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
作者：彼得·梅尔
前言
该书荣获英国书卷奖（British Book Awards ）" 年度最佳旅游书" 奖。
荣登《出版者周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英国《好书指南》杂志强力推荐。
本书是彼得。梅尔夫妇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第一年的生活实录。他们住在偏远的乡村，努力修葺终于买下的历经两百年的老房子。从一月里，咆哮直下隆河河谷的西北季风冻裂他们的水管开始，他们与当地的泥水匠、水管匠打起交道。
月复一月，他们受够了工匠们的推拖迟延。他们想出的种种应付办法则让我们捧腹大笑。一年里，他们和猎野猪的农夫、采松露的乡人及其他乡下邻居们交上了朋友，知道了操纵山羊赛跑的秘密，避免毒蛇追踪的妙法，对于打扰他们宁静生活的观光客，了愈来愈警而远之。
作者介绍：英籍知名作家彼得。梅尔曾任国际大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在广告界任职达15年之久。在事业登峰造极之时，携妻子珍妮及爱犬隐居法国南部的普旺斯地区，潜心写作。主要作品有《山居岁月》、《峦峦山城》、《一只狗的生活意见》、《有关品味》、《有求必应》、《追踪塞尚》等等。中译本序言
这本书出版以来，当地发生了一些令人伤感的变化。兰贝斯村那家餐馆的老板苏里瓦去世了，他是伊凤阿姨的丈夫，餐馆了关闭停业。苏里瓦是个可爱的老人，让人留恋，思念不已。
除此之外，普罗旺斯仍象我在书中描绘的那样：夏天，悠缓炎热而愉快；冬天，悠缓寒冷而愉快。我们在这里充实而坦然地住了三年，生活美好，光阴如金。
本书出版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可谓哭笑不得。喜的是接到很多热心读者来信，甚至有来自美丽的东方古都北京以及英国监狱的信。可是，当读者们出其不意地拥挤到我家门口台阶上时，一系列麻烦事就降临了。他们往往拿着一本书，要我签名，顺便要进屋喝水小憩。我真是受宠若惊；有时我澡洗了一半，他们便突然出现，我披着浴巾出去开门，太尴尬了。
听说法国政府准备把普罗旺斯建成欧洲的加里福尼亚，我希望这不是真的。
如果这样，就会引来成群结队的时髦人士，在这里大举土木，建造游泳池；铺网球场，身穿款式高档。色彩鲜明的运动服；手提电话不离身；节食，只饮清水。
我有一种惶惑不安的心情，法国人说不定正在期盼这种情景发生。只有寻求心灵避难所的人们，才希望普罗旺斯永远维持它朴实的本色，一如即往。
不过，现在我朝窗外望去，跃入眼帘的仍旧只是葡萄藤和连绵不断的山峦。
只听见邻家农夫由于除草机失灵，脱口而出的咒骂声。到了中午，他会回来吃午饭，让他的妻子去修理这机器。可他自己却带着心爱的猎狗到森林去打猎。
今年夏季干旱，森林惨遭一场火灾，鸟兽大都逃到下阿尔卑斯山去了。然而，猎人总迷信自己运气好。再者，就算找不到一只野兔或飞鸟撞上枪口，总会有明天吧！
圣诞节临近，预订野味，鹅肝，鲜菇的时机已到。也是下定决心，圣诞夜亲赴邻村做子夜弥撒的时候了，那里的主持神父，每年都会在村中挑选一个可爱的初生婴儿扮作圣婴。三年来我们每年都说要去，可每次都让丰盛的圣诞大餐和温暖的火炉缠住了双脚。我们总是饭饱酒足，睡眼朦胧，神志迷离地把头伸出窗外，在清冷的空气中，仰望天空，天空正如圣诞树那样星光灿烂，耀眼夺目。
此情些景，我们为能入往这般美丽福祥的地域，深感三生有幸，值得自豪。
今年大约又会旧事重演。
——彼得·梅尔
一月
圣诞前夜的佳肴大餐这一年，是人一顿午餐开始的。
每年圣诞前夜，那样的暴饮暴食。狂欢作乐，常让人觉到末日将临，让人不期然生出太多时光不再来之感慨。听说几公里年的来柯村（Lacoste ）有一家喜满餐厅，特制六道大菜的除夕午餐，还供应粉红色香槟酒，我们便觉得以这样的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揭开未来十二个月的序幕，是要可喜多了。
刚刚十二点半，用石块砌成的小餐馆已经客满。有些顾客简直全家出动，看起来非常饥饿，从他们丰满的体态判断，每天恐怕要花两三个小时在餐桌上，目不转情。心无旁鹜地努力进食。
餐馆老板体型庞大，却练就了一身绝技，能够在桌与桌间穿梭往来。今天是特别日子，他身穿橄榄天鹅绒上装，打着蝴蝶结，山羊胡子用发腊梳理得油光可鉴，宣读菜单时胡尖抖动不已：肥鹅肝，奶油龙虾，脆饼牛肉，徽榄油沙拉，精选乳酪，还有各式各样的入口即化、美不胜收的甜点。他像是在每张餐桌前表演美食咏叹调，不时亲吻自己的指尖，我想，他的嘴唇怕都要磨出泡来了。
饭前开胃酒在相互祝福声中一饮而尽，餐桌上一片祥和、宁静，大家全神贯注地瞅着新端上来的美味。
我和妻边吃边想，前些年的新春，我们都是怎么过的：通常是在英国，密云压顶、阴狸竟日。哪能想象同一时季的这里，却是阳光普照、天色蔚蓝？而据本地人说，一月的天气经常如此。毕竟，这儿是毕加索画笔下的普罗旺斯。
过去，我们也经常以观光客的身分，来这里享受两。三周温馨明朗的阳光。
可惜一年才一次假期呀。假期结束，就得回去，我们总是极不甘愿，顶着晒脱了皮的鼻头向自己发誓：总有一天，要定居于这里。在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雾气迷演的夏季，我们不时谈论，怀着无限向往，瞧着乡下农场和葡萄园的图片，梦想早晨在斜身入窗的阳光中醒来。
现在，连自己也不敢相信，梦已成真。我们在普罗旺斯买了一座房子，勤学法文，向过去的一切说再见，把两条狗运来，在这里侨居，做起外国人来了。
阳光下的石屋事情发生得很快——可说是一时冲动——原因是那座房子。我们在下午的斜阳下看见它，当天晚餐时分，我们的心灵已经提前入住了。
石头房子位于乡村道路的上方，介于两座中世纪山村之间。门前一条土径穿越樱桃树林与葡萄园。这是一间农舍，用本地所产的石头材料建造，两百年的沧桑风雨，日晒寒潮把它染成似灰似黄的颜色。18世纪初建时，只有一间卧房；随着人畜的增加，向四面扩建，蔓延开来。终于变成三层楼高的不规则形状。然而每一部分都十分结实，连从酒窖盘旋而上顶楼的阶梯都是整片整片的石板铺成。
墙壁大约有一公尺厚，据说是为了防风——此地的西北季风。他们说，这风能吹掉猴子的耳朵。
屋后是有围篱的小小院落，院落的尽头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游泳池。屋前屋后总共有三口井、几棵树荫庇地的大树、一丛一丛的迷迭香，还有一棵巨大的老杏树。在午后阳光的掩映下，半开半闭的木制百叶窗像是昏昏欲睡的眼睑，这房子有不可抗拒的魁力。
石屋暂时还没有受到改建热潮的骚扰。法国人有一个弱点：只要建筑法规许可，他们就四处盖别墅，尤其是在风景优美未经文明污染的乡间；有时法规不允许他们也照盖不误。
老市集艾普（Apt ）附近就有这种急就章式的水泥盒子，水泥的颜色是奇特的铅粉色，不管季节怎么变换它都是铅粉色的。法国乡间未经政府特别保护的地区，很少不遭此劫。我们这座房子正有妙不可言之处；它在国家公园区内，而国家公园是法国人的圣地，严禁乱建。
紧邻屋后，卢贝隆山拔地而起，最高处1000公尺有余，由西至东婉蜒64公里。
杉、松、橡树密覆其上，四季常绿。浓荫之下，岩石之间，野花。跨香草，叫不上名称的草类遍地葱葱茏茏。天清气朗之时，从山顶眺望，北边是下阿尔卑斯山（Basses－Alps），南面是地中海。一年里一大半的时间，在山区散步不达八九个小时，可能都见不到一辆车甚至一个人。这等于后院扩充了98，800 公顷自然公园，谁能说这里不是狗儿的天堂，隐居者的天然屏障。
我们发现，在乡间，邻居的意义远非城市。住在伦敦或纽约的公寓里，你可能经年不与相隔不过15公分，生活在墙壁另一边的人搭汕。可是在乡下，最近的邻居也许离你几百公尺，却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你，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你刚好是外国人，在当地人眼中有点儿怪异，他们对你的兴趣就更高了。
如果你家的近邻若又是一块与邻人唇齿相依的农地，你很快便会明白，你的一切态度和决定，都直接影响另一个家庭的生计。
卖房子给我们的那对夫妻，介绍我们认识新邻居，共进一顿长达五个小时的晚餐。大家都充满善意，只可惜他们说的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当然，说的是法文，但不是我们在课本上学、跟着录音带念的法文。是一种含混、高亢的乡音，从喉咙深处发出，通过鼻腔时升高，加上浓重的卷舌音，把音节都粘在一起了。
本来用正常的说话速度，并且不外加装饰音的话，倒也不成问“题，偏偏他们像机关枪发射子弹一般，还要在句尾多添一个母音，以至于”要不要再来一点儿面包“这样一个初级法文第一课就教的句子，我们竟然听得一头雾水。
幸好，邻居们究竟说了些什么虽然是一团谜，他们的乐天和善良却显而易见。
像安莉这位皮肤黝黑的漂亮女子，脸上总挂着笑容，说话如短跑选手，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句尾。她的丈夫福斯坦个头很大，人却温和，举止从容，言语略略舒缓。他在此山谷生长、生活，也准备终老于此。他的父亲安德烈老爹住在他隔壁，80岁那年还猎得一头野猪，现在则已经告老封刀，只骑着脚踏车在山里转转。
每周两次，安德烈老爹会踩着自行车到村里采办点杂货，顺便交换交换情报。
这家人似乎很奋发向上。
他们对我们特别关注，不只因为是邻居，还因为也许可以合伙。这一点，我们透过浓浓的烟草味和更浓的乡音，总算弄明白了。
原来我们连房子一起买下的六亩地，种满了葡萄。以前，都是依照传统的租佃法，地主出资金买新品种葡萄藤和肥料，佃农负责耕作。采收之后，佃农拿利润“
