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Gardner Cowles, Mike Cowles Looks Back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pp.87-91.
有一个可能性是，威尔基在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口没遮拦地大盖一番，让好友误以为他和中国美丽的第一夫人关系非浅，其余部分则是考尔斯想像出来的。但是，她两次和考尔斯本人见面的行为和言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无法解释了。
11月17日，蒋夫人在拉铁摩尔、随身医生和护士陪同下，搭乘美国空军巨型运输机回到美国——1917年她自卫斯理毕业后睽违迄今的第二家乡。霍浦金斯前往长岛米切尔机场接机；在进纽约市的路上，她滔滔不绝地大谈在全球大战中，应该把亚洲摆在优先顺位上。她忘了自己早先对史迪威的支持，主动提到史迪威曾迫使蒋放弃自己对缅甸更佳的判断。
蒋夫人住进长老会医院的哈克纳斯医疗所，占了12楼整层楼。居里是白宫和她的联络窗口，他在档案中的文字载明她接受“通常与某些精神状况有关的……症状”之诊疗①。她的医生在给蒋委员长的一封信中，报告她有“持久的晕眩和沉重的情绪压力”。她被诊断出来有肠寄生虫、严重的廋管问题、依赖镇定剂、需要好好治牙等②。访客前来探望，发现她的指甲又修长又油亮，“化着整齐的妆、还做了发式”。罗斯福夫人艾莲娜觉得她似乎很紧绷，几乎不能让任何东西碰触到她的身体③。
① 1943年1月16日，居里向罗斯福夫人报告，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Eleanor Roosevelt."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94.
③ 同上注，pp.194-195。
威尔基访华期间，曾和陈纳德有过长谈，对他印象良好。52岁的陈纳德和史迪威一样，是个作风强悍、直言不讳的脱缰野马——他担任战斗机飞行员时，经常和上司为空中战术吵得不可开交。陈纳德听力下降时，官拜上尉，因病提早退役离开美国陆军航空队。1937年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中国，与挂名中国空军秘书长的蒋夫人面谈之后，奉派为飞行员高级训练班班主任①。陈纳德是路易西安那州农民之后，对空中武力深深信仰；史迪威是纽约州某公共事业公司副总裁之后，他则认为军机只是次要的支援武器。史迪威还没到任就瞧不起蒋介石；陈纳德却尊敬蒋，而且把蒋夫人当作他的“公主”。他和史迪威无可避免地成了敌人。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p.3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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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夫妇和陈纳德
应威尔基的要求，陈纳德给他一封信，陈述他将如何结合中国空军，赢得中国乃至太平洋战争的策略。整个策略出奇的容易，只需要105架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12架重型轰炸机，每月替换率约二至三成。回到华府，威尔基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和战争部（War Department），在部里引发“大骚动”，导致史、陈两人对中国战区主战略之争闹上台面——陆权派对决空权派①。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5-339;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6.
马歇尔认为陈纳德的方案是胡来。他给史迪威一封私函，表明一定支持他，但也温和地建议史“应该学会比常人更有耐心、更懂宽容”①。史汀生也请宋子文告诉蒋，“辣椒（史迪威）比糖蜜（陈纳德）更有需要”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39-340.
② 同上注。
二
温文儒雅、讨人喜欢的周恩来，在重庆的西方记者和外交官圈子当中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许多人接受他所描绘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为他们是良性的改革派政党，甚至还是民主的政党。周恩来经常出入美国大使馆，提供他对事件的看法，宣传他主张有助于战后中国民主、和平、友善的政策。他的影响力相当大，特别是在史迪威的幕僚群当中①。戴维思（John Parton Davies）是个年轻的外交官，在史迪威底下担任高级政治顾问，他形容中共是“农村民主派”。另一位重要官员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则认为中共的宣传是“单纯的民主”——“在形式和精神上，美国味大过俄国味”②。拥这些是聪明、爱国，相当投入的美国人，他们把抗日及早成功视为最高优先，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有助抗日，最好不过。
① FRUS(1942): China, pp.99-102;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② John Stewart Service, Lost Chance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p.169.
