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令人意外的诗情随即被他自己破坏；他大声清理喉咙，啪的往地上吐了一口痰。不过他说的没错，葡萄树好看极了、一畦一畦的枯褐、艳黄、猩红，宁静地立在阳光下，葡萄已经采收完，再没有机器或人来干扰我们欣赏美景。要等到叶片落尽，剪枝的活儿才能开始。正处于两季之间的空档，天依旧热，却不是夏，又还没到秋。
我问马索，他卖房子的事可有进展？有没有哪对和善可亲的德国夫妇，在附近露营时爱上这座房子？
提到露营客，他怒发冲冠。“他们才买不起我这样的房子呢。不管怎么样，我现在不卖了，到1992年再说。你等着吧，欧洲统一，边界消失之后，他们全会跑到我们南方来找房子。英国人啦、比利时人啦……”他挥着手，好像要把共同市场的全部国家都包含进去：“那时候，房价就不同了。卢贝隆山区的房子会身价大涨，一座小房子也可能值上一两百万。”
1992年，不时有人提起，仿佛到那一年，欧洲合而为一，外国钱就会涌进普罗旺斯。欧洲人合组一个快乐大家庭，不再分彼此。金融限制取消——西班牙人。
意大利人，会怎么做？还不是赶紧拎着钞票，到普罗旺斯来买房子？
很多人这么想，可是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普罗旺斯已经住了不少外国人，他们买房子从没困难。再讲到欧共体的整合，签订一纸协约并不能消除各国之间的争执、欺诈和刁难，尤其是法国。也许50年后，情况会好转；1992年吗？不可能。
然而马索深信不疑。到1992年，他会把房子卖掉，从此退休；或在亚维隆顶下一间小酒吧，兼卖烟草。我问到时候他那三条凶恶的狗怎么办。顿时他的眼泪仿佛就要夺眶而出。
“他们不会喜欢住在城里的，”他说：“我得射死他们。”
他陪我走了几分钟，一路喃喃诉说那一定会到手的财富和随之而来清闲。辛苦工作了一辈子，总该有点收获；人到了晚年就该享点清福，不该还守在土地上折磨那几根老骨头。虽然在这山区，他的房子实在是少见的难看，他谈起来却好像是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说着说着他离开山径，走进林中去吓唬鸟儿。这个残忍、贪心又虚伪的老无赖！我愈来愈喜欢他了。
山道上散落着猎枪的空子弹盒，是马索鄙视并称之为“小路猎人”的那些家伙留下的。他们要打猎又怕树林里的泥巴沾污了靴子，便在山径上徘徊，期待鸟儿飞进他们的射程。除了乱丢的子弹盒，更有揉成一团的香烟包、空的沙丁鱼罐头和酒瓶，都是“爱好自然”的当地人遗留的纪念品。他们大声疾呼自然保护，抱怨观光客破坏卢布隆山美景，却不愿带走自己的垃圾。
普罗旺斯的猎人，真是不知检点的一群。
蚂蚁的天敌我回到家，发现一场小型会议正在举行，开会地点在后院深藏在树丛里的电表之旁。法国电力公司的查表员来查电表。打开盖子，只见一窝蚂蚁，数不胜数堆作一团。我们到底用了多少电，无法查考。蚂蚁须得赶走。除我妻和查表员外，加入讨论的是曼尼古酉先生；他最爱做的事莫过于对我们提供建议，我们家中发生任何难题，他都乐于介入。
“啊呀呀，”曼尼古西弯下腰去仔细观察，之后说了：“这些蚂蚁，不多嘛。”
这回他倒是轻描淡写，蚂蚁多到结成黑黑的一块，结结实实地填满了装电表的金属箱子。
“我可不打算打扰它们，”查表员叫嚷着：“它们会爬到衣服里面咬人。上回我清过一个蚂蚁窝，后来整个下午它们都藏在我身上。”
他站在一旁观看那蠕蠕而动的黑团，拿螺丝起子轻敲牙齿，然后转向曼尼古西：“你有氧焊枪没有？”
“我是铅管工，当然有吹焰管。”
“那好，我们可以烧了它们。”
曼尼古西呆住了。他退后一步，在胸前画十字。他拍打额头，他伸出食指，意思是极不赞同，又似要发表一场演说，也或者两意皆有。
“我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说。用氧焊枪烧？你知道这里面的电流有多强吗？”
查表员不大高兴：“氧焊枪当然，我是电气技师。”
曼尼古西假装惊讶：“真的？那你一定清楚，把电缆烧破会有什么后果。”
“我会非常小心。”
“小心！小心！老天，我们可能会和这些蚂蚁同归于尽。”
查表员把螺丝起子收入袋中，两手环抱起来：“那好，我就不管这码子事了，你来处理吧。”
曼尼古西思量了一会儿，像魔术师在表演超级大魔术之前，先准备好道具一般，转头向我妻说：“夫人可否给我几个新鲜柠檬——两三个就够了，外加一把刀子？”
夫人，那魔术师的助手，果然带着刀子和柠檬回来了。曼尼古西把每个柠檬都切成四块。“是一个很老的老人教给我的，”他又低声嘲笑着氧焊枪烧这个主意的愚蠢不智——“去他的氧焊枪！”查表员怏怏不乐地站在一棵树下。
切好柠檬，曼尼古西凑近蚂蚁窝，来来回回地往上面挤柠檬汁，偶然停下来观看这场酸暴雨的效果。
蚂蚁投降了，他们互相践踏着，争先恐后地逃出电表箱。曼尼古西得意洋洋：“懂了吧，年轻人？”他对查表员说：“蚂蚁受不了新鲜柠檬的酸汁。你今天可学了个手艺。只须在电表箱里放几片柠檬，以后蚂蚁再不会来了。”
查表员受教之余，显然毫不感激。他嘀嘀咕咕说他又不卖柠檬，而且柠檬汁弄得电表黏答答的。“黏答答的，总比被烧成灰好，”曼尼古西回敬。他临走还带上一句：“是啊，黏手总比烧死好。”
雷雨季节白天暖得可以下水游泳，夜晚却又凉得要生炉火。就寝和起床时的感觉似在不同的季节里，这便是普罗旺斯的典型气候。
雨在夜间降下，持续到第二天。不是夏天那种温暖大颗的雨点，而是灰色的雨线，连续不断地垂直落下，冲刷过葡萄园，击倒灌木丛，把花圃化作泥泞，又把泥泞化作褐色的小河。倾盆大雨直到接近傍晚才停，我们出去察看屋前车道现在怎么样了。八月的大雷雨中，车道原已受损；可是与眼前我们所见相比，原来的损伤不过如猫的爪痕。现在，弹坑似的破洞一个接一个，砂砾石块胡乱堆积，有些原本组成路面的东西，被吹到房子对面的瓜田里去了——最远的竟跑了一百多公尺。遭到爆破的矿区大约也不过如此。除非恨死了自己的车，否则不会有谁愿意把车开上这条车道。我们需要一辆推土机来清理这一片凌乱，还需要运几吨砂石来填补被冲毁的部分。我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这些日子来，他已经成了我们的活电话号码簿，又因为他对我们的房子有一份近乎房主的感情，他说他提供任何建议都好像花的是他自己的钱。他听我诉说那失去的车道，偶然加点意见——“大灾难呵！”他叨念了不止一次，表示他深切了解问题的严重。
曼尼古西喃喃复述我们的需求：“推土机，没问题，大卡车、砂石、压路机，…”他哼一小段音乐，好像是莫扎特的音乐，来帮助思考，这才下定决心：“好。
