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
（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
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
（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
（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
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
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
亲爱的彼得：
很久没见你，你最近去哪里了？
请记住：“第一件事情第一。”你能告诉我，我能帮你吗？
“抓住机会！所有的生命都是机会。走得最远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虽然语言不是彻底的联系，表达爱情不是误解。”
“最好的关系，是那些我们用自己的诚实与理解来创造的。”
因为不容易，我们应当加倍珍惜。
“奇迹会发生的，但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
“勇气与力量会给你帮助。”
“一个好的妻子，还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财富。”“幸福嫁给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点，变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个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点事儿的。我抱歉打扰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帮助。请到我的家里来吃饭，一起过春节，可以吗？祝你好运！
真诚的
欧晓梅
又及。这是我的健康证书。
（老实说，这封信我读来是心酸，心碎的感觉，heart-broken. 要知道这不是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啊，还夹了五百块钱，真叫人不知怎么说她好，嗨，绝望的人啊。何伟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话，我想他的感觉也会是一样。而他即便同情的话，也爱莫能助，这我也理解。）
健康证书上注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脏，胸肺都没什么问题。她的牙齿，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龄是三十岁，那不真实；证书乃是原件的影印本，显然这个细节被改动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准确的。
在健康证的右上角，有欧小姐的一张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轻了二十岁。这是一张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个年轻得多的欧小姐戴着厚框眼镜，整齐的卷发。她在相片中笑着，一个漂亮年轻的女人，面对镜头充满自信。
那几张一百元面值的钞票被整齐折好。那比欧小姐半个月的收入还多。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个不错的数目，六十块美元现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两个月。如果你把那个数目乘以二十的话，可以给自己买第二个孩子。
（用来形容欧小姐的词，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适了，Desperate，同时有非常渴望，以及绝望，不顾一切之意。当代的过渡社会中，在感情问题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谓多了，即便年轻漂亮的人也有那样的。我常想，我们当代中国的情感教育实在缺位，家庭，学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许多人大概都是通过阅读，或者看影视中的爱情戏来受教育的，然而这些资源良莠不齐。在这方面，西方社会的确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国社会，乃是缓慢演化的，没有多少剧烈动荡，一些核心的价值观也始终保留着，而他们社会组织对于个人的心理辅导帮助，也比较容易得到。）
我对欧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头一年里，我发现，直截了当反倒是鼓励了她；一次我态度坚决地要求她别在夜里来我的寓所，而她变得很兴奋，下一周的每个晚上都来现身。我所有的关于欧小姐的故事，若是脱离了上下文来讲述，仿佛很搞笑，但它发生的时候，我只是很烦，被弄得悒悒寡欢，因为她看上去那么绝望，那么不快乐。
（何伟用的词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
我带了钱去找费晓云，她在同一家百货店的另一个部门上班。费晓芸可能是城里我认识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亲切温和的；她是最先跟亚当与我说话的人，在我们的中文还很糟糕的时候。进城时，我经常停下来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欧小姐的问题。我把钱给她，解释了情况。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节了，”费晓云说。“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统，其中一个就是给别人钱。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她只是想表现她的善意。”
多年前，费晓云曾经在大学里读书，因为这个，她的普通话听起来很舒服。我听着她清晰的音调，摇摇头。
“在春节人们会给小孩钱，”我说。“我了解这个传统。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会把那么多钱给一个成人。如果我给你那么多钱，只因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当吗？”
“不，那不恰当。”
“这个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很尴尬。”
“是的，”她说，叹了口气。“有一点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欢费晓云的地方——她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觉得可以向我说谎。她很同情欧小姐，想要维护她，然而同时她也了解我的难处。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钱，表情有点难过。
“请你帮我把钱还给欧小姐，好吗？”我问。
“好的，我肯定会的。”