的2 ／3 ，地主得1 ／3.如今土地转手，契约要重订，福斯坦所说的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在卢日隆山区买房地产，是当作别墅，度假或招待朋友；本来很好的农地，便成了精巧的花园，甚至有人挖掉葡萄藤，改建网球场——这在当地农民看来简直是亵读神明的事。
网球场！福斯坦不敢置信地耸耸肩膀，眉毛也以一致的角度挑高，思索着以珍贵的串串葡萄换取在炎阳下追逐一粒皮球的乐趣这种奇怪的想法。
他不用担心。我们爱葡萄藤，爱看它们以规律的姿态随山壁伸展，爱看它们由春天的鲜绿变成夏天的深绿再变成秋天的黄与红，爱在剪枝的季节看燃烧枯枝的蓝烟，爱在冬天看剪后的藤几立在空旷的土地上——它们本就该在那儿，网球场和景观花园本不该有（就这点而言，我们的游泳池也不该有，可是至少它没有夺取葡萄藤的空间）。
再说，葡萄可以酿酒。我们出租土地，可以收取现金，也可以换算成酒。不好不坏的年份，我们可以分到将近1000公升好滋味的红葡萄酒和香摈。因此我们用那不怎么灵光的法语坚定地告诉福斯坦，我们很愿意续约。
微笑在他脸上荡漾开来，知道彼此会处得非常好。说不定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听得懂对方的话呢。
普罗旺斯的季风岁月喜满餐厅的老板送我们出来，站在店门口对我们道新年好。我们站在狭窄的街道上，全身闪耀着阳光。
“不坏吧，啊！”他穿着一件本村自制的天鹅绒衣服，萨德侯爵（MarquisdeSade）
城堡的废墟从他身后的山上俯视着他，更高处是湛蓝湛蓝的天空。他把手那么随便一挥，像在介绍自家庭院的一角：“能住在普罗旺斯真是福气。”
确实，我们想，一点没错。如果冬天就是这样，我们从英国带来的那些严冬行李，那些靴子、大衣和厚毛衣，都不需要了。我们开车回家，暖和和的，肚子里装满了刚吃下去的美味，盘算着什么时候可以下水游今年第一次泳。想到那些可怜的英国家伙正忍受寒冬的煎熬，不禁窃窃自喜起来。
其时，在千里之外的北方，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正加速进行最后一段旅程。我们听说过西北风劈开电线杆，甚至把老太太吹到水沟里去的事。当它犹如厉鬼一般挟。呼啸之声穿门过户，人畜皆为之惊恐时，能导致家庭失和。工作无心、牙疼头痛——总之凡是不能怪罪政府的问题，普罗旺斯人都以一种被虐待狂似的语气，骄傲地说是冬季狂风造成的。
高卢人（法国）爱说笑。我们暗想，他们若领教过英伦海峡那头的强风和几乎像鞭子打在脸上的雨，就不会这么自夸自擂了。他们描述季风的可怕时，我们假装害怕，其实心里偷笑。
当这年第一场季风咆哮直下隆河河谷时，我们全无准备。风灌入我们新宅的西翼，掀起屋瓦，抛进游泳池。一扇没锁好的窗子也被吹掉。气温在24小时内骤降20℃；先降到零度，然后零下6 ℃。马赛气象局测到风速达每小时180 公里。
老婆大人不得不穿着大衣做饭，我则戴着手套打字。我们不再谈游泳的事，倒开始考虑要不要装中央系统暖气。一天早晨，传来像是树枝折断的僻啪声。水管受不了水冻结为冰而带来的压力，一根接一根地爆裂了。爆裂的水管塞满冰块，膨胀地悬在墙上，曼尼古西先生用他水电工的专业眼光，仔细研究。
“啊呀呀，”他说：“啊呀呀。”他转向小学徒：“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孩子。管没包隔温材料。这种管子，在坎城、在尼斯，都还可以，可是这儿……”
他的舌头弹出不赞同的一响，一根手指在学徒的鼻子前左右摇晃了一下，强调地中海岸的暖冬和此地的严寒可不一样，还把头上戴的羊毛软帽拉下来盖住耳朵。
这人短小结实，照他自己说的，天生是做水电工的料，因为他可以挤进很小的空间。
在等候学徒准备乙炔焊枪之时，曼尼古西先生对我们发表了第一场演讲。以后这一年里，他又陆续发表多场，而我听讲的兴趣也愈来愈大。今天他讲的主题是：从地球物理学分析普罗旺斯的冬天为什么一年比一年冷。
连续三年的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寒冷，颇有年轮的橄榄树都冻死了。普罗旺斯流传一句话，说只要太阳一不露脸，不幸就要降临。这是为什么？曼尼古西克先生给我两秒钟思考这个问题。接着演讲正式开始。他时不时用手指在我面前摇晃，确定我专注聆听。
他说，西伯利亚刮来的风，速度显然加快了，抵达普罗旺斯所需的时间也就比以前短，中间来不及变暖。至于风速加快的原因？他颇具戏剧效果地停顿了一下说：是地壳的结构改变了，就这么回事。从西伯利亚到本村之间。有些地方变得平坦了，风直往南吹。这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可惜第二讲（有关地壳何故变平坦部分）被又一声水管爆裂声打断，课程暂停，先进行吹氧焊接艺术工作。
沉睡的山谷天气对普罗旺斯居民有明显而迅速的影响。他们期望每天都是晴天。否则，便怏怏不乐。雨对他们简直是一种冒犯。下雨天他们在咖啡馆里摇头叹气，忧虑不安地仰望蓝天，仿佛蝗虫将随雨落下填满人行道上的泥坑似的。如果除了下雨之外，还要糟糕地降到冰点以下，效果就更惊人，几乎所有的人都足不出户。
寒意徐徐挺进一月，镇上和村里逐渐寂静无声。原本一贯拥挤嘈杂的每周集市，只剩下少数勇敢的摊主守着，为了生活甘冒冻伤之险，在寒风里跺着脚，不时啜一口酒。顾客则来去匆匆，买了就跑，连找回的零钱也顾不得数。酒吧门窗紧闭，在闷死人的房间里做生意。马路上游手好闲的人一个也没有。
山谷冬眠了。我想念每天像时钟般传来的声音；清晨，福斯坦家的公鸡报晓；中午，农夫驾着雪铁龙小货车回家吃午饭，车子疯狂叫嚣，仿佛车上每一颗螺丝钉、每一个零件都想要脱离铁皮逃去似的；午后，猎人巡狩对面山坡，忽见猎物，乱弹齐发；还有远处树林里电锯发出的悲吟，以及农场内群狗每逢黄昏和黎明唱出的情歌。
现在只有沉默。山谷里好多个小时万籁俱寂，我们不禁好奇起来；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呀？
福斯坦，我们知道，像个杀手般在巡七邻近农场，遇见野兔、野鸭、野猪、野鹅什么的，就一刀割断它们的喉咙，好做成腌肉之类的。对于这位心地慈悲，把狗都宠坏了的人来说，这副业似乎不合本性。但他显然技术高超、动作敏捷、而且像每一个道地的乡下人一样，绝不手软心慈。我们也许会把兔子当成宠物，或对一只鹅产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都市，在超级市场买东西，肉类都是在很远的屠宰场处理好了的。包装好的猪肉块看起来干净又抽象，与温热肮脏的活猪毫不相关。可是在乡下，死亡与晚餐之间的关连那样直接冷酷。以后有很多次，我们不得不感谢福斯坦在冬季兼营的这项副业。
其他人又在做什么呢？大地冻结，剪过枝的葡萄藤进入休眠，打猎也嫌太冷。
他们都去别处度假了吗？不，绝对不会。他们可不是冬天去滑雪或驾船出地中海的那种乡绅。以前我们一月间来，看到他们假日就是待在家里，吃很多好东西，再好好睡个午觉，等待漫漫冬日过去。以前我们一直不懂，为什么这里那么多人生日是在九月或十月，忽然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闪现脑海：他们都忙着在家里制造孩子呢。
普罗旺斯人做什么都依节令，每年的头两个月想必是的吧。我们从不敢问。
寒冷的一天别具情趣。地面空旷宁静，空气清爽干燥，有一种普罗旺斯冬天特有的气息，随风忽隐忽显。在山间散步，我常能在看见一座屋舍之前，先嗅到它的气味——是烟囱飘出的柴火味，一种生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气味，却是城市人久违了的。受限于消防法规和室内设计师的安排，都市里的壁炉不是被堵死就是变成特意留下的建筑景观。普罗旺斯人用壁炉来烧烤、围聚。取暖、感受幸福。炉火在清晨生起，终日添柴，用的是卢布隆山区采来的橡树枝或是凡图（Ventoux）
丘陵地所产的山毛械。
薄暮时分在狗儿簇拥下回家，我总爱站在山上俯瞰山谷，看农舍屋顶弯曲如丝带的缕缕白烟。这景象让我想到温暖的厨房和汁浓味厚的肉汤，而饥肠辘辘起来。
普罗旺斯的佳肴美点产在夏季：各种瓜类、桃子和芦笋、长笋瓜、茄子、胡椒、蕃茄、蒜泥蛋黄酱、蒸鱼、橄揽沙拉、鹈鱼、鲔鱼、莴苣马铃薯片拌白煮蛋，还有新鲜羊乳酪。这些都是我们在英国餐馆里，盯着菜单上仅有的几样选择时，可想而不可及的回忆。
我们从没想到，普罗旺斯冬季的食物如此丰富，美味可口。
美丽的漫长晚宴冬天的菜肴是乡下食物，结实、长力气、能保暖，让你饱饱地上床。冬天的菜不好看。也许时髦餐馆里用漂亮盘子装的、份量很精美的菜好看，可是天寒地冻的晚上，季风凛烈刺骨，谁愿意出去呀？有天晚上邻居请我们过去吃饭，短短一段路程，我们以赛跑的速度冲过去。
进了人家屋门，壁炉散发的热气立刻雾蒙了我的眼镜。我看见大餐桌上铺着桌布，安放了十个座位；亲戚朋友都观望着我们的到来。电视机在屋子的一角碟碟不休，收音机从厨房里竞相响彻。客人到后，主人把成群的猫狗嘘出门外，一转身，它们又随同下一位客人悄悄进屋了。主人家端了一盘饮料来，给男人喝茴香酒，女人喝甜葡萄酒。满屋子的人都在抱怨天气。有人问，英国有这么冷吗？
我回答：只有夏天才会。他们一定没听懂，以为我说的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才有人笑出声来，解了我的围。座位的安排又引发了好一阵争执——我也弄不清他们是争着要坐在我们旁边还是离我们愈远愈好。我们先坐下了。
这是我们永远难于忘怀的一顿饭，或许应该说是好几顿饭；因为其丰盛漫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第一道菜是自制比萨饼——不是一块，而是三块，上面分别铺满鱼酱、蘑菇和乳酪，每个人都有义务各吃一块。餐桌中央摆了一大篮面包，撕下面包来把盘子擦干净，下一道菜跟着上了：兔子馅饼、野猪肉馅饼。又上了一道菜，以猪肉做底，上铺水果布丁；一碟香肠切片，点缀着胡椒粒；一种甜味小洋葱，蘸新鲜蕃茄酱吃。盘子再次擦干净，鸭子端上来了：鸭肉切成长条形，成扇状排列，浇着油亮的酱汁——这种新式菜肴，是别处见不到的。我们吃了整块胸肉，整条鸭腿，蘸着浓黑的肉汁，配上野菌子。
