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卫兵的自白
作者：梁晓声
第一章
我们那个大杂院，共七户。卢家是“坐地户”。我家和其余五家，都因动迁从四面八方搬来不久。一九六六年元旦前，凑齐在那个院里了。春节，互相拜年，和睦友好的关系从此奠定基矗那一年我十七。初三。
卢叔是“院长”，以“坐地户”虔诚的热情，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管理我们这个大院的责任，晚十点插大门；早六点开大门；比较公平地划分各家各户盖“门斗”和煤拌棚的面积；撵走到院里玩闹的野孩子；对出现在院里的行迹可疑的陌生人进行盘问；突然断电则严肃地查寻原因；不失一切时机地树立威信。
他三十七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一岁。可在我心目中是长辈。曾参加抗美援朝，立一次小功。复员当铁路乘警，得意过一阵子。天生的驴脾气，动辄以保家卫国的功臣自居，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屡屡触怒领导，结果仅仅由于一次两厢情愿的“男女问题”被开除公职。不服，研究法律。上诉。认为按照法律条文，自己是在与那女人将“入港”而未来得及“入港”之际被“捉奸”的，算不得事实上的“奸情”。
上级机关批驳：开除公职，依据的并非法律，是道德。未来得及“入港”算他走运。
果已“入港”，就不但要开除公职，且要判罪了。那女人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老局长的年轻夫人。他各方奔走，到处辩白，希望获得同情。闹腾两年，难以翻案。
万般无奈，只好继承他父亲卢老麻子的衣钵，干起推手推车敲鼓收破烂的行当。用他自己的话说，枪林弹雨闯过来了，却一个跟斗栽倒在一个女人怀里爬不起！八璧牟还褪腔忱镅剑〔还褪且桓雠搜剑　彼Ｓ肴颂傅阶约旱蹦暾饧Ρ冻砂爰杀摹胺缌髟鲜隆薄Ｒ蛭熬褪腔忱铩保熬褪且桓雠恕保薇任Ｎ辛髀冻龊懿簧纤愕囊馑肌！八璧氖撬忍舳旱奈遥∷蔷殖し蛉耍幌忍舳何遥腋夜创钏矗克璧氖路⒑笏箍蘅尢涮洌匆乙豢凇Ｈ缃窕沟鄙狭丝瞥ぃ　?
他对败坏了他名誉、断送了他前程的女人恨得咬牙切齿。可每次诅咒之后，总这么说一句：“他妈的她真有股子骚劲儿，叭地飞个媚眼，谁是男人也酥半边身子！”
分明还有点旧情难忘。
亏得卢婶对他极其宽大，一贯采劝无为而治”的可嘉态度，绝不怨恨。他也由这次惨重的教训得出一个睿智的经验——“家花虽不及野花香，到底是自己的，什么时候想摘什么时候摘！摘野花太不安全，太不安全。”
“破烂的换钱”虽数“下九流”的干活，收入倒比当一名乘警可观。屋里屋外，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尽是一堆堆的破烂儿，卢婶从不嫌碍眼。
“管它是干什么的，花钱便当就成呗！我家那口子爱哪天开资就那天开资，市长不是还得一个月才开一回吗？”卢婶对生活也持一种“无为而治”的达观态度。
哪天卢叔赚钱多了，她便使出一位堪称优秀的厨房夫人的浑身解数，做上七盘八碗，全家香香美美饱吃一顿。碰上卢叔犯懒不肯出门挣钱的日子，便熬一大锅高梁米粥或苞谷面粥，从早喝到晚。院里的女人们都说，卢家的大人孩子不亏一副胃肠。只有我母亲对这种初一撑死初五饿死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却没发表过评论。
卢叔自从情感经历受挫，对“野花”再也不存半点浪漫。变成了个专一不二的丈夫。收破烂以外的剩余价值，全部体现在酒棋二字上。守着酒瓶子，哪怕只有咸菜条，两斤“老白干”醉不倒他，自诩是“酒太极”的功夫。一旦醉倒，便捧着半导体歪在炕头听京戏。这是七成醉的表现。八九成醉的时候摔东砸西。十成醉的时候怵目惊心，握一把菜刀或一柄斧头，站在房顶上跳跃着骂大街，扬言和张三拼命，和李四不共戴天。张三或李四，大抵会来为了什么事向他赔礼道歉。这条街上住的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堆的人，谁愿和他拼命、和他不共戴天呢？“大哥，别生气！我那是醉话，咱哥儿们！你是我大哥！我哪能跟你拼命啊！彼镁褪铡Ｄ芗镁褪眨っ魉鞘肿硪彩遣晃匏值摹Ｎ颐窃旱娜思颐话崂辞埃丫竦昧肆礁龃潞拧５泵嬉桓觯澈笠桓觥５泵嫒顺扑奥保次返囊馑迹槐澈筇崞鹚蚨冀兴奥俊薄Ｎ颐前崂春螅笸贾欢晕颐枪谝桓龃潞牛Ａ舻诙龃潞拧Ｊ虏挥杉海缓米蠖柑模叶辉柑摹?
母亲最初挺惧怕他，曾叮嘱我们：“千万别惹他埃惹了他，他拎着菜刀斧头闯进家里来拼命，你们爸爸远在外地，是妈能抵挡了他？还是你们能抵挡了他？”
母亲的惧怕心理影响着我们。我们见了他，都赶紧低下头退避三舍。
有次他又喝到十分醉，大雪天，脱光了膀子，从他家房顶转移到我家房顶，跳跃着破口大骂某人，操一柄铁锨，舞得上三下四。蹦塌了我家一大片房顶。吓得母亲和我们躲在屋里不敢出门。过后，母亲到他家去，用些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劝慰他。
他受了感动，对母亲说：“老嫂子，难啊！我一个收破烂的，又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名分上低三分，不借着酒装驴装虎，怕受欺负呀！”第二天还买了两听罐头送过我家来，给母亲“压惊”。
母亲又这样对我们说：“其实你们倒也不必怕他。他心眼不坏，不过是个驴脾气，得顺着毛儿摩挲。顺着毛儿摩挲他，他还是通情达理的。”
大概因为母亲深谙与他相处的科学之方法，他对母亲从此很是尊重，不叫“老嫂子”不开口。使我们渐渐对他感到亲近起来。
他棋下得确实好。没被开除公职前，曾荣获全省职工象棋大赛冠军。那是他所获得的最辉煌的荣誉。傍晚在街头电线杆下摆出黄杨木棋盘紫檀木棋子时（冠军的奖品），不可一世的样子如同拿破仑。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棋如山，落棋不悔。
是当之无愧的马路坛主，街头棋王。所向无敌，非他自吹自擂，乃公认的事实。
和卢叔最早建立交情的是姜叔。姜叔是一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大集体性质的小小制本厂的工人，卢叔的新棋友，因有幸加入卢叔的棋友行列，颇引以为荣。两人由棋友而朋友，推动两家关系过从甚密。
姜叔家的左邻是张叔家。张叔是一个区属的一个片儿的几个小商店的没有正式干部级别的“负责同志”，算我们这个大院里有点权力的人。其余几家买不到火柴、灯炮、肥皂、酱油、面碱一类东西时，少不了要走走他的“后门儿”。他乐于为众邻开这类邪后门儿”。
姜叔家的右邻是孙叔家。孙叔是当年哈尔滨市独一无二的龙江木器厂家具车间的主任——正科级。比起张叔来，在众邻眼里，身份自然又不同。他是个很有官相的人。天庭饱满，地庚方圆。他不爱说话。无论在院里还是在街上，你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绝不主动对你开口。邻居男女们都认为他摆科长的架子。其实是他的本性如此。
孙叔家的隔壁是窦叔家。窦叔是一个街道机修厂的车工。那个厂比姜叔的制本厂还小，八十多人。窦叔和斜对门的马叔相好，都具备那么一点点音乐细胞。窦叔有一把小号，马叔有一支黑管。晚上常合奏，都是院子里的孩子们崇拜的人物。
除了我的父亲，马叔就是院里年龄最长的一个男人了。那一年五十。据说念过“国高”，又是煤炭公司的会计，便成了我们院里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他也难免好以知识分子自居。他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和我同岁，也读初三了。
我们家是院里生活最艰难的一户，受着众邻居的许多帮助。怀着感激的母亲，对哪一家都非常卑恭。父亲虽然远在四川工作，家里却悬挂满了他的奖状，体现着我们这个家庭崇尚容誉的家风。
第二章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贴在我们教室黑板上方毛主席像两侧的大红字标语。证明着我们那一代中学生思想意识中明确而又远大的使命感。
十七岁的我，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身体发育不良，还没长到一米六。
吃野菜造成的浮肿虽以消退，对饥饿的印象却镂刻在大脑皮层上。如同纤纤少女般瘦削单薄的肩膀扛着一颗自以为成熟了的头。全中国和全世界装在里边儿。它仿佛随时会被种种热忱和种种激情一下子鼓破。
陈家全平百米世界记录——美国四十多个州的数万公众在白宫前示威游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向欧阳海学习！蛲踅苎埃——向钢铁战士麦贤得学习！蚪乖Ｂ煌狙埃——向越南人民的好儿子阮文追学习！蛟侥先嗣竦暮门杲阊埃——参加反对“日韩条约”的集会——参加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的集会——参加仿造的《收租院》泥塑，虔诚地接受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学大寨支农——学大庆支工——学军时刻准备狠狠打击敢于来犯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学习李素文，争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亲爱的同志加兄弟……！”
“北京——地拉那，中国——阿尔巴尼亚，英雄的城市英雄的国家……”“拉丁美洲火山爆发了，美帝国主义正在灭亡……”“我是一个黑姑娘，我的家在黑非洲，黑非洲，黑非洲，黑夜沉沉不到头……”或隔三天，或隔五日，我们便会有极其庄严、极其神圣的理由，引亢高歌。