有个年轻人，邻居的儿子，是推土机专家，价钱也公道。名字是桑士，我叫他明天来。“
我提醒曼尼古西，等闲的汽车开不上我家车道。
“他早习惯了，”曼尼古西说。“他骑特制轮胎的摩托车，任何地方都能去。”
第二天早晨，我看着桑士奋力与那车道周旋。他像弯道滑雪似的骑车转来转去，避开坑洞；过土堆时，他站在踏板上往前冲。熄火之后，他回望车道，浑身上下体现了典型的摩托骑士形象，黑头发，皮黑外套，黑摩托车。他戴着飞行员式的太阳眼镜，镜片反光，让人一点儿也看不透。我忽然想起，不知道他认不认识我们那位保险业务员法图先生。他们两人可是一对儿。
不到半小时，他已经亲身踏勘过这块矿区，估了价，并且打电话订购了砂石。
他与我们订下金石之约，说是两天以后，他会开推土机来。这话，我们不大敢当真。
晚上，曼尼古西以上级指导员口吻打电话来询问，我告诉他，桑士先生的效率颇为惊人。
“那是他们的家风，”曼尼古西说：“他爹种瓜发了财，做儿子的将来也会靠推土机发财。他们虽然是西班牙人，做事倒十分严谨。”他回忆说，桑士的爹年轻时到法国来找工作，后来研究出一种方法，能让甜瓜长得又快又好，普罗旺斯无人能及。他现在呀，曼尼古西说，阔气了，一年只工作两个月，冬天还到西班牙的阿利坎特（Alicante）去度假。
桑家儿子如约而来，一整天都坐在推土机上来回整地。他的动作准确利落，填平成吨的土像泥水匠使用泥刀一般从容，动作优美。坑洞填上，他用巨大的耙齿抹平面，并邀请我们来观赏他的成绩；平整无暇，教人舍不得踩上去。他又为车道稍稍添加了些坡度，以后再下倾盆大雨，雨水自会顺坡而下，流入葡萄园去。
“还好吧？”
好得跟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说。
“那好，我明天再来。”他爬上推土机的驾驶座，以15公里的时速，稳健地开走了。明天，他会带砂石来。
大富翁铺车道第二天早晨，一辆卡车开上车道，直抵屋前，打破了新耙梳好的路面之完美。
那车看起来比福斯坦的运葡萄车更老旧不堪，车身松垮，排气管都快要垂到地面了。
熄火时，它得像灵魂出窍一般一阵颤抖。车里走出一男一女，都是圆滚滚的身材，满面风尘之色。他们站在卡车旁，饶有兴味地看着房子。不用说，这是一对流动季节工，在回南方过冬的路上，希望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
看得出，他们是一对善良的老夫妇。我油然生出怜悯之心。
“田里的葡萄，恐怕都已经采收完了，”我说。
男人裂开嘴笑，还点着头：“很好，在大雨降临之前采完，你运气不错。”
他伸手指向屋后的森林：“那里有很多蘑菇吧，我猜。”
“是啊，”我说，“很多。”
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我于是说道，他们尽可以把车子停在这里，上山采蘑菇去。
“不了，不了，”男人说：“我们今天要做工。我儿子就要运砂子来了。”
原来这就是那位瓜农富翁！他打开卡车后厢的门，取出泥水匠用的长柄铲子，还有木头制的长齿耙。“其他的，留给他去搬，”他说：“我可不想压断脚。”
我往里望去。车座后面紧紧绑着，足有卡车那么长的是小型蒸汽滚筒压路机。
等待儿子到来之际，桑老先生谈论人生，说起对快乐之追求。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他说，他还是喜欢偶尔亲自动手做工。瓜田里的工作，七月间就结束了，以后他便闲居无聊。有钱固然很好，可是人需要的不只是钱。他即然喜欢双手劳动，何不帮忙儿子做工？
我从没雇佣过大富翁，通常我也没机会与他们相处，可是这一位，在这里待了一整天。桑士运来了砂石，倒在车道上，桑老爹便用铲子铲开，桑大娘随后用木耙推平、铺匀。接着压路机卸下了；像大型婴儿车似的，在车道上压来压去。
桑士坐在驾驶座上，对他爹娘发号施令——这里加一铲上，那里多耙几下，留神你的脚，还有，别踩到葡萄藤了。
全家通力合作，天擦黑时，我们屋前就展开了缎带似的一条油灰色路径。如果有什么推土机杂志举办什么车道大赛，我们这条准可以参加。
压路机塞进卡车后厢，爹娘请进前座，桑士说道，价钱比他原先估的要低些，但到底多少他还得回去算算才知道。帐单，他爹会送来。
次晨我起床，看见一辆颇眼生的厢型车停在屋外。我四处寻找车主，却不见人影。大概是哪个懒惰猎人，贪图近便，由此走上山去打猎吧。
早餐快吃完时，我们听到窗子上咔吱一响，桑老爹那圆圆的褐色面庞出现了。
他不肯进屋，说是靴子太脏。他六点钟就入林去了，带了个礼物给我们。他伸出的格子花纹旧帽里面盛着野蘑菇。他教给我们他最爱的烹调法——加奶油、大蒜和芹菜末。又接着讲了一个恐怖故事，说三个人晚餐时误食有毒的蘑菇而死，邻居发现时，他们仍坐在桌旁，眼睛睁得大大的，毒菌子把他们完全麻痹了。桑老爹绘声给色地讲述着并作出翻白眼的样子。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他说。对于他帽子里的蘑菇，他敢用生命保证，尽管多吃！
当晚，妻和我便吃了。食间不时互相审视，看可有脸面麻痹或翻白眼的现象。
野菌子比普通的白菇好吃太多了，我们决定投资，买一本野草图解书，再买一双防蛇长靴，两人各穿一只。
庭前碎石整修老房子，耗日费时。到后来，一心只盼早早完工，修得好不好，已经顾不得了。一拖再拖，不能上工的理由干百种：木匠割伤了指尖、泥水匠的卡车被偷。
油漆匠得了流行性感冒……。约好五月来修，后来说是六月一定来，最后是直到九月才露面。在等待的期问，那些水泥搅拌器、碎石子儿、圆锹和锄头，都愈来愈像是固定布景。在炎热的夏天，阳光之下万物生辉，倒还容易用忍耐的眼光，看待满屋子未完成的工作。现在，我们待在屋里的时间愈来愈多，看着它们，心情便不由得急躁起来了。
我们随建筑师克里斯钦走遍全屋，听他述说什么工该由谁做，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正常情况下，”迷人又乐观的克里斯钦说：“只需要六七天便可做完。抹抹石灰、涂涂水泥、刷刷油漆，就结束了。”
我们大感振奋。告诉克里斯钦，近来有时会想象在圣诞节早晨醒来，身边因围绕着遍地瓦砾的情景而沮丧万分。
每一部分都作出受惊的表情——手摊开。眉毛上扬、肩膀耸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已经快完工了，不该再耽搁。他会打电话给工作小组各成员，立刻展开一周的密集行动。会有结果。
