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儿子吃狗粮
当被我经历过一万七千五百多次的清晨又一次光临我时，我着实感到厌倦。我睁开眼睛，预看上帝分配给我的属于我的这一天，我不知道怎打发它。前些年的某天，当我从一张报纸上看到“雷同”这个词时，我马上想到了人生的每一天。世上还有比人生的每一天更雷同的事吗?那张报纸上说，雷同是杀害艺术品的刽子手。照此推论．雷同的生活就成了杀害人生的刽子手。今天和昨天的经历一模一样，今年和去年的经历如出一辙：吃饭、睡觉、方便、上学、工作、结婚或独身、有孩子或没孩子……，活一天就知道一生了，干吗还要雷同重复地活?既然每个生命都是由雷同构成的，干吗唯独苛求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不能雷同?既然雷同是生活的本质，并非来自天外的艺术家如何能不受雷同生活的耳濡目染进而将雷同自觉不自觉地融进他们的作品?
我希望我的故事能使你的今天不雷同于昨天。追求新鲜的生活大概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你可能根据我刚才的言论在猜测我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甚至姓名，我估计你没猜对。
用半老徐娘形容四十八岁的女人，属于过誉；用穷光蛋形容全家存款累计不到三千元人民币的人，比较贴切；用半文盲形容只上过小学的人，相当宽容，因为如今有人称不会使用电脑的人为半文盲，包括大学毕业生；用准残疾人称呼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的人，恰如其分；将失业美誉为下岗，有阿Q直系后代的嫌疑。
我是半老徐娘加穷光蛋加半文盲加准残疾人还兼阿Q。我的名字是欧阳宁秀。欧阳是复姓。
你可能会说，你的语言不像半文肓呀?你如果认为精彩语言部出白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之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断言你没去过随便哪个单位的食堂帮厨。大师傅和揉馒头洗菜刷碗的小工在烹饪期间说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你就是把刀架在大学教授的脖子上，他们也说不出如此饱含哲理如此生动的话。你肯定听说过这个典故：一个君主让大臣将天下的道理整理给他看，大臣整理出数百万字。君主说太多了，你精简后再给我看。精简了一半，君主说还太多。又精简了一半，君主还是嫌多，他说我要你们把人世间的道理给我概括为一句话。大臣为难。大臣的仆从见主人回家愁眉不展，问怎么了。昕主人说完后，仆从说，将人世间的道理概括为一句话，依我说，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大臣向君主转述，君主顿悟，说：没错．这句话概括了天下所有的道理。
你看看．古往今来，没文化的人说出的道理比有文化的人多得多。这是由于对生活感受最深的，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越往上，越肤浅。和大海的道理一样。浮在上边的东西能有深度?
说是这么说，你可能还是有疑问：你的遣词造句好像很有功底呀?
这得归功于我喜欢阅读。不管是报刊还是书籍，只要是进入我的视野的，我不把它们生吞活剥绝不罢休。我没钱，我几乎没买过一本书。好在如今拿书当书的人越来越少，这当然首先缘于不是书的书越来越多。于是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家的书都成为我免费的午餐。我看书没负担，一不上为应试，二不为功名，三不为谋生，只拿看书当’娱乐，我没钱进行别的娱乐项目。看久了，言谈话语自然潜移默化。需要说明的是，我的言谈话语语只限于在心里自言自语，我从不和别人包括家人说我现在和你说的这种话，我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
和你说了这么多，虽然今天和昨天一样投意思，可我还得起床，我必须给丈夫和儿子做早饭。他们要去上班和上学。没事的人伺候有事的人，这可能是所有人类家庭的规矩。其实，什么叫有事?什么叫没事?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当然是吃喝拉撒睡，全是我失业后从事的工作。说来说去，这家里属我干的事最重要。从事最重要工作的人反而在家里地位最低，甚至排在上学的家人后边，人的确奇异。
