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旗》
一面让日军轰炸机闻风而逃的幽灵旗，引出“三层楼”未炸的秘密……
四座经过日寇轰炸而奇迹般保存下来的“三层楼”正要面临拆除的窘境，记者那多受命对其进行深度报道。那多试图通过新闻舆论将“三层楼”作为历史见证保存下来。上海图书馆一张当年轰炸后的照片使那多疑惑丛生：“三层楼”究竟为何幸免于炮火而完好保留？是得益于传说中其楼顶飘出的外国旗的庇护，还是当年“三层楼”的主人孙氏兄弟抗出的大旗震慑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或是……于是那多和搭档卫先前往“三层楼”地下室的考古行动开始了……
一 六十七年前的照片
在闸北区恒丰路附近的裕通路85弄弄口，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层楼”房子。据《闸北区志》记载，这个“三层楼”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遗迹。1937年，日寇对苏州河北狂轰滥炸后，闸北成了一片废墟，仅剩下的一处完整建筑物，便是这个“三层楼”。如今，因为旧区改造，作为重要历史见证的“三层楼”，就要被拆除了。有识之士提出，“三层楼”不该拆，应当从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遗迹的角度加以保护。
记者昨天来到“三层楼”采访，巧的是，天目西路街道“三层楼居委会”的办公室就在“三层楼”里。居委会主任周玉兰介绍说，“三层楼”是在上世纪30年代由四个有钱人合伙建造的，当时共有四幢。之所以在日寇轰炸下“幸免于难”，据说是因为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以后，幸存的房子成了这里最显眼的建筑，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闸北境内最高的建筑。人们习惯于把这里称为“三层楼”，连“三层楼居委会”也因此而得名。
由于恒丰路拓宽和旧区改造，此前已经有两幢“三层楼”被拆除，剩下的两幢现在也“岌岌可危”，被列入了拆除的范围。眼看这一历史遗迹就要“销声匿迹”，闸北区政协委员吴大齐等心急如焚，提交提案反对拆除“三层楼”，他认为，尽管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三层楼”没有保护建筑的名分，但这些建筑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见证，这样的遗址在上海也并不多见，应采取各种措施积极保护下来，将其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后人勿忘国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辟。周玉兰也觉得拆除“三层楼”实在可惜，居住在这里的几十户人家虽然盼望改善住房，但他们也认为“三层楼”应该得到保护。
《新民晚报》2004年6月9日
由于要参加今天的评报，所以我把同城几家主要竞争媒体的当日报纸都找来看了一遍。每家报社每天都会有类似的会议，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几家媒体，如果别家有的新闻自家没有，叫漏稿，责任可大可小，严重的能让相关记者立马下岗；如果自家有别家没有，当然沾沾自喜一番。奖励嘛，一些铜钱而已，多数时候只有口头表扬。重罚轻奖，皆是如此。
所以开会前一小时，我把《 新闻晨报 》、《 青年报 》、《 东方早报 》、《 解放报 》、《 文汇报 》和《 新民晚报
》等扫了一遍，于是就看到了以上这则新闻。
这则新闻我们漏了。
不过在我看来，这算不上是重大新闻，也不是条线上必发的稿子，属于别家的独家新闻，是他们记者自己发现的稿，总不能不让别人有独家新闻吧。虽然领导们总是这样想，但小兵如我们，还是觉得，该给别人一条生路走……如果真有份什么好新闻都不漏的报纸，那别家报社岂非都不用活了。而且《
新民晚报 》是每日上午截稿，相比我们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报而言，本来就有先天优势，报道比他们晚一天是常有的事。
再说，评评报而已，有必要得罪平日在报社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吗？
所以，评报时轮到我说话，我只以一句“今天《 新民晚报
》有篇关于历史遗迹的独家稿，我们要是以后能多些这样的发现性稿子，报纸会更好看”轻轻掠过，丝毫没有加罪于谁的意思。
可是头头自有头头的想法。如果是新来的头头，想法就特别多。
评报会开完，蓝头让我留一下。
蓝头姓蓝，是新来的头，所以叫蓝头，职务是副总编。这是个分管业务的副总编，于是我们分管业务的变成了两个副总，职务重叠，谁都知道这其中涉及报社高层的权力纠纷。
蓝头新来很卖力，磨刀霍霍，已经有许多不走运的记者编辑挨刀子了，被他叫住，让俺满心的不爽。不过我在报社也算是老记者，功名显赫，听的见的多了，心一横，谁怕谁呀。
话是这样说，好像心还是有点慌，一点点，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
“想和你说晚报那篇独家稿的事。”蓝头满脸笑容。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记派头，好像我是领导似的。
“别人有独家稿不怕，但我们得跟上。有时候，先把新闻做出来的，不见得是笑到最后的。”蓝头开始娓娓道出他的计划。
原来他想让我去作一个深入调查，把这两幢大楼的底细翻出来，扩大影响，力图通过媒体的影响力，最终把这两幢大楼保下来。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也展现了媒体舆论监督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也展现了我们《
晨星报 》的力量”。有句话我知道他没说出来：“这也展现了我蓝头的英明领导”。
“我虽然刚来不久，可你的报道我看了很多，你是《 晨星报 》的骨干，这个专题报道就交给你了。”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
“没问题。”我拍胸脯保证，心里暗笑，看看，这蓝头还知道哪些人能动，哪些人不能动，哪些人要捧在手心里不是？
深入报道是件细活，我打了个电话，和居委会说好明天下午去采访。而明天上午，我打算去一次上海图书馆。如果那大楼真如《 新民晚报
》报道里说的那么有名，上海图书馆一定有它的资料。要想把大楼保下来，这类能证明其珍贵性的资料是不能缺少的。再说，引用一下资料，我的稿子也好写。
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就到了上海图书馆。我是那里的熟客，早就办了张特许阅览证，可以查阅那些不对外的文献资料。他们管宣传的几个人我都认识，最关键的是，他们几个古旧文献书籍的分理员我都熟。虽然他们的内部网络可以查书目，但许多时候没人指点还是有无从着手之感。
也巧，刚走进上图的底楼大堂，就看见分理员赵维穿堂而过。
我把他叫住，然后递了根“中华”过去。我不怎么抽，但身上好烟是一直带着的。
“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里不准抽烟。说吧，这次又要查什么？”赵维推开烟，很上路地说。
“呵呵，还是你了解我。”我笑着把烟收回去。
“没事你还会上这儿来？”
我把事情一说，赵维指了指VIP休息室，扔下一句“在那儿等着”就走了。
坐在沙发上等了大约十分钟光景，赵维拿着一本厚厚的硬面精装本过来。
《 上海老建筑图册 》。
“八七年出的书，里面老建筑用的基本都是从前的老照片，对建筑的介绍也相当详细。”赵维说着翻到其中的一页。
“看，这就是那四幢楼，当时日军轰炸后不久拍的，珍贵的照片，文字资料也挺多的。你慢慢看，要扫照片的话去办公室，反正那里你也熟，我还有事，不陪你了。”
“你忙你忙。”我嘴里说着，眼睛却紧紧盯在这页的照片上，一瞬间的惊诧，让我甚至忘记对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赵维应该有的礼貌。
我不得不承认，这真是一张令人惊叹的照片。
那简直是一个奇迹，这张照片所呈现的，是近七十年前的一个奇迹。
我猜测着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是那场轰炸过后的一小时，还是一天、两天？不可能更长的时间了，因为照片中的画面上，四处是废墟和浓烟，见不到一个人。
