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监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饬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祐、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初，宰执掌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职秩繁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乃诏三省、枢密院吏额用元丰法，其岁赐悉裁之，时翕然以为快。臣僚上言：”诸州遇天宁节，除公使外，别给系省钱，充锡宴之用。独诸路监司许支逐司钱物，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自是诏：”遇天宁节宴，旧应给钱者，发运、监司每司不得过三百贯，余每司不得过二百贯，以上旧给数少者，止依旧。“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
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价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余人。
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
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余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
七年，诏诸路帅臣、监司各条所部当裁省凡目以闻。后苑书艺局等月省十九万缗，岁可省二百二十万。应奉司所管诸色窠名钱数内：两浙路钱旁定帖息钱，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淮南路添酒钱等，并行截节，更不充应奉支用。十二月，诏曰：“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抚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两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非泛上供抛降物色，延福宫西城所租课，内外修造诸处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并给还旧佃人。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及罢诸兼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桩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道官及拨赐宫观等房钱、田土之类。六尚，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学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钱并罢。”
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户部尚书聂山亦请以熙、丰后增置添给，如额外医官、内中诸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灵应诸观清卫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请给，并添给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余缗，凡熙、丰无法该载者罢之。
靖康元年，诏曰：“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于是凡当时苛刻烦细、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罢。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三年二月，减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著为定制。八月，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镇江府御服罗，省钱七万缗，助刘光世军。四年二月，诏：“诸路州县天申节礼物，并置场和买，毋得抑配于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军大礼绢。五年，以四川上供钱帛依旧留以赡军。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罗复输内藏，其后绫、纱、绢悉如之。 四路天申节大礼绢及上供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 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
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县官有钜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宋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内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尝谓：“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
太宗嗣位，漳泉、吴越相次献地，又下太原，储积益厚，分左藏库为内藏库，令内藏库使翟裔等于左藏库择上绫罗等物别造帐籍，月申枢密院；改讲武殿后库为景福殿库，俾隶内藏。其后乃令拣纳诸州上供物，具月帐于内东门进入，外庭不得预其事。帝因谓左右曰：“此盖虑司计之臣不能节约，异时用度有阙，复赋率于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振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
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库为内藏西库。初，刘承珪尝掌库，经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库以来出纳，造都帐及《须知》，屡加赏焉。真宗再临幸，作铭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库屋，增广其地。既而又以香药库、仪鸾司屋益之，分为四库：金银一库，珠玉、香药一库，锦帛一库，钱一库。金银、珠宝有十色，钱有新旧二色，锦帛十三色，香药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内藏缗钱二百万给三司。
天圣以后，兵师、水旱费无常数，三岁一赉军士，出钱百万缗，绸绢百万匹，银三十万两，锦绮、鹿胎、透背、绫罗纱縠合五十万匹，以佐三司。又岁入饶、池、江、建新铸缗钱一百七万，而斥旧蓄缗钱六十万于左藏库，率以为常。异时三司用度不足，必请贷于内藏，辄得之，其名为贷，实罕能偿。景祐中，内藏库主者言：“岁斥缗钱六十万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计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贷钱帛九百一十七万。”在太宗时三司所贷甚众，久不能偿，至庆历中，诏悉蠲之。盖内藏岁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万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经费，前后不可胜数，至于储积赢缩，则有司莫得详焉。
神宗临御之初，诏立岁输内藏钱帛之额，视庆历上供为数。尝谓辅臣曰：“比阅内藏库籍，文具而已，财货出入，初无关防。旧以龙脑、珍珠鬻于榷货务，数年不输直，亦不钩考。尝闻太宗时内藏财库，每千计用一牙钱记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钱色亦异，他人莫能晓，匣而置之御阁，以参验帐籍中定数。晚年，出其钱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晓帐籍关防之法。“即命干当御药李舜举领其事。继诏诸路金银输内藏库者，岁以帐上三司拘催。元丰以来，又诏诸路金帛、缗钱输内库者，委提点刑狱司督趣，若三司、发运司擅留者，坐之。超发坊场钱勿寄市易务，直赴内藏库寄帐封桩。当输内库金帛、缗钱，逾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桩钱法。
初，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敌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元丰初，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图，玁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库以号之，凡三十二库。后积羡赢为二十库，又揭诗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元祐元年，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盖有意合理财之局总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内藏受纳，而奉宸内藏库受纳又隶太府寺。然按其所领，不过关通所入名数，为之拘催而已，支用多寡，不得转质。总领之者，止中官数十人，彼惟知谨扃钥、涂窗牖，以为固密尔，又安能钩考其出入多少，与夫所蓄之数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于内藏诸库皆得检察。”明年，诏内藏库物听以多寡相除。置库百余年，至是始编阅云。
崇宁元年，诏：“祖宗置内藏库贮经费余财，所以募士威敌，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岁官司懈驰，侵蠹耗减，务在协力遵守，无令偏废。”于是命仓部郎中丘括行诸路驱磨。三年，中书奏：“熙宁之制，江南诸路金银课利并输内帑。元祐中，户部尚书李常于中以三分助转运司，致内帑渐以亏减。”乃诏诸路新旧坑冶所收课利金银并输内帑，如熙宁之旧。后又入于大观东库。寻命仍旧以七分输内帑，余给转运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兑内帑钱物之制。
时又有元丰库，则杂储诸司羡余钱。诸道榷酤场，旧以酧衙前之陪备官费者，熙宁役法行，乃听民增直以售，取其价给衙前。久之，坊场钱益多，司农请岁发百万缗输中都。元丰三年，遂于司农寺南作元丰库贮之，以待非常之用。
元祐元年，右司谏苏辙论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愿以三十万缗募保甲为军。”寻用其议。元祐三年，改封桩钱物库为元祐库。未几，分元丰库为元丰南、北库。数月，以北库为司空吕公著廨，封桩并附南库仍旧。元丰六年，诏岁以内藏库缗钱五十万桩元丰库，补助军费。崇宁以后，诸路封桩禁军阙额给三路外，与常平、坊场、免役、绸绢、贴输东北盐钱，及鬻卖在官田屋钱，应前收桩管封桩权添酒钱、侵占房廊白地钱、公使库遗利等钱，并输元丰库。别又置大观库，制同元丰，但分东西之别。最后，建宣和库，有泉货、弊余、服御、玉食、器贡等名，盖蔡绦欲效王黼以应奉司贡献要宠，事不足纪。
靖康元年，诏诸路公使库及神霄宫金银器皿，所在尽输元丰库。户部尚书聂山辄取元丰库北珠，宰相吴敏白帝，言：“朝廷有元丰、大观库，犹在陛下有内藏库。朝廷有阙用，需于内藏，必得旨然后敢取，户部岂可擅取朝廷库务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库物，则纲纪乱矣。”钦宗然之。
南渡，内藏诸库货财之数虽不及前，然兵兴用乏，亦时取以为助。其籍帐之详莫得而考，则以后宋史多阙云。
志第一百三十三 食货下二（钱币）
钱币
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凡诸州轻小恶钱及铁镴钱悉禁之，诏到限一月送官，限满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铸者皆弃市。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徒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
蜀平，听仍用铁钱。开宝中，诏雅州百丈县置监冶铸，禁铜钱入两川。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而铁钱不出境，令民输租及榷利，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铜钱一得铁钱十四。