我看了身边的丈夫一眼，他还在睡。我失业前，家里没有早饭这个节目，尽管我们知道人不吃早饭有损健康。那时我家不吃早饭有两个原因：一、家庭成员都有事做，要上班上学，于是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自告奋勇承担做早饭的重要工作；二、经济拮据，能省一顿就省一顿。其实这才是我们不吃早饭的真正原因。我失业后，家人不吃早饭的理由减少了一个。有我这个闲人存在，创建早饭制度就成为家人的心愿。美其名曰早饭，也就是把昨天有意多蒸的米饭和故意剩的菜汤天人合一地搅在一起弄热了完事。
我穿上衣服，先到厕所小便。我知道如今的人不管家里的尉所叫厕所，而是叫卫生问。再高级点儿的人，更是管厕所叫盥洗室。可我不能管我家的厕所叫卫生问，那确实是厕所，不是卫生间。它只有二平方米，每人每次大便时只有放四个屁的配额，放多了估计会造成这栋建筑爆炸，我们不想株连邻居。
我清楚早晨小便和大便同步进行比较爽快，但我不能这么做，我得给儿子曲航预留出厕所。曲航正在读高三，他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大便。他说如果早晨不大便，在学校放的屁就会很臭。一次他早晨来不及大便．结果在上课时放了一个全校都闻见了的臭屁。曲航当然不会承认是他放的，他还跟着同学骂是哪个混蛋放的而且骂得最凶。老师由此谆谆教导同学，现在是高考前的关键时刻，如果你们不想把一十二年寒窗辛苦付诸东流，我奉劝你们把屁留到大学去放。曲航发现，只要早晨大过便，即使上课放屁，不会有臭味。当然要掌握好分贝，别弄出声响来。他还说，过群居生活的人都有这种体会——曲航管三个人以上呆在一个屋顶下共事叫群居——在群居”状态下，放屁是很令人尴尬的事。过来人都知一
道，群居状态下有四种屁。其一是又响叉臭，一旦制造了此类爆炸外加毒气，肇事者很难不被揪出；其二是有味无声。此类屁只要在场人数逾三人，有可能逃脱“道德法庭的制裁”；其三是有声无味。制造这类屁比较吃亏，没造成恶果，却背上了“坏名声”；其四是无声无味。此乃群居状态下的最佳屁，当事人都会有吃了一顿免费午餐的感觉。
小完便，由于水价日新月异，我没有冲马桶。我家厕所有如下规矩：只有大便享有买一送一的冲水特权．小便是买十送一。也就是说，十次小便才冲水一次。这也算我家对环保的贡献吧，不是说咱们国家水特少吗?那天我从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一位往猪肉里注水的屠宰户，记者问他你什么时候就不再干这种缺德事了?屠宰户回答说，水价高于猪肉价后，我就不干了。看来要想吃原装猪肉，只有寄希望于水价高于肉价了。可如果水价真要是高于肉价，我估计我家就得改为一个月冲一次马桶了。
我在厨房的铁锅里为剩米饭和剩菜汤举行婚礼。我听见丈夫曲斌和儿子先后起床。曲斌养成了在工厂大便的好习惯，据说狗就是离开家才大便。曲斌和我同在一家工厂，幸亏我们厂出台了本厂双职工不能都下岗的人道主义规定，曲斌才幸免于难。不过，好景不长，听说这条规定已经被修订为“双职工不能同批下岗”。
当我把隔夜饭和自己腌制的成菜端上饭桌时，曲斌和曲航已经坐在饭桌旁了。
刚清理完肠胃的儿子一手端碗一手拿筷子，他大口大口吃饭。17岁正是能吃的年龄。他早饭能吃两碗，就这他还说每天上到第三节课时，饥饿感就开始骚扰他。我清楚这是他碗里没有肉、鸡蛋和牛奶的缘故。同样体积的饭菜，质量不一样，到了肚子里立刻见分晓，肉是二两拨千斤，粮食是千斤撼二两。我家如今的月收人只有873元，刚好不具备申领最低生活保障金的资格。这点儿钱，我无法让正在长身体的儿子每天摄人足够的脂肪、蛋白质和维生素，碳水化台物倒是绰绰有余。一次儿子去同学家玩电脑游戏，不知哪个混小子立下规矩：谁输了谁吃一把狗粮。你肯定知道狗粮，就是从国外流传到咱们这儿的那种专门给狗吃的颗粒食物，里边含有肉、蔬菜、钙和应有尽有的营养，据说比人的食物还贵。结果我儿子输了，他只得皱着眉头吞咽狗粮，结果他发现狗粮其香无比，里边显然有他梦寐以求的肉味。后来，每每再到那同学家玩游戏，曲航就故意输。
儿子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我没有丝毫心酸，你可能觉得作为母亲，听到孩子讲述这样的经历，最起码也会眼泪往肚子里流。我不。是苏轼帮了我的忙。知道苏轼吧?就是号称苏东坡的那个宋朝人，在中国比较有名。有一次，一个收废品的在我家楼下吆喝，我闻声去向他兜售几个空酱油瓶。我无意间瞥见他的车上有一本别人当废品卖了的残破不堪的《苏轼文集》，我就拿我的酱油瓶换了这本书。这本《苏轼文集》被我看了不下20遍，这倒不是说我多喜欢苏轼，而是那期间我没能弄到别的书。我看书的规律是这样，在没弄到下一本书之前，手里这本书我会一直看死它。你要问了，你刚才说你儿子吃狗粮你不伤心是由于苏轼帮了你，他怎么帮的你?苏轼在《与李公择》一文中说，他是在50岁时才懂得怎样过日子的，过日子最重要的是俭素，说白了就是吝啬。苏轼解释说：日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的食欲和肉体的其他欲望没有止境。控制食欲和别的欲望才是长寿享福的正确方法。你看，曲航很少吃到肉，导致他长寿，作为母亲，会为儿子长寿而掉泪?依我看，倒是那些天天给孩子搋肉褫鸡蛋搋牛奶的母亲该伤心掉泪：每不节俭．亦是不惜福不长寿之遭。
