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兴衰
　　本书论述的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系统以来，五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联盟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溯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但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本书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地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也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上看，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这里提出的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细分析，但也可概述如下：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帆动力远洋炮舰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一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舰队。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消了。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第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查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是如此。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的障碍很少，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就使欧洲社会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
　　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争当霸主”的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使地盘扩展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支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资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一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斗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联盟反对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由于到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在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争斗中的命运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了1815年，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的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和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协调的欧洲”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这个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的全球强国发展到顶峰，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在某种程度上的克里米亚战争，尤其是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和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系统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了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怕相形见绌；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便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十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三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国家的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现在，英国确实已经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的50年的主要发展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可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牺牲。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国际体制与基本的经济现实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五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了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t）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俄国也正在迅速发展成为工业超级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如应付德国和日本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要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跌宕起伏，却肯定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1914—1918年战争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做到的一点是，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似乎又得到了加强。这说明，目前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期，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这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五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平时与战时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国之间的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但是，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对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十分感兴趣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也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盛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最近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任何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但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它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致使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是否受可测量的“力量/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时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因此，它决不会由于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经济繁荣时期多得多。爱德华统治时，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期时多得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目前，美国和苏联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以后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18世纪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荷兰“联合省”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意见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微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有道理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空白。
　　出版说明
　　《大国的兴衰》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撰写的《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学术巨著。自1987年问世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我国求实出版社1988年首次引进《大国的兴衰》中文版。其间，书稿翻译由陈景彪组织，军事科学院外军部、中国社科院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外交学院的研究员合作进行。为了保存学术资料，以及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回顾，对未来作出更具责任感和科学准确的预测，时隔十七载，我们期与国内读者重温这部经典著作。
　　此次再版，根据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为底本进行校对。译者重新做了全面修订，更正了原译文中一些纰漏，并新增了若干注释。因本书撰成于20世纪80年代，作者视线难免具有时代局限性。书中使用的“苏联”“南朝鲜”等表述，以及一些观点和判断已经不符合当下的历史情境，如第八章第五节《矛盾重重的苏联》。为了保持著作的原貌，我们未予改动，在此略向读者说明。
　　作者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尚存有曲解。我们不认同作者在《大国的兴衰》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实践的偏激立场，因此做了一定的删节，但书中一定仍有许多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以批判和独立思考的态度阅读此书。
　　作为出版者，我们盼望读者惠予指正。如果您阅读本书有何感想，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我们。（邮箱：icpc@95777t）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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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荣膺迪尔沃恩称号。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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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大国的兴衰》
　　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中国能否在21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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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推荐序:最后的大国
　　王之明　博士
　　保罗·肯尼迪的这本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他认为：第一，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目前（1988年）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第二，就五国而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也开始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向。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第三，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这个战略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来竭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最后，保罗·肯尼迪强调说，尽管中国此刻正压缩军备开支，但它无意于将来仍然在战略上“无足轻重”；相反，中国越是以柯尔培尔式的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越是意味着要搞军备扩张基础上的强权政治。“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一、大国的涵义
　　学者对于大国的定义，虽然说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指向普通大国。譬如《管子》一书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当代中国学者也认为：“大国一般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与小国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强、战争潜力雄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有利于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学者山本宣吉说：“大国从其意义上来说，是只考虑本国目的（比如经济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采用某些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他强调的是大国具有制定和执行独立经济政策的能力。“‘大国’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本身的行动、政策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而小国则只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成为大国的附庸。
　　另一类指向霸权大国、统治大国或者说领导大国。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根据英国学者怀特的定义，“统治大国”是“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当今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排在它后面二十个国家的总和，当然够得上怀特所谓“统治大国”的标准。乔治·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大国是世界的主导经济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连接点。世界大国主导经济不仅规模（GN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NP）高，而且意味着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分生产旺盛，并能积极参加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额财力。在制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起决定作用。［1］莫德尔斯基所讲的世界大国与怀特所讲的“统治大国”具有同样的含义，也可以称之为世界领导大国。本文所要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主要不是指普通大国，而是指世界领导大国。
　　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时期的区域性大国。公元纪年开端的时候，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分别是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二者之间是过去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几个继承者。公元1500年前后的非西方世界，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各个“权力中心”包括：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
　　明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根据《万历明会典》，朝贡国分类如下：“东南夷”（上）包括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18国，“东南夷”（下）包括苏禄国、满剌加、锡兰等44国，“北狄”包括鞑靼部的8个部分，“东北夷”包括女真部的2个部分，“西戎”（上）包括西域38国在内的58国，西戎（下）包括吐蕃部14国。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说法，中国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2］东亚“朝贡体系”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
　　西方世界兴起后，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但后来降为二流国家。与此同时，五个主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却逐渐崭露头角，控制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其中穿插着各种迅速变化的结盟。
　　工业革命后，随着轮船、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和电报、无线电等通讯工具的发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速，一些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都是来自欧洲。到19、20世纪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清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190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联合出兵中国，占领北京。这八个国家可以算是当时的世界大国。
　　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局导致大国格局的变化。几个欧洲国家一直保持着大国的交椅，但总的变化趋势是权力逐渐向非欧洲国家转移。一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了；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德国和苏联一签订秘密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由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成为“增常”候补国，这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大国格局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印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核国家和远程导弹国家，而且正在迅速发展“深蓝”海军。它在厄瓜多尔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它的软件和低端信息服务正在进军全球市场。巴西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新候补者，不仅因为它是世界面积和人口的第五名，它能够与中国合作生产支线飞机抢占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更因为它是潜在的“世界粮仓”，同时亚马逊河流域又是“世界之肺”，对于今后全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关系巨大。到本世纪下半叶，任何单一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被印度、巴西、日本、俄罗斯抛在后面，只有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
　　世界领导国与最后的大国
　　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只有像苏联那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巨无霸国家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在核时代，世界领导国所增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核霸权与空间霸权。到了信息时代，拥有信息霸权自然成为世界领导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的世界领导国是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时期的1860年前后，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的40%-50%或者欧洲的55%-60%；其人均工业化水平是法国和美国的3倍，是中国和印度的15倍和20倍。英国始终保持着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强大海军，而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基本上相当于除其自身外的世界其他海军实力的总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三分之一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伦敦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
　　根据保罗·肯尼迪的看法，20世纪的基调是“两极世界”，也就是说有两个世界领导国。虽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了英国，但20世纪初的世界领导国仍然是英国一家。作为一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国发起建立的，但它迫于国内压力而把其主导权又交还给了英国。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的日内瓦海军会议上，美国想把华盛顿会议规定的5∶5∶3的比例运用于辅助舰只，英国坚决反对，它要保持一支在总吨位上仍然超过美国的英国舰队。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国再次召开海军会议，最后于4月22日签署了《伦敦海军公约》，规定英美日3国的战列舰比例5∶5∶3；驱逐舰的比例为5∶5∶3.5；在潜水艇方面则完全平等。英国最终同意美国海军与自己平起平坐，是对双头领导格局的无奈的承认。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三巨头会议”中的尴尬地位是英国霸权陨落的标志。战后的世界领导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将两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反导系统限定在一个大致相等的水平，这可以说是对“两极世界”的一种法律确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可以相互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极世界”的冷战格局——辅之以边缘地带的局部热战，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自身解体，其前盟国陆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从现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国将是唯一的世界领导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下半叶，谁会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是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在西方，康德、马克思、威尔逊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愿景的代言人。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曾表达过对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3］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
