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 难
姜淑梅
土地改革后，俺家的地和粮食都让人分了，1947年8月，爹雇了一辆马车，带着娘、大嫂、俺和妹妹去潍坊找大哥。大哥姜士芳十五岁结婚，初中在巨野县上学，那时常回家。后来他到兖州上高中，到重庆上大学，当兵当军官，十年没回家。可能因为交通不便，还兵荒马乱吧。
路上，俺和嫂子都病了，俺那年十岁，发高烧，走路像踩在棉花上，看见河水可想喝了，他们不给喝。先生说俺这是伤寒病，嫂子那是发疟子。硬挺着到了济南，住进难民所后，父亲雇了两辆人力车，带俺和嫂子去看病。嫂子还会走路，自己坐一辆车。俺不会走路，爹把俺抱在怀里，上车下车都得他背着。看病回来，娘到朋友家找来小锅，给俺俩熬药。父亲看俺俩的病十天八天好不了，锅碗盆勺全都买回来。俺那阵都病傻了，娘给俺个石榴，俺接过来就吃，都不知道扒皮。俺家当时住的是砖瓦房，两间西屋，五口人都住在一个屋里，外边有个支锅的地方。
嫂子吃了两服汤药就好了，俺干吃药不见好，过了四十多天才好些。娘说：病害人，病养人，四十多天俺就吃点水果，要是没病早饿死了。嫂子十年没见大哥，心里着急说不出，爹娘看出来了，俺刚会走路，就搭了一辆敞篷汽车去了潍坊。
大哥早就安排好住处，一家人在潍坊团圆了。大哥在交警部队，听说是保护铁路的，俺不知道他到底是多大官，手下有三十多个兵。三哥先来的，跟着他当小兵。他的勤务兵叫徐杰三，帮俺家忙前忙后。到了潍坊，爹也到军队，帮着人家写写算算，混口饭吃。
过了三个月，说有情况了，解放军要打潍坊，国民党军官可以去台湾，就是不叫带家属。有些太太是大脚板，女扮男装到济南，就上飞机走了。大嫂是小脚，咋打扮也不像男子。大哥和大嫂分开十年，在一起才一年多，他舍不得扔下大嫂，没去台湾。太太们女扮男装的事，上面知道了，听说后来上飞机前都要先过称，一般女人分量轻，分量轻的都要好好检查。
要打仗了，潍坊这些兵忙开了，挖战壕，挖陷阱，挖了很多，准备打仗，都没用上就走了。上面叫大哥他们去博山，全家就跟着军队走。到博山住了一个多月，听说解放军要打博山，大哥他们又逃到淄川。到淄川不到一个月，大概是1948年3月就打仗了。打了两天两夜，大哥说城里太危险，叫徐杰三领着俺们女人闯出城去，到农村找个房子住几天，不打仗了再回来。当时，淄川城只许出不许进，出城得带眷属证，不带眷属证不给开城门。
那天晚上有月亮，也有云，一会亮一会暗。徐杰三换上便衣头前走，俺们跟着。俺们走的好像是正面战场，机枪声突突突，突突突，指挥枪斗斗斗，斗斗斗，大炮弹咣咣的，手榴弹的爆炸声一个连着一个。指挥枪在哪个方向响，大炮弹就往哪个方向去。俺平时最怕死人了，战场上的死人横一个竖一个，俺跨过死人的时候不怕死人，光怕枪炮，说不上哪一响命就没了。娘问杰三：“到城门还有多远？”杰三说：“还有一里多地。”娘说：“咱快回去。”俺们就回去了。
回到家，杰三在院里挖了一个洞，像地瓜窖一样，上面蓬上板子席片什么的。怕解放军看见烟往这发炮弹，俺娘四个天不亮就吃饭，吃完饭就躲到洞里，坐一会站一会。没过几天，一个大炮弹落到院里，炸出一个大坑，俺待的这个洞进了很多土，门也让土埋上了。俺娘四个费了很大劲，才从洞里爬出来。
房东的邻居听说俺们差点没命，把俺们接到她家的防空洞。这个防空洞是老辈子留下的，十多平方米，方砖铺地，洞顶半圆形，也是砖砌的。听说，她家老辈子有在朝廷当大官的，这是间密室，房顶是铁汁子灌的，炮弹炸不透。白天好几家邻居都躲在这，黑天以后回家睡觉。
还是在博山的时候，军队吃的就剩大米豆油了。俺们吃的都是军队的粮食，大米豆油很多，没有菜。大嫂不爱吃大米，一天三顿大米饭吃了一个多月，水灵灵的嫂子瘦得颧骨突出来，显得眼睛更大了。仗打了十天左右，中央军的飞机来了，往下丢大饼，丢机枪，丢子弹。大饼俺吃到了，发面的，一寸多厚，越嚼越香。听大哥说，飞机上丢的东西，一半落在城里，一半落在城外，是风给解放军送过去的。
大哥是国民党党员，他说：“我不想当俘虏，解放军要是打开淄川，我就自尽。”这话让娘知道了，娘很生气，她说：“你心里也没有你的爹娘啊，俺白拉巴你一回！”娘哭了。
没过几天，大哥住的三间瓦房给炸塌了，大哥、三哥都在屋里，大哥的手枪碎了，手一点没伤着，三哥也没受伤。
解放军会打仗，打了半个月仗，他们把淄川打开了，大哥和三哥被俘虏。解放军的一个干部押着大哥回家看娘，那个干部说：“大娘，你放心吧，以后我们会重用他的。”大哥的同学朋友，当俘虏后都被重用了，就大哥死脑筋转不过弯来，也不好好干，回老家了。
大哥没自尽，娘稍稍放心，可是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娘说：你爹这回是死了。她不吃不喝，非要去死人堆里找爹，邻居都说：“真的死了你也找不到，一个坑里埋好几个，还不知埋在哪里，你上哪里去找？”淄川的仗打完了，国民党发的中央票子成了废纸，留在淄川就得等着饿死，从淄川去济南可能还有活路，娘不甘心也得走。正好有个巨野老乡，名叫许中秋，他也要去济南，想跟俺搭伴。
走到淄川城门里，把城门的几个人说：“你们在这等会，俺把死人往旁边整整，要不你们过不去。”过了好一会，他们才把城门打开，让俺们过去。俺出了城门往左看，先看见一个人上半身的骨头架子，肋巴骨一根一根竖着。接着看见一个没有脸的死人，腮上的肉都让狗啃吃了，中央军的军装穿得好好的。俺已经不知道害怕，光怕人家管俺要证明，俺的眷属证已经不好使了。
那时候济南没解放，中央军的伤兵和眷属都奔济南去。走到半道，俺看见山坡上趴着一个中央军，不知道哪有伤不能动弹，他大声喊：“老爷呀，给俺口水喝吧！亲爹亲娘呀，给俺口水喝吧！”路上都是伤兵，俺们是眷属，谁都没有水给他。有个伤兵子弹从腮帮上穿过去，两腮上都有枪眼，一喝水就漏，他的脸肿着，眼睛几乎封上。还有的伤兵腿折了，走不了路，就爬着走，看见人就要吃的。俺娘四个自己都没吃的，哪还有吃的给他呢？
离开淄川的时候，俺和妹妹都背一个小包，包里包着衣服、被面和布，一路上有的换饭吃了，有的算了住店的费用。娘是小脚，又惦记爹惦记哥哥们，没力气赶路，俺和妹妹一边一个扶着她往前走。嫂子也是小脚，平常三寸金莲人见人夸，逃难的时候，赶路就费劲了。从淄川到济南三百多里路，俺们走了十一天。到了济南，许中秋把俺们送到城北的难民所，最想不到的是，爹就在这等俺们呢。
听爹讲，打起仗来没啥写算的，人家就让他到厨房烧锅。有天夜里，看情况不好他就逃了。路上，他让一个东西绊了一下，一摸是个皮箱，不重，有二十多斤，也不知道里边都有啥，他就提着走。好几天没睡觉，他想找个地方睡一觉。不知在哪个屋里他摸到草铺，挺高兴，再一摸，旁边还有个现成的枕头，就躺下了。躺了一会，觉得哪里不对劲，伸手再摸枕头，枕头底下黏糊的，是血，这个枕头是个死人。他皮箱也不要了，赶紧跑。枪不响的时候，他回到家。不知道俺都在防空洞里，他没看见俺们的影，就出了淄川城。爹年纪大，没穿军装，城门口没人盘问他，他就来济南了。
这段经历一刀一刀刻在娘心里。几十年以后，娘临死之前，把俺们兄妹都叫到床前，特意嘱咐：“你们给俺记住，俺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都不要当兵。”
难民所里的人和事
姜淑梅
