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00.
日子一天天过去，蒋越来越担心史迪威的欠缺经验及脾气，以致夜不成眠。他冒风险把精锐部队交付给一个很快就不能信赖的人，而且此人从未实际带兵作战，也没规划或执行过真正的多个师级部队的作战①。蒋觉得史迪威似乎浑然不知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宋美龄不隐藏她对采取攻势的偏爱，私下告诉史迪威“坚持下去”，反正一旦开战，蒋不愿意也不行，所以他完全可以放手去做②。史迪威觉得他必须赌这一把，好向罗斯福展示他认真要在战争中扮演重要、合作的角色。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0, 1942, boxe 42, folder 8.
② Stillwell, Papers, p.82.
3月19日，日军在同古攻击国军第200师，这是国军唯一一个可以完全靠卡车移动的部队。双方鏖战12天，所有的报导转述都称这支中国部队英勇奋战。史迪威3月22日抵达前线，接下直接指挥权①。3月30日，火力、兵员都明显不如人的第200师，毫发无伤地退出几乎已被包围的城市，同时右翼的英、印部队则退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第5军军长杜聿明一度用尽各种藉口，不回应史迪威要他以5个团的兵力进攻日军的命令。后来杜聿明提出报告解释有一次他不肯进攻某城镇，是因为镇上有平民。
① 同上注。
委员长不改旧习，在交战中不时直接下达命令或“建议”给师长。史迪威将初步的挫败归罪于蒋的“干预”，飞回重庆。次日，他冲进蒋的办公室，直接开门见山，控诉中国将领不服从他的命令①。他说，他对这些军官没有信心，不干了。蒋表现得十分震惊，答应改正这个情况。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这些中国军官对他不尊重、不服从，都是源自“最高阶层”。他也承认，“公道地说，要他们把重要地区的几团兵力交付给一个他们既不认识、也没太多信心的天杀的老外，着实不容易。”②他此后再没有记下如此深入的观察。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06-109.
② Stillwell, Papers, p.93.
同时，蒋也很惊讶截至目前为止，史迪威都没上呈任何有关缅甸军事行动的报告，而且“只因为有个师长不肯听命攻打缅甸的一个城镇”，就丢下指挥责任回到重庆。蒋写下，国军在缅甸再怎么牺牲，也不可能有助战局，但既然中国是盟国一员，“唯有照预定方针进行，以待时局之转移而已。”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 1942, box 42, folder 9.
蒋和太太商量如何处理史迪威。宋美龄依然认为史是个能干的军事领袖。在她看来，他的直接和粗俗正是典型的老美脾气，还满得她喜欢的。打一开始她就知道她丈夫和这位老美性格差异极大。但是，维持委员长和罗斯福关系良好，是她的第一优先。她认为不论史迪威是怎么样的个性，都必须设法容忍让关系维持下去。他是罗斯福派到中国的人，而且中美关系对每件事都很重要。她告诉她丈夫，“与大局相比”，史迪威的问题“就小得多了”①。她奉劝“介兄”要怀柔，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① 2003年7月26日，王冀在华府受访。
次日，史迪威到重庆郊外蒋委员长的黄山寓邸见蒋。蒋告诉史迪威，要派罗卓英中将到缅甸，担任史的执行官。以后史迪威把命令下达给罗，罗会再下达给国军指挥官。此外，委员长又说他会亲自前往缅甸，告诉各级将领，史迪威是他们的上司，并拥有完全的权力。会后，史迪威恢复乐观。他喜欢罗卓英。虽然他认为蒋“精神不稳定”，被马屁精、寄生虫包围，不过仍在在日记写下，委员长“坚决有力，而且有心继续抗战”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p.93,94; 1942年4月2日，秦孝仪，《大事长编》，p.1891。
史迪威4月5日回到前线。跟他同机的有委员长、宋美龄和“时代生活公司”发行人鲁斯。到了腊戍，一行人获悉中、英部队已撤出同古，英军往伊洛瓦底江上游撤退，国军则穿越锡唐河流域后撤。史迪威提议在平蛮（Pyinmana）布下陷阱，把敌军诱入，然后他将在当地发动反攻。如果计划失败，盟军就退守瓦城。蒋“明白地”告诉杜聿明，史迪威是他们的头儿，有权升迁、革除、惩罚任何一位远征军的军官。接着蒋、史、杜、罗等人开始规划史所主张的“决战”。蒋把自己的作战计划交给史迪威——史迪威认为“还不就是那一套”，“但不算太坏”。史迪威也检阅了国军部队，形容他们是“长得不错的一伙士兵”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97.