曲斌早餐只吃一碗饭。他沉默寡言，不爱说话。曲斌大我两岁，是我刚进厂时的师傅。当年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城，能进工厂当车工，属于十分幸运的事。我出身疲软：姥爷是地主，妈妈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右派。也不知安置办公室的人是否吃错了药，没把我这样的人分去扫马路。曲斌的车工技术很是了得，虽然他当时只是三级工，但厂里的八级车工都敬畏他的技术几分。曲斌由于是独子，其父又瘫在床上多年，因此躲过了插队，16岁就进厂当工人。我给曲斌当徒弟时，他25岁，我23岁。我们的交往比较有戏剧性，以后有时问再聊。
我家由曲斌管钱。过去我没失业时，每月发工资后，我都把钱交给他。如今我那二百来元的下岗生活费，更是由他统一支配。曲斌不爱管钱，但他是仔细人，而且有自控能力，这些素质对于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无疑是出任财长的必备条件。曲斌是绅士。你会说真是敝帚自珍，一个工人，怎么能和绅士挨边儿?前些天我从一个叫村上什么的日本人写的书里看到了绅士的定义：所干的事不是想干的，而是应该干的。以这个标准衡量曲斌，他是地道的绅士。
每个月拿到工资后，曲斌先留出水电煤气费，再留出电话费。然后拿出一百元存人给曲航开设的上大学专用账户。再留出50元不可预测费，比如生病什么的。剩下的就是我们全家的伙食费。用这个数目除以三十天，曲斌再用纸将这笔钱包成三十个纸包，他在纸包上写明日期。我家不需要日历，只要看纸包就对于当天属于公元哪年哪月哪日管辖一目了然。不这样预留钱款，我家就活不到下次领工资。这种理财术，也是苏轼教我的。看过苏轼的《答秦太虚书》吗?苏轼下岗后，住在湖北黄州，由于被停发了工资，他只能精打细算。每个月初，苏轼拿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天一百五十钱，然后苏轼把这三十串钱挂到较高的屋梁上。宋朝的钱中间有洞，便于悬挂。每天早晨，苏轼用张挂书画的长棍从屋梁上取下一串钱，再将长棍藏起来，家人谁也找不到长棍，因此任谁也够不着高高在上的钱。我觉得苏轼家极为壮观：四壁字画和屋顶的钱串簇拥着苏轼这个旷世奇才。遇到结余，苏轼就把钱装进一个竹筒里，用来待客。我将苏轼的理财术告诉曲斌时，曲斌点头说好，从此他就古为今用。幸亏宋朝没有专利制度，否则倘若苏东坡当年为他的理财术申请了专利，我们不会冒着侵权的风险使用他的发明，我们没钱赔偿，听说．苏轼的后代是政协委员。
“妈，我走了。”曲航拿着书包出门前对我说。
“中午在学校吃饭要吃饱。”我对儿子说。
儿子没答话，他走了。进入高考倒计时后，老师要求同学在学校吃午饭，以节省时间。但凡学校的饭，大都是用克扣这种作料烹制的，价高质劣。曲航在学校用午饭，对我们来说，是得不偿失，花费多，吃不饱。
曲斌出门时冲我点了下头。
家里安静下来，我没有急于收拾碗筷，我优先要做的事是大便，我看书看得最痛快的时候是在大便时，一边看书一边排泄对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抛弃书上没用的东西很有帮助，特别是看没意思的书。由于我看书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拿到什么书看什么书，因此碰到特别没劲的书，我就在大便的时候看。人是喜欢累计长度的动物，比如建国多少多少年，怎么没人累计人的一生大便的总长度?我估计能绕地球一囤了吧?胡思乱想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中老年人脑子里的怪念头一点儿也不比年轻人少，只不过他们不愿说出来罢了。
我一边大便一边看一本特无聊的书。我发现，特别无聊了，反而有意思了。
我感觉有水滴到我头上，我抬头看，产权属于楼上邻居马桶但合理侵占我家领空的下水管往下渗水，当我意识到这水的成分里肯定含有邻居的排泄物时，我赶紧用手中的书当雨伞顶在头上。