好不容易吃完，我们往后一靠。却近乎惊慌地看见主人又收拾净了桌子，一只巨大的烘盘端上桌来；女主人精心特制的红酒洋葱烧兔肉，料酒是特选最醇最厚的佳酿。我们小心翼翼地要求分一小块便好，主人满面笑容，并不理会，我们只好吃了。我们吃了油炸土司拌蔬菜沙拉，吃了胖大的羊奶乳酪面包，吃了主人家女儿做的杏仁奶油蛋糕。那天晚上，我们是为英国而吃。
随咖啡一起上的，还有几瓶本地自产的“助消化酒”。我很愿意喝，只是肚子里实在一点空隙也没有了。然而主人的盛情又不容推辞。他一定要我尝一种调合酒，是根据11世纪下阿尔卑斯山区僧侣的配方制成。倒酒时，主人要我闭上眼睛；再睁开，只见一杯浓稠的黄色液体放在面前。我绝望地环顾全桌，每个人都望着我，既不可能偷偷喂给狗儿，也没办法顺着裤腿流进鞋子里去，我只好一手紧抓桌缘以防不支倒地，一手持杯，闭着眼睛往喉咙里灌。
没有东西出来。原本以为会使我麻本不仁，至少舌头也会烫伤；喝下的却只是空气。这是一只魔术杯，而我竟是成年以来第一次因为少喝一杯酒而深感宽慰。
旁观的人们笑声停歇之后，真正的劝酒再次构成威胁，好在猫咪救了我们；它窝在一个大衣柜上面，为了追赶一只飞蛾，它从柜顶一跃而下，跳在餐桌上咖啡杯和酒瓶之间。这显然是起身告辞的适当时机。
我们漫步回家，挺着肚皮，居然忘了天气的寒冷。回到家已无力说话，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
美食家传统就算依普罗旺斯标准，这样的一餐也绝非寻常家宴。在土地上工作的人通常中午饭吃得比较丰盛，晚餐则简单。这种习惯健康又合理，我们却做不到。我们觉得丰盛的午餐只会让晚餐的胃口更好。不过，这一定与我们住在盛产美味食品、居民精通饮食的地方脱不了关系。就拿肉贩来说吧，光卖肉给你他是不会满意的；尽管排队等着买肉的人很多，他仍要长篇大论告诉你，这肉要怎么调理、上桌时用什么餐具，搭配哪些食物和饮料等等。
第一次遇到这情况，是我们上艾普村去买小牛肉，准备炖一锅普罗旺斯式肉汤。
有人指点我们去旧市场找一位肉贩，说他是个大行家，做事又认真可靠。他的店面很小，妻子则又高又大，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可热闹了。他专注地听我们说明想做这道名菜；我觉得他好像已经听说过此事了。
他仿佛义愤填膺，拿出一把大刀来使劲地磨，我们吓得后退一步。
我们真是问对了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堪称本地区炖肉汤的第一高手。他的妻在旁仰慕地点着头。怎么着，他在我们眼前挥舞着那25公分宽的利器说，他还写过一本关于此菜的书呢，详尽介绍20种变化做法。他的妻再次点头，像是首席外科医生身旁的资深护士，负责在手术中递刀子给他。
我们敬佩不已的样子一定赢得了他的赞许，因为他接着就切下了一大块小牛肉，语气也变得权威专横。他把肉切成小方块，另装了一袋子切碎的草药，告诉我们到哪儿去买最好的辣椒（要四根绿的一根红的，配起来才好看）。他把做法复述了两遍，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才罢。
普罗旺斯的美食传统根深蒂固，独到的烹调技艺往往来自意想不到的人士。
我们慢慢习惯了法国人对食物的热情，就像美国人对体育和政治热心一样。
话虽如此，当我们听到擦地板的巴诺先生头头是道地评论三星级餐厅时，仍不免大吃一惊。巴诺每天来为我们清洗石质地板，打从一开始就看得出他对于自己的口腹决不草率从事，每天中午准十二点，他会换下他的工作服，到附近一家餐厅去消磨两个小时。
据他评断，这家餐厅的菜比较可口，但是当然比不上雷伯镇（LesBaux ）的博马奈餐厅。博马奈餐厅经米什兰（Michelin）评定为三星级，在戈米氏指南（GauIt 一MillauGuide ）的20级评分表中则列为17级。他说，他在那儿吃过鲜美异常的鲈鱼。还有何安（Roanne）的特理瓦餐厅菜色也极佳，只不过位于火车站对面，房屋建筑不如博马奈美观。特鲁瓦是米什兰评定的三星级，戈米氏评为19.5级。
就这样，巴诺一面跪在地上刷洗地板，一面向我们评价法国最昂贵的五到六家餐厅，都是他每年出外旅行时亲身造访过的。
他也到过英国，在利物浦的一家旅馆里吃过烤羊肉，那肉色灰灰暗暗，吃起来不够热而且没味道。当然啦，他说，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宰羊要宰两次；第一次屠宰时夺去生命，第二次烹任时则夺去滋味了。我见自己国家的烹调术遭到如此侮辱，大感脸上无光，只好悄悄退出，留下他在洗洗刷刷中梦想着下次去何处旅行和饮食。
隐居的猎人天气仍然严寒。但在刺骨的寒意中，夜晚星光格外灿烂，日出更是胜景。
清晨，太阳显得异常的低而且大，迎着晨曦走去，远山近树不是一片明亮便是阴影朦胧。狗儿们遥遥跑在前方，我听到它们的叫声。过好一阵子才看见引起它们吠叫的原因。
树林里有一处地层下陷，成深碗形。上百年前曾有个不明状况的农夫在里面盖了一座房子，由于四周林木葱茏，房子总是阴阴暗暗的。我多次路过，总见门窗紧闭，唯一有人居住的迹象是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屋外的院子里，两只大狼狗和一只黑色杂种狗在那里徘徊、咆哮，揪扯着锁链，要阻止任何人或动物经过。
这几条狗凶恶难惹，有一只曾经挣脱索链，把安德烈老爹的腿咬开一条大口子。
我们的狗儿，在温驯小猫面前神气十足，一旦面对那些不怀好意的利爪，却明智地退却，养成绕道而行的习惯。它们现在站在山道陡坡顶上，神经紧张地吠着，似乎在熟悉的领域内遇到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
我登上陡坡，晨曦耀眼夺目，但仍能辨出树林中一个人的身影，他的头顶笼罩着一圈白雾。狗儿们在安全距离之外喧哗地监视着他。我走上前，他伸出一只冰冷僵硬的手。
“早安，”他从嘴角抽出一截烟蒂，自我介绍：“姓马索，名叫安东。”
他一身军装，泥污斑斑驳驳的迷彩外套，野战军帽，子弹带斜挂肩上，一支猎枪。他脸上的肤色和纹理恰像一起匆促起锅的牛排，鼻锋突出，下面是凌乱的。
被烟熏黑的山羊胡子。赤黄的眉毛紧漫着，遮蔽了部分灰蓝的眼。笑起来，露出一口烂牙，能让最乐观的牙医感到绝望。话虽如此，他却给人一种特别温和亲切之感。
我问他打猎的成绩如何，“一只狐狸，”他说：“可是太老啦，不能吃。”
他耸耸肩膀，点燃了另一支烟，在清晨的空气里散发出篝火的气息。“不过，”
他说，“至少它不能招惹我的狗夜里吵个不休了。”他朝树林里那座房子点了点头。
我说他的狗好像很凶，他笑笑。
“顽皮而已，”他说。
“那怎么会有一只挣脱索链，咬伤了老人家呢？”
“呢，那个啊，”他摇摇头，像是触动了痛苦的回忆。“讨厌的是，”他说，“顽皮的狗绝不能疏忽不管。而且那件事是老人的错。真是一场大祸。”
一时间，我以为他在为安德烈老爹受伤的事遗憾。老爹那次伤得可不轻，到医院去打了好几针，也缝了许多针。可是我错了。马索真正遗憾的是他不得不买一条新索链，狠心的锁匠竟然敲诈了他250 法郎。这痛苦比狗咬的齿痕更深。
为了不让他继续伤感，我换了个话题，问他难道真的吃狐狸肉？他似乎很惊讶有人问这种笨问题，瞪了我好几秒钟没回答，好像怀疑我在开玩笑。
“英国人不吃狐狸肉吗？”
“不吃。英国人会穿着猪装，带几条狗，骑上马去追逐狐狸，追到了、就砍掉它的尾巴。
他的头微微昂起、不以为然的样子：“好奇怪呀，这些英国人。”接着，他兴高采烈地用夸张至极的手势说明文明人对付狐狸的方法。
马索的独门技艺首先，找一只年轻的狐狸，要准确命中头部，因为头部我们不吃。子弹若打在狐狸身上可食用部分，会造成伤口——马索展示他那只狐狸身上的两个弹伤——而且变硬不好吃。
剥去狐皮，肢解成数块。马索作了个用手砍下自己大腿的动作，又做了几个拉扯手势，来描绘取出内脏的过程。
清理好的狐肉，放在流动的冷水中浸泡24小时，除去狐骚味。擦干后用袋子裹起，在屋子外面吊一夜，有霜的夜晚尤佳。第二天早晨，把狐肉放入砂锅，淋上狐血和红酒混合液，加入药草、洋葱和蒜头，文火慢炖一两天（马索道歉说他不能确切地说是一天还是两天，因为那要根据狐狸的大小和年龄而定）。
很久以前，吃狐肉要配面包和炸薯条，现在时代进步啦，改良式炖锅能把肉烧得不油不腻，只需配马铃薯即可。
马索说得神采飞扬唾沫四溅。他告诉我，他独居在这里，冬天里很少有人作伴。
在山里过了半辈子，他现在考虑是不是要搬到村子里去住，跟大伙儿在一起。
当然，这座房子漂亮，安静，冬季季风吹袭不到，夏天正午的炎阳也晒不到，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年快活日子，要离开真舍不得，会让他心为之碎，除非——他凝视着我的眼睛，灰蓝色的眼睛诚恳得透出泪光——除非是看在我面上，让我的朋友买下它。
我向下望，看见那摇摇欲坠的建筑零乱地矗立在树影之中，三条狗拖着链条无休无止地来回踱步。我想，在整个普罗旺斯，只怕再难找到比这座房子更让人不愿意住的了。没有阳光、没有风景可以眺望，而且内部一定既潮湿又阴森。我答应马索会把这事放在心上，他向我眨眨眼睛。“100 万法郎，”他说：“最低价。”另外在他离开这天堂角落之前，我若想知道有关乡村生活的任何细节，他都愿倾心相告。他熟悉森林里的每一寸土地，蘑菇长在何处，野猪到哪里喝水，打什么猎物用哪一种枪，如何训练猎大等等，他没有不知道的。只要我问，他全可以传授给我。
我谢了他。“没什么”他说着，便蹒跚地下了坡，向他那值100 万法郎的住处走去。
我告诉村子里的一位朋友，我遇见马索。他笑了。
“他有没有教你怎么烧狐狸？”我点点头。“他有没有向你推销他的房子？”
我点点头。
“这个牛皮大仙，满嘴胡说八道。”