明年，转运副使张谔言：“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自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请市夷人铜，斤给铁钱千，可以大获铜铸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输银绢，候铜钱多，即渐令输。”又诏令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五百，余皆从之。然铜卒难得，而转运副使聂咏、转运判官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则全取铜钱。诏如所请。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益以为苦，或发古冢、毁佛像器用，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内使臣吴承勋驰传审度。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多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谊责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勋运命。二年，遂令川峡输租榷利勿复徵铜钱。宋咏等皆坐罪免。既而又从西川转运使刘度之请，官以铁钱四百易铜钱一百，后竟罢之。
平广南、江南，赤德雄州旧钱，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铸钱，一工为钱千五百，得三十万贯。太宗即位，诏升州置监铸钱，令转运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以给官铸焉。太平兴国二年，樊若水言：“江南旧用铁钱，于民非便。今诸州铜钱尚六七十万缗，虔、吉等州未有铜钱，各发六七万缗，俾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谷麦。于则、免饶等州产铜之地，大铸铜钱，铜钱既不渡江，益出新钱，则民间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熔铸为农器什物，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除铜钱渡江之禁。”从之。
自唐天祐中，兵乱窘乏，以八十五钱为百。后唐天成中，减五钱，汉乾祐初，复减三钱。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然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钱为百者。至是，诏所在用七十七钱为百。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赍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乃诏吏民阑出铜钱百已上论罪，至五贯以上送阙下。
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八年，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补钊殿前承旨，领三州铜山。然民间犹杂用旧大小钱。是时，以福建铜钱数少，令建州铸大铁钱并行，寻罢铸，而官私所有铁钱十万贯，不出州境，每千钱与铜钱七百七十等，外邑邻两浙者亦不用。
雍熙初，令江南诸州官库所贮杂钱，每贯及四斤半者送阙下，不及者销毁。民间恶钱尚多，复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铜器者，限两月悉送官。
端拱元年，内侍萧延皓使岭南还，以民间私铸三等钱来上，且言多与蛮人贸易，侵败禁法。因诏察民私铸及销熔好钱作薄恶钱者，并弃市；辄以新恶钱与蛮人博易者，抵罪。
江北诸州所用钱非甚薄恶者，新旧大小兼用。江南虽用旧大钱，淳化四年，乃诏每贯及前诏斤数、有官监字号者皆许用，不分新旧。
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所用铁钱至轻，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坚请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遣诣川峡路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铁钱悉辇送官。民间小钱许送监，计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才成三千余贯，众皆以为不便。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罢冶铸。五年，安易复请，不许。第令川峡仍以铜钱一当铁钱十。
荆湖、岭南民输税须大钱，民以小钱二或三易大钱一，官属以奉钱易于民以规利。诏自今吏受民输，但常所通行钱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钱换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贺州锡，官益其价市之，以给诸路铸钱。
咸平初，又申新小钱之禁，令官置场尽市之。旧犯铜禁，七斤以上处死，奏裁多蒙减断，然待报常淹缓。四年，诏满五十斤以上取裁，余从第减。
景德四年，诏曰：“鼓铸钱刀，素有程限，悯其劳苦，特示矜宽。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岁量支率分钱以备医药。”十二月，令铸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诏：犯铜、鍮石，悉免极刑。
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州曰广宁，建州曰丰国。京师、升鄂杭州、南安军旧皆有监，后废之。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至道中，岁铸八十万贯；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万贯。大中祥符后，铜坑多不发。天禧末，铸一百五万贯。
铁钱有三监：邛州曰惠民，嘉州曰丰远，兴州曰济众。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并废。大钱贯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嘉、邛二州所铸钱，贯二十五斤八两，铜钱一当小铁钱十兼用。后以铁重，多盗熔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钱轻则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于是诏减景德之制，其见使旧钱仍用如故。岁铸总二十一万贯，诸路钱岁输京师，四方由此钱重而货轻。
景祐初，诏三司以江东、福建、广南盛输缗钱合三十余万易为金帛，钱流民间。
许申为三司度支判官，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铜居三分，铁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申杂以铁，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铸万缗，逾月裁得万钱。申性诡谲，少成事，自度言无效，乃求为江东转运使，欲用其法于江州。朝廷从之，因诏申即江州铸百万缗，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无成功。
初，太宗改元太平兴国，更铸：“太平通宝”，淳化更铸，又亲书“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改元更铸，皆曰“元宝”，而冠以年号，至是改元宝元，文当曰“宝元元宝”，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宝”为文，庆历以后，复冠以年号如旧。
自天圣以来，毁钱铸钟及为铜器，皆有禁。庆历初，阑出铜钱，视旧法第加其罪，钱千，为首者抵死。
五年，泉州青阳铁冶大发，转运使高易简不俟诏，置铁钱务于泉，欲移铜钱于内地；梓州路转运使崔辅、判官张固亦请即广安军鱼子铁山采矿炭，置监于合州，并销旧小钱以铸减轻大钱，未得报，先移合州相地置监。州以上闻，朝廷以易简、辅、固为擅铸钱，皆坐贬。
军兴，陕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议，采洛南县红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铜，置阜民、朱阳二监铸钱。既而陕西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未几，三司奏罢河东铸大铁钱，而陕西复采仪州竹尖岭黄铜，置博济监铸大钱。因敕江南铸大铜钱，而江、池、饶、仪、虢又铸小铁钱，悉辇致关中。数州钱杂行，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于是奎复奏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日铸小铁钱，独留用河东。河东铁钱既行，盗铸获利什六，钱轻货重，患如陕西。知并州郑戬请河东铁钱以二当铜钱一，行之一年，又以三当一或以五当一，罢官炉日铸，且行旧钱。而契丹亦铸铁钱，易并边铜钱。
庆历末，叶清臣为三司使，与学士张方平等上陕西钱议，曰：“关中用大钱，本以县官取利太多，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始增直于下，终取偿于上，县官虽有折当之虚名，乃受亏损之实害。救弊不先自损，则法未易行。请以江南、仪商等州大铜钱一当小钱三，小铁钱三当铜钱一，河东小铁钱如陕西，亦以三当一，且罢官所置炉。”自是奸人稍无利，犹未能绝滥钱。其后，诏商州罢铸青黄铜钱，又令陕西大铜钱、大铁钱皆以一当二，盗铸乃止。然令数变，兵民耗于资用，类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钱之行，有刘羲叟者语人曰：“是于周景王所铸无异，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语在本传。
时兴元府西县增置济远监。而韶州天兴铜大发，岁采二十五万斤，诏即其州置永通监。后济远监废，仪州博济监既废复置。
皇祐中，饶、池、江、建、韶五州铸钱百四十六万缗，嘉、邛、兴三州铸大铁钱二十七万缗。至治平中，饶、池、江、建、韶、仪六州铸钱百七十万缗，而嘉、邛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独兴州铸钱三万缗。
熙宁初，同、华二州积小铁钱凡四十万缗，诏赐河东，以铁偿之。四年，陕西转运副使皮公弼奏：“自行当二钱，铜费相当，盗铸衰息。请以旧铜铅尽铸。”诏听之。自是折二钱遂行于天下。京西转运使吴几复建议：郢、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铜铅积于淮南，若由襄、郢转致郢、唐等州置监铸钱，可以纾钱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议遂寝。后乃诏京西、淮南、两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铸钱监，江西、湖南十五万缗、余路十万缗为额，仍申熟钱斤重之限。又以兴国军、睦衡舒鄂惠州既置监六，通旧十六监，水陆回远，增提点之官。
时诸路大率务于增额：韶惠州永通、阜民监旧额八十万，至七年，增三十万，及折二凡五十万；后卫州黎阳监岁增折二凡五万缗，西京阜财监岁增市易本钱凡十万缗，兴州济众监岁增七万二千余缗，陕西三铜钱监各岁增五万缗。而睦州则置神泉，徐州则置宝丰，梧州以铅锡易得，万州以多铁矿，皆置监。又诏秦凤等路即凤翔府斜谷置监，已而所铸钱青铜夹锡，脆恶易毁，罢之。然私钱往往杂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诏禁私钱，在官恶钱不堪用者，别为模以铸。商、虢、洛南增三监，耀、鄜权置两监，通永兴、华、河中、陕旧监为九，以给改铸。永兴、鄜、耀、河中、陕去铁冶远，听改铸一年罢；商、洛南、华、虢最近铁冶，听久置；鄜州等五监候罢改铸，并其工作归永兴等四监，专铸大钱，所铸大铁钱约补及所废伪钱，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
八年，诏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于是知太原韩绛请仿陕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铸之弊。
初，薛向铸铁钱于陕西，后许彦先铸于广南。既而民不便用，神宗欲遂罢之，王安石固争，乃诏京师畿内并罢，其行于四方盖如故。元丰以后，西师大举，边用匮阙，徐州置宝丰下监，岁铸折二钱二十万缗，转移陕府。