俺在济南住过两次难民所。第一次是1947年8月，当时俺病着，难民所的具体位置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东西两个院，西院有个牲口棚，有车马的人家住那个院，俺住东院。东院住了七家人，都是巨野的，除了四家逃难地主，把大舅嫂拐来的姓任的，把姐夫拐来的姓王的两家也住在这，还有一位是赵处长的大太太，赵处长在哪做事俺不知道，赵太太是巨野城南赵庄人。
这个难民所水电都不要钱，房子白住，俺们住的都是通开的两间房，赵太太和她娘家外甥住的是三大间，有专门的客厅。听说赵处长回济南了，赵太太就忙开了，屋里擦洗得干干净净，摆设得规规矩矩。盼了一天又一天，赵处长没来，赵太太就到二太太的家去找。赵太太起大早梳洗打扮，穿上最好的衣服，打扮得油头粉面，坐上了人力车。时间不长，她就回来了，说赵处长在济南住了半个多月就走了，和二太太坐飞机去了青岛，她在床上坐了一会喝了杯水就回来了。她跟俺们夸赵处长的楼房好，屋里摆设好，被子好，床单好，枕头好，她高高兴兴地夸了好几天，院里的人背地里都笑话她，说她傻。
老毕家是毕海的地主，老两口带着两个儿子一个闺女在这落脚，大儿子教书，二儿子上高中。毕家当家的是老太太，五十多岁，干净利落。亲家把大儿媳妇和一岁半的小孙女送来，投奔他们，她让大儿子写了一张休书，把这三口人都撵回去了。二儿媳妇来找丈夫，这个媳妇针线活好，她让媳妇住在一小间空房里，给他们全家做鞋做衣服。她跟媳妇说：“你不要见俺儿子，俺儿子想找个大脚板的洋学生，俺得劝劝他，要是现在看见你他就得气死。”媳妇在这住了八天，丈夫从窗户外面看见，就进屋了，问：“你咋来了？”
媳妇吓得战战兢兢，不敢说话。
丈夫问：“你啥时候来的？”
媳妇说：“俺来八天了。”
“你来八天了，咋不见俺？”
“咱娘说，你看见俺，就把你气死。俺怕气着你。”
丈夫说：“胡说！俺去找她！”
他拉着媳妇去问娘：“你咋说看见她能把俺气死？俺啥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他娘红着脸啥也不说。
他跟娘说：“俺不能像大哥那么狠心，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要了。”他回头跟媳妇说：“你回家吧，俺现在上学不挣钱，吃的花的都是人家的钱。后年高中毕业俺就能挣钱了，那时你再来。”
毕家二儿子送媳妇回家了。
老田头是个半路瞎，长得白白净净，他是城北田庄人，五十多岁，他穿的大夹袄、大布衫都是好布料。他的两个太太都五十多岁，没一个长得俊的，他和大太太住在难民所，二太太住在外面。二太太常来这，只要大太太没在屋里，她就到外面雇个车把老头拉到她那，两个太太经常为老头争风吃醋，大吵大闹，她们吵架的时候，老田头不声不响坐在一旁，像个外人。
1948年4月从淄川回到济南，俺住的难民所在二大马路纬三路上，墙东是教育电影院。那个院子很大，西边六间、东边四间都是瓦房，南边是楼房，楼梯楼板都是木头的，楼上楼下各四间，一楼潮，没住人，俺家和另外三家住在楼上，到了晚上，厕所和院子里还有灯。难民所还有两个厨房，大家都在厨房做饭，天冷了就在厨房吃饭。
这个院里住的也是逃难地主，巨野的有三家，家家都是几个行李卷，没别的东西。刘哥刘嫂是城南大义人，刘哥在外面找活干，刘嫂在家管孩子。有天晚上，刘嫂吃完饭先上楼，看见楼梯口站着一个毛绒绒的黑影，黑影的眼睛白亮白亮的，刘嫂吓得两条腿不好使，两手抱着木栏杆大声喊：“有鬼！有鬼！”等大家上楼看，黑影早就没了。听说院里有鬼，难民所里说什么的都有。爹说：“不是鬼，是小偷。趁咱吃饭他来偷东西，刘嫂上楼早，他没得手。”刘嫂问：“小偷咋还浑身长毛？”爹说：“那是他穿的衣服，故意吓人。”
当时爹没啥干的，在二大马路纬三路摆了个杂货摊子，这条街来往人多，生意很好。第二天上午，刘嫂要去道南买萝卜，走到门口跟俺爹说了几句话就过马路。走到路中间，过来一辆小汽车把刘嫂顶起来又落到地上，小汽车没停，直接开走了。爹看见刘嫂出事了，扔下杂货摊就去救刘嫂，他雇了个人力车抱刘嫂去医院。刘嫂一百五十多斤，又高又胖，父亲抱上车很费劲，好不容易坐上车，刘嫂的腰硌疼了他胳膊，爹一摸，刘嫂的腰上扎着一圈布袋，布袋里都是银元。爹把刘嫂的布袋解开扎到自己腰里，把自己的皮腰带给刘嫂扎上。先生说刘嫂没事，可刘嫂还没明白过来。刘哥听说刘嫂出事了就回到家，父亲把银元布袋交给刘哥，他把娘的两条扎腿带子接在一起，扎到自己腰上。刘嫂在医院住了六天，他们的小孩在俺家待了六天。
还有一家姓赵的地主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二闺女叫三姐，老太太最不喜欢她。有一天，赵三姐偷着端来一碗大米饭，含着眼泪让俺娘看：“大娘，你看这饭能吃吗？”娘接过饭碗用筷子一挑，都扯出黏丝了，娘在垃圾堆上挖了个坑，把那碗米饭埋上，把俺新做的大米饭给她盛了一碗。老太太不喜欢三姐，听说是三姐命中克她，对三姐她想打就打，说骂就骂，三姐十五岁那年做的棉衣，十七岁了还穿着，哪块坏了补哪块，又瘦又小，露胳膊露腿。三姐还有个嫂子日子更难过，她的女儿一岁半，不会走路，小女孩放在院里一坐就是一天，邻居有时候看见日头太毒，就给孩子换个地方坐，老太太从来不管。姐俩都在纱厂上班，一个人一天挣三斤小米，回到家里活都是她俩的，身上的伤不断。爹看三姐太苦了，就跟老太太商量给三姐介绍对象，老太太说：“让她走远点，越远越好。”三姐的对象家在济宁，给三姐买套新衣裳换上，俩人就去济宁了。
三姐走了，家里的活就得嫂子一个人干，干不过来，老太太不是打就是骂。有一天风大，嫂子关门的时候动静大了，老太太不愿意了，说儿媳妇摔打她了，嗷嗷大叫，吓得儿媳妇赶紧跪到婆婆面前，说：“娘，俺错了，俺再也不敢了。”老太太把身子转到一边，丈夫使个眼色，媳妇又到那边跪在婆婆面前，婆婆开情了，说：“滚了吧。”
丈夫劝媳妇：“你在这个家里啥时候能熬出来啊？你快点走吧。”
媳妇说：“俺走也得跟娘说声。”
丈夫说：“不用说，俺送你。”
抱起孩子，赵哥流泪了，把娘俩送到车站，回来偷着跟俺娘说：“摊上这样的娘，俺一点办法没有，只好叫她们娘俩逃个活命。俺就四个银元，都给她了。”
俺在这个难民所一直住到1949年11月，解放以后，俺家这样的成分待在哪都一样，民间说：“民国三十八，地主回家”，俺家就在这年回家了。
济南城的枪炮声
姜淑梅
1948年中秋节，爹买了二斤月饼二斤肉，肉跟笋瓜一起炖，好长时间没吃肉了，馋得很，俺就吃多了，恶心，从嗓子眼往上返油。
也是那天，二楼来了个穿军装的中央军，忘了是谁家的亲戚，可能是喝酒喝多了，他从二楼跳了下去，掉到楼下的丝瓜架上，又从丝瓜架掉进鱼缸里，一点都没伤着。他大声叫喊：“我保吴公！我保吴司令！”翻来覆去的就是这两句话，他喊的吴司令叫吴化文，据说是济南守城的一个军长。那时候，老百姓都管国民党的军队叫中央军，管共产党的军队叫八路军。二楼下来两个人，把这个中央军搀走了。
早就听爹说济南要打仗，不知道啥时候打，没想到，就在这个中秋节夜里，济南打仗了。爹跟娘商量：“这仗不知啥时候才能打完，咱搬一楼去吧，一楼还安全点。”娘说：“好。”第二天早晨，俺家就搬到一楼，锅也从厨房搬到屋里。从那天起，俺就两手抱住膝盖，天天蹲在西南墙角，啥都不敢干，腿也不敢伸，吃饭也蹲在墙角。枪炮声时远时近，时大时小，指挥枪的枪声特别响，斗斗斗，斗斗斗，这种声音一响，俺就吓得捂耳朵。晚上睡觉，俺不能蹲墙角睡，只好爬到地铺上，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等俺睡着了，娘再把被子掀开，说俺身上的汗滔滔的。