当年日军轰炸过后，上海像这样一片废墟的地方很多，但在这张照片里，残屋碎瓦间，却突兀地耸立着四幢毫发无损的建筑。
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在高处，取的是远景。遥遥望去，四幢明显高出周围破烂平房的大楼，分外显眼。
在刹那间我甚至以为，当年日军轰炸机投下一颗颗重磅炸弹时，这片街区张开了只在科幻小说中才听说过的能量防护罩，所以毫发无损，否则，以周围建筑被炸损的严重程度，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这当然是个可笑的念头，真有保护罩的话，怎么四幢楼四周和之间的平房都塌了，就只留了这四幢楼在？可是，照片上所显示的状态，显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区更为荒谬和不可思议。
我随手翻了翻前面几页，发现其他建筑都取的是近景，而且照片只占整页的一半左右，只有这张照片取的是远景，而且占了一整页。我翻到后一页，果然，后页上是四幅比较小的大楼近照，以及文字资料。想必当时的编者也觉得这张取远景的照片极为神奇，所以才给予特殊待遇。
我翻回前页，凝神仔细看这张照片，四幢大楼的排列很奇怪，每幢大楼都相隔了一段距离，最前面两幢，后面一幢，再后面一幢。
我总觉得这排列有问题，翻到后面的文字介绍，果然看到这一段：
“当时孙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以孙家长兄的大楼为中心，其他三幢大楼呈品字形围在周围，每幢大楼之间的距离有五六百米。”
我翻回去一对照，果然是品字形。
不知不觉间，我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当年这里并不是租界区，凭什么日本飞机周围炸了一圈愣留了这么大一片盲区？
不对，不是一片盲区，而是特意留了四个点没有炸？
见鬼了，以今天美国人的精确制导技术，都不能保证做到这样。当年的日本鬼子，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楼，也不可能做得这样精确，这样漂亮啊。
文字介绍里也提到了这四幢楼得以保存的原因，和报道里基本一致：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外国旗子，日本飞机看到了，就没炸。
很多事情只要有人给出一个答案，大多数人就不会再去深究，眼前就是个例子。而作为要进行深度报道的记者，我当然不能延续这种思考的惰性。
只是不论我如何思索，疑点越来越多，答案却想不出一个。
首先，那是什么国旗？其次，为什么那些外国人不待在租界里？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多少面旗？如果四幢楼里都有旗升出来，那么多外国人怎么会聚集到这里来？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飞机上的飞行员竟能注意到下面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样的战争状态下，在日寇高昂甚而嗜血的战争意志下，还能因为这小小的外国旗就放过这四幢建筑？
再者，就是最奇异的地方，即便日军飞行员决心放过这四幢楼，他们是怎么做到把四幢楼周围的建筑都炸得稀烂，而四幢楼却毫发无损？难道说那时日军的飞行员，凭肉眼制导，就能把精确度控制在十米之内？
这些无解的问题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许久，我忽然失笑，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难道不是让这幢大楼保存下来的最好理由吗？只要稍加炒作，每一个看了报道的人都会认为，这四幢当年在日军的炸弹下神话般屹立不倒的大楼，在今日的和平年代里，难道连半数都保不下来吗？四幢楼平凡无奇的外观，建造者孙氏四兄弟富有但没有显赫的身份，这些都将不再成为问题。
复印，然后扫描，该干的都干完以后，我把书还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图书馆。报道的主线我已经找到，文章该怎样布局已经心中有数，接下来只要找一些经历过当年战火的老居民，让他们叙说一些当年“神话”发生的细节，就大功告成。据资料上的介绍，孙氏四兄弟当年购下这四块地皮时，曾和地皮的原主达成协议，四幢楼建成后，拨出一些房间给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楼建成后又搬回去住了。从这点上来看，虽然不知道孙氏兄弟是做什么买卖，但此等行径倒颇有“红色资本家”之风。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残存的两幢大楼之一。在进入之前，我站在门口拍了张照，从新闻的角度讲，我需要一张今天的照片来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进行对比。
和之前在书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楼近照一样，如今站在了它面前，除了灰色的外墙让大楼显得老旧之外，没什么区别。这实在是一幢极其普通的老楼，毫无建筑上的特色，和美学艺术之类更扯不上边。惟一有点特别的，是这幢“三层楼”的层高很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五层楼。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张老照片作为切入点，我实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三层楼居委会”就在这幢大楼的一楼，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杨的副主任。他很热情地向我介绍大楼的情况，只是他所说的我大多已经了解。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有机会打断他的话，问起目前住在楼里的老居民有多少。
“从那时候就开始住到现在的老人啊？！”杨副主任的眉头皱了起来。
他想了想，告诉我这样的老住户已经很少了，楼里的住户大多是“文革”前后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户搬的搬死的死，毕竟已经过了六十多年。
“这幢楼里是没有了，后面那幢楼里还住着两位。二楼的老张头，还有三楼的苏逸才苏老先生。都是八十开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杨副主任称呼中的细微变化，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称呼语气。看来他对那位老张头并不是很尊敬。
“苏老可真是个大善人哪，这些年人前人后做的好事可不知有多少，听说他前前后后给希望工程捐了几十万，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万块呢。老张头可就不一样了，孤僻得很，不太愿意理人。”杨副主任开始向我介绍这两位老人。
“老张头，他叫……”我写稿子的时候可不能这么称呼老人家，与其当面问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还不如现在就问个清楚明白。
“他叫张轻。不过老实说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么说，那么多年都一个人过来，没有娶妻生子，那么多年来楼里也没人见过他们的父母亲戚，就那么一个人住在楼里。而且他们都不怎么谈过去的事儿，不知会不会对你说。”
八十多岁的单身贵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这可真是罕见，而这里还一下子就出了两个。不谈过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张照片。
压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杨副主任告辞。还没接触前没什么好想的，说不定他们愿意向我这个记者说些什么。