第5军已撤退到平蛮附近史迪威指定的某地，日军果如史迪威所料，也往北追击。但是，英国人深怕他们的印度、缅甸部队会被包围，已经撤离国军右翼的阵地。4月12日，由维吉尼亚军校毕业生孙立人率领的、国军最优秀的新38师，奉史迪威之命从瓦城向南移动。蒋获悉国军右翼暴露，急电史迪威：“绝对不允许”在平蛮逗留。史迪威形容他的统帅下达的这道命令“狗屁不通”，继续准备他的反攻作战。但是，4月18日，由陆军元帅史林（William Slim）率领通晓数种语言的缅甸第一师，在仁安羌（Yenangyaung）油田遭到包围，国军防线西侧出现60英里的空隙。史迪威在凌晨3点钟被叫醒，急令部署在国军东侧的第200师以及新38师的一个团，急往驰援。史迪威明白他的反攻计划如今已完全不可能，下令96师往北撤到平蛮①。
① 同上注，pp.97, 99；蒋1942年4月15日给罗仲英的指示。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据史迪威说，蒋建议犒赏每一班士兵一颗西瓜，以示激励。
杜聿明显然是反对驰援英军，故意拖延派出第200师；直到4月21日晚间才赶到仁安羌，此时孙立人的新38师（113团）已经协助缅甸第一师突破包围。但是，前一天，日军以超乎史迪威或英军所预期的强大兵力，从泰国的丛林冲出，以坦克、步兵猛扑东翼——国军负责的防区。第200师奉命立刻行军回到东翼迎战；疲累、满身尘土的士兵又挤回卡车里。可是第200师还未赶回东翼，日军已冲决国军防线，迅速地消灭了第6军暂编的第55师，其成员是一群没经验的招募士兵。第6军残部仓皇退往腊戍①。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17-418.
蒋认为史迪威抽调第200师赴仁安羌救英军，致命地削弱了国军的左翼。这位美国将军呈给华府的报告，将失败怪罪于英军和国军第55师作战不力①。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他没怪到蒋介石头上。不过蒋介石命令他的将领，此后除非有中国军政部的核可，否则不得听史迪威之令调动部队②。他没有直接向史迪威表露他的不痛快，但是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挫折感日益上升。东翼兵败后，事隔一个星期，史迪威仍未向他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报告事情经过。可是杜聿明和罗卓英每天都会回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们都认为史迪威要为溃败负责。
① 同上注，pp.418-419。引用U.S.Senat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2 vols.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vol.1, p.187.
② Claire Lee Chennault, The Way of Fighter (1949; Tucson, Ariz: James Thorvaardson and Sons, 1991), pp.158-159.
4月25日，史迪威率领杜、罗，和英军司令亚历山大在瓦城南方25英里的皎泽（Kyaukse）会面。他们同意必须全面撤退。谈话中，6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上空，一颗500磅的炸弹就在这几位英、美、中将领100码外爆炸。有些人急忙找掩护，可是亚历山大镇定地站在花园里，盯着火势抽烟。史迪威不甘示弱，也倚着阳台栏杆，用罗斯福的那种烟嘴点起一根香烟①。
① Dorn, Walkout with Stilwell, p.93.
日军在4月29日占领腊戍，大范围包围的危机升高。日军司令官下令以闪电迅速的钳形攻势在瓦城地区包围、歼灭盟军，避免他们退入印度阿萨姆省或中国①。史迪威在士威坡镇（Swebo）接到蒋的指示，要他“前往密支那（Myitkynia），不得延误（蒋本人的强调）”②。史迪威告诉他的副将窦恩（Frank Dorn）上校，他“与部队同进退”；虽然陈纳德派了一架飞机来，他却选择搭车前往密支那③。这时，史迪威似乎以为自己仍执掌兵符，并不知道他所下达的一切命令，现在都得经过蒋批准才算数。5月4日，在经过4天艰苦践涉之后，史迪威和他的幕僚判断撤退到密支那的路已被阻绝。据军事史家表示，部分第5军仍在后方，也就是史迪威的南方；孙立人的新38师也在南方不远处，辛苦地打着后卫掩护战④。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418.
② Stilwell, Papers, p.109.
③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60.
④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华府方面，高阶将领对盟军在缅甸溃败，十分紧张。宋子文传达美国陆军部（U.S.Sept. of Army）的一项要求给蒋，毫无疑问是经过马歇尔的核可，它请蒋评估史迪威的军事领导能力。蒋信守他对太太的承诺，告诉宋子文代为重申他对史迪威“始终信任”①。事实上，他已经对美、英将领完全丧失信心和信任，直接略过史迪威或亚历山大，下达命令。
① 蒋1942年5月6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1915。
这时候，史迪威决定，他和幕僚“不再有发挥的机会”。他的僚属们都同意并认为“老板应该告诉中国人去死吧，然后趁着还有机会赶紧走人”①。史迪威送出简短的报告通知华府和委员长，他即将离开。他说，国军部队已经四散成多个小群队，会设法撤到印度，因此他的“后续指挥已没必要”②。（事实上，大部分在他指挥下的国军各师，此时仍保持团队行动。）史迪威拍发电报给杜聿明，命令他撤往印度。史迪威的僚属找来当地向导、挑伕和一队骡子，5月5日，一行约80个人（包括一些护士和英国难民）启程沿着钦敦江（Chindwin River）溯江而上，但不久后即改走山路。印度的边境城镇英帕尔在140英里之外③。
① Barbara Tuchman（杜希曼），Sand against the Wind: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London: Macmillan, 1971), p.372.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Stilwell, Papers, p.109.