他们看待中国政治非黑即白，不知其中细微精妙，在今天看来十分奇怪，但却是当时的时代产物。美国军界和外交界老一派的中国通，以及在华美国记者，钦佩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他们看着周围的悲惨、贪渎和贫富悬殊，心生不忍；这些情况在中国已存在好几个世代，不过战事让它更形加剧，然而华人社会表露出来的既自在又律己的特质，在重庆还保留了某些部分。共产党的边区直到1944年中期，仍罕被西方人看到，它不是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挤不堪的城市，而是位在乡村地区由军事基地打造起来的社区——严格管制、秩序井然、观点同质性很高的社区。美国人抢读以英雄与恶棍之别来解释国共差异的各种书籍。我们曾经提到伊罗生那本颇有影响力的早期作品《中国革命的悲剧》，此书出版于1938年，由当时流亡在国外的托洛斯基写了一篇长序。那时候，伊罗生本身是托派，但是在西方世界，他的书多年来被誉为讨论1927年国共分裂，以及蒋介石早年事业的最佳著作。另一位法国作家马勒侯，写了一本以1927年国民党血腥清共的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人的命运》。两位作者都把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描写成无可救赎、毫无国家意识和原则的人。或许最有影响力的应推史诺那本《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史诺在书中正面地形容蒋在西安事变之后的行动。《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不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以及国共斗争史①。
① Harold Isaacs（伊罗生），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3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Edgar Snow（史诺），Red Star over China (193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4). Graham Peck, Two Kinds of Tim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0). 也是重要的作品。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英勇抗德，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心相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此外，派驻重庆和美国人打交道的一小撮中共官员，如周恩来等人，不仅本身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擅长以亲切、讨喜的方法掩饰中共的意图。【55电子书网】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Txt55.Com】
在西方人的观点里，国民党有个特质就是越来越贪腐。蒋打从掌权领导之初，私底下就一直烦恼贪污的问题，在大小会议中都抨击这个现象。军事院校以及庐山的高级军官讲习班都强调清廉，多年下来蒋也枪决了若干贪官污吏。有些将官，如陈诚，被普遍认为“清廉”，即使共产党也同意。可是，中央军的多数高阶将领，甚至许多最优秀的将领，大概多多少少都利用职权涉及不道德或不法的滥用公款。其他军官当然尽其所能地有样学样。至于大小军阀及其部属如何用钱，就更加无从限制或查核了。抗战期间，通货膨胀肆虐，军人的薪饷全都下降，加上新进官兵品质和教育水平也下降，明显的后果就是大家都搞贪污。
蒋本人继续试图建立榜样。他过的是非常舒适和安全的生活，官邸里仆从、卫士环绕，可是在这个保护罩里，他的生活方式一直很俭朴。他希望国民党的文武百官内外均秉持高职业标准、高个人道德，不过我们也已看到，在中国大陆蒋从来未能有效实行这样基本的改革，集中管理军饷即为一例。他认为贪腐问题最好等恢复安定、统一，再以根本方式一次解决。对蒋来说，忠诚是其部属最重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他认为诚意、可靠和坚定，是“这些价值确立了人际关系层次网络的断定”①。这个价值的次第不仅有助于保持他的权力，而且导致对贪腐、无能的容忍。不过蒋认为，这是维持军队团结，保持实力最重要的根本，唯有如此，才能在战争里求生存，并终至重回为一个伟大的主权国家。
① Lucian W.Pye（白鲁恂），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68), p.15.
同时，经济问题越来越严峻。孔祥熙报告：1942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235％；这是从前一年的173％，再往上暴升。蒋不用问为什么物价一再攀高，因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军费屡创新高。国军部队伤亡极为惨重，已从1937年的227万人，折损到1938年底只剩100万人！重庆政府在1940年开始扩大部队规模。美国大批军、民职人员来到自由中国作业，到了1942年底也替中国经济注入数千万元法币，他们以美元向中国政府购入法币，这一来刺激到印钞机也带动物价，并加速黑市汇率的扬升。此外，滇缅公路在1940年春天封闭、日军增加对自由中国工业设施的轰炸，都使得原本已稀少的日常消费用品，如纺织、布料、厨房用具等的供应益发困难，变得更加昂贵①。
① Arthur N.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286-298.
1941年秋天，为了对付预算赤字和部队、城市的粮食需求，政府宣布土地税由中央征收，并规定将以实物缴纳，也就是以谷物缴税。这项变动使重庆必须设立组织复杂的谷物管理机关，好向数百万农家以实物征税。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占自由中国的八、九成以上——除了儿子被征兵入伍外，跟中央政府根本罕有往来①。而今蒋下令中央政府组织一群“清廉的公务员”，从普遍风评不佳的地方税吏手中接管收税工作。他认为藉由降低弊端会改善农民的福祉，以及对政府的态度。这项计划成功地收到大量的谷物，虽然运送过程有时难免被人摸走或腐坏，它们大多能安全抵达城市、部队和难民营。就组织而论，这又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可是，就政治而论，蒋付出的代价恐怕太大。虽然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査证一些指控，不过有传闻表示，很多时候中央的谷物收缴官员成了“旧日勒索成性税务员的掩护”，这恐怕也不假②。
① Robert A Kapp（柯白），"The Kuomintang and Rural Chin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1945," in F.Gilbert Chan, ed., China at the Crossroads: Nationalists and Communists, 1927-1949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0), p.169.
② 同上注。
尽管问题十分严峻，自由中国（以及共产中国）的人民依然勉可糊口，与过去差异不大。根据驻重庆的美国财务顾问杨格（Arthur N.Young）的观察，中国民众在这段期间甚至还“对货币维持相当大程度的信心”①。过去几世纪以来，天灾人祸定期给一部分中国人口带来悲剧。自从1937年以来，在任何时候似乎都有村庄莫名其妙陷入战火，或因日军的报复行动被摧毁。然而这广大土地上的多数人还是躲过了直接袭来的活动，即使遇到其他的麻烦，也往往可靠着家庭、宗族和村社给予协助，熬过难关。
①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pp.263, 299-308, 348-349; Hsi-Hseng Ch'i（齐锡生），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173.
批评和抱怨固然随处可闻，不过大部分中国人继续展现他们传统的积极人生观。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就是中国人与若干邻国人民截然不同的特质。史迪威1942年12月写给太太的家书便做了有趣的比较：“每次从印度到中国，我感到震惊。在印度，当地人垂头丧气、骨瘦如柴、病怏怏、面无笑容、冷漠。在中国，人们抬头挺胸、正面、愉快、笑呵呵地开玩笑、吃得好、比较乾净、独立、干活赚钱，显然生活有目标。印度是无可救药了！”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79.