小组成员果然在百忙中抽空，分别察看了我们的房子。狄第埃和他的狗是清早七点钟来的，电匠午餐时间来，泥水匠雷蒙晚间来喝了一杯酒。他们来，可不是来做工，是来看有什么工待做。他们都对这事情拖了这么久表示惊讶，仿佛该负责的不是他们，而另有其人似的。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地告诉我们，问题出在别人身上，要等某人做完什么，他才能接着做什么。我们说是不是真的要拖到圣诞节，他们都哄然大笑。距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月呢，就算新盖一所房子，到圣诞节也该盖好了、不过，要具体说出究竟那一天能修茸完毕，他们无不大感为难。
“你何时能来？”我们问。
“快了，快了，”他们说。
我们无奈于这样的回答。步出前庭，水泥搅拌器忠实地守望着前门阶梯。仿佛那不是机器，而是一棵高大的丝柏树？
快了！快了！
十一月
葡萄枯枝法国农夫富于创造性，痛恨浪费。他们决不轻易抛弃任何东西，不管是光秃的拖拉机轮胎、缺损的镰刀。坏掉的锄头，还是从1949年产雷诺车上拆下来的齿轮箱，有朝一日都可能派上用场，兔得伸手花钱去买。
我在葡萄园边上发现了一种的奇妙装置，虽生了锈，却是福斯坦聪明才智的展示。他把100 公升装的油桶拦腰切断，架在窄轨铁道上；一支已近椭圆形的旧车轮扣在前面，两只长度不一的把手突出在后面。福斯坦告诉我，这是一辆独轮手推车，是以最低价为剪枝季节而制作的工具。
秋风吹落了葡萄叶，纠结的葡萄枝看起来像成团成块的褐色倒钩铁丝。在明春生机复发之前，主干以外的枝芽须得剪除。剪下的蔓枝含纤维质太多，整个冬天埋在土里也不会腐坏，因此不能当作肥料；若任他堆放在田间，又碍着拖拉机行进。
非得一股脑儿烧掉不行。这就用得上独轮手推车了。
它是最简单的机动焚化炉。油桶里点着火，推车沿畦间走，一路走一路剪枝，随手就丢进桶内焚烧。等灰烬装满，便散倒在地上，桶内重新点火。这东西虽原始，却实用。
天黑时我散步回家，远远看见一缕蓝烟自田边角落冉冉升起，那是福斯坦边剪枝边焚烧。他们直起身来搔背，我与他握手时，感觉他的手冷而硬。他指着剪过枝的一列一列葡萄藤，在砂质土地上，黑色的藤干像扭曲的兽爪。
“清爽好看，嗯？我喜欢看它们清清爽爽的。”我请他留些枯枝给我，明年夏天举行烤肉大会时拿来作燃料。我记得在纽约一家自称“食物精品店”的铺子里看过，剪成一尺长度，整整齐齐捆好，上面标明“真正葡萄枝”，保证能增加烤肉芳香，每小捆要卖两美元。
福斯坦不敢相信。“有人要买这玩意儿？”
他回头望望葡萄藤枝，一估算着这一天之内他烧掉了几千几百美元。摇摇头又是一次残酷的打击，他肩膀一耸，“好奇怪呀。”
荣耀之酒一位住在维松村北面、隆河谷乡野的好朋友，受当地葡萄农推举，获准加入圣文生协会——这是当地的品酒骑士组织。入会仪式在村公所礼堂举行，会后有庆祝晚宴，晚宴之后还有舞会。晚宴中的酒多而浓烈，葡萄农和他们的妻子将倾巢而出，尽兴玩乐。
要打领带。是正式场合。
多年以前，我们也曾参加过品酒骑土的对赠晚宴，那是在勃良第（Burgundy）。
两百人穿着全套晚礼服，刚开始大家都拘谨有礼，到上主菜时，却婚闹狂欢，唱起勃良第人的饮酒歌来。我们目睹烂醉的“骑士”们在晚宴后吃力地寻找自己的座车，由警察协助，吃力地开锁。那是狼狈但快乐的回忆，是我们第一次参加“不醉无归”
的宴会，我们喜欢极了。喜爱葡萄酒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村公所礼堂的正式名称叫做“节度厅”，是很新的建筑，设计形式全不顾周围的中古房舍，好像建筑师固意要给这村子一样碍眼的东西似的。这是一座典型的现代碉堡——砖块和铝门窗造就的盒子，镶嵌在柏油铺的花园里。毫无魁力，可装了不少儿霓虹灯管。门口有两位壮实的红脸汉子迎接我们。他们穿着白衬衫、黑长裤，披着鲜红的丝带。我们说，我们是新骑士邀请的客人。
“好，好，请进。”肥胖的手掌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带进大厅。
大厅那端是讲台，放着一张长桌，一支麦克风。比较小的吃饭长桌，则在讲台下左右沿墙排列，留下中央的大片空间；葡萄农和他们的朋友都在那儿聊天。
谈话的声音震耳欲聋；习惯于隔着葡萄园相互喊话的这些男人和女人，一下子没法调整音量。大厅的回音更把它扩大到堪与狂风比拟。不过，如果说大声谈话是典型的田野风味，则服饰便必然是周日才上身的那唯一的一套了：男人一律深色西装，衬衫的领子硬挺，紧绷着风吹日晒的脖子，看起来很不舒服；女人则是鲜艳、精致的连衣裙。有一对夫妻，服饰特别考究。女的衣服上缀着灰色珠子，长袜上也缝着同色相配的小羽毛，走起路来双腿似乎振翅欲飞。她的丈夫穿的是镶着黑色饰边的白色西装外套，绘格的衬衫滚了更多黑色饰边，身下是黑色长裤。
不知是他们没来得及注意呢、还是行头仅限于此，他脚下踩的却是突兀的厚底棕色鞋。虽如此，我们已可确定；待会儿跳舞时，要注意看的是这一对。
姜酒人生我们找到朋友一家了。他环顾全厅，脸色迷茫，有点局促不安。我们想，是典礼的庄严气氛让这位骑士太紧张了吧。但问题比这严重。
“我好像没看到酒吧台。”他说：“你们看到吗？”
有一面墙边摆着好些酒桶，饭桌上也有些酒瓶。各家酒窖里埋藏的隆河坡地酒，足可把大厅淹成一片酒海，可是这里没有酒吧。再看看同赴酒宴的客人，我们发现另一件让人忧心的事；没有人手持酒杯。
我们差点要大失仪态，伸手到最近的桌上去抢过一瓶酒来。这时候扩音器里传出小喇叭华丽的演奏，骑士们列队进场——十几个披着大斗蓬、戴着宽边帽的男土，在讲台上的桌后各就各位，有的还挟着羊皮纸卷轴，有一人捧着耀眼的一本大书。
现在，我们想，荣耀之酒随时要斟上，以宣布典礼的开始。
市长抓住麦克风，发表了开幕演讲。资深骑士发表了演讲。他的副手，捧着大书的那位，发表了演讲。三位新任骑士，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去，长篇大论地讲述他们对葡萄的热爱，以及将如何严格遵守会规。他们以冗长兴奋的言辞，表达获此荣衔的欣喜。
我们的朋友说话时声音有些沙哑，别人或许以为是情绪激动，我却知道他是口干舌燥，需要喝酒。
最后，大家合唱弗烈德。季峰（FredericMistral ）先生以普罗旺斯语谱写的一首歌。
“神圣的高脚杯盛装着坡地的美酒，”大伙同声歌咏着：“让我们同饮一杯自己种出来的醇酒吧。”
是该饮一杯了。对赠仪式已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还连一滴酒也没入喉。