于时，同、渭、秦、陇等州钱监，废置移徙不一，铜铁官多建言铸钱，事不尽行，而又自弛钱禁，民之销毁与夫阑出境外者为多。张方平尝极谏曰：“禁铜造币，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与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饶、建置炉，岁鼓铸至百万缗。积百年所入，宜乎贯朽于中藏，充足于民间矣。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不知岁所铸钱，今将安在。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令敕具载，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如此则逐州置炉，每炉增数，是犹畎浍之益，而供尾闾之泄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如嘉祐编敕；罢徐州宝丰鼓铸；诏户部条诸监之可减者，凡增置铸钱监十四皆罢之。
陕西行铁钱，至陕府以东即铜钱地，民以铁钱换易，有轻重不等之患。元祐六年，乃议限东行，有税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许易二分，人毋得过五千。八年，命公私给纳、贸易并专用铁钱，而官帑铜钱以时计置，运致内郡，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
先是，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辇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至是，乃复增定加饶之数行焉。
折二铜钱又定钩致之法。初欲复旧，止行于本路。议者谓：“关东诸路既已通行，夺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陕右所用折二铁钱，止当一小铜钱，即折二铜钱尽归陕西，不直般运费广，猝难钩致，且与铁钱一等，虑铁钱转更加轻。”乃令折二铜钱宽所行地，听行于陕西一路，及河东晋、绛、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阳、许、汝、郑、金、房、均、邓等州，余路则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间者听以输买纳，在官帑者以输上供，即非沿流地或数无上供者，所隶运司移发输京师。寻诏更铸小铜钱。河东安抚、提刑司言：“顷绛州垣曲县置监鼓铸铜钱，费且不给，今已废监，又禁折二铜钱不通行，非便。”乃听行使如旧。
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熙、丰间铜铁钱尝并行，铜钱千易铁钱千五百，未闻轻重之弊。及后铜钱日少，铁钱滋多。绍圣初，铜钱千遂易铁钱二千五百，铁钱浸轻。元符二年，下陕西诸路安抚司博究利害。于是诏陕西悉禁铜钱，在民间者令尽送官，而官铜悉取就京西置监。永兴帅臣陆师闵言：“既拣毁私钱，禁铜罢冶，则物价当减。愿下陕西州县，凡有市买，并准度铜钱之直，以平其价。”诏用其言，而豪贾富家多不便。
徽宗嗣位，通判凤州马景夷言：“陕西自去年罢使铜钱，续追官措置钱法，未闻有深究钱弊轻重灼见利害者。铜钱流注天下，虽千百年未尝有轻重之患。独铁钱局于一路，所可通交易有无者，限以十州之地，欲无滞碍，安可得乎？又诸州钱监鼓铸不已，岁月增多，以鼓铸无穷之钱，而供流转有限之用，更数十年，积滞一隅，暴如丘山，公私为害，又倍于今日矣。谓宜弛其禁界，许邻近陕西、河东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盐地州县并许通行折二铁钱。如此则流注无穷，久远自无轻重之患。”继而言者谓：“铁钱重滞，难以赍远，民间皆愿复用铜钱。当公私匮乏之时，诸路州县官私铜钱积贮万数，反无所用。”乃诏铜铁钱听民间通行，而铜钱止用籴买。
建中靖国元年，陕西转运副使孙杰以铁钱多而铜钱少，请复铸铜钱，候铜铁钱轻重稍均，即听兼铸。崇宁元年，前陕西转运判官都贶复请权罢陕西铸铁钱。户部尚书吴居厚言：“江、池、饶、建钱额不敷，议减铜增铅、锡，岁可省铜三十余万斤，计增铸钱十五万九千余缗。所铸光明坚韧，与见行钱不异。”诏可。然课犹不登。二年，居厚乃请检用前后上供铸钱条约，视其登耗之数，别定劝沮之法。
会蔡京当政，将以利惑人主，托假绍述，肆为纷更。有许天启者，京之党也，时为陕西转运副使，迎合京意，请铸当十钱。五月，始令陕西及江、池、饶、建州，以岁所铸小平钱增料改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文，继而并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式铸折十钱，限今岁铸三十万缗，铁钱二百万缗。募私铸人一为官匠，并其家设营以居之，号铸钱院，谓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铸钱之意。所铸铜钱通行诸路，而陕西、河东、四川系铁钱地者禁之，第铸于陕西铁钱地而已。
自熙宁以来，折二钱虽行民间，法不许运致京师，故诸州所积甚多。至是，发运司因请以官帑所有折二钱改铸折十钱。三年，遂罢铸小平钱及折五钱。置监于京城所，复徐州宝丰、卫州黎阳监，并改铸折二钱为折十，旧折二钱期一岁勿用。大严私铸之令，民间所用鍮石器物，并官造鬻之，辄铸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诸路转运司于沿流顺便地，随宜增置钱监，俾民以所有折二钱换纳于官，运致所增监改铸折十钱。二广产铁，令鼓铸小铁钱，止行于两路；其公私铜钱兑换运输元丰库，仍于浔州置铁钱监，依陕西料例铸当二钱。
四年，立钱纲验样法。崇宁监以所铸御书当十钱来上，缗用铜九斤七两有奇，铅半之，锡居三之一。诏颁其式于诸路，令赤仄及乌背，书画分明。时赵挺之为门下侍郎，继拜右仆射，与蔡京议多不合，因极言当十钱不便，私铸浸广。乃令提刑司岁较巡捕官一路所获多寡，继令福建、广南毋行用，第铸以上供及给他路。凡为人附带若封识影庇私铸钱者，悉论以法，毋得荫赎。其置铸钱院，盖将以尽收所在亡命盗铸之人，然犯法者不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东西、两浙并以折十钱为折五，旧折二钱仍旧。虑冒法入东北也，今以江为界，淮南重宝钱亦作当五用焉。
五年，两浙盗铸尤甚，小平钱益少，市易濡滞。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钱留本路；江、池、饶、建、韶州钱监，岁课以八分铸小平钱，二分铸当十钱。俄诏广南、江南、福建、两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钱改铸折十钱皆罢，其创置铸钱院及招置钱户并停。继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通宝钱所铸未多，在官者悉封桩，在民间者以小平钱纳换。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时钱币苦重，条序不一，私铸日甚。御史沈畸奏曰：“小钱便民久矣。古者军兴，锡赏不继，或以一当百，或以一当千。此权时之宜，岂可行于太平无事之日哉？当十鼓铸，有数倍之息，虽日渐之，其势不可遏。”未几，诏当十钱止行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俄并畿内用之，余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偿以小钱，换纳到者输于元丰、崇宁库，而私钱亦限一季自致，计铜直增二分，偿以小钱，隐藏者论如法。寻诏郑州、西京亦听用折十钱，禁贸易为二价者。东南诸监增铸小平钱，以待偿钱，而私钱亦改铸焉。
折十钱为币既重，一旦更令，则民骤失厚利。又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尽输于官，冒法私贩。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纳不拣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钱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钱，计小平钱三，以小钱易于官，在京以四小平钱易之。京师出纳及民间贸易，并大小钱参用，而私铸小平钱辄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赏，越江、淮入汴钱至京者，一依当十钱法。御史张茂直请严私贩当十之令，纲舟载卸，皆选官监索，保无藏匿，舟车兜担，即疑虑私贩者，并听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铸转入淮、浙、京东等路者，所由州县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
大观元年，张茂直复言：“州县督捕加峻，私小黄钱投委江河，不敢复出。请令东南州县置水匮封键于阛阓中，听民以私钱自投，如自首法。当三、当五钱，舟船附带者，亦多弃之江河，请下诸路捞漉。”
时蔡京复相，再主用折十钱。二月，首铸御书当十钱，以京畿钱监所得私钱改铸。寻兴复京畿两监，以转运使宋乔年领之，用提举京畿铸钱司为名。乔年铸乌背漉铜钱来上，诏以漉铜式颁行诸路。
京之初为折十钱，人不以为便，帝亦知之。故崇宁四年以后，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诏谕中外。京再得政复行之，知盗铸者必众，将威以刑。会有告苏州章綖盗铸数千万缗，遂兴大狱。初遣李孝寿，又遣沈畸、萧服，末以命知苏州孙杰、发运副使吴择仁。綖坐刺流海岛，连坐者十余人，时皆冤之。于是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申命开封府尹少、外路监司，各分州郡举行，按举能否，月检会法令，使民知禁。用孙杰言，盗铸依淮东重法地，囊橐强盗之家，籍其财以待赏，居停邻保并均备告验；私钱依私茶法；给随行物；州常桩盗铸赏钱五千饶，州县稽于施行，监司失察，不以赦原。是岁，京畿既置钱监，乃专铸当十大钱，而小平钱则铸于诸路。既而当十钱少，复置真州铸钱监，以本路所换钱不依式者及诸司当二见缗，用旧式改铸当十钱。
明年，令江、池、饶、建州钱监，自来岁以铸当十五分铸小平钱。申严私铸之法，即托权要事势，度越关津，拒捍搜索者，虽轻以违制论，载御物者同之。初，崇宁五年，始禁陕西铁钱行于兴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铁钱猥多，禁陕西铁钱入蜀。有董奎者，为走马承受，遂令以铁钱三折铜钱一。事闻，责奎以妄肆胸臆，致币轻物重，奎遂即罪。
三年，申当十钱行使之令，益以京东、京西，而河北并边州县镇砦、四榷场及登、莱、密州缘海县镇等皆禁。时蔡京复罢政矣。四年，诏：“鼓铸当十钱多，虑法随以弊，其止铸旧额小平钱。”张商英为相，奏言：“当十钱为害久矣。旧小平钱有出门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货，交易得钱，必大半入中末盐钞，收买告牒，而余钱又流布在市井，此上下内外交相养。自当十钱行，以一夫而负八十千，小车载四百千，钱既为轻赍之物，则告牒为滞货，盐钞非得虚抬之息则不行。臣今欲借内库并密院诸司封桩绸绢、金银并盐钞，下令折十钱限民半年所在送官，十千给银绢各一匹两，限竟毋更用。俟钱入官，择其恶者铸小平钱，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则钱法、钞法不相低昂，可以复旧。”
利州路提刑司言：“旧铜铁钱轻重相寻，以大铁钱一折小铜钱二；今大铁钱五止当一铜钱，比旧轻十倍。又流入川界，钱轻物重，颇类陕西。欲将折二大铁钱以一折一，虽稍减钱数，钱必稍重。”诏许陕西铁钱入蜀仍旧，尽释其禁，且命以今物价量宜裁之。
政和元年诏：“钱重则物轻，钱轻则物重，其势然也。今诸路所铸小平钱，行之久而无弊，多而不壅，为利博矣。往岁图利之臣鼓铸当十钱，苟济目前，不究悠久，公私为害，用之几十年，其法日弊而不胜。奸猾之民规利冒法，销毁当二、小平钱，所在盗铸，滥钱益多，百物增价。若不早革，即弊无已时。其官私见在当十钱，可并作当三，以为定制。尚虑豪猾惮于折阅，胥动浮言，可内自京尹，外逮监司、郡县，悉心开谕。”
自当十钱行，抵冒者多。大观四年，星变，赦天下。凡以私钱得罪，有司上名数，亡虑十余万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谓烈矣。时御府之用日广，东南钱额不敷，宣和以后尤甚。乃令饶、赣钱监铸小平钱，每缗用铁三两，而倍损其铜，稍损其铅。继又令江、池、饶钱监，尽以小平钱改铸当二钱，以纾用度，然有司犹数告之。靖康元年，罢政和敕陕西路用铜钱断徒二年配千里法。
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亦命转运副使许天启推行。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既而河东转运使洪中孚请通行于天下，京欲用其言，会罢政。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若产铜地始听兼铸小平钱。复用转运司及提刑司参领其事，衡州熙宁、鄂州宝泉、舒州同安监暨广南皆铸焉。二年，江南东西、福建、两浙许铸使铁钱。三年，京复罢政，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惟河东三路听存旧监，以铸铜、铁钱；产铜郡县听存，用改铸小平钱。
