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水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诉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廕子孙、及凡有出身者、谓司吏、译人等。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
太宗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十年，以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诏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谓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预借河北东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国用虽乏，民力尤艰，遂不允。三年，以岁歉，诏免二年租税。又诏曰：「朕比以元帅府从宜行事，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赋税。」六年，以河北、山东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言税租甚重，上谕翰林学士张景仁曰：「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敛殊轻，非税敛则国用何从而出？」二年二月，尚书省奏：「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九万余石。」上曰：「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岁取九百万石，自经费七百万石外，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余才百万石而已。朕广蓄积，备饥谨也。小民以为税重，小臣沽民誉，亦多议之。盖不虑国家缓急之备也。」
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十三年，谓宰臣曰：「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虑小民不能详知，吏缘为奸，仍旧征取，其令所在揭榜谕之。」十月，敕州县官不尽力催督税租，以致逋悬者，可止其俸，使之征足，然后给之。十六年正月，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问宰臣曰：「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通检后几二十万。六万时何以仰给，二十万后所积几何？」户部契勘，谓：「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以此费大。」上曰：「当察其实，毋令妄费也。」十七年三月，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诏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前岁被灾，诏免其租税。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灾，免租。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复征钱于彼，前虽如此行之，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是两不便也。不若止计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其预计实数以闻。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有司上其数，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上复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二十六年，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十一月，诏河水泛溢，农田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为祗承宫禁者，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乃令所属计置，而罢它应折纳者。
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晾，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灾伤，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诏蠲之。九月，以山东、河北三路被灾，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令俟岁丰日续征。上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於官，必以易粟输之。或令止课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至还京当定议以闻。」五年，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九月，陈言者谓：「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诏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而权止其浮财物力。五年正月，诏有司：「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八年五月，以宋谋和，诏天下，免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诏行之。十二月，诏免逃户租税。四年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兴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十一月，上曰：「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远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五年十月，上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九月，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京南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远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宽征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朝廷不从。元光二年，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
○牛头税
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谨，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征牛具税粟，就命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袭谋克，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二十一年，世宗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税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递互隐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盖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书省复奏其事，上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户口、畜产之数，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二十六年，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上曰：「积压五年，一见并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随年输纳。被灾者蠲之，贷者俟丰年征还。」
金史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 食货三
○钱币
钱币。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钱并用。正隆二年，历四十余岁，始议鼓铸。冬十月，初禁铜越外界，悬罪赏格。括民间铜鍮器，陕西、南京者输京兆，他路悉输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钱监二，东曰宝源，西曰宝丰。京兆置监一。曰利用。三监铸钱，文曰「正隆通宝」，轻重如宋小平钱，而肉好字文峻整过之，与旧钱通用。
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四年，浸不行，诏陕西行户部、并两路通检官，详究其事。皆言：「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遂罢之。八年，民有犯铜禁者，上曰：「销钱作铜，旧有禁令。然民间犹有铸镜者，非销钱而何？」遂并禁之。十年，上谕户部臣曰：「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其诸路酤榷之货，亦令以物平折输之。」十月，上责户部官曰：「先以官钱率多，恐民间不得流通，令诸处贸易金银丝帛，以图流转。今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许院务得折纳轻赍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后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为。又随处时有赈济，往往近地无粮，取于它处，往返既远，人愈难之。何为不随处起仓。年丰则多籴以备赈赡，设有缓急，亦岂不易办乎？而徒使钱充府库，将安用之。天下之大，朕岂能一一遍知，凡此数事，汝等何为而使至此。且户部与它部不同，当从宜为计，若但务因循，以守其职，则户部官谁不能为。」十一年二月，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上与宰臣议鼓铸之术，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银坑冶，皆可采以铸钱，臣窃谓工费过于所得数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其遣能吏经营之。」左丞石琚进曰：「臣闻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钱货如泉，正欲流通。」上复问琚曰：「古亦有民自铸钱者乎？」琚对曰：「民若自铸，则小人图利，钱益薄恶，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屯兵之州府，以钱市易金帛，运致京师，使钱币流通，以济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谓宰臣曰：「或言铸钱无益，所得不偿所费。朕谓不然。天下如一家，何公私之间，公家之费私家得之，但新币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访察铜矿苗脉。十八年，代州立监铸钱，命震武军节度使李天吉、知保德军事高季孙往监之，而所铸斑驳黑涩不可用，诏削天吉、季孙等官两阶，解职，仍杖季孙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张大节、吏部员外郎麻珪监铸。其钱文曰「大定通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十九年，始铸至万六千余贯。二十年，诏先以五千进呈，而后命与旧钱并用。
初，新钱之未行也，以宋大观钱作当五用之。二月，上闻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与直，又用短钱，责宰臣曰：「如此小事，朕岂能悉知？卿等何为不察也。」时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私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代州监曰阜通，设监一员，正五品，以州节度兼领。副监一员，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领。丞一员，正七品，以观察判官兼领。设勾当官二员，从八品。给银牌，命副监及丞更驰驿经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参加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代州阜通监。二十三年，上以阜通监鼓铸岁久，而钱不加多，盖以代州长贰幕兼领，而夺于州务，不得专意综理故也。遂设副监、监丞为正员，而以节度领监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钱难，朕尝计之，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亦不为多，外路虽有终亦无用，诸路官钱非屯兵处可尽运至京师。」太慰丞相克宁曰：「民间钱固已艰得，若尽归京师，民益艰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余半变折轻赍，则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约。」二十七年二月，曲阳县铸钱别为一监，以利通为名，设副监、监丞，给驿更出经营铜事。二十八年，上谓宰臣曰：「今者外路见钱其数甚多，闻有六千余万贯，皆在僻处积贮。既不流散，公私无益，与无等尔。今中都岁费三百万贯，支用不继，若致之京师，不过少有挽运之费，纵所费多，亦惟散在民尔。」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铜矿，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
