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上。”说完，两人联袂在我们沉默的热烈喝彩中离去。
我的案件处理则属一般流程。她嫌恶地瞄了我的裤子 一眼,噘嘴表示不满,便安排了我的遣返。我小心调整自己 的陈述，以符合笔录所载。
阔别十八个月，我终于回到英国，身无长物，只有一件 破裤子、七本记载西非洲笔记的破烂练习本、一架蒙了沙的 相机，还有一份意大利文笔录。我瘦了 40磅，黑得像炭，眼 白发黄。我面对海关官员。
“护照?”
“我的护照掉了。”我将意大利文笔录交给他。他眯了 眯双眼您是英国人，先生?”
“噢……啊……，是的。”
“您愿意签名保证所言为实，先生?”
“当然。”
“好的。您可以走了。”他挥手叫我通关。
不可能这么简单,我怀疑其中有诈，狡猾地望着他你 意思说我不必大喊大叫、威胁你，或者给你钱?”
“您可以走了，先生。”
让数学家颇感困扰的矛盾之一是爱因斯坦的时光旅行 者。他以极髙速航行宇宙数个月，回到地球，却发现已过了 十年。人类学旅行者正好相反。他行到另一个世界,在那 里待了不可思议之久，思索宇宙之谜，快速老化。当他回到 家乡，却仅仅过了数月。他种下的橡实并未长成大树，时间 太短，嫩芽还来不及探头。他的小孩并未变成大人，惟有最 亲近的朋友才注意到他曾离开一段时间。
世界少了他依然正常运转,这实在太侮辱人了。当人 类学旅行者远行异乡，寻找印证他的基本假设，旁人的生活 却不受干扰,甜蜜行进。他的朋友继续搜罗成套的法国炖 锅。草坪下的刺槐依然长得很好。
返乡的人类学者不期望英雄式欢迎，但是某些朋友的 平常以待实在太过分了。返家后一小时，一位朋友打电话 给我，简短说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但是大约两年前，你 丢了一件套头毛衣在我家。什么时候要来拿?”你觉得这类 问题岂在返乡先知的思虑范围内？
一种奇怪的疏离感抓住你，不是周遭事物改变了，而是 你眼中所见的一切不再“正常、自然”。现在，“作为英国人” 对我而言，就像“假扮多瓦悠人”般作态。当朋友与你讨论 一些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时，你发现自己居然怀抱一 种疏离的严肃态度，好像在多瓦悠村落与人讨论巫术一样。 这种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调适不良，更因举目望去都是 匆匆忙忙的白人而更加严重。
举凡和购物有关的事都变得非常困难。看到超级市场 的货架沉重呻吟堆满食物，我不是作呕厌恶，就是无助发 抖。我会连绕三圈仍无法决定买什么，或者疯狂大买奢侈 商品，因害怕被人抢走而恐惧抽噎。
长期独处后，礼貌性谈话也变得非常艰难。对话间的 沉默空档只要稍长,我就认为对方不高兴，街上行人则恐惧 地看着我大声自言自语。适应互动规则殊属不易。有一 天，送牛奶的人将我家并未订购的牛奶放辛门前，我循西非 洲规矩大吼大叫追赶他，可能还扯住他的衣领。根据西非
洲规则，我只是立场坚定，照英国标准，这可是难以忍受的 粗人行为。突然看到自己变成这等模样，真是叫人谦卑的
经验。
一些小事则带来无限满足。我疯狂迷上奶油蛋糕，另 一个从田野场回来的朋友则不可自抑大啖草莓。自来水、 电力真是神奇。同时间我染上怪癖,百般不舍丢掉空瓶子 或纸袋，它们在西非洲可是珍贵之物。一天里最棒的时刻 莫过早上醒来，发现我已不在非洲，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穿 过全身。我的笔记丢在书桌全没整理，连续好几个月，只要 看到或碰到它们，我都感到恶心。
最奇怪的心理经验是目睹我数个月前从非洲寄出的瓦 瓮抵达。当初,我细心用多瓦悠布匹包裹它们，装在铁制行 李柜里，上面贴了四种语言的“易碎物品”警语标志。朱迪 波震惊于我的鄙俗。我干嘛不把它们送给村民？大家都知 道我很有钱，几乎和那些制陶的女人一样富有，大可购买尼 日利亚产的富丽搪瓷器。我的老婆们看到我带回村落瓦 瓮，可不会太高兴。
看到这个一度放在我茅屋里的行李柜此刻躺在伦敦的 湿冷车库里，实在很怪。它完全变形。托运时，它是长方形 的，现在几乎变成圆形。箱上的巨大皮靴印证实经手者将 它变成这等神奇模样。我必须用装胎杠杆才能撬开盖子。 接到自己寄的包裹本来就是奇怪经验，微带一种人格分裂 的味道，尤其寄件的我对收件的我而言，已经逐渐变成陌生 人。我的朋友一致赞美这些陶器的优美简朴造型。太可惜 了，我干嘛拿它们去煮东西，我不能买些便宜进口盆盘，保
留这些美得不该拿来用的东西吗？将我这些朋友介绍给朱 迪波，让他们的不同观点大打一架，可能不错。返乡的田野 工作者可以接受这两种不同立场，一个也不必认同。
此刻，你不可能不评估此行损益。我当然学知了西非 洲某个无足轻重小民族的许多事情。田野工作的完成与否 完全是定义问题而非事实认定。我可以继续待在多瓦悠五 年，获致微小的研究成果，却仍无法穷尽“了解一个全然陌 生民族”的研究目标。但是想要获得特殊成就，总要有一般 能力做基础。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 能察觉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察觉某些 资料不恰当或无关。若非去了多瓦悠，我不可能有此能力。 我的研究也让其他有兴趣的人类学者工作起来较轻松。我 甚至认为我在解开多瓦悠宇宙观上的成果，验证了某些常 用的解释模型与文化象征间的关连。整体而言，我的研究 结论颇站得住脚，我很满意它们在整体人类学的地位。
至于我个人有了许多改变。与其他田野工作者一样， 我的健康毁了一阵子。我曾对第三世界文化与经济的最终 救赎怀抱模糊的自由主义信念，现在则遭重击。这是返乡 田野工作者的共同特色，当他们像返回地球的太空人踉跄 笨拙游走于自己的文化时，只能莫名感激自己是西方人，生 活在一个突然间变得珍贵万分也脆弱无比的文化里，我也 不例外。但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会阴险地让人成瘾。田野工 作的宿醉头疼不比厌恶疗法更有效。返乡数周后,我打电 话给那个当初鼓动我投人田野工作的朋友。
“啊，你回来了。”
“是的。”
“乏味吧?”
“是的。”
“你有没有病得要死?”
“有。”
“你带回来的笔记是否充满不知所云的东西，而且忘了 问许多重要问题?”
“是的。”
“你什么时候要回去?”
我虚弱发笑。但是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多瓦悠。
译后记
本书得以翻译问世，得感谢台湾大学江文瑜老师对“音 调语言”与“哨叫语言”的释疑、作者奈杰尔巴利的版权经 纪人Adrew Cribb热心居间转信,以及慈济大学宗教文化研 究所游谦老师为“头部巫术”一词解惑。更感谢好友慧贞与 博学多闻的先生比尔不厌其烦帮我厘清复杂暧昧的原文。
最后谢谢黄道琳老师细心审阅译稿。我永远不能忘记 他翻译的《文化模式》为我打开人类学大门，看到美妙缤纷 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