我倒不在乎。我喜欢他，觉得他充满幻想，专门提供高度可疑的情报，可以带领我欣赏山村实务。科学方面的事情又有曼尼古西先生负责，现在我只需要一位领航员，引我渡过法国官僚机构浓雾迷漫的水道。这水道之错综幽深，迂回曲折，足以让一颗芝麻绿豆膨胀成拦路巨石。
法兰西官僚模式买房子时，手续繁杂冗长就该让我们心生警惕了。我们要买，房主要卖，价钱双方同意，事情不是很简单吗？可是，我们却马上被迫参加了法国人爱好的搜集文件运动。需要出生证（明确证明）我们的存在；需要护照说明我们是英国人；需要结婚证书才能用两个人的名义合买房屋；要前次婚姻的离婚证书用以确定目前的婚姻有效；提具文件证明我们在英国有地址（我们的驾驶执照上明明白白写着地址，却被判定证据不足；有没有更正式的文件，像是电费收据之类的，可以证明我们真的住在那儿呢？）。雪片般的各式证明文件于是在英国与法国之间飞来飞去，资料巨细靡遗，只差没要血型证明和指纹打印。终于地方检察官把我们一生的纪录都搜罗到一个档案夹里，房子可以过户了。
我们受到官府这等盘查，是因为我们两个外国人要买法国的一小部分房产，国家安全不可不谨小慎微。比较不重要的业务应该办得快些，文件也不要那么多了吧？
我们于是去买汽车。
是很普通的雪铁龙双门式轿车。这型车25年来很少变更设计，因此每一个村落里都找得到它的零件，它的机械构造不会比缝纫机复杂多少，任何一个稍懂技术的车手都能修护。它又便宜，最高速度不会太快，除了防震弹簧像是面粉做的，坐在上面会晕眩之外，它相当漂亮又实用，而且汽车公司刚好有现货。
业务员看着我们的驾照：全欧洲共同市场国家通用，公元2000年以后才到期。
然而他耸耸肩，万分抱歉地抬起头来。“不行。”“不行？”我们拿出秘密武器：两本护照。“不行。”我们东翻西找各种文件。他会要什么呢？结婚证书？
英国那边的电费收据？都不是？我们问他还有什么，除了钱之外，还要什么，才能买到车呢？“你们在法国有地址？”我们取出地址，他小心翼翼地抄在发货单上，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第三张复写纸看不清楚。“你能证明这是你们的住址吗？有没有电话费帐单？水电费帐单？”我们解释说，因为刚搬进去，还没收到任何帐单。他则说，要有地址才能发执照。没有地址就没有执照，没有执照就没有车。
幸好，他推销员的本能压倒了对官僚主义的偏好。他倾身向前，提出了一条解决之道。只须提出房屋买卖契约书，一切便可圆满完成，我们可以有车了。契约书在律师那儿，距汽车公司约10公里之遥。我们跑去拿了来，耀武扬威地放在他桌上，另附支票一张。好啦，可以把车开走了吧？“可惜，不行。”我们得等支票兑现，这大约需要四五天时间。为什么本地银行开的支票需要那么久才能兑现？我们能不能一起到银行去，当面弄清楚存款够不够？不行，现在是中饭时问。
法国在两方面领先全球——官僚主义和美食主义，两者结合，给我们营造了困境。
这次经验让我们变得有点神经质。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出门一定携带所有证件，见到任何人都赶紧出示护照和出生证明，也不管对方是超级商场的收银女郎，还是帮我们运酒上车的合作社老头，而对方也总是对我们的文件甚感兴趣，因为证明文件在这里是神圣而值得尊敬的。
不过他们也不懂我们为什么带着证件到处跑；是不是在英国都得这样呢？英国真是太奇怪，太乏味了。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只能无奈地耸一耸肩。
朦胧春意一直到一月底，天气才渐渐变暖了。我们期待着春天，而我，更急着想听听专家怎么预测。我决定去请教那位林中贤者。
马索持着他的胡子，沉思。是有春天迹象可循，他说。老鼠能比精密的人造卫星更早察觉出春天的到来，而这几天，他家屋顶下的老鼠异常喧闹。有一天晚上吵得他简直睡不着觉，朝天花板开了两枪才让它们安静下来。呢！可不是吗。
还有，新月就要出现了，每年这个时候，新月也常常带来变化。根据这两个明显的预兆，他预测今年的春天来得早，也来得暖。我听了急忙赶回家，看院子里的杏树有没有开花的迹象，并且考虑是不是该清洗游泳池了。
二月
冰封雪理的日子我们订了一份《普罗旺斯日报》。第一版通常刊登本地足球赛的成绩啦，地方小政客不着边际的谈话啦，扣人心弦的超级市场抢劫案啦（抢案发生在卡维隆Cavaillon ，此城素有“普罗旺斯的芝加哥”之称）。有时候。
还会有关飞车党飘车致死的惊心动魄的描述。
二月初的一天，寻常新闻全都消失不见，头版头条与体育、犯罪、政治等一概无关。
“雪封普罗旺斯！”标题赫然醒目，字里行间隐藏着一分喜悦。天气反常，各种意外事故时有发生，雪埋汽车，母子受困一夜安然无恙；老人冻僵，幸得邻居助人为乐伸出援助之手；登山人迷路，直升机将他们从凡图山救出；邮差克服难关，递送电费通知单；白头翁旧事重提——上一次大雪成灾可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读者似乎可以想见写稿的记者如何挖空心思，努力在文章里多加几个惊叹号的样子。
节日般热闹的新闻旁边还附了两张照片。其一是尼斯蔚蓝海岸的散步街，人行道上棕桐树覆满雪花，像一列白羽织成的巨伞。其二是在马赛，一个穿着肥大衣裳的人，用绳子拖着带滑轮的暖气机在雪地里走，活像拉一条宁死不屈的狗散步。
没有乡村雪景的照片，原因是乡村道路不通，铲雪机具只有300 公里以北的里昂才有。习惯在灼热的柏油马路上驾车奔驰的普罗旺斯人，既便是身为勇猛的新闻记者，也不敢冒冰上跌跤的危险，而宁肯待在家里或隔壁的小酒馆里。不管怎么说，冰封雪埋的日子不会太久。这是气候偏差，像老天爷不小心打了个嗝，却给准备出门冲冒风寒的人有了借口，在咖啡里多加一匙奶精，或是喝一杯浓烈的酒，壮壮胆气。
冬日轶事我们的山谷，在一月的寒冷中沉寂聊落，眼下，冰雪覆盖更增添了一层寂静，整个地区仿佛与世隔绝。阴郁美丽的卢贝隆山被我们独占，雪地上偶然印着松鼠和兔子的足迹，毫不犹豫地穿越山径。除我们之外，再没有人类的足迹。上个月还经常见到的猎人，现在也深居简出，不再武装起来与大自然搏斗。
我们曾以为听到枪声，却原来是树枝不堪雪压而折断的声音。除此之外便全然寂静——马索后来形容，静得连老鼠放屁都听得到。
我们家的附近，积雪厚达膝盖，风吹雪翻成波浪。出门步行往梅纳村（Menerbes）
买一条面包得花两个小时，途中见不到一辆移动的汽车。盖满白雪的汽车绵羊般乖乖地停在路旁。
这片宛如圣诞卡印出来的风景感染了居民，他们兴冲冲地试着在光滑的街道上行走，脚步错乱，个个像醉汉溜冰。
太阳出来了，市政府派出清洁队，拿扫把清理通往几个重要据点——肉店、面包店、杂货店和咖啡馆的道路。村里人三五成群，互祝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灾难。
一个脚踩滑雪板的人从市政厅方向出现，与除他之外唯一拥有辅助运输工具——一辆古老雪橇——的人撞个正着。可惜《普罗旺斯日报》的那位记者不在场，否则他可能会写下这样的标题：“车祸新闻：两车夫因大雪而相撞”
而且他可以坐在温暖舒适的咖啡馆里观看整个事情的经过。
狗儿们很快适应了雪，像小熊似地钻进雪堆，染白了身子出来，大踏步跃过田野。它们还学会了滑冰。我们的游泳池，几天以前我还打算清洗好准备早春一到就试游，现在结满蓝绿色的冰。此景诱惑着狗儿们，先放两只前爪上去看看，接着是小心翼翼的第三只，终于最后一只也跟上来了。它会在上面呆立几秒——想来，头一天还能喝的东西，第二天却变成可以站立其上的东西，这事情岂不值得稍加思索？
不一会儿，尾巴便开始兴奋地打转，滑冰技术大有长进。
我总觉得狗的身体是根据四轮转动的汽车原理设计的，每一只脚都有同等的推进力，但力量最大的还是后脚；冰上滑动的狗，前半身可能打算直线前进，后半身却完全失去控制，尾部左摇右晃，有时候几乎要翻车。
我们像是被放逐到景色如画的冰海上漂流，极目四望，令人眼花缘乱。在白天，一切都很愉快；我们散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们砍柴时，吃丰盛的午餐，丝毫不觉得冷。但到了晚上，虽然烤着火，穿着毛衣，吃更丰盛的晚餐，寒意却从脚下的石板和四周的石墙渗出，冻麻了脚趾、冻僵了肌肉。我们常常9 点钟就上床，而清晨坐在早餐桌上，一呼吸便是一小团雾气。
如果曼尼古酉的理论正确，这世界比以前平坦了，那么以后的冬天都会是这么冷。我们不能再假装自己住在亚热带，要向暖气的诱惑投降了。
我打电话给曼尼古西先生，他忧心冲忡地问起我的水管状况，我告诉他，水管好好地挂在那儿。“那我就放心了，”他说：“因为现在气温零下5 ℃，开车很危险，而我已经58岁了，还是待在家里的好。”旋即他又说：“我在家里吹木萧呢。”
每天吹木萧，让他的手指保持敏捷，也可忘却管道工作的烦恼困顿。他开始大谈巴赫、亨德尔等作曲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的思绪诱到我们需要暖气这个世俗的问题上。最后我们商议，等马路上的雪一扫干净，我就上他家去一趟。
他家里存有各式各样的暖气设备——用瓦斯的、用油的、最近更进了一种新式太阳能暖气板，全可以展示给我看，还可以见见他的妻，一位出色的女高音。
看来，我要在众多暖气机和水龙头环境下，欣赏一场音乐会了。
石桌印象这几天天气仿佛转暖，我们立刻联想到夏天，计划把有围墙的后院改建成露天茶座。
院子的一头原有一只烤肉炉和一个吧台，所缺的只是一张坚固耐用的大桌子。
我们站在15公分厚的积雪中，想象着八月里在这里吃午餐的情景；桌子应有一公尺半见方，才坐得下8 个古铜色肌肤的赤足汉子，放得下大盘大碗的沙拉、馅饼夹乳酪、橄榄油烘面包，还有一瓶一瓶的冰镇葡萄酒。
北风呼啸着吹扫过庭院，夹杂着雪花消失得毫无踪迹，我们便在此时商量定了；一张方桌，桌面是整块的石板。
卢贝隆山区盛产石材，种类很多，应用广泛，令人叹为观止，我们也是一样。
塔佛矿石坑产的寒石平滑细密，色呈灰褐；来何村产的火石则粗糙质软，色近乎白。
