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子里的人都看不起俺，借水桶用，得挑上一挑水送回去，俺女人送回去的是空桶，再借桶就不借给俺了。姐仨上井台端水，井台像冰山似的老高，稍不小心就连人带盆骨碌下去。第二月开支，三家合买了水桶。到供销社买东西也得有票，俺没票，宋哥给人家说了不少好话，买回一斤柴油、半斤六六粉、两个油灯。
两年以后，当初看不起俺的那些人都到俺这来借钱、借面、借油、借自行车。俺到月就开支，吃供应粮，他们一年干到头，要是“涨肚”一分钱也拿不回来。
那一间半房俺三家住了两年半，姐仨就像亲姐妹。那房子早就扒了，现在这地方是安达市卧里屯乡保国村三屯。
坐月子
姜淑梅
1961年三月份，俺在三家合买的一间半房里生下二儿子。俺总害怕赶在晚上生孩子，南炕两家哥哥白天上班，晚上在家不方便，赶来赶去还是晚上生的。
3月16日晚上九点多，丈夫把接生的找来，隔上一个布帘检查，说是要生，我再不好意思也得生。十二点半二儿子出生了，丈夫提前从厂子拿来一个破棉帐篷，拆下上面的窗帘，又铺了一张窗户纸，就把孩子包起来。接生的看俺穷，一个鸡蛋、一两红糖、一块褯子都没有，不吃饭要走，俺说准备好了炝锅面条，下锅煮就行，人家听了起来就走，南炕俩嫂子送走了接生的。那时候接生三块钱，俺给了她四块钱。俩嫂子回来就给俺煮小米粥，煮了两碗，俺都吃了。
吃完粥，丈夫用旧毛巾包着十个鸡蛋回来，说是从隔壁邻居那买的，让俺好好补补身子。隔壁邻居知道俺生了孩子没鸡蛋，问他买不买，她卖给别人一个鸡蛋七毛钱，卖给俺八毛钱。俺生丈夫气，说俺能吃饱肚子就行，让他现在就把鸡蛋退回去。他一个月工资才四十多块，这十个鸡蛋就是八块钱，哪是个小数，俺心疼。丈夫啥都没说，落泪了，结婚七年多，跟他过了很多苦日子，第一次见他落泪，俺也心疼，就不再说啥了。
坐月子第二天，下午两点多俺就下地了，南炕两个嫂子说：“俺俩都能给你做饭，你快上炕，你的嘴唇都是白的。”俺说：“没事，晚饭俺能做了。”
坐月子第四天，俺就开始熬碱。俺住的地方叫鸡房子，就是现在的黑龙江省安达市卧里屯乡保国村三屯，那地方是盐碱地，北边的碱土可多了。外屋有仨锅台，一家一个，看着那两个嫂子熬碱挣钱，俺也坐不住了。丈夫上班前往家背百八十斤碱土，俺就在家熬，这活挺简单，也挺累人的。半锅水烧开后，下碱土，锅满了，用棍子搅一搅，用笊篱把草捞出来，坐清一个钟头，就把锅里的碱水舀出来，一盆一盆地端到院里过夜，剩下的碱泥挖出来，扔到房后。早晨起来，再一盆一盆端回来，把盆里的水倒出去，把盆子放在热水锅里烫，稍稍一晃盆，就倒出来一个个水碱坨。有时候熬出来的水碱坨是红色的，黄色的，那不行，不光得把碱坨里的水控净，还得一遍一遍用水冲，冲干净了再控干。三锅水碱，能熬出来一锅纯碱。熬纯碱的时候，锅里就加一碗水，把水碱坨砸开放到锅里，不用烧开，水碱坨化完就行了，还是坐清一个钟头，把清亮的碱水舀出来，一盆一盆地端到院里过夜。早晨起来，一盆一盆端到屋里用热水烫，烫好了把盆翻过来轻轻一扣，大大小小的碱坨就从盆里下来，就能卖钱了。
俺刚熬碱的时候不愁卖，总有人上家来买的，有的自己家用，有的是再往外卖。一个月子里，俺卖碱挣了二百多块钱。
坐月子第十天，丈夫把碱土备足了，才去给孩子落户，落户的时候给了二斤猪肉、二斤红糖、一斤豆油、三斤鸡蛋、十斤白面的票，还有布票。猪肉买回来，他们爷俩解馋了，红糖和鸡蛋买回来，俺喝了吃了，剩下的票都没动，俺那时还有九十多斤余粮也不舍得吃。老家来信说，婆婆公公和小叔子挨饿，他们要到俺这来，那时候有钱也没地方卖粮，都给他们留着。
一个月子里，俺就吃了六个纯玉米面的大饼子，甜菜叶子是俺的主食。熬碱倒不出锅，俺就做两顿饭，中午饿了，就把菜窝窝放在灶坑里热一下，大儿子吃一个，俺吃两个。没有暖瓶，他渴了喝凉水，俺在月子里不敢喝。宋嫂说：“小妹，你在月子里得吃点好的，你吃那么多菜叶子，吃坏了身子是一辈子的事。”俺说：“没事，天老爷照顾好心人。”俺的奶好，坐这个月子，娘俩都吃得白胖。
大儿子比二儿子大六岁，因为在山东挨饿，俺四年没来月经。到东北吃饱了，三个月就来了月经，有了二儿子。二儿子出生三天，身上一个布丝都没有，厂子里沙土多，俺就把沙土温热了，把他放到沙土里头，上面盖着他哥哥的旧衣服，尿了，就把尿湿的沙土扔出去，拉了也一样。穷人家的孩子好话，吃足了奶就不哭，没耽误俺干活。
保国三屯西北的碱土能熬大牙子碱，打开碱坨上面的那层薄蒙，里面的牙子像一个个大蒜瓣挤在一起；正北的碱土出小牙子碱，那些牙子越往上越尖；东北的碱土熬出来的是葡萄牙子碱，那些牙子像透明的小葡萄堆在一处。这一坨坨碱看着都好看，不知道为啥，买碱的都爱买大牙子碱。
跟儿女讲当年，他们问俺：坐月子咋还拼命干？俺那时就想：宁可累死在东北，不能穷死在东北，穷，叫人家看不起。
削尖
姜淑梅
“民国三十八，地主回家”，俺家也回到巨野老家百时屯。这几年逃难在外，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不值钱的东西都扔了，老家屋里空着，啥都没有了。