城市的巨大宣传板上，画着毛主席和恩维尔·霍查同志并肩站在一起的油画；画着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亲切握手的油画；书写着醒目的“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中阿友谊万古长青”、“美帝必败、越南必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标语。
阮文追、贞姐取代了我们内心里卓娅和舒拉的形象。
我和我们的共和国一起密切关注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帝反修斗争的形势。
一点也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每个月只发给我一张买五两肉的肉票；不介意我们的共和国规定给我的每月二十八斤半的口粮是不够我吃的；不介意从粮店买回家的苞米楂子和苞米面常常是生虫的焐了的；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电灯泡而在蜡烛光下完成作业；不介意因为一时买不到面碱而吃又酸又硬的三分之一白面做的馒头；不介意我们的新家是大跃进中家庭妇女们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鼓舞之下盖成的，冬天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银霜，夏季漏雨，墙皮反潮。不介意一切。“忆苦思甜”在我身上发生很成功的教育效果。有《收租院》大型泥塑展示的苦比着，形象，具体，深刻。补充以其它各类“忆苦思甜”活动，我简直没半点理由对我们的共和国抱怨什么，对我诞生在红旗下，成长在新中国的幸福怀疑什么。
由小学生而中学生，仿佛一下子有永远也参加不完的运动等待着我去参加，有永远也学习不完的死了的或活着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先进人物要求我一个接一个不断去学习。我乐此不疲。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全部体现在我身上。
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使我铭记不忘的运动我不过只参加了三次：大炼钢铁运动——我将家里的一口小铁锅捐献到学校去了，害得母亲以后只能用一口大锅又做饭又炒菜。实现共产主义运动——我和我的同学们组成宣传小组，在公共汽车上和试点商店中宣传无人售票售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抓住那些不自觉将钱投入投钱箱就下车或拿了东西大摇大摆离开商店的人批评教育。我恨那些人。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觉悟太低，拖了共产主义的后腿，共产主义才迟迟不能实现。不久那些试点公共汽车和试点商店便一概取消。因为我们的国民虽然乐于公共汽车上无人售票，乐于从商店里“按需所缺，却很难养成在无人监视的情况下将自己的钱投入钱箱的良好习惯。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个良好习惯可将他们带入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他们大多数仍不肯自觉。好端端的一次实现共产主义的机会便告夭折。我和我的同学们都为此而伤心而失望而气哭了。挖蛹运动——那是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的一场战役。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高唱“除四害”歌，浩浩荡荡走出校园，以班级为阵容，包围一个个公共厕所，展开“歼灭战”。提出的口号响亮而具有战斗性——“挖出一个蛹，等于挖出一个深藏的阶级敌人。”这是一个伟大口号。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灵活多变的公式。如在作业本上自己寻找出一个错别字并加以改正，就等于发现了一个阶级敌人并加以消灭。或者等于消灭了一个美国鬼子，支援了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后来初中下乡劳动时，演变为除掉一棵杂草，也等于除掉一个阶级敌人。反之，若锄掉了一棵秧苗，自然等于在战场上走火打死了一个战友。我记得很清楚，在一次下乡劳动中，我们班的一个近视眼女同学，一锄头下去，锄倒了一片苗。同学们开她的批评会，她讷讷地替自己解释：“我不是存心的，我注意力一不集中……”同学们听了个个愤然，七嘴八舌：“你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你等于打死了一个排的战友啊！”“你这是犯罪！你的锄头上沾满了战友的鲜血！”……致使她接连两天没吃饭，捧着那些被她除掉的干枯的秧苗，泪涟涟如雨地念叨：“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存心的，我对不起你们……”基于此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行为，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举不胜举。如今细想，我相信是完全可以“造就”成近乎一个模式的一代人。谓予不信，重新闭关锁国，对一九八七年或一九八八出生的婴儿一律实行“专门”教育，想以什么主义为教育内容都行，二十年后不“造就”出什么主义的一代忠实信徒才怪呢！
惭愧，象我这么一个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中学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息，竟是从收破烂儿的卢叔那儿获得的。
“嘿，瞧着吧，又要搞了！”
那一天，卢叔大大咧咧地跨入我家门坎，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
母亲，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正围着小炕桌吃饭。桌上照例是一人一碗大楂子，一盆新蒸的窝头，一盘咸菜，一碟酱，几根葱。
母亲端着碗，抬头看了卢叔一眼，反应迟钝地问：“搞卫生？”
几天前，精神病院寄来了催交哥哥的医疗费的清单——三百余元，母亲筹借不足这笔钱，连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内心焦急如焚，嘴唇起了泡。
我呢，一方面以一双中学生的眼睛关注着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正义战争和兰考人民在焦裕禄同志逝世后重建家园的艰苦奋斗，一方面思想处在继续升学还是毕业后去干临时工，早日替家里挣钱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我知道母亲毫无热情应付街道委员会每年春季都要进行的卫生大检查运动。
“老嫂子，我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啊！凡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卢叔振振有词，语气十分庄严，仿佛一位大政治家。
“别瞎说，让人听到该认为你制造政治谣言，扰乱民心了！”母亲善良地告诫他。
“嗨，老嫂子，我是个犯过错误被开除公职的人，还敢制造政治谣言吗？我今天收了一卷报纸，其中有一张《北京日报》，登了一大版批判文章！五七年那场运动不就是先从报上搞起来的么？”
“唉……”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回答：“就是又要搞，那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应该操心的事儿。他老人家认为应该搞，就随他老人家搞呗……”话题一转便问：“他卢叔，你能帮我筹借些钱么？你大侄子的住院费……”“这……”卢叔沉吟片刻，安慰道：“我帮你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我看三家村是劫数难逃蛙！”
“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母亲复叹口气，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中央那么多大干部，就没有一个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提议提议，先别搞运动了，先就灾要紧啊！”
“不是农村又有地方受灾了，我说的三家村是吴南星那个村……”卢叔的唾沫溅了我一脸，我也不好意思擦。
“什么星？共产党不是反对迷信么？还讲星相啊？”母亲被卢叔的解释搞得愈发糊涂，如坠五里雾中，怔怔地瞧着卢叔，以为他又喝醉了。
卢叔确是喝酒了，但我看出他没醉。
“听了半天你也没明白！吴南星是个人，写了本书叫什么《燕山夜话》，报上批判说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甭迮σ刮业拿挥形幕哪盖酌靼锥蚁嘈牛怀⊙暇恼卧硕鸵肌?