政和元年，钱轻物重，细民艰食，诏：“应陕西旧行使铁钱地，并依元丰年大铁钱折二，公私通行，夹锡钱同之，毋得分别。见存铁钱，毋改更铸夹锡，河东官私折二、夹锡钱同之。”
童贯宣抚陕西，以诏亟平物价，帅臣徐处仁切责其非，坐贬。钱即经略鄜延，抗疏言：“详考诏旨，谓铁钱复行，与夹锡并用。虑奸民妄作轻重，欲维持推行，俾钱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胁制百姓，顿减物价于一两月之间。今宣抚司裁损米谷、布帛、金银之价，殆非人情。徐处仁言虽未尽，所见为长，望速询其实。如臣言乖谬，愿同处仁贬。”诏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谪置偏州。寻亦罢行夹锡钱，且禁裁物价，民商贸易，各从其便。继而童贯复请与旧法铁钱并折二通行。知阌乡县论九龄俄坐以铜钱一估夹锡钱七八，并知州王寀、转运副使张深俱被劾。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
二年，蔡京复得政，条奏广、惠、康、贺、衡、鄂、舒州昨铸夹锡钱精善，请复铸如故。广西、湖北、淮东如之，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遂以政和钱颁式焉。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市井细民朝夕鬻饼饵熟食以自给者，或不免于告罚。未几，以夹锡钱不以何路所铸，并听通行。
陕西用“政和通宝”旧大铁钱，与夹锡钱杂。虑流转诸路，四年，诏毋更行用，致令诸监改铸夹锡钱，在民间者赴官换绸。郑居中、刘正夫为相，以为不便，令淮南夹锡钱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罢鼓铸，夹锡钱悉辇桩关中。寻诏河东、陕西外，余路并罢；俄诏并河东罢铸夹锡钱，止用旧法鼓铸。重和元年，权罢京西铸夹锡钱，继以关中籴买，用之通流，复命鼓铸，专给关中。夹锡行，小民往往以药点染，与铜钱相乱，河北漕臣张翚等尝坐贬焉。
先是，江池饶州、建宁府四监，岁铸钱百三十四万缗，充上供；衡、舒、严、鄂、韶、梧州六监，岁铸钱百五十六万缗，充逐路支用。建炎经兵，鼓铸皆废。绍兴初，并广宁监于虔州，并永丰监于饶州，岁铸才及八万缗。以铜、铁、铅、锡之入，不及于旧，而官吏稍廪工作之费，视前日自若也，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二千四百文。时范汝为作乱，权罢建州鼓铸，寻复旧，泉司供给铜、锡六十五万余斤。
六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赣、饶二监新额钱四十万缗，提点官赵伯瑜以为得不偿费，罢鼓铸，尽取木炭铜铅本钱及官吏阙额衣粮水脚之属，凑为年计。十三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治，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之数为额。 浸铜之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岁额，所谓胆铜也。
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
二十四年，罢铁钱司归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曹钱八万缗为铸本，岁权以十五万缗为额。复饶、赣、韶铸钱监，以漕臣往来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废，复以户部侍郎荣薿提领，许置官属二员。二十八年，出御府铜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间铜器，得铜二百余万斤，寺观钟、磬、铙、钹既籍定投税外，不得添铸。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余限二年听转易金银，算请茶、盐、香、矾钞引之类，越数寄隐，许人告。
以李植提点铸钱公事，植言：“岁额内藏库二十三万缗，右藏库七十余万缗，皆至道以后数也。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百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下工部，权以五十万缗为额。又明年，才铸及十万缗。今泉司岁额增至十五万缗，小平钱一万八千缗，折二钱六万六千缗。岁费铸本及起纲糜费约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东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课利钱、木炭钱、锡本钱，约二十一万缗，比岁所收不过十五六万缗耳。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以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本司，铜三十九万五千八百斤，铅三十七万七千九百斤，锡一万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铁二百三十二万八千斤，比岁所榷十无二三。每当二钱千，重四斤五两；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视旧制，铜少铅多，钱愈锲薄矣。
孝宗隆兴元年，诏铸当二、小平钱，如绍兴之初。 乾、淳迄于嘉泰、开禧皆如之。
乾道六年，并铸钱司归发运司，寻复置。八年，饶州、赣州复名置提点官。以新铸钱殽杂，提点铸钱及永平监官、左藏西库监官、户部工部长贰官责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广间多毁钱，夹以沙泥重铸，号“沙尾钱”，诏严禁之。淳熙二年，并赣司归饶州。庆元三年，复禁铜器，期两月鬻于官，每两三十。湖州旧鬻监，至是官自铸之。 二年，禁销钱为铜器者，以违制论，炉户决配海外。
复神泉监，以所括铜器铸当三大钱，隶工部。
旧额，内帑岁收新钱一百五万， 江、池、饶、建四监。
而每年退却六十万，三年一郊，又以三百万输三司，是内帑年才得十一万六千余缗，而左藏得九十三万三千余缗。今岁额止十五万，而隶封桩者半，内藏者半，左藏咸无焉。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元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至于淮、楚屯兵，月费五十万，见缗居其半，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于是沿边皆用铁钱矣。”
淮南旧铸铜钱。乾道初，诏两淮、京西悉用铁钱。荆门隶湖北，以地接襄、岘，亦用铁钱。六年，先是，以和州旧有钱监，舒州山口镇亦有古监，诏司农丞许子中往淮西措置。于是子中以舒、蕲、黄皆产铁，请各置监， 舒州同安监，蕲州新春监，黄州齐安监。
且铸折二钱。以发运司通领四监。 江之广宁监，兴国之大冶监，临江之丰余监，抚之裕国监。
子中所领三监，岁合认三十万贯，其大小铁钱，令两淮通行。七年，舒、蕲守臣皆以铸钱增美迁官，然淮民为之大扰。八年，以江州、兴国军铁冶额亏，守贰及大冶知县各降一官。
淳熙五年，诏舒州岁增铸十万贯，以三十万贯为额；蕲州增铸五万贯，以十五万贯为额。如更增铸，优与推赏。御史黄洽言：“兴天下之利者，不穷天下之力。舒、蕲岁铸四十五万不易为也。又有增铸之赏，恐其难继。”诏除之。八年，以舒州水远，薪炭不便，减额五万贯。明年，又减十万贯，与蕲州并以十五万贯为额。十年，并舒州之宿城监入同安监。十二年，诏舒、蕲铸铁钱，并增五万贯，以“淳熙通宝”为文。
光宗绍熙二年，减蕲春、同安两监岁铸各十万贯。嘉泰三年，罢舒、蕲鼓铸；开禧三年，复之。
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铜钱一折铁钱四，禁之。时铜钱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来，悉以铁钱易之，或以会子一贯易铜钱一贯。其铜钱输送行在及建康、镇江府。凡沿江私度及边径严禁漏泄，及于边界三里内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铜钱，如两淮例。京西、湖北之铁钱，则取给于汉阳监及兴国富民监，后并富民监于汉阳监，以二十万为额。
前宋时，川、陕皆行铁钱，益、利、夔皆即山冶铸。绍兴九年，诏陕西诸路复行铁钱。十五年，置利州绍兴监，铸钱十万缗以救钱引。二十二年，复嘉之丰远、邛之惠民二监，铸小平钱。二十三年，诏利州并铸折二钱，后又铸折二钱。淳熙十五年，四川饷臣言：“诸州行使两界钱引，全籍铁钱称提，止有利州绍兴监岁铸折三钱三万四千五百贯有奇，邛州惠民监岁铸折三钱一万二千五百贯。今大安军淳熙、新兴、迎恩三炉，出生铁四十九万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县亦有炉，新产铁三十余万斤。乞从鼓铸。”嘉定元年，即利州铸当五大钱。三年，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若四川铜钱，淳熙间易送湖广总所储之，后又交卸于江陵。
宝庆元年，新钱以“大宋元宝”为文。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钱当二并小平钱并以“嘉熙通宝”为文，当三钱以“嘉熙重宝”为文。
淳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刘晋之言：“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鉟销，犹可以上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于是复申严漏泄之禁。
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鍮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鉟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之。
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下海之禁。 十二年，申严鉟销之禁及伪造泄之法。咸淳元年，复申严鉟销、漏禁。宝祐元年，新钱以“皇宋元宝”为文。
志第一百三十四 食货下三
○会子 盐上
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后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转运使薛田、张若谷请置益州交子务，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仁宗从其议。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神宗熙宁初，立伪造罪赏如官印文书法。河东运铁钱劳费，公私苦之。二年，乃诏置交子务于潞州。转运司以其法行则盐、矾不售，有害入中粮草，遂奏罢之。四年，复行于陕西，而罢永兴军盐钞场，文彦博言其不便；会张景宪出使延州还，亦谓可行于蜀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有两界自此始。时交子给多而钱不足，致价太贱，既而竟无实钱，法不可行。而措置熙河财利孙迥言：“商人买贩，牟利于官，且损钞价。”于是罢陕西交子法。
绍圣以后，界率增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之用，又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
崇宁三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效川峡路立伪造法。通情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准新样印制，四川如旧法。罢在京并永兴军交子务，在京官吏，并归买钞所。时钱引通行诸路，惟闽、浙、湖、广不行，赵挺之以为闽乃蔡京乡里，故得免焉。明年，尚书省言：“钱引本以代盐钞，而诸路行之不通，欲权罢印制。在官者，如旧法更印解盐钞；民间者，许贸易，渐赴买钞所如钞法分数计给。”从之。
大观元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自用兵取湟、廓、西宁，藉其法以助边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当旧者四，故更张之。以四十三界引准书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二年，而陕西、河东皆以旧钱引入成都换易，故四川有壅遏之弊，河、陕有道途之艰，豪家因得以损直敛取。乃诏永兴军更置务纳换陕西、河东引，仍遣文臣二人监之。八月，知威州张持奏：“本路引一千者今仅直十之一，若出入无弊，可直八百，流通用之，官吏奉旧并用引，请稍给钱便用。”擢持为成都路转运判官，提举川引。后引价益贱，不可用，持复别用印押以给官吏，他无印押者皆弃无用。言者论其非法，持坐远谪。三年，诏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二界毋收易，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四年，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