“你可以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请不要鼓励她——我不想她再来麻烦我了。我不想没礼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给我打电话，或者来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会跟她说的。”但我能看出，费晓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欧小姐是那种已经滑过了界限的人，你对那种人没什么办法。我猜想，当我要永远离开涪陵的时候，肯定会跟她有点小麻烦，后来也的确那么发生了。但站在百货店里时，我不怎么担心未来的事。在涪陵，我总是一次处理一个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钱还回去。
我谢过了费晓云，希望她春节快乐。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几个星期后，她跟我说已经把信还了。我把欧小姐的健康证放在一个文件夹里，把它忘在那儿。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想着那张老照片，我纳闷，为什么那个年轻女人没有结婚，发生了什么事儿，让她变成今天的样子。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没有扔掉那张照片。
老师
“每个人都需要点信仰，”孔铭说。“宗教，或者资本主义的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不管那信仰是什么，每个人都需要一点。我的信仰是共产党。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时，我没被接受。”
孔老师是个党员，一个前农民，现在涪陵师专的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他三十三岁，在他的黑发中有一些银丝。他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上唇的胡子淡得几乎看不见。他对汉朝的诗歌懂得很多，他三岁的儿子取名叫松涛：风吹过松林时的声音。
“在中国诗里，这是个常见的词，”孔老师解释道。“它也曾经被雪莱用过——我在译文中读到的。他写过一首关于森林的诗，当他描写森林发出的声音时。我想那森林是在意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国只有五千八百万党员——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几年的时间，孔老师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后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请，以及三个月时间的面谈与评估后。“在过去，他们往往会很仔细了解你的家庭，”他说。“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不是那样了——他们转而看你的想法，那样好些了。
我想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去帮助穷人，让事情平等——我想这些目标是好的。党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些人加入，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他们想要更多权力，在他们成为党员后，只关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们才会有腐败，因为有些人只关心自己。如果共产党越来越糟了，当然普通人不会相信它。这是现在最大的问题了。但我相信多数人依然支持党，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张。那里总会有些问题，然而基本的目标是好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目标总是稳定人民，传统上，这是通过国营的工作单位来维持的。孔老师的单位是学校，作为其结果，他的生活没有企业主那种的不确定性，也不需要打拼。他的三室的住房为学校所有，由学校维护，租金大约是三十元——那么小的数目，交租只是种形式了。学校还给孔老师提供了健康保险，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块的月工资是不高，然而额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为学校炒掉雇员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孔老师所有的，在美国会称为“终身任职权”，只是在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上这种终身任职权是从你开始工作那一刻就给你了，而它乃是给任何一个为国有单位工作的人：教师，政府官员，邮政人员，火车乘务员，码头工人，工厂工人。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下，所有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铁饭碗。”
但这个用语已经在滑入过去了，涪陵的人们现在对它有两种用法。通常它是带有讽刺性的，当地人强调它是一种浪费的机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带着怀旧的乡愁，描述着过去舒适的生活，而今在逐渐消失。如何用这个词，取决于一个人对单位制度的立场，而逐渐的，政府在采纳对铁饭碗的批评观点。作为其结果，没有饭碗再是纯铁的了，也没有哪个单位没有改革，再也没有不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发展成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的奇怪婚姻，持续不停地变化着，重新定义着孔老师那样的人的生活参数。
第一个重大的变化，将在今年的迟些时候到来，在1998年的六月，当他的住房将要私有化时。他不再享有一个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将被卖给他，价格为一万块多一点。这是一个好价钱——然而对一个赚八百一月的人来说，还是很多钱，而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摄影师，挣得还要少。当然，房子的价钱可能会上涨，在未来给孔老师带来利润——但没有任何过去的经验教他把房子视为投资。在涪陵，没人讨论按揭，以及再融资，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普通市民向银行借款的。要买大件商品的话，你就从自己的储蓄里掏钱，或者你得向朋友与家庭成员那儿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钱的话，你就干脆别买了。