“你往弄里多走一段才能见到那幢楼，离得挺远的。”杨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问：“听说原来四幢楼是以一幢为中心品字形排列，现在剩下的这两幢是哪两幢？”
“你现在要去的那幢‘三层楼’，就是位于中心的那幢。这里是外三幢中向着西北面的一幢。”
当我沿着裕通路85弄向里走的时候，我才明白刚才那句“挺远的”到底有多远。直到走到弄底，不，应该说是穿出这条弄堂，走到普济路的时候，我才看见另一幢“三层楼”。算一下，距离上一幢有一二百米远。
我用手搓着额头，这情况还真有那么点奇怪。
从中心的一幢到边缘的那幢就要这么远，那边缘的三幢之间的距离，岂非要三百米甚至更远？算算位置，如果那两幢被拆去的“三层楼”还在的话，一幢该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一幢该在汉中路附近。
其实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这几幢楼之间的距离挺大的，现在实地走一走，才想到，这之间的距离，已经大到不合逻辑。
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楼，难道不该是紧贴着造在一起的吗？为什么隔那么远？要是四兄弟关系不好，又为什么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而且房子的式样还一模一样？真是横竖都说不通啊。
把额头来回搓了几遍，我走进了这幢中央“三层楼”。
这大楼从外到内都建造得十分平民，一楼的采光并不好，虽然是下午，但走进去，一楼的许多地方还是笼罩在阴影中。我顺着木质楼梯向二楼走去，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声响。
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把大楼造得小一些，只建两层，但却能造得比现在好许多。若是拿四幢楼的建造费合起来造一幢，就可以造得相当豪华，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绰绰有余。
这样想的时候，我踏上了二楼。
老式的大楼是没有门牌号的，张轻住在哪里，只有靠问。
“请问张轻住在哪里？”我问一位从左边门里出来的老太。
“张轻啊？！”老太操着宁波口音，皱着眉头，似乎想不起来。
“就是老张头。”
老太恍然大悟，随手指向右前方紧闭着的一扇朱色房门。
没有门铃，我敲响了房门。
“谁啊？”过了一会儿，门里传出低沉而混淆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小精干的老人，身子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但一双眼睛却很有神，头发花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十多岁。
“您好，张老先生吧，我是《 晨星报 》的记者那多。”我拿出记者证。
张轻扫了眼我手上的记者证，问：“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您是从这幢楼建好就一直住到现在的老居民，最近这幢楼面临被拆的危险， 《 新民晚报
》昨天已经作了一个报道，我们报纸也想跟着报道一下。希望能让有关部门改变主意，把这两幢仅存的‘三层楼’保留下来。”
“你去问居委会吧，我没什么好说的。”老人丝毫没有让我进去详谈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户，有些情况居委会不了解，只能来问您。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只半小时就好。”我微微弯着腰，脸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么？”老人低低地说，依然挡在门口，一动不动。
“我在上海图书馆里查到一幅照片，就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以后，四幢楼安然无损的照片，这简直是个奇迹，我完全无法想像那是怎么发生的，所以……”
老张头的眼珠忽然收缩了一下，他扫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间变得十分凌厉，让我的话不由得微微一顿。
“没什么好说的，我要睡午觉了。”
朱红色的门在我面前关上，我竟然连门都没能进得去。
无奈，只能上三楼去。
问到苏逸才的屋子，我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一位略显富态的老人，头发眉毛雪白，脸上的皱纹，特别是额上的皱纹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 晨星报 》记者那多，能耽误您点时间吗？”我改变了策略，先进去再说。
“哦，好的，请进。”老人微笑着把我引进屋子。
屋里的光线很好，这间屋子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没有太多的家具摆设，最显眼的就是四面大书橱。靠窗的八仙桌上摊着一本墨迹未干的绢制手抄本，毛笔正搁在旁边的砚台上，看起来已经抄完了，正放在太阳底下晾干。我看了一眼，应该是佛经，最后一页上写着“圆通敬录”的落款。
我注意到手抄佛经的同时，苏逸才已经开始把佛经收起来，放入书橱。随着他的动作望去，我不由得一愣，那书橱里几乎放满了这样的手抄本。
“您向佛吧？”苏逸才招呼我在八仙桌前落座的时候，我问。
苏逸才笑了一下，问：“你刚才说，你是……”
对于这张新兴报纸，像苏逸才这样的老人不熟悉是很正常的，我忙复述了一遍，把记者证拿出来。苏逸才摇摇手示意我收回去，看来这位老人要比二楼那位好相处得多。
“您是在这幢大楼里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民之一了，来这里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大楼的掌故。毕竟这幢大楼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如果拆迁太可惜，希望通过媒体的努力，可以把‘三层楼’保下来。”
“说到居住时间最长，这里可不止我一个啊。看来你已经在二楼碰过壁了吧？”苏老呵呵笑道。
我也笑了：“我连张老的门都没进去。”
“其实老张人挺不错的，就是性子怪了点儿。你想问些什么？”
我心中大定，看起来面前的这位老人是最好的采访对象，肯讲而且废话好像又不多。希望他的记忆力好一些，能提供给我尽可能多的细节。
“一九三七年那次日军轰炸之后，‘三层楼’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闸北最高的建筑，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三层楼’有了纪念价值。我在上海图书馆看见一张照片，是那场轰炸之后不久拍的，那场面太神奇了，周围一片废墟，而‘三层楼’却得以保全。我非常好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番话说完之后，我心里却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苏逸才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
“太久远的时间了，我老了，已经记不太清楚啦。”
“据说是当时住在楼里的外国人打出了旗子……”我试图提醒他。
苏逸才的脸色一肃：“对不起，刚才是我打了诳语，并不是记不清楚。”
我心里一喜，看来他向佛之心还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可苏逸才接下来的话却让我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但是，那是一段我不愿意提起的回忆，所以，只能说一声抱歉啦。”
走出中央“三层楼”，我向居委会所在的“三层楼”走去。一无所获，却反倒激起了我把事情搞清楚的好奇心。
两次碰壁并不能堵住所有的路，对我这样一个老记者而言，还有许多寻找真相的办法。
老张头和苏逸才的奇特反应，使我开始觉得，六十七年前的那场轰炸，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不仅保下了这片建筑，更让当事人噤若寒蝉。
回想起来，围绕着“三层楼”的不正常现象已经很多了，除了在日军轰炸中幸存这最大的疑点之外，看起来孙氏四兄弟也有问题，为什么造了这四幢相隔这么远的大楼，为什么是品字形……