我还不能马上走，我还没完成大便。近五十岁的女人大都有便秘的体会，这种便秘不是怀孕时那种幸福的便秘，而是临近更年期的不幸福便秘。我在书伞的呵护下继续末竟的事业。由于抬头看了邻居插进我家的秽管，我想起了我的吊死在这根管子上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富家子女，这在今天是一种荣誉，可在50年前却是耻辱。在土改时，我的姥爷被定为地主。我母亲在1948年参加了地下党。1951年，我母亲在一所大学就读。一天，在家乡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姥爷逃了出来，他潜人大学，找到女儿，见女儿最后一面。他要求女儿给他一个馒头充饥。我母亲稳住地主父亲，她说我去给您到食堂买馒头。母亲大义灭亲，叫来了几名公安。母亲随同公安押送我姥爷回乡接受贫下中农批斗。在批斗会上，不知是谁看见了台下同样义愤填膺的我母亲，那人喊叫道：把地主的狗崽子也拖上来斗争!于是，我的母亲被愤怒的贫下中农拖上台去，当众被脱了裤子，打得皮开肉
绽。会后，我的姥爷被处决了。1957年，身为大学讲师的母亲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五年。1967年，母亲再次遭到批斗和毒打，她在一个月光秀丽的晚上，吊死在楼上邻居的下水管道上。那年我十四岁。母亲死后，没过一年，我父亲也死了。这套三十五平方米的单元房，是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产。说是遗产有点儿占国家的便宜，准确说，我继承的是“继续租赁权”。
我知道，每天在母亲去世的地方大小便是对母亲的不敬，但我没有办法，我家没有迁居的能力。我们曾寄希望于拆迁，但后来听说我们这一带的地下可能有古墓群，专家说鉴于目前考古掘墓的科技含量还太低，他们建议将这罕见的古墓群留给后代发掘。于是，我家停做拆迁梦。
我冲完马桶，开始收拾碗筷。我不吃早饭是为了省钱。我要把早饭钱省给儿子。上高中的儿子放学回家经常会告诉我们学校又收费了。每当这种时刻，我和曲斌的腿就抽筋。其实，儿子从上小学开始，我们就没完没了往学校送钱。九年义务教育怎么个义务法，我至今不明白。
我准备去房管所报修厕所管道，我舍不得花电话费。电信局每次明降暗升的“降价”都导致我家不敢再碰电话。我们的电话成了单向电话．只接不打。电信局可能发现了我家的阴谋。最近他们又出台了提高月租费的新政策，我家被治惨了。
我刚要出门，电话铃响了。
第二章 米小旭的电话
我返身拿起电话话筒。
“喂。”我说。
“请问是欧阳宁秀家吗?”一个不亚于我的年龄的女声。
“我是欧阳宁秀，你是谁?”我最近没接触过对方的声音。
“欧阳!真的是你吗?你绝对猜不出我是谁!”对方的口气既激动又亲切。
“苗姐?”我猜。苗姐是六年前我因卵巢囊肿住院时的病友。反正不是我掏电话费，我愿意奉陪对方聊天。我家打电话你一看就知道是打出去的还是接进来的。像报火警那样简洁的，准是我们打出去的电话。死聊的，全是从外边打进来的。什么时候该死的电信实行固定电话双向收费了，什么时候我们家接电话就也像报火警了。对于没钱的家庭，安电话等于让电信局在你的心脏上连了一根电线，将你的血液直接输送到电信局。据说咱们这儿的电话收费之贵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而人均收入却全球排名倒数前20名。依我说，就是这么穷的。电信经营者把计次费调得贼高，等用户都舍不得打电话后，经营者再打月
租费的主意，这不是弱智是什么?
“不是。再猜一次。”对方使用的肯定不是家庭电话，要么就特有钱，还得不吝啬，特有钱的
人也有舍不得打电话的。
“小乔?”我再猜。小乔已经46岁了，是当年和我一起插队的难友，回城后在一家商场当售
货员。
“我一开始就说了，你肯定猜不出。果不其然。我是米小旭!你不会忘记我吧?”
“米小旭?怎么会是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真的是你?米小旭!”我惊声尖叫。米小旭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自从小学毕业分手后，从未谋面。
“我怎么不能知道你的电话?只要你活着，我就能打听到你的电话。没想到是我吧?”米小
旭还像小时候一样。性格张扬。
“有三十多年没见了吧?”我说。米小旭的一个电话，让我年轻了三十岁。
“整整三十五年!我算过了。我家还有小学毕业分手时你送给我的笔记本，注意，是纸的笔
记本，不是笔记本电脑。”
“我也得有啊!”我笑。
“你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小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那时都这么写赠言。”我感慨。
“你现在怎么样?在做什么?”
“下岗了。原先是工人。”
“什么下岗，不就是失业嘛!我也失业了。更好，自己挣大钱。有孩子了?”