　　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但谁也说不好究竟会在哪年哪月实现这一愿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人们无法否认和拒绝的现实，总的来说它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平衡和制约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机制。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所以说，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行规范和制约，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快慢不同，“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们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二、大国悲喜剧
　　所谓“大国的悲剧”，主要不是说几乎所有的区域性和全球性“霸权国家”最终都会失去霸权（美国是否也会如此尚待观察），而是说所有向世界领导国挑战的新兴大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所谓“大国的喜剧”，是指作为先前世界领导国的追随者和主要伙伴，则有机会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中国作为21世纪的新兴大国，应当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基辛格提出两个国际政治研究的模式：第一个是稳定性体系，第二个是革命性体系。基辛格说，取得稳定并非产生于对和平的追求，而是产生于普遍接受的合法性。稳定型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国家行为者都对外交政策的手段与目标持有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奠定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基础。假如某个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强烈不满，力图改变现状，这种秩序便是革命型的，当国内的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合法性概念差异甚大时，政治家们虽然仍能举行会晤，但由于他们已经失去共同语言，其争论已不再是涉及如何在被接受的体制内调解分歧，而是涉及到这一体制本身是否仍然有效。［5］在国际体系中扮演革命者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当世界革命的狂热鼓吹者托洛茨基担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时，由于苏俄国家自身尚未巩固，当时并不真正具有在国际体系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实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把俄罗斯国家利益置于第三国际世界革命意识形态之上的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者后，却和希特勒联手充当了凡尔赛体制的颠覆者。
　　在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是既有世界秩序的三个主要挑战者，也是失败者。
　　德国与美国不同，当它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依靠强大陆军打破欧洲均势，建立说一不二、不容英国插手的独霸地位。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前期还有俄国）的联合力量打败后，德国的军人、政客、知识分子和民众普遍不能接受强加给德国的凡尔赛条约，最终导致希特勒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再次成为挑战世界秩序的失败者。
　　两次大战间的世界秩序可以称作“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德国主要挑战其中的凡尔赛体系，日本则是挑战其中的华盛顿体系。日本明治维新后，首先要挑战的是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华秩序”。它通过甲午之战打败了清帝国，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首要的障碍。但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它在中国取得独占地位，先是“三国干涉还辽”，即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于1895年4月23日分别向日本政府递交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劝告”日本放弃它根据《马关条约》所得到的辽东半岛，日本政府不得不同意“放弃对辽东半岛之永久占领”，条件是向中国增索赔款三千万两。然后就是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会议的两个主要文件都是针对日本的，“九国公约”（全称为《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行政自主与门户开放，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五国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把日本钉死在二等海军强国的位置。东亚和太平洋区域在英美双头领导格局中是属于美国的管辖范围，日本打破华盛顿体系的限制，逐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就是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权——日本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白种人的霸权”，建立“东亚新秩序”——所以当美国动真格的，以石油禁运惩罚日本侵华时，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此前，日本在西方列强不干预的情况下打败了清帝国，在缔结“日英同盟”的情况下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又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而这一次它联合其他挑战者（德国、意大利），颠覆既定的世界秩序，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把前面几次战争的战利品（台湾、朝鲜、旅顺、南满铁路、太平洋岛屿）也统统赔了出来。
　　斯坦利·霍夫曼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中认为，在二战后的全球范围内，有三个秩序结构：（一）审时度势的秩序，这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逐渐形成和发展了的博弈规则；（二）联合国；（三）经济秩序，包括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6］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雅尔塔体制、敦巴顿橡胶园体制（联合国宪章草案是由美英苏三国代表和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胶园举行会议拟定的）和布雷顿森林体制。雅尔塔体制是军事实力的直接反映，苏联只是在这个范围内取得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联合国范围内，苏联早期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只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少数几个伙伴。在经济领域中，美元是硬通货，在苏联阵营中同样是香饽饽，而卢布是软通货，只能作为经互惠国家的结算货币。因此严格地说，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并非“双头领导格局”，而只是核毁灭前景下并不对称的恐怖平衡；苏联也不具有世界领导国的心态，而是继续扮演其挑战者、革命者的角色。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不可少的。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领域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7］他实际上已经预言了苏联的最后失败——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经济需求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仅靠增加核导弹、核潜艇、航空母舰和坦克的数量，是不足以保持世界领导权的。
　　乔治·莫德尔斯基的近现代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将世界领导者与挑战者关系的研究从一个世纪延伸到五个世纪。该理论认为：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中先后出现过四个领导者，即占有压倒性的洲际“权势投射能力”并多少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的国家，它们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另一方面，在这五个世纪里与世界领导者对应，先后出现过若干力图夺取世界头号权势地位并且改变国际体制基本规范的挑战者，它们是16世纪的西班牙，17世纪的路易十四法国，18和19世纪之交的拿破仑法国，20世纪的威廉二世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莫德尔斯基从上述世界“领导者—挑战者”的历史图式中总结出三条规律性的东西：第一，近500年来的“挑战者”统统失败了。第二，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的国家，统统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主要伙伴，而领导地位的交替无不是正在衰落的领导者最终将此地位“禅让”给它的主要合作者。第三，挑战者的合作者一般将随挑战者的失败而遭遇厄运，而世界领导者的伙伴尽管会由于自己的从属地位受损，但同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得到领导者的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甚或有机会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导者，并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革国际体制。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们是以局部的、暂时的代价换取更广泛、更经久的利益。［8］
　　领导权的禅让
　　世界领导权的和平禅让，历史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20世纪从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转移。美国究竟采取了哪些战略，使自己顺利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国？时殷弘在总结了美国的历史经验后，提出了可供中国参考的三大战略：自助、不出头、搭车。［9］
　　“第一是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所谓‘自助’（self-help），亦即从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大前提出发，依靠自身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努力来保障安全、独立与强大，特别是依靠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联合其他受到同类外部威胁，争取造就或维持足以扶弱抑强的国际均势。”所谓“自助”，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10］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受任何事情的干扰，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改革和建设，稳步增加综合国力。
　　“第二是所谓‘不出头’（hiding），它例如体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之中，近几年来我国的‘韬光养晦’外交也含有这个意思。”1982年6月29日邓小平会见马耳他总理明托夫时，明托夫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邓小平说：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到1990年，邓小平旧话重提：“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11］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出头的做法应当成为中国的榜样。美国在19世纪末已经具有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实力，但它不出头。美国参战是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关键，威尔逊总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设计者，但美国人民还是决定不出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国还是大规模地削减了军事力量，从世界各地（包括欧洲、中国、朝鲜）收缩回撤。只是在苏联大肆扩张，欧洲落下铁幕，西柏林遭围困，希腊、土耳其、伊朗濒危，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才义无返顾地出头了。
　　“第三是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迟至近年才由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予以理论探究的‘搭车’（bandwagoning）战略。这一战略是从国际权势分布的等级结构出发，以减小自己的某些行动自由为代价，与一流大国及其国际体制合作，争取其支持、保护或其他实惠，同时减少甚或消除来自该大国及其国际体制的威胁。”“搭车”就意味着不能“拆台”，不能再像毛泽东那样热烈地期待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中国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秩序”，即类似于雅尔塔体制的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相称的大国间（主要是中美间）的“博弈规则”，消除由于无法预计中国未来的行为方式而产生的“中国威胁论”；同时应当全面地参与和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敦巴顿橡胶园体制和布雷顿森林体制。G8组织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中国不应当拒绝。中国还要争取像韩国一样成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为了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不在劣势资源上追加无效率或低效率的投入，中国今后需要逐步把粮食和其他农林产品的自给率降下来，把能源和矿产品的进口依赖率提上去。届时，中国的外交心态将会接近现在的日本与韩国，把保障中东、中亚石油天然气产地和国际航道、管道途经国的和平与稳定作为外交的主要任务。
　　21世纪已经不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世界秩序和世界霸权更多的是一种“公共财”而不是世界领导国攫取一己私利的工具。世界警察和普通警察一样，既要奉公守法，工资也不比别人拿得多，还要面对更多的安全风险。当今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世界大家庭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既要用你，又要骂你，还不许你拍屁股走人。即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美国，也不要急于当“老大”，因为人均国民收入还差得远呢，拒绝的理由很充分。即使老的世界领导国将来主动请中国出山，就像当年的英国请美国参加一战和二战，现在的美国请日本海外出兵及担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少也要等到“三顾茅庐”之后再做定夺。 　　
三、大国的复兴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根据保罗·肯尼迪引用的贝罗克的数据，在1800年的世界工业生产中，中国占三分之一的份额。根据麦迪森的研究，在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占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12］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谷底与波峰
　　中国的复兴，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样，将来的一个世纪也会是这样。在20世纪的中国复兴出现过三波浪潮，现在仍处于第三波浪潮的上升阶段。相应地，便有三个谷底——1900年、1933年、1976年，和两个波峰——1922年、1945年。
　　1900年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年。从1895年《马关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中国割地、赔款、谢罪、允许外国军队在首都驻扎，朝野上下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降到最低点，“亡国、灭种、灭教”成为一种普遍的忧患。
　　忧患促振作。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变法”上谕，表示要更法令、破锢习、求振作、议更张，实行“新政”。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预备立宪诏”。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又称《九年筹备清单》）。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一年后在近代以来首次成为战胜国。1922年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自主，日本交还威海卫租借地并撤出山东，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一战结束前后的几年，中国现代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外蒙古也由独立改回到自治。这是第一波浪潮的高峰。
　　由于美国不参加国际联盟，“英国再也不肯充当‘世界警察’”（博纳·劳语），［1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很快便失去了作用。苏俄、日本积极插手中国事务，煽动、支持内战和武装割据，并对中国新疆和东北进行赤裸裸的侵略。到1933年，中国再一次落入谷底。这一年元旦，日本关东军在一手炮制了“满洲国”之后，开始进犯山海关。3月初，日军侵占热河，并继续进犯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5月下旬，日军突破滦河，攻陷冀东22县，直接威胁平津。与此同时，在中国南方还有两个打出旗号的独立政权——福建的“中华共和国”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没有打出旗号的割据当局——以胡汉民为首的“新国民党”所领导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此外，在西南、西北和华北各省，还有一些中央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的地方军阀。在蒋记国民党内部，“力行社—复兴社”与CC系争权夺利，闹得乌烟瘴气，法西斯主义日益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受到当时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多元化的学术、教育、文化开始受到官方强制推行的“党义”和“党化教育”的摧残。
　　复兴的第二次高潮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到来。1936年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中国各党各派团结的黏合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国作为ABCD（美国、英国、中国、荷兰）联盟成员，与日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争。1943年，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在罗斯福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中是“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说得很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14］日本投降后，中国收复了东北和台湾。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15］建立赫尔所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的机会转瞬即逝，中美在朝鲜半岛刀兵相见后，日本作为美国的新伙伴趁机再次崛起。
　　我们把1976年定为20世纪的第三个谷底。日本的军力和现代工业生产能力虽然早就领先于中国，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一直没有赶上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8倍；中国内战刚刚结束的1950年，中国的GDP是日本的1.7倍；但是到了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关系颠倒了过来，日本的GDP达到了中国的1.14倍。日本的GDP超过中国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达到最高潮的1968年，到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效的1983年，中国的GDP重新超过了日本。［16］低谷不仅体现在在中日GDP总量对比中，也体现在大陆台湾人均GDP对比中。从1820年共同的起点出发，到1992年，台湾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缩小了近一倍，大陆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领先国家的差距扩大了一倍多。主要原因是在1950年至1992年间，台湾与大陆人均GDP水平的差距扩大了2.5倍，如果截止到1976年，差距就会更大。
　　顾准生前曾向吴敬琏预言中国的“神武景气”。他去世不久，这一景气就来临了。从1978年算起，中国复兴的第三个上升期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远远超过了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的上升期。
　　一个世纪的历史总成绩
　　大国的复兴，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事，但是中国就做到了。因此，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1922年的时候，梁启超就说过：“我们这十岁大的中华民国，虽然目前像是多灾多难，但他的禀赋原来是很雄厚的，他的环境又不是和他不适，他这几年来的发育已经可观，难道还怕他会养不活不成，养活成了还怕没有出息吗？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17］
　　在20世纪初，世界上有五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庞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经历了两起两落，最终瓦解为近20个主权国家，现在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排名已经落后于韩国。奥匈帝国也已经瓦解为好些个国家，其中有的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后来还经历了再度分裂。昔日雄踞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垮得更彻底，残留的土耳其国已经退缩在小亚细亚半岛上，在欧洲只保留了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印度文化源远流长，而19世纪的印度帝国则是英国殖民化的产物，随着殖民者的撤出，印度帝国立刻分崩离析，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信奉佛教的锡兰（斯里兰卡）各自立国，东巴后来又与西巴分家，成立了孟加拉国。一个世纪后，中国是上述帝国中唯一保持原有疆域基本完整的国家。
　　当代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众多高素质的人口，辽阔广袤的疆域，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实力，以及所谓的“软权力”。
　　梁启超说：“我国民能担历尔许艰瘁，自扩大其民族而完成之，就事业本身论，其为一种大成功，固甚易明。究竟此种事业，在人类史上有价值否耶？质言之，对于人类全体进化之贡献，能认为一种成功否耶？吾敢直答曰：然也。人类进化大势，皆由分而趋合，我国民已将全人类四分之一合为一体，为将来大同世界预筑一极强之基础，其价值一也。凡大事业必由大国民创造，取精用宏，理有固然，征诸史迹，未始或忒。我国民植基既广厚，将来发摅必洪大，其价值二也。”［18］在20世纪，中国首先扭转了人口增长停滞不前的局面，然后又实现了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目标，从而处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口态势：既能享有人口众多带来的好处，又能享有人口增长模式从高增长向零增长转换带来的好处。1997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为56%，这在国际标准中是非常高的，它反映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和相对低比例的孩子与老人（发达国家一般老龄人口比例偏高，发展中国家一般儿童比例偏高），呈极有利于经济迅速增长型结构。人口学家预测，中国15—59岁人口增加的趋势会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年代。［19］