打仗打到第三天，一颗子弹从玻璃窗穿过，直接扎进地里，玻璃窗上留下一个小洞，地上也留下一个小洞，当时俺娘正躺在地铺上，地上的那个小洞离她的头只有半尺。
小妹比俺小两岁，她那年才九岁，长得又高又膀，她天天都往外跑，东一趟西一趟，谁也管不住她。娘不叫她出去，她说：“枪子有眼，打死的都是那些该死的。”
打仗打到第五天，娘说做饭没啥烧的了。过了一会小妹回来，一手拎着一个椅子。娘问：“从哪弄的？”
小妹说：“银号。”
娘生气：“你哪能拿人家的东西？”
小妹说：“银号的人早就跑了，都啥时候了，你还说这么多。”
娘问：“你拿这椅子想干啥用？”
小妹说：“烧火。”
娘说：“这么好的椅子，烧了可惜了。”
小妹拿起斧头就劈，叮咣一会就劈完了。小妹说：“娘你烧吧，烧完了俺再去拿，他那里烧的东西有的是，还有椅子，还有床，还有一个座钟呢，俺也给你抱回来。”
娘问：“你说哪里？”
小妹说：“银号呗。能烧的东西有的是，哪都没有银号近。”
娘说：“不许再动人家的东西。”
小妹没听娘的，下午又去酱菜厂，挎回来半篮子咸菜。
打仗以后，家家都在屋里做饭，难民所的厨房空下来，不知啥时候来了中央军，他们在厨房做饭，天天都往前线送。有个伙夫出去抱柴火，一颗子弹打到头上，死在厨房门口，难民所就死了这么一个人。
打仗打到第八天，解放军进城了，厨房里的人都跑了。小妹看见厨房里有一大笸箩馒头，一篮子一篮子往家挎，吃不了的，俺娘都晒成馒头干。新做出来的猪肉炖粉条，小妹端回来半盆，她还要去端，娘说：“够咱吃的了，让别人去端吧。”
俺在墙角蹲了八天，枪不响了，俺可得出去玩了。刚走出大门，抬头一看吓得俺嗷一声往家跑，道那边金店墙根坐着一个死人，歪着头，脸色黄白，地下一滩血，好像正看着俺，俺再也不敢出门了。打仗的时候，很多人想发点外财，听别人说，死在金店门口的这个人，就是来抢东西中了流弹死的。
门口还有一家鞋店，有几个人在砸门准备抢鞋。小妹回家拿篮子，跟娘说：“俺也挎一篮子鞋回来。”
娘这回生气了，说：“谁爱抢谁抢，咱管不了人家，你不能去！人家的东西咱一点都不要，记住了吗？外财不发咱命穷人。”
又过了一天，小妹说：“门外的那个死人拉走了，咱去捡炮皮呗。”炮皮就是弹壳，铜的，能卖钱，俺说：“好。”俺和小妹拿一个篮子，小萍和小兰也拿了一个篮子。出了门往东走有个车库，车库里有一辆军车，军车前面侧躺着一个穿军装的死人，脸色漆黑，胖头肿脸，十指长伸，已经“发”了。
俺害怕了，接着往东走，看见一个小树林，小树林边上有一片平地，平地上有一层新土，俺一踩可暄了，底下好像有弹簧，蹦一下就弹起来，可好玩了。俺喊：“都过来，这好玩。”她们三个都过来，俺们一起在上面蹦，都说好玩。有个男人离着挺老远就喊：“小孩，快下去，别漏下去，那底下都是死人!”吓得俺嗷嗷大叫，赶紧往家跑，啥也没捡着。
济南解放以后，听说上上下下的官都换了，只有邮政局原班不动，路口的警察还在站岗，好像还是那几个人。
【金孩家的事】
百时屯有家姓时的，男的小名叫金孩，两口子为人善良，过得富有。他们生了三个男孩，生下来都好好的，活到三岁就像个肉布袋，四五岁就死了。庄上的人说，金孩媳妇的奶不行，化骨头。
过了几年，金孩家又生个男孩，这回他家雇了个奶娘，吃了奶娘三年奶，是个健康聪明的孩子。金孩两口子长得都好看，这孩子也俊，两口子过日子更起劲了。
金孩家三间堂屋是砖瓦房，东西屋底下九行砖，房顶是瓦，中间是土墙，山东人管这叫“穿靴戴帽”的瓦房。他家的砖院套很高，大门是厚木板做的，有木门插，中间还有“腰穿”，结实得很。
没想到胡子还是翻进院子，把孩子抱走了。他家院外有棵大榆树，院里也有棵大榆树，两棵树离墙都一米多远。金孩说，半夜里胡子从院外的树上去，从院里的树下去，进去几个人打开大门。两口子惊醒了又哭又喊：“你要啥俺给你啥，别把俺孩子抱走！”胡子听都不听，把孩子给抱走了。
半夜里，金孩两口子挨家敲门，磕头作揖求大家帮着找孩子。天亮的时候，百时屯四五百人来到金孩家门口。有人说，头天晚上看见陈庄的“机关枪”，他上咱庄来了。“机关枪”是外号，他就是胡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个机关枪，经常抱着机关枪四处做坏事。大家说，指定是他干的。
百时屯四五百人到了陈庄，都拿着家伙什，有拿木棍的，有拿铁叉铁锹的，从四外向里包围，挨家挨户找孩子，陈庄翻个遍也没翻出孩子。大家想抓“机关枪”，“机关枪”从院里出来，两手抱着机关枪，背靠着墙。四五百人手里的家伙什赶不上一挺机关枪，谁都不敢动他，眼睁睁看着他跑了，就把“机关枪”他娘抓走，还把“机关枪”的很多邻居整到百时屯。
那年俺五岁，爱莲六岁，俺俩手拉着手跟着大人往金孩家走，他家院里人很多，院里院外都是来看“机关枪”他娘的。很多人一看人多，进不去院子就走了。
爱莲对俺说：“姑奶奶，俺在前面走，你可跟着俺，拽住俺衣裳。”
爱莲弯着小腰在前面钻，俺也学她弯着腰，拽着她衣裳紧紧跟上，俺俩钻到最前面。
俺抬头一看吓得想往回跑，叫爱莲一把把俺抓住，她说：“别怕，俺抱着你。”她的两个小手从后面伸过来抱着俺。
“机关枪”他娘吊在枣树上，离俺很近，她披散着花白的头发，嘴上、牙上都是血。她穿着白细布褂子、蓝裤子，黑色的小尖儿鞋上压着蓝色的花辫子，露着白裹脚布，扎着黑绑腿带子，看样子不到六十岁。
金孩眼睛都红了，他用林柳条子打一下问一句：“你儿把俺孩子整哪儿去了？你不说俺就把你打死！”
老太婆说：“俺不知道。”
后来金孩再打，再问，她啥都不说了。
时家人在金孩旁边站着，过了一会儿听见他们说：“拿来了，拿来了。”他们拿来的是纳鞋底子的大针，俺不知道干啥用，金孩不是好声喊：“大娘，你儿是儿，俺儿也是儿，你再不说，俺就把针钉到你手上！”
老太婆说：“俺这是拉巴好儿子挣的。”
俺吓哭了，爱莲想接着看，看俺哭了，就带着俺弯着小腰钻出来，俺听见后面有人不是好声叫，不知道是不是老太婆疼得大叫。听说十根大针都楔进老太婆手指头，她爹啊娘啊叫，还是说不知道，实在不知道。时家人在枣树上吊了她一天一夜，她还有口气，放了她。
时家人把“机关枪”的邻居问个遍，都说没见孩子。
时家人说：“对不住，都是为了找孩子，都回吧。”
他们又劝金孩：“咱跟胡子没怨没仇，他们就是为了要钱，不能咋着咱孩子，等着他们要钱吧。”
等了三天，都没等到信儿。等到第四天，有个人说，南地里有个死孩子，咋看咋像金孩家的。去了十多个人，都说是，这才告诉金孩家。两口子都去了，金孩媳妇一看见孩子就昏过去了，金孩哭得死去活来，那孩子脸是黑的，鼻子上一层锅灰。
俺叔伯嫂子跟俺一个娘家，都姓姜。俺和她这么好，她都没跟俺说过。来到东北以后，听说她叔死了，她才说，金孩家的孩子是她亲叔姜士平给整死的。
姜士平不跟“机关枪”“下趟子”做坏事，他是“机关枪”的“底码”，现在叫“卧底”。“机关枪”把孩子抢来，放到百时屯他家里，孩子总哭。百时屯人四处找孩子，姜士平怕人听见，就把孩子掐死了。他又怕在他家找到死孩子，就把大锅拿下来，把孩子放到锅底下了。到了半夜，他把孩子放到粪箕子里，背着粪箕子扔到南地里。
叔伯嫂子当年十五岁，跟她叔住东西屋，看得清清楚楚。她们全家人经常挨她叔打，谁都不敢吭声，人命关天的事她更不敢吭声。
金孩家再没添过孩子，“机关枪”也没找金孩家的事。姜士平算是捡着了，金孩的孩子死在谁手，一直到如今百时屯的人也不知道。他和媳妇无儿无女，都是老死的。