回到居委会，杨副主任忙了半天，终于找出了我要的资料。
虽然眼前“三层楼”里的两位老居民都对当年绝不透露，但我没有忘记，还有两座我没去过的“三层楼”。
就是那两幢已经拆除的“三层楼”。
那里面应该也住着一些见证过当年情况的老人吧？
居委会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虽然那两幢楼里的居民已经搬迁，却还是留下了他们的新住址和电话。
我又得到了三个名字。
钟书同，杨铁，傅惜娣。
没想到，竟然看到了钟书同的名字。从居委会提供的资料来看，我并没有搞错。就是他，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听过他关于三国历史的一次讲演，非常精彩。钟书同却不是因为拆迁才被迫搬的，他本来也是住在中间那幢“三层楼”里，七八年前买了新宅就搬出去住了。
这位九旬老人是中国史学界当之无愧的泰山北斗，他对中国历代史都有研究，而其专业领域，就是对两汉，尤其是从东汉后期到晋，也就是俗称的三国时期的研究，更是达到了令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惊叹的高度。他采用的许多研究方式在最初都被认为不合学术常规，但取得的丰硕成果使这些方式在今天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所采用。许多学者谈起他的时候，都以“他几乎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形容他对那段历史的惊人了解。
所以，很自然我第一个就打电话给他。
可惜，我在电话里被告知钟老去巴黎参加一个有关东方历史文化的学术会议了，要过些时日才能回来。失望之余，我不由得惊叹，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位老人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竟还能乘长途飞机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
无奈之下，只能联系另两位的采访。
说起来真是很惨，我们晨星报社在外滩，而杨铁搬到了浦东世纪公园，傅惜娣则在莘庄。也就是说，从报社出发，不管到哪里我都得跑十几二十公里。
不过从好的方面讲，我跑那么远来采访你，你也不好意思直接把我轰出去吧，总得告诉我些什么。
世事总是那么的出人意料，对杨铁和傅惜娣的采访，除了路上的奔波不算，竟然非常顺利。
而两次极为顺利的采访，却为当年所发生的一切，蒙上了更阴霾厚重的疑云。
扛旗子的四兄弟
我向蓝头汇报了一下大致的情况，说到当年的奇迹，又给他看了扫描的照片，他显得非常兴奋。他认同了我对报道的切入点，一定要把当年的奇迹细节还原出来。看来他还算是有点眼光的。
我跟他说，两位采访对象都很远，而这个报道又会做得比较大，所以可能这一两天里搞不出来。本来我的意思是想让他给我派采访车，没想到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那多你不用管时间，只要把报道做深做透，不管是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都行，这个月你不用担心工作量，把这个报道搞出来，稿费奖金不是问题。
于是，坐着地铁二号线，我来到了杨铁的家里。
两室一厅的屋子，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子女白天上班，好不容易有个年轻人跑上门来聊天，老人显得相当开心。
杨铁看上去比张轻和苏逸才都苍老得多，精神头也并不算很好。
“哎呀，真是幸运啊，我还记得当年日本飞机来的时候，一大片，飞得真低啊，轰轰的声音，那时觉得都完了，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杨铁说起当年的事，并没有什么忌讳。
“可为什么没炸这片房子呢？周围的房子可都遭了殃啊。”
“周围？我们那一片都没炸啊？”杨铁奇怪地问我。
我正在想这老人是不是人老了记性也差，杨铁却似乎反应了过来。
“你不会以为我那时就住进了‘三层楼’里吧？”
“啊，难道不是吗？”我意外地问。
“不是不是，我是三九年搬进去住的，三七年那场轰炸可没碰上。不过炸完我还上那儿去看过，是挺奇怪的。”
竟然是一九三九年才搬进去的，大概就居委会的角度来看，这已经可以算是最老的居民之一了，可我想知道的，是一九三七年日军轰炸时就在“三层楼”里的居民啊。
“哎，看来是我搞错了，本来还想问您老外国旗的事情呢。”我心里郁闷，可来一次总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吧，想想还是问些别的吧。
“外国旗？”
“是啊，听说楼里有人升了外国旗出去，所以日寇看见就没炸。”我顺口回答。
杨铁的面容忽然呆滞了一下，他腮帮上的肉抖动起来。
“旗，你说外国旗，他们把那面旗升出去了？”
“我看了本资料书，上面这么写的。”
“那旗子，难怪，难怪。”杨铁点着头，眼中闪着莫名的神色。
“您知道旗子的事？”我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那时候住那儿的，谁不知道那面旗子啊。”
“那面旗子是哪国的国旗啊？”虽然已经暗暗觉得那外国旗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我还是这样问了。
“那可不知道了，当时上海租界里飘的那些旗，我们都认识，可这旗子没见过。”
“那拿旗子的是哪国人？”这个问题刚问出我就在心里暗骂自己笨，杨铁当时又不在，他哪会知道是谁把旗子亮出来的。
“哪国人？”杨铁笑了，“中国人呗。”
“中国人？”看来杨铁很熟悉那旗和旗的主人，可难道那本图册上的资料有错？
“不过也难怪，一开始我们都当他们是外国人，可后来，他们一口京片子说得比谁都利索，接触多了，才知道他们家代代头发都有点黄，眼珠的颜色也不是黑的，大概不知祖上哪代是胡人吧。”
“您认识他们？”
杨铁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人老了，说话颠三倒四的，不好意思啊。他们就是造‘三层楼’的人，孙家的四兄弟。”
又是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答案。
“这么说来，他们那时候在楼里把旗子又亮出来了。”杨铁自言自语地说着，他仿佛已经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去了，只是那回忆看起来，并非那么美好。
从杨老刚才的说话中，我已经知道所谓的外国人并不存在，所谓的外国旗也只有一面，就是这面旗，从“三层楼”上升了出去，竟保住了整片区域？
这到底是面什么旗？
“一面旗子，怎么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那是你没见过那旗。”杨铁长长叹了口气，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起那段尘封数十年的记忆。
当时，闸北那一片的老百姓，只知道孙家四兄弟说一口京片子，却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只知道有一天，他们坐在一辆无顶小轿车上，慢慢地从闸北开过。而车上的四兄弟中，一个体格惊人魁梧，明显比其他三人壮出一大截的汉子，站在车里，双手高举着一面大旗。后来，杨铁才知道，那就是孙三爷。他不知道孙三爷到底叫什么名字，但却听说，孙三爷曾经是孙殿英手下的副师长，大家都姓孙，也不知有没有亲戚关系。
孙殿英？听到这个名字我心中一凛。那个掘了慈禧太后墓的军阀孙殿英？
听说，在来闸北以前，孙家四兄弟坐着车扛着大旗，已经开遍了好些地方，连租界都不知给使了什么手段，就这么竖着面怪旗子开了个遍。终于还是开到了闸北来。
说也奇怪，车子开到了闸北，没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一穿而过，反倒在闸北大街小巷地依次开了起来。就这么过了几天，忽然有一天开始四兄弟不开车了，扛着大旗满大街地走起来。
“多大的旗子啊？”
杨铁指了指旁边的房门：“那旗子可大了，比这门板都大，风一吹，猎猎地响啊。”
“这么大的旗啊，那旗杆也短不了，举着这面旗在街上走，可算是招摇了。”我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整天高举这样的大旗，得需要多么惊人的臂力和耐力。