初，贞元间既行钞引法，遂设印造钞引库及交钞库，皆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而交钞库副则专主书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行，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犹循宋张咏四川交子之法而纾其期尔，盖亦以铜少，权制之法也。时有欲罢之者，至是二监既罢，有司言：「交钞旧同见钱，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盖公私俱便之事，岂可罢去！止因有厘革年限，不能无疑，乞削七年厘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岁久字文磨灭，许于所在官库纳旧换新，或听便支钱。」遂罢七年厘革之限，交钞字昏方换。法自此始，而收敛无术，出多入少，民浸轻之。厥后其法屡更，而不能革，弊亦始于此焉。
交钞之制，外为阑，作花纹，其上衡书贯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号。」料号外，篆书曰：「伪造交钞者斩，告捕者赏钱三百贯。」料号衡阑下曰：「中都交钞库，准尚书户部符，承都堂札付，户部覆点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圣旨印造逐路交钞，于某处库纳钱换钞，更许于某处库纳钞换钱，官私同见钱流转。」其钞不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暗，钞纸擦磨，许于所属库司纳旧换新。若到库支钱，或倒换新钞，每贯克工墨钱若干文。库掐、攒司、库副、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钞引库库子、库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书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钱处合同，余用印依常例。
初，大定间定制，民间应许存留铜鍮器物，若申卖入官，每斤给钱二百文。其{去廾}藏应禁器物，首纳者每斤给钱百文，非器物铜货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计给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卖铜器价，令运司佐贰检校，镜每斤三百十四文，镀金御仙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带十七贯九百七十一文，抬鈒罗文束带八贯五百六十文，鱼袋二贯三百九文，钹钴铙磬每斤一贯九百二文，铃杵坐铜者二贯七百六十九文，鍮石者三贯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敕减卖镜价，防私铸销钱也。旧尝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采铜，明昌三年，监察御史李炳言：「顷闻有司奏，在官铜数可支十年，若复每岁令夫匠过界远采，不惟多费，复恐或生边衅。若支用将尽之日，止可于界内采炼。」上是其言，遂不许出界。
五月，敕尚书省曰：「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四年，上谕宰臣曰：「随处有无用官物，可为计置，如铁钱之类是也。」或有言铁钱有破损，当令所司以铜钱偿之者，参知政事胥持国不可，上曰：「令偿之尚坏，不偿将尽坏矣！若果无用，曷别为计？」持国曰：「如江南用铜钱，江北、淮南用铁钱，盖以隔阂铜钱不令过界尔。如陕西市易亦有用银布姜麻，若旧有铁钱，宜姑收贮，以备缓急。」遂令有司籍铁钱及诸无用之物，贮于库。
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宰臣以闻，遂令本路榷税及诸名色钱，折交钞。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之，若钱银数少，即全给交钞。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在唐元和间，尝限富家钱过五千贯者死，王公重贬没入，以五之一赏告者。」上令参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又谕旨有司，凡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令尽买之。
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旧立交钞法，凡以旧易新者，每贯取工墨钱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贯例，每张收八文，既无益于官，亦妨钞法，宜从旧制便。若以钞买盐引，每贯权作一贯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钱，贯可令收十二文。买盐引者，每贯可权作一贯一百文。」时交钞所出数多，民间成贯例者艰于流转，诏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
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
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随处榷场若许见钱越境，虽非销毁，即与销毁无异。」遂立制，以钱与外方人使及与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驵侩同罪。捕告人之赏，官先为代给钱五百贯。其逮及与接引、馆伴，先排、通引、书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偿。时交钞稍滞，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一贯以下听民便。时既行限钱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条约，不为不重，其令御史台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间钞滞，尽以一贯以下交钞易钱用之，遂复减元限之数，更定官民存留钱法，三分为率，亲王、公主、品官许留一分，余皆半之，其赢余之数期五十日内尽易诸物，违者以违制论，以钱赏告者。于两行部各置回易务，以绵绢物段易银钞，亦许本务纳银钞。赴榷货出盐引，纳钞于山东、河北、河东等路，从便易钱。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又更造一百例小钞，并许官库易钱。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银钞阻滞，乃权止山东诸路以银钞与绵绢盐引从便易钱之制。令院务诸科名钱，除京师、河南、陕西银钞从便，余路并许收银钞各半，仍于钞四分之一许纳其本路。随路所收交钞，除本路者不复支发，余通行者并循环用之。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省许人依旧诣库纳钞，随路漕司所收，除额外羡余者，亦如之。所支官钱，亦以银钞相兼，银已零截者令交钞库不复支，若宝货数少，可浸增铸。银钞既通则物价自平，虽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银钞罪制。四年，以户部言，命在都官钱、榷货务盐引，并听收宝货，附近盐司贴钱数亦许带纳。民间宝货有所归，自然通行，不至销毁。先是，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令人便赍小钞赴库换钱，即与支见钱无异。今更不须印造，俟其换尽，可罢四库。但以大钞验钱数支易见钱。时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五年十二月，宰奏臣：「比以军储调发，支出交钞数多。遂铸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遂罢「承安宝货」。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先是，尝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复亨以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太府监梁絪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拘器以铸。」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治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 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以便。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
户部尚书高汝砺言：「钞法务在必行，府州县镇宜各籍辨钞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钱即止。每朝官出使，则令体究通滞以闻。民间旧有宋会子，亦令同见钱用，十贯以上不许持行。榷盐许用银绢，余市易及俸，并用交钞，其奇数以小钞足之，应支银绢而不足者亦以钞给之。」上遣近侍谕旨尚书省：「今既以按察司钞法通快为称职，否则为不称职，仍于州府司县官给由内，明书所犯之数，但犯钞法者虽监察御史举其能干，亦不准用。」十月，杨序言：「交钞料号不明，年月故暗，虽令赴库易新，然外路无设定库司，欲易无所，远者直须赴都。」上以问汝砺，对曰：「随处州府库内，各有辨钞库子，钞虽弊不伪，亦可收纳。去都远之城邑，既有设置合同换钱，客旅经之皆可相易。更虑无合同之地，难以易者，令官库凡纳昏钞者受而不支，于钞背印记官吏姓名，积半岁赴都易新钞。如此，则昏钞有所归而无滞矣！」
十一月，上谕户部官曰：「今钞法虽行，卿等亦宜审察 ，少有壅滞，即当以闻，勿谓已行而惮改。」汝砺对曰：「今诸处置库多在公廨内，小民出入颇难，虽有商贾易之，然患钞本不丰。比者河北西路转运司言，一富民首其当存留钱外，见钱十四万贯。它路臆或有如此者，臣等谓宜令州县委官及库典，于市肆要处置库支换。以出首之钱为钞本，十万户以上州府，给三万贯，以次为差，易钞者人不得过二贯。以所得工墨钱充库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贰及转运司官一员提控。」上是之，遂命移库于市肆之会，令民以钞易钱。
是月，敕捕获伪造交钞者，皆以交钞为赏。
时复议更钞法，上从高汝砺言，命在官大钞更不许出。听民以五贯十贯例者赴库易小钞，欲得钱者五贯内与一缗，十贯内与两缗，惟辽东从便。河南、陕西、山东及它行钞诸路，院务诸税及诸科名钱，并以三分为率，一分纳十贯例者，二分五贯例者，余并收见钱。
八年正月，以京师钞滞，定所司赏罚格。时新制，按察司及州县官，例以钞通滞为升降。遂命监察御史赏罚同外道按察司，大兴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县官。
是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八月，从辽东按察司杨云翼言，以咸平、东京两路商旅所集，遂从都南例，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十月，孙铎又言：「民间钞多，正宜收敛，院务税诸名钱，可尽收钞，秋夏税纳本色外，亦令收钞，不拘贯例。农民知之则渐重钞，可以流通。比来州县抑配市肆买钞，徒增骚扰，可罢诸处创设钞局，止令赴省库换易。今小钞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
十二月，宰臣奏：「旧制，内外官兵俸皆给钞，其必用钱以足数者，可以十分为率，军兵给三分，官员承应人给二分，多不过十贯。凡前所收大钞，俟至通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
。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 ，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义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天兴二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金史卷四十九
志第三十 食货四
○盐
金制，榷货之目有十，曰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始复钞引法，设官置库以造钞、引。钞，合盐司簿之符。引，会司县批缴之数。七年一厘革之。初，辽、金故地滨海多产盐，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临潢之北有大盐泺，乌古里石垒部有盐池，皆足以食境内之民，尝征其税。及得中土，盐场倍之，故设官立法加详焉。然而增减不一，废置无恆，亦随时救弊而已。益都、滨州旧置两盐司，大定十三年四月，并为山东盐司。二十一年沧州及山东各务增羡，冒禁鬻盐，朝论虑其久或隳法，遂并为海丰盐使司。十一月，又并辽东等路诸盐场，为两盐司。大定二十五年，更狗泺为西京盐司。是后惟置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七盐司。
山东、沧、宝坻斤三百为袋，袋二十有五为大套，钞 、引、公据三者俱备然后听鬻。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钞一，引如袋之数。宝坻零盐较其斤数，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为小钞引给之，以便其鬻。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其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山东、沧州之场九，行山东、河北、大名、河南、南京、归德诸府路，及许、亳、陈、蔡、颍、宿、泗、曹、睢、钧、单、寿诸州。莒之场十二，涛洛场行莒州，临洪场行赣榆县，独木场行海州司候司、朐山、东海县，板浦场行涟水、沐阳县，信阳场行密州，之五场又与大盐场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场行莱州录事司及招远县，衡村场行既墨、莱阳县，之二场钞引及半袋小钞引，听本州县鬻之。宁海州五场皆鬻零盐，不用引目。黄县场行黄县，巨风场行登州司候司、蓬莱县，福山场行福山县，是三场又通行旁县栖霞。宁海州场行司候司、牟平县，文登场行文登县。宝坻盐行中都路，平州副使于马城县置局贮钱。解盐行河东南北路，陕西东、及南京河南府、陕、郑、唐、邓、嵩、汝诸州。西京、辽东盐各行其地。北京宗、锦之末盐，行本路及临潢府、肇州、泰州之境，与接壤者亦预焉。