【过蚂蚱】
有一天，庄里人都听见呜呜的响声，不知是哪里。仔细一听，是天上。抬头看，看不见天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啥，因为飞得高，看不清楚，就看见它们从北往南飞。
老百姓到地里一看，地里全是蚂蚱。那是农历六月，谷穗、高粱穗刚长出来，还是青的。这回蚂蚱比以往的蚂蚱个头大，两寸来长，会飞。有的人家一家人到地里撵，这边刚撵走，那边又上满了。撵也撵不走，抓也抓不多，庄稼人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蚂蚱吃庄稼吃得很快，谷穗叫它们咬得一个坑一个坑的，谷叶上一个豁一个豁的，谷地里听得见唰唰的响声。到高粱地里看，高粱穗子长出来十多天，叫蚂蚱咬得掉可地。
人人都说，这回过的蚂蚱是蚂蚱王领来的，谁也没看见蚂蚱王。还说，蚂蚱王是姜子牙的媳妇托生的，当年姜子牙封神的时候，他休的媳妇也去讨封，姜子牙封她个蚂蚱王。
庄稼人想不出好办法，老太太一帮一帮地去庙上烧香磕头。百时屯的庙在东北角，大西头、大南头的小脚老太太也拄着棍子来。她们走得很慢，走到庙上烧香跪下，都求蚂蚱王：“行行好，叫蚂蚱走吧，快走吧。”
西头有个老太太，求神的时候神来了。她一下子躺在地上，脸色蜡黄，嘴唇发紫，手脚冰凉。那些老太太把她拉起来，连喊带叫，掐住人中。
老太太醒过来，她醒了开口就说：“你要是说俺是神虫，俺还给你留个人情。你要是说俺是蚂蚱，俺就给吃你个秃枯杈。”
这个老太太平常是个老实人，这天不知咋了，说出这么多话来，听说她回家就好了。
烧香磕头，一点儿用都没有，百时屯的人开始抓蚂蚱。抓回来以后，把蚂蚱的头揪下来，洗干净放点儿盐和材料面。家里有油的，锅里放上油干炒，炒出来很好吃。吃它，再喝点儿水就能饱。邻居都一布袋一布袋往家整，人吃不了，喂鸡，喂鸭子，喂猪。
俺家男人都不在家，没人去抓蚂蚱。
俺跟娘说：“你看来秀家、来贵家，天天整回来这么多蚂蚱，俺也要去抓蚂蚱。”
娘用家织的手巾给俺缝了个小口袋，俺嫌小，娘说：“你把这个抓满就行了。”
俺拿着小口袋到了地里，地里的蚂蚱很多，俺一抓它就飞，大约一个小时，累得俺满头大汗，一个也没抓着。后来看见配对的，俺脱下一只小鞋扣过去，抓着了一对。抓了一上午，俺就抓了几个配对的，一共十多只蚂蚱。
人家都抓那么多，俺咋抓不着呢？回家以后俺问菊个，菊个和俺同岁，都是正月生，比俺大两天。菊个说，她家把三个床单缝在一起，缝成个大口袋。他们把口袋拿到地里，四下用棍子撑起来，袋子前面张着大口。她爹、她姐、她和俩哥，五个人从远处往前轰蚂蚱，得慢慢的，轰快了不行，轰快了都吓飞了。这么一轰，好多蚂蚱都钻到布袋里。把大袋子口一封，再一把一把往布袋里装。轰一回，就能装一布袋；轰三回，就是三布袋蚂蚱。
菊个家把蚂蚱倒在水缸里，先淹死它们。蚂蚱死了以后，晒干喂小鸡。
过了些天，庄里的人再不敢用蚂蚱喂猪，用蚂蚱喂的猪，猪眼都给烧瞎了。
蚂蚱把谷子、穄子、高粱、豆子都吃绝产了。地瓜没叶了，萝卜没缨子了，庄里庄外的树都没树叶了。那时候，百时屯还是小日本的天下。种完麦子，有本事的外出做买卖，没本事的出去要饭，很多人家逃出去，逃到收成好的地方。
过了好些年俺才听说，当年过蚂蚱，过的不是蚂蚱，是蝗虫。
【黄狗】
一九三九年，二嫂怀孕了，爹娘很高兴。娘跟邻居要来一只小黄狗，为的是给二嫂的孩子舔。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嫂生了个男孩，取名铁案。两岁那年，铁案病了，是嘴里的病，一张嘴里全是白的，那时候把这种病叫“虎口白”。这个病来得快，越吃药越重。俺那儿最好的先生，也没看好铁案的病，才六七天，孩子就没了。
这个黄狗吃惯了黄色的，孩子死了，吃不着，它也想吧。娘买回十六只小绒毛鸡，它一看跟一个色，一会儿就吃了六只，也不避人。娘看见的时候，黄狗已经把第七只小鸡含在嘴里。娘大声一喊，狗又把鸡吐出来。
二哥回家了，拿着那只小死鸡扔给它。它去吃，二哥就打。二哥连扔给它五次，它都去吃，连着挨了五次打。二哥第六次把小鸡扔给它，它不敢吃了，二哥也就不打它了。从那以后，它再也不嘴馋了。
西屋是俺家的仓库。过年过节买回的猪肉、羊肉都放在西屋，搁在大八仙桌上，烀熟的肉也搁在那儿。
搁好肉，娘唤它：“白白白。”
黄狗跑到娘跟前。
娘指着桌上的那些肉对它说：“这些东西你看好，不要吃，你吃就打你。”
黄狗看看娘，就进西屋了。
娘又说：“你哪儿都别去，就在这屋看着，吃饭喊你。”
娘给它在地上铺了草苫子，黄狗就趴到草苫子上，哪里也不去。西屋不关门，外边的狗、鸡、猫、老鼠，啥都不敢来。吃饭的时候，俺吃啥，它跟着吃啥。俺家黄狗也没名，叫狗就叫“白白白”，黄狗就过来了。
一九四三年，俺家往巨野县城搬家，这个黄狗好像懂人事似的。以前，它吃完饭就跑出去玩，不叫它，它就待在外面。搬家那天，往外撵也撵不出去。全家人上马车了，很多人送俺家，光顾着说话，把狗给忘了。
娘想起来，要进院找大黄狗，二哥说：“在家饿不着它。安排好你们，我就回来，再拉一趟粮食。”
马车走到百时屯北门外，大黄狗在那儿等着哩，它坐在那儿，脸朝南看着俺们。一家人都夸这狗精，它咋知道去县城出北门呀。
娘说：“咱这条狗通人性，就叫它在咱家老死。”
住到城里后，大黄狗常回百时屯看看。听邻居说，它就坐在大门口，好像很难过的样子，大伙儿都喂它。
舅进城看娘，跟娘说，大黄狗去了他家一次，跟他家的狗咬架。舅认出它，以为俺娘来了，接出去好远，也没接着人。
娘说：“前些日子，它跑出去三天才回来。它这么肥，俺以为叫人家吃了，没想到它走亲戚去了。”
日本人倒台子以后，俺家搬回百时屯。土地改革以后，有天屯里喇叭喊：
“各家注意了，各家注意了，家里有狗的，把自己的狗整死。你要不整死，咱百时屯的打狗队打死一只狗，你得给打狗队十斤粮食。不给粮食，就把狗整走。”
邻居都把狗吊死了。俺家的狗谁也舍不得。
打狗队追狗追到俺家，大黄狗跑回来，气喘吁吁坐在娘身旁。全家人在厨房里刚想吃午饭，打狗队的人就站在厨房门口。大黄狗眼含着泪，看看大哥，看看大嫂，看看二嫂，看看娘。以前，谁要站在俺门口，它得过去咬他们。这回，它浑身哆嗦，也不敢咬了。
娘说：“你谁也别看了，这家人谁也救不了你。人家叫你死，你就去死吧。人家叫俺死，俺也得去死。”
打狗队用绳子整个套儿，套到黄狗的脖子上拉走了，问娘：“要狗皮不？”娘说：“俺啥也不要。”
娘、大嫂、二嫂都流泪了，中午饭娘儿仨都没吃。
哑巴媳妇
姜淑梅
俺小时候，谁家孩子哭了，家长就说：“你还哭呢，哑巴来了！”孩子立刻就不哭了。
俺四五岁那年，站在水坑边上看二哥划船，二哥越划越远，俺正看着高兴，抬头一看哑巴来了，吓得扑通跳到水里，心里想着去找哥哥，可俺不会水，呛了好几口，幸亏邻居看见，把俺捞上来。
哑巴他娘以前生过两个孩子，哥哥三岁妹妹一岁半那年秋天，哥俩一起病了，病了十多天也不好，他娘累得白天吃不好饭夜里睡不好觉。八月节这天，婆婆在香台子前烧香，她在旁边说：“老天爷爷，你少领个猪少领个羊，你把这两个孩子领走吧。”事赶巧了，五天死了他哥俩。
两个孩子死了，哑巴他娘三四年没生孩子，她着急了，去庙上烧香磕头，她祷告说：“各位神仙，俺求求你们赐给俺一个儿，傻儿哑巴儿也行，俺的家业别叫外人得了。”也巧，她怀孕了，特意去庙上摆供还愿，两口子可高兴了。生个男孩更高兴了，可她的儿子又傻又哑巴。