看得出大家都急于入座。终于；神圣的酒杯注满酒，干掉！又注满。桌面上一片宽慰气氛，我们也才得以放松心清，看看菜单。
第一道菜是调味鹌鹑，鹌鹑的头切下分放。我们听说，它的头每只值两法郎，切下来，可在下次宴会中重复使用。接下来是海鲜鱼。这些都只是开胃小菜，是厨师在挥刀斩向牛肉之前的暖身运动。不过，上牛肉之前，先来一样小巧而厉害的东西，他们称之为“普罗旺斯空腹冻”，是酒糟掺一点点水，做成像果冻的样子。他们说，这是清除口中其他食物的余味用的；而事实上，它的威力不仅能清除口中余味，也足以麻痹肠胃和大脑。但厨师这么安排自有其道理；第一口咬下去是冰冻酒精的滋味，之后我便感觉腹中空虚了——果然是空腹冻。我因此可以面对随后这漫长的一餐，并且有全始全终的希望。
牛肉上场时候。小喇叭再次响起，男女侍者端着盘子绕桌游行，这才上菜。
白酒撤下，换上本地自产的红酒，酒色深浓、酒力强烈。菜一道一道地上，直到上过甜点奶酥和香槟，这就到了站起来跳舞的时候了。
舞者之风乐队是老派乐队，不喜欢演奏专供人们跳蹦的音乐；他们要看人婆娑起舞。有华尔兹，有小狐步，也有几支大概是活泼的加伏特舞曲（gavottes）。
但在我看来，整个晚上的最高潮是探戈。我想，恐怕没有多少人看过五六十对酩酊大醉的男女，整齐地效仿探戈舞王，一会儿俯冲，一会儿旋转，又是踏步又是顿足的样子。这景象我永不会忘怀。手肘撑开、头左顺摆，脚步踉跄而力图身体平衡，从厅的这头舞到那头，随时有与人相撞或跌倒的可能。一个小个子男人，把头深深埋进高个女伴的低胸领口内，完全无视于周围的一切。穿着缀珠衣裙和饰边衬衫的那一对，下半身黏住一块儿，背却向外拱出，在人群中穿进穿出，十分灵巧。奇怪的是，并没有人受伤。我们离开时已经一点多了，音乐仍在演奏，吃饱了喝足了的那些人，也仍在跳舞。我们再一次赞叹普罗旺斯人的旺盛体力。
老寡妇家我们回到家后，发现家变了个样。门口的台阶前整洁得好陌生；水泥搅拌器立在那儿已经好几个月、仿佛已是这屋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现在却不见了。是恶兆。我们虽不喜欢这巨无霸守在屋外，它却至少保证了狄第埃和他那一组工人会回来工作。如今他们偷偷溜了来，把它——我们的水泥搅拌器——搬走，可能去给别人做六个月的工去了。圣诞节以前完工的期望，一下子遭到沉重打击。
克里斯钦像往常一样，表示同情，重申保证。
“他们得去山马一趟……是一件紧急工程……一个老寡妇家的屋顶……”
我感到惭愧。跟老寡妇的苦境相比，我们这点问题算什么呢？
“别担心，”克里斯钦说：“两天，或者三天，他们就会回来，把你的工做完。
离圣诞节还早呢，还有好几个星期。“
没有多少个星期了，我们想。我妻建议绑架狄第埃的长耳狗——它对狄第埃而言比水泥搅拌器更贴心——把它当人质。主意不错，也很大胆，但可惜那狗从不离开狄第埃左右。
好吧，如果不能绑架他的狗，也许可以绑架他的妻子。恶从胆边生，我们什么手段都的考虑一下。
待建的房子到处是待完成的工作，尤其是未装好的窗户和墙上的裂缝，在第一阵冬季季风吹起时特别显著。这阵风刮了三天，院中的丝柏树受风，弯曲成一个绿色的C ；瓜田里的塑胶布也被撕成碎片。风终夜悲鸣，摇撼着屋顶的松瓦和木窗。
风声听来狠毒又无可逃避，无止无休地撞击着房屋，企图破窗而入。让人意志消沉。
西北季风“自杀的好天气，”一天早晨，马索对我说。风把他的山羊胡子吹得贴在脸上。
“真的哟，这风再不停，我们就会看到有人出殡了。”
马索告诉我们，这风跟他童年时经历的季风比起来，这不算什么。那时候，季风连吹好几个星期，船仓都给吹得乱七八糟。他讲阿诺的故事给我听。
阿诺是他爸爸的朋友。阿诺的马老了，倦了，不能做田里的重活儿了。他决定卖掉他，买一匹年轻的马回来。一个刮风的早晨，他牵着老马，走15公里的路，上艾普村去。找到买主了，价钱也谈妥了。可是那天市上的小马都不怎么样，瘦骨伶仃的。阿诺空手回家，打算下星期再来，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牲口。
西北季风整整吹了一个星期，阿诺再次动身上艾普村市集的时候，风仍在吹。
这次他运气不错，买到一匹大黑马，价钱比卖老马所得多出一倍。但正如马贩子所说，他买的是马的青春。新买的马可以为他做好几年的工呢。
只差两三公里就要回到阿诺农场的时候，黑马挣脱缰绳逃了。阿诺拼命追赶，直到再也跑不动。他在灌木丛里、在葡萄园里搜寻，在风中大声呼唤。他诅咒季风，诅咒它惊吓了他的马，导致他的恶运，害他破了财。天黑下来时再找也没用了，他独自回家，愤怒又绝望。没有马，他不能耕田；他完了。
他的妻在门口迎接他。今天家里出了奇怪的事；一匹马，一匹大黑马，从小径那头直奔上来，冲进农舍外面的马厩。她喂它喝了点水，然后用一辆推车来挡在马厩门口，防他跑走。
阿诺点起灯笼，去看马。一根扯断的僵绳挂在他的脑袋上。他触摸马颈，手指却沾上了颜料。在灯笼的光辉下，他看到见汗水沿马肚两侧流下，带走颜微料、露出灰色的皮毛。他买回了自己的老马、又恼怒又羞愧，他就进农场后面的树林子里，上了吊。马索点燃一支烟，佝偻着肩膀，两手迎风圈成杯子状。
“验尸的时候，”他说：“法医发挥了点幽默感。死因记载为：”心智遭马打击以致错乱而自杀。“
马索咧开嘴，点点头。他讲的故事，似乎结局都很残忍。
“但他真是个傻瓜。”马索又说：“他应该去市场，一枪打死马贩子——啪！
——然后说都是季风害他行动。我就会这么干的。“他还来不及述说他对人间公义的挑战，汽车引擎声传来，一辆与小径齐宽的四轮丰田卡车开。过来，只稍稍慢了一下，给我们跳开让路的机会。是迪富尔先生，村里的杂货店老板，卢贝隆山区野猪的天敌。
爱昧野味以前，我们也看过肉店墙上高悬的野猪头，只把它当成乡间常见的怪异装饰品，没有多加注意。但是今年夏天，有那么一两次，野猪打从山区干燥的高坡上下来，喝我们游泳池的水，偷吃地里的甜瓜。亲眼看过那活生生的动物之后，我们就没法直视墙上做成标本的野猪头了。野猪色黑而壮实，四条腿比家猪长，脸上多须、神色忧愁。我们却暗祷猎人放过他们。但不幸，野猪是鲜美的野味，猎人在卢贝隆紧追它们不舍。
迪富尔先生是公认的好猎手，现代机械装备的猎户。他穿着野战服，卡车上满载火力强大的武器。当其他装备较差的猎人还在喘着气缓步爬行之时，他的卡车已经开上崎岖的山径，抵达野猪集中的高坡。车上有一只大木箱，里面装着六条猎犬，都受过严格训练，可能连续追踪兽迹达数日之久。可怜的野猪，简直没有逃生的机会。
我对马索说，这么多猎人，死追猛打野猪，实在太不人道。
“但是他们的味道真好，”他说：“尤其是幼猪、乳猪。而且，这事完全符合自然。英国人对动物太多情了。可是他们又捉狐狸。那才是神经病呢。”