“《燕山夜话》不是吴南星写的，是邓拓写的。”我对卢叔的话加以纠正。
《燕山夜话》我读过。《三家村札记》我也读过。这两本杂文集，继秦牧的《艺海拾贝》出版后很受喜欢文学的初中生和高中生重视，争相传阅。《一个鸡蛋的家当》已在我的许多同学之间成为互讽的隽语。但我当时却不知道邓拓是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亦不知“吴南星”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人的笔名。我一直以为邓拓和“吴南星”是两位作家。
“你一个小孩子掺什么言！”卢叔因为我指出他张冠李戴的错误，有几分不高兴，训斥了我一句。
我不跟他争辩，饭也不吃了，放下手中的窝头，离开家，去到他家屋前，在一堆旧报中翻找到使卢叔对我母亲发表了一通预言的那份《北京日报》。
果然，第一版的通栏标题是《关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洋洋万言的大块文章，竟占了三个版面！
那一张报纸的日期是四月十六日。
我正急急切切、一目十行地浏览那篇文章，卢叔不知何时离开我家，已站在姜叔家窗前，高声大嗓地说：“姜大哥，读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哈尔滨晚报都没订，哪儿读《北京日报》去？”姜叔家传出姜叔朗朗的回答。
“我那有一份，一会你看看！”
“不看，没那闲工夫！”
“马大哥，马大哥在家么？”卢叔又转移到马家窗前。
“什么事啊？你满院大呼小叫的？”马家窗前，出现了马叔瘦高的身子。
“你这大知识分子，该是个关心政治的人吧？看过四月十六的《北京日报》么？”
“看过了埃”马叔不动声色。
“有何见教啊？是不是又要搞场什么政治运动了呀？”卢叔总算找到了一个可能有共同语言的人，一屁股坐上了马家的窗台。
马叔也扫了他一大兴：“无可奉告，我是个不谈政治的人。”
卢叔识趣地从马家窗台上蹦下来了。
张叔踱出家门，调侃的地说：“你卢二爷怎么变得这么关心政治了呀？”
卢叔嘿嘿道：“这话问得多没水平！收破烂的就不关心政治了？我卢二爷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丢了公职后还能在咱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混口饭吃，不关心政治太没良心了吧？”
张叔继续调侃道：“你别假积极，要是再搞场什么运动，说不定就把你捎上整一整！”
“整我？”卢叔嗓门更高了：“我卢二爷如今即使算不上名正言顺的工人阶级了，总还没被开除无产阶级队伍吧？起码谁也得承认我还算个流氓无产阶级！只要我还沾着无产阶级点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绝对不忍心整到我头上！”
“好！说得有理！”张叔哈哈大笑。
卢婶从屋里走到马家窗前，拽住卢叔的胳膊往回扯他，一边说：“你给我回去！
你给我回去！灌了几口马尿，就东家西家地扯闲篇，让人讨厌不？”
卢叔被扯将回来，见我还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发呆，不无遗憾地嘟哝：“全院就你这么一个关心政治的！亏咱们这院还是个‘四好’院！”
姜叔随后跟过来，说：“得了吧！张口政治闭口政治的，好象你是个政治局委员！你不再喝醉了酒操菜刀操斧头，登高上房，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端盘棋来，今天我用心思和你杀几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一盘！”
“赢我？你姜大哥还嫩得很哪！”卢叔精神大振，兴奋中枢顿时转移。
于是他们就下棋。
一会儿，马家传出了黑管和小号的合奏：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而我的内心充满烦愁的母亲，已和那些婶子辈的女人们坐在院子里了，向她们寻找安慰与同情。
我仍拿着那份《北京日报》，坐在卢家那堆旧报中思索：报上这篇批判文章果真是一个信号吗？一场严峻的政治运动果真就要来临了吗？我有点不相信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四月十六号的报纸，那一天已经是四月二十一号了，这几天里不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吹了一遍又一遍。那是马叔和窦叔合奏得最好的一支曲子。
至于邓拓和吴晗两位“作家”，我暗暗有些替他们遗憾。比较起来，我更早些知道的是吴晗这个名字。因为我还读过他编写的《春秋故事》和《战国故事》。从那篇文章看，对他们的批判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的。自己喜爱的两本书，原来是宣传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书！我的遗憾不仅仅为着他们的错误，也为着我自己的被骗。
“将！你死棋无解了！”猛可地，听得卢叔满怀胜利喜悦大喝一声。
春天的晚风习习吹拂。院里那棵老榆树轻轻摇晃着满枝肥嫩的榆钱儿。月亮在人们不经意间升起来了。向我们的大院慷慨地洒下如水的月光。憋闷了一冬季的院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这个美好的晚上，似乎格外不愿呆在家中。
两个棋迷又重新摆开了一局，张叔不知何时凑在了旁边，喝五吆六乱支招儿。
女人中传来了母亲不很舒朗的笑声。
我很久没听到母亲笑了。
连平时不太合群的孙叔也迈出了家门，自言自语：“今晚院里好热闹！”说完，转身进屋了。一会儿搬了把椅子又出来，坐在自家门口，手捧着半导体，戴着耳塞，不知独自听什么节目。
我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院里其他孩子们聚在马家窗外，静听黑管和小号的合奏。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在院里悠悠回荡。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个夜晚，是我们院所有人家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和睦的，友善的，安宁的，愉快的夜晚。
那个难忘的夜晚，至今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第三章我的语文老师姓庞，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是位四十多岁身体微胖的女性。
第二天上语文课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的举手。”
我环视两旁，无人举手。
我犹犹豫豫地举起了自己的手。
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脸上，许久没移开。她仿佛默默期待着更多同学举手。
过了几分钟，还是再没有一个同学举手。
她终于对我说：“你把手放下吧。”
她摘了眼镜，掏出手绢擦了半天，戴上后，盯着粉笔盒沉思起来。她脸上有种惴惴不安的表情。好象她预感到了某种威协，但又不知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她的反常神态使同学们奇怪。坐在我两旁的同学将目光投到我身上。
终于，她抬起头望着大家，以诚恳的语调低声说：“同学们，今天我首先要向大家作检查，承认错误。上个星期，为了指导大家学习杂文写作，我曾在课堂上向大家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这两本书，现在已经受到了公开批判，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书。我给大家读过的那几篇，是这两本书中问题最严重的几篇……我……我已经向学校领导交了书面检讨……我思想觉悟不高，认识水平和批判能力太低，以至于……在课堂上间接地传播了坏思想……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很内疚……我欢迎大家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我……我保证今后再也不犯这种性质的……错误……今天的作文课，不再写杂文了，改写记叙文，文题不定……大家任选吧！彼低暾庖淮蠓埃成铣龊沽耍痔统鍪志畈亮场?