哑巴家住道边，他看谁不注意，打了就跑，哪天他都打几个人。看见大闺女小媳妇不是俺庄的，他就把裤子一褪，身子往前一拱一拱的，人家吓跑了，他再把裤子提起来。他家给他娶过两个媳妇，说来奇怪，他谁都打就是不打媳妇，可他不会用，傻得啥也不懂。
哑巴十九岁那年，家里用粮食给他换了个媳妇，娶媳妇那天俺去看热闹了。新媳妇十四岁，眼睛都哭肿了，还是哭。媒人说对方是个半语子，没说他又傻又打人。新媳妇娘家在燕洼，爹死了，娘有病，奶奶也老了，这孩子在家要饭，要回来的饭给娘和奶奶吃。这回，家里用她换了两布袋高粱，一布袋高粱一百二十多斤。
新媳妇在哑巴家待了一个多月跑了，哑巴家把她找回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孩子说：“俺再也不敢了，再也不跑了。”这才不打了。后来她又跑了，哑巴家找了很长时间，没找着。
1948年，哑巴家又用粮食给儿子换来个媳妇，这女孩是章缝集上的，十三岁，家里爹傻，娘死了，奶奶把她和姐姐拉巴大，姐姐也让家里换粮食了。哑巴娶这个媳妇俺也去看热闹了，这个新媳妇不哭，一看就聪明伶俐，模样也好。她比俺大一岁，可俺家辈分大，她得管俺叫姑奶奶。只要不下雨，她天天到俺家来，跟俺学做针线活，学绣花。俺俩做活的时候，哑巴经常过来偷看，趴在门口，一会一伸头。他媳妇看见了，说：“哑巴，你先回家吧，俺跟姑奶奶学活呢，一会回去。”哑巴转身就走，很听话。
她跟俺说：奶奶老了，爹傻，那娘俩不知咋活呢，哪有钱养俺啊？回家俺得挨饿，在这长大了再说吧。
她还跟俺说：娘也是穷家女，嫁了她傻爹。割完麦子铲麦茬的时候，地里没有遮挡，傻爹要跟娘睡觉，可地里都是铲麦茬的人，娘跟爹说：回到屋里。傻爹不懂这些，对娘又打又骂，把娘摁倒在地就跟娘睡觉，娘回到家就上吊死了。那年姐姐五岁，她三岁。她说：“姑奶奶，俺娘俩都是一样的命。”
哑巴媳妇偷偷跟俺说：她不跟哑巴睡，哑巴睡大床，她睡小床，早晨起来她就把小床收起来，哑巴不会说，他爹他娘啥都不知道。有一天，哑巴爹把她按到床上，她把公公的脸挠出血来，她说：“你起来！俺找的是你儿子，不是你！你再不起来，俺起来就告你去！”公公这才老实了。她跟俺说起这事，没掉一滴眼泪，她说：“姑奶奶，这事多丢人啊，俺跟谁都不能说，只能跟你说。”
十六岁那年，她到区政府告状，也不多说，就说不愿跟傻子过一辈子。政府的人准她离婚回家，又传哑巴爹，叫他把三亩地收的粮食和柴火用车装好，全给送到章缝她娘家去。
哑巴有个妹妹，爹娘去世后，妹妹把他接到她家，听说哑巴活到七十来岁。
【小金盆儿】
六十多年前，在俺老家，男人死了媳妇，四十五岁以下的可以再找一个，说是孩子小，给孩子找个做饭的。五十多岁的，就不给孩子找后娘了，要是娶个后老婆，人家笑话，多数人都要这个脸面。
徐庄的后庄叫正行，有个男人五十九岁死了媳妇。他仨儿子俩闺女都结婚了，孙媳妇也娶进门，他领着这个十多口人的家，日子过得很富有。
有人说：“大哥，你再办一个呗。”
老头说：“俺孙男娣女一大群，再娶媳妇，人家大牙都得笑掉了。”
六十七岁那年，老头看上一个要饭的十七岁的小闺女。他找到媒人说：“把这媒说成，俺多给你媒礼钱。你说不成媒，俺也给你钱。”
媒人问：“哪有说不成媒给钱的？”
老头说：“你给俺说这个媒，你知，俺知，多一个人也不行。说不成，也给你钱，你能记住不？”
媒人说：“记住了。”
小闺女的娘认识媒人，娘儿俩踩百家门，要百家饭，四邻八乡都认识。媒人跟她娘说，她要说的男人就是大点儿，到他家就是享福。
她娘问：“多大了？”
媒人瞒了八岁，说：“五十九。人家岁数小的，也不能找咱闺女呀。人家给你五布袋粮食，十块大洋。有了五六百斤粮食，你先不挨饿了。有这十块大洋，给她爹把病看好。”
她娘说：“俺得商量商量。成或不成，你再来一趟，十天以后给你个准信儿。”
十天以后，媒人来了。她娘说：“俺跟她爹商量了，俺们不嫌男人大，叫俺闺女逃个活命吧。”
媒人高高兴兴去跟老头说，老头可高兴了，说：“看个好日子，送粮送银元。”
挑了个日子，老头撑着口袋，跟长工装了五布袋粮食，一布袋麦子、一布袋黄豆、三布袋高粱，都装到车上。全家都不知道老头要干啥，老头把银元给长工，一句话也不多说。
媒婆在村外等着上车，两个人到了小闺女家，小闺女的娘哭了。媒人说：“闺女找了好人家，你应该高兴才对。”当娘的光是流泪，啥都没说。
媒人到了村头下车，走到老头家要媒礼，老头给她一块银元。媒人说：“好，不少，你真大方。还有你不叫俺说的那份钱呢？”
老头说：“这钱没有了，你想咋说咋说吧。”一块金砖落地，他啥也不怕了。
吃晚饭的时候，老头跟儿子说：“你们都在这儿，跟你们说说，农历四月十六，俺给你们娶后娘。”
大儿子问：“老太太是哪庄的？”
老头说：“上月到咱家要饭的闺女。”
儿子问：“是她娘啊？”
老头说：“是那个闺女。”
儿子媳妇都傻了，半天没人说话。大儿子压了压火气问：“爹，你娶她，叫俺咋叫呀？”
老头说：“那还用问？叫娘呗。”
三个儿子都没吃饭，各回各家屋了。
老头哥三个，还有一个妹妹，他在家族里说了算。结婚这天，因为女方是黄花闺女，婚事办得很热闹。亲戚朋友来了很多，他弟弟和妹妹都没来，嫌丢人。
俺这儿有个风俗，小辈儿的得跟新结婚的长辈见面，认识认识，磕个头。老头的儿子、媳妇、闺女都不想去，新娶的后娘比这家的孙媳妇还小一岁哩。老头的三儿媳妇心眼儿最多，出了个主意，大伙儿都赞成。
大知事的又来催：“快过去吧。”
大儿媳妇说：“去。”
三儿媳妇用托盘端来三样头饰。有一个网子皮上有五个银叉针，针上都有花，中间还有一个网花，这是年轻人戴的。还有个亮壳子，用黑色大缎子做的，戴的时候先把头发装到壳子里，再用银簪子从中间插上，这是中年人戴的。还有纱手帕壳子，也是黑色的，戴的时候得把头发扎到后边，缠个鬏儿，把头发装到壳子里，再用疙瘩针从上边一插，这是七八十岁老人戴的。
三儿媳妇说：“这三样看她戴哪样，她要戴这网子皮儿，咱不叫娘，也不磕头。咱有理说，她到咱家当年轻人哩。她要戴这个纱手帕，咱就得磕头叫娘。”
新媳妇把头上的网子皮、银叉针都拽下来，把头发缠巴缠巴装到纱手帕壳子里，用疙瘩针插上了。
儿子媳妇都磕头叫娘，孙子辈儿的叫奶奶。
有很多来看新媳妇的，想看看新媳妇哭成啥样，嫁给比她大五十岁的老头，谁能愿意呢？新媳妇不喜也不恼，大伙儿都说，怪不得老头喜欢她，小模样真俊，像个小金盆儿，一看就带个聪明样。你说小金盆儿，他说小金盆儿，这个外号就叫起来了。
老头对媳妇可好了，老头说：“那些年轻人穿得花花绿绿，俺给你买，你也穿。”
小金盆儿说：“你别买，买来俺也不穿。俺和人家不一样，要是穿得花花绿绿，孩子们瞧不起俺。”
从十七岁，小金盆儿就穿黑，穿蓝，穿白，打扮得像个奶奶样。
老头心疼媳妇，说：“你啥都别干，磨面做饭，有三个儿媳妇、一个孙媳妇，你陪俺就行了。”
外人都以为，老头年纪大了，小金盆儿不能生孩子了。谁也没想到，小金盆儿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
俺嫁到徐庄的时候，小金盆儿奶奶五十多岁了，还很有精神，对人亲热，见人先说话。她爱说话，也会说话。俺家大门外有棵大柳树，夏天到树下拉呱的人很多，小金盆儿奶奶也来这里坐坐。她说：“现在时兴自由恋爱，还兴离婚哩。俺比你大爷爷小五十岁，俺也过一辈子。”她就把以前的事说给大伙儿听。
听说，那个老头活到八十多岁，这样算起来，小金盆儿奶奶三十多岁就守寡了。