百时屯的人知道俺娘回家了，都来看她，床给送回来支上了，锅碗盆勺油盐米面也送齐了，不断有人来问：“还缺啥？”娘是个不爱哭的人，她流泪了，再多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说：“中了，中了。”大家送的粮食还没吃完，姜庄齐的粮食送来了，姜庄离百时屯三十里路，住的都是姓姜的，跟俺们是一家子，他们推来五个木头轱辘车，一个车上装两布袋粮，十布袋就是一千二百多斤，有高粱，有黄豆。过年的时候，邻居送来的东西更全科，猪肉、牛肉、羊肉、小鸡、白面、胡萝卜、大萝卜、白菜、粉条，啥都有。
那时家里九口人，三哥十七，俺十二，小妹十岁，饭量都大，过完春节，送来的粮食越吃越少，眼看着就断顿了，大哥愁得夜里睡不着觉，眼睛熬得通红。他跟三哥商量，想借钱买个用脚蹬的弹棉花机器，俺那叫“洋弓”。大哥叫三哥到城里任大娘家借钱，三哥借钱买了洋弓，又找任大娘借地排车，先拉到任大娘家。第二天任大娘起早给三哥做饭，三哥吃完早饭就走，拉了四十五里地，中午要吃饭了，他也到家了。
大哥看了看三哥说：“士彦，我去刘庄找个人安装吧。”
三哥把脸一沉说：“你去呗。”
大哥看三哥不愿意了，就不再说啥，也没去刘庄，三哥吃完中午饭不大会就把机器安装上了，他先拿出自己家的棉花试试，邻居看他棉花弹得好，都往这送，弹到天黑，换了三十多斤粮食。三哥长这么大没出过力，这天拉车走了四十五里路，回来又蹬一下午洋弓，晚上累得连说话的劲都没了。娘心疼，说：“士彦，歇两天再干吧。”三哥一天都没歇，蹬洋弓是个力气活，蹬一会就是一身汗，三哥天天都挣来一百多斤粮食。
吃喝不愁了，余下的粮食卖了把钱还上，俺家又买一个挤棉花籽的轧车，当时叫“洋轧车”，干一天能挣一百五十斤棉花籽，俺家再把棉花籽卖给油坊。手里宽绰了，家里换上驴拉的洋弓弹棉花，开始一个毛驴拉，看一个毛驴拉太累了，又买了一个毛驴，两个毛驴拉一天，能挣二百多斤粮食。
四外庄上没有洋弓、洋轧车，都到俺家来排队，看俺挣钱了，百时屯又有两家买洋弓、洋轧车。大哥和三哥一商量，把挤棉花籽的洋轧车卖了，还卖了一个小毛驴，钱够了就开起药铺，那时候有句话说：“开过药铺打过铁，什么生意都不热”，说的是这两个生意最赚钱。
二哥有个朋友叫张学奎，五十多岁，住在独山黄村，是个有名的大夫，他儿子也是大夫，家里也开药铺。大哥到独山把他请来，在俺家药铺坐堂，张先生在百时屯看病看得可响了，百时屯人送他外号“活神仙”，找他看病的排队，远道的就在俺家住下。张先生在药铺坐堂三四年，他分文不取，还手把手教大哥学看病，他跟娘说：“俺不缺钱，俺是来帮你的。”五月节八月节他都不回家，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娘心里过意不去，一直让张先生吃小灶。
药铺生意好，大哥和三哥根本忙不过来，冬闲的时候，曹海的两个表弟过来帮忙，他们也啥都不要。汤药价钱贵，张先生就给病人开药丸，听说吃药丸便宜，效果还好。药捻子叮当一响，俺就知道他们又干活了，中药压成药面后，再打成药丸，他们四个人经常忙到半夜。
家里留下的洋弓和小毛驴都交给小妹了，两个人的活她一个人干，她还练出一个本事，棉花用手一提就知道几斤几两，一点不会差。俺在家纺棉织布做针线活，两个嫂子磨面做饭织布纺棉，家里马上要发起来，来了新运动。
这次运动叫社会主义改造，俺家的药铺变成“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就是药铺归了公家，大哥留在药铺当大夫，按月拿工资。百时屯连着两年遭水灾，没了棉花，洋弓也没用了，为养家糊口，三哥跑到吉林出了两年苦力。
百时屯人管这次运动叫“削尖”，削完尖，俺全家四年的辛苦和血汗啥都不剩了。
【闹黄皮子】
到了黑龙江，俺能吃饱饭了，白天跟两个嫂子有说有笑挺好的。可到了晚上俺就想家，最想家里的娘，有时候想得厉害睡不着觉。
有天晚上丈夫上夜班，俺想娘睡不着觉，起来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心里一阵阵难受，想吐。俺自言自语说睡觉，坐在炕沿上解扣。脱上衣的时候，不知为啥身子向后猛折过去，头紧跟着冲地。俺喊：“俺有病了。”
南炕两家哥哥急忙下地光着脚来俺。
俺说：“俺没病，不知道啥神啥鬼闹，你们骂骂，俺就好了。”
左嫂胆小，吓得直哆嗦。
宋嫂骂：“操你妈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快走！你要不走，你就得死这儿！”
宋嫂骂完，俺就好了，可宋嫂说难受，想吐。宋嫂没吐，她突然咯咯咯大笑，笑得吓人，像鸡叫一样。笑够了又唱起她那河南豫剧，唱够了就说，胡言乱语。宋哥着急，找出针扎她，扎了好一阵，没用。
闹到天亮，宋嫂不闹了，脸蜡黄，说：“俺一点儿劲儿都没了。”
那个屯子当时有三四十户人家，一家一户的住得分散，俺住的地方靠东，在屯子最北边。白天问邻居咋回事，邻居说：“这是闹黄皮子，屯子里经常闹黄皮子。”
她还说：“这屋里吊死过一个老头，他死了以后，屋里好几年没住人，黄皮子八成在这儿做窝了。你们来了，人家得搬家另住，不闹你们闹谁？”
从那天起，这屋里晚上天天闹，大人的头嗡嗡响，三个孩子轮班哭。哭的时候都闭着眼睛，攥着拳头，浑身打着哆嗦。
俺跟丈夫说这屋闹黄皮子，他不信，谁说他都不信。有天晚上他在家，俺的头又开始嗡嗡响，俺说：“来了，就在房顶上，踩得雪咯吱咯吱响。”
他穿着短裤光着脚就上了房顶，回来说房顶上光有雪，啥也没有。那一夜，大人孩子都消消停停的。俺后来摸着规律了，只要俺丈夫晚上在家，这屋里就不闹黄皮子。