在大家埋头写作文的时候，她轻轻走到了我身边，低声说：“你出来一下，老师有话对你讲。”
我跟她走出教室，她将教室门掩好，说：“全班只有你一个人看过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上那篇批判文章的，老师的错误非常严重，你要是对老师今天的检讨还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我的语文成绩一向较好，是她喜爱的学生之一。我连连摇头，不容置疑地说：“没有，没有。”
她却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当面向老师提出来，总比以后……提出来吧，无论提得多么尖锐，老师都会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的……”“没有！老师，真的！”我脸都急红了。我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错误看得那么严重。以后我才知道，她是个“摘帽右派”。
“也许……是老师把你想错了……”她似乎感到自己简直是逼我，脸上浮现歉意的苦笑。
……
哈尔滨郊区农村发生严重虫害。两天后，我们全校师生到松花江北支农去了。
苞谷苗长起了一尺多高，大头菜刚开始抱心儿。铅笔那么粗火柴杆那么长的青色肉虫，白天怕晒，隐蔽在苞谷苗和大头菜的叶背面，却不停止啮食。天可怜见！社员们的黄泥小屋后墙上，无一不用白灰刷写着“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争取高产稳产，努力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学习大寨好榜样，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标语，由于两年来连续遭受水灾，粮食未收，生产队今年竟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的地步！仅有的一台破旧的喷雾器也坏得根本无法使用。只能依赖我们这些中学生帮助灭虫。办法又简单又野蛮——戴上手套，用手指捏死。
一片地中，何止千万青色肉虫！幸亏中国人多。支农又是学生的义务。
同学们最初都不敢接近患地。女同学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一个个双手戴手套，站在地边，如同站在悬崖边，畏缩不前。老师督促，万般无奈，提心吊胆踏入地中，怀着恐惧蹲下身去，颤颤抖抖的手翻过一片叶子，那青色肉虫蓦然入眼，多到触目惊心，一个个立刻失声尖叫，仓惶跃起，奔逃开去。有的浑身瑟瑟发抖。
有的脸上吓得变了颜色，冷汗淋漓。
几个平时常以勇敢者自居的男同学都不愿显示他们的勇敢了。
老师也是怕的。老师怕也只好装出不怕的样子给同学们做“示范”。“示范”无效。老师就在地头组织我们坐下来学英雄人物，学革命先烈。
老师说：“大家想一想，如果麦贤得和我们在一起，会象我们这种样子吗？”
同学们都羞惭地垂下了头。
老师又说：“大家想一想，革命先烈面对反动派的屠刀，连死都不怕，我们今天却怕危害农作物的肉虫，可耻不可耻？”
大家的头垂得更低了，但仍没有一个人表示愿作榜样。
老师最后干脆说：“反正这个生产队的虫害包给我们班了，早灭一天虫，早一天回学校上课。咱们学校的课程进度已比其它中学落后了好几节，你们升不上高中可别怪老师！”
大家纷纷抬起了头。
升不上高中，对我们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们心里比老师更清楚。
于是我们默默走向那片可怕的土地。
那是人和千万条青色肉虫的“战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不知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以同样的方法灭虫？也不知道我们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有多少农村穷到了买不起几袋农药和喷雾器的地步？更不知我们一代人升学的权利早已被决定取消了！
许多同学吃饭的时候呕吐不止。有一个胆子最小的女同学，因为裤筒里爬进了几条虫子，没个掩身之地可以脱下裤子抖抖，吓得抽疯昏厥了。
然而为了早日返校上课，每一个同学都以最大的勇气克服胆怯。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步步逼近着我们。我们命中注定将受它愚弄。
正如收破烂的卢叔所说的那句宿命观点——劫数难逃。
我们在江北农村度过了“五一”。
支农劳动结束后放了三天假。
我们重新开始坐在教室的那一天，上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很久，不见一位老师的影子。老师们被校领导召集在一起，开什么“紧急会议”。
忽然安装在教室门右上方的喇叭箱里传出了校长的声音：“全校同学们，经校领导和全体老师一起讨论决定，今日不上课了，收听重要广播。收听后，召开全校大会！”
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军舰又侵犯了我们共和国神圣的领海领空？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又取得了巨大胜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又掀起了反华叫嚣了？蒋介石又向大陆派谴特务组织了？我国外交人员又发表了什么庄严声明或强烈抗议了？……全班同学交头接耳，猜测判断。
喇叭箱嗡嗡响了一阵，一个男性严峻的声音开始冲击我们的耳膜：“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开火——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我顿时想起了收破烂的卢叔的预言——毛主席他老人家又要搞运动了！在经历了灭虫劳动后，我变得很神经质，夜里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浑身爬满了青色肉虫，它们啮咬着我。
早已将卢叔那天晚上的预言忘得一干二净了！
果然如一个收破烂的卢叔所料！
那个男性的严峻的声音继续着，字字铿锵，句句有力，充满浩然正气，充满压倒一切的战斗性。它使我的心怦怦跳，它使我遍体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包围。几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我内心里煽起难以平静的情绪。
“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邓拓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入’的……“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邓拓一伙……“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的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
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广播结束，教室内仿佛弥漫着炮火硝烟。静极了。同学们都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失去了往常的自然神情，呈现着僵刻呆板过分的严肃，宛如一尊尊雕塑。
那个历史的日子是五月十一日。
那篇彻底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战斗檄文”发表在《解放军报》上。
班主任老师走入教室，她手拿一张报纸。她还没结婚，只比我们大七八岁。我从小学考入这所中学的那一年，也正是她从哈尔滨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这所中学的那一年。她出身于纯正的工人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
“同学们，”她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发抖：“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在这场清除资产阶级黑线的严峻斗争中，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勇冲上去！冲到第一线去！下面我再给大家读《解放军报》四月十八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篇社论强调——“搞掉这条黑线，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需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的话。
“同学们，”班主任读完社论又说：“过一会儿全校师生要在操场上召开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宣誓大会……”她的目光向全班同学扫视了一遍，最后落在我身上，说：“梁晓声，你写一篇决心书，一会儿代表我们班发言。”说着她看了一眼手表，提醒我：“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不要写多长，要快！能表达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决心就行！今天的发言不排顺序，我们班是四好班，一定要争取第一个发言！蔽业乃枷肷怂幔葑耪夤山准抖氛吐废叨氛牡从畛し绨肯瑁肯瑁胺鲆≈鄙暇磐蚶铩保疚薹ń德湓诟逯缴稀?
我唯恐自己在十五分钟内写不完一篇象样的决心书，使我们这个“四好”班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丧失了第一个登台表决心的机会，正要举手推却，见语文老师走了进来。
“姚老师，”她对班主任说：“能不能让我占用几分钟时间？我有极其重要的话对同学们说！”
班主任皱起了眉头：“你想说些什么呀？”
“我……我要再次向同学们检讨自己……在课堂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严重错误，不，不是错误，是罪行！我……”说话一向从容不迫的语文老师，因急切而结巴。
“这……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短了！”班主任不愿意。
“姚老师，我……我垦求你！庇镂睦鲜Φ挠锏骷负醮隽丝奚?
“等开完全校大会你再对同学们说吧！”班主任的态度十分坚决，不容商量。
“可我一定要在开全校大会之前说的呀！姚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庇镂睦鲜φ婵蘖似鹄础?