“招摇？”杨铁脸上的神情变得十分古怪，缓缓摇了摇头。
“怎么，这还不招摇？！要是现在有人举这么大面旗在街上走，围观的人都能把路给堵了。”我说。
“你看我现在这身子骨差了，出门走几步路都喘，嘿嘿，当年几条街上提起我铁子的名头，可响亮得很。我还有个名字叫杨铁胆，惹火了我，管你再大的来头都照揍不误，隔街和我不对头的小六子，请来巡捕房一个小队长，想镇住我，还不是给我叫一帮兄弟……”
我心里暗自嘀咕，没想到眼前的老人在当年还是个流氓头子，这会儿说得口沫横飞，中气也渐渐足起来，还时不时握起拳头比划两下，或许这拳头当年人见人怕，而今天早已枯瘦不堪。只是这跑题也跑得太严重，我可不是来这里听您老当年的“光辉事迹”的。
我示意了几次，杨铁这才刹住势头。他喝了口茶，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沫子，端茶的手却抖动着，我以为是因为他刚才的兴奋劲还没过。
杨铁也注意到了自己发抖的手，他放下杯子，讪笑了一声：“老了，没用了，当年的杨铁胆，如今只是回想起那面旗子，就怕成这样，嘿嘿。”
“我刚才说自己的事儿，其实是想告诉你，那面旗子有多怪。像我这样的胆子，连坟头都睡过，巡捕房的人都敢打，第一眼看见那旗，却从心底里凉上来。”说到这里，杨铁又喝了口茶，仿佛要用那热腾腾的茶水把心里的凉气压下去。
“我都这样，其他人就更别谈了，刚开始的时候，没人敢靠近那旗子，就是远远看见那旗，腿就发软，心里慌得很。所以啊，那四个人和旗子走到哪儿，周围都没人，都被那旗子给吓走啦。”
说到这里，杨铁又大口喝了一口茶，看他的架势，仿佛喝的不是西湖龙井，而是烧刀子这般的烈酒。
“哈哈，可我杨铁胆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那时我就想，那四个人敢举着这面旗子走，我难道连靠近都不敢？我不但想要靠近，还想要摸摸那旗子咧。后来那面旗子看得多了，心慌的感觉好了许多，腿也不软了，有一次我大着胆子跟在他们后面，越跟越近，呵呵，你猜怎么着？”
我已经被勾起了好奇心，顺着他的话问：“怎么了？”
“等我走到距离那旗子三四十步的光景，感觉就全变了，你别说我唯心，那感觉可是确确实实的，就像从腊月一下子就跳到了开春。”
“从冬天到了春天？”我皱着眉头，揣摩着话里的含义。
“非但一点都不怕了，还浑身暖洋洋的，好像有一身使不完的劲道，你说怪不怪？”
“那您摸到那旗了？”我问。
“没有，那孙家四位爷不让我碰。”杨铁脸上有沮丧之色。
“呵呵，您不是连巡捕房小队长都不怕，孙家四兄弟不让您老碰那面旗，您老就不碰？”我笑着问。
“哈，事情都过了六七十年，你激我有啥用？老实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在武馆里练过几天拳，功夫不到家眼力还是有的，举着旗子的孙三爷，可不是光有一身肉疙瘩，我一看就知道，外功了不得啊，就我这样的，让人轻轻一碰骨头就得折。”
我点了点头，那孙殿英是趟将出身，手下的人一个比一个凶悍，能当上副师长，当然不会是寻常人物。
杯子里的茶被杨铁几口已经见了底，他站起来加满水，继续说着当年的故事。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以后，孙家四兄弟就再也不扛着旗子溜达了，他们盘了四块地下来，然后沿着这几块地画了个圈子，他们许给圈子里的那些街坊每户一千大洋搬出去，要是念旧还想回来住宅区的，等他们的大楼盖成两年以后，按原来的大小让他们住进大楼里，不过这样的每户只给五百大洋。嘿嘿，这在当年可是好大的手笔啊！我就是当年得了好处的一户，圈子外面的街坊邻居不知有多羡慕呢，可人家孙家四兄弟就是不把他们圈进去，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后来四兄弟不在了，国民政府要收房子，可我们这些手里握着房契的，还是在两年以后顺顺利利地住了进来。”
我一直听得一头雾水，杨铁的这一段话，里面的问题不少。
“等等，杨老，您说后来发生了一件事，那是什么事？”我按照顺序开始问第一件不明白的事。
杨铁皱紧了眉头，摇着头说：“那事儿我还真说不清楚，因为事发那会儿我不在，经历的人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且一个个怕得要命。”
“说不出所以然，怎么会呢？”
“就是这样。只听说，是孙家四兄弟扛着旗走在街上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周围所有的人都被吓着了。可我问了好几个人，不是不愿意说，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自打那事发生以后，他们就没把旗亮出来过。嗯，好像那事就发生在现在中间那幢‘三层楼’盖的地方。”
“那您说画了个圈，是什么意思？”我接着问。
“那四幢楼不是隔得挺开吗？”
“是啊。”
“那就是了，中间那些地上的街坊都在圈子里了。”
杨老说得不清不楚，我接连问了好几回，才搞清楚那是个怎样的圈子。我实在没有想到，我原本以为那张照片上的最大疑点，竟以这种方式被化解了。
孙家四兄弟以中央“三层楼”为圆心，以到外圈三幢楼的距离为半径，画了个圆圈，这圆圈里所有的住户，都在他们的银弹攻势下很快搬走了。
我不由得倒吸一口气，那么大的地方，该有多少户，又花了这四兄弟多少钱，怪不得杨铁说“好大的手笔”。
可买下那么大片地方，却只盖了四幢大楼，其他的低矮平房一会儿说要建花园，一会儿说要再盖几幢楼，总之，孙氏兄弟派了工程队进来，把这些平房一一铲倒，却没见他们真盖什么东西出来。
这也就是说，在日军轰炸之前，四幢“三层楼”之间的房子，就已经是一片废墟。日军没有实施当时不可能达到的“手术刀”式的精确轰炸，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炸四幢“三层楼”范围内的任何东西。只不过轰炸结束之后，到处都是残砖碎瓦，所以看那张照片，就给人以错觉。
于是，这个疑点现在就从“日本飞机为什么没有炸这四幢楼”转到了“为什么没炸这片街区”。目前这一样是个不解之谜。
“杨老，那您刚才说孙家四兄弟不在了，这不在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因为我本已经开始打这四兄弟的主意，要是能找到这四兄弟或四兄弟的后人，什么都解决了。
“失踪了，没人知道这四位去哪儿了。就在日寇炸过以后一个月的光景吧。那一片他们买下来以后本来就不让闲人进去，日寇来后又兵荒马乱的，到底什么时候失踪的我也不清楚，听说巡捕房还专门立案查过，没结果。”
晚上，我靠坐在床头。手上拿着的纸在床头灯的映照下有些泛黄。
这是白天临走前，我让老人给我画的，是他记忆中那面怪旗的模样。这面旗给他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他很快就用圆珠笔画了出来，并且指着画在旗上的那些花纹对我信誓旦旦地说：“就是这样的。”
毫无疑问这不是哪国的国旗，不用看这面画出来的旗，只要想一想围绕在这旗上的种种神秘之处，就会知道哪有这么诡异的国旗。我只是希望从旗上的花纹能研究出这旗的出处，以我的经历，对许多神秘的符号并不像普通人那样一无所知。
可是我什么都看不出来，面对着这些歪歪扭扭像蝌蚪一样的曲线，我实在无法把它们和记忆中的任何一种符号联系上。
看得久了，那些曲线仿佛扭动起来。我把纸随手放在旁边的床头柜上，我知道那只是我的错觉，就像一个人盯着某个字看得太久，原本从小就识得的汉字也会变得陌生一样。杨铁老人所画出的这面旗，显然并没有他记忆中孙三爷手中高擎的那面真旗的魔力。
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我虽然不会随便就相信某些神秘事件，但大胆设想还是敢的。如果真有那样一面令人恐惧的旗，“三层楼”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的谜底也就可以破解了，因为以当时的轰炸机而论，进行低空轰炸得靠飞行员的肉眼，而飞行员看见这面旗产生了恐惧而不敢靠近的情绪，当然这片区域就得以保存了。要是真如杨铁老人所说，那面旗子会对人产生这么强大的心理作用，那些日军飞行员没摔下来就算是素质非常好了。
现在好了，我靠着十足大胆的设想，把“三层楼”保存之谜破解了，但那又怎么样，就算我相信，会有别人相信吗？我能这样写报道的标题——
一面鬼旗赶走了日军？我能这样写吗？那还不得立即下岗？！
况且，就杨老的回忆看来，那旗子赶走了日寇，纯粹属于副作用。而孙家四兄弟拿着这面旗子，当年就这么画了个圈子，赶走圈子里所有的人，必有所图。他们图的是什么？旗又是什么旗？
唉！关灯，睡觉。
第二天上午，我敲开了傅惜娣家的门。