　　富有潜力的大国必须是洲际性的大陆国家，例如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而不能是大陆边缘性国家和岛屿国家，例如法国、英国和日本。现在中国的陆地领土面积在世界上坐三望二（由于存在魁北克独立的可能性，届时加拿大将会失去世界第二领土大国的座位），而且大大缩小了与世界第一的差距（俄罗斯联邦比前苏联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对于中国在20世纪基本保全了疆域的完整并收回了上个世纪割让的部分失地——台湾、旅顺、香港、澳门——这一历史性成绩，中国人自己以往没能给予足够的评价。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在20世纪能够取得如此成绩的国家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少见的。英国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海外殖民帝国，连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也不得不改成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丢掉了很大一部分领土，日本仍在为收复北方四岛而奔波。其次，中国不同于日本、朝鲜，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国家，汉、唐、元帝国全盛时期疆域虽然达到过西域、蒙古和新疆，但持续的统治时间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中国现在的疆域是清朝奠定的基础，然而满清对西域、蒙古和新疆的统治方式不同于对汉族地区的统治方式。这些地方归理藩院管辖，但理藩院还负责处理周边其他属国的事务，因此，中国对汉族地区和中国东北以外地方的领土主权尚未完全确立。进入民国以后，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外交和军事努力，中国政府才将清帝国绝大部分的疆域最终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新中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外患内乱连绵不断，正正经经发展经济的年头并不是很多。一战期间及二十年代初有几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有几年，被称为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49年以后的七八年大陆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不错，随后就被“大跃进”和“文革”打断。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态势最好的一个时期。只要坚持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方向，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还可能持续很多年。
　　柯伟林说：“先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东西洋最新式警察训练的受益者——如果‘受益者’是个妥当的词。”“商保格最近通过‘把军人召回来’而重新解读中国政治史的成就证明了：内部或外部的安全问题总是中共的政治议程的首选；军人政治家如何以‘兼职’在中共党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政中起到核心作用；军方的价值观念如何从众多观念中挤出来而成为政治运动的源泉；经济的优先项目又是怎样在国防战略基础上制订。所有这些亦完全适用于国民党政权，它将一个我所称之为‘民族安全的国政’遗赠给共产党人，包括一个首先是为国防的庞大国有工业部门和军事—经济一体化力量的创造性。”［20］在20世纪，军事现代化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领头羊。
　　一个世纪以前，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及其所代表的古希腊科学成就在中国还很少有人能够鉴赏领会，近代科学革命的最新成果更几乎完全没有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视野。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科技体系，培养了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也取得了一批达到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
　　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美国力量变化了的特性》一书中是这样界定软权力的：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即“罗致行为能力”。一般来讲，软权力发挥作用依靠的是说服别人跟进、效仿或者使其同意遵守由拥有巨大的软力量的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李光耀指出：在当今时代，软功夫即文化影响力，在国际事务中变得与硬功夫同等重要。软功夫只有在其他国家羡慕并想赶超那个国家文明的某些方面时才能获得。而在其他国家这样做之前，该国的文明必须首先被视为优越，它还必须是开放的，乐于接纳而慷慨大方，使人们容易接触其中的知识和文化。［21］在前现代的一千几百年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固然是靠硬实力，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靠软权力即优越文明的吸引力。进入20世纪后，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削弱了，但并没有马上消失，尽管日本企图以“皇道乐土”的理念来构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但它在硬实力方面的优势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传统具有的以及新近获得的软权力。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对于周边国家具有道义上的感召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与中国处于类似境遇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在朝鲜和越南，都有以中国国民党为楷模建立起来并受其指导和援助的政党。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斯大林曾同意让中共多关照一下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也就是说，将其划为中共的势力范围。一度在东南亚各国颇有影响的共产党，华人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都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理论来源和后勤基地。朝鲜、越南、日本的共产党，也曾在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中站在中共一方。在全球风云激荡的60年代，毛主义的影响力更远播至欧美国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国家。
　　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如何恢复和扩大中国的软权力，是中国要成为最后的大国有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四、21世纪的中国
　　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甚至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复古”、“崇儒”；还是继承上个世纪几代先辈的事业，继续走现代化之路；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选择。我们认为，21世纪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在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目标——竞争性民主、市场经济以及包括大众消费和福利国家的富裕社会——的基础上，还要和发达国家一起“继续现代化”。
　　我们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任务分为四个方面：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当然，许多事情将会交错进行，但大致上有一个先后次序，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工作重心与阶段性成果。
　　制度接轨：推进民主化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步入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经济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经济所有制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太大而民营经济则还不足；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还没有经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尽管如此，就制度接轨的两大任务——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而言，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前者而在后者。对于中国能否在民主化道路上顺利前进，世人大多持观望态度，还存在许多怀疑和阻力。陈晓律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之中的重中之重，就是应该使中国的发展“有法可依”，即围绕宪法做文章，使中国不仅有一部治理内政的根本大法，而且能由此确定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定位。［22］所谓“大国定位”，就是要使世人消除狐疑和忧虑——21世纪中国究竟是宪政民主大国还是军国主义大国，是国际秩序挑战者还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流砥柱？
　　时殷弘认为：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一个健全的战略是积极主动而非消极反应式的”，“除了按照世界基本潮流来确定朝什么方向改变之外，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有简明确凿的国家目标和坚定不二的政治决心。”［23］坚定地宣布民主化的目标，是中国明确“大国定位”，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二法门。
　　如果说中国加入WTO是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标志，正式批准联合国《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据此修改宪法及修订相关的宪法性法律，全面贯彻落实两个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和自由，就是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与世界接轨的象征。
　　社会转型：实现城市化
　　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追赶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上比较常用的是英格尔斯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识字人口的比重、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平均预期寿命、婴儿自然死亡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如果要从中找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1995年中国人均GNP为620美元，城市化率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间的11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42.5%；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NP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间的19个国家平均城市化率为50.8%；中国城市化水平对世界标准模型的偏差在12至21个百分点之间。［24］
　　平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率，使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最终达到70%—75%，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主题，其他的国家发展目标都要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增加8亿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只要在今后几十年中始终强劲地推动城市化，就有可能在此期间持续保持6％—10%的经济高增长率。
　　除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外，“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采取政策来直接限制大城市的发展。”［25］而中国在否定“文革”时期的极端反城市化方针后，仍然不肯放弃对大城市发展的严格控制。1980年10月和1986年12月两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上确认的中国城市发展基本方针是：“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九十年代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将上述方针修改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这一传统的思路必须改变。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收益、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就占用土地资源而言，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到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均占地是200万人以上大城市的两倍，建制镇人均占地是后者的三倍多。过度发展小城镇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的国家来说，代价非常巨大。我国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
　　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已经率先提出了新的城市发展方针：（1）合理发展大城市，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从适度扩张规模、加强基础建设、强化现代城市功能等方面入手来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2）积极培育发展中等城市，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集聚规模。重点培育现有的中等城市，提高层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3）择优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加快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从分散建设到集中建设转变。［26］
　　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应当重视大都市带或者叫都市连绵区的建设。在21世纪的中国，第一步是建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已经初步成型的都市连绵区，然后在山东济南青岛间、福建沿海以及欧亚大陆桥、长江、京广线、京九线沿线建设新的都市连绵区。为此，必须加速建设沿海、沿江以及“几纵几横”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构建未来大都市带的骨架。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一二十个千万人级的大城市，上海、北京的人口有可能突破三千万，我们应当对此预作筹划。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以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的主体，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和独特的城市风格、人文品位；防止环境污染、两极分化、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和黑社会。
　　全球运筹：迈向一体化
　　中国在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城市化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天下事。届时，中国的国际目标与价值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走向。
　　21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纪。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本世纪的世界主要矛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新、韩国等OECD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也应包括在内。拉美国家、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追随者与“搭便车”者。站在全球一体化对立面的是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和一部分独联体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未定数就是中国。
　　在发达国家自然也有反全球化的声音。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绿党领导人纳德和改革党领导人布坎南可以说是代表反全球化运动左右两翼的候选人，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加起来尚不足全体选票的5%。迄今为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最坚决的力量。本·拉登之类的极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滥杀无辜，鼓吹和实施对西方的所谓“圣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六十年代对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打倒“帝修反”，“扫除一切害人虫”）、七十年代反苏“一条线”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从热衷“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转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国际主义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义堡垒退缩。“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千万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些主张与“猫论”、“摸论”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长期动乱后的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新世纪，参与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
　　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对一体化，鼓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体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一体化，就会变成单纯的“跨国公司化”，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就出现过类似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事态，卡尔·波拉尼曾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但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约的情况下，紧接着便爆发了世界大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本来是要在国际上“少树敌”，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却与美国和OECD阵营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处于对立状态。
　　研究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战略性大思路和理论背景的支撑。中国如果想在21世纪下半叶崛起为最后的大国，就必须从大处着眼，在世界秩序、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全球联邦等方面改变旧思路，树立新观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贸、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国人逐渐感觉到，美国股市、中东油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尤其要注重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世界新秩序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而且要为全球社会建立一整套能够有效运转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以促进人员交往、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尽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参加进去，才能从内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说，中国要“学会做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能不能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任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
　　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区域——欧洲、北美和东亚，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甚至预言未来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已经建立了欧洲联盟，北美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还没有出现经济和政治的统合。本来，这种尴尬局面是不应当出现的。在一千几百年的东亚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区域体系的主导者，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都是该体系的参与者。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由于中国的迟钝、蹒跚，才给日本造成了机会，使人口仅为中国十分之一、面积仅为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日本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起飞，东亚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的格局。对于近来朝野呼应、互相激荡的反日情绪与举动，中国学界表现出冷静反思与高度警惕的态度。更有不少学者顶风而上，大胆提出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池元吉等提议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27］张蕴岭进而认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8］钱文荣、余永定、赵春明、阎学通等在“清华—环球论坛”座谈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保持论坛性质，它发挥的作用就不大，因此我们不能害怕机制化。东亚区域化谁来领导？如果中国人感到自己实力不够，不想当头，又不放心让日本人当头，解决方法是把韩国人拉进来，模仿欧洲“法德英三驾马车”模式，形成“中日韩三驾马车”，可以轮流坐庄。［29］首先摆平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再把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包括进来就很容易了。