世宗大定三年二月，定军私煮盐及盗官盐之法，命猛安谋克巡捕。三年十一月，诏以银牌给益都、滨、沧盐使司。十一年正月，用西京盐判宋俣言，更定狗泺盐场作六品使司，以俣为使，顺圣县令白仲通为副，以是岁入钱为定额。四月，以乌古里石垒民饥，罢其盐池税。十二年十月，诏西北路招讨司猛安所辖贫及富人奴婢，皆给食盐。宰臣言：「去盐泺远者，所得不偿道里之费。」遂命计口给直，富家奴婢二十口止。
十三年二月，并榷永盐为宝坻使司，罢平、滦盐钱。沧州旧废海阜盐场，三月，州人李格请复置，诏遣使相视。有司谓：「是场兴则损沧盐之课，且食盐户仍旧，而盐货岁增，必徒多积而不能售。」遂寝其议。三月，大盐泺设盐税官。复免乌古里石垒部盐池之税。二十一年八月，参知政事梁肃言：「宝坻及傍县多阙食，可减盐价增粟价，而以粟易盐。」上命宰臣议，皆谓：「盐非多食之物，若减价易粟，恐久而不售，以至亏课。今岁粮以七十余万石至通州，比又以恩、献等六州粟百余万石继至，足以赈之，不烦易也。」遂罢。十二月，罢平州椿配盐课。二十三年七月，博兴县民李孜收日炙盐，大理寺具私盐及刮咸土二法以上。宰臣谓非私盐可比，张仲愈独曰：「私盐罪重，而犯者犹众，不可纵也。」上曰：「刮硷非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则渤海之人恣刮硷而食，将侵官课矣。」力言不已，上乃以孜同刮硷科罪。后犯则同私盐法论。
十一月，张邦基言：「宝坻盐课，若每石收正课百五十斤，虑有风干折耗。」遂令石加耗盐二十二斤半，仍先一岁贷支偿直，以优灶户。
二十四年七月，上在上京，谓丞相乌古论元忠等曰：「会宁尹蒲察通言，其地猛安谋克户甚艰。旧速频以东食海盐。蒲与、胡里改等路食肇州盐，初定额万贯，今增至二万七千。若罢盐引，添灶户，庶可易得。」元忠对曰：「已尝遣使咸平府以东规画矣。」上曰：「不须待此，宜亟为之。」通又言：「可罢上京酒务，听民自造以输税。」上曰：「先滦州诸地亦尝令民煮盐，后以不便罢之，今岂可令民自沽耶？」二十五年十月，上还自上京，谓宰臣曰：「朕闻辽东，凡人家食盐，但无引目者， 既以私治罪。夫细民徐买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办，或询诸民，从其所欲。」因为之罢北京、辽东盐使司。二十八年，尚书省论盐事，上曰：「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及酒食，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盐司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宜令别设巡捕官，勿与盐司关涉，庶革其弊。」五月，创巡捕使，山东、沧、宝坻各二员，解、西京各一员。山东则置于潍州、招远县，沧置于深州及宁津县，宝坻置于易州及永济县，解置于澄城县，西京置于兜答馆，秩从六品，直隶省部，各给银牌，取盐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 不得于人家搜索，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煮则捕之，在三百里内者属转运司，外者即随路府提点所治罪，盗课盐者亦如之。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月，上朝隆庆宫，谕有司曰：「比因猎，知百姓多有盐禁获罪者，民何以堪？朕欲令依平、滦、太原均办例，令民自煎，其令百官议之。」十二月，户部尚书郑俨等谓：「若令民计口定课，民既输干办钱，又必别市而食，是重费民财，而徒增煎贩者之利也。且今之盐价，盖昔日钱币易得之时所定，今日与向不同，况太平日久，户口蕃息，食盐岁课宜有羡增，而反无之，何哉？缘官估高，贫民利私盐之贱，致亏官课尔。近已减宝坻、山东、沧盐价斤为三十八文，乞更减去八文，岁不过减一百二十余万贯，官价既贱，所售必多，自有羡余，亦不全失所减之数。况今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设使盐课不足，亦足补百有余年之经用，若量入为出，必无不足之患。乞令平、滦干办盐课亦宜减价，各路巡盐弓手不得自专巡捕，庶革诬罔之弊。」礼部尚书李晏等曰：「所谓干办者，既非美名，又非良法。必欲杜绝私煮盗贩之弊，莫若每斤减为二十五文，使公私价同，则私将自己。又巡盐兵吏往往挟私盐以诬人，可令与所属司县期会，方许巡捕，违者按察司罪之。」刑部尚书郭邦杰等则谓：「平、滦濒海及太原卤地可依旧干办，余同俨议。」御史中丞移剌仲方则谓：「私煎盗贩之徒，皆知禁而犯之者也。可选能吏充巡捕使，而不得入人家搜索。」同知大兴府事王翛请每斤减为二十文，罢巡盐官。左谏议大夫徒单镒则以干办为便。宰臣奏：「以每斤官本十文，若减作二十五文，似为得中。巡盐弓手可减三分之一，盐官出巡须约所属同往，不同获者不坐。可自来岁五月一日行之。」上遂命宝坻、山东、沧盐每斤减为三十文，已发钞引未支者准新价足之，余从所请。
十二月，遂罢西京、解盐巡捕使。时既诏罢干办盐钱，十二月以大理司直移剌九胜奴、广宁推官宋扆议北京、辽东盐司利病，遂复置北京、辽东盐使司，北京路岁以十万余贯为额，辽东路以十三万为额。罢西京及解州巡捕使。
明昌元年七月，上封事者言河东北路干办盐钱岁十万贯太重，以故民多逃徙，乞缓其征督。上命俟农隙遣使察之。十二月，定禁司县擅科盐制。二年五月，省臣以山东盐课不足，盖由盐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约所属同往，人不畏故也。遂诏，自今如有盗贩者，听盐司官辄捕。民私煮及藏匿，则约所属搜索。巡尉弓兵非与盐司相约，则不得擅入人家。三年六月，孙即康等同盐司官议：「军民犯私盐，三百里内者盐司按罪，远者付提点所，皆征捕获之赏于贩造者。猛安谋克部人煎贩及盗者，所管官论赎，三犯杖之，能捕获则免罪。又滨州渤海县永和镇去州远，恐藏盗及私盐，可改为永丰镇与曹子山村，各创设巡检，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乞升为从七品，用进士。」上命猛安谋克杖者再议，余皆从之。尚书省奏：「山东滨、益九场之盐行于山东等六路，涛洛等五场止行于沂、邳、徐、宿、滕、泗六州，各有定课，方之九场，大课不同。若令与九场通比增亏。其五场官恃彼大课，恐不用力，转生奸弊。」遂定令五场自为通比。旧法与盐司使副通比，故至是始改焉。
五年正月，八小场盐官左荜等，以课不能及额，缴进告敕。遂遣使按视十三场再定，除涛洛等五场系设管勾，可即日恢办，乃以荜所告八场，从大定二十六年制，自见管课，依新例永相比磨。户部郎中李敬义等言：「八小场今新定课有减其半者，如使俱从新课，而旧课已办入官，恐所减钱多，因而作弊，而所收钱数不复尽实附历纳官。」遂从明昌元年所定酒税院务制，令即日收办。
十一月，以旧制猛安谋克犯私盐酒曲者，转运司按罪，遂更定军民犯私盐者皆令属盐司，私酒曲则属转运司，三百里外者则付提点所，若逮问犯人而所属吝不遣者徒二年。
十二月，尚书省议山东、沧州旧法每一斤钱四十一文，宝坻每一斤四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赦恩并特旨，减为三十文，计减百八十五万四千余贯。后以国用不充，遂奏定每一斤复加三文为三十三文。至承安三年十二月，尚书省奏：「盐利至大，今天下户口蕃息，食者倍于前，军储支引者亦甚多，况日用不可阙之物，岂以价之低昂而有多寡也。若不随时取利，恐徒失之。」遂复定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价每一斤加为四十二文。解州旧法每席五贯文，增为六贯四百文。辽东、北京旧法每石九百文，增为一贯五百文。西京煎盐旧石二贯文，增为二贯八百文，捞盐旧一贯五百文，增为二贯文，既增其价，复加其所鬻之数。七盐司旧课岁入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为一千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山东旧课岁入二百五十四万七千三百三十六贯，增为四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八十四贯四百文。沧州旧课岁入百五十三万一千二百贯，增为二百七十六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宝坻旧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解州旧入八十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七贯五百文，增为一百三十二万一千五百二十贯二百五十六文。辽东旧入十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二贯八百七十文，增为三十七万六千九百七十贯二百五十六文。北京旧入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九十二贯五百文，增为三十四万六千一百五十一贯六百一十七文二分。西京旧入十万四百一十九贯六百九十六文，增为二十八万二百六十四贯六百八文。
四月，宰臣奏：「在法，猛安谋克有告私盐而不捕者杖之，其部人有犯而失察者，以数多寡论罪。今乃有身犯之者，与犯私酒曲、杀牛者，皆世袭权贵之家，不可不禁。」遂定制徒年、杖数，不以赎论，不及徒者杖五十。
八月，命山东、宝坻、沧州三盐司，每春秋遣使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
泰和元年九月，省臣以沧、滨两司盐袋，岁买席百二十万，皆取于民。清州北靖海县新置沧盐场，本故猎地，沮洳多芦，宜弛其禁，令民时采而织之。
十一月，陕西路转运使高汝砺言：「旧制，捕告私盐酒曲者，计斤给赏钱，皆征于犯人。然盐官获之则充正课，巡捕官则不赏。巡捕军则减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赏异也。乞以司县巡捕官不赏之数，及巡捕弓手所减者，皆征以入官，则罪赏均矣。」诏从之。三年二月，以解盐司使治本州，以副治安邑。十一月，定进士授盐使司官，以榜次及入仕先后拟注。
四年六月，以七盐使司课额七年 一定为制，每斤增为四十四文，时桓州刺史张炜乞以盐易米，诏省臣议之。
六月，诏以山东、沧州盐司自增新课之后，所亏岁积，盖官既不为经画，而管勾、监同与合干人互为奸弊，以致然也。即选才干者代两司使副，以进士及部令史、译人、书史、译史、律科、经童、诸局分出身之廉慎者为管勾，而罢其旧官。
十月，西北路有犯花硷禁者，欲同盐禁罪，宰臣谓：「若比私盐，则有不同。」诏定制，收硷者杖八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赏同私矾例。五年六月，以山东、沧州两盐司侵课，遣户部员外郎石铉按视之，还言令两司分办为便。诏以周昂分河北东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陈、蔡、许、颍州隶沧盐司，以山东东西路、开、濮州、归德府、曹、单、亳、寿、泗州隶山东盐司，各计口承课。十月，签河北东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张德辉言：「海壖人易得私盐，故犯法者众，可量户口均配之。」尚书省命山东按察司议其利便，言：「莱、密等州比年不登，计口卖盐所敛虽微，人以为重，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无籍之人，岂以配买而不为哉！」遂定制，命与沧盐司皆驰驿巡察境内。
六年三月，右丞相内族宗浩、参知政事贾铉言：「国家经费惟赖盐课，今山东亏五十余万贯，盖以私煮盗贩者成党，盐司既不能捕，统军司、按察司亦不为禁，若止论犯私盐者之数，罚俸降职，彼将抑而不申，愈难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职时所增亏之实，令盐司以达省部，以为升降。」遂诏诸统军、招讨司，京府州军官，所部有犯者，两次则夺半月俸，一岁五次则奏裁，巡捕官但犯则的决，令按察司御史察之。
四月，从涿州剌史夹谷蒲乃言，以莱州民所纳盐钱听输丝绵银钞。七年九月，定西北京、辽东盐使判官及诸场管勾，增亏升降格，凡文资官吏员，诸局署承应人、应验资历注者，增不及分者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两资，迁一官，四分减两资，迁两官，亏则视此为降。如任回验官注拟者，增不及分升本等首，一分减一资，二分减一资、迁一阶，四分减两资、迁两阶，亏者亦视此为降。
十二月，尚书省以卢附翼所言，遂定制灶户盗卖课盐法，若应纳盐课外有余，则尽以申官，若留者减盗一等。若刮硷土煎食之，采黄穗草烧灰淋卤，及以酵粥为酒者，杖八十。八年七月，宋克俊言：「盐管勾自改注进士诸科人，而监官有失超升县令之阶，以故怠而亏课，乞依旧为便。」有司以泰和四年改注时，选当时到部人截替，遂拟以秋季到部人注代。八年七月，诏沿淮诸榷场，听官民以盐市易。
宣宗贞祐二年十月，户部言：「阳武、延津、原武、荥泽、河阴诸县饶硷卤，民私煎不能禁。」遂诏置场，设判官、管勾各一员，隶户部。既而，御史台奏：「诸县皆为有力者夺之，而商贩不行。」遂敕御史分行申明禁约。三年十二月，河东南路权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绛、解民多业贩盐，由大阳关以易陕、虢之粟，及还渡河，而官邀籴其八，其旅费之外所存几何？而河南行部复自运以易粟于陕，以尽夺民利。比岁河东旱蝗，加以邀籴，物价踊贵，人民流亡，诚可闵也。乞罢邀籴，以纾其患。」四年七月，庆寿又言：「河中乏粮，既不能济，而又邀籴以夺之。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盐乃官物，有司陆运至河，复以舟达京兆、凤翔，以与商人贸易，艰得而甚劳。而陕西行部每石复邀籴二斗，是官物而自籴也。夫转盐易物，本济河中，而陕西复强取之，非夺而何？乞彼此壹听民便，则公私皆济。」上从之。兴定二年六月，以延安行六部员外郎卢进建言：「绥德之嗣武城、义合、克戎寨近河地多产盐，请设盐场管勾一员，岁获十三万余斤，可输钱二万贯以佐军。」三年，诏用其言，设官鬻盐给边用。四年，李复享言：「以河中西岸解盐旧所易粟麦万七千石充关东之用。」寻命解盐不得通陕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光二年内族讹可言，民运解盐有助军食，诏修石墙以固之。
○酒
金榷酤因辽、宋旧制，天会三年始命榷官以周岁为满。世宗大定三年，诏宗室私酿者，从转运司鞫治。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以故课额愈亏。上曰：「此官不严禁私酿所致也。」命设军百人，隶兵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虽权要家亦许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且令大兴少尹招复酒户。八年，更定酒使司课及五万贯以上，盐场不及五万贯者，依旧例通注文武官，余并右职有才能，累差不亏者为之。九年，大兴县官以广阳镇务亏课，而惧夺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输其税。大理寺以财非入己，请以赎论。上曰：「虽非私赃，而贫民亦被其害，若止从赎，何以惩后。」特命解职。二十六年，省奏盐铁酒曲自定课后，增各有差。上曰：「朕顷在上京，酒味不嘉。朕欲如中都曲院取课，庶使民得美酒。朕日膳亦减省，尝有一公主至，而无余膳可与。朕欲日用五十羊何难哉！虑费用皆出于民，不忍为也。监临官惟知利己，不知利何从来？若恢办增羡者酬迁，亏者惩殿，仍更定并增并亏之课，无失元额。如横班只亏者，与余差一例降罚，庶有激劝。且如功酬合办二万贯，而止得万七八千，难迭两酬者，必止纳万贯，而辄以余钱入己。今后可令见差使内不迭酬余钱，与后差使内所增钱通算为酬，庶钱可入官。及监官食直，若不先与，何以责廉。今后及格限而至者，即用此法。」又奏罢杓栏人。二十七年，议以天下院务，依中都例，改收曲课，而听民酤。户部遣官询问辽东来远军，南京路新息、虞城，西京路西京酒使司、白登县、迭剌部族、天成县七处，除税课外，愿自承课卖酒。上曰：「自昔监官多私官钱，若令百姓承办，庶革此弊。其试行之。」