风更强、更冷了。我问马索，他认为这风要吹到几时。
“一天，一星期，谁知道？”他包斜着眼我：“你不会想自杀吧？会不会？”
我说，很抱歉让他失望，但我很好，很开心，正期待着冬天和圣诞节的来临。
“圣诞节过后，常常发生谋杀案，”他说这话的语气，好像在盼望爱看的电视节目——“季风自杀事件”的血腥续集。
回家的路上，我听见枪声。希望迪富尔失手没打中。不管我住在此地多久，我大概都没法成为真正的乡下人吧。如果我喜见满地乱走的野猪胜过盛在盘子里的猪肉，我大概也就没法真正归化为法国人。让法国人去唯肠胃至上吧：我宁可与周围环境中的血腥气保持一点文明的距离。
这自命清高的神气维持到晚餐时分。安莉送了一支野兔给我们，我妻蘸着香料和芥末烤了它。我连吃了三盘。掺和着兔血的浓醇肉汁，棒极了。
橄榄油磨坊苏里瓦夫人，“伊凤阿姨小馆”的80岁主厨，向我们谈起她心目中普罗旺斯最好的橄榄油。关于这件事，她当然比任何人更有资格谈。她不仅是出色的厨师，也是橄榄油专家。她试用过所有品牌的橄榄油，而根据她的专业知识和审美眼光，雷伯谷地产的油最好。这油，她告诉我们，可以在莫桑村（Maussane—Ies —AIPilles）的小磨坊买到。
住在英国的时候，橄榄油是奢侈品，只在调制新鲜蛋黄酱的时候，舍得用上一点。在普罗旺斯，它却是日用品，多得是。我们买的是5 公升铁罐装，做菜用，浸羊乳酪、泡红辣椒吃，蘸面包、拌芦笋，甚至用来保存松露。它还可以防止宿醉。
（饮酒前吞一大汤匙橄揽油，据说可在胃壁形成保护膜，免遭过量酒精的侵蚀。）
我们像海绵般吸取橄榄油，渐渐学会分辨它的等级和风味，开始挑剔，决不上店里或超级市场买油，而到磨坊及油厂去搜购。我对于四出搜寻橄榄油的兴趣，不下于遍访葡萄园买酒。
出门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午餐怎么解决。我们如果要去陌生地方，研究地图之外，一定细读戈米氏指南。我们发现莫桑很靠近雷伯，而雷伯的博马奈餐厅我们是光顾过的；菜固然好，帐单也很惊人。莫桑的餐馆会不会同样贵呢？苏里瓦夫人拯救了我们。“到帕哈度（LeParadou ）去，”她告诉我们：“在帕哈度小酒馆吃午餐。中午以前一定要到哟。”
寒冷而晴朗的天气是美食的好天气。我们在正午前几分钟，跨进帕哈度酒馆。
扑面而来的大蒜香和燃烧木柴的气味，顿时让我们感到饥饿。长形的屋子里生着好大一炉火；屋里摆满旧大理石桌面的餐桌，还有素色瓷砖砌的酒吧。厨房里传出忙碌的刀声。这餐馆万事俱备，但是酒馆老板说，独独缺少我们的座位。
屋里是空荡荡的，可是他说，15分钟之内就会坐满。他抱歉地耸耸肩。他看看我妻，看出她脸上，被剥夺一顿好饭的悲惨表情。面对一个女子如此明显的苦恼，他心软了，安排我们坐在向火的一张桌子上，在我俩中间摆上一瓶红酒。
老顾客成群结队、吵吵闹闹地进来了，直奔他们每天惯坐的桌。不到十二点半，每个座位都坐满了。老板，也是唯一的侍者，满手端着盘子团团转。这餐馆以简单的原则经营，免除顾客点菜的烦恼。像奔牛村的“车站咖啡馆”一样，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喝什么。我们得到一份油炸脆番薯片、一份橄榄油沙拉，此外还有粉色乡下香肠切片、蜗牛蘸蛋黄酱：、鲤鱼、大蒜酱煎蛋、柔嫩的乳酪和自制的蛋塔。
这样的一餐，法国人习以为常，却能让观光客在多年之后仍津津乐道。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外籍人而言，则是又一次愉快的发现，可以留待某个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带着辘辘饥肠重访，知道自己会吃得饱饱地、身上暖和和地离开。
阳光的滋味我们抵达莫桑的橄榄油磨坊，才知来早了两个月。这一季的橄榄，要到一月才收成，那时候来买，才是最新鲜，最好的。磨坊经理说，幸好去年橄榄大丰收，至今还有存余的油。我们可以先参观磨坊，他会帮我们装。好12公升的油带走。磨坊的正式名称叫“雷伯谷地橄榄油合作社”，太长了，朴素的房子前楣几乎写不下。
房子深藏在一条小路的内侧。屋里的每样东西似乎都用油擦抹过，地板和墙壁滑不溜秋；通往展示厅的楼梯，踩在脚下滑溜溜的。几个男子在大厅内围桌而坐，往瓶子、罐子上贴合作社的金色标签。瓶子、罐子里都装着黄绿色的油——正如墙上的告示所言，纯净天然，是橄榄经一次冷压榨出来的。我们到办公室去领油。
经理用两公升装的方罐，给我们装了六罐在纸盒里，还送我们一些橄榄油香皂。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对皮肤更好的了，”他用油污的手指拍打着脸颊说：“至于这油呢，也是绝好的。你用了就知道。”
这天晚餐前，我们便试吃了。滴几滴油在涂了碎蕃茄的面包上，好像吃下了阳光的滋味。
清扫烟囱之必要客人仍不断来访，穿着盛夏的服装，希望见到宜于游泳的天气。他们总以为普罗旺斯是地中海型气候，看见我们穿的是毛衣、晚间还燃起壁炉，喝的是冬季酒。
吃的是冬天食物，他们大感沮丧。十一月的天气都这么冷吗？这儿不是一年到头都很热吗？我们说起积雪、说起零度以下的夜晚和凌厉的风，他们失望极了，好像我们拿热带气候的说辞，把他们诳骗到了北极。
普罗旺斯冬季寒冷，但日照充足。十一月底，天空晴朗湛蓝。阳光普照、万里无云，照福斯坦的说法，天气太好了，老天爷一定别有歹意。他预测今年冬天酷寒，气温会降得奇低，把橄榄树都给冻死——1976年的惨剧将会重演。他幸灾乐祸地预言：鸡会被冻僵、老人冻死在床上。他说毫无疑问会长期断电，警告我虽装了暖气，烟囱仍须清理。
“你将日夜燃烧木头，”他说：“那时候，没有清干净的烟囱可能会着火。
消防队员来帮你灭火时，如果你拿不出清扫过烟囱的证明，他们就会罚你一大笔钱。“
更糟糕的情况是万一烟囱起火导致房子烧毁，你拿不出清扫烟囱的证明，保险公司也不理赔。福斯坦让我想象那种无家可归又破产的情境，而这一切都因为烟囱没扫的缘故，他看着我沉重地点点头。
可是，我问他，扫烟囱的证明要是跟屋子一起烧掉了怎么办呢？这一点他倒没想到。我猜他很感激我提醒他另一种可能的灾难。像他这样谨小慎微、乐于悲观的人，需要有人时时添加一些新忧虑，否则会太安逸自得了。
我请了卡维隆的首席烟囱工人，贝特拉摩先生带着扫把和吸尘器来家。这人个头高大，但态度谦恭，一身是煤灰。他扫了20年的烟囱，而他扫过的烟囱，据他说，从来没有起过火。扫完之后，他开具清扫证明，盖上他污脏的手指印，祝我冬天愉快。“今年冬天不会冷，”他说：“已经连续过了三个寒冷的冬天，第四年一定不冷。”