　　区域统合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集体安全和政治一体四个组成部分。谈到东亚政治一体化，从眼下形势看起来好像是很玄乎的事。但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或许能够给人们一些信心。在二战硝烟弥漫的1943年，后来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在提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就无和平可言。”“欧洲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30］从最初的呼吁到世纪末的欧元诞生和欧盟内部多数表决机制确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认真筹划东亚政治一体化，谁说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后看到亚盟与欧盟在欧亚大陆两端遥相呼应呢？东亚统合的实现，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和整个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与东北和东南面国家的关系，可以视为东亚文明、汉字文化圈的“家务事”，日本文明、朝鲜文明、越南文明等都是传统东亚文明的子文明、亚文明；中国与西南和西北面国家的关系，则涉及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中国与印度、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快速改善。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则处在一个岔路口，面临三种可能的选择：一是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携手，对扩张性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构成四面围堵的态势；二是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据塞缪尔·亨廷顿说，“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31］三是作为当下世界主要矛盾——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和冲突——的中间人和调解者，积极推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往。我们主张第三种选择。一方面是考虑到世界石油资源开发的两大中心——波斯湾地区和新兴的里海—中亚地区均位于伊斯兰文明地带，中国必须增进与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以保障与国防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石油安全；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国家保持友谊还关系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与民族团结。
　　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建设全球联邦，是人们可以想象的最简便、最可行的选择。根据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联合国改组的关键是从“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超国家的联邦式全球共同体”。联邦制是一种使共同体的统一和权力与各组成邦的权利相互协调的政治设计，它要求建立联邦机构并把各组成邦的部分主权向这种机构转移。在建设欧洲联盟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宪法式联邦主义与职能式联邦主义之争。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本着职能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建设全球联邦要从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妇女、儿童、粮农、海事各专门领域入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专门的国际组织进行有力度的调整，使缔约方认真履行其承担和义务，使这些组织具有更为严格的纪律规范和工作效率。本着宪法式联邦主义的精神，就应直指主权问题的核心——政治与安全领域，按照国际民主原则改造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
　　联合国大会要转变为全球联邦的雏形，首先就要改革它的表决机制。联合国大会现在实行每国一票制，不分超级大国还是弹丸岛国，形式上好像很平等，但它的决议对各国没有约束力。而安理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具有实际效能的国际组织，都是实行加权表决制。所谓加权表决制是指依据一定标准，如成员国人口、对组织贡献大小、责任大小、利害关系等因素赋予国家投票权的一种表决制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只有0.5%的投票权，而人口总数与中国相当的一批小国，却掌握了超过50%的投票权；美国长期承担联合国25%的会费，同样只有一票表决权；在这种情况下，大国当然不会同意向联合国大会“转移主权”。实行加权表决制后，联合国大会才有可能从一个国际论坛转变为类似欧洲理事会的“共同主权”的拥有者。拟议中的安理会改革，一方面是要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适当增加成员国席位，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取消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从五大国“一致通过制”改为安理会“有效多数制”。
　　实现“加权表决制”和“有效多数制”后，下一步的联合国改革必须在全球民主化的基础上进行，并且是具有“宪法式联邦主义”特征的根本性改革。首先是把现有的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全部整合到联合国的系统中；其次是由全球人民按人口比例选出类似于欧洲议会的联合国议会；再次是把联合国会费改为一种全球税收制度，并由联合国议会全权支配；第四是成立类似于欧盟委员会的联合国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立法的执行机构，其委员名额虽然要按地区与国家来分配，但已经不属于各成员国的派出代表，而是联合国秘书长那样的联合国公务员；第五是成立联合国最高法院；第六是成立联合国军和联合国警察机构；最后是正名，联合国改称世界联盟、全球联邦或者地球合众国，等等。
　　文明再造：共创新生活
　　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按名义汇率计算还是按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PowerParity，PPP）计算——无疑可以在21世纪前半叶超过美国，但人均GDP水平赶上美国，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也要等到21世纪末了。即使人均GDP超过了美国，也不等于文明水平就领先于世界了。日本人均GDP水平已经高于美国，但是目前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都陷于停滞状态，而美国则被公认为是新经济与知识社会的策源地。丹尼尔·贝尔指出：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32］
　　李慎之指出：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33］据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34］晚清以来，朝野的一个共同倾向是强调“学要有用”，而所谓“有用”意味着能够指导或至少支持当时中国面临的中外“商战”和“兵战”，用更传统的术语说也就是要落实在“送穷”和“退虏”这类“物质”层面之上。1905年，康有为自戊戌出亡游历亚欧美八年后，写出《物质救国论》这一反思性著作，贯穿全书的是一种物质富而后可文明的观念：“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不开新物质则无由比欧美文物”；当时要救国、要“富强”、甚至要“文明”，都不能不致力于其所谓“物质学”。这种趋势后来发展到“今天下竞为物质之学”（顾颉刚1915年语）的程度。［35］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对20世纪中国思想影响极深。但是这一思路过于“希慕富贵”，“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现在中国人已经普遍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因而有“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但是科学发展需要有一个人文学术的背景，人文学术的核心是哲学上的创造性思维，则尚未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如果没有哲学的突破、人文学术的繁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在21世纪仍将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而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学而后创”，先“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创新和突破。
　　认为中国可以撇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雷格、胡塞尔、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直接从孔子、老子、墨子开启出21世纪的学术新路，是一种文化自恋式的乌托邦幻想。王国维早就“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国学丛刊”序》）“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论近年之学术界》）。［36］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不首先学习、“拿来”、融会中西两学的精华，光是胡思乱想是没有丝毫用处的；跟在古人、外国人后面亦步亦趋，不开动自己的脑筋思考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也是没有出息的。西方社会现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难题，不是一切都堪称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文艺复兴后的“理性”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所谓“共同的人性”包括三个层面：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与此相对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了生态问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产生了世态问题，在个人精神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了心态问题。以往的人文学术集中关注的是人的社会性和世态问题。譬如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社会契约论，作为经济学基础的社会分工论，以及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7］正是在世态领域中，理性主义大显身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以致有福山所谓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社会的说法。
　　然而，如果生态和心态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到人类在处理世态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历史性成果。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的蔓延与恶化，势必对全球反贫困斗争与争取全球平等产生不利影响；认同政治的崛起，已经对自由民主主义和全球政治一体化提出了挑战。面对21世纪的这些全球性问题，不能坐等他人去为我们寻觅答案，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应当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共同努力，一起开创人类新生活。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但是胡适所说的再造文明的方法，是全然不错的：“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38］
　　我们确信中国人在21世纪能够为世界文明的创新与再造做出较大的贡献，不是因为相信在中国文明的元典中能够找到实现“天人合一”的密钥；甚至也不是因为如张光直所说，中国“有传统的二十四史和近年来逐渐累积的史前史这一笔庞大的本钱”，“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大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证实价值的宝贵资料”；［39］而是依据中国几千年来持续不断地克服生存危机、创造和改造文明这一富于活力的历史传统，以及接近人类全体四分之一的人口基数。贾雷德·戴蒙德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后指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40］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皆可以为舜尧，在空前未有的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开放条件下，在摆脱了专制和贫困的束缚后，十几亿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在文化创新上有突出表现。文化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如发明新材料）、社会技术创新（如有利于城市交通的基础设施）以及各种社会创新——市场创新（如租赁）、管理创新（如灵活时间工作制）、政治创新（如首脑会议）等，［41］处于最核心地位的则是人文学术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创新。
　　学术创新是不可能预先制定出多少年计划的，更遑论组织什么国家级学术创新“工程”。人们只能在保护学术自由外在环境与建立学术共同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传承，期待可能出现的突破。
　　我们虽然无法预测中国学术在未来一百年将会走过怎样的路径，但还是不禁要描绘21世纪末可能出现的理想图景：几十万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高等学府求学，世界顶尖学者竞相申请到北京、上海、香港、台北进行学术交流、开办讲座，各国政界、工商界领袖以获得中国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为莫大荣幸……21世纪中国真正强盛的标志不是航空母舰在四大洋游弋，耀武扬威，而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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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参见詹姆斯·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123—129页。
　　［6］参见金应忠等：《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408—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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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参见时殷弘：《国际政治的世纪性规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2—3页。
　　［9］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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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同上，363页。
　　［12］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13］参见肯尼斯·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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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参见刘作奎：《中国占领军没去日本》，载2002年8月19日《环球时报》。
　　［16］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根据125-132页表C—16a、C—16e计算。
　　［17］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七，10—12页。
　　［18］梁启超：《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载《饮冰室合集》，4，文集之三十六，27—28页。
　　［19］参见托马斯·G.罗斯基：《中国：充分就业前景展望》，载北京：《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92—103页；张翼：《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载1999年5月14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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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参见庞中英：《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49—51页；倪峰：《美国“软实力”策略为何得手》，载1999年6月30日《中国改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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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时殷弘等：《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态度、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4］参见张忠法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形势》，载2000年9月13日《中国经济时报》。
　　［25］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上册，二十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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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李慎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34］参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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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姚淦铭等编：《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卷，365—367页；第三卷，3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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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41］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1998年版，22页。 　　
第一部分　16世纪初期
　　正文《大国的兴衰》（第一至三章），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其余的大部分地球。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像，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就比其实力更加明显。首先它既不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自豪。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在这以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像。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笼罩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比较起来，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却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实力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一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 000万～5 500万人），有灿烂的文化，有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的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下来。
　　对于受教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不久就有大量书籍。商业和工业受到开凿运河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西班牙的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迫建造他自己的大战船队，装备发射投掷机械。14世纪初期，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 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国家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北京的朝廷。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带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 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3年以后一项皇帝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项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乎有理的战略原因。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仍未重新考虑过这个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孔子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孔子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建了中国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经常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不仅仅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国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然而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就不能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更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还是存在。
　　结果，明王朝时期的中国与400年前的宋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仅仅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满人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一个最后的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这些炉子的规模在征服者于哈斯丁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二　穆斯林世界