“今年考大学。你的孩子多大了？”我问。
“我没孩子。是他的毛病。我不在乎。这年头，指不上孩子。”
“这倒是。当年，咱们班女生中，是你第一个来月经的。你上着上着课突然大喊椅子上有钉子，扎破了你的屁股，流了好多血。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傻得真够可以的，用今天的话说，真是傻那个。之前怎么就没人告诉我?连我妈都不跟我打个招呼，让我出这份洋相!你看你，三十多年了还记得!我要有女儿，她六岁时我就告诉她。我也真是，全班第一个来月经，到现在还没孩子，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没办法。”米小旭格格笑起来，她还像上小学时那样爱笑。
“你说你下岗后在挣大钱，怎么挣?告诉我，我都快揭不开锅了。”我说。失业后，我尝试过
多种挣钱的方法，包括卖煎饼，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是每个行当都人满为患，卖的比买的还多。
“炒股呀!我已经挣了三千多块钱了!’'米小旭说。
“炒股?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吧?”我自然想起了华尔街。我从垃圾箱里拯救过一本描述美国华尔街的书，因此我对股市略知一二。1929年美国股灾，死了多少人。
“没钱一样炒!我就是三万元起的家。我的一个股票已经连续涨停两天了，爽呀!你也炒股吧，在咱们这儿炒股，和赌博差不多。中国人最爱赌博，这在全世界都有名。知道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吗?”
“听说过。”我不知道炒股和美国赌城有什么关系。
“拉斯维加斯最有名的赌博地点是凯撒宫。在凯撒宫，除了英语广播，你猜还有什么语种的广播?”
“法语?德语?”我下意识看了眼表，成毛病了，不是自己掏电话费也心疼。
“汉语!全美国你绕世界转，哪个娱乐场所有汉语广播?只有赌城!”
“美国最有名的赌城有汉语广播?”我表示怀疑。
“千真万确!向毛主席保证!”米小旭竟然使用我们上小学时的最高级别发誓语言。那时，一
句“向毛主席保证”，足以令别人对你说的太阳从西边出来坚信不疑。
“中国人爱赌这么出名?”我说。
“香港科学家研究证实，中国人的基因里有好赌的成分。你看看买彩票的火爆场面就清楚了。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人炒股吗?”
“很多。我们厂就有好多人炒股。”我说。
“跟我炒股吧，保准你赚钱。”
“你在哪儿?”我没回答米小旭向我发出的给她当股友的邀请，我觉得她打的准是不花钱的电
话。
“在家呀!我马上要去证券公司看行情了。
“听说在家就能炒股。”我说。我觉得米小旭二确实有点儿钱，她在家打电话敢这么聊，无异于一张接一张地往窗外扔毛票。
“去证券公司炒股有气氛，那么多人坐在一起看电子屏幕墙上瞬息万变的行情，和赌场一样刺激。谁说咱们没有赌场我就跟谁急。好了，我该走了。说了这么半天，我差点儿忘了正事。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又是没奖竞猜。
“拉我炒股?”我开玩笑。
“那我真成雷锋了。还记得吴卫东吗?”
“记得，上一年级时他鼻子下边老拖着黄鼻涕。他老欺负我。”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是街道工委的书记。屁大的官，也前呼后拥的。他发起咱们班同学聚会，时间定在下周六中午十二点，地点是黄帝酒楼。分工我通知你和康巨峰。吴卫东特别叮嘱我，一定要找到你，他说要向你道歉给你起外号的事。”
我马上想到了钱的问题。我担心大家凑份子吃饭，AA制。我没有参加聚餐的经济实力。
“下周六中午你没事吧?都失业了．还能有什么事?”
“好像开家长会……”我撒谎。
“哪儿有周六开家长会的?校长还得给老师发加班费。别看我没孩子，可我懂，我们那位是副校长。是不是没钱?你不用担心，黄帝酒楼是街道的产业，归吴卫东管，他随便吃，那酒楼敢跟吴书记要钱?去吧!”
“我争取吧……”我不能转弯太急。
“就这么定了。下周六见。我去炒股了。”米小旭要挂电话。
“全班同学都去?”我问。
“不可能。已经死了三个了。还有出国和在外地的，还有死活联系不上找不着的，估计能有十多人吧。”
“胡敬去吗?”我问。据我所知，胡敬目前是我们班最有出息的同学，我经常在报纸电视上见
到他，著名经济学家。
“去。他最好找。我可真得走了。下周六见。”米小旭挂断电话。
我没心思去房管所报修邻居的马桶下水管道了。我坐在床沿上，看着窗户外边两只使用高难度飞行动作嬉戏的苍蝇，听着街上机动车的喧嚣声，我得承认，米小旭的这个电话把我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她说出的那些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令我感慨不已。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被吴卫东给起了外号。由于我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头，比正常人缺少一根小拇指，吴卫东管我叫四指。我出生时左手就只有四根手指头。由于我没上过幼儿园，因此没有在同龄人中遭受生理缺陷歧视的经历，当和我同桌的吴卫东发现我的左手少一根手指头进而惊叫昭示全班时，我哭了。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未成年人是人类不同年龄层中最没有同情心最残忍最幸灾乐祸的群体。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为右派的母亲再次遭到揭批，我在班上的处境就更艰难了。那个年代，小学生的狂热一点儿不比其他年龄层的人低。我可以说是我们班的最底层，就像今天人均收入排名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当然，平心而论，还是有不少同学对我不错的，米小旭和胡敬就是其中的两位。