明昌元年正月，更定新课，令即日收办。中都曲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承安元年岁获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西京酒使司，大定间，岁获钱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岁获钱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七月，定中都曲使司以大定二十一年至明昌六年为界，通比均取一年之数为额。五年四月，省奏：「旧随处酒税务，所设杓栏人，以射粮军历过随朝差役者充，大定二十六年罢去，其随朝应役军入，各给添支钱粟酬其劳。今拟将元收杓栏钱，以代添支，令各院务验所收之数，百分中取三，随课代输，更不入比，岁约得钱三十余万，以佐国用。」泰和四年九月，省奏：「在都曲使司，自定课以来八年并增，宜依旧法，以八年通该课程，均其一年之数，仍取新增诸物一分税钱并入，通为课额。以后之课，每五年一定其制。」又令随处酒务，元额上通取三分作糟酵钱。六年，制院务卖酒数各有差，若数外卖、及将带过数者，罪之。宣宗贞祐三年十二月，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税岁及十万贯者，始设使司，其后二万贯亦设，今河南使司亦五十余员，虚费月廪，宜依大定之制。」元光元年，复设曲使司。
○醋税
自大定初，以国用不足，设官榷之，以助经用。至二十三年，以府库充牣，遂罢之。章宗明昌五年，以有司所入不允所出，言事者请榷醋息，遂令设官榷之，其课额，俟当差官定之。后罢。承安三年三月，省臣以国用浩大，遂复榷之。五百贯以上设都监，千贯以上设同监一员。
○茶
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于宋界之榷场。世宗大定十六年，以多私贩，乃更定香茶罪赏格。章宗承安三年八月，以谓费国用而资敌，遂命设官制之。以尚书省令史承德郎刘成往河南视官造者，以不亲尝其味，但采民言谓为温桑，实非茶也，还即白上。上以为不干，杖七十，罢之。四年三月，于淄、密、宁海、蔡州各置一坊，造新茶，依南方例每斤为袋，直六百文。以商旅卒未贩运，命山东、河北四路转运司以各路户口均其袋数，付各司县鬻之。买引者，纳钱及折物，各从其便。
五月，以山东人户造卖私茶，侵侔榷货，遂定比煎私矾例，罪徒二年。
泰和四年，上谓宰臣曰：「朕赏新茶，味虽不嘉，亦岂不可食也。比令近侍察之，乃知山东、河北四路悉椿配于人。既曰强民，宜抵以罪。此举未知运司与县官孰为之，所属按察司亦当坐罪也。其阅实以闻。自今其令每袋价减三百文，至来年四月不售，虽腐败无伤也。」五年春，罢造茶之坊。三月，上谕省臣曰：「今虽不造茶，其勿伐其树，其地则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树槁者，命补植之。十一月，尚书省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下上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不应留者，以斤两立罪赏。七年，更定食茶制。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锦锦绢有益之物，不可也。国家之盐货出于卤水，岁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谓所易不广，遂奏令兼以杂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三月，省臣以国蹙财竭，奏曰：「金币钱谷，世不可一日阙者也。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而自昔商贾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间，尝禁止之，后以宋人求和，乃罢。兵兴以来，复举行之，然犯者不少衰，而边民又窥利，越境私易，恐因泄军情，或盗贼入境。今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奈何以吾有用之货而资敌乎？」乃制亲王，公主及见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卖、馈，余人并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诸征商
海陵贞元元年五月，以都城隙地赐随朝大小职官及护驾军，七月，各征钱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务创亏及功酬格。八月，罢诸路关税，止令讥察。三年，尚书省奏：「山东西路转运司言，坊场河渡多逋欠。」诏如监临制，以年岁远近为差，蠲减。又以尚书工部令史刘行义言，定城郭出赁房税之制。五年，以前此河泺罢设官，复召民射买，两界之后，仍旧设官。二十年正月，定商税法，金银百分取一，诸物百分取三。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户部言天下河泊已许与民同利，其七处设官可罢之，委所属禁豪强毋得擅其利。
明昌元年正月，敕尚书省，定院务课商税额，诸路使司院务千六百一十六外，比旧减九十四万一千余贯，遂罢坊场，免赁房税。十月，尚书省奏：「今天下使司务，既减课额，而监官增亏既有升迁追殿之制，宜罢提点所给赏罚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点官侵犯场务者，则论如制。」诏从之。二年，诏减南京出赁官房及地基钱。三年，谕提刑司，禁势力家不得固山泽之利。又司竹监岁采入破竹五十万竿，春秋两次输都水监，备河防，余边刀笋皮等卖钱三千贯，苇钱二千贯，为额。明昌五年，陈言者乞复旧置坊场，上不许，惟许增置院务，诏尚书省参酌定制，遂拟辽东、北京依旧许人分办，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视，量添设院务于二十三处，自今岁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承安元年，岁获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泰和六年五月，制院务课亏，令运司差监榷。
○金银之税
大定三年，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银百分中取一，诸物取三，今物价视旧为高，除金银则额所不能尽该，自余金银可并添一分。诏从之。七年三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小商贸易诸物收钱四分，而金银乃重细之物，多出富有之家，复止三分，是为不伦，亦乞一例收之。」省臣议以为如此恐多匿隐。遂止从旧。
金史卷五十
志第三十一 食货五
○榷场
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岁之所获亦大有助于经用焉。熙宗皇统二年五月，许宋人之请，遂各置于两界。九月，命寿州、邓州、凤翔府等处皆置。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罢凤翔府、唐、邓、颍、蔡、巩、洮等州并胶西县所置者，而专置于泗州。寻伐宋，亦罢之。五年八月，命榷场起赴南京。国初于西北招讨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间尝置之，以易北方牧畜。世宗大定三年，市马于夏国之榷场。四年，以尚书省奏，复置泗、寿、蔡、唐、邓、颍、密、凤翔、秦、巩、洮诸场。七年，禁秦州场不得卖米面、及羊豕之腊、并可作军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二月，上谓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交通，恐枉害生灵，不可不备。其陕西沿边榷场可止留一处，余悉罢之。令所司严察奸细。」前此，以防奸细，罢西界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二十一年正月，夏国王李仁孝上表乞复置，以保安、兰州无所产，而且税少，惟于绥德为要地，可复设互市，命省臣议之。宰臣以陕西邻西夏，边民私越境盗窃，缘有榷场，故奸人得往来，拟东胜可依旧设，陕西者并罢之。上曰：「东胜与陕西道路隔绝，贸易不通，其令环州置一场。」寻于绥德州复置一场。
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贽见场官之钱币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榷场自前关防不严，遂奏定从大定五年制，官为增修舍屋，倍设阑禁，委场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举察。惟东胜、净、庆州，来远军者仍旧，余皆修完之。泗州场，大定间，岁获五万三千四百六十七贯，承安元年，增为十万七千八百九十三贯六百五十三文。所须杂物，泗州场岁供进新茶千胯、荔支五百斤、圆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榄五百斤、芭蕉干三百个、苏木千斤、温柑七千个、橘子八千个、沙糖三百斤、生姜六百斤、栀子九十称、犀象丹砂之类不与焉。宋亦岁得课四万三千贯。秦州西子城场，大定间，岁获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六贯，承安元年，岁获十二万二千九十九贯。承安二年，复置于保安、兰州。三年九月，行枢密院奏：「斜出等告开榷场，拟于辖里尼要安置。」许自今年十一月贸易。寻定制，随路榷场若以见钱入外界、与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诸场，以伐宋皆罢。泰和八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
宣宗贞祐元年，秦州榷场为宋人所焚。二年，陕西安抚副使乌古论衮州复开设之，岁所获以十数万计。三年七月，议欲听榷场互市用银，而计数税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银入外界也。」平章尽忠、权参知政事德升曰：「赏赐之用莫如银绢，而府库不足以给之。互市虽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税之，则敛不及民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尔，况许之乎？今军未息，而产银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则公私指日罄矣！」上曰：「当熟计之。」兴定元年，集贤咨议官吕鉴言：「尝监息州榷场，每场获布数千匹，银数百两，兵兴之后皆失之。」
金银之税。世宗大定五年，听人射买宝山县银冶。九年，御史台奏河南府以和买金银，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货流通，故令行，岂可反害民乎？」遂罢之。十二年，诏金银坑冶，恣民采，毋收税。二十七年，尚书省奏：「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明昌二年，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五年，以御史台奏，请令民采炼随处金银铜冶，上命尚书省议之。宰臣议谓：「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遂定制，有冶之地，委谋克县令籍数，召募射买。禁权要、官吏、弓兵、里胥皆不得与。如旧场之例，令州府长官一员提控，提刑司访察而禁治之。上曰：「此终非长策。」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姑听如此，后有利然后设官可也。譬之酒酤，盖先为坊场，从后官榷也。」上亦以为然，遂从之。坟山、西银山之银窟凡百一十有三。
○和籴
熙宗皇统二年十月，燕、西、东京、河东、河北、山东，汴京等路秋熟，命有司增价和籴。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后仓廪久匮，遣太子少师完颜守道等，山东东、西路收籴军粮，除户口岁食外，尽令纳官，给其直。三年，谓宰臣曰：「国家经费甚大，向令山东和籴，止得四十五万余石，未足为备。自古有水旱，所以无患者，由蓄积多也。山东军屯处须急为二年之储，若遇水旱则用赈济。自余宿兵之郡，亦须籴以足之。京师之用甚大，所须之储，其敕户部宜急为计。」五年，责宰臣曰：「朕谓积贮为国本，当修仓廪以广和籴。今闻外路官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称委任之意。」六年八月，敕有司，秋成之后，可于诸路广籴，以备水旱。九年正月，谕宰臣曰：「朕观宋人虚诞，恐不能久遵誓约。其令将臣谨饬边备，以戒不虞。去岁河南丰，宜令所在广籴，以实仓禀。诏州县和籴，毋得抑配百姓。」十二年
十二月，诏在都和籴以实仓廪，且使钱币通流。又诏凡秋熟之郡，广籴以备水旱。十六年五月，谕左丞相纥石烈良弼曰：「西边自来不备储蓄，其令所在和籴，以备缓急。」十七年春，尚书省奏：「先奉诏赈济东京等路饥民，三路粟数不能给。」上曰：「朕尝谕卿等，丰年广籴以备凶歉。卿等皆言天下仓廪盈溢，今欲赈济，乃云不给。自古帝王皆以蓄积为国长计，朕之积粟岂欲独用。即今不给，可于邻道取之。自今多备，当以为常。」四月，尚书省奏：「东京三路十二猛安尤阙食者，已赈之矣。尚有未赈者。」诏遣官诣复州、曷苏馆路，检视富家，蓄积有余增直以籴。令近地居民就往受粮。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诸猛安、西北路招讨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庆云县寔松河等处遇丰年，多和籴。