　　还在16世纪初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穆斯林国家在16世纪就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的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迈尔一世（1500—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穆斯林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索科托和廷巴克图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后来巴布尔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发展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劝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重大的穆斯林挑战，当然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训练。还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窜犯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利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他们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烦扰了伊比利亚船员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里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这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巴尼伯德获得胜利的一年，通过这一胜利他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经常的危险并施加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甚至到了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苏丹曾用大战船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得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战船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0—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斗发生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的满人）。奥斯曼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一名匈牙利人就是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在像苏里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1 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人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仅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边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帝国已有迹象表明，它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而使穆斯林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压服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那边阿拨斯大王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相继有13个无能的苏丹进行统治。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和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窒息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农民受害最大，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和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什叶派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遭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教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帆船型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同样、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有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穆斯林上层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总是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淋巴腺鼠疫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当然是经常发生的。所有这些，相对说来，明王朝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就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三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很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地位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不是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地主手中，天皇却无足轻重。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争斗取而代之，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欢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是在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雄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以后，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德川氏的其他将军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还在这以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的命令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但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年在都城住半年，而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庄园的6个月期间，他们的家属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没有阻碍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国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培里［5］的著名“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惶失措的日本政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加煤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罗斯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并且不仅仅是受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其次，是从西方找到了俄国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最后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现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海岸，而且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对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帝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不可避免。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有：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总有一天会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 　　
四　“欧洲的奇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分散的、相对说来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但不管这个综述是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这里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群众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相反，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最后，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区运送到另一个村落区。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运输的奢侈品。这里地理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而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其食物并导致建立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莎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帝国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的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像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骑士以及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但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说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说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不能说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帝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这后一时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侧翼）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法国15世纪末期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虽然武器的这种螺旋上升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但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当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都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并曾起过作用，就是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列奥那多［7］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员）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伊斯兰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螺旋上升的两个进一步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以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之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首先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那样。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设防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伴随发生的、你死我活的武器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船和海军装备上实力相当。如果郑和的远航和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或许对1400年和1450年前后的观察家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海运发展的未来在于这两个强国。人们猜测，在有关制图学、天文学以及罗盘、星象仪等仪器的运用这三方面他们很少区别。区别在于持续不变的组织。或者如琼斯教授所说：“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亚人都能航行很远的距离，但欧洲在合理地组织航行和在一个航程内开发资源的能力，却比伊比利亚人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葡萄牙人对地理资料进行系统搜集，热那亚商行多次想为大西洋探险提供资金，这种探险最终可能弥补失去黑海贸易的损失，以及再往北依次发展纽芬兰的鳕鱼渔场，这一切都说明一种向外发展的持续意愿，这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是不易见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许是船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发展。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这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尽管这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新的铜炮要小得多，威力却要大一些，对炮手的危险要比笨重的锻铁炮小），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军舰上已经装上了石弩、投石机和其他类型的投掷器械。即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可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而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床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潜在威力”一词，因为带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型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说明，在地中海和黑海也在继续使用这种船。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失落了。
　　如果设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世界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自动地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厦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方面要率直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的海军实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奥斯曼的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实际上，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濒临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距离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头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路上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它们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登船，只能同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很大好处。
　　当然，征服者在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世界”，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而且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和1550年之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和1610年之间又增长了2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企图永远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带滑膛枪的士兵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时，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他们在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如果说这些特点很少提及的话，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进入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用途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都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到来。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需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佣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这一个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支付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结果是额外的收获，这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毕竟还有别的国家想取而代之。
　　最后，这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更发展到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简直就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以及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比较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取得同样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也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语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甚至强有力的奥斯曼人，至少是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都感受到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会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社会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甚至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有一种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专制制度的集权化前景，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尽管会有骚动，偶尔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会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障碍的减少。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人们会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明代中国、中东和亚洲的穆斯林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它们却似乎仍停滞不前。
　　【注】
　　［1］指穆罕默德。——译者
　　［2］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 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哈斯丁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马修·加尔布雷斯·培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普雷斯特·约翰，传说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
　　［7］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哲学家。——审校者注
　　尽管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仍有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像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错综复杂的程度和性质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第二部分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一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任何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扩大范围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亦是勉强地承认对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王室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另取得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费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费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9年，更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他作为皇帝查理五世，到1555—1556年间退位时止，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见地图3）。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摩哈赤之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下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像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受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情形还有，费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现在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仍有些过分。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尽管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但从没有一个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是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起来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拖延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协定，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下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致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于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正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兰西斯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兰西斯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兰西斯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中击败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于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国，这些新教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坎布雷奇条约（1559）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费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任皇帝）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费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提尔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费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导致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费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平衡过于失调。