11月，蒋告诉史迪威，中国15个师已准备好可在1943年春天发动攻势、光复缅甸。他也答应再空运国军一个师到印度，使当地的X部队达到三个师的兵力①。史迪威飞往印度，通知还是缅甸盟军总司令的魏菲尔，“假设委员长要求的盟军海、空优势，在孟加拉湾能够实现”，预备要发动攻势了②。但是，英国人对进攻缅甸却一点也不热衷。魏菲尔和蒋介石一样，强调盟国“不能冒在缅甸二次失利的风险”。同时，美国战争部通知蒋，却讲了和罗斯福上个月承诺要给飞机和其他援助完全相反的讯息，表示由于其他“紧急需求”，蒋不必期待会有其他重大新援助到来。史迪威和蒋都气坏了。史迪威气冲冲地向战争部抱怨：如果这就是美国的态度，“那么说服蒋投入缅甸战役将极其困难”③。他写信给太太说：“我和花生米坐在同一艘救生艇上，只剩下一个三明治，而救援船只却掉头驶离现场。他们太忙了，没空管我们这些小鱼。”④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3, 1942, box 42, folder 16.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1-132.
③ 同上注，p.245。
④ Stilwell, Papers, p.245.
然而史迪威冷静下来后，采纳了魏菲尔只在缅北作战的计划。他原本反对此一计划，但现在觉得总比没有好。魏菲尔的目标和蒋在1942年初访问印度时提议的方案雷同——打造一条从印度雷多（Ledo）通往缅甸密支那的公路，再从密支那联到滇缅公路的起点腊戍。罗斯福批准联合参谋本部（Joint Chiefs）的建议，让史调配充足的补给和器材以攻占目标地区，并在北方打造此联通道路。12月2日，蒋致函罗斯福痛批英国竟然从反攻缅甸战役的承诺中退缩。他说，英国承诺今年会投入的8艘战斗舰、3艘航空母舰、英印军7师，现已减缩到没有任何主力舰、只有3个步兵师——而且这些兵力仅可用于在缅甸北部和靠海的阿恰布（Akyab）战事中。蒋要求罗斯福促请英国兑现承诺，以便夺回仰光、打开通往腊戍的缅甸铁路和旧有的滇缅公路。他再次明确宣布中国的19个师会整备好参加春季攻势，但必须有足够的空中掩护和空中运输（空投）能力。他说，如果这些要求都做到，盟国不仅可以光复整个缅甸，还可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不必再等一年①。蒋显然决心展开原先讲好的大规模缅甸战役，且由他的国军负责绝大部分的地面兵力。
① 蒋1942年12月2日致罗斯福致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82。
蒋想要利用全球大战优势地位已转向盟国的势头。俄国朱可夫（Georgy Zhukov）将军已在被战火摧毁的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整个德国第6军的25万部队；英国亚历山大陆军元帅也在阿拉曼决定性地击败“沙漠之狐”。盟国的反潜艇船舰和飞机开始在大西洋战争中获胜；太平洋方面，日军自从中途岛战役的重大失败以来，已损失1800架飞机和2362名训练最精良、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
1943年1月2日，罗斯福致函蒋，表示过几天他将到卡萨布兰卡和邱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长团开会，将把蒋对缅甸战役的意见都提出来。然而，在信函某部分中（显然是由战争部拟稿）罗斯福也说，缅甸北部是比缅甸南部更重要的目标。马歇尔在战争部的僚属跟史迪威一样，决心在春天发动缅甸战役，即使攻击只限于缅北，且少有英军支援，而且不确定是否具有空中或海上优势。
罗斯福这封信可能让蒋初次察觉，美方有可能同意大幅更动作战范围，他在回复的信件中重申他偏向以两翼进攻光复仰光。此时，魏菲尔已修正自己的意见，表示雨季的来临将使守住缅北变得无法掌握，唯有占领仰光才可能打通前往中国的供应线，而此一战役不应在秋季前开始①。这也正是蒋的想法。邱吉尔则更进一步，他相信缅甸是世界上最难和日本人作战的地方，从雷多穿越山区开一条500英里长公路的艰巨工程，恐怕等需要都过了也盖不好（这个观察日后被证实颇有先见之明）②。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49.
② Winston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1952), p.650.
史迪威早先支持蒋对战役所定的条件和目标，现在却责怪攻势的延宕是因为蒋拒绝让国军涉险。他写信给马歇尔说：“花生米说他不肯参战。”史提议，除非蒋将国军投入新的缅甸战役，否则美国应该威胁说要打包走人、退出中国①。这实在不是一个对蒋立场的正确描述。反而是，英、美皆无法抽调所需的船舰、飞机及早来支援缅甸的作战。所以，盟国联合参谋长团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确认，缅甸之役的目标是攻占仰光，但攻势必须延到1943年11月中旬②。缅甸战役现在起的代号为“安纳吉姆”（Anakim）；此一新日期和作战要素，又与蒋过去5个月的建议相合：确保充足的海、空支援，以及地面部队的明显优势，目标瞄准仰光。为了弥补没邀中国领导人参加卡萨布兰加会议，罗斯福和邱吉尔派了一个高阶军事代表团到重庆，向他简报有关“安纳吉姆”的决定。代表团成员有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幸运儿”安诺德（Henry "Hap" Arnold）将军，以及联合参谋长团的英国代表狄尔（John Dill）元帅。
① Stilwell, Papers, pp.179-180.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59.