章宗明昌四年七月，谕旨户部官：「闻通州米粟甚贱，若以平价官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岁不熟，今其价稍减者，以商旅运贩继至故也。若即差官争籴，切恐市价腾踊，贫民愈病，请俟秋收日，依常平仓条理收籴。」诏从之。明昌五年五月，上曰：「闻米价腾踊，今官运至者有余，可减直以粜之。其明告民，不须贵价私籴也。」六年七月，敕宰臣曰：「诏制内饥谨之地令减价粜之，而贫民无钱者何以得食，其议赈济。」省臣以为：「阙食州县，一年则当赈贷，二年然后赈济，如其民实无恆产者，虽应赈贷，亦请赈济。」上遂命间隔饥荒之地，可以辨钱收籴者减价粜之，贫乏无依者赈济。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砺籴于河南诸郡，令民输挽入京，复命在京诸仓籴民输之余粟。侍御史黄掴奴申言：「汝砺所籴足给岁支，民既于租赋之外转挽而来，亦已劳矣！止将其余以为归资，而又强取之，可乎？且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余石，此何济也。」诏罢之。十二月，附近郡县多籴於京师，谷价腾踊，遂禁其出境。四年，河北行省侯挚言：「河北人相食，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伏见沿河诸津许贩粟北渡，然每石官籴其八，商人无利，谁肯为之。且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既罹兵革，又坐视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籍口而起也。愿止其籴，纵民输贩为便。」诏从之。又制凡军民客旅粟不于官籴处粜，而私贩渡河者，杖百。沿河军及讥察权豪家犯者，徒年、杖数并的决从重，以物没官。上以河北州府钱多，其散失民间颇广，命尚书省措画之。省臣奏：「已命山东、河北榷酤及滨、沧盐司，以分数带纳矣。今河北艰食，贩粟北渡者众，宜权立法以遮籴之。拟于诸渡口南岸，选通练财货官，先以金银丝绢等博易商贩之粮，转之北岸，以回易籴本，兼收见钱。不惟杜奸弊，亦使钱入京师。」从之。又上封事者曰：「比年以来屡艰食，虽由调度征敛之繁，亦兼并之家有以夺之也。收则乘贱多籴，困急则以贷人，私立券质，名为无利而实数倍。饥民惟恐不得，莫敢较者，故场功甫毕，官租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贫者益贫者也。国朝立法，举财物者月利不过三分，积久至倍则止，今或不期月而息三倍。愿明敕有司，举行旧法，丰熟之日增价和籴，则在公有益，而私无损矣。」诏宰臣行之。是年，权河东南路宣抚副使乌古论庆寿言邀籴事。见《盐志》下。
兴定元年，上颇闻百姓以和籴太重，弃业者多，命宰臣加意焉。八月，以户部郎中杨贞权陕西行六部尚书，收给潼、陕军马之用，奏籴贩粮济河者之半，以宽民。从之。
六月，立和籴赏格。
○常平仓
世宗大定十四年，尝定制，诏中外行之，其法寻废。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请复设，敕省臣详议以闻。省臣言：「大定旧制，丰年则增市价十之二以籴，俭岁则减市价十之一以出，平岁则已。夫所以丰则增价以收者，恐物贱伤农。俭则减价以出者，恐物贵伤民。增之损之以平粟价，故谓常平，非谓使天下之民专仰给于此也。今天下生齿至众，如欲计口使余一年之储，则不惟数多难办，又虑出不以时而致腐败也。况复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经久之计。如计诸郡县验户口例以月支三斗为率，每口但储三月，已及千万数，亦足以平物价救荒凶矣。若令诸处，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籴，其不及者俟丰年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贵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计司兼领之，郡县吏沮格者纠，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谷不熟之所，则依常平法，减其价三之一以籴。」诏从之。
三年八月，敕：「常平仓丰籴俭粜，有司奉行勤惰褒罚之制，其遍谕诸路，其奉行灭裂者，提刑司纠察以闻。」又谓宰臣曰：「随处常平仓，往往有名无实。况远县人户岂肯跋涉，直就州府粜籴。可各县置仓，命州府县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县距州六十里内就州仓，六十里外则特置。旧拟备户口三月之粮，恐数多致损，改令户二万以上备三万石，一万以上备二万石，一万以下、五千以上备万五千石，五千户以下备五千石。河南、陕西屯军贮粮之县，不在是数。州县有仓仍旧，否则创置。郡县吏受代，所籴粟无坏，一月内交割给由。如无同管勾，亦准上交割。违 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监交。本处岁丰，而收籴不及一分者，本等内降，提刑司体察，直申尚书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敕置常平仓之地，令州府官提举之，县官兼董其事，以所籴多寡约量升降，为永制。又谕尚书省曰：「上京路诸县未有常平仓，如亦可置，定其当备粟数以闻。」四年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每岁收税粟二十万五千余石，所支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臣等以为此地收多支少，遇灾足以赈济，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九月，尚书省奏：「明昌三年始设常平仓，定其永制。天下常平仓总五百一十九处，见积粟三千七百八十六万三千余石，可备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余万石，可备四年之用，而见在钱总三千三百四十万贯有奇，仅支二年以上，见钱既少，且比年稍丰而米价犹贵，若复预籴，恐价腾踊，于民未便。」遂诏权罢中外常平仓和籴，俟官钱羡余日举行。
○水田
明昌五年闰十月，言事者谓郡县有河者可开渠，引以溉田，诏下州郡。既而八路提 刑司虽有河者皆言不可溉，惟中都言安肃、定兴二县可引河溉田四千余亩，诏命行之。六年十月，定制，县官任内有能兴水利田及百顷以上者，升本等首注除。谋克所管屯田。能创增三十顷以上，赏银绢二十两匹，其租税止从陆田。承安二年，敕放白莲潭东闸水与百姓溉田。三年，又命勿毁高梁河闸，从民灌溉。泰和八年七月，诏诸路按察司规画水田，部官谓：「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阳掘井种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种豆麦，无水则凿井灌之，计六百余顷，比之陆田所收数倍。以此较之，它境无不可行者。」遂令转运司因出计点，就令审察，若诸路按察司因劝农，可按问开河或掘井如何为便，规画具申，以俟兴作。
贞祐四年八月，言事者程渊言：「砀山诸县陂湖，水至则畦为稻田，水退种麦，所收倍于陆地。宜募人佃之，官取三之一，岁可得十万石。」诏从之。兴定五年五月，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仍录其最状遍谕诸道。
十一月，议兴水田。省奏：「汉召信臣于南阳灌溉三万顷。魏贾逵堰汝水为新陂，通运二百余里，人谓之贾侯渠。邓艾修淮阳、百尺二渠，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之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陕西除三白渠设官外，亦宜视例施行。元光元年正月，遣户部郎中杨大有等诣京东、西、南三路开水田。
○区田之法
见嵇康《养生论》，自是历代未有天下通用如赵过一亩三甽之法者。章宗明昌三年三月，宰执尝论其法于上前，上曰：「卿等所言甚嘉，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其可行，当遍谕之。」四年夏四月，上与宰执复言其法，久之，参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户口既多，费用亦厚。若区种之法行，良多利益。」上曰：「 此法自古有之，若其可行，则何为不行也？」持国曰：「所以不行者，盖民未见其利。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乃委官往监督之。若使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行者自效矣。」参知政事夹谷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种少，复恐废垅亩之田功也。」上曰：「姑试行之。」六月，上问参知政事胥持国曰：「区种事如何？」对曰：「六七月之交，方可见矣。」「河东及代州田种今岁佳否？」曰：「比常年颇登。」是日，命近侍二人驰驿巡视京畿禾稼。五年正月，敕谕农民使区种，先是，陈言人武陟高翌上区种法，且请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种。上令尚书省议既定，遂敕令农田百亩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余亩，多种者听。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户谋克县官依法劝率。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种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二年二月，九路提刑马百禄奏：「圣训农民有地一顷者区种一亩，五亩即止。臣以为地肥瘠不同，乞不限亩数。」制可。
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近奉旨讲议区田，臣等谓此法本欲利民，或以天旱乃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也。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区种，农民见有利自当勉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敕遂令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入粟鬻度牒
熙宗皇统三年三月，陕西旱饥，诏许富民入粟补官。世宗大定元年，以兵兴岁歉，下令听民进纳补官。又募能济饥民者，视其人数为补官格。五年，上谓宰臣曰：「顷以边事未定，财用阙乏，自东、南两京外，命民进纳补官，及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今边鄙已宁，其悉罢之。庆寿寺、天长观岁给度牒，每道折钱二十万以赐之。」明昌二年，敕山东、河北阙食之地，纳粟补官有差。承安二年，卖度牒、师号、寺观额，复令人入粟补官。三年，西京饥，诏卖度牒以济之。
宣宗贞祐二年，从知大兴府事胥鼎所请，定权宜鬻恩例格，进宫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三年，制无问官民，有能劝率诸人纳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迁官一阶，正班任使。七百石两阶，除诸司。千石三阶，除丞簿。过此数则请于朝廷议赏。推司县官有能劝二千石迁一阶，三千石两阶，以济军储。又定制，司县官能劝率进粮至五千石以上者减一资考，万石以上迁一官，减二等考，二万石以上迁一官、升一等，皆注见阙。四年，河东行省胥鼎言：「河东兵多民少，仓空岁饥。窃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率之术。今拟凡补买正班，依格止廕一名。若愿输许增廕一名。僧道已具师号者，许补买本司官。职官愿纳粟或不愿给俸及券粮者，宜量数迁加。三举终场人年五十以上，四举年四十五以上，并许入粟，该恩大小官及承应人。令译史吏员，虽未系班，亦许进纳迁官。其有品官应注诸司者，听献物借注丞簿。丞簿注县令，差使免一差。掌军官能自备刍粮者，依职官例迁官如旧。」四年，耀州僧广惠言：「军储不足，凡京府节镇以上僧道官，乞令纳粟百石。防刺郡副纲、威仪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满替。诸监寺十石，周年一代，愿复买者听。」诏从之。
兴定元年，潞州行元帅府事粘割贞言：「近承奏格，凡去岁覃恩之官，以品从差等听其入粟，委帅府书空宣敕授之，则人无陈诉之劳，而官有储蓄矣。比年屡降覃恩，凡羁縻军职者多未暇授，若止许迁新覃，则将隔越矣。乞令计前后所该输粟积迁。」诏从之。
金史卷五十一
志第三十二 选举一
○进士诸科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试学士院官司天医学试科
自三代乡举里选之法废，秦、汉以来各因一代之宜，以尽一时之才，苟足于用即已，故法度之不一，其来远矣！在汉之世，虽有贤良方正诸科以取士，而推择为吏，由是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备宿卫，因被宠遇，以位通显。魏、晋而下互有因革，至于唐、宋，进士盛焉。当时士君子之进，不由是涂则自以为慊，此由时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辽起唐季，颇用唐进士法取人，然仕于其国者，考其致身之所自，进士才十之二三耳！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论进士取其国人，而用女直文字以为程文，斯盖就其所长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国字，使人通习而不废耳。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诸宫护卫、及省台部译史、令史、通事、仕进皆列于正班，斯则唐、宋以来之所无者，岂非因时制宜，而以汉法为依据者乎？金治纯驳，议者于是每有别焉。宣宗南渡，吏习日盛，苛刻成风，殆亦多故之秋，急于事功，不免尔欤。自时厥后，仕进之歧既广，侥幸之俗益炽，军伍劳效，杂置令禄，门廕右职，迭居朝著，科举取士亦复泛滥，而金治衰矣！原其立经陈纪之初，所为升转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条而不紊，百有余年才具不乏，岂非其效乎？奉诏作《金史》，志其《选举》，因得而详论之，司天、太医、内侍等法历代所有，附著于斯。鬻爵、进纳，金季之弊莫甚焉，盖由财用之不足而然也，特载《食货志》。