政和元年，户部言成都漕司奏：“昨令输官之引，以十分为率，三分用民户所有，而七分赴官场买纳，由是人以七分为疑。请自今无计以三七分之数，并许通用，愿买纳者听。民间旧以本钱未至，引价大损，故州官官钱亦减数收市；今本钱已足，请勿减数以祛民惑。又请四十三界引俟界满勿换给，自四十四界为改法之首。”而户部详度欲止行四十四界，其四十五界勿印。若通行及乏用，听于界内续增其新引给换之，余如旧鬻之，或于给钱之所易钱储以为本，移用者如擅支封桩钱法。诏可。靖康元年，令川引并如旧即成都府务纳换。以置务成都，便利岁久，至诸州则有料次交杂之弊，故有是诏。
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宣和中，商英录奏当时所行，以为自旧法之用，至今引价复平。
高宗绍兴元年，有司因婺州屯兵，请桩办合用钱，而路不通舟，钱重难致。乃造关子付婺州，召商人入中，执关于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于是州县以关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货务又止以日输三分之一偿之，人皆嗟怨。六年，诏置行在交子务。臣僚言：“朝廷措置见钱关子，有司浸失本意，改为交子。官无本钱，民何以信？”于是罢交子务，令榷货务储见钱印造关子。二十九年，印公据、关子，付三路总领所：淮西、湖广关子各八十万缗，淮东公据四十万缗，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内关子作三年行使，公据二年，许钱银中半入纳。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储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输左藏库。明年，诏会子务隶都茶场。三十二年，定伪造会子法。 犯人处斩。赏钱十贯，不愿受者，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庇匿者能告首，免罪受赏，愿补官者听。
当时会纸取于徽、池，续造于成都，又造于临安。会子初行，止于两浙，后通行于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用钱，其路不通舟处上供等钱，许尽输会子；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马牛、舟车等如之，全用会子者听。
孝宗隆兴元年，诏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子之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百、三百文会。置江州会子务。乾道二年，以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收之。二年，以民间会子破损，别造五百万换给。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验者，并作上供钱入输，巨室以低价收者坐之。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随界造新换旧。以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每道收靡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凡旧会破损，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五年，令行在榷货务、都茶场将请算茶、盐、香、矾钞引，权许收换第一界，自后每界收换如之。其州县诸色纲钱，以七分收钱，三分收会。九年，定捕造伪会之赏。
淳熙元年，诏左藏南上库给会子二十五万，收买临安、平江、绍兴、明秀州额外浮盐，其赍到钞钱，令榷货务月终输封桩库，以备循环换易会子。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以第四界续印会子二百万贮南库。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于界外者才二百万耳。光宗绍熙元年，诏第七、第八界会子各展三年。臣僚言：“会子界以三年为限，今展至再，则为九年，何以示信？”于是诏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嘉定二年，以三界会子数多，称提无策，会十一界除已收换，尚有一千三百六十万余贯，十二界、十三界除烧毁尚有一万二百余万贯。 十二界四千七百万余贯，十三界五千七百万余贯。 诏封桩库拨金一百五万两， 两为钱四十贯。
度牒七千道， 每道为钱一千贯。
官告绫纸、乳香， 乳香每套一贯六百文。
凑成三千余，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易旧会，品搭入输。 十一界会子二分，十二、十三界会子各四分。
以旧会之二，易新会之一。泉州守臣宋均、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责降有差。
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已及三亿二千九百余万。端平二年，臣僚言：“两界会子，远者曾未数载，近者甫及期年，非有破坏涂污之弊，今当以所收之会付封桩库贮之，脱有缓急，或可济事。”有旨从之。淳熙二年，宗正丞韩祥奏：“坏楮币者只缘变更，救楮币者无如收减。自去年至今，楮价粗定，不至折阅者，不变更之力也。今已罢诸造纸局及诸州科买楮皮，更多方收减，则楮价有可增之理。”上曰：“善。”三年，臣僚言：“今官印之数虽损，而伪造之券愈增；且以十五、十六界会子言之，其所入之数，宜减于所出之数。今收换之际，元额既溢，举者未已。若非伪造，其何能致多如是？大抵前之二界，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迨十七界之更印，已杂用川、杜之纸，至十八界则全用杜纸矣。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人心循利，甚于畏法，况利可立致，而刑未即加者乎？臣愚以为抄撩之际，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七年，以十八界与十七界会子更不立限，永远行使。十一年，以会价增减课其官吏。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贯。
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足，十八界每道作二百五十七文足，三道准关子一贯，同见钱转使，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川引自张浚开宣府，赵开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印日多，莫能禁止。七年，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于河池，不许。盖前宋时，蜀交出放两界，每界一百二十余万。今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至绍兴末，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贮铁钱，仅及七十万贯，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谓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远虑。诏添印三百万，之望止添印一百万。孝宗隆兴二年，饷臣赵沂添印二百万。淳熙五年，以蜀引增至四千五百余万，立额不令再增。光宗绍熙二年，诏川引展界行使。宁宗嘉泰末，两界出放凡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出放益多矣。
开禧末，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嘉定初，每缗止直铁钱四百以下，咸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制司乃谕人除易一千三百万引，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直铁钱五百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直五百七十钱而已。
喜定三年春，制、总司收换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所桩金银、度牒对凿，余以九十三界钱引收兑；又造九十四界钱引五百万缗，以收前宣抚程松所增之数；凡民间输者，每引百贴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贴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饯买之，方得无弊。
九年，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言：“川引每界旧例三年一易。自开禧军兴以后，用度不给，展年收兑，遂至两界、三界通使；然率以三年界满，方出令展界，以致民听惶惑。今欲以十年为一界，著为定令，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
宝祐四年台臣奏：“川引、银会之弊，皆因自印自用，有出无收。今当拘其印造之权，归之朝廷，仿十八界会子造四川会子，视淳祐之令，作七百七十陌，于四川州县公私行使。两料川引并毁，见在银会姑存。旧引既清，新会有限，则楮价不损。物价自平，公私俱便矣。”有旨从之。咸淳五年，复以会板发下成都运司掌之，从制司抄纸发往运司印造毕功，发回制司，用总所印行使，岁以五百万为额。
绍兴末，会子未有两淮、湖广之分，其后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乾道二年，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行使于两淮，其旧会听对易。凡入输买卖，并以交子及钱中半。如往来不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易循环以用。然自绍兴末年，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调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于是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用，民间交子许作见钱输官，凡官交，尽数输行在左藏库。
三年，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绍熙三年，诏新造交子三百万贯，以二百万付淮东，一百万付淮西，每贯准铁钱七百七十文足，以三年为界。庆元四年，诏两淮第二界会子限满，明年六月，更展一界。嘉定十一年，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
初，襄、郢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孝宗隆兴元年，始措置于大军库储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便会子，发赴军前，并当见钱流转。印造之权既专，印造之数日益；且总所所给止行于本路，而荆南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乾道三年，收其会子印板。四年，以淮西总所关子二十万，都茶场钞引八十万，付湖北漕司收换，输左藏库，又命降银钱收之。五年，诏户部给行在所会子五十万，付荆南府兑换。淳熙七年，诏会子库先造会子一百万，降付湖广总所收换破会。十一年，臣僚言：“湖北会子创于隆兴初，迄今二十二年，不曾兑易，称提不行。”诏湖广总领同帅、漕议经久利便。帅、漕、总领言：“乞印给一贯、五百例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庶几流转通快，经久可行。”从之。
十三年，诏湖广会子仍以三年为界。绍熙元年，诏湖广总所将见行及桩贮新旧会取数，仿行在例立界收换。饷臣梁总奏：“自来不曾立界，但破损者即行换易，除累易外，尚有五百四十余万，见在民间行用。乞别样制作两界，印造收换。”从之。