我问他要不要去替福斯坦家清烟囱，顺便交换一下天气预测方面的意见。
“不，我从来不上他家。他太太自己清扫烟囱。”
十二月
美女月历邮差把车高速开上屋后的车库，掉转头时，神气十足地冲向车库墙，撞扁了自己的后车灯。
他好像全没注意到这损坏，径自走入院中，笑得十分开朗，招摇着手里的大信封。他直直走向吧台，手肘往台上一放，期待地看着我。
“你好啊，年轻人！”已经有很多年没人喊我年轻人了，而邮差通常也不会送信到人屋里。我有点迷惑，递上一杯他正想要的酒。
他对我眨眼。“来点茴香酒，”他说：“有何不可？”
今天是他的生日吗？他快退休了吗？他中了爱国奖券了吗？我等着他解释这么开心的原因，他却忙着讲述朋友上周打中野猪的事。问我知不知道野猪下锅前要怎么收拾才好？他把整个血淋淋过程讲给我听，从剖腹取肠到挂起晾干、肢解，以及下锅。茴香酒喝完了——这一杯，我看出并非他今早的第一杯——他让我为他添满，这才坐下来谈公事。
“我给你带来了邮局出的新月历，”邮差说：“上面注明了所有的节日，还有几张很好看的美女图片。”
他从封套里拿出月历，一页一页的翻，直翻到一个女孩子穿着一对椰子壳的照片。“哇塞！”
我说，他真是好心，竟想到送给我们。我谢了他。
“是免费的，”他说：“你愿意花钱买的话也可以。”
他又眨了眨眼。我终于弄懂了他的目的。他是来收取圣诞红包的只因没理由地到人家门口伸出手来，这才有了月历赠送典礼。他拿了钱，喝完酒，轰然驶往下一家，留下他的后车灯碎片在车道上。
我口屋时，妻正看着月历。
“你可知道，”她说：“离圣诞节只有三星期了，建筑工人还是不见踪迹！”
绝妙良策她提出一个只有细心女人想得出来的点子。她想到，显然工人们并不认为耶稣的生日是房子完工的充分必要期限。在他们看来，圣诞节就是圣诞节；不管房子修到什么地步，圣诞节总是要来，要过；要到二月，这些人才会从新年假期的游荡里苏醒。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挑个日子，邀请工人们来家开宴会，名目是庆祝完工。不过不能只请工人，要连他们的太太一起请。
这出自直觉的诡计来自于两项假设：第一，太太们因为从没看过先生在别人家的工作成绩，会很好奇地愿意来看；第二，做太太的肯定不愿见未完成的是自己丈夫负责的部分，这会让她们在别家太太及所有的人面前丢脸。回家的车上，夫妻俩可能还因此大吵一架。
真是绝妙好计。我们定下日期：圣诞节前夕，刚好是星期天。发出请帖：香摈酒会，从上午十一点开始。
不到两天，水泥搅拌器被送了回来。狄第埃和他的助手们，开心而吵闹地从上次没做完的地方继续做下去，好像中间根本没有三个月的中断。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日子总不肯来，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忽然复工。狄第埃有一次信口说道，他希望做完所有的工，再去滑雪。这是他最接近这话的谈话。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很乐意来参加我们的酒会。
我们计算过，如果每个人都来，总共有22个人，全都拥有普罗旺斯人的好胃口。
又因为就在圣诞节前，他们可能期待我们来点节庆气氛的食物，而不仅是一碗橄榄油和几片香肠。我妻开始列菜单，小纸条和备忘录满屋子都贴的是：烧兔陶罐！蛋黄酱！小比萨饼！草菇饼！徽榄油面包！要几个猪油火腿蛋糕？一张又一张的纸条，弄得我只写了两个字——香摈——的记事条显得单薄无趣。
一个寒冷的早晨，美食早点送到；是佩里格地方产的一整个肥鹅肝。我们自己烹调，加些黑色松露末，会比买熟的便宜很多。
我们打开包装纸。这只鹅生前一定肥硕如小飞机吧？他的肝真大——我捧着它放上砧板时，那肥厚、褐黄的一团布满了我的双掌。根据送来的朋友指示，我把它切块，塞进玻璃罐腌渍，又以颤抖的手指，掺些松露片进去。烧肥鹅肝，感觉像是在烧钱。
玻璃罐封好，放进盛着滚烫的大炖锅，整整九十分钟。取出放凉，送进冰箱。
不久，摆到地窖里去。妻在她的备忘录上，把“肥鹅肝”这一项画掉。
驴鸣情事时近岁末，天色仍然湛蓝，也没有英国每逢年未营造出的那种狂乱景象，叫人觉得心慌意乱的。山谷里唯一可能与节日有关的迹象，是彭赛先生家传出的奇怪声音。彭家离我们约一公里多路。我连续两天早晨打他家门前走过，都听到尖锐的叫声——不是恐惧或痛苦的叫声，倒像是出于愤怒。我想这不是人的声音，但我不能确定。我问福斯坦可曾听到。
“哦，那个，”他说：“彭赛在修整他的驴子。”
梅纳村的教堂，圣诞夜要布置一个真的马槽。彭赛先生的驴子是重要配角，当然要打扮得漂亮一点，可是它偏偏讨厌刷洗梳毛，又不肯安安静静地忍耐梳洗过程。
到圣诞夜，驴子看起来一定很体面，福斯坦说，可是聪明人都会离它的后腿远远的，因为它的后腿踢人功夫众人皆知。
村子里正在挑选扮演圣婴耶稣的人选。年龄及气质相当的婴儿都要候选；其中，整晚能保持清醒不睡，这一点最重要。因为参拜耶稣高潮，午夜才能开始呢。
除了邮差塞在信箱里的贺卡外，圣诞节仿佛还有好几个月那么远。我们没有电视，看不到那些假造欢愉气氛的电视广告。没有人高唱“欢乐颂”，没有人举办公司年终聚餐，没有不意之年、抢购年货的慌张气氛。我喜欢。妻则略有不安，好像失落点什么。怎么没有喜庆气氛？怎么没有圣诞饰品？怎么没有圣诞树？我们决定上亚维隆去采购这些。
采购一份节日气氛果然，我们立刻就看见圣诞老人了。穿着宽松的红色带环扣长裤，上身却是摇滚T 恤，戴着饰羽毛的女帽，一副假胡子。在大街上，他摇摆着向我们而来。远望他的胡子好像着了火；走近了才看出是胡须间夹着一根香烟。他罩在烟雾间，踉跄而行，吸引了一群孩子的极大注意。那么惊奇万千。
街道两旁挂满灯泡，音乐声从酒吧和商店开着的门里流泻出来。圣诞树成堆地摆在人行道上，一个男人在巷子里扯大嗓门叫卖床单。“看看这质料，夫人。
纯德拉纶（德国制人造纤维）！你挑得出一点毛病我就送你5000法郎！“一个老农妇真的拿起来一公厘一公厘的检视，那男人一把将它抢走扔到布堆上。
我们转过街角，险些撞上一只死鹿。它挂在肉店门外，眼瞪着挂在它旁边的野猪。隔着窗子，看得到里面挂着一排没毛的小鸟，脖子断了，头整齐排放在胸骨前。
这是圣诞节前特质品，7 只要6 法郎。肉贩捏紧了它们的鸟嘴，系上松叶和红带子。
我们毛骨耸然地走过去。
普罗旺斯的圣诞节无疑有其重点。从橱窗内的陈设、排长龙购物的地点看来，衣物、玩具和音响设备都不过是附带品；圣诞节最重要的事情是：吃。牡蛎、螫虾、雉鸡、野兔，馅饼加乳酪，火腿与腌肉，蛋糕与粉色香槟，令人流连忘返。