③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38-139.
5月6日，杜聿明向委员长报告，史迪威和罗卓英指示他率领部队退入印度。杜聿明送来的报告让蒋第一次听说，史迪威已下令大部分的缅境中国远征军躲到另一个国家去，这与他“全军向密支那转进”的命令“相背也”①。他怀疑史迪威是不是“战争失败，神经不安所致歟”！②蒋撤销史迪威的命令，指示杜聿明率部前往密支那，不得延误。当天稍后，蒋才收到史迪威的讯息，就是通知蒋，他和僚属以及其他人将前往印度。蒋大为震惊，他写下，史迪威“竟于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之时，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③。
① 同上注，pp.135-136。
②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and His Dia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Armonk, N.Y.: M.E.Sharpe, 1996), part 2, p.1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7, 1942, box 42, folder 10.
孙立人和他纪律严明的新38师，既遵循委员长也遵循史迪威的命令，他们沿着较史迪威路线稍南的一条路直接前往印度。史迪威在日记里数度记述他往北撤退的经过；他自称“居于中国大军和……大洪流（指他的撤退部队）之前不远”。同时，第5军的第22师和第96师，以及数万难民走一条险恶的小径前往密支那。日军的飞机和有敌意的当地人，截杀不少向北逃亡的队伍。第96师脱了队，靠美军空投粮食补给，不可思议地退回中国，不过留下沿路洗劫、掠夺的不良纪录。精锐的第200师，虽然师长阵亡，竟也以一个师团的姿态成功回国。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651390.jpg"/][/p]
驻云南昆明的飞虎队
西翼方面，杜聿明率第22师抵达密支那，他估计无法依委员长之命，从密支那退到中国边境，因为萨尔温江（怒江）上的渡船已被日军控制住。于是蒋批准杜聿明和罗卓英退到印度，但是杜不久便回报说，日军的前锋部队沿着丛林小径伏击他的部队。更糟的是，疟疾、痢疾肆虐。同时，在东翼方面，自负的第6军有两个师被打得支离破碎；许多三两成群的官兵们遁入山区。从当地缅甸人的夹击中杀出重围后，他们零散地回到国内。飞虎队也被迫在撤守之前，在缅甸东北部把22架受损的P-40飞机付诸一炬。
值此同时，日军方面在腊戍稍做逗留后就直扑中国边境，一度攻进云南省。委员长高度关切日军动态，担心在缅甸大胜之后，皇军会试图歼灭国军势力①。马歇尔也很紧张，深怕日军甚至会威胁到重庆。但是，国军在云南的6个师奉蒋之令发动强力反攻，昆明的驻云南的飞虎队也加入作战。随后丛林恢复平静。日军参谋本部暂时满足于占领3/4的缅甸领土，确保未来通往中国的陆路补给线将无限期封闭②。
① 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21.
② Romanus and Sund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41, 143-146;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p.161.
拖泥带水的史迪威一行人，在让人窒息的高温下走了3个星期，先是溯江而上，接着又徒步爬过陆峭的那加丘陵（Naga Hills）。史迪威戴着一次世界大战的童军帽、身穿蓬松的衬衫和长裤、卷起袖子，通常一马当先地走在众人前头。这趟著名的“出走”留下许多纪录。80人队伍里有几位底片充足的美国陆军摄影师。史迪威的友人贝尔登（Jack Beden）也在队伍中，后来以此次历险为题，替《时代》周刊撰写专文，以及一本叫《与史迪威一起撤退》的书（Retreat with Stilwell）①。
① Jack Belden, Retreat with Stiwel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这一趟行程走得很辛苦，但没有重大伤亡、没跟敌军发生遭遇战，甚至也没和当地人发生冲突。事实上和大部分中国远征军——仍归他指挥——那“炼狱”般、路途更长、伤亡更惨重的撤退相比，他们的撤退简直就是散步。除了几名中国卫士之外，史迪威没带任何部队脱险，却被美国媒体和民众当作英雄事迹吹捧。亚历山大率领的狼狈败军，大约在同一时候出现在印度，同样被伦敦电台赞扬为“打了一场伟大的防御战役”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09.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651685.jpg"/][/p]
史迪威到了印度，在记者会上说：“我承认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逃出缅甸，真是奇耻大辱。我觉得，我们必须找出原因，打回去、抢回来。”①马歇尔显然不满意，但还是传令褒扬。罗斯福表示“非常满意史迪威对整个情况的处理”。就连蒋夫人也拍电报给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罗斯福重申委员长对史迪威有“完全的信心”②。但是，蒋在日记中说，史迪威“弃部队于不顾”显示他“缺乏为将之德与识”③。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21-423.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39.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y 4, 1942, box 42, folder 10.