两者之间尚有约20种，深浅与质地各异。做壁炉。做游泳池、砌墙。铺地板、花园凉椅、厨房水槽，都有合适的石材可用。有些地方，英国或美国的建筑工人会使用木材、铁材或塑胶的，在这里都用石头。我们发现，它唯一的缺点是冬天透寒。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它的价格。以面积计算，石材比油毛毡还便宜。这一大发现让我们喜出望外，决定不等大地回春，就在风雪漫天的日子里，亲赴矿坑寻石。
朋友介绍来何村一个叫皮埃罗的人，说他的手艺好，价格公道；又形容他有创意，有个性。我们跟他约好一大早八点半，趁着矿坑还没上工时去找他。
石材世界我们遵照路线指示。从来何村弯上一条小道，穿过橡树林，便是一片开阔的原野。看来不像工业矿区。我们正打算掉头回去，却差一点跌进我们要找的地方——是一个大坑，散放着石块，有的是原材，有的已做成墓石、纪念碑、花坛、带翅膀的天使、小型凯旋门或者粗短的圆柱。一间小屋瑟缩在大坑一角，窗户年复一年落满灰尘，已经不透明了。
敲门进去，皮埃罗便在里面。他脸上毛发浓密，留了一嘴黑色的大胡子，眉毛粗黑锋亮，颇有海盗气势。他口称欢迎，用一顶揉得不成形状的呢帽拍打两张椅子上的灰尘，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帽子盖住桌上的电话机。
“英国人，嗯？”
我们点头。他倾身过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有一辆英国车，艾斯顿。马丁老爷车，棒极了。”
他亲吻自己的指尖，大胡子上沾了些白灰。又在桌上的纸堆里东翻西找，搞得尘埃飞扬。他在找那张汽车照片。
电话骤然响起，皮埃罗救援似地从帽子底下取出了它，“愈听脸色愈严肃。
“又有人定做墓石，”放下电话，他说：“都是天气不好。老年人受不了这冷。”
他四下寻找那顶帽子，在自己头顶上找到，放回电话机上，像是要把坏消息盖起来。
然后他注意着我：“听说你要一张桌子。”
我已经把心目中的理想画成一幅详细的草图，尺寸标明得清清楚楚。就一个只有五岁小儿艺术才能的人来说，这幅图真是杰作。皮埃罗略看了看图上的数字，摇摇头。
“不行。这么大的一块石板，厚度得加倍。而且，不要五分钟，你的桌脚就会——吩！垮下来。因为桌面重达……”他在我的草图上作了些计算：“三四百公斤。”
他把纸翻过来涂抹：“呶，你要的是这个。”图样推过来，比我画的高明多了，是一张漂亮的巨型石桌，方形，线条简单，比例正确。
“1000法郎，运费在内。”
我们握了手。我答应过几天送支票过来。
送去那天，已是傍晚，要收工的时候。我发现皮埃罗整个人换了颜色，从头上那顶呢帽到脚下的靴子全是白的，通体白灰，好像刚在粉糖堆里打了个滚似的。
我生平鲜见辛苦工作一天便老了25岁的人。据我们的朋友说，皮埃罗每晚回家，他太太都要用吸尘器吸遍他全身；又说他家所有的家具，从摇椅到浴盆，莫不是用石头做的。
这些话我原来将信将疑，但此时此刻，却确信无疑了。
自杀乐园普罗旺斯的深冬有一种奇异的虚幻氛围。寂静加上空旷，给人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像是脱离了生活的常轨。就是在森林里迎面遇见精灵，或在月圆的晚上看到双头山羊，似乎也不值得惊讶。与过去夏天里来度假的情形相比，自有另一番意趣。
不过，别人可能认为冬天无聊、沮丧，甚至更糟——沃克吕兹省的自杀率据说是全法国最高的。住在三公里外的一个男子，便在某天夜晚悬梁自尽了。消息传来，。
所谓自杀率忽然有了超越统计数字之外的意义。
地方上有人过世，商店和一些人家的窗户上会贴出小小的告示。教堂的钟声响起，送葬的人穿着不经常穿的正式服装，列队缓步向山村墓地行进。墓园通常位于村子的最佳据点。一位老人解释：“死人应该拥有最好的景观，因为他们要待很久很久。”他格格大笑，笑得简直岔了气，我不禁担心他是否也会就此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告诉他美国加州的墓园是钱付得多风景便好，否则便萧落冷漠。他不怎么惊奇。“到处都有傻瓜，”他说：“死人和活人一样。”
锅炉的故事斗转星移，却无冰融雪化迹象。不过，农夫们驾驶的耕作机已经把路面清出两条黑色的轨迹，汽车可以在两侧雪堆之间单线行驶。我因此有缘见识到法国人开车的习性风范；极沉得住气，或者说是顽固，与他们参加赛车时那份勇往直前，毫不畏惧的雄风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是在村外的马路上目睹了这种景况；一辆车沿着路中央的清楚轨迹小心行驶，另一辆车从对面开来，两车鼻子对鼻子停住，互不相让，谁也不肯冒陷入积雪之险让到路旁，他们只是隔着挡风玻璃互相瞪视，默默期待第三辆车开到自己身后，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势单力孤的对方便不得不退后，让路给多数先行。
我旁观了一阵，便自顾自轻踩油门，往曼尼古西先生藏有暖气机的家驶去。
他在房门口迎接我，羊毛软帽拉下来遮住耳朵，围巾直缠到下巴上，戴手套、蹬长靴，一副用个人绝缘法这种科学手段力抗寒潮的模样。他称赞了我的烟斗，我也对他的木萧表示仰慕之后，他引我进屋，检阅整齐排列的各式管状物，和堆放在墙角。用途不明的各种器械。曼尼古西尤如活动式录放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每一机种的功能和热能等，一些大大超乎我理解能力之外的东西，我只得如闻梵音，诺诺不已。
天使梵唱终告结束：“好，就是这样啦。”曼尼古西说完，期待地看着我。
全世界的中央系统暖气任我抉择，而他相信我已掌握全部资料，抉择必然明智。
我无言以对，只得问他自己家里装的是哪一种。
“啊，”他夸张地拍打着前额说：“问这句话可真不笨哪。卖肉的吃哪一种肉？”
留这个未获答复的问句在空中，他径自带我到隔壁他的住家。真的很暖，暖到有点闷人。曼尼古西演戏似的脱去两三层衣物，抹着额头，帽子上翻，露出耳朵。
他走过去，拍拍暖气机顶部：“摸摸看，铸铁的哟，可不是他们现在用的那种废料。还有锅炉——你一定要看看锅炉。不过请注意，”他忽地沉默下来，还用他演说家的手指戳戳我说：“那不是法国货。只有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会造锅炉。”
我们进入锅炉室，那上了点年纪的机器正靠着墙喷气，我尽情地称赞一番。
“有了它，就算外面温度降到零下6 ℃，室内也总维持21℃。”他推开屋门，放一点点零下6 ℃的空气进来。这位天才演说家擅长运用实物示范，好像他面前是个愚不可及的孩子（不过谈到铅管啦、暖气啦什么的，他对我采取这种方式倒挺合理）。
见过锅炉，我们回房去见夫人。是个个头矮小的女人，说话声很大，但很动听。
要不要来点药草茶、杏仁饼干，还是一杯葡萄酒？我真正想要的是观看曼尼古西先生戴着软呢帽吹木萧，可是这事得改天再说。这一天到来以前，我须多花心思考虑暖气机种种问题。告辞出门，抬头望向屋顶，看见那使用中的太阳能暖气板也冻得结结实实，忽然很渴望有一座装了铸铁暖气机的房子。
石桌的魅力回到家，发现一件形如史前巨石的东西安置在车库外面。我订制的桌子送来了。
1.5 公尺见方，13公分厚，巨大的基部成十字形。它被安放的位置与我们期望的位置相去十几公尺。搬运起来不啻十几公里之遥。院子门不宽，容不得任何机械运输工具进入，高高的院墙和倾斜的廊帘也让起重机无用武之地。皮埃罗说过，这桌子会重达300 公斤左右；现在它看起来还不止。
那晚，他打电话来。
“桌子还不错吧？”
是啊，桌子很棒，不过有个问题。
“你们把它摆好没有？”
没有，这就是问题所在。他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多几个人帮忙，”他说：“想想金字塔是怎么建成的。”那当然。我们只须找15000 个埃及奴隶，这事儿不消片刻便办成了。
“好吧，如果你们没有好办法，我认识卡卡松尼城的橄揽球队。”他大笑着挂断了电话。
我们又去看看那庞然大物，设想要多少人才能把它搬到院子里去。6 个？8个？
必须侧着搬才通得过院门。我们脑中出现好多人砸断脚趾，还有人力尽肠脱的景象，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选定放置那不朽物之处，以前的房主只摆了一张轻便、可折叠的桌子。现在怎么办？我们在炉火前斟一杯酒，寻找灵感。桌子留在外面、料想没人偷得走。
改建厨房事情的演变有时出人意料，援助人员不久便出现眼前。早几周我们决定改建厨房，为此与建筑师商谈多次，学得许多法文的建筑术语，从厨柜、加高、天花板、垃圾管道到粉刷、铺石板、上工字小梁和未加利用的角落空间等，不一而足。起先我们兴高采烈，到后来却因改建计划一再受阻而渐渐兴味索然了。
厨房始终原封未动，原因包括：天气不佳延期施工，泥水匠去滑雪度假，砖石工头骑摩托车或者玩足球摔断了手臂，还有材料商冬季懒得出门。建筑师是从巴黎移居而来的，他警告过我们，在普罗旺斯盖房子好比筑防守战壕，长日无聊，偶然被爆发的枪战打断。
现在，我们停留在西线无战事的阶段已经很久，正期待着枪战发生。
攻击部队终于抵达，带来震耳欲聋的机械声。这时，曙光初露，我们睡眼惺松地跑出屋看是什么东西倒下来了，模模糊糊辨认出是一辆卡车的形状，凸露出载运的长条材料。一个公牛似的壮汉从驾驶座上下来，显得非常愉快。
“梅尔先生吗？”
我回答“是我，没错！”
“太好了，动手修厨房吧！”
车门口，一只长耳猎犬跳下来，后面跟着三个男人。工头儿走上前，一阵胡子水的香味奔袭而来。他胡乱握着我的手，自我介绍并引见他的伙伴。他叫狄第埃，助手名艾里克，还有那壮实的年轻人是学徒柯洛德。芳名叫潘妮的那只母狗，当即在屋前撒了一泡长尿，宣告开工。
战事就此开始。
工作组的形象从没见过建筑工人这么拼命的，每一件工作都是高速进行。太阳还没完全露脸，梁木已经竖起，厚木板的斜坡也已铺成；再过几分钟，厨房的窗子和水槽都不见了。
到十点钟，第一层石子地面已经平整铺好，狄第埃正向我们解说施工计划。