其他的裂缝也在饭碗上蔓延。政府已经决定，单位的保险体系，将被改革。这个改变的细节还没有决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师将来得去买自己的保险了，从中国新兴的保险公司那儿。很快，孔老师与他的妻子，徐丽嘉，将要应付孩子上学的问题了。河东区的小学收取的是标准费用——一个学期一百多点，包括学杂费。这样的开销是不难应付的，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开始在涪陵分化了，因为声誉好的学校可以收较高的费用，来保住顶尖的老师。河东区的学校滑入了这种竞争环境中，师专的多数老师都选择把孩子送去下城区的学校。但这种转移越来越贵——几年前，转区的价钱是八千块，现在，这种一次性的费用跳到了一万二。而三年后的费用将是多少呢，当孔松涛准备入学的时候？这钱值得花吗？还有别的中国特色要降落到曾经稳定的社会主义单位中，给这家人带来更多的困难吗？这些改变，会不会触及到临界点，让孔老师不再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这些变化当中，孔老师也不是特别焦虑。在必要的时候，自然会做决定；在此期间，他教着古代文学，看着他的儿子成长。这种泰然自若跟他的党员身份，对政府的服从，并没有关系。他平静的原因跟许多其他中国人一样，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变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简单，他曾经见过比这更糟的日子。
“当我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足够吃的，”孔老师说。“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别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偏远地区，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为文革的问题——生产和农业方式的问题。在1970年代后期，情况有了点好转，但还不是很好。我们从来吃不上肉；我总是饿着。每天我们都喝米粥，而且我们只有一点点粥。我们很少会吃到盐。我们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过。”
“在我五岁的时候，我母亲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时候。当然，我们没有牛奶或者什么别的给那婴儿，她也死了。我不记得当时那情形了。但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父亲也死了，那个我记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严重的感冒，三天内，他就死了。”
“在那之后，情况更糟了。我的祖父没有力气去干活，而我太小了，干不了什么，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负担我们所有人。在那个时候，村里的生产队很坏，他们一点也不帮忙。后来，情况改善了，他们开始来协助了，但有许多年，情况都很坏。”
孔铭的早年生活，全都发生在丰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现在大约有三万居民。从他童年的家里，要走一个小时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从那条路到丰都，坐车大约要三个小时，是以孔铭直到十四岁才第一次看见丰都城。他帮他的叔叔种田，他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在稻田里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种蔬菜。“当时不觉得那工作辛苦，”他说，“但现在就会了，因为我已不再习惯了。”他看着他的手，笑了笑，现在它们是教师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软软，尘土与茧子早已不见。
“我现在到乡下去，”他说，“我不能相信那里的工作看起来那么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区，那里的农民相对要好点了。我不能相信我过去在那样的对方生活过。而我看到这里的学生时，他们多数是农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们说不要浪费父母的钱。那么多的学生都来自跟我一样的背景，而他们已经忘了田里干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们出去玩，浪费那么多钱。”
他的初中同学只有少数几个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没一个考上大学。他被四川师范学院录取了，一个四年制的学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顶尖的师范学院了。1988年毕业后，他在丰都一家贸易学校里教了六年，然后涪陵这边给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国，几乎所有像孔老师这样靠自己爬升的人，都会充满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许是傲慢，但中国特色就是，这种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从不去强调过去的困难，因为他知道，情况也许会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间没有任何的麻烦，”他说，当我问到政治问题时。“我们很穷。在地主之后，有三种农民：富农，中农，贫农。我们是非常的穷——当你穷成这样的时候，你对文化革命没什么可担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杀人，或者犯别的罪，没什么可担心的。我们家里没人受到迫害。
“我记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里的集会，在1974，1975年。当然，我不是真的理解，当时我在上小学，但我记得很清楚。他们会带一个地主，或者一个走资本主义路线的来——通常是一些想卖柴火和蔬菜的人——他们就开个会来批判他。他会这样站着。”
孔老师展示了：两脚并拢，腰略弯，低下头来，下巴顶着胸。他一动不动站了几秒钟，然后笑了，继续讲故事。
“他们不再搞坐飞机了。多数就是那么站着，如果他们的头不够低，人们就会逼他低下去。我记得村里有一个老人，他曾经是地主。在集会上，他们让他那样站几个小时，低着头。他会把头转向一边，这样会舒服些，最后，在集会结束，他的头就一直那样了。即便在文革结束后，他会走在村子里，头斜向一边。”
孔老师还站着，现在他把头斜向左边，在屋里走着。他又笑起来，摇摇头。
“当你还小的时候，那种事看起来很兴奋。当然它对孩子有影响——在你小时候看到那样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你的想法。在那时我们觉得好玩。在聚会上，他们会批判一个同学的父亲，然后我们都会取笑那个孩子：‘你爸爸是个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们不懂那是什么，但我们会说。“
他模仿一个孩子，用手指着，笑着，捂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变得严肃了。