班主任不忍心又不情愿地走到窗前，算是默许。
“同学们，”语文老师一边用手绢擦眼泪一边说：“同学们，我上次对你们的检讨很不深刻！上次的检讨中，我还认为邓拓、吴晗、廖沫沙不过是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去认识……他们是一伙黑帮，他们反动透顶，我也是‘三家村’中的一个，不，我不是，我虽然不是，但我是……但我是……”她越急于想说清楚她自己是什么，一时越说不清楚。她语无伦次起来。
我坐在第一排，离她最近。我看得很清楚，她眼中是真有眼泪不断涌出的。她手中那条小手绢已湿成了一团。我鼻子有点酸。我心里暗暗怜悯她。我知道，她绝不是存心要在课堂上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她不过就是想给同学们读几篇范文而已。如果我当时知道她因被划过右派，丈夫跟她离了婚，并带走了她唯一的一个女儿永远不许她相见，随后她在某农场被改造了四年，两年前才摘掉右派帽子，在不少人的联名担保下方得以回归教育队伍，我想我不仅会怜悯她，也许还会对她产生同情。
为了提高我们全班的作文水平，她曾花费了多少心血啊！这是全班同学都不能否认的。
“梁晓声！”班主任猝然叫我。
我一惊，不由得站起。
“你还不快写！”班主任有几分生气了。
我又立刻坐下，从书包里翻出纸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头脑中混乱一片。
“庞老师，你不能再侵占我们班的时间了！”班主任的语调，与其说是不满，毋宁说是抗议了。
“我……我……”语文老师再没能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情不自禁地又抬起头，想再看她一眼，只看到了她的背影。她在教室门口似乎欲转过身来，也再看我们全班同学一眼。她那背影使我感觉她意识到了又一次厄运将落在自己头上，怅怅然若向我们继续解释什么，替自己辨护什么。她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并没转身，缓缓地离去了。
全体同学都望着教室门口。教室里鸦雀无声。
从此她再也没给我们讲过课。
“李元昌！”班主任叫起了班长，说：“开全校大会时，你要带领咱们班同学喊口号！”
“喊……哪些口号呀？”班长讷讷地问。
“按照我写的喊。”班主任说着，走到我跟前，从我的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匆便写。
写好后，经同学们传到了班长手中。
班主任又说：“李元昌，现在你立刻组织同学们到操场上集合！梁晓声，你可以留在教室里写发言稿。”
走廊里传来了一片脚步声，不知是哪一个班离开教室到操场上去了。
“快，快！”班主任着急地催促大家。
于是同学们一窝蜂地拥出教室。
走廊里又是一片脚步声。
刚刚安静了半分钟，众多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脚步声中，我在纸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盯着这行字我愣了几秒钟，意识到这一行字也正是刚刚听到的报上那篇声讨文章的标题，大有“照抄”之嫌，刷刷两笔划了去，重新写下“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打倒谁”一行字，又发愣。一句句充满战斗性的话在我头脑中飞旋，全是《解放军报》那两篇文章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集中思路，将那些话排列在一起，凑成决心书。
整个教学楼终于彻底安静了。
我的语文老师仍占据着我的心。她刚才那样子真使我难受。
握在我手中的笔就是她送给我的。
有一次作文时，她见我用蘸水笔写字，奇怪地问：“你怎么不用吸水笔？”
我回答：“吸水笔丢了。”
她说：“那你得买一支呀！”
我接连丢了两支吸水笔，不愿再向母亲要钱。难言之衷，也不愿向她解释，便低下头去继续写，不回答。
她见我使不惯蘸水笔，深一划浅一划的，便默默地将她这支金笔放在了我课桌上。
下课后，我到教员室去还她笔。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家生活很困难是不是？”
我点了一下头。
她又问：“我这支笔你使着还好吗？”
我又点了一下头。
她说：“就送给你吧。我倒是用蘸水笔用惯了，用得着吸水笔的时候不多。我还有一支圆珠笔呢！”
我说：“这是金笔呀，我怎么能……”
她打断了我的话：“快拿走了吧，别耽误我的时间了。我现在要批改几篇作文……”也许因为这支笔是她送给我的，我再没丢过……“梁晓声，你还坐在这儿发愣呢！老师都快让你给气死啦！”
一个女同学吁吁带喘地闯入教室，嚷完了话又一股旋风似地消失了。
糟糕！全校大会已经开始了！
一阵阵口号的声浪从外面扑入教室：
打倒邓拓！
打倒吴晗！
打倒廖沫沙！
打倒“三家村”黑店！
打倒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
……
虽然“决心书”除了标题还一个字没写，我也不敢再耽误一秒钟了，顾不上多想，扯下那页只有一行标题的纸，万分紧急地奔出教室，一口气从三楼跑到一楼，直跑到操场上才收稳脚。
操场上临时摆了几张桌子，算是个“台”。学校的领导们端坐在“台”上，全校学生一班班盘腿坐地。一个班级的代表正一手握麦克风，一手拿发言稿激昂地大声发言。十几个期待发言的学生身体紧挨着身体排在发言者后，生怕谁“夹楔”似的。那一天刮大风，操场刚垫过沙子，沙尘笼罩着所有的人。
班主任突然出现在我跟前，极度失望地问：“你在教室里干什么来？决心书写好了没有？”
我不敢告诉她除了标题一个字都没有写，撒谎说：“写好了。”
她信了，就将我推向“台”那边：“快去吧，发言时要情绪饱满！”
轮到我发言，我先喊了一通“打倒”之类的口号，接着大声疾呼：“我们革命的学生，坚决战斗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我们向毛主席庄严宣誓，我们要做阶级斗争前沿阵地上的敢死队！不怕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战斗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回合！有我们在，就有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在！胜利必定属于我们，因为我们掌握着毛泽东思想这个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闭夥埃俏以谇榧敝性谖绰值轿曳⒀缘亩阜种幽谝痪渚溆脖锍隼吹摹?
没有发言稿，效果反而更好，情绪也的确饱满。因为众多的人所营造的那种同仇敌忾的战斗气氛，已使我完全开始相信，邓拓、吴晗、廖沫沙毫无疑问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除了他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尚未暴露反革命嘴脸！如若不然，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解放军报》又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首先动员起来了，作出了战斗姿态，我——一个诞生在新中国、成长在红旗下，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学生——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岂能置身于这样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运动之外？！
我归到班级坐下以后，情绪仍然十分激动。发言时沙子迷了我的眼，我没顾上揉出来，这会儿眼泪就一个劲儿地往外淌。
班主任从后边走到我身旁坐下了，将她的手绢塞在我手里，表扬说：“很好。
你的发言很好。你的感情也很对头！老师刚才有点错怪了你，别生气。”
她大概以为我的眼泪是由于内心过分激动而淌出来的。
校长在讲话中这样说：“正如初三二班代表发言所说，我们要象在农村消灭害虫一样，将危害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的黑帮捏死！这就是我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这就是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无产阶级义愤！痹谖颐茄５睦飞希３ひ靡桓鲅幕埃菜闶恰笆肺耷袄钡摹?