他敏捷强悍，“留着小平头，腰杆儿挺直，像个军人。我可以想象他如在军中担任土官长，会怎样操练那些懒散的兵士，直到他们哭着求饶为止。他说话冲击力强，多有拟声字如tok ， crak ，boum等法文里用来形容撞击或破裂的字，而此刻他将这两种情形发挥得淋漓尽致。
天花板要拆，地面要垫高，厨房里所有的陈设都要移出去。这是一次大改造的工程，厨房要全部搬空——哇！经由那刚才还是窗户的洞口。一面三夹板的薄墙钉起来，封住通往其他房间的孔道，至于饮食大事，转移到后院的烤肉炉那儿举行。
看着三位工匠心情愉快地使用大锤残酷粉碎一切，令人心痛的事。他们在掉落的石块和悬垂的梁柱之间敲打、吹口哨、唱歌、讲脏话，只在中午不大乐意似地停工吃饭。不过吃饭时他们也投注同样的热情，风卷残云一扫而光——为他们准备的可不是寒酸的三明治，而是大篮的鸡块、香肠、配酸菜，外加沙拉和面包，用全套的瓷器和餐具进食。他们都不喝酒，这一点颇让我们宽慰。否则，将近20公斤重的大锤子掌握在醉醺醺的工匠手里，岂不教人害怕？他们清醒的时候就够危险的了。
午饭后重新动工，一直到将近7 点，从不小憩。我问狄第埃，他是不是经常一天工作7 或11个小时。他说，冬天才如此。夏天呢？每周6 天，每天12到13个小时。
我告诉他，英国人做工时开工迟，收工早，中间还停下来好几次，喝茶吃点心。他乐了：“好短的一天！”。他还问有没有英国砖石工可以和他一道工作，他愿意领教领教。我料此人选难求。
收工了，我和妻穿起厚衣，好像要在北极野餐似的，在院子里做临时厨房的第一顿晚餐。
这里有烤肉炉和冰箱，两个瓦斯炉座，基本道具都齐全，只是没有墙，不能遮挡零度以下的寒风。不过葡萄藤枝在炉子里烧得旺旺的，炖羊肉的香味混合着迷迭香的气息，红酒在身体里渐渐变成热流，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既耐霜寒，又富于冒险精神了。这份错觉一直持续到吃完饭，该去洗碗碟的时候才骤然消失。
来自英伦的声音春天到来的第一个信息，既没有展现在开花的枝头，也不曾借着马索家屋顶下的老鼠来传达，而是来自英国。
抑郁的一月过完了，伦敦的人们开始研究度假计划，你想象不到有那么多人把普罗旺斯列入计划之中。电话声愈来愈常在我们刚坐下来进晚餐时响起——打电话的人漫不经心地忽略了法国与英国之间的时差。话筒内传出一个快要从我记忆里消失的声音，某个相识而不相熟的人以轻快的语调询问，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游泳了。
我尽量含糊其辞，因为若告诉对方我们正坐在冰冻区内，季风从厨房的窗洞口呼号而入，临时搭建的三夹板墙有倾覆的危险，便会破坏了他们的幻想，让人灰心丧气。
电话内容有固定模式，很快就变得可以预测了。首先，对方会问，复活节或劳动节（或其他任何对方心目中的理想日子）我们在不在家。这一点确定之后，接下来便是我们已经听怕了的句子：“我们正考虑那时候来玩……”句尾留下一段空白，满怀希望地停在那儿，等待一个勉强维持礼貌的回答。
这些人在我们居留英国的那么些年里，从来没有想到来看我们，现在却忽然表现出对我们的极端热情，这很难让人觉得是一种荣宠。
然而我们不知如何应付：对享受阳光之后还要求免费食宿的这些厚脸皮之人，一般的社交推辞是不管用的。那星期恰好另有客人？没关系，我们延后一周来。
你家里有好多建筑工人在做工？不要紧，反正我们白天都待在游泳池边上。
你在游泳池里养了食人鱼，车道上挖了大坑，坦克车都掉得进去？你现在吃全素，一点荤都不沾？你怕你家的狗身上带有狂犬病菌？不管我们怎么说，对方会决意前往，毫不动摇。
我们把有人要来侵袭的事，告诉较早迁来的同胞，他们都经验丰富。他们说，迁来的第一个夏天，总是犹如生活在地狱一般。那以后，你就学会了拒绝。否则，你会发现自己从三月的复活节直到九月，仿佛经营着一家小旅馆，只是绝无利润可言。
说得有理，却无法实施，这会更让人沮丧。我们神经紧张地等候下一次电话铃响。
工匠们各尽风流生活起了变化，工人居功自傲。早上要六点半起来，才能宁静地吃早餐。稍有迟延，厨房传来的音响便阻止了任何交谈。一天早晨，钻子和锤子叮哨声不绝于耳，我看到我妻的嘴唇在动，却无一字传入我耳中。最后她递过一张字条：趁着灰尘没掉进杯子，快把咖啡喝了吧。
工程确有进展。厨房剥成空壳之后，工人开始以同样的喧嚣重建。所有的材料都经由木板搭成的斜坡，从离地三公尺高的原来窗口运进来。他们力大无穷，而狄第埃似乎可以充当一架起重机用。把装满湿水泥的独轮手推车推上斜坡时，他嘴角衔着烟，另一边嘴角却自然地吹着口哨。我实在不明白这三人如何能在局促的空间、寒冷的天气、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而仍然保持绝对愉快的心情。
厨房结构逐渐有了规模。第二批部队开到，审视一番，然后各施绝技，展开后续工作。他们是泥水匠雷蒙、油漆工马斯托、瓷砖工特律斐、木匠詹七，还有那亲率学徒堂堂前来的铅管师傅曼尼古西先生。他们常常聚在碎石破砖之间同时发言，争论哪一天谁该来。建筑师克里斯钦则充任调节人。
我们心中浮起一个念头。如果他们腾得出一点点时间，凭他们强壮的筋骨，一定可以把石桌搬进院子里去。我一提出这个要求，立刻得到他们的合作。何不现在就搬？他们说。是啊，为什么不？我们爬出厨房窗洞，围在铺了一层白霜的石桌旁。
12只手抓紧桌板往上抬。丝毫不动。每个人都狐疑地咂着舌头，绕着桌子打量。最后是曼尼古西用手指出问题所在。这石头是透水的，他说，像海绵一样吸满了水。
水结成冰，石头跟着冻住，和地面冻成一片。天哪！那真是奈何它不得。你得等它解冻。也有人断断续续提到用吹管、用铁锹什么的，但曼尼古西制止了谈话，斥之为“胡扯”之类的。队伍解散了，我的心愿只能留存心内。
主厨伊凤阿姨周一到周六，家里都充斥着噪音和灰尘，星期天便像绿洲般特别受到欢迎。我们可以奢侈地在床上赖到七点半，直到狗儿吵着要出去散步为止；我们随时可以交谈，不必到外面去说；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距混乱与骚扰的结束又近了一周。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能做：受限于厨具不足，不能像一般法国人，花很长的时间烹调一顿午餐。我们以临时厨房太简陋为借口，欣然养成周日外出吃饭的习惯。
身为美食爱好者，我们参阅餐馆评介，而且愈来愈信赖戈氏指南。米什兰指南也是无价之宝，在法国旅游不可不随身携带这本书，可惜它只列举了各家餐馆的价格、等级和名菜，犹如有骨无肉。戈氏指南则不然，它会告诉你有关厨师的各种情况：他多大年纪，在哪儿学的手艺；他是否已成大师，目前是停滞不前还是不断追求进步。书中甚至谈到厨师的妻子，告诉你她是笑脸迎人或是冷若冰霜。
这样你便多少明白这是什么样的一家餐厅，窗外有没有好风景，有没有漂亮的花园阳台。作者评断餐馆的服务和顾客水准，议论价格高低和气氛好坏，还常常详细讨论菜单和酒单。书中所述不见得绝对正确，作者一定也难逃个人偏见，但是内容精采、引人入胜，又因为是用法文写的，对于初学这种语文的人，也就是像我这种人，是很好的课外读物。
1987年版的戈氏指南介绍了5500家餐厅和旅馆，我们发现有一家本地餐馆赫然名列其中，看起来非得去拜访一下不可。那是在兰贝斯村（Lambesc ），距此约半小时车程，厨师是个女子，书中形容她“善做普罗旺斯最著名的佳肴美点”，她的烹调“富于太阳的热力”，她的餐馆是一间磨坊改装的。这些推荐词已经充满了诱惑力，但最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厨师的年龄：她80岁了。
开车到兰贝斯那天，是多云有风的天气。晴朗的日子如果待在家里，会让我们深感内疚。但这个星期天萧瑟又凄凉，街道上铺着一层薄薄的前些时下的雪，村民从面包店买了面包，都是抱在胸前急奔回家，双肩尽力前缩以御风寒——这是享用丰盛午餐的理想天气。
酒美菜香人好我们来得早，拱圆形屋顶的大餐室里空荡荡，静谧无声。家具是漂亮的普罗旺斯古董，沉重、深黑，光可鉴人。大餐桌参差排列，给人各桌之间相去遥远、互不干扰的感觉，这气派通常只在豪华大餐馆里才会有。厨房传出人声和锅铲铿锵声，香味扑鼻而来，使人馋涎欲滴。显然营业时间还没到，我们踮起脚尖，打算出去找家咖啡馆先喝点东西再来。
“是谁呀？”一个声音问。
厨房里走出一个老人，打量着我们，门口射进来的光刺痛了他的眼睛。我们说，我们预订了午餐的桌位。
“那么，请坐吧。你们不能站着吃。”他轻快地朝空着的桌子挥手。我们顺势坐下，等候他步履瞒珊地拿来两份菜单。他坐在我们身旁。
“美国人？德国人？”
“英国人。”
“很好，”他说：“战时我和英国人并肩作战。”
我们觉得自己像是通过了第一场测验。只要再答对一题，就能阅览到老人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份菜单。我问他可否推荐什么好菜。
“样样都好，”他说：“我太太做的菜没有不好的。”
他交出菜单，起身去招呼另一对客人。我们兴奋地指点着“烧小羊肉”、“红焖牛肉”、“木耳炒牛柳”，还有一道“主厨奇想”，却不知是什么。老人回来，坐下，听我们点菜，一边点头。
“总是这样，”他说：“男人都喜欢奇想。”
我请他在上第一道菜时来半瓶白酒，以后再来些红酒。
“不对，”他说：“这样叫不对。”他告诉我们该喝什么：维善（Visan ）
产的隆河坡地红酒。好酒和好女人都产在维善，他说。
他站起身，从一个黑色的大橱柜里掏出一瓶酒来。
“就是这个。你们一定喜欢。”（后来我们发现，每位客人桌上都摆着这种酒。）
人生迟暮乐融融这位全世界最老的领班走进厨房，把我们点的菜单交给大约是法国最老的现役主厨。我们仿佛听见厨房里有第三个人的声音，可是却无其他服务员。我们不知道两位年龄加起来超过160 岁的老人，如何能应付长时间辛苦的工作。而且，宾客渐多时，上菜并未延误，也没有哪一桌遭到冷落。老人以他一贯迟缓而庄严的方式周旋往来，不时坐下来与客人交谈几句。一道菜做好了，老太太会敲打厨房里的一口钟，她的丈夫便假装恼怒地把眉毛一扬。如果他还坐着说个不休，钟声会再次响起，带几分坚持的意味，他便不得不起身，嘀咕着：“我来了，我来了。”