一九六二年春天，婆婆和小弟来了。左嫂说：“大娘有福相，这回可好了，晚上不闹黄皮子，咱都能睡安稳觉了。”
婆婆说：“什么黄皮子、红皮子的，再来俺就宰它！”
宋嫂问：“大娘，你这么会说话，你有文化吧？”
婆婆说：“俺是个大流氓。”
两个嫂子听了大笑。
婆婆问俺：“她们笑啥哩？”
俺说：“你说错一个字，没文化叫文盲，不叫流氓。”
婆婆说：“这俩孩子，俺就说错一个字，笑成那样。”
到了黑天，丈夫上夜班，俺的头嗡嗡响，二儿子不是好声哭，俺说：“又来了。”
婆婆开口就骂，一句话没骂完，小弟说难受，想吐。婆婆爬过去，想掐他的人中，手还没伸到，头一低歪到炕上。婆婆爬起来以后说：“俺想吐。”
俺把屋里的尿盆指给她看：“娘，想吐你就吐到尿盆里。”
她又说：“俺想拉。”
俺说：“你把尿盆拿到外屋就拉吧，俺把孩子哄睡给你倒了。”
婆婆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返回身，两只小脚噔噔噔紧走几步，对准饭盆就吐。吐完了，她又解开腰带扯开大裤腰，从裤裆里往外掏屎，掏一把往地上一甩，掏一把往地上一甩，像喝醉了一样。她连甩了三把屎，俺才把她叫醒了。
那时候没有纸，二儿子一放下就嗷嗷哭，俺叫小弟到房后整点儿土，又叫婆婆把里边的单裤脱下来，想等小弟回来，俺把单裤送出去。左等右等，不见小弟回来，俺说：“左哥，你帮俺看看小弟去。”
左哥到房后一看，小弟在地上打滚。左哥把土整回来，说：“俺让小弟先回来，他咋还没进屋？”
左哥出去找人，走到外屋，碰着小弟的腿，他趴在锅台上睡着了。从那以后，婆婆再也不敢说大话了。
天又黑了，丈夫上夜班，三个孩子又轮流哭。轮到二儿子哭，俺说：“俺怕你了，知道你神通广大。俺逃荒逃到这儿不容易，求求你，你走吧。”
儿子止住哭声，小手扒开被头，双手一合说：“不走。”
他那时刚一岁，白天不会说话，黑天冷不丁说“不走”，俺的脊梁骨刷地就凉了，头发奓撒起来，不知道怀里抱的还是不是孩子，都不想要他了。
一九六三年春天，俺三家手头宽绰点儿，都在跟前盖了房子。那一间半房扒了，一家分了几根黑檩子。虽说总闹黄皮子，可俺们一只黄皮子也没见过。听本地人讲，两种人黄皮子容易上身，体弱的和有心事的。闹黄皮子的时候，黄皮子就在百米之内，四爪冲上躺在地上，也像喝醉了一样。
搬到新家，再没闹过黄皮子。有一回，公公看见七八个黄皮子在前院垄沟里走，领头的个最大，后面跟一帮小的，后边的搭着前边的肩，一个搭一个。本地人说，这是黄皮子搬家。都说黄皮子偷鸡吃，俺家鸡窝从来不堵，一只鸡都没少过。
《乱时候，穷时候》试读：17.《乱时候，穷时候》节选：卖碱
【卖碱】
一九六一年八月，屯子里熬碱的多了，俺就得到街里去卖碱。
第一次背了三个碱坨三十四斤碱，到四道街南头就卖了，一斤碱卖八毛钱。二儿子五个月，在家等着吃奶，俺想早点儿回家。去的时候俺带着粮本和面袋，在粮店排队买了二十五斤玉米面，一斤才四分五。
背着粮食往家走，越算账越高兴，一路上高兴得想唱，可出汗出得口渴，唱不出来了。丈夫听说了不但不高兴，还埋怨俺：“别人一斤碱卖一块钱，你少卖多少钱你知道不？你少卖的钱，用粮本能买回一百多斤玉米面！”
俺说：“你别说了，明天卖碱俺多要钱。”
从鸡房子到四道街南头十多里地，第二天俺起大早，背了五十斤碱去卖。俺把碱一放就有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说：“一块钱一斤。”
问的人多，就是没人买，俺看那五个卖碱的都要一块钱一斤，一两没卖。
两个钟头后，一两碱没卖出去，俺受不住了，就喊：“卖碱了，九毛钱一斤。”
来了很多人，都给八毛，俺说：“少九毛不卖。”
有个人都给买走了。把钱收好又去粮店。来的时候，俺想买二十斤大子、三斤豆油，太累，买三斤豆油就回家了。
歇了一天，是个星期天，青山一队大伯哥家的孩子长顺来了。那年他十岁，想去城里看看，大儿子来顺听见了，也要去，那年他七岁。丈夫休班，说：“星期天碱贩子准多，咱多整些去卖。”
那天，一共装了一百多斤碱，他挑得多点儿，我背得少点儿。看他累了，俺就挑会儿，两个孩子在后边跟着。丈夫送到四道街北头就走了，他怕卖碱让人抓住告到砖厂。俺让长顺用扁担帮俺抬，让来顺跟上。碱都放在俺这头，死沉。俺两手抱着扁担头，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走，不敢回头。总算抬过正阳街，回头看，来顺没了。
那时候安达城不大，街上人可不少，到处都是跑盲流的人，找一个孩子等于大海捞针。俺东一头西一头找了一会儿，想起那边还有一个孩子长顺哩，俺又往回跑。还好，长顺没动，俺跟他说：“你不要走，看好咱的碱，俺去找你弟弟。”
找了两个钟头，俺急得嗓子冒烟，猛地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俺不敢相信，仔细听，是叫俺：“姜淑梅，姜淑梅，你的孩子在这儿哩，他穿着红夹袄。”
俺不是那种爱哭的人，这次哭了，想放声大哭，可街上人多不好意思那样哭，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俺以为孩子找不到了，没想到又找着了。
俺问交警这广播在哪儿，他一指：“在那儿。”
俺就朝那个方向猛跑。俺在一个办公室看见了儿子，这孩子没哭。俺含着泪向人家说谢谢，人家训俺：“挺大个人，把孩子给丢了，以后注意啊。”