班主任亲切地微笑着瞧了我一眼。
我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好不得意！
语文老师出现在校长身旁，恭恭敬敬，虔虔诚诚地弯下腰对校长说：“校长，我曾在几个班的作文课上读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的几篇，虽然我已经写了书面检讨，但很不深刻，请您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对自己进行批判吧……”因她说话时口也对着麦克风，我们听到了。
校长未看她，也未置可否。继续讲话：“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将必然从北京深入开展到全国，从社会深入开展到我们学校……”语文老师就那么微微弯腰站在校长身旁，不死心地等待着校长的讲话结束。
校长直到讲完话也未看她一眼。
她又失去了在全校同学面前公开检讨和批判自己“错误”的机会。
几个同学往楼内搬桌椅和扩音器的时候，她仍怔怔地站在那儿……口诛方罢，继之笔伐。
各班派同学到总务处领纸、墨、笔，开始大写特写声讨“黑帮”的“战斗檄文”，或画漫画。
我们班首先将一条“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誓死同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血战到底！”的字字巨大的标语贴到了校门两侧——它向全社会声明了我校革命师生旗帜鲜明的立场，也弥补了我们“四好”班没能第一个在全校表决心大会上发言的荣誉损失。
“战斗檄文”尽属“即兴创作”。
我写了一句：“邓拓、吴晗、廖沫沙”，有同学立刻续一句：“他们三个是一家，”第三句来得更快：“他们反党反人民，”第四句早有人想出来了：“你说该杀不该杀？”
大家齐声读一遍，合辙押韵。
“结束在问号上么？问谁呀？”
“还问个什么劲？该杀！”
“对！加上两句——该杀！该杀！！”
“再加一句——打发他们回老家！！！”
更有众多同学从旁提出商榷，补充。
于是一篇“战斗檄文”墨汁淋漓地贴到了走廊上：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他们反党反人民，你说该杀不该杀？
该杀！该杀！！
打发他们回老家！！！
不久这诗体“战斗檄文”不胫而走，从校内流传校外，成了千万小女孩跳皮筋时唱着很顺口的“革命儿歌”。由一代小女孩传给另一代小女孩，久唱不衰，差不多从一九六六年一直唱到一九七六年……班主任把我找到了教员室，所有的老师也在舞笔弄墨。
她问：“听同学们讲，你有《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我有，但不知老师所问究竟何意，出于一个中学生保护自己的本能，立即摇头否定：“没有，没有！同学们胡说八道！”
她说：“你肯定有！老师要求你贡献出来，当作同学们的批判材料。”
我只好含糊地回答：“也许我有……我自己也记不清了，我回家找找。”
一个正在写“战斗檄文”的老师悬腕止笔道：“姚老师，要是他能找到，先给我们化学教研组批判用吧！我们这些教化学的老师还谁也没看过呢！”言罢，又落笔挥洒起来。
我见他写的是——《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的反动实质就在于，攻击的矛头是直指党和毛主席的……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竟没有买《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本“黑书”。
全校究竟有多少同学和老师读过？鬼才知道！
全国当时又有多少人读过？千分之一的人？万分之一的人？还是十万分之一的人？
但工人阶级在批，贫下中农在批，解放军战士在批，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在批，文艺工作者在批，机关干部在批，家庭妇女在批，孩子在批，老头老太婆在批，文盲也在批。全国人人轰轰烈烈地批将起来。
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同学之间免不了互相道出几句真心话。
“我看明后天可能也上不了课。”韩松山略显忧郁地说：“耽误了这么多课程，将来谁对咱们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负责任啊？”他是我们班的数理化尖子，平常总是雄心勃勃地说：“我考不上一中、三中、六中，就跳松花江！”他要考的全是哈尔滨的重点高中。以他的聪明和成绩，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口出狂言。在哈尔滨市的学生中，当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考上一三六，直闯清华北大哈工大。”老师们也公认，清华北大哈工大的校门是向他敞开着的。
我的好友王文琪以批判的口吻说：“你的意思是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来临使你受损失啦？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重要，还是你考高中重要？”他本是开玩笑，但因他是团支部副书记，将来肯定是毕业签定小组的成员，韩松山便认真起来，骂了他一句：“滚你妈的！”还脸红脖子粗地要跟他动手。搞得他十分〔九监〕〔九介〕。
赵运河透露：“据说，今年的高中和大学录取，要实行政治表现第一，分数第二的原则。政治表现的主要一条，当然要看在这场运动中的表现啦！表现不积极的，分数再高也后边‘稍息’去！”他的父母都在教育局工作，大家猜测他的话可能是很有来头的，谁也不多问，可谁都分明牢记心间了。
韩松山立刻同王文琪和好如初，搂着王文琪的肩膀，亲密无间地说：“别生气啊，刚才我是跟你闹着玩呢！”
街道和马路两旁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都有人在贴“声讨书”、“决心书”、“誓言”以及“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忠信”之类。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高度称赞和评价的大字报最初就是以诸如此类的种种内容产生的。所有的企业，所有的单位，所有的中国人，都唯恐自己在这场称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中被认为表现消极，漠不关心。人民随时准备声讨党中央毛主席揪出的又一伙“黑帮”，口诛之笔伐之。因为人民绝对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根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的。也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基于这种“绝对相信”，可以推测，如果人民从第二天的报纸上看到邓拓、吴晗、廖沫沙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消息，定会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人民是那么习惯于将党中央和毛主席紧紧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永恒的信仰，极少有人冷静地关注到，这一嘲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是由首先发表在《解放军报》而不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的两篇文章推动起来的。人民更不可能预想到，几个月之后，毛主席将党中央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让党政军各级领导者们和每一个中国人明确表态，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第四章
天很黑。所谓黎明前的黑暗。天很冷。在我的记忆中，北京那一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幸亏有那件大衣啊！否则，穿着湿衣服湿裤子的我，有可能在黎明前被冻死。
喧嚣了一天的北京，只有昼夜交替之际的这黑暗的时刻，才是宁静的。那是很正常的宁静。又似乎是很不正常的宁静。因为走出胡同口后，我发现马路两旁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
我们排着对，在那位营长的率领下，走向平安里，由平安里插向东四。那条马路两旁，也是隔不远就站着一名持枪的解放军。一支支对伍，红卫兵的对伍，在解放军的率领下，从各条街道走出，与我们汇在一起。我们的对伍越来越壮大。渐渐地，形成了一支前无头后无尾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往前经过的一些路口，就戒严了。不是将要接受检阅的红卫兵，怕是别想通过的。隔不久，那位营长命令我们分组报一次数，前后左右看看，有没有陌生的面孔——防止阶级敌人混入我们的对伍。
据我们组的组长——那名小战士说，他和他们的营长带领红卫兵几次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了，从未发过什么问题，受到了“中央文革”的表扬。
我们都对他刮目相看起来。
我们跟随大军拐进了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一条小胡同，而是一条长街。大军拥塞满了这条长街，就象隐蔽着似的。大军停止了前进。
小战士告诉我们，要在这里等待到天亮。
于是就盼着天亮。心里越盼，天似乎亮得越迟。天终于亮了，那也不过才早晨六点来钟。小战士又告诉我们，十点才开始检阅。他劝我们耐下心来。还要等四个多小时，需要多大的耐心啊！在我的记忆中，那之前，我的耐心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那之后，我的耐心也再没经受过一次那般持久的考验。
在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中吃光了所有吃的东西。肠胃饱了。湿衣服被身体烘干了。太阳出来了。人人都觉得暖和些了，便有兴致高唱革命歌曲了。一支接一支地唱。几名解放军都很善于鼓动情绪。领唱，挥舞手臂打拍子，拉歌，将人人的情绪都鼓动得火炭般热！歌声此起彼伏。一曲高过一曲。一阵比一阵唱得来劲儿，唱得亢奋。
街道两旁的居民，出不了院儿，开不了门。一户户的窗口贴着一张张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的脸，没够地往外瞧我们。有人渴了，向他们讨水。他们就打开窗子，捧出一杯杯热水，茶水。讨吃的，他们也极慷慨地给予。道谢，他们都说不用谢，招待外地红卫兵，是首都居民的本分。当年红卫兵中有手表的可不多。几名解放军战士也没手表。那位营长倒是戴着块手表。可大家都不愿向他问时间，怕他轻蔑我们的耐心。便不隔多时，敲窗子问一次屋里的首都居民。他们不厌其烦，有问必答。
有些老人和孩子，则主动地打开窗子，一次次向我们报时间：“八点半了！”
“九点！”
“九点二十五！”
“九点四十五！”
“十点啦！”
于是满街一片欢呼声：
“十点啦！十点啦！”
“我们最幸福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啊！”
欢呼过后，队伍还不见动。满街的红卫兵骚乱起来。
解放军努力安抚，说是刚刚接到通知，毛主席他老人家今天身体不适，检阅我们的时间有所推迟。
仿佛一盆凉水泼向众人头上，满街红卫兵的情绪顿时低落。都唯孔毛主席因身体不适，登不上天安们城楼，这一天检阅不成我们。
等呵等呵，至中午十一点半，拥挤在那条长街里的我们的“杂牌军”，在正规军的带领下终于又开始走动。
东四大街（也可能是东单大街）被红卫兵的对伍水泻不通地占领了。三十人一横排，浩浩荡荡，不见头，不见尾，跑一阵停一阵地前进。
能听到《东方红》雄壮的乐曲声了。
天公作美。夜间虽然寒冷，白天竟晴空万里，红日当头。
转上通向天安门的马路，队伍由三十人一横排而六十人一横排了。各路大军总汇合，欢呼“万岁”的声浪从前方黑鸦鸦的人头上滚将过来：“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如远闻海潮。
欢呼声仿佛在招唤我们，盖住了解放军统一步伐的口令。对伍乱了。没有对形了。变成一股人流，一阵阵势不可栏地向前汹涌，一阵阵冲到了铜墙铁壁似的，以更汹涌的反力卷荡回来！
终于，我望见天安门了！
终于，我接近天安门了！
天安门城楼空空荡荡。毛主席呢？毛主席为什么不在天安门城楼上啊！
毛主席已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一个多小时了。他老人家累了。他老人家需要去休息休息。
看见了毛主席的，还再想看见。没看见毛主席的，不甘心没看见。天安门前拥挤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真是成千上万啊！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喊啊，叫啊，哭埃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狂热场面！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汇成的人海，在天安门广场拧出海底谷裂般的漩涡！每个人都象一颗小石子，在巨大的漩涡中打转。不升。也不沉。背朝天安门或面朝天安门，全不由己，只有顺着那股漩涡转。
《东方红》乐曲又响起来了！
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人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两位男女播音员，以无比激动的语调现场直播到：“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老人家精神昂然，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比撕Ｐチ恕Ｈ呵槎Ψ小！巴蛩晖蛲蛩辍钡幕逗羯谔彀裁殴愠∩峡栈氐础?
