国之意料。不到几个星期，日军已包围6万名英、印部队，以及他们在英帕尔平原的仓库，并且攻打边城科希马（Kohima）——这是一个隘口，扼守通往阿萨姆河谷的路和执行驼峰运输任务的美国空军基地。日军转眼已抵达距加尔各答－阿萨姆铁路线不到20英里处，史迪威的中、美部队即将被切断。史迪威和英军再次严重低估日军实力。他写说：“这是个机会，我们将完成光辉的春季攻势。”①史迪威急电马歇尔，要他向委员长施压、派出Y部队，并急派国军另一个师支援胡康河谷的新一军。他给马歇尔的电文说：“如果我需要援助，那就是现在！现在！”蒙巴顿也向伦敦的上级求救，以“极其紧急”向蒋做同样“建议”②。
① Churchill, Second Wrold War, pp.825-826; Stilwell, Papers, p.265.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176-177, 180, 304; Tuchman（杜希曼），Sand, p.439.
罗斯福遂急电委员长，表示希望他命令Y部队指挥官合作，参与此“伟大的机会”（他故意不说是大危机）。蒋答说，中国若是不自量力，只会自怡伊戚；因此，除非英国发动两栖作战，Y部队不可能投入攻击。不过，蒋同意即时从云南派国军14、50两师去增援史迪威在缅甸的阵地。这些部队以破纪录的速度，在8天之内飞越驼峰，抵达阿萨姆①。
① Roma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and Problems, pp.305, 307-308; Tuchman（杜希曼），Sand, p.441.
蒋氏虽仅部分回应盟国的请求，仍有其重要性，而在史迪威的日记或是他给华府的报告中，却都没被提到。相反的，史迪威在3月30日的讯息中，预测盟国在缅甸将会被彻底击败，以说服罗斯福改采严厉言词诘问委员长。罗斯福在4月3日拍发给蒋的电文中说，缅甸战役的唯一目的就是打开通往中国的补给线，而“拿美式装备的Y部队，竟无法出动对付日本第56师团，这点是不被接受的”。罗斯福又说：“如果Y部队没用在此一共同目标，那么装备、训练他们的意义就全然不存在。”这封电文以老式的委婉用词作结：“我希望你能有所行动。”蒋决定暂不回答，“应忍耐暂不置复，以观其后也”①。于是史迪威把原定要拨给云南Y部队的一切驼峰物资，统统转拨给支援缅甸作战的第14航空队②。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5, 1944, box 43,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10.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345。
蒋氏迫不得已，接受一速计的巧妙脱困法，以保留颜面。4月14日，何应钦致电马歇尔，声称鉴于战略及战术的考量，中国决定派Y部队横渡萨尔温江，迎战日军。蒋氏勉强解释此一痛苦、政治代价极高的暂缓出兵之策，是针对盟国打破在开罗对他的承诺、逼不得已的某种反抗①。他给Y部队司令官卫立煌下了一道指示：“不成功、即成仁！”②史迪威旋即恢复对Y部队供应补给，把给14航空队的补给降回原来的水准。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5, 1944, box 43,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13-314, 329, 340-341.
陈纳德强烈反对渡萨尔温江作战的方案，他警告蒋，日军在华中的大攻势迫在眉睫，而且势必延伸到湖南和广西。他认为，需要借重Y部队来抵御日军大举进犯。史迪威一再出错的重庆情报处表达其“坚定的异议”，不认为日军会发动大规模攻势。史迪威告诉陈纳德，“当前在印度（英帕尔）的危机”才是第一优先，他命令这位空军将领不得向委员长提出中国境内“军事情势紧迫的评估”①。一直到陈纳德的飞行员侦察到239节火车车厢运载日军往南、往西移动，史迪威的重庆总部才认为日军的大规模攻击确实迫在眉睫②。4月17日，日军第37师团数百辆坦克车和装甲载兵车，从已修好的桥梁跨越黄河，驶过平坦的河南麦田。他们的目标是扫荡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国军部队，清空平汉铁路③。汤恩伯第一战区的杂牌部队溃败四散，但是第28、31集团军保住了洛阳重镇。委员长透过电话亲自指挥洛阳防卫战，这不知是好是坏。蒋向他的参谋长史迪威请求从B-29仓库拨500吨汽油，供陈纳德部队支援洛阳守军。史迪威拒绝了，他认为委员长是自作自受。
① 同上注，pp.312-314。
② 同上注，p.322.