俺说：“哎。”
俺把孩子带走了，回去一看，长顺还在那儿看着碱哩。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他好像哭过，脸上的灰一道一道的。
这回俺把碱分两份，一份一份往前倒，倒到四道街南头十一点多。一个卖碱的也没有了，一块钱一斤，一会儿就卖完了。俺娘儿仨去饭店要了两斤油炸饼，就着开水吃了。又到百货商店看看，也没啥好看的，买了三斤苹果就回家了。
那时候，安达有个土特站，是公家的，大量收碱，七分钱一斤。熬的碱往外卖，有人抓，抓住了就得把碱送到土特站。有一天俺去卖碱，快卖完的时候，下雨了，碱怕浇，俺就去第二百货商店避雨。
来了几个人，要买俺的碱，俺还没卖呢，又来了一个人，说：“拿着你的碱，跟我走。”
俺知道不是好事，也得跟着走啊。第二百货后院有个西厢房，西厢房南边有个办公桌，桌后边坐着一个人。看见俺去了，他拍着桌子嗷一声站起来，对着俺嗷嗷叫。俺是山东人，有些东北话听不懂，说快了更听不懂。俺知道他是在损俺，俺不说话，给他个后背，也不理他。
他嗷嗷完了，俺问：“同志，你这里是高级法院吧？要不是高级法院，说话声咋这么大？”
那人笑了，说俺是“投机倒把的老油子”。
俺说：“你胡说！俺从土里熬出碱来，这叫自力更生。俺一点儿错都没有，你声再大，俺也不害怕。俺要是犯法了，你不用使大声俺就害怕了。”
他说：“你在我们百货商店卖碱，你没错吗？”
俺说：“外边下雨，碱怕浇，人也怕浇，你懂吗？百货商店是公共场所，你懂吗？要是你家，你请俺都不来！”
他说：“行了，我说不过你，你跟我走吧。”
俺说：“这碱俺不要了，送给你吧。你吃着俺的碱，想想你自己的错。俺回家了。”
他说：“不行，跟我走。”
他把俺送到土特站，剩下的六斤多碱卖了四毛五分钱。
他说：“叫你来你还不来，你不来能有这些钱吗？”
俺说：“谢谢你的狼心犬肺！”
还有一回卖碱，刚放到地上就来了两个人，问：“你的碱多少钱一斤？”
俺一看不像买碱的，就说：“七毛。”
其中一个说：“你的碱便宜，我都要了，你给我送去吧。”
俺回头看一眼，说：“对不起，俺的提包叫那个人提走了，俺得快追。”
说完，俺背起碱就跑，跑挺远了，那个人说：“你耍花招啊，以后再让我抓住，耍花招也不放过你！”
俺卖碱卖出了经验，再没让他们抓过。有了经验俺就多背碱，一次背六十斤，走十多里路，中间不敢坐，俺怕坐下去再也起不来。实在走不动，就站着活动活动肩膀，算是歇气了。后来，用卖碱的钱买了自行车，才不那么累了。
前两年，俺考三个儿子：“人啥时候最有劲？”
一个说胖点儿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三十岁的时候最有劲，一个说吃饱的时候最有劲。
俺告诉他们：“人穷的时候最有劲。”
四大爷还愿
姜淑梅
百时屯有个姓姜的，俺叫他四大爷。四大娘有病没少花钱，为了治病，把房子和地都卖了。四大娘死后，四大爷又当爹又当娘，领着三个儿子住到庙里，要饭为生。
眼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四大爷整天愁：家里这么穷，给三个儿子说媳妇，难呀。
有一天，四大爷跪在泥神像前许愿说：“三个儿子要都娶上媳妇，俺许给您大戏一台。”
他的三个儿子都能干。老大学会做点心，老二下关外了，老三给人家种地。
没过几年，老大和老三都盖了房子，娶了媳妇。老二从关外回来，挣钱不多，也盖了房，娶了个带孩子的寡妇。
在俺老家那儿，但凡有一点儿办法，寡妇不带孩子嫁人。有的孩子奶奶接过去养，有的姥娘养。要是带孩子嫁人，带去的孩子叫带犊子；要是怀孕以后改嫁，带去的孩子叫包皮驹儿。不管是犊子，还是驹儿，都比别人的孩子低一截。小孩在一起打架了，别的小孩就说：“你这个带犊子，你也敢欺负俺？”四大爷他们对这个带犊子很好，长大以后，还帮他在百时屯娶了媳妇。
三个儿子都娶上媳妇，四大爷也老了。他许下的一台大戏没法还愿，他请不起戏班子。四大爷觉得许愿不还，是个大心事。
后来，四大爷想了个办法。他要了两块梨木，把梨木整得光溜溜的当梆子。他叫三个儿子在庙西边盖了半间小屋，他住在小屋里还愿。屋里有一个破床，一个破桌子，一个破凳子。天气好的时候，他到儿子家吃饭。刮风下雨，孩子给他送饭吃。
俺记事的时候，四大爷七十五六岁，胡子都白了。他还坐在小屋里，两个梆子一敲天天唱。俺去过四大爷的小屋，坐在床上听他唱戏，不知道他唱的是啥，听着挺热闹的。俺慢慢听出来，他会唱的戏不多，这个戏里几句，那个戏里几句，翻来覆去地唱。
唱戏之前，他先说上一段：“各位神仙，想当初穷得要饭，俺许过愿：三个儿子要都娶上媳妇，俺许给您大戏一台。现在，俺三个儿子都娶上媳妇了。俺许给您大戏一台，没许给您几个人唱。俺天天给您唱戏，您老人家就听着吧。”
四大爷天天敲着梆子唱，唱到死，他活了八十多岁。
二瘸子
姜淑梅
百时屯有个光棍叫时可举，爹娘死得早，也没有兄弟姐妹，从俺记事，他就住在百时屯的前庙。
前庙屋里全是泥神像，他在西南角空地上摆了两层砖，隔潮，上面放些草，有一床破铺盖。他长得瘦小，弓着腰，背着手，左腿往右，右腿往左，两条腿别着走路。大人经常逗小孩子：“你学学二瘸子咋走路。”小孩子就弓着腰，背着手，两条腿别着走路，看热闹的哈哈大笑。
时可举天天到外庄要饭吃，天黑回到庙里住。他穷得担不起自己的名字，没谁叫他时可举，都叫他二瘸子。