代表团来到重庆，盟国高阶代表向蒋说明“安纳吉姆”的目标是，打开仰光港、缅甸铁路以及滇缅公路，以便替中国集结点和机场取得补给和器材，可用于对付日本运输，以及最终极的日本国土空中攻击。这正是蒋所要的，他立刻就同意了“安纳吉姆”作战计划，并不忘重申必须掌握孟加拉湾。盟国简报代表说，将在1944年1月前夺下仰光。安诺德也递给蒋一封罗斯福的亲笔信，再次保证会送更多美国飞机到中国战场。
蒋对会议内容十分满意，在黄山官邸设宴款待贵客。次日，在与安诺德的私人会谈中，蒋抱怨他的要求、美方的承诺，过去一年来几乎都被以种种“藉口”推拖了。安诺德告诉蒋，达成其要求的措施已在进行中，包括给他更多飞机。安诺德说最重要的是，中国是否会配合加入光复缅甸之役。蒋毫不含糊地回答“是”，他在一封后续的信函中向罗斯福重申，国军将准备就绪“必能履行其所负之任务”①。
① 蒋与阿诺德会谈之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12。
史迪威也出席了代表团和蒋的最后一次会谈；依据他的说法，他“逼着花生米决定，若得不到设定的海上支援，下个秋季他是否会进攻”。中方的会谈纪录显示，史迪威追问：“这是否代表除非你要的东西都要到了，否则中国不会参战？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回答：“中国抗日已经打了6年。即使没有英、美协助，中国还是自己会打下去。”史迪威又逼着问：“如果你出的条件没有被兑现，你就不和日本人打了。你是这个意思吗？”蒋又回答：“它们不是条件。身为战区统帅，这是我为确保胜利的最低要求。”①蒋在日记写下，他在会谈中不去计较史迪威的言行，但是他派宋子文去责备史怎可如此不敬、咄咄逼人。史迪威不改恶习，还写信给马歇尔说，蒋才是那个在会谈中“动辄生气、耍大牌……不论给他什么，都不断要求更多”的人。史迪威再次警告，除非被“严词以对”，否则蒋一直都会是这个的态度②。
① 同上注。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February 7, 1942, box 43, folder 1;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276.
读了史迪威给马歇尔的这封信，罗斯福认为史“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方式完全不对”。他一定也不免忖思，为什么蒋和安诺德的会谈那么顺利，史迪威却给予负面的评价。1943年3月8日，罗斯福给马歇尔一封信，责难史迪威和委员长往来的态度。罗斯福说，我们必须记得：“委员长历经千辛万苦才成为4亿人无可争议的领袖，在一大群各色各样的领导人中获致任何的团结都是非常困难的事；军人（还有其他人），不论地方或中央，都在争权夺利，更何况他还以非常短的时间在中国达成我们用1、2世纪才完成的统一。”罗斯福甚至从中国的情势脉络替蒋的威权做法找解释。他告诉马歇尔，委员长“觉得有必要维持他的至高地位。你、我在同样情境下也会这么做。他是行政首长也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吻和这样一个人说话，也不能像对待摩洛哥苏丹的方式，要求他给承诺。”罗斯福明白表示，史迪威逼蒋做交换的想法是不对的，而且不会奏效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79-280.
罗斯福也指出，史迪威的信完全略掉中国1943年的空中行动。这不是史迪威首次在战略建议中忽略此一现代战争的关键面相。罗斯福指示，美国政策要着重陈纳德提议的空军战略；战争部因而从计划登陆西西里的兵力中，抽调30架运输机到中国战区。一队4引擎的解放者轰炸机群很快也到了印度，预备在中国部署。飞虎队改编为美国14航空队，陈纳德被擢升为少将担任其指挥官，并且掌管驼峰机队的行动作业，两者皆不属于史迪威的指挥范围。为表慰藉，马歇尔颁予史迪威司令官级的功勋勋章①。
① 同上注，pp.282, 287;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17.
霍浦金斯此时透过私人通信得知的蒋、史之争，也刺激罗斯福对史迪威的批评。这些幕后管道的报告来自陈纳德新聘的文职助理艾索浦（Joseph W.Alsop）。这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是罗斯福的远房亲戚、也是霍浦金斯的家族朋友。艾索浦在他的密函中形容史迪威“霸道傲慢”，对中国人的态度往往有如“坦率但不太和善的叔叔在对待无可救药任性的侄子”①。艾索浦也支持陈纳德的战略，主张从中国对日展开空战。
① Joseph W.Alsop, I've Seen The Best (New York: W.W.Norton, 1992), p.212. 杜希曼形容艾索浦“冲动”、“善变”、“固执己见”，其实这些性格在史迪威身上也全都看得见。Tuchman（杜希曼），Sand, p.358.
4月中旬，日军集中一支大型作战部队溯长江而上，进攻湖北、湖南。其目标明显是要劫取华中的粮食供应，但是这项攻势也会对中方施加压力，可能扰乱国军的整训，以及下一次发动缅甸作战的计划①。蒋担心此一攻势意在攻占重庆，而且是由于史迪威为了缅甸行动，力主从长江中游抽调几个军的兵力到云南参加Y部队训练，才提早出现的。蒋命令Y部队司令官陈诚，从云南回防第6战区，并从Y部队调出7万兵士增援长江的守军。史迪威对其练兵计划被干扰非常不满。4月16日，他声称和蒋“大吵一番”。史迪威坚称日军此一攻势只是要夺取中国内河邮轮的“劫掠”而已②。
① James C.Hsiung（熊玠）and Steven I.Levine, eds., China's Bitter Victory (Armonk, N.Y.: M.E.Sharpe, 1992), p.161.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366;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35.