打开话匣子，当年的种种从老太太的嘴里源源不断地倒了出来。老太太总是有些絮叨的，杨铁说一分钟的事，她需要多花一倍的时间来叙说。
女人的记忆本就比男人好，更何况是令她印象无比深刻的鬼旗。是的，老太太很清楚地称那是面“鬼旗”。
于是我听到了许多的细节，只是那些细节对我的目的来说，又是无关紧要的，而老太太又时常说着说着就跑题，比如从鬼旗说到了自己的女红活上。
“很漂亮，真是绣得活灵活现。”老太太很费力地从箱子底下翻出的当年女红活儿，作为客人的我无论如何也是要赞上几句的。而且绣得是不错，当年女性在这方面的普遍水准都很高。
看着老太太笑开花的脸，我知道自己要尽量把话题再转回去。真是搞不明白，明明在谈一件神秘诡异的事情，明明她自己也印象深刻说当年怕得不得了，为什么还会说跑题呢？
我轻轻咳嗽了一声，说：“听说当年发生了一件事，之后孙家四兄弟就不再扛着旗在街上走了。那事发生的时候，您在现场吗？”
老太太的手一抖，绣着两只鸳鸯的锦帕飘然落地。
“你，你也知道这事？”
“昨天我去过杨铁杨老那儿，他说的。可那事发生的时候他不在，所以他也没说明白。”我弯腰把锦帕拾起来，轻掸灰尘后放在了旁边的茶几上。
老太太轻轻叹了口气：“真希望我不在啊！”
“这么说当时您在场？”我喜出望外。
“我活了这么多年，就算是撞鬼的时候都没像那时这么怕过。”
我心里一动，听起来这老太太还撞过鬼？不过撞鬼这种事许多人都碰见过，许多时候是自己吓自己。也有真没法解释的灵异现象，比撞鬼还怕，那可真是吓着了。
“那时候我刚出家门，家里的盐没了，打算去买些粗盐，正好孙家四兄弟举着旗走过来。我连正眼都没看那鬼旗子，除了第一回不知道，没人会故意看那旗，除了杨铁那不要命的。本来，鬼旗子不正眼看就没事，最多觉得有点阴阴的。可那一次，我都没看，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看过去，街上除了孙家四个就没有站着的了。我这老脸也不怕你笑话，我都吓得尿出来了。别说是我，就是大男人十个有四五个都和我一样，还有被吓疯的呢。”
“吓疯了？”
“有三四个吧，还有好些以后就有点神神叨叨的，所以我都算是大胆的了。”
“可到底是什么事呢？”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傅惜娣是怎么被吓着的。
“没人说得清楚，就忽然所有人都被吓着了。回想起来，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什么，心里却一下子慌急了，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我反复问了几次，却依然只得到极其抽象的感觉，怪不得杨铁也搞不清楚，简直连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怎么被吓着的。一般人被吓着，总是看到什么或听到什么，有一个原因，然后再产生恐惧的感觉。而当年那条街上的所有人，却是直接被恐惧击中，巨大的恐惧在心里就那么一下子产生了。
这真是一面幽灵旗，诡异得无迹可寻，就算找到了当事人，却完全无助于破解当年之谜。
我摇了摇头，深有无处下手之感。我从包里拿出杨铁画着鬼旗的纸，递给傅惜娣。
“就是这面旗吧？”
“谁说的？！不是这样子的。”却不料老太太大摇其头。
“咦，这是杨老画给我的啊，他还拍胸脯说肯定没有错的呢。”
“切！他老糊涂了我可没糊涂，虽然我只看了一眼，但那样子到死我都忘不了。”傅惜娣说着，把纸翻过来，拿起笔画了面旗。
旗上是一个螺旋形，很容易让人看花眼的图案。
“从里到外有好多圈呢，到底有几圈不知道，我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但一定是这个形状的。”傅惜娣以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看着正反两面完全不同的图案，我无语地把纸放进了包里。照理杨铁看了旗许多次，印象会比较深，但从图案的规律性上来说，却又是傅惜娣所画更像是真的。
看来，等钟书同从巴黎回来，得让他来辨认辨认。
下午回到报社的时候，迎面就碰上了最不想看见的蓝头。
“这两天收获怎么样，稿子什么时候能出来？”他笑眯眯地对我说。
见鬼，不是才对我说什么“不用管时间”，怎么见面又问。不过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所以真是不愿意碰见他。
这回该怎么说来着？说有一面不管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律生人勿近的幽灵旗？
“采访还算顺利。”我底气有点不足，希望就此先混过去再说。
“是吗，四幢楼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搞清楚了吗？那几位老人怎么说的？”
他就不忙吗？我心里抱怨着。
“说了一些关于这四幢楼建造者的事，不过……”我犹豫了一下，该说的还得说，“当时日军飞机轰炸的时候，这两位老人都不在，所以对具体原因也不太清楚。”
“哦……”他拉长着语音，脸色也开始沉下来。
“还有一位没采访，就是钟书同，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三层楼’的老住户，前几天打电话说去巴黎还没回来。”
搬出的金字招牌果然转移了视线，蓝头眉毛一扬说：“钟书同？真没想到，你待会儿再打一次电话，他一回来就赶紧去采访。让他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谈。”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暗骂。用历史学家的角度多谈谈？谈什么呢，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那次轰炸，还是看那四幢楼？说出来似乎很有水准，细想想根本就是无所谓。
不过领导既然发了话，我回到坐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电话，拨到钟书同家。
居然他今天早上已经回来了。
虽然心里想，这么一位老人家总该给几天倒时差的休养时间吧，可嘴里还是问了出来：“明天您有空吗？”
记者的本性就是逼死人不偿命，不是这样的就不算是好记者。
老人家答应了。
上海的交通一天比一天差，钟书同的住所在市区，从地图上看比杨、傅两家都近不少，可去那两位的家里都可以坐地铁，到钟书同的住所我换了两辆公交车，一个个路口堵过去，花在路上的时间竟然是最长的。
他家的保姆把我引到客厅，见到钟老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包里那张纸拿出来，摆在他的面前。
“这上面画的旗，您认识吗？”
钟书同戴起眼镜，仔细地看了看，摇头。
我把纸翻过来，给他看另一幅。看起来傅惜娣画的是正确的。
“这……没见过这样的旗，这是什么旗？”钟书同居然反问起我来。
我一时张口结舌。原本想来个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没想到钟书同竟然不认识杨铁和傅惜娣画的旗，接下来准备好的话自然就闷在了肚子里。
脑子里转着无数个问号，但只好按部就班地向这位历史学家说明来意。
“没想到啊，过了这么多年，又重新提起这面旗啊！”钟书同叹息着。
“不过，那面旗可不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里……”
钟书同拿来一张新的白纸，画了一面旗。
第三面旗！于是我这里有了三面各不相同的旗的图案。
可它们明明该是同一面旗！
“这旗子图案我记得很清楚，可为什么杨铁和傅惜娣画给你的却是那样？”钟书同皱着眉头不解地问。
“可杨老和傅老两位也很肯定地说，他们记得很清楚，这旗子就是他们画的那个样子。我本来以为，到了您这里就知道谁的记忆是正确的，没想到……”我苦笑。
“不会是那面旗子每个人看都会不一样吧？”我心里转过这样的念头，嘴里也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
“哟，不好意思，看我扯的。”意识到面前是位学术宗师，我连忙为刚才脱口而出的奇思怪想道歉。
“不，或许你说的也有可能，那旗子本来就够不可思议的了，再多些奇怪的地方也不是没有可能。”没想到钟书同竟然会这样说。
“唉，要是我能亲眼看看那面旗就好了。不瞒您老，我原本想以‘三层楼’在日军轰炸下完好保存的奇迹入手写一篇报道，却没想到牵扯出这样一面旗来；可不管这旗是不是真有那般神奇之处，我都不能往报纸上写啊。”
钟书同微微点头：“是啊，拿一面旗在楼顶上挥几下，就吓跑了日寇的飞机，要不是我亲眼所见，哪能相信。”
“亲眼所见？”我猛地抬起头看着钟书同问，“您刚才说，您亲眼看见了？”