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海陵天德三年，罢策试科。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明昌初，又设制举宏词科，以待非常之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大定六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府学亦大定十六年置，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后增州学，遂加以五品以上官、曾任随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孙，余官之兄弟子孙经府荐者，同境内举人试补三之一，阙里庙宅子孙年十三以上不限数，经府荐及终场免试者不得过二十人。凡试补学生，太学则礼部主之，州府则以提举学校学官主之，曾得府荐及终场举人，皆免试。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凡学生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又三日作赋及诗各一篇，三月一私试，以季月初先试赋，间一日试策论，中选者以上五名申部。遇旬休、节辰皆有假，病则给假，省亲远行则给程。犯学规者罚，不率教者黜。遭丧百日后求入学者，不得与释奠礼。凡国子学生三年不能充贡，欲就诸局承应者，学官试，能粗通大小各一经者听。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乞兴学校，推行三舍法，及乡以八行贡春官，以设制举宏词。事下尚书省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邓俨等谓：「三舍之法起于宋熙宁间，王安石罢诗赋，专尚经术。太学生初补外舍，无定员。由外升内舍，限二百人。由内升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经，每月考试，或特免解，或保举补官。其法虽行，而多席势力、尚趋走之弊，故苏轼有'三舍既兴，货赂公行'之语，是以元祐间罢之，后虽复，而宣和三年竟废。臣等谓立法贵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学官选试，启侥幸之门，不可为法。唐文皇养士至八千人，亡宋两学五千人，今策论、词赋、经义三科取士，而太学所养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仅及千人。今若每州设学，专除教授，月加考试，每举所取数多者赏其学官。月试定为三等籍之，一岁中频在上等者优复之，不率教、行恶者黜之，庶几得人之道也。又成周乡举里选法卒不可复，设科取士各随其时。八行者乃亡宋取《周礼》之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加之中、和为八也。凡人之行莫大于孝廉，今已有举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县官荐之。今制，犯十恶奸盗者不得应试，亦六德六行之遗意也。夫制举宏词，盖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设此科，不限进士，并选人试之，中选擢之台阁，则人自勉矣。」上从其议。遂计州府户口。增养士之数，于大定旧制京府十七处千人之外，置节镇、防御州学六十处，增养千人。各设教授一员，选五举终场或进士年五十以上者为之。府学二十有四，学生九百五人。大兴、开封、平阳、真定、东平府各六十人，太原、益都府各五十人，大定、河间、济南、大名、京兆府各四十人，辽阳、彰德府各三十人，河中、庆阳、临洮、河南府各二十五人，凤翔、平凉、延安、咸平、广宁、兴中府各二十人。节镇学三十九，共六百一十五人。绛、定、卫、怀、沧州各三十人，莱、密、潞、汾、冀、邢、兗州各二十五人，代、同、邠州各二十人，奉圣州十五人，余二十三节镇皆十人。防御州学二十一，共二百三十五人。博、德、洺、棣、亳各十五人，余十六州各十人。凡千八百人。
女直学。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策、诗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国子学策论生百人，小学生百人。府州学二十二，中都、上京、胡里改、恤频、合懒、蒲与、婆速、咸平、泰州、临潢、北京、冀州、开州、丰州、西京、东京、盖州、隆州、东平、益都、河南、陕西置之。凡取国子学生、府学生之制，皆与词赋、经义生同。又定制，每谋克取二人，若宗室每二十户内无愿学者，则取有物力家子弟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充。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大定二十九年，敕凡京府镇州诸学，各以女直、汉人进士长贰官提控其事，具入官衔。河南、陕西女直学，承安二年罢之，余如旧。
凡诸进士举人，由乡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官之。至廷试五被黜，则赐之第，谓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谓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为第，而不复黜落。凡词赋进士，试赋、诗、策论各一道。经义进士，试所治一经义、策论各一道。其设也，始于太宗天会元年十一月，时以急欲得汉士以抚辑新附，初无定数，亦无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东初降，职员多阙，以辽、宋之制不同，诏南北各因其素所习之业取士，号为南北选。熙宗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海陵庶人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而更定试期。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贞元元年，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始定为三年一辟。
大定四年，敕宰臣：「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十八年，谓宰臣：「文士有偶中魁选，不问操履，而辄授翰苑之职。如赵承元，朕闻其无士行，果败露。自今榜首，先访察其乡行，可取则授以应奉，否则从常调。」十九年，谓宰臣曰：「自来御试赋题，皆士人尝拟作者。前朕自选一题，出人所不料，故中选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题难则名儒亦擅场，题易则庸流易侥幸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礼奏曰：「臣前日言，士人不以策论为意者，正为此尔。宜各场通考，选文理俱优者。」上曰：「并答时务策，观其议论，材自可见，卿等其议之。」二十年，谓宰臣曰：「朕尝谕进士不当限数，则对以所取之外无合格文，故中选者少，岂非题难致然耶？若果多合格，而有司妄黜之，甚非理也。」又曰：「古者乡举有行者，授以官。今其考满，察乡曲实行出伦者擢之。」又曰：「旧不选策，今兼选矣。然自今府会两试不须试策，已中策后，则试以制策，试学士院官。」二十二年，谓宰臣曰：「汉进士魁，例授应奉，若行不副名，不习制诰之文者，即与外除。」二十三年，谓宰臣曰：「汉进士，皇统间人材殆不复见，今应奉以授状元，盖循资尔。制诰文字，各以职事铺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诏，则鲜有能者。」参知政事粘哥斡特剌对曰：「旧人已登第尚为学不辍，今人一及第辄废而不学，故尔。」上于听政之隙，召参知政事张汝霖、翰林直学士李晏读新进士所对策，至县令阙员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对曰：「臣窃念久矣！国朝设科，始分南北两选，北选词赋进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经义五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三百五十人。嗣场，北选词赋进士七十人，经义三十人，南选百五十人，计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员不阙。其后南北通选，止设词赋科，不过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县令员阙也。」上曰：「自今文理可采者取之，毋限以数。」二十八年，复经义科。
章宗明昌元年正月，言事者谓：「举人四试而乡试似为虚设，固当罢去。其府会试乞十人取一人，可以群经出题，而注示本传。」上是其言，诏免乡试，府试以五人取一人，仍令有司议外路添考试院，及群经出题之制。有司言：「会试所取之数，旧止五百人，比以世宗敕中格者取，乞依此制行之。府试旧六处，中有地远者，命特添三处，上京、咸平府路则试于辽阳，河东南北路则试于平阳，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皆命于题下注其本传。」又谕有司曰：「举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试官或遽不能忆，误失人材，可自注出处，注字之误，不在涂注乙之数。」
明昌二年，敕官或职至五品者，直赴御试。四年，平章政事守贞言：「国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汉人进士得人居多。诸司局承应，旧无出身，自大定后始叙使，至今鲜有可用者。近来放进士第数稍多，此举更宜增取，若会试止以五百人为限，则廷试虽欲多取，不可得也。」上乃诏有司，会试毋限人数，文合格则取。
六年，言事者谓：「学者率恃有司全注本传以示之，故不勉读书，乞减子史注本传之制。又经义中选之文多肤浅，乞择学官，及本科人充试官。」省臣谓：「若不与本传，恐硕学者有偶忘之失，可令但知题意而已。」遂命择前经义进士为众所推者、才识优长者为学官，遇差考试官之际，则验所治经参用。词赋进士，题注本传，不得过五十字。经义进士，御试第二场，试论日添试策一道。
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至宋王安石为相，作新经，始以经义取人。且词赋、经义、人素所习之本业，策论则兼习者也。今舍本取兼习，恐不副陛下公选之意。」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后赴省藏之。时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以前，词赋进士不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训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举终场恩例，若会试取人数过多，则涉泛滥。」遂定策论、词赋、经义人数，虽多不过六百人，少则听其阙。时太常丞郭人杰转对言，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及入学生精加试选，无至滥补。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别名之弊，则当禁之。补试入学生员，已有旧条，恐行之灭裂尔，宜严防闲。」张行简转对言：「拟作程文，本欲为考试之式，今会试考试官、御试读卷官皆居显职，擢第后离笔砚久，不复常习，今临试拟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谤议。」诏罢之。
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单镒病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可令进士试策日，自时务策外，更以疑难经旨相参为问，使发圣贤之微旨、古今之事变。」诏为永制。先尝敕乐人不得举进士，而奴免不良者则许之。尚书省奏：「旧称工乐，谓配隶之色及倡优之家。今少府监工匠，太常大乐署乐工，皆民也，而不得与试。前代令诸选人身及祖、父曾经免为良者，虽在官不得居清贯及临民，今反许试，诚玷清论。」诏遂定制，放良人不得应诸科举，其子孙则许之。上又谓：「德行才能非进士科所能尽，可通行保举之制。省奏：「在《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所谓万民，农工商贾皆是也。前代立贤无方，如版筑之士、鼓刀之叟，垂光简策者不可胜举。今草泽隐逸才行兼备者，令谋克及司县举，按察司具闻，以旌用之，既有已降令文矣。」上命复宣旨以申之。
宣宗贞祐二年，御史台言：「明年省试以中都、辽东、西北京等路道阻，宜于中都、南京两处试之。」三年，谕宰臣曰：「国初设科，素号严密，今闻会试至于杂坐喧哗，何以防弊？」命治考官及监察罪。兴定二年，御史中丞把胡鲁言：「国家数路收人，惟进士之选最为崇重，不求备数，惟务得贤。今场会试，策论进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词赋、经义二人取一，前虽有圣训，当依大定之制，中选即收，无问多寡，然大定间赴试者或至三千，取不过五百。泰和中，策论进士三人取一，词赋、经义四人取一，向者贞祐初，诏免府试，赴会试者几九千人。而取八百有奇，则是十之一而已。时已有依大定之制，亦何尝二人取一哉！今考官泛滥如此，非所以为求贤也。宜于会试之前，奏请所取之数，使恩出于上可也。」诏集文资官议，卒从泰和之例。又谓宰臣曰：「从来廷试进士，日晡后即遣出宫，恐文思迟者不得尽其才，令待至暮时。」特赐经义进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上览其程文，爱其辞藻，咨叹久之。因怪学者益少，谓监试官左丞高汝砺曰：「养士学粮，岁稍丰熟即以本色给之，不然此科且废矣！」五年，省试经义进士，考官于常格外多取十余人，上命以特恩赐第。又命河北举人今府试中选而为兵所阻者，免后举府试。
策论进士，选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每谋克选二人习之。寻欲兴女直字学校，猛安谋克内多择良家子为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选异等者百人，荐于京师，廪给之。命温迪罕缔达教以古书，作诗、策，后复试，得徒单镒以下三十余人。十一年，始议行策选之制，至十三年始定每场策一道，以五百字以上成，免乡试府试，止赴会试御试。且诏京师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拟以新进士充教授，以教士民子弟之愿学者。俟行之久学者众，则同汉进士三年一试之制。乃就悯忠寺试徒单镒等，其策曰：「贤生于世，世资于贤，世未尝不生贤，贤未尝不辅世。盖世非无贤，惟用与否。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吕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渔钓之间，而其功业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盖殷、周之君能用其人，尽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而尚忧贤能遗于草泽者，今欲尽得天下之贤用之，又俾贤者各尽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悯忠寺旧有双塔，进士入院之夜半，闻东塔上有声如音乐，西入宫。考试官侍御史完颜蒲涅等曰：「文路始开而有此，得贤之祥也。」中选者得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十六年，命皇家两从以上亲及宰相子，直赴御试。皇家袒免以上亲及执政官之子，直赴会试。至二十年，以徒单镒等教授中外，其学大振。遂定制，今后以策、诗试三场，策用女直大字，诗用小字，程试之期皆依汉进士例。省臣奏：「汉人进士来年三月二十日乡试，八月二十日府试，次年正月二十日会试，三月十二日御试。」敕以来年八月二十五日于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府等路四处府试，余从前例。上曰：「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举，今虽立女直字科，虑女直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恐为后人议论。」丞相守道曰：「汉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历代圣贤渐加修举也。圣主天姿明哲，令译经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汉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汉人进士例。译作程文，俾汉官览之。」二十二年三月，策试女直进士。至四月癸丑，上谓宰臣曰：「女直进士试已久矣，何尚未考定？」参知政事斡特剌对曰：「以其译付看故也。」上令速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进士设科未久，若令积习精通，则能否自见矣。」二十八年，谕宰臣曰：「女直进士惟试以策，行之既久，人能预备，今若试以经义可乎？」宰臣对曰：「《五经》中《书》、《易》、《春秋》已译之矣，俟译《诗》