三
1943年2月初，宋美龄和她的随行人员，包括外甥孔令侃、外甥女孔令伟离开长老会医院，搭乘高级轿车前往海德公园，即罗斯福总统在纽约上州的寓邸。宋美龄住院3个月，病情讳莫如深，如今出院又与艾莲娜住在一块，引起美国公众和媒体的称羡。她在海德公园作客6天，然后搬去白宫。自从青少年起就喜作男生装扮的孔二小姐，把罗斯福搞糊涂了，一直喊她“小男孩”。宋美龄一见罗斯福，就拜托罗斯福务必把已答应的军事援助，尤其是战斗机，快快送到中国。2月18日，她出现在国会山庄，先在参议院即席演讲，再到众议院发表预先准备的演讲稿。她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民间人士，也是第一位女性。她穿着有东方高领的简朴黑色旗袍，即膝的开岔露出红色衬里，胸前佩戴着中国空军的银翼标记①。德州众议员雷朋（Sam Rayburn）介绍她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全世界最杰出的男性之一的好帮手、好伙伴”。她告诉参议院，中国人为了和美国人相同的理想作战——也就是罗斯福总统宣示的四大自由，“它好似自由之钟响彻我们广阔的国土，它是联合国的自由之钟，也是侵略者的丧钟。”她驳斥击败日本没有击败德国来得重要的说法，但她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对中国援助的问题②。
① Li, Madame Chiang, p.201.
②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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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
国会议员和美国民众都为她倾倒①。罗斯福夫人说，在白宫会议和晚宴中和宋美龄谈过话的男士，都觉得她“娇媚、聪明和迷人”。但是，纤柔的手、低沉温和的嗓音，掩盖着的是钢铁一般的决心。用餐时有人问到，她会如何应付像路易士（John L.Lewis）这样兴风作浪的工会领袖，艾莲娜日后忆及“她举起美丽的小手，作势切过喉头”②。
① 同上注。
② Eleanor Roosevelt, The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 (1961;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92), pp.249-250.
在这个戏剧性的开端之后，宋美龄展开全美巡迴演说。有意思的是，原本在蒋、史之争中强烈支持蒋介石的居里，这时候却开始试图破坏华府对蒋氏夫妇的支持。他向国务院抱怨，美龄巡回演说时，对罗斯福总统的“先击败希特勒”之政策有所批评——这个立场对中国第一夫人来讲，并不算不寻常，也不特别有挑衅的意味①。他也安排暂时回到华府的谢伟思和皮尔森（Drew Pearson）会面；皮尔森评论中国的专栏批蒋越来越凶②。居里也开始搜集关于宋美龄以救灾名义募款敛财的指控——联邦调査局报告引用“可靠性不明”的消息来源，以及自被日本占领的香港之电台发出的、有关宋家涉嫌贪渎的日本政治宣传③。1945年，联邦调査局获悉，此时的居里涉嫌提供资讯给班特莱（Elizbeth Bentley）——在纽约的KGB情报信差④。
① Currie Papers, box 1, folder "John Carter Vincent."
② John S.Service and Caroline Service, "Man across the Street," Georgetown University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vol.1, pp.180-182, 转引自Li, Madame Chiang, p.217.
③ 依据《资讯自由法》提供给罗拉李（Laura Tyson Li）的材料；见Li, Madame Chiang, p.218.
④ 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 Sacred Secrets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p.115, 125, 128, 138. 居里战后受到调查，从来未遭到间谍罪起诉，但班特莱公开指控他是她的联络人之一。居里否认曾替苏联当间谍。
尽管白宫下达指令，答应给中国的500架战斗机依然是八字都还没一撇。马歇尔和史汀生依然反对空权战略，战争部或许是刻意以慢动作执行总统的命令。在宋子文力促下，蒋致函罗斯福呼吁在未来的几个月集中资源到中国战区，目标即发动陈纳德的空中攻势①。蒋说，任何日本人对空军基地的反攻，都“会被国军阻止”②。有鉴于日本人前阵子对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的反应，以及蒋当时说守不住、现在又有信心，未免太奇怪，美方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18-320.
② 同上注，p.320。蒋坚称中国部队可以抵挡住日军的进攻，绝不是Romanus和Sunderland所说的，他已经很满意其部队的表现，不再需要提供给他新武器或改善其战斗力。
在马歇尔建议下，史迪威和陈纳德都被邀回华府参加讨论未来战争方向的研讨会——三叉会议（Trident Conference）。两人搭乘同一架改装的解放者轰炸机回国，气氛冰冷。史迪威显然厌恶和他的敌手分享聚光灯，一个预备军官出身、1937年即退伍的陆军航空队上尉！①但是，媒体却把两人一起捧为国家英雄。《纽约时报》社论宣称史迪威是个受重庆爱戴的外交官：“从委员长以下，人人都喜欢他。”②
① Chennault, Way of Fighter, p.220.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367.