以前，百时屯娶亲前有个风俗，叫“传书”，也叫“送十分”。男方家请人看好吉日良辰，得让媒人到女方家去一趟，哪月哪天哪个时辰娶亲都写在红纸上，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除了媒人，还得跟去一个扛褡子的，褡子里装的是给女方的衣料、头饰、首饰。头饰都是银的，首饰不一样，有钱的买金的，没钱的买银的，也有买不起不买的。
有个时家本家要传书，他想让二瘸子吃顿好饭，就给二瘸子换了身干净衣裳，让他跟着媒人扛褡子。
二瘸子跟着媒人到了女方家，女方的爹娘很热情，午饭做了十个菜，还有热腾腾的大白馒头，还有酒。二瘸子很多年没穿过干净衣服，没吃过像样饭菜，这回可高兴了。他先夹了一个肉丸子，一张嘴，下巴掉了。不能吃饭，就下饭桌，水也不能喝。
女方家一看二瘸子啥也没吃，就用荷叶包了四样菜四个馒头，用家织的大手巾板板整整包好，用绳绑上，叫二瘸子拿回家吃。
二瘸子回到百时屯，就去找曹佩云，这个曹佩云别的不会啥，就会端下巴。谁的下巴掉了，到他那儿往上一端，就上去了。那天不巧，曹佩云没在家，去了西洼。
二瘸子去庙里躺了一会儿，把拿回来的饭菜放到神台子上。不知啥时来了一条狗，叼起神台子上的饭菜就跑。二瘸子一着急，说：“打狗！”下巴好了，上去了。再看那条狗，早没影了。到了，二瘸子也没吃顿像样的饭菜。
土改的时候，农民会想给二瘸子分房分地，他都不要，说在庙里住惯了，在别的地方住不惯，给他地，他也不会种。农民会就给他分了两床被，分了点儿吃的。二瘸子吃完那点儿吃的，还是出去要饭。
一九五七年，二瘸子死了很多天，百时屯人才知道他死了。他死在冬天。
百时屯的庙东边是路，西边是路，前面也是路，庙后的大院是小学校。二瘸子不能动了，白天庙台子上人很多，跟谁要水喝要饭吃，都能给他。夜里喊破嗓子，也没谁听见。
他活了五十来岁。
二奶奶
姜淑梅
二奶奶二十一岁死了丈夫，撇下一个闺女，一岁半。她三寸金莲，没法生活，常年住在娘家。
早先娘家嫂子烦她，还能对付着过。后来娶了兄弟媳妇，这个兄弟媳妇看不上她们娘儿俩，总欺负她们。
娘一看，实在没法过了，就商量二奶奶改嫁。以前女人没了丈夫，有点儿活路，一辈子守寡。娘让改嫁，二奶奶就哭了，娘也跟着哭。二奶奶哭的是：改嫁以后，没谁拿她当人了。娘哭的是：这十多年，闺女低三下四受了多少委屈。
哭了一会儿，二奶奶点头说：“中。”她娘就去找媒人。
那时候，俺二奶奶死了多年，撇下的两个儿子都成家了。媒人给二爷爷和二奶奶说成，他们就结婚了。二奶奶的闺女，让姥娘送到奶奶家去了。
二爷爷是明白人，新二奶奶娶进门，他就把家一打三份分开了，两个人过得很好。
过了两年，二奶奶的闺女结婚，二爷爷特意陪送了四大件、四小件。四大件是：八仙桌，柜，橱和带两个抽斗的桌子。四小件是：两把椅子，一个皮箱，还有个小饭桌。闺女在奶奶家长大，结婚也从奶奶家走。二爷爷叫人把嫁妆提前送过去，他说：“男方用两乘轿来娶亲，嫁妆少了不好看。”
听说，闺女结婚的时候很热闹，有响器吹着。不管咋热闹，二奶奶都不能去，寡妇一旦改嫁，老家人都看不起。听说，结婚以后小日子小两口过得很好，二奶奶放心了。
没想到，二爷爷得急病死了。那年，二爷爷还不到五十岁，二奶奶不到四十。
二爷爷死了，二奶奶一个人过。有时去闺女家住几天，女婿也常来送好吃的。二奶奶从闺女家回来就夸女婿，说女婿干完地里活儿，回家还帮媳妇干活儿，女人干的活儿他全会。公公婆婆住得远，女婿知疼知热，闺女生了两个男孩，就操点儿孩子的心。
有一天，女婿哭着跪到二奶奶门前，二奶奶问：“不过年，你磕头干啥？”
女婿说：“你闺女上吊死了，俺对不住娘。你老人家想咋出气咋出气，让咋发送咋发送。”
二奶奶呆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她连个闺女也没了，上吊死了。老家的媳妇要是上吊或者跳井死了，女婿去跪门，经常让岳父岳母打得血头血脸。有的去跪门，还跟两个身强力壮的陪着，怕娘家人把人打坏了。
二奶奶没难为女婿，她浑身哆嗦着拉起女婿，一滴眼泪都没掉。二奶奶说：“俺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俺闺女没福，她作死呢。孩子，你想咋发送就咋发送。”
跟俺提起闺女，二奶奶一遍遍说：“她太狠了。她明白知道俺这么大年纪了，就她一个近人。她要惦记娘，再大的事，也不能去死。再说女婿那个人，咱巨野县都没这么好的。她不惦记俺，俺哭她啥用？”
俺十二岁那年，从济南回到百时屯，棉花活儿一点儿不会。娘说：“去跟你二奶奶学纺棉花吧。”二奶奶住在里院，俺搬个棉车子就去了。
二奶奶没去过县城，她问：“妮儿，你在城里待过，你见过汽车不？”
“见过。济南大汽车、小汽车都有。”
“你见过火车不？”
“没见过。”
“人家都说，坐火车得把孩子看好。要是不把孩子看好，人家就把孩子整走，熬油膏火车。”
俺说：“不知道。”
二奶奶不光教俺纺棉，还教俺唱小曲，给俺讲故事，她的故事可多了。
二奶奶说，贾楼有个闺女不正经，跟一个男孩好，怀孕了。她爹知道了，让她俩哥把她活埋了。俩哥舍不得活埋亲妹妹，就在后院挖个窖，上面棚上盖，里边放上很多麦秸，把妹妹藏在那里。回头跟爹说：“把妹妹埋到东边地里了。”当爹的脸色煞白，浑身哆嗦，一句话都不说。两个儿子坐在爹跟前，坐到半夜。爹说：“你俩去睡吧。”