“今天人们回头看那个时代，说很荒唐。它几乎是滑稽的，因为人们做的事情那么荒唐。但那个时候，所有那些都是很严肃的——那是现实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难理解的。
“也许，到了未来，情况也会一样。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们知道文革的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但从未来回头看，也许又会不同。今天我们回头看文革，觉得很荒谬可笑，也许在未来，人们回头看今天，他们会说一样的话。”
（孔老师很有历史感，我认同他的话。如果多数中国人都有他那样的历史感，那样的心态，无疑将是中国的福祉。）
第十章
中国新年
在秋季学期的尾声，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去了实习。在十二月，亚当与我一起南行，去看望几个我们最喜欢的学生；他们在乌龙镇的一所中学培训，那个小镇，在乌江的上游，靠近贵州的边境。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学校很荣幸有外国朋友拜访；有两天时间，我们发表讲话，参加宴请，我们还参加了一次篮球表演赛。
亚当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使得我们可以发表联合演讲，而不用事前准备；我们知道如何拿对方取笑，作秀，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我们在乌龙的演讲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主要是想让学生兴奋，这不是很难。每次演讲后，有几百人围过来，要我们的签名，我们一直签到干部过来，把我们拖去另一样事。我们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表演讲，参加会议。
在两天后，我们就彻底的精疲力竭了。我在四川的日子往往是这么结束的，绝对彻底的精疲力竭。部分原因是我老在生病——我有空气污染导致的鼻窦炎，它最终让我停止跑步锻炼了，而我的健康糟糕到我感染了肺结核，在同一年里。等到了我离开涪陵的时候，和平队的医疗文件里满是这两年生的病，受的伤：肺结核，变形虫痢疾，慢性鼻炎，一只破了的耳膜，断了的鼻子（因为打篮球），一只视力严重减退的眼睛（原因不明）。
这里的气候不是很健康，但我主要是被身为外国人的生活压力所打倒。总是成为注目的焦点，让人疲惫，而身为一个外国人，意味着你更容易引发纠纷。经常会有些小危机或事件，要求我去关注——一个欧小姐事件，或某个茶室里认识的人每天给我打电话，如此之类。我不是真的很介意，因为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教书本身很少有什么压力，而我把自己往中国的城里推，是因为我对其着迷。
旅行通常会增添更多压力，而没什么比这个小小的江城乌龙更辛苦的了，比涪陵的压力更强烈。它也有收获，因为人们见到外国人的反应，是又惊又喜，但到得后来，想要维持对你生活的控制权，乃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最难想象的事情，就是某天有外国人会来乌龙这样的地方生活。它肯定会发生的，随着改革开放加速，但我没法去设想那会是怎样，因为看起来，外国人在这里呆不了三个月。这儿人们的意图都是很好的，然而他们的善意足以搞死你——无穷无尽的宴席，及种种特别安排。在乌龙呆了两天后，亚当跟我都病了，我们花了三四天才恢复过来。
春节里，我们有五个星期的假，从一月份开始。桑尼要去泰国；诺林选择了南中国，然后去越南。亚当决定乘船去上海，然后转向南方，去深圳探访安妮。我计划去贵州山区独自远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忆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车。我还想到了乌龙的筋疲力尽，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好了。
六个月后，我就将离开这城市。当假期开始，我发觉，在涪陵的时间有限了，我知道我不会想去中国的其他地方过春节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一次家庭的团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下城区的涪陵在江对岸的夜里灯火辉煌。城里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排排的彩色灯泡，而所有的树木都被装饰了。南山门的小公园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动——它那被煤灰印渍的树木都覆盖上了灯泡，在城市的心脏地带亮得发晕。人群聚集在那里，看着公园，拍着照片。当节日临近，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夜晚出动了，一个个家庭，年轻的父母带着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在街上逛来逛去：买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们也返乡了，骄傲地穿着制服，在街上行军，一只眼留意着小姐。大排档在街上，石级上四处发芽——卖烧烤的女孩，卖红薯的小贩，卖豆腐的男人，火锅摊档——好像每个人都在人行道上吃东西。我，也是；我总是喜欢夜晚的涪陵，但现在一切都更强烈，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充满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边可怜的树叶也终于复活了，发出明亮的白光。灯泡的电线拉得不怎么小心，有时它们会爆炸，着火，那些树木骄傲地闪着光，突然一声爆炸，起层烟雾。行人们会停下来看，聊天，说笑，而在火苗消失后——树枝轻轻嘶响，烟雾漂走——他们继续在这辉煌的城市里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学生之家的一家邀请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家庭团聚的传统时光——等同于美国的圣诞晚餐。黄小强早早关了店，我们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脚下的房子。
黄凯现在两岁了，而他已经到达了开始害怕外国人的阶段。从起初，他经历了循环阶段；他先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孩子，而有时他会跟我一起玩，有时又一看见我的脸就害怕。那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的反应——部分害怕，部分着迷。每当有一个外国人出现在电视上，黄凯会变得很兴奋，大叫“何伟！”他的父母说他常在家里说到我，然而，为了某些原因，那个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达他们家，那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他这样闹了有一个小时了，”他妈妈说。“我告诉他你会来，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