从杨铁、傅惜娣那里知道，拿着地契的原居民，直到一九三九年才搬进“三层楼”里住。可钟书同刚才的意思，分明是他在一九三七年的那场轰炸时，就在“三层楼”里。
钟书同也是一愣：“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我是‘三层楼’里几个最早的住客之一，不像杨铁他们三九年才搬进来。我从它们刚造好那会儿，就搬进了中间那幢楼里住，所以轰炸的时候我就在楼里。”
“我在苏老和张老那里什么都没问到，而和杨老、傅老聊的时候没提要来采访您，所以您不说我还真不知道。”
“哦，老苏也不肯说当年的事吗？那老张和钱六是更不肯说了，这两个的脾气一个比一个怪……这么说来，或许我也……”
怎么又多出个钱六，我听出钟书同话里的犹豫，忙打断他问：“钱六是谁？”
“中央‘三层楼’里的三个老住客，钱六、张轻、苏逸才。你拜访过张轻和苏逸才，怎么会不知道钱六？”钟书同反问我。
“我是从居委会那里了解情况的，可他们只向我介绍了张老和苏老，没说钱……钱老的事啊！”
“哦，我知道了，钱六的性子太过古怪，总是不见他出来，一个人住在地下室里，许多人都觉得他是个半疯子，怪不得居委会的人不向你介绍他呢。连苏老都没告诉你什么，你又怎么会从钱六那里问到什么东西呢？！”
“您说您是最老的住客之一，那其他还有谁？”
“有烟吗？儿子都不让我抽呢。”钟书同说。
我从怀里摸出“中华”。
烟头忽明忽暗，钟书同抽了几口，把长长的烟灰抖落在烟灰缸里。
我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等着他开口。
“这件事，连儿子我都没和他们说过，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至今也没想明白，他们要做什么。你既然问起，我就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可我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你要想弄清楚真相，只怕……这事在当时已经这样神秘，隔了这许多年再来追查，恐怕是难上加难了。呵呵，我人老了，好奇心却越来越强，倒真希望你能好好查一查，如果查出些什么，记得要告诉我，也不知在我老头子入土以前，能不能解开当年之谜。”
“我如有什么发现，一定第一个告诉您。”我立刻保证。
“‘三层楼’的第一批住客，除了造这四幢楼的孙家四兄弟，就是我、张轻和苏逸才了。”
我嘴一动，欲言又止。我觉得还是先多听，少发问，别打断他。
注意到我的神情，钟书同说：“哦，你是想问钱六吧？他是孙家四兄弟的家仆，而我们三个，是被四兄弟请来的。”
烟一根根地点起，青烟袅袅中，钟书同讲述起“三层楼”、孙家四兄弟，和那面幽灵旗。
一九三七年，钟书同二十七岁。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洪流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同时碰撞在一起，动荡的年代和喷薄的思想激荡出无数英才，二十七岁的年纪，对于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成名了。
钟书同彼时已经在各大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对两汉三国时代的经济民生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史学界引起广泛关注，至少在上海，他已俨然是史学界年轻一辈首屈一指的人物，包括燕京在内的许多大学已经发来邀请函，他自己也正在考虑该去哪一所学府授课。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刚过不久，钟书同在山阴路的狭小居所，接待了四位访客。
尽管这四位来客中有一位的身形魁梧得让钟书同吃了一惊，但四人都是一般的彬彬有礼，言语间极为客气。
这四个人，自然就是孙家四兄弟了。
这四兄弟说到钟书同的学问，表示极为钦佩和赞赏，更说他们四人也是历史爱好者，尤其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更是无比着迷，有许多地方，要向这位年轻大家请教，而他们更是愿意以一间宅子作为请教费，抵给钟书同。
要知道当时上海的房子，稍微好一些，没有十几根金条是抵不下来的。钟书同在山阴路居所的租金，以他的稿酬支付已经令他有些吃力，所以才想去大学教书，当时一位教授的工资，可是高得惊人。
孙家四兄弟第二次上门拜访的时候，更是连房契都带来了。钟书同虽觉得其中颇有蹊跷之处，但看这四人盛意拳拳，谈论起三国的历史，竟有时能搔到他的痒处，对他也有所启迪，再加上年轻，自信纵使发生什么也可设法解决，所以在三月的一天，终于搬出了山阴路，住进“三层楼”。
而钟书同住进中央“三层楼”的时候，张轻和苏逸才已经在了。那时苏逸才还未还俗，正如我所想的，他那时的法名就是“圆通”。
钟书同刚搬进“三层楼”，就发现其间有许多怪异之处，不仅是楼里住了圆通这么个终日不出房门的和尚，而且张轻也总是神出鬼没，时常夜晚出去，天亮方归。而他住的这幢楼四周，那些街上的平房里，居然一个居民也没有。有时他走在几条街上，看着那些虚掩着的房门，里面空空落落，不免有一种身处死城的恐慌。后来这些平房逐渐被推倒，这样的感觉反而好了许多。
不过虽然周围几条街都没有住人，但钟书同却发现时常有一些苦力打扮的人出没，他们似乎住在其他几幢“三层楼”里。这些苦力除了对这个街区的无人平房搞破坏工作外，并不见他们打算造什么。只是有一天，钟书同要坐火车去杭州，早上五点不到就提着行李出门，远远见到那些苦力把一手推车一手推车的东西从东边的“三层楼”里推出来。天色还没亮，隔得远，他看了几眼，也没看出那车上是什么东西。
四兄弟还是时常到他屋里来坐坐，和他谈论三国时期的种种掌故。对于这周围的情况，钟书同试探了几次，四兄弟总是避而不答。到后来他也明白这是一个忌讳，住了人家的房子，若还这样不识相的话，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一日里对着周围的空屋一阵惧怕后，钟书同就放弃了追根究底的盘问。
可是和四兄弟谈话次数越多，谈得越深入，钟书同沮丧的情绪就越来越厉害。因为四兄弟关于三国的问题实在太多，而他能回答得上来的又实在太少，如果仅仅是这样，他也有理由为自己辩解：一个历史学家再怎么博学，毕竟不可能逆转时间回到过去，所以哪怕是专攻某个时代，对这个时代的了解，特别是细节局部的了解，终归是有限的。然而让钟书同郁闷的是，谈话谈到后来，有时四兄弟中的某人问出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发问之人，却反过来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偏偏这推测又十分合理，有了答案再行反推，一切都顺理成章。当这样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四兄弟和钟书同的谈话次数却越来越少。钟书同隐约觉得，这四人已经开始对自己失望，言语间虽然还算礼貌，但已没有了一开始的尊敬。
这样的转变，对于钟书同这样一个自负甚高的年轻学者而言，可说是极大的侮辱，偏偏钟书同又无力反击，因为他的确是无法回答那些具细入微的问题，而孙家四兄弟告诉他的许多事，在他事后的考证中，却越来越显其正确。
是以在此后的岁月中，钟书同想尽了一切方法去钻研那段历史，用传统的研究方法走到死胡同，他就创造新的研究方法，以求取得新的突破。可以说他今日声望之隆，有大半得益于当年孙氏四人对他的刺激。只不过当他恢复了自信之后，孙氏四兄弟却早已不在了。
等到八一三事变之前，孙氏四兄弟已经十天半月都不往钟书同房里跑一次，但都住在一幢楼里，所以时常还是可以见到。他们暗中所进行的计划，仿佛已经接近成功，因为四人脸上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兴奋，也一天比一天急切。
只是在这样的时候，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轰炸也随之来临。
那日，尖厉的防空警报响起来的时候，钟书同就在屋子里，他听见屋外走道里孙辉祖的声音，孙辉祖就是孙家的老三。
“见鬼，只差一点儿了，怎么日寇飞机现在来？”孙辉祖的嗓门本就极为洪亮，情急之下，这声音在防空警报的呼啸声中，仍是穿过钟书同关着的房门，钻进他的耳朵里。
钟书同这时心里自然十分慌乱，人在恐慌的时候，就会希望多一些人聚在一起，虽然于事无补，但心里会有些依托，所以听见孙辉祖的声音，忙跑去开门。
开门的前一刻，他听见另一人说：“嘿，没办法，再把那旗子拿出来试试，看看能不能赶走日寇。”