胡敬原先是我们班的班主席，小学六年级时，他的父亲被定为走资派，胡敬的班主席职务因此被撤了。可能是同病相怜的缘故，自那以后，胡敬对我比较友好。当然，在此前的五年中，胡敬也从未歧视过我。上过学包括小学的大多数人有这种经历：给班上的异性同学排名次。所谓名次，就是你对其喜欢的程度。胡敬在我们班上，位于我给异性同学排的名次中的第一位。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自马王子。当然，像大多数学生特别是小学生一样，这只是我心中的秘密，我从未向他人包括胡敬袒露过。小学毕业分手后，我第一次看到胡敬的名字是在八年前的报纸上。那天我在工厂的车间里看报纸，在国营企业当过工人的人都会熟悉这样的场面：工人在上班时间看报纸。厂方用公款给全厂每个班组订阅一份当地的党报，一般的名称是《x×日报》，其实这也是一种腐败，和公款消费别的东西比如吃喝比如出国旅游没有本质的区别。我是我们班组公款消费党报最腐败的人，我看得很仔细，不放过任阿一个字。那天，我在报上看到了胡敬的名字，那篇报道一次讨论市场经济的座谈会的文章称胡敏是经济学者。开始我以为是重名，后来我从报社配发的会议照片上认出了胡敬，尽管那张照片是由很多颗粒组成的，尽管胡敬混杂在十个人里面，尽管我和胡敬有二十多年没见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张报纸被我留了起来。此后，胡敬的知名度与日俱增，如今他在经济学界已成为一言九鼎级的人物， “著名经济学家”的
桂冠已经戴了不少年头。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和名!人当过小学同学，每次从媒体上看到胡敬，我都有自豪感。这里还包含了我对自己的眼光的肯定，我相信当时在我们班上所有女生中，将胡敬定为白马王子的人不会很多，胡敬的长相并不出众。
我很想见小学同学，特别是胡敬。在从米小旭口中获悉此次聚餐元需凑份子后，我决定参加这次同学聚会。
然而我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我家一旦有点儿闲钱，都用来给曲航买衣服了，曲航身高增加得比较快。我穿衣服的原则是，可以旧可以破，但不可以小和脏，尤其是不可以小。我的这个原则和我家的经济实力不相符，曲航的身高几乎每个月都在变化，就算给他买较大的顸留衣服，过不了一年，他穿着就像马甲了。我进入四十五岁后，尽管营养不良，身体却依然固执地明显开始向横向发展，我的衣服都瘦了，能系上扣子的已经不多。在我和儿子之间，当然给他换装先于给我换装，特别是我失业后，我在家里的换装地位已经排在了曲斌后边。
除了衣服，容貌也是我参加小学同学聚会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看镜子里的我。一张饱经沧桑的脸，皮肤上不平的地方已经多于平展的地方。不笑还好，一笑眼睛立刻被皱纹围剿封杀。我一直奇怪这件事，怎么高兴和皱纹的联系如此密切呢?你随便看一张逾四十岁的脸笑时的模样，如果你脑子里没生出“乐极生悲”这四个字，只能说明你的观察力和表述力欠佳。
我对着镜子使用双手隔着皮摸自己脸上的骨头，从脑门经过眼眶和嘴一直摸到下巴，我摸的确实是一颗骷髅，不信你现在放下书也摸，绝对能感觉到你是在顶着一颗骷髅活。十几颗小学曾是同学的骷髅要在下周聚会，其中我这颗还在为骷髅外的包皮上的皱纹感到遗憾。我觉得挺好笑。
我的头发几乎都白了，现在之所以黑，是染的。曲航多次劝我不要染发了，儿子说染发剂毒性很大，他上化学课时老师讲过染发剂的化学成分，全是和人不共戴天的死敌。曲斌也说我不用染发了，他说你又不是官场上的人，怕白筮给竞争对手以老迈横秋的口实。儿子说就算是官场的人，有白发也未必是坏事，比如美国那个叫克林顿的人当总统时才四十多岁，人家就顶着一头白发满世界跑，据说还是有意染白的。把白头发染得跟上足鞋油的黑皮鞋似的，不能说明这个人年轻，只能说明其自信不足，不敢向世人彰显真实的自己。连头发都要弄虚作假，别的就可想而知了。我尝试着两个月没染发，曲航和曲斌都说感觉特好，曲航还说头发越白，越反衬得脸年轻。但当我外出买菜时，邻居们不这么说，她们大惊小怪地说你怎么不染发了这显得多老呀这样下去你老公迟早会当陈世美。当我看她们个个都是染发族，几乎每个人的发根部都有尺寸不一的齐刷刷的黑白分明国界，那是新长出尚未来得及就地正法的白发。我抗得住她们一次两次声讨我，但我抗不住她们不厌其烦地说我，当我的不染发成为她们每天的重要话题后，我投降了。自从我恢复染发后，她们每天的话题就转到别人头上了。
我从镜子里看到我的发根大约有十厘米的白发，我决定在下周五晚上染发。这样参加同学聚会时，我的头发基本上能保持全黑。
晚上吃饭时，我告诉家人，上午我接到了小学同学的电话，下周六中午，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我特别说了聚餐不是凑份子。
“胡敬去吗?”丈夫一边吃自制的萝卜丝成菜一边问我。
家人都为我曾经和胡敬是小学同学感到自豪。
“去。大概有十多人。”我说。