哥儿俩怕时间长了露馅儿，偷着找媒婆给妹妹说婆家。俺那儿把改嫁的寡妇叫后婚儿，他们嫁后婚儿一样，天黑以后把妹妹交给人家。闺女的爹让儿子活埋了闺女，整天不吃不喝光叹气，就有病了。哥儿俩看爹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啥药也不见效，猜出爹的心事，跟爹说了实话，爹的病才好了。
二奶奶还说，她娘家那个庄有个闺女跟男孩相好，她爹知道了，叫儿子把妹妹的腿打断。两个哥哥恨妹妹，嫌她丢人，把妹妹重打一顿，打断了一条腿。那闺女是小脚，腿断了以后，脚尖朝后，脚跟朝前。深更半夜，两个哥哥把妹妹推到大门外，插上大门。闺女在门外哭，她娘在门里哭。闺女的爹说娘，哥哥也说娘：“这是你理料的好闺女，丢人现眼！”
闺女再喊，也没人开门，走投无路了，爬到跟她相好的男孩家敲门。男孩问：“这是咋了？”闺女把事一说，男孩的爹心疼了，问：“孩子你饿不？饿了叫你婶做饭。”闺女说：“不饿。”男孩的爹收拾好小木轱辘车，铺上一床被，男孩把闺女抱到车上。爷俩一推一拉，连夜就去龙固集，给闺女接骨去了。养好伤，看了个好日子，两个人就结婚了。
俺跟着二奶奶纺了一年多棉花，她后来摸着肚子跟俺说：“俺不是绝户，你二爷爷给俺留下根儿了。”
俺不懂，没法搭话。
二奶奶又摸着奶说：“这儿都下来奶了。”
二奶奶精明一辈子，可她就糊涂这一样。六十岁以后，她总说自己有了，要生了，她的奶有水了。从前女人生孩子，都是坐在坯头上，孩子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落在地上。二奶奶经常收拾出来一个宽敞地方，搬一块坯头放在地上，说是生孩子用。
后来，二奶奶让人送到养老院。七十二岁那年，她死在养老院里。过去有个俗话：十个好美女，不如一个点脚儿。家里有十个闺女，也是绝户，低人一等。像二奶奶这样闺女也没有的，叫干绝户。
车祸
姜淑梅
娘1971年在山东老家去世，爹1982年在通北林业局前锋林场去世，都没火葬。
1996年9月，俺和三哥商量，想把爹的尸骨送到山东跟娘合葬。不敢坐火车，怕路上有麻烦。三儿子有个客货车，俺和老伴就坐客货出门了。先去通北装好爹的尸骨，再从通北直奔山东，没想到出了车祸。
三儿子和三哥家的侄子换班开车，俺和三哥坐在后面，老伴说：“俺做前边，俺知道路。”他坐在副驾驶那儿，没挎安全带。
车开到秦皇岛，天黑好了。有个四轮车拉了一车木头，车坏了停在路边，没人，也没灯。侄子开到跟前才看见，往里一拐，跟拉了二十吨货的大卡车顶上，哐一声响，俺的屁股颠起很高又墩下来，车玻璃哗啦啦碎了，车里车外都是碎玻璃。
本来往南去的车头，这回朝北了。车门开了，老伴掉下车去，又叫对面开过来的大车拖出去十三米远。俺听见侄子说：“完了，俺姑父完了。”
俺当时傻了，下车就上他坐的副驾驶座位摸，没有。回头往地下看，在地上躺着哩，他在人家车底下，一条腿抬得很高，脚上穿着白袜子，没穿鞋。俺想给他穿鞋，手不好使，心好像吊上去了，穿了半天也没穿上。
三哥和三儿子说：“你上车吧。”
俺坐在车上，车门开着，车玻璃一点儿都没有了，全碎了。来了很多人，又照相，又扯尺，他们是干啥的，不知道，俺瞪着眼睛看他们忙。听见有人说：“老太太傻了。”俺不知道说的是俺。
那些人走了，老伴和撞坏的车，都叫他们拉走了。俺跟着三哥走，走到一家旅店，住下了。俺跟三哥说：“哥，咱中午饭没吃哩，咱吃饭呗。”
三哥说：“谁还能吃下去？”
第二天早上起来，三儿子嘴上大水泡起来了，侄子的脚肿了，一起出门的老伴没了。俺这才知道，老伴真的没了，死了，可住在人家店里不能放声哭，心一直吊着，说不上来的难受。侄子说：“姑，你眼里总有泪，真让人受不了。”俺张了张嘴想说点儿啥，想想又闭上。
俺后来才知道，出事的地方在海产品批发市场东门外。俺不想叫家里人知道，他们也知道了。车祸第四天，黑龙江的大女婿，山东妹妹家的大女婿、二哥的儿子和孙子都到了，提前来了电话。
听说他们要来，俺躺在床上一边哭一边想：看见亲人，大哭一场，心里能好受点儿。再想：俺不能哭，得装作没事的样子，他们千里遥远地来了，俺总哭，他们咋吃饭喝水呀？得想法板着。
山东的亲人到了，他们跟俺握手，俺光想哭，板了再板。谁说啥俺就点头，不敢说话，俺只要一张嘴，就得放出哭声来。
大家都进屋坐下来，好几分钟俺都没说话。服务员送来一壶水，三哥要来饭菜。吃完饭，外甥女婿带来的车把三哥爷俩拉走了。二哥的儿子把爹的尸骨装进提包，从小站上了车，坐火车走了。从安达出门的时候，二儿子买了五大箱子安达产的银泉白酒，准备出殡用，三哥他们拉走三箱，剩下的两箱扔了。那时候，俺和三儿子都脑袋浑，给哪个小饭店，是不是还能卖几个钱？从通北带来的有一个棺材，还有一个棺材板子准备给娘用的，都扔了。
这天夜里，俺睡着睡着疼醒了，好像岔气了似的，疼得很。俺强挺着到床头柜上拿了四片肝胃气痛片，倒了一杯水，吃下这四片药，天亮的时候好多了。
吃完早饭，大女婿和三儿子去事故处，求人家处理事故。管事的人从星期一推到星期五，从这个星期推到下个星期，没个准话。火化了岳父，大女婿就回安达了。又等了几天，事故处还是往后推，俺和三儿子也回了趟家，把老伴的骨灰送到家里下葬。
办完丧事，回到秦皇岛，就想着快点儿处理完事故，俺好回家。三儿子去事故处问，还是等。俺本来是个瘦人，又掉了二十斤秤。