三叉会议正式开始前的另一次会谈中，邱吉尔表明他依然没兴趣攻打缅甸，而倾向进击苏门答腊。然而，他终于同意针对缅北发动小规模战役，这个决定和罗、邱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对蒋所做的承诺，以及“幸运儿”安诺德前往重庆的简报有所矛盾①。史迪威和陈纳德也在三叉会议开始之前，于1943年4月30日觐见罗斯福，呈报他们对中国战略的竞争观点。陈纳德在回华府的机上改写计划书，内容和他去年10月交给威尔基那套野心勃勃的版本，略有不同。他现在表示，他要求255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每月7129吨的补给。有了这些，美国14航空队可在华东夺得空中优势，并更大范围地摧毁日本航运。陈纳德承认，日本人遭受这般空中攻击后，有可能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企图摧毁相关的机场。但是，他和蒋介石一样，认为国军和他的14航空队可以击退来犯之敌。
①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n Epilogue, 1945-1957 (London: Cassell, 1959), p.664.
粗犷的陈纳德给予罗斯福很好的印象，罗早已从威尔基、居里和艾索浦那里听到对他的好评。陈纳德手下飞行员与日本人近距离格斗之战绩，虽然有可能被夸大（比起其他战区对日本人的杀敌比率高出许多），却已使他成为盟国迄今最成功的空军指挥官。相形之下，史迪威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却令支持他的人吓了一跳。他反对陈纳德计划最具说服力的一点就是它会刺激日本大肆攻击，而国军和第14航空队根本不可能抵挡得住；可是，他却没有好好发挥。他的好朋友马歇尔后来描述，史迪威“弓身、低头坐着，嘴里喃喃絮叨中国作战不力”①。史迪威的传记作者日后解释说，史“没有机智或能力对付他瞧不起的意见，但他又极易瞧不起人”②。可是我们很难相信这位伶牙利齿、说话直率且作风强势的将军，在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上，会因为出席人士如罗斯福、陈纳德的批评就说不出话来了。当史迪威碰到他最瞧不起的蒋介石，他言语上可从没不知所措过。罗斯福于是猜测史迪威可能病了，然后问马歇尔：“病人不应该解职吗？”③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3. 军事史家在形容史迪威不寻常的行为时，欲替他开脱，说他太谦虚：“史迪威不太发言替自己说话，他变得沉默，倒也符合他的本性。”
②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67-368.
③ 同上注，p.368。
不久后，史迪威在陈纳德不在场的情况下见到罗斯福，为他捎来蒋介石的口信——史很可能随意改编。史迪威的版本指蒋提出警告，若没有先前承诺的500架飞机，日本人可能溯长江而上，而国军可能会弃械降敌。可是史迪威又表现得不够沉着，让罗斯福印象很差，他又陷入“缄默的本性”①。他替罗斯福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他的观点，强调把有关缅甸战役（“安纳吉姆”）的事放在最优先，包括空运物资吨数等方面，而且必须要求英军、国军都坚守承诺——但是他没讲明，他指的是原先的“安纳吉姆”，还是已被大幅修正的“安纳吉姆”②。然而，罗斯福告诉马歇尔，在中国，他希望将优先权交给空中攻势，并且尽可能提供蒋介石所要的。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3.
② 军事史家认为他可能也口头报告了这部分。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23-324.
三叉会议5月14日在白宫正式举行，继续讨论陈纳德和史迪威对中国战区立场相对的战略。依马歇尔的描述，史迪威再次“像个嘴巴紧闭的蛤蜊，因此给人不好的印象”①。不过，史迪威倒是有提出他的基本论点，即陈纳德计划会招惹日军进击，而要制止他们，需要动用国军50个师的兵力，还有他怀疑驼峰空运作业有能力提供美国14航空队每个月5000吨的物资。这时候，罗斯福问史、陈两人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史迪威对这个问题可一点也不缄默，他说：“他是个优柔寡断、奸诈、靠不住的无赖，说话从来不算话。”陈纳德予以反驳：“长官，我认为委员长是今天世界上两、三位最伟大的军政领袖之一。他从没打破对我的承诺。”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②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20;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三叉会议进行期间，日军在长江中游的攻势——或者史迪威所说的“劫掠”——转进西北山区，扑向扼三峡出口的石牌天险。蒋介石飞到湖北指挥作战。在陈纳德所剩不多的P-40和解放者轰炸机支援下，石牌天险守住了，日军开始撤退；陈纳德形容那是“溃不成军”①。但是，蒋、陈这厢宣告大捷，史迪威的幕僚却向媒体放话骇斥。放话者表示，日军不过是因为已达成其有限目标，而照计划退兵罢了。即便这个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故意让盟友（就算过分夸大）的胜利出糗，显示史迪威对蒋的个人恩怨，已蒙蔽了他的判断②。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45.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p.36-37.
这时候，宋美龄显然是应艾莲娜之邀，又到白宫住了几天。同时，她哥哥宋子文已经出任外交部长，也来华府出席三叉会议的一个场次，表达中国的立场。美国陆军史学家没有使用引文，直指“宋说，除非有诚意开始进行救济、并履行卡萨布兰卡后的承诺，否则中国将单独与日本媾和”。中国外交部长若真的有这么石破天惊的声明，史家应该要完整引述全文。再者，依照中方的纪录，宋只说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不应怀疑他的决定。否则，我们将重新考虑，我们是否能继续执行中国战区的指挥权责。”这当然是警告，但却是比美国陆军史学家所报导更加细致、更加外交辞令的警告①。无论如何，联合参谋长团决定忽略蒋的强烈希望，还是把缅甸战役局限在缅北地区。但是当宋子文次日在白宫抗议之后，罗斯福又答应这项计划会包含“缅甸全境作战”②。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并没协调两人的游说工作。宋美龄独立行事，试图说服霍浦金斯，应该让罗斯福透过她与重庆方面沟通，而不是她哥哥。蒋夫人确实非常有说服力，在一次会谈中，她得到罗斯福原则上的认可，让中国政府可以用1942年承诺的5亿美元信用融资中的2亿美元，购买美国的黄金，再出售给中国民众，以对抗通货膨胀③。
① 宋5月7日相联合参谋本部简报的中文记录，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157；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26，则引用此一联合参谋会议的“摘要”。
② 宋子文和战争部助理部长麦考伊（McCoy）1943年5月5日谈话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6.