儿子说：“说不定他们中能有人给你找个工作。”
“没准。”我说。
“妈，你穿什么衣服去?”上高中的儿子竞然能想到母亲参加聚会的着装，我挺感动，也挺悲哀
“就穿那件淡蓝色的外套。”我说。
“那件衣服你穿上就跟被五花大绑似的。”曲航说。
“这是我最肥的衣服了。”我说。
“这个周末体不是要给我买衣服吗，我不要了，妈，你买吧。”曲航说。
“你买，你的上衣已经快露出裤腰带了。”我说。
“要不把我的衣服改改?”曲斌提议。
“这主意不错。”我说。
晚上，我找出丈夫早年的上衣，从中挑选了一件，一试穿，竟然博得了丈夫和儿子的喝彩。
“妈穿上爸的衣服很酷呀!”，曲航说， “像韩国人。”
“穿这件衣服去，不错。”曲斌说。
第三章 同学聚会
参加小学同学聚会的前一个晚上，我几乎彻夜睡不着觉。四十五岁以后，本来我就增添了失眠的毛病，加上从未参加过同学聚会，兴奋和期待将我的睡意绞杀得无影无踪片甲不留。临近六点时，我迷迷糊糊睡了不到一个小时，做的还都是和同学聚会有关的梦，乱七八糟。
由于是周末，曲斌和曲航起得比平时晚，而且我家的规矩是周末休息日不吃早饭，因此我可以先占据厕所。我大便时看曲斌昨天从工厂带回的报纸。自从我失业离开工厂，同时也失去了看公费报纸的权利，曲斌就力所能及地将他的班组被工友看过一遍的报纸拿回家给我看。由于工厂想将公报据为己有的人不在少数，曲斌每周只能抢到一两次。我一边拉一边看报，当我翻到第三版时，我看到了胡敬的文章，几乎占了整整一版，题目是．《论防范金融风险》。我每次看胡敬的文章都有一种感觉：他使用的这些字是一个老师同时教我们的，怎么他就能利用这些字为自己和社会谋利益，我却不行呢?
我狼吞虎咽将胡敬的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直到曲斌来敲厕所的门。我得承认，知道自己一会儿能见到胡敬时看他的文章，确有亲切感。
我出门前，被丈夫和儿子从头到脚审查了一番。
“妈穿上爸的这件衣服还真是不错，如果头发全是白的就更派了。”曲航说。
“裤子差点儿。”曲斌说。
“吃饭是围坐在餐桌旁，看不见裤子。”我说。这是我最好的一条裤子。前年花18元在地摊买的。
“爸，从咱家骑车到黄帝酒楼多长时间曲航问曲斌。
“一个小时。”曲斌说。
我们家没人知道黄帝酒楼的位置，我们从没在餐馆吃过饭。曲斌昨天下班后，专门去黄帝酒--
楼给找“踩道”。回家后，曲斌给我画了从我家芾到黄帝酒楼的路线图。
“现在是十点半，我该走了。”我看表说。
“太早了。”儿子说。
“早点儿也好，骑慢点儿。”曲斌说。
我拿上自行车钥匙，准备出门。
“你带了多少钱?”曲斌问我。
“五元。”我说。
“怎么也得带十元。”儿子说。
“带上五十元。”曲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我。
“带这么多钱干什么?这是咱们家几天的伙食费?”我不接钱。
“我知道你不会花，但一定要带。”曲斌说。
我接过我们家的巨款，小心翼翼装进内兜。
我在丈夫和儿子的瞩目下离开家，我不是去参加聚会，而是乘坐时间隧道光速列车返回童年。
我骑着那辆跟了我十年侥幸没丢的自行车前往黄帝酒楼。据说，骑了十年还没丢的自行车完全可以申报吉尼斯中国区世界纪录。曲航已经丢了三辆白行车。对于我们家来说，丢自行车等于
别人家丢汽车。
我和机动车行驶在伺一条马路上，我口无遮拦地将机动车排出的废气吸进自己的肺部。我的心情很好，我清楚我不是往黄帝酒楼骑，我是往童年骑。我想见我的小学同学，我知道那是激动人心的场面，每个同学的脸都是沧海桑田。
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路程对于我已经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最近我的左腿膝盖时常莫名其妙地疼痛，好像只能弯曲不能伸直，伸直了就疼。我从43岁以后，身体的一些零件就开始怠工，进入更年期后，它们甚至联手向我示威，还组织了工会和我谈判，当然这是我的比喻。我现在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有听众，我得感谢你昕我说话。我脑子里诸如身体零件组织工会向我摊牌这样的奇怪念头不少，但我从不向别人包括家人说。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说这种话的资格。看书多的人爱胡思乱想。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可以把看
书后获得的胡思乱想转变成财富，而像我这种人，要么清楚地知道自己只能想，不能说出口，要么被别人当精神病看待。发言权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有声带就有发言权。
我骑到黄帝酒楼时，时间是差十五分钟十二点。黄帝酒楼外观很气派，仿古建筑将中国帝王的封建形态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只面目狰狞的石狮子把持着酒楼的大门，它们脸上没有丝毫因自己的石狮祖先把不住国门而内疚的表情。
我寻找能够安全停放自行车的地方。看来到黄帝酒楼吃饭的人以开车的居多，酒楼的门外有面积不小的机动车停车场，但没有存放自行车的地方。我看见黄帝酒楼旁边的一家超市有收费自行车存放处，我将自行车停放好。
黄帝酒楼门口站着两位身穿古代服装的现代小姐，她们的脸上挂着职业微笑。
我看到出入酒楼的人穿着都比较考究，我低头审视自己的衣服，反差确实存在。
我苦笑着摇摇头，朝黄帝酒楼金碧辉煌的大门走去。
两位古装小姐同时向我行礼：“您好!请问您是用餐吗?”