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毫无惊人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战役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的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平协议》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费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费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合省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身遭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福音派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同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况且，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福音派联盟的首领，即帕拉泰恩·弗莱德里克第四选侯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斗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帕诺拉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帕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琴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的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的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简直就要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弗斯二世（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费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里瓦列斯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茵凡特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法国直接卷入，于1653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的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里瓦列斯在1635年制定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提尔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所力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期有可能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如果说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好处，那么，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于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里瓦列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每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留下来进行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首相马扎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费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见地图4）。 　　
二　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费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就足矣了。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查理五世继承了四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提尔、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是不会大错的。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似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五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提尔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第4项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五分之一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国王们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是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佛兰芒人或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5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的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相当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说，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佛兰德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费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提尔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而且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上尉”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期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的“三重军”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军队。每团3 000人，枪兵、剑兵和火绳钩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兵团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枪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茵凡特红衣主教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次强大攻势，然后，就像惠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提尔的武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绝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错因素造成的，有战术上的、政治上的和人口的因素。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打击首先来自瑞士枪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意大利式略图”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城防梭堡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同样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收，特别是因为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个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矣。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榜样。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使用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在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底一地就征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底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因而也是他供养的军队一定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以后，费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只可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式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舰。费利普二世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仍需一支庞大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佛兰德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时光飞逝，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升2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找到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250万达卡，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却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费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 000万达卡。
　　费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是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杰尔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沙托·坎布雷齐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费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2倍，而费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间就增税1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费利普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需要超出400万达卡，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佛兰德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57年，费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矿产收入的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卡，而大约40年前只有1/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的花费竟达1 000万达卡，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费利普以空前的额数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卡。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兵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暂且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地域辽阔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佛兰德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 000万达卡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皇帝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任何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诸如，茵凡特红衣主教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总是最终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的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二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于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大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于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享有一段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付一个敌人的斗争转向对付另一个敌人的斗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是，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要是聪明一点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王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奥地利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帝国目睹马德里在西欧和海上作战时，并未感到有义务帮忙；而西班牙意识到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愿为帝国效忠。此种不同感觉和义务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很有意思。17世纪中叶哈布斯堡西班牙在欧洲的失败与它内部的问题和相对的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它在各个方面过于疲劳之后，现在心脏衰弱了。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虽然没有击退德意志的新教主义，却在王朝土地上（奥地利、波希米亚等）达到一种权力的巩固，在这个广阔的领地上，随着后来建立起一支职业常备军，哈布斯堡家族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有能力再度成为欧洲大国，而此时西班牙的国势却更趋衰微。然而，到了那个阶段，奥地利的元气复苏对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已谈不上什么安慰了，他们感觉要到别处寻找盟友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新世界的领土对西班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如期补充西班牙的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没有这些补充，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继续维持。甚至当英国人和荷兰人进攻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致使海外的舰队和防御工事费用越来越膨胀时，西班牙王室从这些领土获取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放弃这种好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值得考虑的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佛兰德的领地。关于这两个地方，从意大利撤军这件事本身就显得不妙。16世纪前半叶，法国已想到要填补这块霸权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财富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当然要伤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实际上是西班牙抵御奥斯曼向西扩张的屏障。土耳其人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攻击也是对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击，失去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严重倒退，那样一来，西班牙就得把越来越多的金钱用于海岸防御和大帆船舰队的建造上，而这些活动在费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早期已经占了更大一部分预算。因此，利用现存力量保卫地中海的中段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敌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另一个有利点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将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担。而从这条战线撤退就将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不在话下。
　　如此权衡以后，尼德兰就是哈布斯堡可以减少损失的唯一地区了，而且归根到底，佛兰德军在对荷兰的“八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原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佛兰德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事实上，从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21 800万达卡，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总数12 100万达卡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佛兰德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隆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但是，从伦巴第经瑞士山谷或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国东部边境，到莱茵河下游的这条“西班牙路”，也有几处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难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两百万顽固的尼德兰人吗?为什么不能像卡斯蒂利亚担负着沉重税务的国会代表们狡猾地指出的那样，让那些反叛者在异教中堕落呢?上帝肯定会惩罚他们，西班牙用不着再担这副担子了。
　　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佛兰德，它就会落到法国或联合省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信；这种念头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二，费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底、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底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已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费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自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作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的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卡，以补充从当地征得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这个皇帝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 000万佛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十年瞎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上的佛兰德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卡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是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不情愿。例如，费利普四世这样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卡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提尔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提尔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提尔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提尔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提尔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在剥削卡斯提尔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期，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而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全都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的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提尔的经济整个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佛兰德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140年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很少落到那些最容易担负的人的肩上，而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了，一方面以卡斯提尔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们宣布他们自己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提尔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税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不是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有害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的重要的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以前就已存在了。 　　