食物恰如戈氏指南夸赞的那般好，老人推荐的酒也妙不可言，我们真的喜欢。
他送着乳酪切片（浸了药草和橄榄油）来时，我们已经把酒喝完了。我要再来半瓶，他不赞许地看着我。
“等会儿谁开车？”
“我太太。”
他走到黑橱柜前。“没有半瓶酒，”他说：。“你可以喝到这儿。”他用手在新拿出来的那瓶酒中段比划了一下。
厨房的钟声不再敲响，老太太伊凤阿姨出来了。被炉火熏得红通通的脸上挂着笑，问我们吃得好不好。她看上去只有60岁，夫妇俩站在一起，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碟碟不休地谈论着屋里的古董家具，说那是她的嫁妆，有人则从旁打趣。他俩融融乐乐，喜爱工作。遂让人渐觉得，人生迟暮如此匆匆容容，也很坦然自乐。
泥水专家泥水匠雷蒙仰面在一片摇摇欲坠的平台上，距厨房天花板只有手臂那么长。我递了一罐啤酒给他，他侧过身，用一只手肘支撑着喝。这样的姿势不管是喝东西或是做工都好像很不舒服，可是他说他习惯了。
“反正，”他说：“你总不能站在地板上，把水泥往上摔。给基督大礼拜堂油漆天棚的那位——你知道啦，那个意大利人——他一定这样子仰着好几个星期的。”
雷蒙喝完啤酒（他今天的第五罐），递下空罐子，打个嗝继续做工。他做事缓慢而有韵律，泥刀一下一下地在天花板上往复涂抹水泥，再用手肘充当滚筒，压得平平滑滑推来拉去。他说，完工以后，看起来好像天花板100 年来就是那样的。除了泥刀和他自己的眼睛以外，他不用其他任何曲直工具，他说他的眼睛错不了。一天晚上他收工回家后，我细心检查他的成绩：果然平整无暇，而又确乎出于人手，非机器所能为。这人是个艺术家，有资格消耗大量啤酒。
微风穿进墙上的窗洞，竟带着几分温柔。我听见滴滴答答的水声，走出屋外，发现季节已经变换，石桌正在渗水，春天降临了。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6 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
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满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
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
诱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感，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
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
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性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
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
“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
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
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
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葡萄大军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一架耕耘机已经在瓜田里翻土了。两天后，插枝队抵达——5 个男人、 2个女人、4 条狗。领队的是种葡萄专家鲍琪先生，在卢贝隆地区种葡萄已有40年经验。他亲自在耕耘机后面推动小犁，好确定犁线笔直，间隔恰当。他穿着帆布靴子爬上爬下，牛皮似的脸神情专注。每条犁线的两端各竖一根竹竿，以麻线连接，麻线上每隔若干距离做上记号。现在，整块田已经分解成细长的条状，可以插葡萄枝了。
箱形车运来葡萄枝，只有我的大拇指大小，上端涂了红色的腊。鲍琪先生检查插枝装备。我原以为是用机器插枝，却只看到几支中间空的钢管，和一个木头做的大三角。插校队围成一圈，接受任务分派，然后一哄而散，成编组队形。
鲍琪在前面引导，像握着驾驶盘手持木三角一样，在地上量出等距的三个点。
他身后的两个人便用钢管依点打洞，插枝和填土的工作让后面的人完成。福斯坦的太太和女儿负责运送藤枝，顺便评论男人们头上戴的帽子，－一尤其是福斯坦戴的那顶时髦游艇帽。狗儿快活地在每个人身边打转，跟麻线纠缠不清。
工作时间长了，队形渐渐散开，鲍琪竟领先后面的人两百公尺远。可是距离似乎没有构成聊天的障碍，而且还总是相去最远的两个人聊得最带劲，位居队伍中间的人则一边赶狗，一边插嘴说线不够直。就这样，聒噪不休的队伍在田间移动，直到大约三点钟光景，安莉提来两只大篮子，大伙儿停工，享用普罗旺斯式的下午点心。
田间茶馆他们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看来很像布瑞松的素描。大篮子里装的是4 公升的酒和很多很多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清脆可口。
安德烈老爹来视察工作，我们看见他精益求精地用手杖敲打地面，然后点了点头。
这闲居无事的温和老人过来喝一杯酒，坐下晒太阳。他用沾满泥巴的手掌摩拳狗的肚皮，又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点开饭，好观赏最爱看的电视连续剧《圣塔巴巴拉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回去工作。天快黑时，枝全插好了。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小校在夕阳下苦有若无。
插枝队拉到我家后院，舒展舒展背脊骨，再喝几杯茴香酒。我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工钱多少。使用耕耘机三天，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该给他们多少钱？福斯坦急着解释，连眼镜都拿下来了。他说，藤枝的钱是我们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手指摸摸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耕耘机和农夫们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 棵芦笋呀？
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宣告无效了。
捍卫家园卢贝隆的春天有不同的声息。猎人离去之后，潜伏了一冬的鸟儿便从藏身的林中出来，它们的歌声取代了枪声。我沿山径走向马索家时，唯一刺耳的是一阵猛烈的敲打声。我暗想，会不会是马索眼看观光季节将临，决定竖起“吉屋出售”的牌子呢？
我在他家附近的山径上看见他。他在林间空地的边缘打下一根一公尺半高的木桩，木桩顶端钉了一块破破烂烂的锡片，上面用白色油漆胡乱地涂抹着：“私人土地！”马索正端详他的新作，山道上躺着另外三根木桩和告示，还有一堆圆石。他朝我道了一声早安，拾起一根木桩，往地下猛锤，仿佛那可怜的木桩刚犯了什么不孝之罪，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无情地处罚。
我问他在做什么。
“赶走德国人。”他说了，动手搬运圆石，在木桩之间排成围篱。
他进行封锁的这块土地，并不在他家附近，而是位于山径的另一边，不可能属于他。我便说，我以为这地属于国家公园范围。
“是没错，”他说，“可我是法国人，所以它属于我，不属于德国人。”他又搬了一块圆石。“每年夏天他们都跑来，搭起帐蓬，弄得树林里全是垃圾。”
他站起身，点燃一支烟，顺手就把空烟盒丢进树丛里去。我问他难道没想到德国人也许会买下他的房子？
“带了帐蓬来的德国人，除了白面包以外什么也不会买。”他嗤之以鼻地说：“不信你看看他们开来的车—装满德国香肠、德国啤酒、德国泡菜。他们全都带来啦。知道了吧？他们真是吝啬鬼！”
马索扮演起田园卫士兼旅游业专家的角色，继续说明普罗旺斯农人的困境。
他承认观光客——包括德国观光客——给地方上带来财富，有些外人在这里购置房产，也为本地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可是看看他们把本地房地产价格哄抬到什么地步2 简直骇人听闻。农民根本买不起。我们避免谈马索自己想在房地产上头大赚一笔的事，只听着他叹息这一切太不公平。
叹息过后，他又开心笑起来，告诉我一个买房子的故事，故事的结尾很让他感到满意。
公鸡风波有一个农夫，关注邻居的房产好多年了；不是因为那房子好，房子差不多只是个废墟了，而是因为连着房子的一大片地。农夫出价要买，邻居却趁着房价上涨的机会，卖给了出价较高的一个巴黎人。
那年冬天，巴黎人花了几百万法郎整修房子，还修造了游泳池。竣工之后，巴黎人和他的朋友们潇潇洒洒地南下，来度五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都很喜欢这房子，也喜欢隔壁住的那个古板老农夫，觉得他晚上八点就上床睡觉的习惯真有趣。
可是第二天清晨四点，农夫家血气方刚的大公鸡便开始高声啼鸣，直叫了两个小时。巴黎人向农夫抱怨，农夫耸耸肩。这里是乡下，公鸡是要叫的，这没办法。