嘉定五年，湖广饷臣王釜，请以度牒、茶引兑第五界旧会，每度牒一道，价千五百缗，又贴搭茶引一千五百缗，方许收买，期以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止置三场，不便。制臣刘光祖乃会总所以第六界新会五万缗，令军民以旧楮二而易其一；继又令军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请于朝添给新楮十万，军民赖之。十四年，造湖广会子三十万易破会。十七年，造湖广第六界会子二百万。嘉熙二年，拨第七界湖广会九百万付督视参政行府。宝祐二年，拨第八界湖广会三百万贯付湖广总所，易两界破会，自后因仍行之。
盐之类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颗盐，《周官》所谓盬盐也；鬻海、鬻井、鬻碱而成者，曰末盐，《周官》所谓散盐也。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
引池为盐，曰解州解县、安邑两池。垦地为畦，引池水沃之，谓之种盐，水耗则盐成。籍民户为畦夫，官廪给之，复其家。募巡逻之兵百人，目为护宝都。岁二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止。安邑池每岁岁种盐千席，解池减二十席，以给本州及三京，京东之济、兖、曹、濮、单、郓州、广济军，京西之滑、郑、陈、颍、汝、许、孟州，陕西之河中府、陕虢州、庆成军，河东之晋、绛、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怀州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南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标识、候望以晓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则蔡、襄、邓、随、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阳军，陕西则京兆凤翔府、同华、耀、乾、商、泾、原、邠、宁、仪、渭、鄜阝、坊、丹、延、环、庆、秦、陇、凤、阶、成州、保安镇戎军，及澶州诸县之在河北者。颗、末盐皆以五斤为斗，颗盐之直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有三等。至道二年，两池得盐三十七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一十六斤半。三年，鬻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
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言：“陕西沿边解盐请勿通商，官自鬻之。”诏以鼎为陕西制置使，又以内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陕西青白盐事。承睿言：“鄜、延、环、庆、仪、渭等州洎禁青盐之后，令商人入刍粟，运解盐于边货鬻，其直与青盐不至相悬，是以民食贱盐，须至畏法，而蕃部青盐难售。今闻运解盐于边，俗与内地同价，边民必冒法图利，却入蕃界私贩青盐，是助寇资而结民怨矣。”继又有上疏言其不便者，鼎请候至边部斡运，及乘传至解池即禁止商贩。旋运盐赴边，公私大有烦费，而边民顿无入市，物论纷扰。于是命判盐铁勾院林特、知永兴军张永详议，以为公私非便，请复旧商贩。诏切责鼎，罢度支使。大中祥符九年，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言：“两池所贮盐计直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八十贯，虑尚有遗利，望行条约。”真宗曰：“地利之阜，此亦至矣。过求增羡，虑有时而阙。”不许。
先是，五代时盐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盐阑入法，禁地贸易至十斤、鬻碱盐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上请。三年，增阑入至三十斤、鬻碱至十五斤坐死，蚕盐入城市百斤以上，奏裁。自乾德四年后，每诏优宽。太平兴国二年，乃诏阑入至二百斤以上，鬻碱及主吏盗贩至百斤以上，蚕盐入城市五百斤以上，并黥面送阙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正配本州牢城。代州宝兴军之民私市契丹骨堆渡及桃山盐，雍熙四年，诏犯者自一斤论罪有差，五十斤加徒流，百斤以上部送阙下。
天圣以来，两池畦户总三百八十，以本州及旁州之民为之，户岁出夫二人，人给米日二升，岁给户钱四万。为盐岁百五十二万六千四百二十九石，石五十斤，以席计，为六十五万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一十六斤。禁榷之地，皆官役乡户衙前及民夫，谓之帖头，水陆漕运。而通商州军并边秦、延、环、庆、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又募人入中刍粟，以盐偿之。
凡通商州军，在京西者为南盐，在陕西者为西盐，若禁盐地则为东盐，各有经界，以防侵越。天圣初，计置司议茶盐利害，因言：“两池旧募商人售南盐者，入钱京师榷货务。乾兴元年，岁入才二十三万缗，视天禧三年数损十四万。请一切罢之，专令入中并边刍粟，及为之增约束、申防禁，以绝私贩之弊。”久之，复诏入钱京师，从商人所便。
三京、二十八州军，官自辇盐，百姓困于转输。天圣八年，上书者言：“县官禁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宜听通商，平估以售，可以宽民力。”诏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议更其制度。因画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时，伐木造船辇运，兵民不胜疲劳，今去其弊，一利也；陆运既差帖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船运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钱币，国之货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镪不出，民用益蹙，今岁得商人出缗钱六十余万助经费，四利也；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十月，诏罢三京、二十八州军榷法，听商人入钱若金银京师榷货务，受盐两池。行之一年，视天圣七年，增缗钱十五万。其后岁课减耗，命翰林学士宋庠等以天圣九年至宝元二年新法较之，视乾兴至天圣八年旧法，岁课损二百三十六万缗。康定元年，诏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宿、亳州，皆禁如旧。未几，复弛京师榷法，并诏三司议通淮南盐给京东等八州，于是兖、郓、宿、亳皆食淮南盐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并边入中刍粟者寡。县官急于兵食，调发不足，因听入中刍粟，予券趋京师榷货务受钱若金银；入中他货，予券偿以池盐。繇是羽毛、筋角、胶膝、铁炭、瓦木之类，一切以盐易之。猾商贪吏，表里为奸，至入椽木二，估钱千，给盐一大席，为盐二百二十斤。虚费池盐，不可胜计，盐直益贱，贩者不行，公私无费。庆历二年，复京师榷法，凡商人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皆计直输亏官钱。内地州军民间盐，悉收市入官，官为置场增价出之。复禁永兴、同、华、耀、河中、陕、虢、解、晋、绛、庆成十一州军商盐，官自辇运，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盐私入蜀，置折博务于永兴、凤翔，听人入钱若蜀货，易盐趋蜀中以售。久之，东、南盐地悉复禁榷，兵民辇运，不胜其苦，州郡骚然。所得盐利，不足以佐县官之急。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大耗京师钱币，帑藏益虚。
太常博士范祥，关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谓两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边计者，公私侵渔之害也；傥一变法，岁可省度支缗钱数十百万。乃画策以献。是时韩琦为枢密副使，与知制诰田况皆请用祥策。四年，诏祥驰传与陕西都转运使程戡议之，而戡议与祥不合，祥寻亦遭丧去。八年，祥复申其说，乃以为陕西提点刑狱兼制置解盐事，使推行之。其法：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听盐入蜀；罢九州军入中刍粟，令入实钱，偿以盐，视入钱州军远近及所指东、西、南盐，第优其直；东、南盐又听入钱永兴、凤翔、河中；岁课入钱总为盐三十七万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验券，按数而出，尽驰兵民辇运之役。又以延、庆、环、渭、原、保安镇戎、德顺地近乌、白池，奸人私以青白盐入塞，侵利乱法。乃募人入中池盐，予券优其估，还，以池盐偿之；以所入盐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盐之禁。并边旧令入中铁，炭、瓦、木之类，皆重为法以绝之。其先以虚估受券及已受盐未鬻者，悉计直使输亏官钱。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阳、陕、虢、解、晋、绛、濮、庆成、广济官仍鬻盐，须商贾流通乃止。以所入缗钱市并边九州军刍粟，悉贸榷货务钱币以实中都。行之数年，黠商贪贾，无所侥幸，关中之民，得安其业，公私便之。
皇祐元年，侍御史知杂何郯复言改法非是。明年，遣三司户部副使包拯驰视，还言行之便，第请商人入钱及延、环等八州军鬻盐，皆重损其直，即入盐八州军者，增直以售，三京及河中等处禁官鬻盐。而三司谓京师商贾罕至则盐贵，请得公私并贸，余禁止。皆听之。田况为三司使，请久任祥，俾专其事。擢祥为陕西转运使，赐金紫服。祥初言岁入缗钱可得二百三十万，皇祐初年，入缗钱二百二十一万；四年，二百一十五万。以四年数视庆历六年，增六十八万；视七年，增二十万。又旧岁出榷货务缗钱，庆历二年，六百四十七万；六年，四百八十万。至是，榷货务钱不复出。其后，岁入虽赢缩不常，至五年，犹及百七十八万；至和元年，百六十九万。时祥已坐他罪贬，命转运使李恭代之。三年，遂以元年入钱为岁课定率，量入计出，可助边费十分之八。
久之，并边复听入刍粟以当实钱，而虚估之弊滋长，券直亦从而贱，岁损官课，无虑百万。嘉祐三年，三司使张方平及包拯请复用祥，于是复以祥总盐事。祥请重禁入刍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别请输钱一千，然后予盐。又言商人持券若盐鬻京师，皆亏失本钱。请置官京师，蓄钱二十万缗，以待商人至者，券若盐估贱，则官为售之。券纸六千，盐席十千，毋辄增损，所以平其市估，使不得为轻重。诏以都盐院监官兼领，自是稍复旧。未几祥卒，以转运副使薛向继之。治平二年，岁入百六十七万。
初，祥以法既通商，恐失州县征算，乃计所历所至合输算钱，并率以为入中之数。自后州县犹算如旧。嘉祐六年，向悉罢之，并奏减八州军鬻盐价。两池畦户，岁役解、河中、陕、虢、庆成之民，官司旁缘侵剥，民以为苦，乃诏三岁一代。尝积逋课盐至三百三十七万余席，遂蠲其半。中间以积盐多，特罢种盐一岁或二岁三岁，以宽其力。后又减畦户之半，稍以佣夫代之，五州之民始安。
青白盐出乌、白两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继迁叛，禁毋入塞，未几罢，已而复禁。乾兴初，尝诏河东边人犯青白盐禁者如陕西法。庆历中，元昊纳款，请岁入十万石售县官。仁宗以其乱法，不许。自范祥议禁八州军商盐，重青白盐禁，而官盐估贵，土人及蕃部贩青白盐者益众，往往犯法抵死而莫肯止。至和中，诏蕃部犯青白盐抵死者，止投海岛，群党为民害者，上请。嘉祐赦书，稍迁配徒者于近地，自是禁法稍宽。熙宁初，诏淮南转运使张靖究陕西盐、马得失。靖指向欺隐状，王安石右向，靖竟得罪，擢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谏官范纯仁言赏罚失当，因数向五罪，向任如初。乃请即永兴军置卖盐场，又以边费钱十万缗，储永兴军为盐钞本，继又增二十万。
四年，诏陕西行蜀交子法，罢市钞；或论其不便，复旧。七年，中书议陕西盐钞，出多虚钞，而盐益轻，以钞折兑粮草，有虚抬逼籴之患。请用交子法，使其数与见钱相当，可济缓急。诏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领其事，赵瞻制置。又以内藏钱二百万缗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请买盐引，仍令秦凤、永兴盐钞，岁以百八十万为额。八年，中书奏陕西盐钞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谓买钞本钱有限，而出钞过多，买不尽则钞贱而籴贵，故出钞不可无限。然商人欲变易见钱，而官不为买，即为兼并所抑，则钞价益贱；而边境有急，钞未免多出，故当置场以市价平之。今当定买两路实卖盐二百二十万缗，以当用钞数立额，永兴路八十一万五千，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五千，熙河路五十三万七千；永兴军遣官买钞，岁支转运司钱十万缗买西盐钞，又用市易务赊请法募人赊钞变易，即民间钞多而滞，则送解池毁之。诏从其请，然有司给钞溢额，犹视其故。九年，乃诏御史劾陕西官吏，止三司额外出钞。