【二尾子】
俺小的时候住姥娘家，姥娘家邻居有个二尾子，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娘把他当男孩养，穿男人的衣裳，干男人的活儿。
二十三岁那年，媒人来提亲。
娘说：“俺儿不是正常的男孩，不能说媳妇。”
媒人说：“俺知道。这女孩也不是正常的女孩，他俩结婚，谁也不嫌谁。你儿上地干活儿，回到家里有个做饭的，黑天睡觉有个说话的，俺看挺好。”
娘点头说：“那你说说吧。”
媒人一说，把亲事说成，两个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分家另过，这两个二尾子过得很好，丈夫上地干活儿，媳妇在家织布纺棉，给丈夫做穿的。
后来，丈夫说：“咱家地少，总这样不行。俺种上地，叫爹帮你收，俺去做长工。以后，咱手底下能宽绰宽绰。”媳妇同意了。
那年，丈夫二十八岁，媳妇二十四岁。他扛活儿的这家男人五十岁，媳妇死了，有三个女儿，大女儿结婚了，二女儿十八岁，三女儿十五岁。他在这家干得很好，地里的活儿、场里的活儿他全干。
他出来扛活儿，他媳妇爱上了邻居光棍小五子。小五子家穷，哥们多，娶不起媳妇。开始，小五子常去他家，婆婆也不在意，儿媳妇是个二尾子，她很放心。没想到的是，儿媳妇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
丈夫回到家，没说啥，让媳妇回了娘家。过了几天，小五子赶个车，把她当后婚娶回来。
扛活儿的回到东家那儿，还是做长工。老家冬天屋里冷，以前屋里没火炕，也没火炉。东家一个人睡冷了，过来和扛活儿的睡在一个床上，一个被窝里。俺那里床长，被子也长，一头睡一个。俺那儿就说：找了个暖脚的。
东家和扛活儿的睡了一冬，东家说：“人家都说，你长得和别人不一样，叫俺看看呗。”开始扛活儿的不叫看，后来就叫他看了，摸了。东家说：“你不是男人，你是个女的。俺带你到菏泽大医院看看吧。这钱俺花，中不？”
那时候的人封建，东家咋说，扛活儿的也不去，就是不去。东家去了趟菏泽，买回来麻药和红伤药，给她割开，两个人过上了，她还怀了孕。
头一年，小五子媳妇生个女孩。第二年，她生个男孩。她已经变成女人打扮，就是头发没长起来，两个人还办了喜事，也算好事成双。
俺到东北后，也遇到过一个二尾子，他妈把他当男孩养。上班以后，他也整天跟男孩子在一起玩，就是不在单位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他就往家跑。
二十多岁的时候，他自己去了趟哈尔滨，回来就变成女孩。当了二十多年男孩，突然变成女孩，她不好意思上班，要求领导给她调工作。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调走了。听说也找了对象，结了婚，生了个男孩。
现在应该没这种事了。跟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多受了很多委屈。
【老广德】
俺小时候，百时屯的男人腰里都扎大站带。大站带一尺三宽，五尺长，都是家织粗布的，染成黑色。刚开始的时候，男人穿完上衣，把大站带扎到腰里，感觉可美了。后来，百时屯的老少男人都扎，说是扎上大站带身上有劲儿。
俺庄的庞广德也是这样打扮。老广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闺女。他六十一岁那年，老婆死了，他一个人过了十多年。七十三岁那年，他找了个老婆，和他同岁，也是七十三岁，这个老婆没儿没女，他俩结婚了。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可以上新闻了。那时候，老广德也是新闻，七十三岁娶媳妇，十里八乡一下就传开了。
广德的大嫂直接说到老广德脸上，她说：“你也不怕人家笑话你，七十三岁了还娶媳妇，丢人不丢人？你也打听打听，咱巨野县就你一个七十三岁娶媳妇的，老不正经！”
俺家前面有块空场，宽敞、眼亮、风小，男女老少都爱到这儿晒太阳，一边晒太阳，一边拉呱。那时候，俺是个十四岁的小闺女，坐在那儿扎花。老广德坐到俺跟前，看俺扎花，说：“俺这个老婆七十三岁了，不花眼。你扎花用的最小针叫小麦王针吧，她也能纫上。”
他嫂说他的那些话，老广德也学给大伙儿，他说：“俺的命不好，谁想说俺啥，就说俺啥。俺要是有儿子管俺的事，俺也不找后老婆。”
俺那里有个规矩，老头娶了后老婆，前房的孩子得给后娘磕头，后娘给红包。听说爹找了后老婆，老广德的闺女来了，眼珠都哭红了，老广德害怕了。他后来说：“要是闺女不叫俺要老婆，那就毁了。老婆的房子那家侄子搬去住，她回不去了。”
没想到，闺女进屋就给后娘跪下了，管后娘叫婶子，给婶子问好，娘儿俩很有话说。闺女说：“你跟俺爹过，俺少了个大心事。叫俺爹上俺家，他不去，俺黑天白天惦记他。”
老广德说：“这回俺放心了。回家有人给俺做饭吃，病了有人给俺烧点儿水喝。没有这老婆，俺死了臭了，谁也不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过了四年多。
有很多天，老广德没来拉呱。再来的时候，脸色灰锵锵的。爱莲娘问：“三哥十多天没来，在家干啥了？”
老广德说：“俺二十天没来了。先是老婆病了，俺在家伺候老婆哩。”
爱莲娘问：“好了？”
老广德说：“死了。”
老婆快死的时候说：“俺病了，你伺候俺。你到那时候病了，谁伺候你呀？”
老婆说完这话放声大哭。
老广德说：“好好歇着，别惦记俺了，俺比你强，俺还有个闺女哩。”
老婆死后，老广德找侄子说：“大侄子，你婶子死了。”
侄子不理他，装着没听见。老广德哭着拿铁锨，自己去挖坑。挖完坑，又送了一趟席子。到了夜里，老广德用大站带把老婆从腰里绑上，背起死尸往外走。路上累了，他也不敢放下歇歇，怕放下了背不起来。那是冬天，背了一里多地，七十七岁的老广德出了一身汗，小棉袄都湿透了。
背到地方，老广德解开大站带，把老婆放到席子上，放板正，用席子包上两头，绑好。他先把上身放在坑里，下身就好放了。老广德给老婆埋了个小坟子，放下铁锨他放声大哭，说：“下辈子咱还做夫妻，咱多生几个儿子。”
听老广德讲完，大伙儿都不作声。隔了一会儿，爱莲娘问：“你咋不白天埋呀？路坑坑洼洼的，黑天难走。”
老广德说：“谁叫咱是绝户呢？大白天的，俺背个死人往外走，才叫人家笑话呢。”
老广德这回真老了，眼看着一天不如一天。等他不能做饭，闺女把他接走了。
【挨饿那两年】
俺是山东省巨野县董官屯乡百时屯人，婆家离娘家十八里地，在龙固集南徐庄。一九五四年农历五月十五，娘说：“明天你就结婚了，到人家你得听公公婆婆的话，许公公婆婆一千个不对、一万个不对，不许你一个不对。”
第二天，婆家来了一台小轿把俺抬到他家。
刚开始，婆婆对俺可好了，光怕俺嫌她儿子丑。后来看俺听话，就把屋里所有的活儿推给俺，龙固集只要有戏，她就扭着小脚走出三里地去看戏，俺起早贪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到了十月里，早饭就是两样饭，他们都吃高粱和黄豆的杂面饼，给俺吃地瓜叶磨成面的菜窝窝。俺有心跟她反抗，想起娘嘱咐的话，不行，俺得听娘的。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各公社都虚报产量，按产量交公粮，打的粮食都交公粮了。到了冬天，吃的东西少了，丈夫到外面找活儿干。先去了济宁修配厂当学徒工，一个月十八块钱没法养家。他又去了哈尔滨，在砖厂干活儿，月月给公公邮二十块钱。