二儿子当时给人家开大货车，去青岛拉啤酒路过秦皇岛，到旅店看俺，叫俺回安达。他说：“妈，你看你瘦的，咱啥都不要了，咱要命！我的车上有卧铺，你今天就跟我走，一会儿就上车吧。”
俺说：“不行，你爹不能白死，俺得要个说法。”
两个儿子都说：“咱是外地人，你能整过人家吗？再把你气个好歹，就犯不上了。没爹了，不能再没妈。”
俺说：“你俩先走吧，俺坐火车走。”
两个儿子走了。
下午上班的时候，俺先去公安局，接待室是个女的，她说：“局长出国了，就是在家，也不能给你处理事故。”
俺问：“你是叫俺找别人，是这个意思吧？”
她说：“是。”
俺去了处理事故的地方，要找一把手。有个人对俺说：“大队长在二楼。”
俺到了二楼，门上都有小牌子，“大队长”这几个字俺认得。俺敲门，他说：“进来。”
俺进了门，他在看报。
俺站到他桌子前，他头都没抬，问了一声：“啥事？”
俺说：“俺有些事不明白，想问问大队长。”
他放下报纸，说：“你说吧。”
俺说：“杀人的车，你放走了。被杀的车，你还扣着。大车是通过什么渠道开走的？车主给了你多少钱？俺的人死了，俺的车碎了，出事七十多天了，哪个星期都来，你们咋还不给处理呢？俺是山东人也好，是黑龙江人也好，俺不是你的仇人，也不是你的敌人。俺看了，着装的，戴大盖帽的，到你们这儿办事都痛快。人人都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到你这儿咋不是那样呢？难道你这儿还没解放吗？俺看人家出车祸的，三家的事三家到一块儿和解，两家的事两家到一块儿和解，俺是三家在一起出的车祸，咋不叫俺到一块儿和解呢？这些都是为啥？你给俺回答！”
这回大队长站起来了，说：“大姨，你老坐下说。有些法律程序，你老不懂。”
俺说：“俺不懂，俺才叫你给俺解释。俺不恨那个大车和四轮车，俺最恨的是你大队长。你不给俺说清楚，俺今天就去告你！”
大队长问：“你告我啥？”
俺说：“俺告你官僚！俺黑龙江的车，在你的地盘出了车祸，人没了，车碎了，七十多天你不管不问。俺告你不是贫民百姓需要的官，你当的是有钱有权人的官！俺昨天没睡，都想好了，先去市政府告你，去也没用，俺得走这个程序。俺再去省里、去北京，准有人给俺公道。要是有理的官司打不赢，俺回来就喝药，死在你桌上！有理的官司打不赢，活着也没用。”
大队长说：“我马上给你处理，你老别生气，我保证叫你老满意。”他还说，“大姨，我这里哪天都有几起车祸，你的情况我真不知道，对不起。”
俺说：“俺住了七十多天旅店，特别难受。俺咋想的，俺就得咋说。俺说的话，也都是俺能做到的。俺说的话太难听，应该俺说对不起，俺现在精神有些不正常。”
大队长叫俺第二天去听处理情况，大车车主也去了。车主说：“我的车正常行驶，没我的事。”
俺说：“俺的车是你撞碎的，俺的人死在你车下，没你的车，也出不了事。”
最后，大队长跟俺说：“我们很多人讨论，定下来了。大车25%的责任，四轮车40%的责任，你的车35%的责任。大车赔偿一万二千元，四轮车赔偿两万七千元，四轮车给你。四轮车停车费不收了，现场处理费一千多元不要了，司机的驾驶证不吊销了。”
大车车主那一万二给了，四轮车车主说没钱，那爷俩穿得可破了，俺叫三儿子到他家看看，三儿子去了。他家在农村，老头是木匠，可他家里没一件像样的家具，连里屋的门都没有，三个儿子都没媳妇，老太太正在医院抢救呢。当天，老头的自行车扎了，他去邻居家找胶水。老太太有精神病，她坐到老头修车的板凳上，看见了剪子，就把外带剪断，又把里带剪得跟面条似的。老头找胶水回来，把她打了一顿，老太太就喝药了，好在把人抢救过来。说是老头，看着六十多岁，他才四十八岁。出事那天，他买了一车木头，儿子开车往回拉，车坏在半道了。
处理事故的人让老头交钱，说不交钱就把他儿子抓起来。老头吓得哆嗦，跟俺说：“大姨，我有了钱保证给你。我一年给不够，两年。两年给不够，三年。我一定把钱给够你。”
俺说：“你别害怕，这钱俺不要了。”
俺对处理事故的人说：“你们别抓人家孩子，这钱俺不要了，俺回家。”
老伴死了一年多，俺还不能听别人说，谁家出车祸了。听说谁家出车祸，俺的心就翻个儿。在马路上走，见不了碎玻璃。看见车祸后的碎玻璃，俺的心也翻个儿。俺的心一翻个儿，就说不上来的难受，五六天夜里睡不着，白天不爱吃饭。俺以前一个星期最少去两次公园，锻炼身体。老伴死了，俺两年半去了一次公园，公园里的锣鼓声俺听不了，别人的笑声俺也听不了。
俺现在知道，心翻不了个儿，心翻个儿人不就完了吗。那时候就觉得心总吊着，听说车祸，看见碎玻璃，心就翻个儿。过了一年多，俺的心才落回来，不吊着难受了。
赔钱货
姜淑梅
从前的女人，谁要连生几个儿子，都说：“她咋这么好命呀？”谁要连生几个闺女，都说：“她咋净生些赔钱货呀？”
有句俗话说：“谁家生了闺女，粪坑都噘三天嘴。”这可不是瞎说的。
把闺女拉扯大了，能干活儿了，也就该找婆家了。结婚的时候，俺那儿不兴要彩礼，穷的穷陪送，富的富陪送，都得陪送。
结婚三天回门，婆婆给端出来一个针线活儿筐子，里面有一把剪子，一丈黑布，一丈白布，一板子黑线，一板子白线，两个古鲁子。古鲁是木头做的，做针线活儿用的，相当于东北人用的顶针。针线筐里还有一个书本，这可不是让女人看书的，里面夹着全家人的鞋样子、袜样子、帽样子，公公的，婆婆的，丈夫的，小叔子的，小姑子的。
闺女三天回门，得在娘家住一个月，那叫“住对月”。这一个月，得做满家鞋，家里几口人，就得做几双。有的闺女不会，就得娘做。有的闺女做活儿慢，娘得帮着做。那时候，有这么一句俗话：“拉巴闺女不当行（读hang，三声），还得搭上半拉娘。”