第一次缅甸战役真的是一场十足的大灾祸。英、印部队约有3600人阵亡、7000人负伤。中国军队整体折损约2.5万名精兵，其中8、9000人阵亡。国军有些师团折损了1/3的兵员，中国部队仅存的几门加农炮、几辆卡车，多数都报销了。相形之下，日军在陌生的国度采取攻势作战，却只有4500人伤亡。史迪威把平蛮之役战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将领及最高统帅蒋介石。英国人怪史迪威和中国人。蒋则怪英国人和史迪威①。三方都不无道理，但是这次战败，主要是史迪威严重低估日军实力的后果。
① Lathrop, "Employment of Chinese Nationalist Troops," pp.431, 432.
如果盟军在1942年一开始就采取蒋的防御战略，在缅甸全力守住瓦城或密支那，躲开平蛮一役是可能的，而且他们就有相当的机会成功。再者，即令防御战略失败，也可以比较有秩序的撤退，而中国本身——以及美中关系——在未来近4年的战争期间也会更强壮些。如今战役失利，蒋在全球同盟的地位，以及在国内对政、军联合政体的领导地位，都大受伤害。滇缅公路一丢，现在中国的海上、陆地供应线全断，只剩下穿越苏联沙漠与草原的漫长路途。国人与军队的士气皆受到沉重打击。此役一败，国军将领和蒋介石又更着重防御的观点了。它也使蒋、史两人倔强的敌对关系从此没有挽回的余地。
蒋最气不过的是，他认为史迪威弃他的部队于不顾，使大军无主帅；但在马歇尔、罗斯福以及美国新闻界一片赞扬声中，史迪威无意安抚、更不会向蒋道歉。由史迪威负责的国军训练，即将在印度中部蓝伽的军事基地展开，但是，他在6月2日先飞回重庆。
一
盟军在缅甸溃败之际，中国的另一个灾祸正在酝酿成形——美国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乘载著名的杜立德轰炸机群，预备展开空袭东京的任务。基于安全理由，华府直到任务即将展开的前一个星期才告知蒋介石。史迪威也只被交代要整备机场，以便多引擎飞机可能在浙江省国府控制地区降落。16架B-25轰炸机在东京上空完成投弹任务后，将迳自飞往中国降落在这些停机坪。
获悉空袭东京任务即将展开，蒋强烈反对，认为此举将会激怒日军攻占浙东的机场。他吁请华府至少暂时延搁空袭任务，让他的地面部队强化机场周遭的防戍。华府告诉他，太迟了，但是也承诺出任务的这16架轰炸机，将成为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之一个中队。这个承诺后来变得毫无意义。4月18日，它们燃料耗尽，除了一架飞到海参崴之外，杜立德率领的轰炸机群不是遭击落、就是在中国迫降。
空袭东京之后，蒋拍发电报给马歇尔，愤怒地指出日军为了报复而攻打中国沿海地区，因为当地居民拯救美军飞行员，“日本人杀光了当地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我再重复一次，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童。”①接下来在浙江、江西的作战，蒋投入34个师的兵力对抗日军，造成30000人伤亡。陈纳德在华东地区的机场全部遭到摧毁②。杜立德率队空袭东京固然十分英勇，对东京却没造成重大伤害，只是如蒋所担心的对中国造成严重伤害。然而，空袭对美国人的士气有极大的鼓舞；罗斯福颁发荣誉勋章给杜立德。
① Carrol V.Clines, Doolittle's Tokyo Raiders (Princeton, N.J.: D.Van Nostrand, 1964), p.6.
② Haruo Tohmatsu, "The Strategic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ino-Japanese and Pacific Wars,"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6.