也许我离得太远了，也许天安门城楼太高了，出现在我眼中的毛主席，只是半截身影。
沐浴着下午的阳光。他老人家的身影，没我预先想象的那么高大。站在天安门城上，在我们的仰视中，甚至可以说显得很校而站在他身旁的“林副统帅”，简直显得渺小了。毛主席的身材在所有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中毕竟最高大，所以我还是一眼就判断出了哪一个是他老人家的身影。并且别的人一登上天安门城楼都各就各位站立不动，都站得很靠后，只能隐约看到些头。所以实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成千上万红卫兵能仰望到的，也就只有毛主席和他老人家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
毛主席显然也非常兴奋，一会儿走向东侧，一会儿走向西侧，一会儿伫立在天安门城楼中央国徽之下那个地方。不停地走动。不停地挥手向红卫兵致意。时而挺身远眺，仿佛在注视天安门对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俯身低视，仿佛要同仰视他的观礼台上的红卫兵们交流什么感情。“林副统帅”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毛主席。
毛主席走向东侧他跟随到东侧。毛主席走向西侧他跟随到西侧。毛主席站住他亦站祝毛主席远眺他亦远眺。毛主席俯身他亦俯身。毛主席挥手，他挥语录。我们能仰到毛主席的上半身，却只能仰到他的头和肩。尽管离得远，尽管毛主席站得高，他老人家的身影毕竟显得伟岸，而他“最亲密的战友”却象个侏儒。
忽然，毛主席摘下军帽，在天安门城楼西角又一次俯身，手臂大幅度地挥了一下，又挥一下，并用他那很重的湖南口音高呼：“红卫兵万岁！”
“林副统帅”也摘下了军帽，也来回挥了两下，由于身材矮小，手臂被天安门城楼栏杆所挡，又想象毛主席那样大幅度的挥动，却不能够，仿佛居高临下的捞取什么似的。
他也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万万岁！”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着魔了！万语万言变成了一句话，有拍节地喊叫：“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成千上万条手臂，挥动成千上万本宝书。“红雨随心翻作浪”，“天若有情天亦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又开始播音：“红卫兵小将们，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请继续往前走，请发扬崇高的革命风格，使后面的小将能够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幸福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形象，接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检阅！迸ヒ粼惫悴ネ辏胁ヒ粼苯幼殴悴ィ镆庀嗤?
一股人流以湍水决堤之势汹涌过来，冲走了广场上累卵石般的一批，取而代之，积石累卵。
我随被冲走的那股人流，一直“流”到电报大楼，才算能够选择方向自己步行了。
人们好象一离开天安门广场，一离开那种人的漩涡，那种如梦如幻的场面，顿时也就个个全部恢复了常态，匆匆地散向四面八方。使人感到被检阅是一个“任务”，他们盼望的这一天实际上是盼望早点完成这个“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可以离开北京去上海，去广州，去福建，去西安，去一切他们想去的城市和地方了。南方的大抵要往北方去。
北方的大抵要往南方去。
今天他们如愿以偿，“大功告成”。某些人的心情，与其说兴福，毋宁说轻松。
许许多多红卫兵的鞋被踩掉了。有的两只鞋都被踩掉了，光着双脚从哪里来的走回哪里去，一个个“赤脚大仙”般招摇过市。有的被踩掉了一只鞋，或者拎在手中，或者仍穿着脚上的一只，怪滑稽的。没遭到这个“损失”的，就瞧着他们的笑话，揶揄着他们大寻开心。
我光着双脚回到了地质博物馆，为自己“损失”了一双半新的“解放”鞋闷闷不乐。更是发愁，因为我要去四川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很久没往家中写信了。我要亲眼看到他现在的“下潮怎样。倘他在受折磨，我决心留在他身边，陪伴他，给他些慰藉。总不能光着脚出现在父亲面前，使父亲见了我伤心啊！
正愁得没法儿，一个上海的红卫兵，凑过来与我商议，要拿一双新布鞋，换我抢到手那块矿石。
那是很好的纪念品。但换一双新布鞋还是很合算的。遗憾的是他那双布鞋我穿着太大。
我遗憾了半天，他也遗憾了半天。
傍晚，听人说，首都体育场（或者是另一个体育场，记不清了）摆满了鞋，在被检阅中失掉了鞋的可以去认领。
吃过晚饭，光着双脚去了体育常偌大的足球场地上，一圈一圈摆了几十圈鞋，起码两三千只。还真有不少红卫兵去认领。
天色以暗，我从最外圈绕到最里圈，没寻找到我那双鞋。那是“解放”鞋的时代，两三千只中，半数是“解放”鞋。而且，我的鞋，绝不可能成双成对地摆在一起，哪里辩认得出来呢？
一个毛主席的“小老乡”对我说：“寻么子么，哪双‘孩’合脚，穿去就是了哟！天下红卫兵一家子嘛，你穿我么我穿他！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么，莫啥子关系哟！”
受他启发，一只只往脚上穿，试了二十来只，终于两脚都选到了大小般配的，同样的“解放”鞋，很新。旧鞋换新鞋，占了便宜，不敢逗留，怕被后来者一眼认出，忙不迭地就离开。
乘错了车，又到了天安门广常检阅早已完毕，仍有不少人，在红墙下干着什么。走近方知，都在用手掌或手指抹红墙上的红粉。抹了，再往笔记本上按下一个个指印或掌樱不消问，那也是一种留取纪念的方式。红墙人手够得到以下的地方，被抹得左一道右一道露出底色，难看极了。
我也挤上去抹。抹了一手红粉，才想起身上跟本未带笔记本。觉得没趣，又无处洗手，更无手绢（十七岁的我还不懂随身带手绢是一种文明的教养），从地上捡起团肮脏的纸擦擦了事。
又见一群人忽地围拢起来。不免又好奇。又挤进人墙看究竟。原来被围拢的是两位蒙古少女。围拢他们的人认定她们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位为救集体的羊群而与暴风雪博斗了一天一夜的小英雄。纷纷将笔记本和手绢塞给她们，让她们用蒙文签名留念。她们不懂汉话，也不会说汉话，却明白人们的意思，认认真真地用蒙文签名，满足大家的心愿。
人们中有一个大煞风景地说：“她们不是‘草原小姐妹’，我从《人民画报》上见过‘草原英雄小姐妹’的照片，长得跟她俩完全不一样！”
这话引起了众怒。大家认为她们就是“草原小姐妹”，他却道不是！扫大家的兴！真是罪该万死！
“是！当定是！”
“你胡说！”
“你别有用心！”
“你是真红卫兵还是冒牌的红卫兵！”
众怒之下，他明智地灰溜溜地赶紧离开了。
谁破坏了群众的某种情绪，谁就成了群众的敌人。即使明知群众在自欺欺人，也千万不要点破。点破了，没有好下常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更多的时候是不但甘于而且乐于自欺欺人。因为自欺欺人的办法可使没意义没意义的某些事变得有意义有意义。当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善于寻找到各种他们认为有意义有意义的事做。比如有些革命群众认为，凡是毛主席语录，不论刷写在墙上的或是印在纸上的，同时都应该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辉头像，于是便会组织起来，用硬纸板镂刻了毛主席的各种头像，拎了油漆桶，走街串巷，看到哪堵墙有语录，便“制作”上一个毛主席的头像。还寄联名公开信与《人民日报》，于是《人民日报》头版的语录栏左上角，从此也有了毛主席头像。于是全国各省市地县的报纸以及各红卫兵组织的战报、传单上，也便都有了毛主席的头像。没有这一类有意义的事层出不穷，革命群众就会渐渐感到“文化大革命”没多大意思了。
我虽然没带笔记本，但又不甘错过机会，灵机一动，脱了外衣，打手势让“草原小姐妹”往我背心上写字，并指指天安门城楼，举起双手跳跃两次，意思是让她们写“毛主席万岁！”