钟书同打开门，见到过道里站着孙家老大孙耀祖，而楼梯处冬冬冬的声音急促远去，孙辉祖已经奔下楼去。
在那之前，钟书同并没有见过这面旗，可这四周的居民虽然全都已经搬走，但圈子外见过旗子的居民还是大有人在。这样一面旗子，早已经传得神乎其神，钟书同有时去买些日常用品，常常听人说起。
钟书同原本自然是不信，可在这样的时候，日军飞机炸弹威胁之下，猛地听孙家兄弟提起这面旗，顿时想起了传言中这旗的种种可怖之处，此时却仿佛变成了能救命的一线希望。
“那旗，那旗有用吗？”钟书同问。
“试试吧。”孙耀祖沉着脸道。看来他心里当时也并无把握。
说话间，楼梯上已经脚步声大作，孙辉祖当先大步冲了上来，后面孙家老二孙怀祖，老四孙念祖也跟着跑了上来，后面是张轻和钱六，而圆通却不见身影。钟书同早已听说这圆通尽管年轻，但于佛法上却有极深的修持，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仍能稳坐在屋内念经，不像旁人这样忙乱。
孙辉祖的手里捧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木匣，而钱六则拖了根长长的竹竿上来。
孙辉祖并不停留，直接跑上了通向天台的窄梯，几步跨了上去，一拳就把盖着出口的方形厚木移门击飞，率先钻了上去，接着诸人也跟在他后面钻到了天台上。
钟书同站到天台上的时候，远方空中，日军的机群已经黑沉沉地逼来。
孙辉祖飞快地打开木匣，接过钱六递上来的竹竿，把旗固定好，不远处烟火四起，轰雷般的炸响不断冲击着耳膜，日寇的炸弹已经落下来了。
孙辉祖高举着大旗，一挥，再挥。
这是钟书同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这面旗。
刹那间，钟书同的慌乱消失了，日军飞机依然在头顶发出刺耳的呼啸，炸弹也不断地落在这座城市里，可钟书同的心里却热血沸腾，充满着战斗的信念，如果此时有日军的步兵进攻，只怕他会第一个跳出去同他们肉搏，因为他知道，那面旗会保护他。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内心感受，那面旗似乎在一瞬间把大量的勇气注入到他的心中。钟书同实在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周围的百姓在向他说起这面旗时，人人都是满脸的惊恐。
钟书同向天上望去，日军飞机飞得很低，他甚至能看见机身上的日本国旗图案。最前面的三架飞机，已经快飞到“三层楼”的上空。
孙辉祖手里的旗舞得更急了，大旗迎风展开，猎猎作响。
相信日本飞行员在这个高度，可以清楚地瞧见这个在楼顶上挥着大旗的魁梧巨汉。
几乎是同时，三架日军轰炸机机身抖动了一下，跌跌撞撞开始向下，险些就要坠毁，千钧一发之际才一一拉起机身。这一落一起之间，已掠过“三层楼”的上空。
而后面的日军飞机，也纷纷避了开去，这在钟书同眼中能给予信念和勇气的大旗，在那些飞行员的眼中，竟似乎是一头要择人而噬的凶兽！
我只听得目瞪口呆，尽管心里早已有所猜测，但听钟书同这当事人细细讲来，还是有令人震惊的效果。
“三层楼”得以保全，竟然真的只是因为那面幽灵旗。
而钟书同看到幽灵旗时的内心感受，几乎和杨铁那次靠近幽灵旗后的感觉如出一辙。其间显然有所关联。或许这旗对人心理上的影响，和距离有关，离得远了，就会产生恐惧，而离得近了则产生勇气。那些日军飞行员离幽灵旗的距离，当然是不够近了。
只是那旗究竟为何会具有如此的力量？
那日过后，旗子又被收起来。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上海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钟书同基本上就在“三层楼”里活动，很少外出。九月初的一个半夜里，钟书同被一阵声响惊醒，那些日子他都睡不好，常常被枪炮声吵醒，入睡都极浅，但那一次却不是枪炮声，而是急促的上楼声，然后是砰的一声关房门的巨响。
接下来三天，张轻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都不见，钟书同猜测那天晚上的声音就是张轻发出来的。到第四天张轻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一张脸惨白得吓人，原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也黯淡了许多。
而孙氏四兄弟因为一直行踪不定，所以又过了几天，钟书同才发现，已经好多天没见着这四个人了，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孙家四人。
烟灰缸里已经挤满了烟蒂，我的烟盒也空了。
“好了，我所能记起来的，已经都告诉你了。当年我几乎没能给孙家四兄弟什么帮助，相信张轻和圆通也是他们请来有所图的，对他们所秘密进行的计划，这两个人要比我介入得多，如果你能从他们口中问出些什么，会对当年的事有更多的了解。”
“呃，还有一件事……”我犹豫了一下，提了个不情之请出来。
“哈哈，随你吧，反正我是不会说什么的。”大学者笑着说。
深藏在地下的秘密
回到报社，我就洋洋洒洒写了篇稿子出来，把“三层楼”的历史详细地讲述了一遍。当然实情被我改头换面，将孙家四兄弟写成了一个旗子收集者，总是扛着收到的旗在街上走，而大学者钟书同则亲眼见到，貌似外国人的孙氏兄弟在日军来的时候，站到顶楼上，随便取了一面旗挥舞着，而日本飞机以为下面是外国人在挥外国国旗，就避开不炸，于是“三层楼”传奇性地保存至今。
因为要避开许多不能提及的地方，所以这篇报道我写得颇放不开手脚，好在“三层楼”传奇保存这件事本身就有相当的可读性，所以这篇稿子还算能看看。不过一定没达到蓝头心中的期望值，他所说的奖励云云，就没听到他再提过。
钟老已经答应不会拆穿我，而我也不太担心杨铁这样的知情老人会跳出来说我造假新闻。要是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第一个拦住他们的只怕就是他们的子女。相信随便哪个正常人，都会对他们所说的不屑一顾，而相信我报道中所写的更接近真相。
还会有幽灵旗这种东西？说出去谁信？
蓝头交给的任务算是应付过去了，但对“三层楼”的调查却刚开始。不单单是对钟老的承诺，更因为我的好奇心一旦被勾引上来，不把事情弄个清楚明白，是没那么容易罢休的。
所以，我决定在报道出来的当天下午，再去一次中央“三层楼”，拜访一下那个半疯不疯的钱六。尽管钟书同说我不可能问出什么，但只要有得到线索的可能，我都不会轻轻放过。
本来想上午就去的，但晚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她信佛，最近我爸和她身体都不太好，希望我能到龙华寺为他们俩上炷香。
在大雄宝殿外点了香，进到殿内的如来像前拜过。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既然代母亲来上香，许愿时当然也恭恭敬敬诚心诚意。
出寺的时候，在前院里见到一个人，稍稍愣了一下。他已经笑着招呼我。
“那多。”
我本来无意叨扰这位年轻的龙华寺住持，没想到正好碰见了。
“来了就到我那儿喝杯清茶吧。”明慧笑着说。
他把我引到方丈室边的会客静室，这间亮堂的屋子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
和明慧认识其实也是工作原因。我虽然一直说自己是个没有条线的记者，但其实还是有一根条线的，那就是宗教局。但这条线有了和没有一个样，由于报纸对于宗教方面较为谨慎，所以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几条来自于宗教局的新闻，就算有也是经宣传部审了又审的统发稿，照抄上去就是了。但我接这条线之初，还是老老实实把这条线上各处都一一拜访过，除了和宗教局的领导们照个面外，就是上海的各大寺庙教堂的当家人。明慧就是那时认识的，我们相当谈得来，所以之后又有过一些交往，有时经过龙华寺，也会来坐坐。一般的大教堂大寺庙，本来四十岁以下是很难做到当家人这个位置的，但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势。不过像明慧这样三十五岁就成为大寺的住持，还是不多见。
“知道你忙，所以本来没想找你。”我说的是实话，这么个大寺的住持，要操心的事情千头万绪，别说喝茶了，我看就算是静下心研究佛法都不会有太多时间。
明慧笑了：“就是因为没时间，所以看见你，就有理由可以停下来喝杯茶了。不过，说我忙，我看是你正好有事忙，所以才没心思找我喝茶吧？”
我笑了，他说的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