到了一九五九年，吃的东西更少了。家家都挨饿，庄里的榆树皮都让人扒干净，谷糠都成了好东西。儿子来顺四岁，吃谷糠大便拉不下来，俺得找个小棍捅一会儿，可遭罪了。
年纪大的、身体弱的，有些就饿死了。俺婆婆的娘身体不好，也饿死了。临死前，婆婆问：“娘你饿不饿？”
娘叹口气说：“不说了，说也没用。”
提起这事婆婆就哭。
后来，国家开始给供应粮，一个人一天的供应粮不到一斤，有谷子、稻子、玉米和地瓜干，有时候按月给，有时候几个月给一次。把粮食领回来，俺和两个小叔子抱着磨棍推。推完了，留下的玉米面和地瓜干够喝一顿清水粥。喝完粥，他们就把粮食全都装到大轱辘地排车上 。
婆婆跟俺说：“俺到菏泽要饭去了。”
他们四口人走了，一粒粮食、一分钱都没给俺娘儿俩留下，连着两个月。俺庄到菏泽九十里路，到了菏泽，他们有钱就能买到吃的，丈夫邮来的钱，他们一分钱也不给俺。
家里只有一堆胡萝卜，是俺领着两个小叔子溜地溜回来的。胡萝卜本来是甜的，可连吃四十天，胡萝卜往舌头上一放，就像黄连那样苦，俺吃不下去，儿子也不吃。
俺看不见自己，看得见儿子，他小脸焦黄。连着两顿啥也没吃，儿子耷拉着头，嘴唇又干又白，他已经连着十多天不抬头，两天不睁眼。
眼看着儿子要饿死，俺想放声大哭，又把自己劝住了。哭顶啥用，得给儿子找点儿吃的。左看右看，就看见桌子上有点儿干榆树皮，还有一个枕头里填的是谷瘪子，已经十多年了。俺赶紧把榆树皮剪碎，和谷瘪子一起磨成面，做了六个饼子。
俺咬一口饼子，一嚼满嘴糠，脑油味儿可大了，想吐。儿子他闭着眼大口大口地吃。俺呜呜地哭，干哭也没眼泪。
儿子听见俺哭，一着急把眼睁开了，说：“娘你别哭，俺吃这中，能拉出来。”
叔伯嫂子听见俺哭，一看这娘儿俩一粒粮食也没有，孩子快要饿死了，回家拿来三斤多野菜糠面，这糠面里掺了点儿高粱面和黄豆面，星星点点的。
头一次俺做了五个小饼贴在锅边，一掀锅就闻到粮食的香味儿。四十多天没碰粮食，那粮食味儿咋那么香啊，俺使劲往鼻里吸，一大口一大口往肚里咽，好像能管饱似的。这个叔伯嫂子现在还活着，俺感念她一辈子，要是没有这三斤多糠面，俺娘儿俩饿死在屋里也没谁知道。
快到领供应粮的时候，婆婆他们回来了。
俺把小锅支到俺住的前屋，婆婆问：“你这是干啥？”
俺说：“跟你分家。”
她很生气：“俺儿不在家，你分的啥家？咱又没吵没闹，俺找社长去！”
俺说：“你想找谁找谁。”
社长来了，问俺：“他婶子，他大叔不在家，你为啥要分家？”
俺说：“社长，俺不多说，说多了有战争，你看看俺的脸吧。”
社长看看俺的脸，回头跟婆婆说：“婶子，她要分家你就分家吧，分了家你少操一份心。”说完就走了。
这次分家，婆婆给了俺一个勺子两个碗，还给了俺半碗杂面。俺给儿子做了三顿粥，俺两天半啥也没吃，凉水也喝不进去。供应粮还不知道啥时给，俺想回娘家看看能不能有点儿吃的。
一早起来俺就走了，儿子走不动，俺抱起儿子，腿发软眼前发黑。看不见道，就和儿子在地上躺一会儿，看清道了再站起来冒蒙往前走。走到下午两点多，才走出十一里地到了仁桥，离娘家还有七里地，一步也走不动了。
桥下水流很急，俺想饿得这么难受，不如跳河死了。又一想，俺这样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婆婆就得跟人说，俺跟野汉子跑了。那是农历三月，俺正左右为难，东北边天红了，好像连风带雨过来了。俺想：好好的道俺都走不动，要是下雨，俺就抱着儿子跳河。
大风过来了，没雨，俺抱起孩子来身子飘轻，道也能看清了，七里地俺就歇了三次，大风把俺送到家，就停了。
两个嫂子出来接俺，二嫂向俺问好，俺一句话都不说，她就把饿得半死的孩子接过去。俺走到外屋躺到小床上，脸冲里。
娘问：“妮儿，你咋了？”
俺不敢说话，说话就得露出哭腔，俺想俺不能哭，俺哭一家人都得跟着难受。
三嫂说：“娘你别问了，俺妹妹是饿的，俺给妹妹做点儿吃的。”
小侄没奶吃，三嫂从娘家拿来一点儿白面，她就用这白面给俺做了一小盆疙瘩汤。
娘来拉俺的手，说：“天都热了，你的手咋这么凉啊？”
俺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二嫂问：“这孩子咋不说话呢？总耷拉着头？”
俺说：“他就那样。”
俺娘身体不好，俺还没孝顺娘哩，不想再给她添心事。
这碗疙瘩汤是俺娘儿俩的救命汤，可娘跟三嫂在一个锅里吃饭，俺不能赖在娘家，住了三天俺就走了。
临走，娘问俺：“妮儿，公公婆婆对你好吧？”
俺说：“婆婆比你会疼人。”
家里这些事，俺光告诉了三嫂，三嫂背着娘跟俺说：“妹妹你别走，咱饿死死到一块。咱不回那不是人家的家。”
俺说：“俺得领粮去。”
三嫂说：“妹妹你别多想，你这儿还有一个家哩。”
俺说：“记住了。”
回去这十八里，俺娘儿俩都有劲儿了，儿子头能抬起来，也能说话了。
回到家，婆婆跟俺说：“玉米领回来，你两个弟弟崩爆米花都吃了，你的谷子和稻子还有。”
俺没跟她争，把谷子和稻子拿到俺房里，能吃着分给俺的粮食，娘儿俩挨饿也饿不死了。分了家，婆家的活儿俺一点儿都不干，他们生气。吃完饭，俺娘儿俩在大门洞玩，先是公公指桑骂槐：“操他娘的！治不了她了！心眼子真多！真精！”
公公骂完，婆婆接着骂，还是那些话。俺生气，想回骂他们，想起俺娘的嘱咐就忍了。过了一会儿，二小叔子又骂，骂的还是一样的话，俺实在忍不住了，连骂了五六句操他娘的：“他仨骂的，还有俺骂的，操他娘的，都去堂屋操他娘去！”
骂完俺就回屋去了，那三个人把俺的门堵上，看样子想打俺。俺提着公公的外号喊：“小老妖，你敢打俺，俺去告你，跟你没完！”
喊完俺就走到大门外，骂他们：“没好心眼子，对你们再好也是狼心！”
俺一骂邻居可高兴了，说早就该这样对待他们了。婆婆跟四邻打仗都打遍了，她打完仗逼着公公去骂人家，老实的人家就忍了，厉害的人家就骂他一顿。
婆婆打仗是个常胜将军，跟俺打完仗她回到娘家，托人给她儿子写信，说俺骂他爹，给他爹气死了，正在医院抢救。她儿子来信说要撵俺走，不要俺了。
丈夫哪次来信都是邮给他爹，从没让俺看过，这次来信婆婆高兴地喊三小叔子：“你哥来信了，给你嫂看看。”
小弟把信送过来，俺找人念信，人家不给念，逼得急了，人家才念给俺听。俺一听火冒三丈，躺到床上大哭。俺本来想着丈夫回来就好了，听完他的来信，俺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俺得回娘家一趟，叫他们知道俺是咋死的。
俺顶着小雨往娘家走，一路上大声哭了小声哭，还有二里地到家，俺不哭了，走到家得像没事一样。
三嫂见了俺，问：“妹妹，下着雨你咋来了？”
俺说：“来时没下雨。”
三嫂要给俺做饭，俺说：“吃完饭来的。”
下午两点多，俺要回去，他们都留俺住一夜，俺说孩子在家呢。
俺走了。爹看见桌上有封信，叫三哥借个自行车把俺追回来。三哥追上俺时，俺已走出三里多地。
俺问三哥：“你有事啊？”
三哥说：“俺没事，爹叫你回去，他有事。”
俺没哭，俺都想好了，回家就抱孩子跳到浇地井里，跳到吃水井人家害怕。那时的女人过不下去就得死，离婚丢娘家人。跟着三哥回到家，看见爹流泪，知道他看见那封信了。
俺大哭，爹说：“俺给他去信，他要是不说人话，就跟他离婚。俺不怕丢人，俺的好孩子不能死在他手里。”