我说：“我是参加同学聚会……”
我还没说完，门里边的一个中年男子闻声出来对我说：“你是欧阳宁秀?”
我点头。
“我是吴卫东呀!真的不敢认了!”吴卫东伸出手，热情地和我握手。
吴卫东的变化很大，和小时候判若两人。如果这之前我和他在街上相遇，我们绝对不会认出对方。
“欧阳!我是米小旭!”米小旭从吴卫东身后冒出来，她拉着我的手不放，“你还是小时候的样子，不显老。”
“我还不老?”我说。见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小学同学，我很激动。
吴卫东对米小旭说： “小旭．你带欧阳去紫禁城，我在这儿迎他们，还有四个人没来。”
米小旭拉着我的手往里走，我看见单间的门口都有名称，什么景山，什么团城，全是和古代帝王的建筑有关的名称。
“厕所在哪儿?”我问米小旭。过四十六岁后，我小便的次数明显增加。
“跟我来。”米小旭带我去厕所。
一进厕所我就呆了，这哪里是厕所，分明是宫殿，我还是头一次进这么豪华的房间。一名中年女侍向我鞠躬。
“去吧。”米小旭指指里边的几扇门对我说。
我拉开其中一扇门，紫红色的马桶端庄地坐在那儿。我回身关上门，听着舒缓的音乐，闻着淡淡的香味儿，我发现我尿不出来。小便便秘，在我还是头一次。
尝试了几次，我都没能成功。我不能容忍自己往这么干净的地方排泄。
“还没完?倒楣了?”米小旭隔着门问我。
“完了。”我无功而返。
我利用马桶冲水的声音掩盖我尿不出来的尴尬。米小旭在对着镜子补妆。
女侍拧开水龙头让我洗手。我不适应让人伺候。
“我自己来。”我一边洗手一边说。
“这是香皂水。”米小旭帮我按我身边墙上的一个长方形金属容器。
从那容器下端流出几滴粘液，不知为什么，我不好意思用手接那粘液。
洗完手，米小旭叉拿着我的手伸到一台狂吐热气的器物下边猛吹，直至吹干为止。
女侍给我们开门。
“谢谢。”我对她说。
“走这边。”米小旭给我指路。
“来了很多同学?”我问米小旭。
“通知到的差不多都来了，还差几个人。”米小旭说，“你肯定都认不出来了。”
“王老师来吗?”我问。王老师是我们刚入学时的班主任，她教我们到二年级毕业。其他的老师基本上一年一换，印象不是特别深。
“王老师是吴卫东联系的，吴卫东说王老师的儿子在法国，王老师两口子去法国探亲了。”米小旭说。
米小旭指着走廊右边一扇标有“紫禁域”的门说：“到了，这是黄帝酒楼最好的单问。吴卫东在这儿很牛，这儿的人见了他都是吴书记长吴书记短的。”
米小旭推开门，她大声对紫禁城里的人说：“你们看谁来了?”
我往紫禁城里看，房间足足有八十平方米，除了一个大餐桌，还有几组沙发。我的小学同学们坐在沙发上。他们全都站起来看我。我在他们之中找胡敬，没有。
“欧阳宁秀!”两个先认出我的男子不约而同地说。
“涂富?”我看着其中一个问。
“你还真认出一个来!”米小旭夸我． “人家改名叫涂夫了，丈夫的夫。”
涂富上小学时的外号是屠夫，别看外号不善，可涂富当时在班上比较弱势。
“欧阳认不出我了?”涂夫旁边的男子问我。
我摇头。
“我是刘力山。”他说。
“真的认不出来了!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