③ Arthur N.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o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318.
罗斯福也提议用另一个方法解决史、陈的争执：新的战机不用来增益陈纳德的部队，而是直接用来加强中国空军的实力。中国空军是独立的，陈纳德本人和所有人都认为它实在无可救药的差劲。蒋夫人立刻冲到位于V街的中国防务供应署办公室，向她哥哥宣布她已争取到委员长所要的一切。宋子文大怒，致电委员长要求他照会罗斯福，蒋夫人无权代表他交涉①。没有纪录显示蒋的反应，但他显然支持宋子文的立场，因为美龄带着对哥哥一肚子的恼火，突然就决定要回重庆。
① Alsop, I'v Seen the Best, pp.218-223.
罗斯福在三叉会议中已对史迪威存下不良印象，在总统寝室和霍浦金斯谈话时表达对“家丑外扬”的强烈不满。他说，史迪威仇恨中国人，送回来的报告“尖酸刻薄”①。宋子文可能提供给霍浦金斯一封备忘录，列举近来史迪威判断不当的一些事例（大部分涉及他对派送到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分配）。宋子文以史迪威式的侮蔑词句为备忘录作结：“史迪威烟酒不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备受尊敬的童子军领袖……但是毫无疑问……他完全不适合做重要军事领袖……他当‘中国戈登’（Chinese Gordon）③的想法，相当与时代脱节。”②霍浦金斯其实不需要别人怂恿或说服，他早已对史迪威“强硬的不妥协”厌烦透了④。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489.
② 1943年8月20日有关史迪威的备忘录，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③ 编按：戈登是一名英国军官，助清朝平定太平天国之乱有功，同治皇帝因而授予戈登中国军队当时最高的军阶——提督。
④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1948;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50), vol.2, p.352.
同时，罗斯福对于中国才是终极的对日反攻的最佳战场、而非太平洋诸岛这个构想越来越有兴趣。美军在太平洋各岛伤亡人数不断累积，美国军方首长也开始转向这个构想。霍浦金斯告诉宋子文，“几位美国最优秀的战略家”相信中国应该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①。只要国军和陈纳德得到对付日本强力反攻所必需的大量物资和器械，蒋介石就一定赞同这个构想。6月，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已决定给予中国300架全新的P-40战斗机。蒋对于这个“令人兴奋的新闻”高兴极了。他认为，最近“鄂西之胜利”对于提升美国14航空队的声誉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②。
① 宋子文“1943年8月16日与霍浦金斯谈话纪要”，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17, 1943, box 43, folder 5.
蒋介石收到宋子文报告的次日，打电报给太太，指示她和罗斯福辞行谈话的重点。他也建议她提起史迪威的问题，但别说成“太严重的事”。他再次描述史迪威的“傲慢性格”、像“殖民主义者”一般轻蔑国军，以及尽管“军事失败”，仍“自大地认为自己永远不会错”。蒋夫人迅速回复，犹豫在这个时机向罗斯福提起这个敏感话题，是否明智。蒋将决定权留给她，而她显然没向罗斯福提起这回事①。
① 蒋1943年6月21日给蒋夫人的电报，收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2171-2172。
史迪威回到重庆，向蒋简报三叉会议的内容。他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冒犯战区最高统帅；他拒绝让蒋知道缅甸战役海军的计划详情，声称内容太敏感——即使在蒋的坚持下，后来他也只肯提供翻译版本。里面提到盟国将派3艘战斗舰、8艘航空母舰参加缅甸战役，这是蒋很高兴能得到的另一项承诺。7月12日，他建议再加强原定的空中力量，但他也正式同意三叉作战计划——此计划与他自己一开始的主张相符：确保海、空优势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8, 1943, box 43, folder 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不料隔了几星期，承诺又生变。英、美高峰会议8月19日在魁北克揭幕，讨论意大利（可望）投降后的盟国战略。蒋很生气又没被邀出席。他在日记里责备“国际”这种“势力与强权……不平”，也迅速发电抱怨。盟国因此邀宋子文赴会。宋子文匆匆赶到加拿大，却在第一天向委员长报告：他“还未见到任何人”①。这很不寻常，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四强会议里，盟国联合参谋长团一致同意中国将是攻击日本航运、轰炸日本，甚至最后攻进日本本土，最好的基地。根据这项计划，盟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同时，经过整编、训练的国军则由西东进。两翼会师后，联合部队就挥兵北上。同时，美国空军将用威力强大的新型B-29轰炸机（航程2600公里，可携5吨炸弹）从中国去轰炸日本②。新任印缅战区英军总司令奥钦列克（Claude Auchinleck）元帅向军事首长们报告，他认为在缅甸的任何作战都是“徒劳无益”；邱吉尔也不停发牢骚，认为这完全是浪费力气③。即令如此，联合参谋长团还是确认攻占缅北之役将在1944年2月展开。不过他们没有提到攻占仰光，也没有提到三叉会议中承诺的大批海上武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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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2, 1943, box 43, folder 7.