6月4日,蒋委员长和夫人接见史迪威，史因痢疾和黄疸，十分虚弱，看起来格外憔悴。蒋氏夫妇“都很愉快”，还邀请史迪威那个周末留在黄山官邸作客。不过，史婉拒了。根据史迪威自己的说法，他“向他们完整地报告”缅甸战役的始末，“毫不手软、直接点名”他想送交军法审判或枪毙的将领①。然而，根据中方此次会议的纪录誊本，蒋一开头就问史，在缅甸是否接到他的讯息，史从没直接回答。史迪威解释由于某些错误（大概是指编码和解码），无法读懂讯息。他把缅甸失利归因于“敌军优于我方”，并列举从后勤、空中掩护到情报等缺失。蒋又问史是否记得，早先他曾经说过中国入缅部队不容伤损。史答说，是的，他记得，但是他认为“采取攻击的折损，会比采取防守来得小”，而且倘若平蛮一役能如他所计划地得胜，结局就会不一样。史迪威旋即向蒋氏夫妇递上他对国军彻底改组的建议书，例如淘汰无能的将校，统合战场权力，让一名指挥官针对所有军种享有全盘的战术指挥权②。宋美龄说：“德国顾问就是这么向他建议的！”③可是后来她说，必须要实际点，“头不能砍，否则就什么都不剩了。”④
① Stilwell, Papers, p.121.
②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53-154.
③ Stilwell, Papers, p.121.
④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54.
两星期后，宋子文从华府向蒋报告，又有一位美国人想知道蒋对史迪威的表现有何评价。宋子文说，陆军部长史汀生告诉他，如果蒋认为史不适任，美国会考虑换人。两天前，史汀生和马歇尔曾发信给史迪威，重申对他的支持，并表示如果他在华工作的情况没有改进，他们会派他到可以发挥长才的地方①。马歇尔和史汀生在当时和后来都没说出口，但是他们对缅甸失利，以及史迪威在呈到华府的报告中斥责其战区统帅，都有些吃惊。这些口信似乎替辞退史迪威开了不错的头。
① 同上注，p.152。
蒋立刻回复他的大舅子，列举一大堆对史的不满，如“战略之失败”，组织技巧欠佳，不熟悉参谋长的职责，以及未经上级准许就擅离职守前往印度。可是，他对宋子文说，“我为保全友邦荣誉计，不愿多言。”蒋一向重视“面子”，怕若要史迪威解职会使全体美国军官蒙羞，严重伤害蒋与罗斯福、马歇尔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美国领导人总有一天会了解我们（对史迪威）的看法①。
① 蒋1942年6月18日给宋之电报，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2-1953。
蒋一再替史迪威背书，显然消除了马歇尔和史汀生对史是否适任的疑虑。此后，他们俩坚定地和史迪威站在同一阵线反对蒋，甚至到了不顾中美盟谊也要支持“酸醋乔”的地步。蒋却似乎以为，他还是可以让史迪威了解、接受他的行事方法。他再一次告诉史迪威，要重视了解中国人的心态。他解释说：“你如果跟着我多几个月，就会了解中国军官的心理，我可以告诉你更多他们的特性”——显然指的是忠诚、面子和荣誉等等的重要性①。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157.
那一个月，美国海军以仅剩的3艘主力航空母舰，在中途岛战役击败日本的主力作战舰队，击沉了全部4艘日本航母。日本势力的巔峰已过。可是欧洲方面，德国国防军正包围苏联的席瓦斯特堡（Sevastopol）和罗斯托夫（Rosov）；北非战场，隆美尔将军的坦克兵团在比尔哈肯（Bir Hacheim）击败英军，向托布鲁克（Tobruk）、开罗和苏伊士运河推进。6月26日，史迪威告诉蒋委员长，被派到中国战区的美国空军第10大队的B-17重型轰炸机，要从印度调到埃及去参加运河争夺战。
蒋闻言大怒。他告诉史迪威，中国的战情和中东的战场一样吃紧。英国有数千架的飞机，而盟国还要从归他统辖的中国战区抽调轰炸机？他问，做这样的决定怎么没先通知他？史迪威同意由于华府官员的“无知”，这个决定确实有欠妥当。蒋要他去问问罗斯福：“美国是否还有意维持中国战区？”蒋夫人更生气，出言挑衅：“中国还需要继续作战吗！”然后又意有所指地加了一句：“（国民党内的）亲日分子可是很活跃的。”蒋又说，宋子文曾经报告，华府正在等候史迪威就应否运交给中国空军先前承诺的500架飞机一案做出建议。蒋夫人气冲冲地问：“你为什么还不答复呢？”①
① 同上注，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57-1959；Ray Huang（黄仁宇），Chiang Kai-shek, part 1, p.26.
罗斯福很快就针对蒋的抱怨做出答复，保证未来一定支持重庆，也说明情势告急不得已必须抽调这批轰炸机。蒋以一份备忘录回答华府，标题是“维持中国战区的三项最低要求”。这些“要求”包括：遵守1941年7月的承诺，派驻500架飞机到中国；每个月飞越驼峰（喜马拉雅山）空运5000吨物资；派遣三个美国师团到印度。
早先，史迪威几乎支持所有的“要求”（他只要求派一个美军师团）。但是，现在他呈给华府的报告，却把蒋的声明形容为“最后通牒”——除非所求援助都到位，否则“中国将另有安排”。史迪威暗示，意即中国将与日本单独媾和①。蒋再度祭出中国要崩盘的威胁故技，因为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① Stilwell, Papers, p.128.