十年，三司言：“盐法之弊，由熙河钞溢额，故价贱而刍粮贵。又东、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卖官盐，故商旅不行。今盐法当改，官卖当罢。请先收旧钞，印识之旧盐，行加纳之法。官尽买旧钞，其已出盐，约期听商人自言，准新价增之，印盐席，给符验。东、南旧法盐钞，席才三千五百；西盐钞席减一千，官尽买。先令解州场院验商人钞书之，乃许卖。已请盐，立限告赏，听商人自陈，东、南盐席加钱二千五百，西盐席加三千，为易旧符，立期令卖。罢两处禁榷官卖，提举司卖盐并用新价，钱承买旧钞，商人愿对行算请者听，官为印识如法。应通商地各举官一员，其盐席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纳钱，为印识，给新引，听以旧钞当加纳钱。”皆行之。而别定官卖盐地，市易司以买盐，亦加纳钱。
旧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凤以东，皆食解盐。自仁宗时，解盐通商，官不复榷；熙宁中，市易司始榷开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张景温提举出卖解盐，于是开封府界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中牟、陈留、长垣、胙城、韦城，曹、濮、澶、怀、济、单、解州、河中府等州县，皆官自卖。未几，复用商人议，以唐、邓、襄、均、房、商、蔡、郢、随、金、晋、绛、虢、陈、许、汝、颍、隰州、西京、信阳军通商，畿县及澶、曹、濮、怀、卫、济、单、解、同、华、陕、河中府、南京、河阳，令提举解盐司运盐货鬻，仍诏三司讲求利害。
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买卖私盐，听人告，重给赏，以犯人家财给之。买官盐食不尽，留经宿者，同私盐法。于是民间骚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至是二缗有余，商不入粟，边储失备。召陕西转运使皮公弼入议，公弼极言官卖不便。沈括为三司使，不能夺。王安石主景温，括希安石意，言通商岁失官卖缗钱二十余万。安石去位，括在三司，乃言官卖当罢。于是河阳、同、华、解州、河中、陕府、陈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沟、太康、咸平、新郑听通商，其入不及官卖者，官复自卖；澶、濮、济、单、曹、怀州，南京，阳武、酸枣、封丘、考城、东明、白马、长垣、胙城、韦城九县，官卖如故。诏商盐入京，悉卖之市易务，每席毋得减十；民盐皆买之市易务，私与商人为市，许告，没其盐。
皮公弼盐法，酌前后两池所支盐数，岁以三百三十万缗为额。又令京师置七场，买东、南盐钞，市易务计为钱五十九万三千余缗；三司阙钱，请颇还其钞，令卖之于西；买者其三给钱，其七准沿边盐价给新引；庶得民间旧钞，而新引易于变易。诏用其议。公弼请复范祥旧法平市价，诏假三司钱三十万缗，市钞于京师。先是，解盐分东西，西盐卖有分域；又并边州军市刍粮，给钞过多，故钞及盐甚贱，官价自分为二。于是增西盐价比东盐，以平钞法，岁约增十二万缗，毋复分东西，悉废西盐约束。解池盐钞旧以二百二十万缗为额，转运使皮公弼请增十万，以助边籴，至是，又为二百四十二万。商人已请西盐，令加纳钱，使与新法价平。元丰三年，三司举张景温卖解盐息羡，进官赐帛。
明年，权陕西转运使李稷言：“自新法未行，钞之贵贱，视有司出之多寡。新法已后，钞有定数，起熙宁十年冬，尽元丰三年，通印给一百七十七万余席，而盐池所出才一百一十七万五千余席，余钞五十九万有余，流布官司，其势不得不贱。”遂下三司住给。五年，户部犹以钞多难售，岁给陕西军储钞二百万，裁其半，然钞多，卒不能平价。
元祐元年，户部及制置解盐司议：“延、庆、渭、原、环、镇戎、保安、德顺等八州军，皆官自鬻，以万五千五百席为额，听商旅入纳于八州军折博务，算给交引，如范祥旧法。盐价钱应偿者，以转运司年额盐钞给之，所鬻盐钱，以待转运司籴买。仍举承务郎以上一员，于在京置场，以盐钞鬻见钱而输之都盐院库，遇给解盐额钞尽归之本司，毋更给转运司。他司皆毋得贩易，虽有专旨，听执奏。其已买钞，自本司拘之，若民间钞少或给本路缗钱，即上户部议鬻其钞。”诏皆从之。既而又以商人入纳解盐减年额买盐费钱二万七千余缗，增在京买钞之本。入中解盐，并效熙河钞，而价随事增损以折，澶怀滑州、阳武盐价，定为钱八千二百。时，陕西民多以朴硝私炼成颗，谓之倒硝，颇与解盐相乱。绍圣三年，制置使孙路以闻，诏犯者减私盐法一等坐之。
初，神宗时，官卖解盐，京西则通商。有沈希颜者为转运使，更为榷法，请假常平钱二十万缗，自买解盐，卖之本路，民已买解盐尽买入官，掊克牟利，商旅苦之。哲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黄降劾希颜罪。元祐元年，京西始复旧制通商，然犹官卖，元符元年乃罢之。永兴军渭州河北高阳、栎阳、泾阳等县，如同、华等六州军，官仍自卖盐，而禁官司于折博务买解盐贩易规利。俄以水坏解池，听河中府解州小池盐、同华等州私土盐、阶州石盐、通远军岷州官井盐鬻于本路，而京东、河北盐亦通行焉。三年，诏陕西转运副使兼制置解盐使马城，提举措置催促陕西、河东木伐薛嗣昌，提举开修解州盐池。
崇宁元年，解州贾瓦南北圆池修沼畦眼，拍摩布种，通得盐百七十八万二千七百余斤。初，解梁东有大盐泽，绵亘百余里，岁得亿万计。自元符初，霖潦池坏。至是，乃议修复；四年，池成。凡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皆贺。内侍王仲千者董其役，以课额敷溢为功。然议者谓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风，须臾成盐，其利固博；苟欲溢额，不俟风日之便，厚灌以水，积水而成，味苦不适口。
崇宁初，言事者以钞法屡变，民听疑惑，公家失轻重之权，商旅困往来之费，乞复范祥旧法，谨守而力行之，无庸轻改。虽可其请，未几，蔡京建言：“河北、京东末盐，客运至京及京西，袋输官钱六千，而盐本不及一千，施行未久，收息及二百万缗。如通至陕西，其利必倍。”议遣韩敦立等分路提举。及盐池已复，京仍欲旧解盐地客算东北末盐，令榷货务人纳见缗无穷，以收己功，乃令解盐新钞止行陕西。五年，诏：“钞法用之，民信已久，飞钱裕国，其利甚大，比考前后法度，颇究利害，其别为号验，给解盐换请新钞。先以五百万缗赴陕西。河东，止给籴买，听商旅赴榷货务换请东南盐钞。贴输见缗四分者在旧三分之上，五分者在四分之上。且带行旧钞，输四分者带五分，输五分者带六分；若不愿贴输钱者，依旧钞价减二分。”先是，患豪商擅利源轻重之柄，率减钞直，使并边籴价增高，乃裁限之。崇宁四年，以钞价虽裁，其入中州郡，复增籴价，客持钞算请，坐牟大利。乃诏陕西旧钞易东南末盐，每百缗用见钱三分，旧钞七分。后又诏减落钞价逾五十者，论以法。
及大观四年，张商英为相，议复通行解盐如旧法，而东北盐毋得与解盐地相乱。继而有司议解池已复，依旧法印钞请。商旅已买东北盐，随处官司期三日尽籍，输官偿其价，隐匿者如私盐法。解盐未到，官鬻所得东北盐，解盐到即止。已请钞已支者悉毁，已支未请者听别议。在京仍通行，其经由州县郑州、中牟、开封府祥符、阳武县境内，亦许通放。而王仲千所请通入京西北路陈、颍、蔡州、信阳军，权止之。商旅已算请东北盐，元指定东京，未至者，止今所至州军批引；其已入京未货者，都盐院全袋拘买鬻之，许坐贾请买碎卖。
政和元年，诏陕西钞依钞面实价，辄增减者，以违制论。未几，复以陕西通行盐钞，旧虽约以铜钱六千为钞面，然钞贵则入粟增多，钞平则入谷减少。若限以六千，陕西唯行铁钱，是盐钞一席得六千铁钱斛斗矣，深损公家，其随时增减听之。二年，蔡京复用事，法仍变改，钞不可用者悉同败楮。六年，两池漫生盐，募人倍力采取，且议加赏；继生红盐，百官皆贺，制置解盐使李百禄等第赏有差。七年，议复行解盐，时童贯宣抚关、河，实主之。诏解盐地见行东北盐，复尽收入官，官给其直，在京于平货、在外于市易务桩管，如解盐法鬻之；不自陈，如私盐法。重和元年，诏复行解盐旧法。逾年，榷货岁亏数百万贯，又钞价减落，籴买不行，三省趣讲画以闻，贯遂请罢领解盐。俄而三省条奏：旧东北盐地客贩解盐，立限尽鬻，限竟鬻未尽者，运往解盐地，逾者论如私盐法。京畿、京西复置官提举。初，崇宁中，以盐各利一方，故解盐止行本路，东南鬻海利博，行于数路。既复行解盐，商旅苦于折阅；即改如旧，虑商旅疑惑。遂诏输诸路，钞法更不改易，扇摇者论如法，仍倍之。
靖康元年，解盐钞入纳算请，并参照熙宁、元丰以前旧法，又增改解盐及东北盐地，即商旅不愿盐，则用钞面请钱如旧法。继定每席钞为八贯者，尽收入钞面；其入纳粮草者，许直赴池请盐，省复入京批钞之扰。
鬻海为盐，曰京东、河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凡六路。其鬻盐之地曰亭场，民曰亭户，或谓之灶户。户有盐丁，岁课入官，受钱或折租赋，皆无常数，两浙又役军士定课鬻焉。诸路盐场废置，皆视其利之厚薄，价之赢缩，亦未尝有一定之制。末盐之直，斤至自四十七至八钱，有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鬻钱总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
其在京东曰密州涛洛场，一岁鬻三万二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沂、潍州，唯登、莱州则通商，后增登州四场。旧南京及曹、濮、济、兖、单、郓、广济七州军食池盐，余皆食二州盐，官自鬻之。庆历元年冬，以淄、潍、青、齐、沂、密、徐、淮阳八州军仍岁凶菑，乃诏弛禁，听人贸易，官收其算，而罢密、登岁课，第令户输租钱。其后兖、郓皆以壤地相接，罢食池盐，得通海盐，收算如淄、潍等州。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百姓蚕盐岁皆罢给，然使输钱如故。至和中，始诏百姓输钱以十分为率，听减三分。
元丰三年，京东转运副使李察言：“南京、济、濮、曹、单行解盐；余十有二州行海盐，请用今税法置买卖盐场。”其法，尽灶户所鬻盐而官自卖，重禁私为市者，岁收钱二十七万三千余缗，而息几半之。吴居厚为转运判官，承察后治盐法，利入益多。六年，较本路及河北买卖盐场，自改法抵今一年有半，得息钱三十六万缗。察、居厚皆进官，加赐居厚三品服。诏运卖盐钱储之北京，令河北都转运使蹇周辅、判官李南公受法于居厚，行之河北。
其在河北曰滨州场，一岁鬻二万一千余石，以给本州及棣、祈州杂支，并京东之青、淄、齐州，若大名、真定府，贝、冀、相、卫、邢、洺、深、赵、沧、磁、德、博、滨、棣、祈、定、保、瀛、莫、雄、霸州，德河、通利、永静、乾宁、定远、保定、广信、永定、安肃军则通商。后滨州分四务，又增沧州三务，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而京东之淄、青、齐既通商，乃不复给。
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额为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尝请禁榷以收遗利，余靖时为谏官，亟言：“前岁军兴，河北点义勇强壮及诸科率，数年之间，未得休息。臣尝痛燕蓟之地，陷入契丹几百年，而民忘南顾心者，大率契丹之法简易，盐曲俱贱，科役不烦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许通商。今若榷之，价必腾踊，民苟怀怨，悔将何及。河朔土多盐卤，小民税地不生五谷，惟刮碱煎盐以纳二税，禁之必至逃亡。盐价若高，犯法亦众，边民怨望，非国之福，乞且仍旧通商。”其议遂寝。
庆历六年，三司使王拱辰复建议悉榷二州盐入官，以专其利。都转运使鱼周询以为不可，且言：“商人取盐，与所过州县吏交通为弊，所算十无二三。请敷州县以十分算之，听商人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岁可得缗钱之十余万。”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人顿食贵盐，岂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张方平见上问曰：“河北再榷盐何也？”上曰：“始议立法，非再榷。”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盐，犯辄处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诉，愿以盐课均之两税，而弛其禁，许之，今两税盐钱是也。岂非再榷乎？且今未榷，而契丹盗贩不已，若榷则盐贵，契丹之盐益售，是为我敛怨而使契丹获福也。契丹盐入益多，非用兵莫能禁，边隙一开，所得盐利能补用兵之费乎？”上大悟曰：“其语宰相立罢之。”方平曰：“法虽未下，民已户知之，当直以手诏罢不可自下出也。”上喜，命方平密撰手诏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为佛老会七日，以报上恩，且刻诏北京。后父老过其下，必稽首流涕。
久之，缗钱所入益耗，皇祐中，视旧额几亡其半。陕州录事参军王伯瑜监沧州盐山务，献议商人受盐沧、滨二州，以囊贮之，囊毋过三石三斗，斗为盐六斤，除三斗为耗勿算，余算其半。予券为验，州县验券纵之，听至所鬻州军并输算钱；即所贮过数，予及受者皆罚，商人私挟他盐，并没其赀。时知沧州田京，与伯瑜合议上闻，召试行之。逾年，岁课增三万余缗，遂以为定制。熙宁八年，三司使章惇又请榷河北盐，诏提举河北、京东盐税周革入议，将施行焉。文彦博论其不便，乃诏仍旧。