② Haur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given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9.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358-363.
史迪威5月间在华府的表现不佳，但他一回到重庆就开始在一本“黑色记事本”中自言自语，做起在前线指挥中国全体军队（包含共军部队）的春秋大梦。想要这么做，他必须先在中国军中取得“前敌总司令”的头衔。有了这个头衔，他就对前线所有的中国部队拥有“绝对权力”，蒋介石将只是“表面上”全盘负责，而陈诚只是“表面上”负责前线指挥。史迪威认为，蒋若不同意就“滚一边去”，因为美国会停止一切对华援助①。这个61岁的洋基佬，4年前还只是个任职多年、没有实战经验的上校，现在却幻想成为4亿人口大国实质上最有权力的人，僭取领导这个广土众民、历史悠久的国家及其军队近20年的首席人物之大位。
① 史迪威1943年6月在他的“黑色记事本”里写下这个剧本。见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史迪威的副手“小指”窦恩上校和一些“认真考虑过的中国军官”联手密谋史迪威计划的细节，这些人希望“高层有决定性的改变”，他们告诉窦恩，蒋的权力已“动摇”①。这类讨论在中国政府眼中，可是会构成叛国的。史迪威打算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非正式地把这大胆的计划推销给马歇尔，如果可能的话，也向罗斯福总统进言。8月间，做为他构想中前敌总指挥的热身，他向委员长上备忘录，提议调共军参加联合攻势，并且把中国所有的武装部队重组为国防部队和地方守备部队。蒋认为，这备忘录乃史对中国内政的“不逊之言”，不予理会②。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399.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1, 1943, box 43, folder 8; 史迪威的计划，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239;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5; Romanus and Sunderlund, Stilwell's Mission, p.341.
史迪威晓得，新闻界对华府中国战略的政治角力举足轻重。他在结束三叉会议要离开华府之前，到国会山庄拜访若干议员，提供他的看法。戴维思在华府协助史，安排《华盛顿邮报》发行人梅耶（Eugenen Meyer）设宴，找了6至8名大牌记者和史迪威交换意见。另有20人在晚宴后加入，听取史迪威“非正式”的说明。和他与罗斯福开会时不一样，史迪威这次相当有说服力，《纽约时报》根据鲍德文（Hanson Baldwin）的报导，发表标题名为《对中国抱太多一厢情愿想法》的批评文章①。戴维思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分别对驻重庆和美国的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其他人士，提供这份资料。一个美国外交官凭着自己的职权，在美国国内策划抹黑战时盟国的媒体宣传，而且这个盟国还是美国总统所支持的，实在相当少见；戴维思完全同意史迪威的观点。
① Tuchman（杜希曼），Sand, pp.372-373, 476-477, 493.
同一期间，陈纳德、艾索浦和宋子文也忙拜访媒体和国会人士，提供他们不同的看法。1943年5月，陈纳德在华府期间曾三度蒙罗斯福私下召见。罗斯福嘱咐陈直接向上呈报，让他知道中国的状况。现役将官和总统办公室直接联络的做法相当罕见，这令史迪威、史汀生和马歇尔很不爽。马歇尔甚至当面对陈纳德说自己不信任他①。
①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226; Tuchman（杜希曼），Sand, p.371.
9月13日，史迪威奉召到委员长位于重庆城里与河对望的寓邸。他见到了宋美龄和宋蔼龄。根据史迪威的日记记载，宋氏姐妹告诉他，她们很担心国军的军事准备不足。史迪威认同她们对此的担忧，点名指出应该对这问题负责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参谋总长何应钦。会中某人（史迪威日记没讲明是谁）建议，有一个补救之计就是让宋美龄出任军政部长，换下何应钦。宋美龄在华府期间大力游说反史迪威，为什么现在突然又愿意与他结盟，这点我们并不清楚。她和哥哥的竞争必然是因素之一。毫无疑问，她很气宋子文和委员长斥责她在华府干预国政，想要恢复她做为委员长对美事务重要助手的地位。
宋氏姐妹并没向史迪威说明她们的动机，但凡他说的，她们全都同意，于是三人“签署了攻守同盟”。史迪威写下：“她们很认真。”从10月13日至18日，史迪威记载了和宋氏姐妹的十次会议。她们痛骂何应钦（“非常自负的小猴子”），抱怨委员长很难相处，并自夸促成蒋最近在宜昌附近和日军交战①。据说，宋美龄“透露跟委员长的生活糟透了”，并宣称她是唯一可以跟他说实话的人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2, p.47.
② Stilwell, Papers, pp.213-217.
就在这时候，宋子文还在华府，终于进入让史迪威下台的尾声。8月21日，宋子文谒见罗斯福，表示若史迪威不解职则“中、美合作堪忧”。罗斯福答说，他也有在想这件事。宋向蒋报告这段对话。（蒋夫人可能读到这些来往函电，然后邀史迪威参加了一个突兀的会谈。）9月16日，宋子文向罗斯福辞行，罗同意更换史迪威；宋离开华府之前也被告知（可能是霍浦金斯告诉他），马歇尔对史迪威不再那么欣赏了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