③ 同上注，p.319。
河南国军没多少大炮、3名士兵只有2支旧国造步枪，仍然英勇奋战。在中国的国军唯一的军事优势，是由陈纳德14航空队约90架飞机所提供的战术掩护。洛阳守军在接到蒋的撤退令前，已抵抗了15天，共牺牲2.1万名官兵①。
①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p.75-7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14, 323, 325, 326. 14航空队另有200架飞机负责防卫成都的B-29，还有150架飞机支援萨尔温江作战。见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290, and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70. 14航空队总共500架飞机（至1944年底为900架），与美国在大战期间提供给苏联21000架飞机、1800万吨补给品一比，简直就少得可怜。
二
5月11日夜里，河南陷入溃败，而7.2万名Y部队从滇西跨过萨尔温江，设法与史迪威部队会师。根据美国联络官的说法，中国远征军有精良的器械和充分的空中战略支援，英勇作战、表现亮眼。小区域的骤雨很快就演变成绵绵不绝的季节雨。但是美国飞机仍空投补给与弹药，国军亦全力杀敌。同时，史迪威率领的国军部队和梅瑞尔的美军特种部队在泥淖与大水中挣扎前进，抵达密支那郊区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254.
尽管雨势滂沱，史迪威相信他率领的5个国军师团，很快就能和东侧、由卫立煌所领的12个师的Y部队会合。可是6月中旬，卫立煌企图攻占日军在萨尔温江防线的重镇龙陵，不料遭到反攻，1500名日军就击退了1万名国军将士。蒋盛怒，令卫立煌竭尽全力重新发动攻击，务必攻克龙陵。蒋又从华北调2个军加入卫立煌在缅甸的远征军。这些部队是第9、第4军区迎战日军下一波攻势所需的重要兵力。把这些兵力南调，再次显示蒋对盟国在缅甸求胜的坚定意志①。
① 同上注，pp.355-360。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275.
美国飞行员不断回报，日军精锐部队持续从满洲沿新占领的铁路线往武汉集结。陈纳德再次吁请史迪威运用他的紧急权限，调动补给、运输装备以及B-29的作战单位，支援华东紧急局势。史迪威答复说：“在紧急状况证实无误之前，不能贸然做决定。”两天后，日军第6军团从武汉攻入湖南，另一些较小的部队则从广州和越南北上。“一号作战”的第二波攻势颇有夺占湖南大部分地区之可能，而湖南正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米仓；另外它也威胁到14航空队在湖南、江西和广西的基地。陈纳德的第23大队飞行员每天在不良天候下出3、4次任务。他们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本身亦损失惨重——和欧洲战场美军轰炸机群的损失同等，甚至更多。这个大队的3个中队，有近半数的飞行员在那个夏天阵亡或被俘，其中还有三个是中队长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63-364; Chennault, The Way of a Fighter, pp.287-288, 292.
史迪威从缅甸丛林口述电报给马歇尔，坚持主张驻印度的英军司令部若不全面改组，1944年秋天从印度攻打缅甸的战役，便没有成功的机会。这等于是建议撤换他的顶头上司蒙巴顿。（史迪威为了保住职位，最近才向蒙巴顿当面“认错”，保证专业上的效忠！）史迪威又说，同样的道理，有鉴于“目前中国的最高统帅”（意即蒋介石）的状况，缅甸战役最好的进攻结果顶多是占领、坚守密支那空军基地。他的结语是，要想打通直抵中国的陆上供应线，动用一个美国兵团是必须的。言下之意，缅甸作战进度迟缓，全是蒙巴顿和蒋介石的错，和史迪威本人与蒙巴顿过分低估敌军实力，全无干系。
胡康河谷这头的胜负并非缅甸争夺战的关键，在印度东北部那头的激战才是决定性战役——日军在此地投入12万名最精良的部队。到了5月初，蒙巴顿已获得重大胜利，突破日军对英帕尔和科希马这两个印度重镇的包围。英国皇家空军载运、空投了1.9万吨的补给以及1.2万名的援军，也对敌军发动2.9万次的空中攻击。英军如此惊人、成效卓越的空中武力执行，远非陈纳德和中国人的空军所能比拟。日军在7月开始全面撤退，成了日本陆军迄今最大的败绩——伤亡高达5.5万人，其中13500人阵亡。
三
史迪威对盟军赢得缅甸战役的悲观看法，可能影响了马歇尔和参谋本部的新决定，他们试图不靠在亚洲大陆发动大战来击败日本；5月27日回信给史迪威时，马歇尔告诉他这个新的大方向。此后，美国在中国、缅甸的最高优先是增强空中战力，并基于此一目的增加驼峰空运运载量——与陈纳德主张的战略颇为接近。更值得注意的是，美方似乎并没有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讨论这件事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62-364.
马歇尔的信抵达的当天，国军部队和美国特种部队终于在史迪威的指挥下占领密支那的机场。日军兵力虽仅3500至4000人左右，却负隅顽抗，坚守密支那3个月之久。史迪威和他的国军部队官兵（包括未接受美式训练、但已配备美制新武器者）英勇作战、坚忍不拔，恐怕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像比史迪威在壕沟中待的更久了。这是一场比较小规模的战役。相较之下，中、日双方在华东的百万人激战，以及中、印边境的战斗都比密支那的规模大上许多——也是较为重要的战役。可是，美国新闻界对密支那之役（和史迪威）的注意，却远超过长沙或英帕尔。当数千名日军死守的密支那终于攻克，马歇尔称誉史迪威“赢的漂亮”①。
① 特种部队及其指挥官们提供17000名英国、库尔勒、奈及利亚和缅甸特战部队参战，越来越不满史迪威，认为密支那之役根本就大错特错，败得糊里糊涂。史迪威的情报称城里头只有350名日军。见Shelford Bidwell, The Chindit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p.280.