接连几天，公鸡照样清早四点起身报晓。终于有人受不了了，客人提早回了巴黎，去补足睡眠。巴黎人再次向农夫抱怨，农夫再耸耸肩，两人很不愉快地分手。
到了八月，巴黎人又带了一大群客人来。公鸡每天准四点叫他们起床。下午想睡个觉吧，农夫又在他屋里做什么活儿，又是钻子又是水泥搅拌器的，吵得没法睡。
巴黎人强烈要求农夫箝紧公鸡的喉咙，农夫拒绝。吵过几次架之后，巴黎人把农夫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强制命令公鸡闭嘴。但是法院判决农夫胜诉，公鸡有权在清早歌唱般长鸣。
别墅度假从此成为这位巴黎人难以忍受的苦差事。他终于决定忍痛出售。农夫透过朋友，买下了大部分的土地。
成交之后的星期天，农夫和朋友以一顿丰盛的午餐大肆庆祝，席间的主菜就是那只大公鸡——做成了美味的醉鸡。
马索认为这故事很棒——巴黎人大败，农夫获胜，得到更多土地，还吃了一顿好饭。我问这可是真人实事，他避开我的眼光，把山羊胡子的末稍放进嘴里去吸吮。
“总之别招惹农夫。”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想，如果我是爱露营的德国人，今年夏天我就改上西班牙去。
清洁专家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每天都看得到大地返青的迹象，但最翠绿的是游泳池，在阳光照耀下犹如巨大的翡翠。该请游泳池清洁专家贝纳携同他的除藻设备来了；不然，那些水生植物恐怕会爬出池外。堵住家门。
在普罗旺斯，像这样的一件工作是不能靠电话，或口头解释就可以定下来的。
师傅一定得亲自来勘察一遍，绕着要解决的问题走一圈，带着胸有成竹的神情点点头，还要坐下来唱两杯，再订下正式动工的时间。这是一种热身运动，除非真正紧急，否则不得省略。
贝纳来视察游泳池的那天傍晚，我正在刷洗长在水线上方的绿苔。他旁观了一会儿，然后弯下腰来，伸出一根手指在我鼻子前面摇晃。我差不多猜得出他吐出的第一个字会是什么。
“不，”他说：“不能刷，要治疗。我会带一种药剂来。”我们丢开绿苔，进屋去喝一杯。贝纳解释他为什么现在才来。他的牙痛，却没有一位牙医愿意给他治疗，因为他有个坏毛病，总是咬牙医。是一种条件反射动作，他不能自控。
一发现嘴里有一根手指在探索，他就——卡呼！——咬下去。他已经咬过奔牛村的一位牙医和卡维隆的4 位。本来打算去亚维依——看医生——那儿的牙医不认识他；幸好找到一位本地医生，用麻醉药来对付他，动手术之前就把他迷倒了。
事后牙医告诉他，他满嘴18世纪的牙齿。
不管是不是且8 世纪，贝纳说笑之际露出的牙齿衬着黑胡子显得洁白又健康。
他极有魁力。虽然在普罗旺斯出生长大，却绝不是个土包子。他喝威士忌不喝茵香酒，而且是愈陈年的愈好。他又娶了一个巴黎女孩，我们猜想他的衣橱是由这女子掌管的。他不穿我们常见的帆布靴、蓝色旧裤子和褪色磨损的衬衫，他整洁利落，从脚下的软皮鞋到脸上的名牌太阳眼镜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想不出他拿消毒水、长柄刷工作时，会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春季大扫除的日子来临了。贝纳戴着太阳眼镜大步流星跃上我们的台阶，身上穿着灰色法兰绒长裤、花色鲜艳的运动衫，手里滴溜溜地转着一把伞——根据气象报告，今天会下雨。他得以保持优雅闲适的秘密在他身后出现。一个邋邋遢遢的小个子，提着消毒水罐子、长短刷子和抽水机，吃力地跟在后面。他叫盖斯通，是实际要干活儿的人，贝纳只负责指导监督而已。
过了几个钟头，我出去看看他们做得怎么样了。天空下着毛毛细雨，全身湿淋淋的盖斯通正与那弯曲如蛇的水管纠缠不休。而贝纳，漂亮的运动衫安然无恙地穿在身上，在雨伞的遮护下发号施令。
这个人，我想，懂得授权。若说有谁能帮我们把石桌搬到院子里去，那一定是贝纳了。我请他暂离游泳池边，随我去研究一下石桌状况。
天机不可泄露已经与野草纠缠成一片的石桌，看起来比以往更大、更重、更稳如泰山，可是贝纳并没给吓倒：“不要，”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半小时就可以搬好。”我马上想象着一个巨人汗水津津地举起厚重桌面如持一枚铜板，可惜实际情况极其平淡无奇。贝纳说的那个人不过是有一辆小型铲车，很窄，通得过后院的门。好极了！
听起来这事很容易办。
贝纳打电话给小卡车的主人，不到半小时他便到了，急欲把他的新机器派上用场。他量过院门的宽度，估计了石桌的重量。没问题，小卡车做得到。只有一件：院门的门槛要移开一下——移开5 分钟就好了——高度才够。我看看门槛。
也是石头做的， 120公分宽，23公分厚，深深埋在靠屋子的这面。就连我这个外行人也看得出来，这是要大动干戈的事。桌子屹立在原地。
这玩意儿现在让人生厌。眼看着天气热起来了，适宜庭院用餐的季节就要到了——是我们在英国、在整个冬季梦寐以求的季节呀。我们还能在哪儿安放大碗的白菜肉卷？更不用说铺排一顿五个大菜的午餐了。我们真的想打电话给采石场的皮埃罗，请他介绍卡卡松尼的橄榄球队。这当儿，随着一声尖锐的汽车煞车声和一只尘垢满身的长耳猎犬，天意降临。
狄第这些日子来在圣雷米（S.intRemy ）修缮一所房子。有一天，一位穿制服的警察来找他，说他有一堆浸染了岁月痕迹的，长着青苔的石头，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买了去砌墙，让新房子马上古意盎然？狄第埃检视他冗长的待办工作表，恰巧有一项是替我们砌一堵前院墙。他因此来问问我们的意思。警察先生要求付现金，但是狄第埃认为这样的石头不可多得，值得买下。
其实，只要能让狄第埃一伙回来工作，就算是半吨鸟粪我们也愿意买下。我们早想请他们帮忙搬桌子，现在好像是天赐良机。于是我说，好啊，我们买了，不过他们可否帮忙搬一下桌子呢？他看看桌子，芜尔一笑：“七个人，”他说：“我星期六带两个人运石头来，其余的人你去找。”就这么说定了。快要有桌子可用了！
我妻子开始筹划今年第一次的露天餐会。
壮汉与石桌的较量我们诱骗了三位还算壮实的年轻人来，答应美酒美食招待。
狄第埃带着助手到来，我们七人便围着方桌各就各位，往手掌上吐一口唾沫，讨论如何完成这趟十几公尺远的旅程。在此情况下，每个法国人都是专家，各种理论纷纷出笼。应该将石桌放在圆木之上，滚动圆木而去；不对，应该把它放在一块木板上，我们推拉木板即可；胡说，其实大部分路程可以用卡车运。狄第埃等大家发表完自己的见解，命令我们两个人一边，抬起桌子，他自己撑一边。
只听石桌发出无奈的哎哟声，拔出地面。我们蹒跚移动了5 公尺，人人咬牙切齿奋力作战，狄第埃仍不住嘴地指挥着方向。又前进5 公尺，到了门槛，我们停下来，侧转石桌以便穿越窄门。可真重啊，大家汗流浃背，喘息不已，我不由想到自己做这种工作恐怕年纪稍大了些。可是桌子已经侧放，准备向庭院一寸一寸推进了。
“现在，”狄第埃道：“艰苦的时刻到了。”
只在桌子的前方和后方各站得下两个人，其余人可以从旁推一把或拉一把，重活儿集中在那四个人身上。拿两条粗大的皮索穿过桌下，各人再往手心吐些唾液—一我妻躲进卧室，怕看到四个男人同时脱肠。“不管怎么样，”狄第埃吩咐：“绝对不可以松手。预备——起！”只听关节嘎吱嘎吱响，喘气声此起彼伏，可是慢慢地，桌子总算通过门槛，进入庭院了。
众人开始清点擦伤和扭伤之处——桌脚还没搬，不过那东西重不过140 公斤，相形之下不足挂齿。当然，还要把桌脚和桌面用水泥接合起来，最后再举一次重，把桌面抬上去摆正。得了。可是狄第埃不满意，他说桌子放偏了那么一丁点儿。
首席助手艾里克奉命钻到桌子底下去，背顶桌面，挪正了位置。我悬着一颗心，唯恐万一他压断了背脊梁，出了人命案子，我投保的险哪有这一项？幸好，艾里克从桌下探身出来，并没有受伤的迹象。不过，狄第埃笑嘻嘻地说了：“内伤定会教人短命呢。”我希望他只是开开玩笑。
大家坐下来喝了几杯啤酒。此刻看来，这桌子还挺不错的，正似二月间的那个下午，我们在雪中想象的模样。大小恰当，衬着庭院的石墙更好看。大伙儿身上的汗迹和血污很快会风干，到那时，午餐也该准备好了。
松露等于黄金预想着花园用餐的妙处时，只有一件事令人稍感遗憾：沃克吕兹省特产的新鲜松露，就要上市了。这种其貌不扬但滋味鲜美的蘑菇，价值可比黄金。
松露的世界高深莫测，外行人只可在村中咖啡馆窥视一番。那儿，早餐时分热闹非凡，但若有陌生面孔出现，嘈杂的交谈声会立即终止。屋外则有些男子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紧张兮兮地吸着鼻子，半晌才把他们小心翼翼捧着的，一堆沾满泥土、长了肉瘤似的东西拿出来过秤。接着是银钱交割；厚厚一叠污染的钞票，都是100 、200 、500 法郎面值大钞。卖方舔湿姆指，再三点数。外人不得注视，否则惹人嫌弃和斥责。
这只是初步交易，以后再经过漫长的历程，松露便会出现在三星级餐馆，或是巴黎一些极其昂贵的熟食店里。可是纵使在我们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从那些指甲缝里都是泥污的男子手中购卖松露——他们的口鼻喷出昨天吃的大蒜气味，身旁的汽车满身凹洞、喘息不已，盛装松露用的是旧纸袋或塑胶袋而非豪华手提箱——其价格也“决不低就”，他们说。松露论公斤卖，1987年时价，一公斤松露在乡村产地至少值2000法郎，而且只收现金，不给发票——采菇人没兴趣参加政府主持的，我们叫做“所得税”的那种坑人游戏。
所以起价就是每公斤2000法郎了，经过小商贩中商贩一路哄抬，等它抵达它的精神归宿——高贵餐馆的厨房之时，身价可能加了一倍。至于在“富香（Fauc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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