、《礼》毕，试之可也。」 上曰：「大经义理深奥，不加岁月不能贯通。今宜于经内姑试以论题，后当徐试经义也。」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许诸人试策论进士举。七月，省奏：「如诗、策、论俱作一日程试，恐力有不逮。诗、策作一日，论作一日，以诗、策合格为中选，而以论定其名次。上曰：「论乃新添，至第三举时当通定去留。」明昌元年，猛安谋克愿试进士者拟依余人例，不可令直赴御试。」上曰：「是止许女直进士，毋令试汉进士也。」又定制，余官第五品散阶，令直赴会试，官职俱至五品，令直赴御试。承安二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遂定制，内外官员、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三次终场，不在验丁之限。三年，定制，女直人以年四十五以下，试进士举，于府试十日前，委佐贰官善射者试射。其制，以六十步立垛，去射者十五步对立两竿，相去二十步，去地二丈，以绳横约之。弓不限强弱，不计中否，以张弓巧便、发箭迅正者为熟闲。射十箭中两箭，出绳下至垛者为中选。余路委提刑司，在都委监察体究。如当赴会试御试者，大兴府佐贰官试验，三举终场者免之。四年，礼部尚书贾铉言：「策论进士程试弓箭，其两举终场及年十六以下未成丁者，若以弓箭退落，有失贤路。乞于及第后试之，中者别加任使，或升迁，否者降之。」省臣谓：「旧制三举终场免试，今两举亦免之，未可。若以未成丁免试，必有妄匿年者，如果幼，使徐习未晚也。至于及第后试验升降，则已有定格矣。」诏从旧制。在泰和格，复有以时务策参以故事，及疑难经旨为问之制。
宣宗南迁，兴定元年，制中都、西京等路，策论进士及武举人权于南京、东平、婆速、上京四处府试。五年，上赐进士斡勒业德等二十八人及第。上览程文，怪其数少，以问宰臣，对曰：「大定制随处设学，诸谋克贡三人或二人为生员，赡以钱米。至泰和中，人例授地六十亩。所给既优，故学者多。今京师虽存府学，而月给通宝五十贯而已。若于诸路总管府、及有军户处置学养之，庶可加益。京师府学已设六十人，乞更增四十人。中京、亳州、京兆府并置学官于总府，以谋克内不隶军籍者为学生，人畀地四十亩。汉学生在京者亦乞同此，余州府仍旧制。」上从之。
凡会试之数，大定二十五年，词赋进士不得过五百人。二十八年，以不限人数，遂至五百八十六人。章宗令合格则取，故承安二年至九百二十五人。时以复加四举终场者，数太滥，遂命取不得过六百人。泰和二年，上命定会试诸科取人之数，司空襄言：「试词赋、经义者多，可五取一。策论绝少，可四取一。恩榜本以优老于场屋者。四举受恩则太优，限以年则碍异材。可五举则授恩。」平章徒单镒等言：「大定二十五年至明昌初，率三四人取一。」平章张汝霖亦言：「五人取一，府试百人中才得五耳。」遂定制，策论三人取一，词赋、经义五人取一，五举终场年四十五以上、四举终场年五十以上者受恩。
凡考试官，大定间，府试六处，各差词赋试官三员，策论试官二员。明昌初，增为九处，路各差九员，大兴府则十一员。承安四年，又增太原为十处。有司请省之，遂定策论进士女直经童千人以上差四员，五百人以上三员，不及五百二员。各以职官高者一人为考试官，余为同考试官。词赋进士与律科举人共及三千以上五员，二千四员，不及二千三员。经义进士及经童举人千人四员，五百以上三员，百人以上二员，不及百人以词赋考官兼之。后又定制，策论试官，上京、咸平、东平各三员，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员。律科，监试官一员，试律官二员，隶词赋考试院。经童，试官一员，隶经义考试院，与会试同。其弥封并誊录官、检搜怀挟官、自余修治试院、监押门官，并如会试之制。大定二十年，上以往岁多以远地官考试不便，遂命差近者。
凡会试，知贡举官、同知贡举官，词赋则旧十员，承安五年为七员。经义则六员，承安五年省为四员。诠读官二员。泰和三年，上以弥封官渫语于举人，敕自今女直司则用右选汉人封，汉人司则以女直司封。宣宗贞祐三年，以会试赋题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选者，复以考官多取所亲，不怒其不公，命究治之。
凡御试，读卷官，策论、词赋进士各七员，经义五员，余职事官各二员。制举宏词共三员。泰和七年，礼部尚书张行简言：「旧例，读卷官不避亲，至有亲人，或有不敢定其去留，或力加营护，而为同列所疑。若读卷官不用与进士有亲者，则读卷之际得平心商确。」上遂命临期多拟，其有亲者汰之。
凡府试策论进士，大定二十年定以中都、上京、咸平、东平四处。至明昌元年，添北京、西京、益都为七处，兼试女直经童。凡上京、合懒、速频、胡里改、蒲与、东北招讨司等路者，则赴会宁府试。咸平、隆州、婆速、东京、盖州、懿州者，则赴咸平府试。中都、河北东西路者，则赴大兴府试。西京并西南、西北二招讨司者，则赴大同府试。北京、临潢、宗州、兴州、全州者，则赴大定府试。山东西、大名、南京者，则赴东平府试。山东东路则试于益都。凡词赋、经义进士及律科、经童府试之处，大定间，大兴、大定、大同、开封、东平、京兆凡六处。明昌初，增辽阳，平阳，益都为九处。承安四年复增太原为十。中都、河北则试于大兴府，上京、东京、咸平府等路则试于辽阳府，余各试于其境。
凡乡试之期，以三月二十日。府试之期，若策论进士则以八月二十日试策，间三日试诗。词赋进士则以二十五日试赋及诗，又间三日试策论。经义进士又间词赋后三日试经义，又三日试策。次律科，次经童，每场皆间三日试之。会试，则策论进士以正月二十日试策，皆以次间三日，同前。御试，则以三月二十日策论进士试策，二十三日试诗论，二十五日词赋进士试赋诗论，而经义进士亦以是日试经义，二十七日乃试策论。若试日遇雨雪，则候晴日。御试唱名后，试策则禀奏，宏词则作二日程试。旧制，试女直进士在再试汉进士后。大定二十九年以复设经义科，更定是制。
凡监检之制，大兴府则差武卫军。余府则于附近猛安内差摘，平阳府则差顺德军。凡府会试，每四举人则差一人，复以官一人弹压。御试策进士则差弩手及随局承应人，汉进士则差亲军，人各一名，皆用不识字者，以护卫十人。亲军百人长、五十人长各一人巡护。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待士之礼哉！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尝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上从其说，命行之。
恩例。明昌元年，定制，省元直就御试，不中者许缀榜未。解元但免府试，四举终场依五举恩例，所试文卷惟犯御名庙讳、不成文理者则黜之，余并以文之优劣为次。仍一日试三题，其五举者止试赋诗，女直进士亦同此例。承安五年，敕进士四举该恩，词赋、经义当以各科为场数，不得通数。又恩榜人应授官者，监试官于试时具数以奏，特恩者授之。泰和三年，以经义会元与策论词赋进士不同，若御试被黜则附榜末，为太优，若同恩例，又与四举者不同。遂定制，依曾经府试解元免府试之例。会试下第，再举直赴御试。
律科进士，又称为诸科，其法以律令内出题，府试十五题，每五人取一人。大定二十二年定制，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三十六条以上，文理优、拟断当、用字切者，为中选。临时约取之，初无定数。其制始见于海陵庶人正隆元年，至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源，可使通治《论语》、《孟子》，以涵养其气度。」遂令自今举后，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府会试别作一日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通考定之。
经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试十五题通十三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所贵在幼而诵多者，若年同，则以诵大经多者为最。初，天会八年时，太宗以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氏传》及《论语》、《孟子》，上命教养之，然未有选举之制也。熙宗即位之二年，诏辟贡举，始备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天德间，废之。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上谓宰臣曰：「经童岂遽无人，其议复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刘住兒年十一岁，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赐出身，且加以恩诏。」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上嘉之，赐本科出身，给钱粟官舍，令肄业太学。明昌三年，平章政事完颜守贞言：「经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诸道表荐，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为无补，罢之。本朝皇统间取五十人，因以为常，天德时复废。圣主复置，取以百数，恐久积多，不胜铨拟，乞谕旨约省取之。」上曰：「若所诵皆及格，何如？」守贞曰：「视最幼而诵不讹者精选之，则人数亦不至多也。」复问参知政事胥持国，对曰：「所诵通否易见，岂容有滥。」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复取其精者。」持国曰：「是科盖资教之术耳。夫幼习其文，长玩其义，使之莅政，人格出焉。如中选者，加之修习进士举业，则所记皆得为用。臣谓可勿令遽登仕途，必习举业，而后官使之可也。若能擢进士第，自同进士任用。如中府荐或会试，视其次数，优其等级。几举不得荐者，从本出身，似可以激劝而得人矣！」诏议行之。
制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听内外文武六品以下职官无公私过者，从内外五品以上官荐于所属，诏试之。若草泽士，德行为乡里所服者，则从府州荐之。凡试，则先投所业策论三十道于学士院，视其词理优者，委官以群经子史内出题，一日试论三道，如可，则庭试策一道，不拘常务，取其无不通贯者，优等迁擢之。宏词科试诏、诰、章、表、露布、檄书，则皆用四六；诫、谕、颂、箴、铭、序、记，则或依古今体，或参用四六。于每举赐第后进士及在官六品以下无公私罪者，在外官荐之，令试策官出题就考，通试四题，分二等迁擢之。二科皆章宗明昌元年所创者也。
武举，尝设于皇统时，其制则见于《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石力弓，以重七钱竹箭，百五十步立贴，十箭内，府试欲中一箭，省试中二箭，程试中三箭。又远射二百二十步垛，三箭内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五十步设高五寸、长八寸卧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凿头铁箭驰射，府试则许射四反，省试三反，程试二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内，每三十步，左右错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枪驰刺，府试则许驰三反，省试二反，程试三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又依廕例问律一条，又问《孙》、《吴》书十条，能说五者，为上等。凡程试，若一有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贴弓八斗，远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六斗，《孙》、《吴》书十条通四，为中等。射贴弓七斗，远射二百五步，射鹿弓五斗，《孙》、《吴》书十条通三，为下等。解律、刺板，皆欲同前。凡不知书者，虽上等为中，中则为下。凡试中中下，愿再试者听。旧制，就试上等不中，不许再试中下等。泰和元年，定制，不分旧等，但从所愿，试中则以三等为次。二年，省奏：「武举程式当与进士同时，今年八月府试，欲随路设考试所，临期差官，恐以创立未见应试人数，遂权令各处就考之。」宣宗贞祐三年，同进士例，赐敕命章服。时以随处武举入试者，自非见居职任及已用于军前者，令郡县尽遣诣京师，别为一军，以备缓急。其被荐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元光二年，东京总帅纥石烈牙吾塔言：「武举入仕，皆授巡尉军辖，此曹虽善骑射，不历行阵，不知军旅，一旦临敌，恐致败事。乞尽括付军前为长校，俟有功则升之。」宰臣奏：「国家设此科与进士等，而欲尽置军中，非奖进人材之道。」遂籍丁忧、待阙、去职者付之。
试学士院官。大定二十八年，敕设科取士为学士院官。礼部下太常，按唐典，初入学士院例先试，今若于进士已仕者，以随朝六品，外路五品职事官荐，试制诏诰等文字三道，取文理优者充应奉。由是翰苑之选为精。明昌五年，以学士院撰文字人少，命尚书省访有文采者勾取权试之。
凡司天台学生，女直二十六人，汉人五十人，听官民家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试补。又三年一次，选草泽人试补。其试之制，以《宣明历》试推步，及《婚书》、《地理新书》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听试补。
金史卷五十二
志第三十三 选举二
○文武选
金制，文武选皆吏部统之。自从九品至从七品职事官，部拟。正七品以上，呈省以听制授。凡进士则授文散官，谓之文资官。自余皆武散官，谓之右职，又谓之右选。文资则进士为优，右职则军功为优，皆循资，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