同一天，史迪威抽空发电报给马歇尔，要求解除陈纳德的14航空队指挥官职务，理由是“抗命”！陈纳德违反史迪威的命令，向蒋介石通报日军准备在华东、华南发动巨大攻势。美国战争部——肯定就是马歇尔本人——回复说，在可预期的国军华东大溃败之前罢黜陈纳德，会使史迪威成为众矢之的。蒋介石认为“自抗战7年以来，军事局势之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亲自吁请罗斯福增加每个月给14航空队的补给，并把位于成都的所有美国战术军机和飞机都派给陈纳德调度；他也请罗斯福提供8000具火箭筒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28, 1944, box 43, folder 17;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365.
隔了一星期，史迪威接到窦恩一份报告，指出有7000万发子弹交给国军，现在下落不明；若干反坦克步枪和无线电显然仍在重庆；中国人在昆明的炮和补给足供5个野战炮营之用。这些抱怨和实情有所出入。事实上，除了投入缅甸战役的X、Y部队，美国的军事器械或弹药很少交到国军手中。例如云南的这批炮，几乎肯定就是配给Y部队的军火。
根据中国军政部的数字，自从仰光沦陷以来，从1942年5月至1944年9月，98％飞越驼峰运来的军援，是交给14航空队——军政部还可以补充是交给B-29之作战使用，以及维持越来越多的大量驻华美军人员之用。美国总共只供给X、Y部队以外的200万国军，351挺机关枪、96门山炮、618支反坦克步枪、28门反坦克炮、5000万发步枪子弹。这些项目当中，只有60门炮、50支反坦克步枪和3000万发子弹是在1944年6月之前运交；其余是之后才运交的①。甚且，美国 ，将由美国重整编训、装备，新组的国军30师Z部队（这是罗斯福答应替中国装训90个师的其中第二批部队），只会得到租借法案配给中国物资总数的一成。负责装训的美国小组估计，如果把这些军火分配到30个师去，每个师所得到的“几乎是零”②。
① 1944年9月20日何应钦接受中央通讯社访问，《中央社新闻》1944年10月7日，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卷一，pp.512-514。中国从1941年5月至1942年4月滇缅公路中断前，从租借法案得到，经军政部分配或存储的物资，包括飞机1,657吨；军械（包括生产武器的设备及材料）24,000吨；车辆29,000吨；炮弹11,000吨；武器1,300吨；弹药8,700吨；造路设备19,000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1952; Washington, D.C.: U.S.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2002), p.49. 如果不是“滴水”，以当时的情势来讲，这当然数量极少。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p.321, 322.
史迪威没找蒋说明这些盘点不到的军火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迳自采信窦恩的报告，便决意不拨大量补给给国军地面部队，也拒绝针对日军在湖南的攻势采取紧急措施。6月初，史迪威回到重庆和蒋讨论军事危机，后来又到昆明和陈纳德商讨。蒋、陈均重提早先的要求，希望出动B-29轰炸武汉的日军库房。史迪威答应向华府转呈此一请求，但是当战争部回答说不行时，他简短回复华府说：“已明白指示，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委员长向我施压，我才会发出上述请求。”和陈纳德商讨后，史迪威也是一个转身就忘了陈的要求。陈纳德要求把14航空队派去保护B-29轰炸机的200架战斗机，调派到华东对付日军即将发动的攻势①。
① 同上注，p.369；Alsop, The Best, p.235.
根据史迪威的说法，6月5日在重庆，蒋告诉他“华东情势”（日军即将发动的湖南攻势）可以靠空中攻击来解决，并要求他“暂停飞越驼峰的武器和弹药运载”，以便全力运载燃料、零件和武器给第14航空队。史迪威答应蒋，他会确保14航空队每个月收到1万吨补给，但是他似乎也把蒋的指示解读为，命令他别使用美军运输从任何地方载送军火给在华东抗击日军的任何国军部队①。蒋是否真如史迪威所说地断言，单凭空中力量就可“解决情势”是很值得怀疑的；史迪威也没引用任何蒋说美、中军火都不必送给华东国军部队的话。蒋在他的日记中只记下，“下午参事汇报后召见史迪威，尚能如余意办理空运油料事，其态度如常。”②实际上，美国军火交到无关缅甸战役之国军手上的仅有“涓滴”，但蒋认为他有很好的理由去控制、甚至停止美国往后对其华东指挥官的任何武器援助。这时候，第9战区（湖南）司令长官薛岳，和第4战区（广东、广西）司令长官张发奎，越来越有不忠的嫌疑——史迪威的总部相信此一传闻是正确的。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 p.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