然而，很清楚地，蒋并无意主动向日本求和，也不会允许别人谋和。他为了洗刷“倭寇”对中国的羞辱，已经努力了11年。他试图在历史留下的形象——同样重要地，也是他深铸的自我形象——建立在以儒将的身分力挫中国的敌人、恢复国家的光荣。批蒋不遗余力，也是史迪威好朋友的白修德，在1942年自重庆发出的报导中即说：“蒋只有一个感情：中国。”①此外，蒋彻头彻尾地相信美国必会胜过日本，抛弃盟国是最愚不可及的事。再者，史迪威本人也表示，任何单独媾和之举——也就是背弃盟国——对蒋而言等同自杀；他好不容易拼凑组成的联合政府一定反对②。可是，史迪威根本没向华府表示，蒋的威胁有可能不是真的。
① 见Theodore White（白修德）1942年3月2日发表在《生活》杂志（Life）上的文章，收在Edward T.Thompson, ed. Theodore H.White at Large (New York: Pantheon, 1992), p.36.
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132.
仰光失守，依据租借法案要给中国的美援物资堆积如山——14.9万吨囤在美国、4.5万吨堆在印度。因此，美国的联邦军火分配委员会（U.S.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开始回收中国的储备物资，并把新的分配量减到近期内可望能空运到中国的重量。5月，飞越驼峰送来的物资只剩下30吨。接下来，美方军需局没跟中方商量，就下令今后送到中国的物资，不再交付给中国政府机关，而是直接交给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换言之，史迪威垄断了在中国分配物资的权力。
这时候，委员长命令由政府控制的“中国航空公司”，把营运的两架飞机移交给由宋美龄担任委员长的航空委员会。他这么做，有可能是要把飞机保留给夫人和自己使用，也有可能是要交给中国空军使用。可是，史迪威以美国租借法案在华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要求中国航空公司里的美国职员拒绝交出飞机。蒋要求说明原委，史迪威回复的备忘录开头表示，两架飞机产权移转因法律技术问题暂时搁置，接着又宣称：“真正的关键，绝对是如何对作战最有利。我将负起以下声明的责任：只要委员长认为飞机可有效地用于作战，随时都可以使用它们。”①
① 蒋1942年7月6日给宋子文之电报，并附史迪威呈交之备忘录全文，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
这种措辞形同犯上、讥辱。史迪威只字不提军需局对移转所有权的新规定（蒋对于此一改变，毫无所悉），还宣称一旦器械设备到达中国之后，他有权决定移交给中国政府的时间与地点。史迪威也借机在这份备忘录里通知蒋，“在中国举行的任何军事会议”，他做为美国代表的身分高过他兼任的一切职位——意即他虽是委员长的参谋长，却不从属于蒋①。蒋震怒，传讯告诉宋子文，史迪威实际上就是要他这个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必须向他乞求已经送到中国的物资”②。
① 同上注。
② 蒋1942年7月5日给宋之电报，T.V.Soong Papers, box 61, folder 2；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p.1969-1972。
为了澄清事态，宋子文亲访罗斯福。罗斯福说，未来一切租借法案的争议，将由宋子文和他的高级顾问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在华府交涉。罗斯福又说明，史迪威只在于中国举行的国际军事会议代表美国，而这种会议一次也没办过；因此史的声明“不具任何意义”。马歇尔要史迪威就此问题说明，史却称蒋的指控是“一派谎言”。他说：“有些混蛋老是试图斗臭我。”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32.
那年夏天，成堆的灰色碎石依然散落在重庆街头，但飞虎队已经有效地终止了日军的轰炸。罗斯福派一年前来过中国的居里再次来重庆，试图调停蒋、史之争。居里8月分抵达，发现委员长更瘦、更疲惫，而且似乎更虔诚、更严肃，但居里没感受到“失败论或想放弃抗战的迹象”①。居里和委员长谈话时，提到有些美国人怀疑中国政府想避免和日本作战；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在囤积美国提供的器材设备，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与中共打内战。这些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期待中国合作抗日，他们主张切断对重庆的一切物资援助。
① Lauchlin Currie, "Report on Visit to China, August 24, 1942," in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Currie 2nd trip to China, Interviews with Chiang Kai-shek."
蒋听了这席话大表惊讶，特别是3个月前中国才在盟国的缅甸战役牺牲惨重。从1941年12月7日至1942年7月22日，中国共有8万多名军人在战争中伤亡；而美军截至这一刻为止，在全世界的伤亡才只有3.3万人左右①。蒋正色告诉居里，那些说中国不抗日的人，“要为中国对日抗战的不幸负责”②。
① Washington Post, July 22, 1942, p.1. 引述美国战时新闻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的报导，大部分失踪者后来证明都成了战俘。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12, 1942, boxe 42, folder 14.