三　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驻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1470年—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简短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费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联合省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面对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的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清楚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和威尼斯或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只有在纳瓦雷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 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1 600万，是西班牙的2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之内，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去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费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还会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没有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之死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期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它的经济，使之难以支撑一场大的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到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年收益已经加倍。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对西班牙战争的大胜之年，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扎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扎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政府失去信用和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东居昂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转向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长处。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的冲突的情况是几乎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法院［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造成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就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世纪里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一旦亨利七世坐稳王位，他就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的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正当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国王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大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枪兵、火绳钩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在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首相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王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只是16世纪30年代托玛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杰尔斯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就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这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任务。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费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便宜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时机，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联合省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费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 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二三倍。在下一个十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议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子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第一位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不信任的下议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统治地位，而财政又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的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没有国内的和谐，上述条件都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必将削弱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当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这里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一届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弗斯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迪讷战场上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议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议院按期投票批准。这也正恰到好处，因为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同样的劲旅——指挥官特隆普和德·吕伊特，是同布莱克和基克一样出色的将领。当1655年以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至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定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的4倍”的政府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合省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卑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于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是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一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华隆人［5］，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和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进大量外汇，很快就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是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且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那个数字翻了一番；在决定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的“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避免抢劫。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度已由皇帝的助手华伦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资助”的政策养活了一支10万人以上的帝国军队。但这里的关键是，并不是瑞典人出钱在1630年到1648年这一时期用这支大军帮助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谈判的那个月，瑞典军队还在抢掠波希米亚；而它要求一大笔“赔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当的。
　　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个惊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对瑞典在欧洲的地位有一种幻觉。它的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军队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须抢劫，否则部队就会哗变，那对德意志更有害。当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钱供养海军，保持国内防御，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军队；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消耗了政府的财政，导致不顾一切地向贵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赋税，因而减少了长期的收入。“三十年战争”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极其沉重的税收压在农民身上。加之，瑞典的军事胜利给它带来好几块波罗的海对岸的领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不来梅、大部分波美拉尼亚——应当承认它们带来商业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它们，在战时保卫它们免入嫉妒的敌人之手，这样给瑞典政府造成的费用大大超过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进行的大规模战争。
　　甚至到1648年以后瑞典仍旧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但只是属于地区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时，有人争论说它在波罗的海舞台上处于高峰，成功地挡住丹麦人，顶住了波兰、俄国和兴起的普鲁士政权。在查理十一世时转向绝对专制的做法，扩大了王室的财权，有可能维持一支和平时期的庞大常备军。不过，这些都是在瑞典逐渐从一流国家下降时用来加强自己的措施。用罗伯特教授的话说：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瑞典沉湎在胜利之中，被战利品所膨胀；查理十一世把她带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线之下，制定适合她的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给她以实行这些政策的装备，为她准备了符合二等强国的身份和尊严的前途。
　　这些成就并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它们的意义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罗的海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麦、波兰以及勃兰登堡所依赖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纪后半叶是受法国、荷兰，甚至英国（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影响和“操纵”的，手段是财政补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则是一支荷兰舰队。最后，当瑞典在这场外交大战中不再能被称为“傀儡”国家的时候，比起西方兴起的强国，它仍然是一个经济侏儒，总要依靠它们的补贴。在1700年前后，它的外贸不过是联合省或英国的很小的一部分；它的政府开支大概只有法国的1/50。在这个不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又没有可能获得海外殖民地，瑞典尽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却再没有机会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弗斯统治下所取得的短期军事优势。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始终要抓紧防备，想办法阻止普鲁士从南方、俄罗斯从东部的进攻。
　　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时期的荷兰政权，它与瑞典形成鲜明的对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产生的国家，是由7个各不相同的省份组成的集团，这些省份以不规则的边界与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只是一个大王朝帝国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领土都很有限，但迅速变成了欧洲内外的一大强国，并持续几乎一个世纪。它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有一个共和式的、寡头政治形式的政府，虽然这点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的基础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金融领域。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强国，至少在防御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军兴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强国。但这些武装力量的表现只是荷兰的力量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本质。
　　当然，在他们暴动的早期，这7万余荷兰暴动者在欧洲事务中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几十年后他们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国家，到17世纪初期边界才形成。所谓尼德兰的起义一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这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争斗，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有时也与哈布斯堡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就有好几次。当帕尔玛公爵为西班牙收复领土进行卓越的指挥时，他几乎看到了胜利。要不是来自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补贴和援助，要不是进口了大量的英国枪炮，要不是西班牙军队被频繁地调往法国，暴动在那时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由于港口和船坞几乎全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权，帕尔玛只能用慢速的、陆上包围的作战法，一旦他得到命令把军队开往法国，这种作战就失去了力量。
　　于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联合省留存下来了，而且有可能夺回东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镇。到这一阶段，它的军队也已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指挥，他的战术发明和利用沼泽地作战的本领使他成为当时最好的指挥官之一。称之为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在1600年它有43个英国人联队，32个法国人联队，20个苏格兰人联队，11个华龙人联队，9个德意志人联队，只有7个荷兰人联队。尽管民族大混杂（但并非不典型），莫里斯却把它铸成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整体。毫无疑问，荷兰政府的财政能支持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军队比欧洲大部分军队更能按期得到薪饷，正如政府一贯为支持强大的海军而提供经费一样。
　　夸大荷兰共和国的财富和财政稳定，或者说它能轻松地支付这场长期冲突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在联合省的东部和南部，战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贸易损失，人口下降，甚至繁荣的荷兰省也感到税收太重；1579年它要为战争拿出96万佛罗林，1595年几乎达550万佛罗林。到17世纪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费用升到1 000万佛罗林，很多人担心，这场战争不用坚持多久就会造成财政困难。荷兰的幸运在于遭受损失更大的西班牙的经济，以及与其相应的、供养爱闹事的佛兰德军的能力，终于迫使马德里同意1609年的停火。
　　战争考验了荷兰的资源，但并没有耗尽他们。实际情况是，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迅速，当政府像所有的参战国那样需要向金融市场借债时，它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经济繁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以后的更旺盛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长率外，还有来自南边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好几万（或许几十万）难民。看起来很清楚，这些移民大都是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和资本家，有很多东西可以贡献。1576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也是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都增加了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1600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促使他们的英国盟友和荷兰卡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只要利润超过风险。国内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德尔夫特和莱登等地的各行各业“加工”。主要的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的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的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在印度洋周围，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联合省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期间的主要世俗潮流之一；它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就给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第二个特点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总可以用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1 340万佛罗林（1622年）增至1 880万佛罗林（1640年）。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因为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虽然这是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1.53亿佛罗林——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的退缩，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四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们是“自己过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而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的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管他们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的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但是，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推动“民族建设”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远远超过这些哲学思考和缓慢进化的社会潮流，军事实力使得许多欧洲王朝可以镇住他们本国的大亨，保证政治一致性和权威（虽然经常要向贵族妥协）。军事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频繁的战争诱导民族意识——至少是以消极的形式——也就是说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瑞典人恨丹麦人，荷兰反叛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战争，特别是有利于步兵的那些费钱的防御工事和舰队发展的那些新技术，迫使参战国家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费用，在收入中找出相应的数目。所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政治花费的普遍增加，关于新的税收组织，关于国王与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的议论，不提到军事冲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象的空论。在伊丽莎白的英格兰或者费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全部开销的3/4用于战争，或者用于偿还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陆军和海军行动并不一定总是新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这些国家最费钱最紧迫的行动。
　　不过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纪，征收赋税、支持军队、装备舰队、发布命令、指挥军事战役这类行动，比如说，就像1944年诺曼底登陆那样进行，那就错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机器是笨拙低效率的。在这个期间征集和控制一支军队是一桩困难之极的事业；衣衫褴褛的部队，运输问题，不标准化的武器，这些都是令大多数指挥官感到绝望的问题。即使有足够的款项用于军事目的，贪污和浪费又要拿走一部分。
　　因而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可预知的和可靠的工具。大队人马由于后勤供给短缺，或更严重的是缺乏薪饷而失去控制，是屡见不鲜的。佛兰德军在1572年到1607年之间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同样的，其他劲旅亦然，虽然不那么频繁，例如，在德意志的瑞典军队和克伦威尔的新军，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恶地评论道：
　　历史上由于匮乏和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这个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弗斯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只是在被迫为他们的庞大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但是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上，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杰尔斯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结果带来急功近利，但造成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亦是屡见不鲜的。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早期近代的那些政府也是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完全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用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联合省，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严重压力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不如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双方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惠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型斗争都是如此。