志第一百三十五 食货下四
○盐中
元丰七年，知沧州赵瞻请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尽榷卖以增其利，才半岁，获息钱十有六万七千缗。哲宗即位，监察御史王岩叟言：“河北二年以来新行盐法，所在价增一倍，既夺商贾之利，又增居民之价以为息，闻贫家至以盐比药。伏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为惠，愿陛下不以损民为利，而以益民为利，复盐法如故，以为河北数百万生灵无穷之赐。”会河北转运使范子奇奏，盐税欲收以十分，遣范锷商度。岩叟复言：“臣在河北，亦知商贾有自请于官，乞罢榷买，愿输倍税。主计者但知于商贾倍得税缗以为利，不知商贾将于民间复增卖价以为害也。庆历六年，既不行三司榷买之法，又不从转运司增税之请，仁宗直谓朕虑河北军民骤食贵盐，可令依旧。是时计岁增几六十万缗，仁宗岂不知为公家之利？意谓藏之官不若藏之民。今陛下即位之始，宜法仁宗之意，不宜以小利失人心也。”明年，遂罢河北榷法，仍旧通商。六年，提举河北盐税司请令商贾贩盐，于场务输税，以及等户保任，给小引，量道里为限，即非官监镇店，听以使鬻之，盐税旧额五分者，增为七分。则盐税盖已行焉。
绍圣中，河北官复卖盐，继诏如京东法。元符三年，崇仪使林豫言：“河北榷盐，未必敷前日税额，且契丹盐益售，虑启边隙。”明年，给事中上官均亦以为言，皆不果行。宣和元年，京畿、四辅及滑州、河阳所产碱地，悉垦为田，革盗刮煎盐之弊，知河阳王序以劝诱推赏。三年，大改盐法，旧税盐并易为钞盐。凡未卖税盐钞引及已请算或到仓已投暨未投者，并赴榷货务改给新法钞引，许通贩；已请旧法税盐货卖者，自陈，更买新钞带卖，已请钞引，毋得带支。初，茶盐用换钞对带之法，民旅皆病，然河北犹未及也；至是，并河北、京东行之。
其在两浙曰杭州场，岁鬻七万七千余石，明州昌国东、西两监二十万一千余石，秀州场二十万八千余石，温州天富南北监、密鹦永嘉二场，七万四千余石，台州黄岩监一万五千余石，以给本州及越、处、衢、婺州。天圣中，杭、秀、温、台、明各监一，温州又领场三，而一路岁课视旧减六万八千石，以给本路及江东之歙州。
庆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流浅涸，漕运艰阻，靡费益甚，请量增江、淮、两浙、荆湖六路粜盐钱。下三司议，三司奏荆湖已尝增钱，余四路三十八州军，请斤增二钱或四钱。诏俟河流通运复故。既而江州置转运般仓，益置漕船及佣客舟以运，制置司因请六路五十一州军斤增五钱。民苦官盐估高，无以为食，诸路皆言其不便。久之，韩绛安抚江南还，亦极言之。其后两浙转运使沈立、李肃之奏：“本路盐课缗钱岁七十九万，嘉祐三年，才及五十三万；而一岁之内，私贩坐罪者三千九十九人；弊在于官盐估高，故私贩不止，而官课益亏。请裁官估，罢盐纲，令铺户衙前自趋山场取盐，如此则盐善而估平，人不肯冒禁私售，官课必溢。”发运司难之。立、肃之固请试用其法二三年，可见利害，诏可。
立尝论东盐利害，条亭户、仓场、漕运之弊，谓：“爱恤亭户使不至困穷，休息漕卒使有以为生，防制仓场使不为掊克率敛，绝私贩，减官估，果能行此五者，岁可增缗钱一二百万。”集《盐策》二十卷以进，其言亭户困乏尤甚。然自皇祐以来，屡下诏书辄及之，命给亭户官本，皆以实钱；其售额外盐者，给粟帛衣粮；亭户逋岁课久不能输者，悉蠲之。所以存恤之意甚厚，而有司罕有承顺焉。
熙宁以来，杭、秀、温、台、明五州共领监六、场十有四，然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课额大失。二年，有万奇者献言欲扑两浙盐而与民，乃遣奇从发运使薛向询度利害。神宗以问王安石，对曰：“赵抃言衢州扑盐，所收课敌两浙路，抃但见衢、湖可扑，不知衢盐侵饶、信，湖盐侵广德、升州，故课可增，如苏、常则难比衢、湖。今宜制置煎盐亭户及差盐地令督捕私贩，般运以时，严察拌和，则盐法自举，毋事改制。”
五年，以卢秉权发遣两浙提点刑狱，仍专提举盐事。秉前与著作佐郎曾默行淮南、两浙，询究利害。异时灶户鬻盐，与官为市，盐场不时偿其直，灶户益困。秉先请储发运司钱及杂钱百万缗以待偿，而诸场皆定分数：钱塘县杨村场上接睦、歙等州，与越州钱清场等，水势稍浅，以六分为额；杨村下接仁和之汤村为七分；盐官场为八分；并海而东为越州余姚县石堰场、明州慈溪县鸣鹤场皆九分；至岱山、昌国，又东南为温州双穗、南天富、北天富场为十分；盖其分数约得盐多寡而为之节。自岱山以及二天富炼以海水，所得为最多。由鸣鹤西南及汤村则刮碱淋卤，十得六七。盐官、汤村用铁盘，故盐色青白；杨村及钱清场织竹为盘，涂以石灰，故色少黄；石堰以东近海水碱，故虽用竹盘，而盐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盘数以绝私鬻，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而鬻盐地什伍其民，以相几察；及募酒坊户愿占课额，取盐于官卖之，月以钱输官，毋得越所酤地；而又严捕盗贩者，罪不至配，虽杖者皆同妻子迁五百里。仍益开封府界、京东兵各五百人防捕。
时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发运司劾奏亏课，皆狱治。王安石为神宗言捕盐法急，可以止刑。久之，乃诏两浙提举盐事司，诸州亏课者未得遽劾，以增亏及违法轻重分三等以闻。七年，以卢秉盐课虽增，刑狱实繁，虑无辜即罪者众，徙其职淮南，以江东漕臣张靓代之，且休量其事。靓言秉在事，越州监催盐偿至有母杀子者，诏劾其罪，然竟免，仍以增课擢太常博士，升一资。岁余，三司言两浙漕司宽弛，盐息大亏，命著作佐郎翁仲通更议措置。元祐初，言者论秉推行浙西盐法，务诛剥以增课，所配流者至一万二千余人，秉坐降职。两浙盐亭户计丁输盐，逋负滋广，二年，诏蠲之。后更积负无以偿，元符初，察访使以状闻，有司乃以朝旨不行，右正言邹浩尝极疏其害。
明州鸣鹤场盐课弗登，拨隶越州。宣和元年，楼异为明州，请仍旧，且于接近台州给旧盐五七万囊。诏曰：“明州盐场三，昨以施置不善，以鸣鹤一场隶越，客始辐凑。犹有二场积盐以百万计，未见功绪，此而不图，东欲取于越，西欲取于台，改令害法，动摇众情。”令状析以闻。
其在淮南曰楚州盐城监，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通州丰利监四十八万九千余石，泰州海陵监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各给本州及淮南之庐和舒蕲黄州、无为军，江南之江宁府、宣、洪、袁、吉、筠、江、池、太、平、饶、信、歙、抚州、广德临江军，两浙之常、润、湖、睦州，荆湖之江陵府、安、复、潭、鼎、岳、鄂、衡、永州、汉阳军。海州板浦、惠泽、洛要三场岁鬻四十七万七千余石，涟水军海口场十一万五千余石，各给本州军及京东之徐州，淮南之光、泗、濠、寿州，两浙之杭、苏、湖、常、润州、江阴军。天圣中，通、楚州场各七，泰州场八，海州场二，涟水军场一，岁鬻视旧减六十九万七千五百四十余石，以给本路及江南东西、荆湖南北四路，旧并给两浙路，天圣七年始罢。
凡盐之入，置仓以受之，通、楚州各一，泰州三，以受三州盐。又置转般仓二，一于真州，以受通、泰、楚五仓盐；一于涟水军，以受海州涟水盐。江南、荆湖岁漕米至淮南，受盐以归。东南盐利，视天下为最厚。盐之入官，淮南、福建、两浙之温、台、明斤为钱四，杭、秀为钱六，广南为钱五。其出，视去盐道里远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
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令江南、荆湖通商卖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入纳金银钱帛，则公私皆便，为利实多。设虑淮南因江南、荆湖通商，或至年额稍亏，则国家折中粮草，足赡边兵；中纳金银，实之官库；且免和雇车乘，差扰民户，冒寒涉远。借如荆湖运钱万贯，淮南运米千石，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则官费民劳，何啻数倍。”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恕等谓：“江、湖官卖盐，盖近鬻海之地，欲息犯禁之人，今若通商，住卖官盐，立乏一年课额。”冕议遂寝。至天禧初，始募人入缗钱粟帛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乾兴元年，入钱货京师总为缗钱一百十四万。会通、泰鬻盐岁损，所在贮积无几，因罢入粟帛，第令入钱。久之，积盐复多。
明道二年，参知政事王随建言：“淮南盐初甚善。自通、泰、楚运至真州，自真州运至江、浙、荆湖，纲吏舟卒，侵盗贩鬻，从而杂以沙土。涉道愈远，杂恶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徒配相继而莫能止。比岁运河浅涸，漕輓不行，远州村民，顿乏盐食；而淮南所积一千五百万石，至无屋以贮，则露积苫覆，岁以损耗。又亭户输盐，应得本钱或无以给，故亭户贫困，往往起为盗贼，其害如此。愿权听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钱京师，又置折博务于扬州，使输钱及粟帛，计直予盐。盐一石约售钱二千，则一千五百万石可得缗钱三千万以资国用，一利也；江、湖远近皆食白盐，二利也；岁罢漕运糜费，风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时漕盐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钱，可取以偿亭户，五利也。”
时范仲淹安抚江、淮，亦以疏通盐利为言，即诏知制诰丁度等与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议。皆谓听通商恐私贩肆行，侵蠹县官，请敕制置司益漕船运至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复天禧元年制，听商人入钱粟京师及淮、浙、江南、荆湖州军易盐；在通、楚、泰、海、真、扬、涟水、高邮贸易者毋得出城，余州听诣县镇，毋至乡村；其入钱京师者增盐予之，并敕转运司经画本钱以偿亭户。诏皆施行。景祐二年，诸路博易无利，遂罢，而入钱京师如故。
康定元年，诏商人入刍粟陕西并边，愿受东南盐者加数与之。会河北谷贱，三司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亦以盐代京师所给缗钱，籴二十万石止。庆历二年，又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茶盐、香药，惟其所欲。”而东南盐利厚，商旅皆愿得盐。八年，河北行四说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踊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蓄贾所抑，盐百八斤旧售钱十万，至是六万，商人以贱估售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皇祐二年，复入钱京师法，视旧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五千，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乃听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故。
初，天圣九年，三司请榷货务入钱售东南盐，以百八十万三千缗为额，后增至四百万缗。嘉祐中，诸路漕运不足，榷货务课益不登，于是即发运司置官专领运盐公事。治平中，京师入缗钱二百二十七万，而淮南、两浙、福建、江南、荆湖、广南六路岁售缗钱，皇祐中二百七十三万，治平中三百二十九万。
江、湖运盐既杂恶，官估复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不逞无赖盗贩者众，捕之急则起为盗贼。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而州官粜盐岁才及百万斤。
庆历中，广东转运使李敷、王繇请运广州盐于南雄州，以给虔、吉，未报，即运四百余万斤于南雄；而江西转运司不以为便，不往取。后三司户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复请运广盐入虔州，江西亦请自具本钱取之。诏尚书屯田员外郎施元长等会议，皆请如湛等议。而发运使许元以为不可，遂止。
嘉祐以来，或请商贩广南盐入虔、汀，所过州县收算；或请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盐通商；或谓第岁运淮南盐七百万斤至虔，二百万斤至汀，民间足盐，寇盗自息；或请官自置铺役兵卒，运广南、福建盐至虔、汀州，论者不一。先尝遣职方员外郎黄炳乘传会所属监司及知州、通判议，谓虔州食淮南盐已久，不可改，第损近岁所增官估，斤为钱四十，以十县五等户夏秋税率百钱令籴盐二斤，随夏税入钱偿官。继命提点铸钱沈扶覆视可否，扶等请选江西漕船团为十纲，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仓盐。诏用炳等策，然岁增粜六十余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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