我们深感画饼不能充饥。带着圣诞树、圣诞饰品和一份节庆喜气，我们回家去。
月历两个穿制服的男人等着我们，他们那辆没有标志的车在屋外。猛一看到他们，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罪；为什么，我不知道。反正穿制服的人就会给我这种感觉。
我正寻思自己最近做了什么不忠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事，那两个人走出车来，向我敬礼。我松了一口气。法国人的繁文得节再怎么臻于艺术境界，也不会在逮捕你之前向你敬礼。
原来他们并非警察，而是消防队员，卡维隆来的。他们问可否容他们进屋，我想着不知我们的清扫烟囱证明搁到那儿去了。他们显然是来作卫生检查的，要抓出没清理烟囱的人家。
我们围餐桌而坐。他们中的一个打开手提箱。“我们给你带来沃克吕兹省消防队的月历。”他放在桌上。“你看，所有的假日都标明在上面。”
确实如此，就如同邮局的月历二样。不过，这本没有戴椰子壳胸罩的女孩，只有消防队员高楼灭火、急难救助、登山搜救，还有站在消防车上的照片。法国乡下的消防队负责所有的紧急救难工作：解救掉进山区洞穴的狗、送病人去医院，以及救火。他们是值得尊敬的。
我问是否可以捐款。
“当然可以。”
他们开收据，称我们为“卡维隆消防队之友”。又敬了一个礼之后，两个队员往山谷更深处去碰碰运气。希望不要有恶犬来进攻他们，要想让马索捐款，恐怕不比扑灭火灾容易。我可以想象到马索手持猎枪，躲在窗帘后面窥视，任由他的狗群去对付入侵者。我曾见过那些狗凶恶地爬在一辆汽车的前轮上，刨抓轮胎像刨抓生牛肉，把橡胶都咬成碎片。车里的人吓得急忙倒车离开，马索则只管旁观，笑着抽他的烟。
我们现在是拥有两份月历的家庭了，预料圣诞节前会有第三份送来；这一份，也是值得捐款的。12个月来，每周二、四、六，卫生局的勇士们都会在我家车道头上停下，收取多得不好意思的空瓶、气味不佳的厨房垃圾、狗食罐头、破酒杯，以及碎瓦破砖。他们从不退缩。不管垃圾多大、多重，清洁工总能把它扛上卡车。
夏天里，他们一定快要昏厥了；而冬天又可能冻得想哭。
这清洁工和他的伙伴，终于开着标致车来了。那车，好像是在进入汽车坟场以前，出来作最后一次郊游——两个快活而肮脏的人，用力跟我握手，吐出满口酒气。
我看到车后座有一对兔牙，几瓶香槟，于是说很高兴他们检了那么多完整的瓶子，可以换些小钱。“我们才不是想要用空瓶换钱呢，”一个说：“你该看看有些人丢些什么给我们收拾。”他做了个鬼脸，捏着鼻子，小指头翘起：“脏啊！”
他们拿了红包，高兴地走了。我们祝愿他们找到饭馆好好吃一顿，吃得一片狼籍，让别人来收拾。
地毯师傅狄第埃弯着腰，拿簸箕和扫帚清扫墙角的水泥碎片。看见这专事破坏的人形机器，从事如此细琐的杂务，真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表示他的工作做完了。
他直起身，把簸箕里的东西扔进一只纸袋，然后点燃香烟。“行了，”他说：“正常情况下，油漆工明天会来。”我们走出屋外，艾里克正把铲子、水桶、工具箱等物搬上卡车。
狄第埃嘻嘻地笑：“我们把水泥搅拌器搬走，你不介意吧？”
我说我们没有它，大约也还能过日子。他二人便推它上厚板搭的坡道，把它紧绑在驾驶座后面。狄第埃的长耳狗高仰着头，密切注视水泥搅拌器的移动过程，然后跳上车，躺在仪表板旁边。
“走了！”狄第埃伸出手，握起来像龟裂的皮革。
“星期天见了。”
油漆工第二天来完成他的工作。地毯师傅尚皮耶随后抵达。各家太太显然决定，在她们来赴我家“国宴”之时，一切都得打点好。到星期五晚上，地毯只差最后几公尺就要铺好了。“我明天早上来，”尚皮耶说：“明天下午你们便可安置家具了。”
到中午时，地毯工程铺到了最后阶段，只要把地毯塞进门槛边的木条下便大功告成。尚皮耶在地板上钻洞。就在这时候，他钻破了埋在地板下的热水管。一股水柱喷出来，像风景图片里的小喷泉。我们关上供水阀，把浸湿的地毯卷回去，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经过这一年时时召请他来处理紧急步务，他的电话号码我已经会背了，他张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也知道。
“啊呀呀。”他沉思了一会儿。“地板要撬开，我才能焊接水管。你最好通知夫人一声，会有灰尘。”
夫人上街买菜去了。她本以为回来时会看到干净整洁、铺好地毯的卧房。浴室、化妆室。结果她会大感意外。我劝告尚皮耶，为着安全的理由，他还是先回家的好。
我怕她一气之下会想杀了他。
“什么东西那么吵？”她正在停车，我迎上前去，她问道。
“是曼尼古西的钻子。”
“哦，是吗。”她不合常情的冷静，让人觉得危险。我很高兴尚皮耶走了。
满地寻找漏洞的曼尼古西，已经在地板上挖出一条战壕，我们看见那条热水管，和清清楚楚的一个洞。
“好，”他说：“补洞以前，要先确定水管有没有堵塞。你们站在那儿看，我从浴室的水龙头放水出来。”
我看着曼尼古西放水。一团脏水直喷上我的脸。
“你看见什么？”他在浴室里大喊。
“水，”我说。
“妙极了。管子畅通无阻。”
他补好管子，回家去看电视足球赛去了。我们则动手擦抹地板，互相安慰说其实不算太糟。地毯会干，灰尘沙砾也不过刚刚装满一簸箕；氢氧吹管烧出的焦痕可以再油漆过。整体来说，只要不去看那锯齿状的壕沟，这房间可算是装修好了。反正我们无法可想，再过几个钟头就是星期天了。
异国风俗我们以为十一点半以前不会有客人来，这实在是低估了香摈对法国人的吸引力。
十点半刚过，门上便响起了第一声笃笃响。一小时内，除了狄第埃夫妇之外，所有人都到齐了。他们在客厅里沿墙而坐，穿着最好的衣服，拘谨客气，不时骤然脱离墙的屏障，突袭一下桌上的点心。
充当侍者的我，负责往杯子里倒酒。这让我了解到法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另一项基本的分歧。英国人参加酒会，谈话、抽烟或吃东西，酒杯总紧握在手中不离，只有擤鼻涕或上厕所例外——做这些个需要用两只手。可是酒杯也总不会远离视线之外。法国人就不同了。你刚把杯子给他，他立刻就放下。想来是因为谈话时若只有一只手可用太不方便了。杯子于是聚在一块儿，五分钟以后便弄不清谁是谁的了。
客人们不愿意用别人的杯子，又认不出那个是自己的，便渴望地看着酒瓶。
我们另拿干净杯子给他，事情于是重演。
“古董花盆”