然而，蒋被指控的策略却是中共正在执行的策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1941年底时，重申党对日“原则上”从事“政治攻势”，应该“保存（军民）实力，以待有利时机”。事实上，中共领导人下令“全体军队应准备缩编半数”；中共57万大军到1942年底果真已缩减约10万人①。
① Yang Kuisong（杨奎松），"The Formation and In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uerrilla Warfare Strategy in the Enemy's Rear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32-36. 杨奎松引用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
居里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处理蒋、史关系。蒋把压抑在心中对史迪威的不满宣洩出来，指责他“卤莽……犯上……轻蔑和傲慢”；还说，美国派给他的不是参谋长，而是“中国战区的太上皇”①。史迪威这厢也有话说，向居里历数针对他的种种“阴谋和谎言”，并且建议“我们要么就别在这里瞎搞，完全退出；要么就应该订出某些条件……蒋非遵守不可”②。居里对于史迪威对局势僵硬、简单化、几近轻率的评估，以及美国只加入战局7个月就大辣辣地坚持该怎么做，颇为不安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26, 1942, box 42, folder 12.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ly 30, 1942, box 42, folder 12;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153-154.
③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Report."
史迪威此时设计了一套新的作战计划，先光复缅甸、再进取中南半岛，而且他为了示好，提议此一计划挂上“蒋介石计划”名号。事实上，除了史迪威整个忽略掉空中兵力的问题之外，这计划和蒋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递交给罗斯福的蓝图，差异不大。根据此一计划，早先退出缅甸、现于印度接受训练、整编的中国部队，称为X部队；在云南接受训练、整编的20个师，则称为Y部队。X、Y部队的12个师，加上美军1个师以及英－印军3个师，在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支援下，将重取缅甸。然后，再借道泰国进军中南半岛海岸。蒋重申他对执行此一战略的条件是：明确的海、空优势，而且承诺给中国的500架飞机和每个月5000吨作战物资，必须到位。居里表示，他会把计划呈报给罗斯福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4, 1942, box 42, folder 12.
8月初夜里，两名美国高阶将领和居里，还有宋家三姐妹，在黄山官邸聚会享用愉快的晚宴。包括史迪威在内的每个人，心情都很不错。史迪威并不晓得居里已决定建议当局将他调走。史迪威觉得宋庆龄是“三姐妹中最和蔼可亲，也是最让人摸不透的……可爱、安静而且思绪缜密”。他和蒋夫人对过去几个礼拜的事情，有些争锋之语，不过史对宋家最年轻的三妹，仍保有正面印象：“敏锐、有才智……精通管理……若是个男人就好了。想法不够深入，但理解迅速。很直接、开明。”他对她唯一的批评是“传闻和报告……还有待证实……都听信”①。
① Stilwell, Papers, p.137.
居里8月底回到华府，分别向罗斯福、马歇尔建议换掉史迪威。居里说，不论大家对蒋有什么意见，他仍会是中国的领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也会坚决抗日，而史迪威公然对干的作风只会坏了大事。美中同盟岌岌可危，美国必须和蒋合作①。听完居里的报告，马歇尔急电史迪威，史回答说他“不了解”居里为什么说他和蒋之间存在“强烈的敌对感”。近来，史迪威日记中的典型内容，总形容蒋“顽固、有偏见、自负、专制”，而且他一再当着自己美国幕僚的面，称呼蒋为“小笨蛋”、“花生米”②。可是，马歇尔接受了史的回应，转告居里和罗斯福，没有取代“酸醋乔”的适当人选。
① Currie Papers, box 4, folder "Report."
② Stilwell, Papers, pp.131, 132.
尽管蒋、史不睦，他和罗斯福的关系则是日益亲密。两人都有一个目标：大战结束后要废弃所有的殖民结构①。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蒋有时会提到“英方的愚蠢”，并不断催促美国和英国放弃恶名昭彰的“治外法权”，即美、英在华公民不受中国法令之管束，犯了杀人罪也是如此②。最后蒋终于在1942年的双十国庆上，宣布华府和伦敦已同意放弃“治外法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大胜利。蒋后来在演讲中告诉国人，旧条约过去“造成积弱投降的风气，却几乎无人感到蒙羞”。而今而后，他说：“若我们软弱，若我们缺乏自信，那么就都是自己的错了。”③
① 蒋和威尔基1942年10月5日会谈的中文记录，秦孝仪，《大事长编》卷五，p.2045。
② 关于“愚蠢”，见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25, 1942, box 42, folder 14.
③ Chiang Kai-shek（蒋介石），Resistance and Reconstruction: Messages during China's Six Years of War, 1937-1943 (New York: Harper, 1943), pp.320-322.