住完对月，回到婆家，婆婆领着做三天饭，婆婆就熬出来了，再也不进厨房。刷锅，做饭，都是儿媳妇的活儿了。到了婆家，别想闲着。早上起来，去问婆婆：“娘，咱做啥饭呀？”婆婆说做啥饭，就得做啥饭。一天三顿都得问，天天都得问。
做饭从早忙到晚，黑天还得纺棉花。簸粮食，磨面，织布，做针线，都是媳妇的活儿。那时候，没有缝纫机，做袜子，做鞋，做衣服，全是一针一针地缝。这茬袜子和鞋没等做好，脚上穿的袜子和鞋穿坏了。
俺婆婆说：“南京到北京，都是儿媳妇扎古老公公。”扎古，就是打扮。有了儿媳妇，公公的袜子、鞋、单衣、棉衣，都是儿媳妇做。
过大年更忙。过年的时候，一家人都得穿新袜子、新鞋、新衣裳。过了腊月初十，就得碾穄子，把穄子碾成米，再去磨成面。还得磨些麦子面、高粱面、豆子面，都磨好了，再蒸干粮。
结婚头一年，俺磨了两天穄子面，磨了一天绿豆面，磨了两天高粱面，磨了三天麦子面。听公公说，俺磨了一百三十斤的麦子。一天天推磨，呛得俺头上、脸上、身上全都是面。
磨完面，蒸干粮。俺蒸了三锅白馍，蒸了三锅白面菜馍。枣和豇豆煮在一块，煮好了，揣成枣豆馅，再蒸两锅穄子面的黄枣馍。用白面和大枣蒸的馍，能蒸出很多花样，叫花糕。有时候，花糕一层一层的，跟现在一层一层的生日蛋糕差不多，叫花山。花糕，正月十五才能吃。蒸黄枣馍那天，全家人吃了一顿黄枣馍。白馍和白面菜馍蒸出来，婆婆不叫吃，都放到她屋里。
蒸了这么多好干粮，年三十中午吃一顿，大年初一中午吃一顿。以后，吃的就是穄子面发糕，还有黑面饺子。饺子里面包的是地瓜叶子和胡萝卜，有盐，没油。剩下那些好吃的，等俺正月初四回娘家了，他们再吃。
大年初二，闺女和女婿回娘家拜年，都是赶车去，婆家给拿一箢子礼，满满一大筐。看着不少吧，可娘家不能留，也就是拿出两样东西，换上两样放进去。有的娘家怕闺女回家受气，多换几样，换得箢子更满了。
正月初四，娘家来接闺女，过完十五，正月十六回来。结婚前三年，更有这个讲究，说是：“在娘家过十六，死了婆婆挂着舅。”正月十六回到婆家，俺婆家就剩下够吃一顿的花糕了。
闺女生孩子了，娘家得接着赔钱。婆家找人挑两个空盒子，去报喜。生了男孩，放盒子里一本书。生了女孩，往盒子里放朵花。婆家人挑着空盒子去，得挑着娘家满盒的东西回来。报喜得用外人，公公、丈夫都不行。
1955年农历十月二十八，俺生下大儿子。去报喜的人，是在俺家常住的三舅。娘看报喜的人年纪大了，河干了还八里地，来回就是十六里，怕把老头累着。三舅在俺娘家吃顿饭，回来的时候，盒子里装了二斤红糖，二斤江米，九十九个鸡蛋。
婆婆打开盒子看看，没说啥。丈夫看了嫌东西少，说三道四。
俺十八岁生孩子，人还没发育好，膀奶的时候可疼了，奶上锃出来一个一个口子，疼了十多天。疼痛难忍的时候，丈夫再说长道短，把俺气病了，得了产后风，差点儿没死了。
产后第九天，娘家人送中米，就是给孩子下奶来了。送中米和送年节礼不一样，娘家拿来的箢子里东西再多，也一样不剩，婆家全留下。人家说，回箢子底朝上的孩子好养活。
娘来了，给俺拿来江米、红糖、挂面、鸡蛋、白面，满满一大箢子。还有孩子的大棉被、小棉被、小夹被、小衣裳、褯子，俺娘家穷，这些东西全是家织粗布的。人家有钱的，做小被、小衣裳全都买洋布，还买小毯子和小斗篷。有句俗话是：“做贼的不进五女门。”说的是闺女越多，赔钱越多。谁家要是有五个闺女，家里的东西就赔得不剩啥，贼都不上门了。
杨庄俺有个仁表哥，俺爹和他舅是仁兄弟。仁表嫂生了俩闺女，生三胎的时候，嫂子在里屋生孩子，表哥在外屋等着抱儿子。孩子生下来，还是闺女，仁表哥破口大骂：“你他娘的不会生别的，你就会生赔钱货！”他骂得一句比一句难听，俺大姑和接生婆把他推到门外，把门插上。
到了外边，他还骂骂吱吱，邻居都说他：“女人生孩子最难受，也最怕气。你把你媳妇气死了，撇下三个没娘的孩子，你咋过？”
仁表哥这回不骂了，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一天没吃没喝。
第四胎是男孩，仁表哥、仁表嫂才有了笑模样。
1945年，俺在巨野县城住的时候，邻居有个姓杨的，家里有三个闺女。大闺女三十二，二闺女二十八，三闺女二十六，都没找婆家。老杨头对外人说：“都说闺女是赔钱货，俺不给她们找婆家，赔啥？”
这三个闺女都是大个，模样也好，不少媒人来说媒。不管啥样的人家，老杨头都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同意。
大闺女岁数大，她最着急。喂鸡的时候，她故意把高粱和小麦掺到一块，一起撒给鸡。鸡都挑小麦吃，大闺女一边打鸡一边骂：“你挑！你挑！你就使劲儿挑吧！”
这是说给她爹听的，她爹假装不知道。
还有一次，大闺女给爹送饭，拿了一根筷子。爹问：“你拿一根筷子，咋用？”
闺女说：“人家一个人，咋过？”
老杨头不接话茬，自己又拿了一根筷子，闷头吃饭。
他对老伴说：“想给闺女找婆家，等俺死了吧。有俺活着，第一，俺不当老丈人。第二，俺拉巴的是闺女，不是赔钱货！”
俺家在巨野住了一年多，杨家仨闺女一个都没找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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