也不知她们到底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她们点了点头。
于是我向她们背过身去。
感觉她们写完了，我还有些不放心，问旁边的人：“给我写完了么？”
“写完了！快躲开，该给我写啦！”那人一把将我推开。
穿好上衣，怀着得到意外收获的喜悦，怕再乘错车，走回了地质博物馆。
临睡前，脱下背心，光着脊梁，捧着欣赏。
写得很大，很清楚。蒙文字也好看，曲曲弯弯地象花边。
离我近的那个上海红卫兵又凑过来，问：“谁给你写的？写的什么？”
我炫耀地说：“‘草原小姐妹’写的！毛主席万岁！”
他两眼射出嫉妒的目光，急切的又问：“你在哪儿碰到她们的？让她们写她们就肯写么？”
我说：“在天安门前，只要是戴红卫兵袖标的她们就肯给写！”
“你又到天安门去了？我也去，现在就去！路上买几条手绢，让她们全写上！”
他说着，站起来就打算走出去。
我说：“老弟，别去啦！你以为人家会在天安门那儿等你呀？早走啦！”
他有点不相信：“真的？”
我说：“骗你干什么呢？我在天安门那儿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她们，我瞧着她们，心想，好象在哪儿见过呀！猛然想起来了，这不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吗？
就拦住她们，问：‘你俩是龙梅和玉荣吧？’她们回答：”是呀，你怎么知道？
‘我说：“《人民日报》上登过你俩的照片啊，给我留个纪念吧！’姐姐说：”行！
‘妹妹说：“那你可别声张，否则人们该围住我们，都请求我们留纪念啦！’我赶紧撩起衣服，让她们往我背心上写字。她们一写完就走了！全北京没有第二个人会得到这样的纪念！”
他听我说完，捧着我的背心，没够地欣赏那些曲曲弯弯的蒙文字，爱不释手。
我十分得意。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编出那么一番谎话骗他。
他低声说：“咱俩商议商议吧！”
我说：“又想用你那双布鞋换？得了吧，我已经有鞋穿了！”
他用更低的声音悄悄说：“不是换，是买你的！”
“买？”我一怔。
他说：“你要个价吧！”
我想：还要到四川去，穷家富路，钱也是我所十分缺少的东西。遂问：“你想给多少？”
他朝我伸出了一只手。
“五元？”
他点点头。
我一把夺过背心来：“拉倒吧！光我这件背心还是两元多买的呢！”
他说：“可你这背心都快破了！”
我说：“但它的纪念性是无价的！飨蛩辍甯鲎质敲晌男吹模∈恰菰⑿坌〗忝谩妆市吹模∧阆胍辉桓鲎志吐蛉パ剑俊飨蛩辍甯鲎志湍敲床恢登。克堑那┟桶姿透憷玻恳环智膊凰憷玻渴甓旰螅闪⒏觥幕蟾锩湍罟菔裁吹模艺馄票承氖怯姓估酪庖宓模　?
他说：“那我承认，那我承认！还是你要个价吧！”目光盯着我的背心，象个在行的古董商盯着一件稀世古董。
我说：“红卫兵要做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咱俩都是红卫兵，买卖要公平。我也不多要你钱，你给十五元吧！”
他犹豫着。
我说：“少于十五元我是绝不卖的！谁在‘大串联’中不想带回几件有重要纪念意义的东西呢？我是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才肯……”我真羞于说出那个“卖”字来，便又坦率又巧妙地这么说下去：“白白送给你吧，我舍不得。我不过是象征性的与你交换，你也应该理解我的心情……”他仍犹豫着。
我见他犹豫不决，唯恐“交换”不成，便从草垫子下摸出那块矿石，往背心上一压，用不惜血本大牺牲的语气说：“十五元，两件难得的纪念品都归你！”
他终于开口了，只吐出一个字：“好！”
我用背心包起矿石，往他腿上慷慨地一放。同时向他伸出一只手。
他也立刻从兜里掏出钱包来。他钱包里的钱真不少，不是拾元一张的，就是五元一张的。厚厚的一叠，大概有一百多元。我们全家两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元。能带这么多钱进行“大串联”，令人羡慕啊！都说上海人“抠门儿”，我算信了！他有这么多钱，刚才却只想掏五元！早知他是个“百元富翁”，我就狠敲他一笔了！
我有些后悔莫及。我若有经验，沉着点，兴许完全没必要再加上那块矿石。或者矿石另议价，五元八元的准也能“交换”出手。
他给了我一张拾元的票，一张五元的票后，又问：“你还有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吗？”
我说：“没啦。就这两件，你也可以向许多人大大炫耀了！”
他高兴地笑了，拿走我的背心和矿石，回到他的睡处，放入他的小皮箱，上了锁。
看门的老头来通告大家：无论谁，只能在此住三天了。三天内必须离开，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检阅过我们了。这里即将开始接待下一批进京的红卫兵。
我还他大衣。
他说让我继续穿着盖着，走时还他。
那老头是我在“大串联”中遇到的第一个大好人。如今我也是一个北京人了，无数次路过地质博物馆那条胡同。每次路过，都会想起他。他肯定早已退休了。也许已经去世了。
第五章
二月中旬，哈尔滨市，不，“东方红城”几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军事工程学院、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造反派，与几座大工厂——轴承厂、量具刃具厂、锅炉厂、一机厂的工人阶级造反派联合起来，一举夺取了省市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大权。继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在全国第二个成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同样发表了热烈欢呼式的社论，颂之为“东北新曙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同样向他们发来了贺电。而当时，政治局已名存实亡，完全由中央文革把持了。
黑龙江拾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兼黑龙江省军区政委。第一副主任汪家道是省军区司令员。常委中只有一位大学生造反派——哈尔滨师范学院的范正美。他因首创“柳河干校”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学生造反派中享有威望。毛主席高度赞扬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向全国推广“五·七干校”宝贵经验的大块文章。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八·八团”第一次赴京谈判后，起初参加了“八·八团”的毛远新宣布退出“八·八团”，转而加入“红色造反团”。毛远新同时公开发表在北京毛主席与之谈话的内容：不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不要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要坚定地站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边，要同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起向“走资派”进行斗争……毛远新的反戈一击，对“八·八团”是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八·八团”从此一蹶不振。联合在“八·八团”麾下的各派组织，分崩离析。不久，在中央文革的迫令下，唯一能与“红色造反团”分庭抗礼的“八·八团”宣布解散。旌倒兵溃。
“东方红城”便属“红色造反团”的一统天下。
因而完全可以说，黑龙江省及“东方红城”的夺权，是“红色造反团”进行的。
潘复生是他们树立起来的“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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