同样在10月，史迪威把罗斯福针对蒋6月底提出的“三项要求”之正式答复递交给委员长。虽然史迪威说，答复内容“跟我建议的一模一样”，不过其语气尊重、和谐，承诺蒋所要求的500架飞机，另外还加派100架飞机空运物资飞越驼峰，这些都将在1943年初就位。罗斯福保证飞越驼峰的物资吨数一定增加，但当前首要之务是打开滇缅公路，也就是攻占仰光——或者是从印度到腊戍，打通一条全新的供应路线。蒋唯一遭罗斯福拒绝的要求，是派遣美军作战部队进驻印度这一项①。蒋一定觉得他这招打不下去的威胁之计，又奏效了。
①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pp.224-225.
同一个月，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进行全球友善访问的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抵达中国。威尔基身材粗壮、衣着随便、笑容可掬、喜爱醇酒和女色，跟削瘦、沉默的史迪威一比，更符合中国人印象中的典型美国人。威尔基抵达前，蒋夫人力促整顿重庆欢迎外宾。街上乞丐都被打发走了，还安排中国民众挥舞旗子、夹道欢迎美国贵宾。
打从她到机场迎接那一刻起，这位活力旺盛的美国政客就对宋美龄一见钟情。威尔基面交蒋一封罗斯福要给他的信，罗在信中表示希望蒋夫人能在近期内访问美国。他告诉蒋氏夫妇，以夫人的“聪明才智、说服力和道德力量”，将会是最完美的大使①。事实上，蒋夫人正考虑要到美国治疗她的皮肤病和越来越严重的忧郁症。
①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253.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667110.jpg"/][/p]
1942年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分访华的威尔基，自爆曾与宋美龄有一夜情，但可信度受到争议
如果传闻属实，威尔基访华的最高潮是他和宋美龄的一夜情。《展望》（Look）杂志发行人考尔斯（Gardner Cowles）陪同威尔基全球访问。他自行出版1982年写成、1985年付梓的回忆录。书中叙述，在接待酒会中威尔基和宋美龄一起消失了，是夜稍晚，蒋闯进考尔斯和威尔基下榻的宋子文寓邸，追问威尔基在哪里？考尔斯说他不知道，委员长和卫士搜索全宅不果，又怒冲冲地离开了。据考尔斯说，凌晨4点钟威尔基出现，得意洋洋地炫耀他和宋美龄在她妇幼医院顶楼的公寓过了一晚①。
① Gardner Cowles, Mike Looks Back: The Memoirs of Gardner Cowles, Founder of "Look" Magazine (New York: Gardner Cowles, 1985).
威尔基对考尔斯“一幕又一幕的”细述他在美龄香闺的艳遇，又说他已邀她跟他一起回美国。考尔斯承认，宋美龄是他生平仅见“最美丽、聪慧、性感的女性之一”，但是他认为这段关系会毁了威尔基的政治前途，更不用说他的婚姻也会破裂。考尔斯在回忆录中说，翌晨，威尔基清醒过来，要考尔斯去告诉蒋夫人，她不能跟他们一起回美国。根据考尔斯的说法，当他到蒋夫人的公寓找她、告诉她这个消息，她怒不可遏，以长长的指甲抓他的脸。考尔斯还写说，事隔几个星期后，有一次他在纽约和宋美龄用餐，她提议支持威尔基再次竞选总统，那么他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指的应是如诗般的情节①。
① 同上注。
考尔斯是个保守派，是蒋氏夫妇政治立场的支持者，绝不是扒粪者。可是，他对威、宋重庆一段情的记述却是有问题的。如果美龄和威尔基孤男寡女辟室幽会，一定会有数十人知道，如果蒋介石冲到宋子文家捉奸，一定也有数十人会晓得。在八卦当道的重庆，风声一定洩露得很快。可是，当时在华的美国人或其他外国人，包括外交官、记者和美国战略情报处的特务，都没有人报导、谈论这件耸动的新闻。
1974年，这则故事的缩减版出现在《皮尔森日记》（Pearson Dairies）这本书当中。台北政府代表蒋夫人提出民事诉讼。考尔斯在录供证词中，表示威、宋之间“不可能”有一段情。出版社道歉，并支付台北政府因案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①。出版社当然有可能只是不想因此事对簿公堂而息事宁人；而故事的消息来源考尔斯，也有可能觉得应该替已故的老友之令誉做掩饰。可是12年之后，考尔斯在写给自己后人看的回忆录中，却又详尽重述这件故事②。
① Drew Pearson, Drew Pearson's Diaries: 1949-1959, ed. Tyler Abell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有关皮尔森日记的法律曲折，见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新闻局驻纽约官员陆以正的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文化，2002）pp.246-255。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