　　【注】
　　［1］《比利牛斯和约》即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95年）的条约。——译者注。
　　［2］大约占1600年欧洲10 500万人口中的2 500万。
　　［3］星法院（Star Chamber），英国15—17世纪设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审校者注
　　［4］我的同事罗伯特·阿史顿教授提醒我说，在这整个时期里任何公布的英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做名义上的；官吏减去的数目，贿赂、贪污、记账混乱等使公布的给陆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大大降低。同样，国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达君主手里。因此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示意性的，而并非权威性的。
　　［5］华隆人，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附近的法国境内。——审校者注
　　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
　　《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当然并没有结束欧洲列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没有改变他们通过战争消除争端的积习。但在1660年以后一个半世纪里进行的国际纷争，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前一个世纪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本身反映了国际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1660年以后，列强舞台上最重要的特征是欧洲列国之间名副其实的多极政体的形成，各国不再为跨国利益、宗教信仰而战了，他们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这一变化当然不是转瞬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绝对的。1660年以前，欧洲各国的活动当然也考虑到它们的世俗利益，同时宗教偏见仍然给18世纪的许多国际纠纷火上加油。1519—1659年，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奥地利-西班牙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国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不过这一特征现在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暂多变的、松散得多的联盟体系。各国在一场战争中曾是对手，而在下场战争中又经常成为盟友。这说明它们在决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虔诚信仰的宗教信念。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多极的体系来说，外交和战争上的风云变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衰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现象，这使该体系更加复杂化。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攫取最高权力，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败投降，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对抗中，先前的一些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沦为二等国家，波兰也跟着黯然失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其世袭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疆域和结构调整后，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兰登堡-普鲁士迈出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后，也跻身一流大国之列。为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西部，1660年后法国迅速扩张其军事力量，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其军事力量几乎同半个世纪前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仅仅由于法国的海上与大陆上的邻国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结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国控制西欧的力量。但在拿破仑时期，法国重整军备，取得了一系列高卢式的军事胜利，只是因为另外四大强国的联盟才功败垂成。即使在1815年战败之际，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国家中的一员。当18世纪开始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西部的法国与东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即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缓慢形成了一个大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在大国体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发生在欧洲的侧翼，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欧国家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和东印度、南部非洲乃至远及澳大利亚的一小块的、不稳定的领地扩展成大片领地。在这些殖民国家中干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国。英国国内局势自从1688年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后已“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发挥伊丽莎白时期作为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潜力了。即使是18世纪70年代失去其对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个独立的、有强大防卫能力和可观的经济实力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也只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影响在全球的增长。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俄国取得的成就，在整个18世纪，它向东、向南扩张，跨过亚细亚大草原。而且英、俄两国虽然坐落在欧洲东西两个边缘，但都对中欧的命运极感兴趣。英国卷入德意志事务是因为它同汉诺威有王朝间的联系（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起），而俄国则决心要在其邻国波兰的命运问题上发号施令。从宏观上说，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均势，并愿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换句话说，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国、哈布斯堡帝国、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的体系。
　　为什么这些实力明显不相等的国家，特别是5个大国能够保持（或加入）这样一个国家“大联盟”呢?纯粹从军事上加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人们很难相信这段时期内大国的兴衰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更新，比如说一国比另一国获益更大的技术更新［1］。当然，在武器装备上是有许多小的改进：如燧发枪（带枪刺）在战场上取代了长矛；炮兵更加机动灵活了，特别是继18世纪60年代由法国的格里博瓦发明新式大炮以后；被称作加农炮的一种口径大、炮管短的海军舰炮（最初由苏格兰的加农公司于18世纪70年代末制造）提高了战舰的摧毁能力。战术思想也得到改进，在人口和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组建更加庞大的军事单位（师、军）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肥沃的农田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师、军这类庞大的军事单位。然而，公平地说，1815年威灵顿的大军同1710年马尔巴勒的大军并无多大差别，而纳尔逊的舰队也不比迎战路易十四战舰的舰队在技术上先进多少。
　　事实上，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18世纪发生在陆军和海军领域最重大的变化，大概要数组织上的变化了。这一变化的典型毫无疑问非路易十四的法国（1661—1715年）莫属了。他的大臣们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国内加强王权，在国外为国王增添光荣。法国建立了陆军部，由其行政长官来检查部队的资金筹措、供给和组织，马蒂奈作为总监制定了训练和军纪的新条令，在陆上新建了各式各样的军营、医院、阅兵场和弹药库，以维持太阳王的庞大陆军，并在海上组建了一个集中指挥的庞大舰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国家起而效尤。国家对军队的垄断并使其官僚化，显然是“立国”的中心部分。其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进程，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会使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常备性，这在一个世纪以前是没有过的。现在不仅有“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有更加发达的军事学院、军营、船坞等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它们的行政长官。现在，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体、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稍后大革命中法国的民众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地模仿这些组织机构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对俄国军队进行的改革），而在没有维持大国地位的保证时，这些国家自己也会对其组织机构再进行改革。
　　比起用纯粹军事上的发展进步来解释1660—1815年间大国的力量对比来说，另外两个因素：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这两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能对这个时期多次战争造成的、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成败模式产生清楚一些的认识。 　　
第三部分　金融革命一　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为国家创收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和财政的重要性。18世纪旧君主政体兴起，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战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又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不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间的7场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正是这种需要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当时一些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
　　的确，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1693年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越有更多的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款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钱庄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还是战争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的推动。如果说费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了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中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制，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
　　不论对后世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联合省都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荷兰的商人们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荷兰三级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联合省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活动对联合省经济的影响，虽然那是明摆着的。如果首先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会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此外，应该看到远期的影响也许是不利的，因为源源不断的政府贷款的收益使联合省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它的银行家们不大情愿冒风险将资金投入18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项目。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竞争力。
　　对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倒是荷兰在认购外国政府债券时，对他们顾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满不在乎，更关心的倒是它们财政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此，可以把荷兰给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列国所定的贷款条件视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评定各国经济潜力、它们给银行家们提供的抵押、它们偿付利息和贴水的记录、最后是它们在群雄混战中取胜的前景。这样，波兰政府债券在18世纪末的暴跌，以及与之相反的奥地利几十年来常被忽视的非同一般的资信能力，就反映出这些国家不同的耐久力。
　　但是，财政实力和强权政治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的典型例子，要算这一时期两个最大的冤家对头英国和法国。由于他们之间冲突的结局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均势，所以值得对他们的经历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的大不列颠显示了坚强和势不可摧的商业与工业力量的增长，显示出不可动摇的财政信誉以及一个可变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与之比较起来，旧制度的法国则是建立在穷兵黩武、经济落后和等级制度森严的一盘散沙之上，这种陈旧的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方面，法国赋税制度比起英国来，税率递减不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尽管它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落后，如煤的蕴藏量十分有限，但18世纪时法国的经济仍呈现出向工业革命“起飞”的现象。它的军火生产是十分可观的，它还拥有许多熟练工匠和一些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比起它的海岛邻国来，它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大规模的农业，因而更富足。法国政府的收入和军队的数量使任何一个西欧对手都相形见绌。同威斯敏斯特的政党政治相比，其统治经济制度似乎赋予其更大的凝聚力和可预见性。因此，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
　　尽管如此，英国体制在财政领域还是拥有关键的优势。这在战时增强了它的国力，在平时加强了它政治的稳定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不错，虽然它总的赋税制度比法国来说税率递减得更大，这就是说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似乎使公众对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比如说，在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大批的包税人、收税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是“无形的”（对几种基本产品的消费税），或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关税）。它国内没有通行税。法国的商人们对国内的通行税深恶痛绝，它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是主要的直接税，不允许有特殊的豁免，同时对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无形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捐税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加以讨论，然后授权征收。尽管议会有种种缺陷，看来还是要比法国的旧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早在1700年前英国的人均收入就已高出法国，当注意到这一要点时，这个岛国的居民情愿并且能够相应地多交纳一些捐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虽然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人们却可以论证英国较轻的直接税负担不仅增加了社会中小康人家的储蓄倾向（这样在平时就积累起投资的资金），而且也为战时积聚了可征税的大量财富，战时英国就开征了更高额的土地税和在1799年开征直接税，以应付国家紧急需要。这样，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口还不到法国的一半，英国每年从赋税筹集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比它大的邻国。
　　然而，不论上述成就是多么了不起，其重要性比起英法两国在公共信贷制度上更重大的差别来，也就黯然失色了。事实上，在18世纪绝大部分战争时期，在为额外的战争开支所另外筹措的款项中，几乎有3/4来自借款。英国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体制性结构的演进容许高效率地筹措到长期贷款，而同时负责定期偿付由此产生的债款利息（及本金）。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中的应急措施）和稍后对国债的调整，以及债券交易的兴旺和“乡村银行”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为政府和商人获得资金开辟了财源。在一个硬币匮乏的时代，形形色色纸币的发行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和导致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国家的证券没有历届议会及其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作担保；如果没有从沃尔波尔到小皮特的历届政府殚精竭虑使银行家们和公众相信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准则行事，是“节俭”的政府；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的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这场“金融革命”就很难成功。只要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并扼制住敌人，即使战争也未能阻止这种增长。英国的“信誉”就是建立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早期的动荡，政治上遭到激烈的反对，以及近乎金融灾难的1720年“南海泡沫”的破产。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曾评论道，“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时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
　　其结果不仅令利率稳步下降，［2］而且使英国政府债券对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对荷兰人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进行定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交易，成为联系英荷两国贸易和金融关系的重要部分，并对两国的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在“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它的价值在于：尽管反对法国的盟国荷兰已变成左右为难的中立国，联合省的资金却能屡次为英国进行战争输血打气。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陆军、海军、外交和贸易的弱点都暴露无遗的一次冲突，因而它的资信能力降到了谷底。只有在这次战争时期，荷兰资金的流入才趋于枯竭，即使伦敦准备提供更高的利率也无济于事了。可是到了1780年，当荷兰加入法国一方对英作战时，英国政府发现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可供使用的资金与往昔大不相同，国内投资者几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
　　英国举借战债能力的绝对数额及其最终成绩可归纳为表2：
　　表2.英国战争时期的支出和收入（1688—1875年）
　　（单位：英镑）
　　这些数字的战略意义在于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整个18世纪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就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主教柏克利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最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增加了一项对法国的优势。
　　为什么法国未能效法英国的这些习惯做法，现在看来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国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共财政体系。从中世纪以来，法兰西王国的财政活动被一小撮人所“把持”，被地方政府、僧侣、地方显贵以及越来越多的包税人把持。他们为国王征收捐税，督办王室专卖，作为回报，他们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并同时以很高的利率贷款给法国政府，从中获得预期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征收烟草税和盐税的包税商贪污受贿，就是那些征收人头税之类直接税的教区收税员、地方收税官和地区收税官也都是假公济私。他们每一个人在将钱交给上一级机关之前，都截留下自己的“折扣”，每个人还获取当初为购买官职所付代价的5%的利息。更有许多高官显贵被控告在将其征收的钱款上交王室财库前，直接将一部分钱付给政府承包商或作为他们的佣金。这些人也向国王放款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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