我正想着玻璃杯马上会用完，恐怕得拿茶杯来代替，一声熟悉的柴油引擎声传来，狄第埃的卡车开到了屋后。他和他的妻走后门进来。我知道狄第埃有一辆小汽车，他太太又从头到脚穿着咖啡色的精制软皮衣，坐在砂砾遍布的卡车前座一定很不舒服。
克里斯钦从房间那头过来，把我拉到一旁。
“我们可能有点麻烦，”他说：“你最好出来一下。”
我跟着他去。狄第埃挽着他的妻尾随在后。我们绕过屋外时，我看见每个人都出来了。
“哇！”克里斯钦指着狄第开来的卡车喊。
卡车上，平常放水泥搅拌器的空间，有一个球状的东西高1 米，宽1.2 米，用鲜艳的绿色纶纱纸包着，上面还装饰着红蓝白三色的蝴蝶结。
“是我们大家合送的，”克里斯钦说：“来，拆开。”
狄第埃献殷勤，用他的两手当马澄，香烟咬在牙齿间，毫不费力地将我妻从地面抬上齐肩的高度。她便站上了卡车。我跟着爬上去，我俩撕开绿色包装纸。
最后一片纸撕开，引来一阵掌声，还有泥水匠雷蒙尖锐的口哨声。我们站在卡车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周围仰望的脸，还有我们的礼物。
是一座古董大花盆，圆形的大盆子，一整块石头，在没有切割机的古远年代，用手工凿成的。厚厚的边，有点不规则，颜色是历经风吹日晒之后的浅灰。里面已经填满了泥土，种上了樱草。
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又是惊讶，又是感动，我们用不熟练的法文结结巴巴地努力道谢。还好雷蒙打断了我们。
“妈的！我渴死了。演讲够长了。我们去喝一杯吧。”
宾主共乐前一个小时的拘束消失了。外套都脱下来，香摈酒遭到猛烈攻击＿男人们带着他们的妻参观全屋，展示他们的工作成绩，指着标示“冷水”、“热水”的英国人的浴室龙头笑。打开抽屉试试木工做得好不好，像孩子般好奇地这里摸摸那里碰碰。
克里斯钦领着一群人，把大石盆从卡车上卸下来。八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穿着礼拜天的好衣服，把那要命的大块头弄到地面，倒也没有受伤。雷蒙太太在旁监工。“好，勇士们。”她说：“别把你们的手指头弄脏了。”
曼尼古西夫妇率先告辞。吃了许多馅饼、乳酪、水果派和香摈酒之后，他们还准备再去吃一顿午餐。可是礼节不能忽略。他们向其他客人—一道别，握手、亲脸，互祝好胃口。道别仪式花了15分钟。
其他人好像准备在这里待一整天，边吃边喝边谈。雷蒙担任逗趣的角色，说了好些笑话，一个比一个粗俗好笑。他解释过把鸽子放进冰箱以分辨其性别的方法后，歇息一会儿，喝一杯酒。
“你太太这么好的女人，怎么会嫁给你这样一个无赖汉？”
雷蒙放下他的酒杯，两手前伸，像渔夫在形容那条溜走的大鱼。他太太坚决地塞了一大块比萨饼进他嘴里，禁止他继续说下去。太阳从庭院移向屋前，午后的屋影荫蔽了院落。客人开始互相道别，握手、亲吻，时而暂停仪式，喝了最后一杯。
“来我家吃中饭，”雷蒙说，“或晚饭。几点钟啦？”
三点了。连续吃喝了4 小时，我们的肚腹不容接受雷蒙提出的邀请。
“啊，好吧，”他说：“如果你们在节食，那就算了。”
他把车钥匙交给太太，自己靠在后座，两手交扣在肚皮上，眼睛露出对下一餐的殷切期盼。他说服了另几对夫妻和他一起吃饭。我们挥手目送他们离去，回身进到空荡的家，、收拾吃空的盘子和喝空的杯子。这次聚会真得很尽兴，叫人难忘。
我们隔窗看屋外的大花盆。至少需要4 个大男人，才能把它从车库搬到后院去。
而在普罗旺斯要找四个大男人帮忙，可不是马上能办到的。他们必得先来检视要搬的东西，喝几杯酒，热烈争执一番，这才说定日期，可是到期又忘了。他们会耸肩表示歉意或无奈，但时间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也许到明年春天，盆子会得摆到适当位置。我们学着以季节为单位思考问题，而不再以天数或周数来计算。我以为普罗旺斯不会因为我们改变节奏。
肥鹅肝还剩很多，可以切成薄片，拌成沙拉。香槟酒也还剩一瓶，凉在游泳池那头的树荫下。我们往壁炉里添些柴火，想着即将来临的、我们在普罗旺斯的第一个圣诞节，会是什么情景。
飞逝年华一整年不断到访的客人，常要忍受建筑工程造成的极大不便，生活在近乎原始的状态下。现在房子修好了，清洁又干净，却是只有我二人。最后一批客人上周走了，下一批要等到与我们共度圣诞节。
我们在阳光中、在空寂的山谷里醒来。厨房的电还没接上，原准备放进烤箱的羊腿推迟了时日，我们霎时明白，今年的圣诞节大餐，我们恐怕只有冷的面包和乳酪可吃了。这怎么得了！本地各家餐馆的圣诞午餐都是好几周前就订满了。
听说有人可能吃不到饭时，便是法国人发挥最大同情心的时候。告诉他们你受了伤，或破了产，他们不是嘲笑你，便是礼貌地表示同情。但是告诉他们你在饮食上发生困难，他们会上天入地，甚至到饭馆去，为你解决问题。
我们打电话给莫里斯，毕武村卢伯酒店的老板，询问有没有人退订。没有，每张桌子都会坐满人。我们说明遭遇的困难，电话那头一阵受惊的沉默。接着：“你们恐怕得坐在厨房吃。不过尽管来吧，总可以安排。”
他安排我们坐在厨房门口，大壁炉前面的一张小桌子上，隔壁坐了喜气洋洋的一大家子人。
“我准备了烤羊腿，如果你们喜欢的话。”他说。我们告诉他，我们还曾想把羊腿带来，请他代烤呢，他笑了：“今天没烤箱真是不能活。”
我们缓缓享用了美酒佳肴，谈论着流水一般逝去的日子。还有好多东西要看，还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们的法文文法仍不正确，又夹杂着许多建筑工人的俚俗语。
亚维侬艺术节的整个活动，我们不知怎的全错过了；葛氏村的驴子赛跑、手风琴比赛、福斯坦一家八月份到下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吉恭达村的酒节。梅纳村的狗展…
…五花八门的活动一年到头在外面举行。这一年，我们太僻世独立了，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和山谷里，光是日常琐事便花去了我们大半时间和精力。这些琐事有时让我们沮丧，常常让我们甚感不便，但从来不乏味，不无聊。最重要的是，我们觉得悠然自得，如鱼得水。
莫里斯端过几杯烧酒，拖来一把椅子。
“圣诞快乐，”他用英文说，但法文立刻回到舌尖：BonneAnnee（新春如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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