凡铨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撮所陈行绩资历之要为铨头，以定其能否？其有犯公私罪赃污者，谓之犯选格，则虽遇恩而不得与。旧制，犯追一官以至追四官，皆解任周年，而复仕之。承安二年，定制，每追一官则殿一年，凡罢职会赦当叙者，及降殿当除者，皆具罪以闻，而后仕之。凡增课升至六品者，任回复降。既廉升而再任覆察不同者，任回亦降。自进士、举人、劳效、廕袭、恩例之外，入仕之途尚多，而所定之时不一。若牌印、护卫、令史之出职，则皇统时所定者也。检法、知法、国史院书写，则海陵庶人所置者也。若宗室将军、宫中诸局承应人、宰相书表、太子护卫、妃护卫、王府祗候郎君、内侍、及宰相之子、并译史、通事、省祗候郎君、亲军骁骑诸格，则定于世宗之时，及章宗所置之太常检讨、内侍寄禄官，皆仕进之门户也。
凡官资以三十月为考，职事官每任以三十月为满，群牧使及管课官以三周岁为满，防御使以四十月、三品以上官则以五十月、转运则以六十月为满。司天、太医、内侍官皆至四品止。凡外任循资官谓之常调，选为朝官谓之随朝，随朝则每考升职事一等，若以廉察而升者为廉升，授东北沿边州郡而升者为边升。凡院务监当差使则皆从九品。凡品官任都事、典事、主事、知事、及尚书省令史、覆实、架阁司管勾、直省直院局长副、检法、知法、院务监当差使、及诸令史、译史、掌书、书史、书吏、译书、译人、通事、并诸局分承应有出身者，皆为流外职。凡此之属，或以尚书省差遣，或自本司判补，其出职或正班，杂班，则莫不有当历之名职。既仕则必循升降之定式，虽或前后略有损益之殊，而定制则莫能渝焉。
凡门廕之制，天眷中，一品至八品皆不限所廕之人。贞元二年，定廕叙法，一品至七品皆限以数，而削八品用廕之制。世宗大定四年五月，诏：「皇家袒免以上亲，就廕者依格引试，中选者勿令当儤使。」五年十月，制：「亡宋官当廕子孙者，并同亡辽官用廕。」又曰：「教坊出身人，若任流内职者，与文武同用廕。自余有勤劳者，赏赐而已。昔正隆时常使教坊辈典城牧民，朕甚不取。」又更定冒廕及取廕官罪赏格。七年五月，命司天台官四品以上官改授文武资者，并听如太医例廕。其制，凡正班，廕亦正班；杂班，廕杂班。明昌元年，以上封事者乞六品官添廕，吏部言：「天眷中，八品用廕，不限所廕之人。贞元中，七品用廕，方限以数。当是时，文始于将仕，武始于进义，以上至七品儒林、忠显，各七阶，许廕一名。至六品承直、昭信，计九阶，许廕二人。自大定十四年，文武官从下各增二阶，其七品视旧为九阶，亦廕一人，至五品凡十七阶，方廕二人，其五品至三品并无间越，唯六品不用廕。乞依旧格，五品以上增廕一名，六品廕子孙兄弟二人，七品仍旧为格。」时又以旧格虽有己子许廕兄弟侄，盖所以崇孝悌也。而新格禁之，遂听让廕。旧制，司天、太医、内侍、长行虽至四品。如非特恩换授文武官资者，不许用廕，以本人见允承应，难使系班故也。泰和二年，定制，以年老六十以上退、与患疾及身故者，虽至止官，拟令系班，除存习本业者听廕一名，止一子者则不须习即廕。
凡诸色出身文武官一品，廕子孙至曾孙及兄弟侄孙六人，因门廕则五人。二品则子孙至曾孙及兄侄五人，因门廕则四人。三品子孙兄弟侄四人，因门廕则三人。四品、五品三人，因门廕则二人。六品二人，七品子孙兄弟一人，因门廕则六品、七品子孙兄弟一人。旧格，门廕惟七品一人，余皆加一人。明昌格，自五品而上皆增一人。凡进纳官，旧格正班三品廕四人，杂班三人。正班武略子孙兄弟一人。杂班明威一人，怀远以上二人，镇国以上三人。司天、太医迁至四品诏换文武官者，廕一人。
凡进士所历之阶，及所循注之职。贞元元年，制南选，初除军判、丞、簿从八品。次除防判、录事正八品，三除下令从七品，。四中令、推官、节察判正七品，五六皆上令。从六品。北选，初军判、簿、尉，二下令，三中令，四上令，已后并上令，通注节察判、推官。正隆元年格，上甲者初上簿军判、丞、簿、尉，中甲者初中簿军判、丞、簿、尉，下甲者初下簿军判、丞、簿、尉。第二任皆中簿军判、丞、簿、尉。三、四、五、六、七任皆县令，回呈省。
大定二年，诏文资官不得除县尉。八定格，历五年任令即呈省。十三年，制第二任权注下令。旧制，状元授承德郎，以十四年官制，文武官皆从下添两重，命状元更授承务郎，次旧授儒林郎，更为承事郎。第二甲以下旧授从仕郎，更为将仕郎。十五年，敕状元除应奉，两考依例授六品。十八年，敕状元行不顾名者与外除。十九年，命本贯察其行止美恶。二十一年，复命第三任注县令。二十二年，敕进士授章服后，再试时务策一道，所谓策试者也。内才识可取者籍其名，历任后察其政，若言行相副则升擢任使。是年九月，复诏令后及第人，策试中者初任即升之。二十三年格，进士，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下令，三中令。中甲，初中簿，二上簿，三下令。下甲，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试中策者，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中令，三上令。中甲，初上簿，二下令，三中令。下甲，初中簿，二录事、防判、三中令。又诏今后状元授应奉，一年后所撰文字无过人者与外除。二十六年格，以相次合为令者减一资历。二十六年格，三降两降免一降，文资 右职外官减最后，上令一任通五任回呈省，遂定格，上甲，初录事、防判，二中令，三、四、五上令。中甲，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策试进士，初录事、防判，二、三、四、五上令。其次，初上簿，二中令，三、四、五上令。又次，初中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下甲，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二十七年，制进士阶至中大夫呈省。
明昌二年，罢勘会状元行止之制。七年格，县令守阙各依旧格注授。泰和格，诸进士及第合授资任须历遍乃呈省。虽未尽历，官已至中大夫亦呈省。又诸词赋、经义进士及第后，策试中选，合授资任历遍呈省，仍每任升本等首铨选。贞祐三年，状元授奉直大夫，上甲儒林郎，中甲以下授征事郎。
经义进士。皇统八年，就燕京拟注。六年，与词赋第一人皆拟县令，第二人当除察判，以无阙遂拟军判。第二、第三甲随各人住贯拟为军判、丞、簿。旧制，《五经》及第未及十年与关内差使，已十年者与关外差使，四十年除下令。正隆三年，不授差使，至三十年则除县令。大定二十八年始复设是科，每举专主一经。
女直进士。大定十三年，皆除教授。二十二年，上甲第二第三人初除上簿，中甲则除中簿，下甲则除下簿。大定二十五年，上甲甲首迁四重，余各迁两重。第二第三甲授随路教授，三十月为一任，第二任注九品，第三、第四任注录事、军防判，第五任下令。寻复令第四任注县令。二十六年，减一资历注县令。二十八年，添试论。后皆依汉人格。
宏词，上等迁两官，次等迁一官，临时取旨授之。恩榜，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后凡五次御帘进士，可一试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谓之恩榜。女直人迁将仕，汉人登仕，初任教授，三十月任满，依本格从九品注授。明昌元年，敕四举终场，亦同五举恩例，直赴御试。明昌五年，敕神童三次终场，同进士恩榜迁转。两次终场，全免差使。第六任与县令，依本格迁官，如一次终场，初入仕则一除一差。其余并依本门户，仍使应二举，然后入仕。每举放四十人。凡恩例补廕同进士者，谓大礼补致仕、遗表、阵亡等恩泽，补承袭录用，并与国王并宗室女为婚者。正隆二年格，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回呈省。
凡特赐同进士者，谓进粟、出使回、殁于王事之类，皆同杂班，补廕亦以杂班。正隆元年格，初授下簿，二中簿，三县丞、四军判，五、六防判。七、八下令，九中令，十上令。寻复更初注下等军判、丞、簿、尉，次注中等军判、丞、簿、尉，第三注上等军判、丞、簿、尉，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
律科、经童。正隆元年格，初授将仕郎，皆任司候，十年以上并一除一差，十年外则初任主簿，第二任司候，第三主簿，四主簿，五警判，六市丞，七诸县丞，八次赤丞，九赤县丞，十下县令。十一中县令，五任上县令，呈省。三年制，律科及第及七年者与关内差使，七年外者与关外差。诸经及第人未十年者关内差，已十年关外差。律科四十年除下令。经童及第人视余人复展十年，然后理算月日。大定十四年，以从下新增官阶，遂定制，律科及第者授将仕佐郎。十六年特旨，以四十年除下令太远，其以三十二年不犯赃罪者授下令。十七年，敕诸科人仕至下令者免差。二十年，省拟，无赃罪及廉察无恶者减作二十九年注下令，经童亦同此。二十六年，省拟，以相次当为县令者减一资历选注。敕命诸科人累任之余月日至四十二月，准一除一差。又敕，旧格六任县令呈省，遂减为五任。二十八年，减赤县丞一任。明昌五年，制仕二十六年之上者，如该廉升则注县令。六年，减诸县丞、赤县丞两任后吏格，十年内拟注差使，十年外一除一差。若历八任、或任至三十二年注下令，则免差须遍历而后呈省。所历之制，初、二下簿，三、四中簿，五、六、七上簿，犯选格者又历上簿两任，八、九则注下令，十中令，十一、十二上令。
凡武举，泰和三年格，上甲第一名迁忠勇校尉，第二、第三名迁忠翊校尉。中等迁修武校尉，收充亲军，不拘有无廕，视旧格减一百月出职。下等迁敦武校尉，亦收充亲军，减五十月出职。承安元年格，第一名所历之职，初都巡、副将，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第二、第三名，初巡尉、部将，二上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余人，初副巡、军辖，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
凡军功有六：一曰川野见阵，最出当先，杀退敌军。二曰攻打抗拒州县山寨，夺得敌楼。三曰争取船桥，越险先登。四曰远探捕得喉舌。五曰险难之间，远处报事情成功。六曰谋事得济，越众立功。皇统八年格，凡带官一命昭信校尉正七品以上者，初除主簿及诸司副使正九品，二主簿及诸司使正八品，三下令从七品，四中令正七品，五上令，或通注镇军都指挥使正七品及正将。其官不至昭信及无官者，自初至三任通注丞、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上令及知城寨从七品。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迁至镇国者取旨升除后。吏格之所定，女直人昭信校尉以上者，初下簿，二下令，三中令，四、五上令。女直一命迁至昭信校尉、余人至昭信已上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凡至宣武将军以上者，初下令，二中令，二中令，三、四上令。
凡劳效谓年老千户、谋克也。大定五年，制河南、陕西统军司，千户十年以上拟从七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之谋克从八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二十年以上谋克与正班、与差使，十年以上赏银绢，皆以所历千户、谋克、蒲辇单月日通算。二十年，制以先曾充军管押千户、谋克、蒲辇二十年以上、六十五岁放罢者，视其强健者与差除、令系班，不则量加迁赏。后更定吏格，若一命迁宣武将军以上，当授从七品职事者，初下令，二中令，三、四上令。官不至宣武，初授八品者授录事，二赤剧丞，三下令，四中令，五、六上令。初授九品官者，初下簿，二中簿，三上簿，四下令，五中令，六、七上令。大定九年格，三虞候顺德军千户四十年以上者与从八品，三十年千户、四十年以上谋克从九品，二十年以上千户、三十年以上谋克与正班，以下赏银绢。大定十四年，定随路军官出职，以新制从下创添两重，旧迁忠武校尉者今迁忠勇校尉。中都永固军指挥使及随路埽兵指挥使出职，旧迁敦武校尉者今迁进义校尉。武卫军，大定十七年定制，其猛安曰都将，谋克曰中尉，蒲辇曰队正。都将三十月迁一官，至昭信注九品职事。以队正升中尉。中尉升都将。
省令史选之门有四：曰文资，曰女直进士，曰右职，曰宰执子，其出仕之制各异。
文资者，旧惟听左司官举用，至熙宗皇统八年，省臣谓：「若止循旧例举勾，久则善恶不分而多侥幸。」遂奏定制，自天眷二年及第榜次姓名，从上次第勾年至五十已上、官资自承直郎从六品至奉德大夫从五品，无公私过者，一阙勾二人试验，可则收补，若皆可即籍名令还职待补。官至承直郎以上，一考得除正七品以上，从六品以下职事，两考者除从六品以上、从五品以下。奉直大夫从六品以上，一考者除从六品以上。从五品以下，两考者除从五品以上、正五品以下，节运同。
正隆元年，罢是制，止于密院台及六部吏人令史内选充。大定元年，世宗以胥吏既贪墨，委之外路干事又不知大体，徒多扰动，至二年，罢吏人而复皇统选进士之制。承直郎以上者，一考正七品，除运判、节察判、军刺同知。两考者从六品，除京运判、总府判、防御同知。奉直大夫已上，一考者从六品，除同前。两考从五品，除节运副、京总管府留守司判官。七年，以散阶官至五品亦勾充，不愿者听。十一年，以进士官至承直者众，遂不论官资但以榜次勾补。二十七年，以外多阙官，论者以为资考所拘，难以升进，乃命不论官资，凡一考者与六品，次任降除正七品，第三任与六品，第四任升为从五品。两考者与从五品，次任降除六品，第三、四任皆与从五品，五任升正五品。承安二年，以习学知除、刑房知案、及兵兴时边关令史，三十月除随朝阙。泰和八年，以习学知除十五月以上，选充正知除。一考后理算资考。大安三年，以从榜次则各人所历月日不齐，遂以吏部等差其所历岁月多寡为次，收补知除，考满则授随朝职。
贞祐五年，进士未历任者，亦得充补，一考者除上县令，再任上县令升正七品，如已历一任任丞簿者，旧制除六品，乃更为正七品，一任回降从七品，再任正七品升六品，如历两任丞簿者，一考旧除六品，乃更为正七品，一任回免降，复免正七品一任，即升六品。曾历令一任者，依旧格六品，再任降除七品，还升从五品。兴定二年，敕初任未满及历任者，考满升等为从七品。初任未满者尔两任、未历任者四任、回升正七品，两任正七皆免回降。凡不依榜次勾取者同随朝升除，俟榜次所及日听再就补。兴定五年，定进士令史与右职令史同格，考满未应得从七者与正七品，回降从七一任。所勾诸府令史不及三考出职者除从七品，回降除八品。若一任应得从七品者除六品，回降正七品，若一任应得正七品者免降。
女直进士令史，二十七年格，一考注正七品，两考注正六品。二十八年，敕枢密院等处转省者，并用进士。明昌元年，敕至三考者与汉人两考者同除。明昌三年，罢契丹令史，其阙内增女直令史五人。五年，以与进士令史辛苦既同，资考难异，遂定与汉进士一考与从六品，两考与从五品。
宰执子弟省令史，大定十二年，制凡承廕者，呈省引见，除特恩任用外，并内奉班收，仍于国史院署书写、太常署检讨、秘书监置校勘、尚书省准备差使，每三十月迁一重，百五十月出职。如承应一考以上，许试补省令译史，则以百二十月出职，其已历月日皆不纽折，如系终场举人，即听尚书省试补。十七年，定制，以三品职事官之子，试补枢密院令史。遂命吏部定制，宰执之子、并在省宗室郎君，如愿就试令译史，每年一就试，令译史考试院试补外，缌麻袒免宗室郎君密院收补。大定二十八年，制以宗室第二从亲并宰相之子，出职与六品外，宗室第三从亲并执政之子，出职与正七品。其出职皆以百五十月，若见已转省之余人，则至两考止与正七品。二十九年，四从亲亦许试补。
金史卷五十三
志第三十四 选举三
○右职吏员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