爹给丈夫去了一封信，八天后丈夫回信了，他赔礼道歉，还邮来二十块钱，十块钱给俺，十块钱给俺爹。
婆婆的用具啥都不给俺用，俺用就得出去借，儿子天天拉屎，俺就得天天借铁锨。俺那时候死都不怕，都活够了，跟儿子说：“你拉屎到你奶奶屋里去，别怕，俺在这儿看着你，你奶奶有铁锨，咱没有。”
儿子进屋就拉，吃的野菜多，他拉稀。婆婆用铁锨铲完粪便，又把铁锨藏起来。
第二天，儿子要拉屎，俺说：“你去她厨房拉。”
儿子连着去她屋里拉了三次屎，婆婆才把铁锨放到外边。
俺说：“儿子，再也不用去奶奶屋拉屎了。”
儿子想吃鸡蛋。俺没鸡，就垒了四个鸡窝，窝里铺上干松的草，又管别人要鸡蛋壳，做了四个引蛋。东西院邻居的鸡想在这窝里下蛋，俺都往外撵，婆婆的鸡来了，俺不撵，当天就有一个鸡下蛋。过了五六天，婆婆的六只鸡全来这儿下蛋。
婆婆叫二小叔子来俺鸡窝里拾鸡蛋，俺眼睛一瞪说：“你要是敢上俺鸡窝里拾鸡蛋，俺把你爪子掐了！”
他没敢动，走了。
过了几天，俺叫儿子给婆婆送去一碗鸡蛋，儿子说：“奶奶，俺家鸡蛋吃不了，给你送来了。”
第二天早晨放鸡的时候，婆婆抓住一只鸡喊儿子：“来顺，给你一只小鸡。”
这回俺就留了一个鸡窝，剩下的全扒了，有一只小鸡，儿子就有鸡蛋吃了。
丈夫从东北回来，带回来十五斤小米。这回见着粮食了，顿顿都做小米粥喝。俺和来顺吃惯了野菜，一时半会儿吸收不了粮食，拉稀拉了四五天。
婆婆和公公都活到七十四岁，后来到东北投奔俺，跟俺过了二十多年，活养死葬都是俺和丈夫的事。有好几回，丈夫要跟婆婆算算当年的账，都让俺打住：“都过去了，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大跃进的时候
姜淑梅
1958年春天，大跃进开始了。当时俺那的口号是：深翻地，多打粮，幸福生活有保障。平常青壮年挖地，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从八岁到八十岁，凡是拿动铁锨的都得上工地。
最初在本庄挖地，一锨深就行了，午饭是各家做的，管后勤的齐上来送到地里，吃饭时在路边排成两排，一个对着一个，就坐在地上吃。有一次天都黑了，队长突然叫俺们集合到溪楼去，溪楼离冯徐庄一里多地，他说：“男的一队，女的一队，抱着铁锨，跑步去。”俺从没跑过步，一只手抱着铁锨头，一只手摆动，铁锨杆向上竖着。好不容易跑到地方，歇都不让歇，到地方就挖地，挖到半夜才回来。他们把这说成是“吃饭军事化，挖地战斗化”。
没多长时间，冯徐庄成立了大食堂，各家各户都拿着家伙什到食堂领饭，领完了回家吃。不用做饭了，还能吃饱饭，俺当时可高兴了。各家的锅收上去都给砸了，各家的粮食都让送到仓库去，队长说：“谁要是有粮不交，翻出来就给你插白旗，粮食收上来，食堂没你的事，你就等着饿死吧。”
后来挖地都集中到一块，红旗遍野，一个庄的人就是一个连队，各连队喊着口号摽着劲干。口号有现成的，也有临时编的，积极点的大闺女喊出来的口号是：“不打双千斤，永远不结婚！”那时候女人不带啥乳罩，外面就一件褂子，到了晚上，有的闺女褂子湿透就光膀子干活。有两个连队编口号喊出矛盾，你想压着他，他想踩着你，两个连队的人都不服气，打到一起。
那一次各连队都住在管庄挖地，管庄离冯徐庄七里多地，俺孩子三岁了还在吃奶，两天两夜没喂奶，俺的奶涨得疼，俺跟队长请假，想回家给孩子喂奶，他说：“白天不行，咱连队本来人少，让人家看见了影响不好，你晚上回家，早早地来。”
俺胆小，从没走过夜路，队长的话让俺脑袋都大，龙固集有个枪毙人的地方，俺得从那路过。俺跟大家说俺害怕，最害怕枪毙人的地方。她们说：“走到那，你就闭上眼往前跑。”俺说：“不行，闭上眼，鬼再把俺抓住。”
临走前俺拿了铁锨壮胆，一路上前看后看左右看，越害怕越觉着身后有个人跟着，还没走到枪毙人的地方，后背就一冷一冷的，汗毛都竖起来了。那天晚上有月亮，到了那地方，光溜溜的啥也没有，庄稼都收回去了。过了那个地方，俺还不放心，一遍一遍回头。从这以后，俺再也不怕走夜路了。
第二天起大早俺就回来了，没走到工地就听见口号声：“跃再跃，翻再翻，红旗插遍野，卫星飞满天。”口号声吓得俺快跑，人家都干上了，俺还有一里多地没走到地方。七点半跑到管庄，她们都没起呢，听她们说昨天晚上干到下半夜，喊口号的是第九连的，他们要跟俺们连队挑战。
俺跟她们说，看见一个小脚老太太自己挖地，她用脚后跟蹬铁锨，铁锨干晃也不往下去。她们说，她成分不好，这回挖地表现也不好，现在是白旗，那是罚她呢。
吃完饭去工地，这回挖地叫翻一米深，先挖一个一米深的沟，再挖土往沟里填，这样叫“深翻地”。没等翻完地，该种小麦就种小麦了。挖一锨深的地庄稼还行，草很少，可能草籽都翻到下边去了。深翻的地都不行，有人说因为地凉，庄稼不愿意长。
没事了，俺回娘家看看，百时屯也吃大食堂，赶上中午吃饭，食堂给俺一份草根做的干粮，里面有点高粱面和黄豆面，人家要是不给，晌午俺就得饿着。娘说，食堂给俺面子呢，俺婆家离得远，离得近的闺女回娘家没饭吃。
从娘家回来，食堂一天三顿给地瓜，吃了一阵子，地瓜也没了，没啥下锅的，1958年冬天食堂停火，家家没锅也没粮。
俺的姥娘婆婆有病了，七十八岁，没钱治病。那时候庄稼人常年看不着一分钱，姥娘有点病，再加上挨饿就死了。婆婆不能提她娘，想起来她就大哭。
百时屯俺邻居姜继兰、姜继卜亲哥俩六十来岁，都饿死了。开始他们大声喊：“俺吃窝窝！俺喝糊涂！”没力气大声喊了，他俩小声喊，喊到死。
榆树皮扒光了，榆树都死了，能吃的草根都挖出来了，家里的皮腰带、皮鞭、皮更都煮着吃了，找不到吃的东西，饿死的人越来越多。
1959年春天，公社成立了水肿院，人一水肿就快饿死了，医生经常下屯检查，看见水肿的就带到水肿院，水肿院一天给两顿吃的，一顿给一个窝窝、一碗糊涂粥。俺娘腿肿了，一摁一个坑，也去了水肿院。听说上面按人数给水肿院拨粮，经常下来检查，娘在水肿院吃完上午饭，不让走，他们怕上面检查时这没人，吃完下午饭才能回家。娘浑身上下没一个褡裢，每次下午饭她都把糊涂粥喝了，窝窝吃一半留一半，怕叫人看见，剩下的这一半藏在袖子里，她揣回家给两岁的小孙子吃。
自从成立水肿院，就没听说谁再饿死。
购票证
姜淑梅
现在俺想出趟门抬腿就走，1960年的时候可费劲了。那时候，要想上东北得要两边公安局的证明，有了两边公安局的证明，车站才给购票证，有了购票证才能买到火车票。
连着几年山东欠收，要是随便往外走，山东人就走光了，没人种地了。很多山东人逃到关外不敢回家，怕回家以后出不去，饿死在家里。丈夫在关外找到活，干了一年多，说回家就回家了，说要死咱也死在一块。回家以后，他跟俺说：咱不能等着饿死，还得去东北。
俺是山东省巨野县龙固集人，1960年3月，俺们从龙固集搭汽车到了济宁火车站，身上啥证明都没有。到候车室天就黑了，候车室灯光很暗，丈夫坐在那想办法。
半夜十二点左右，候车室东边的人都站起来了，俺们在西边，丈夫说他去看看，回来说是查证明的。查证明的人越来越近，问一个人：“你上哪去？”“上东北。”他就说：“跟我走。”又问一个：“你上哪去？”“黑龙江。”他还说：“跟我走。”
丈夫说：“问咱的时候你别说话。”俺点头答应。人家问到俺：“你上哪去？”丈夫说：“俺到十里铺，回家天黑，天亮了就走。”十里铺离济宁不远，人家就信了。当时候车室里得有一百多人，都要去关外，没有证明的都给关在一个大屋子里了。他们查完证明，候车室里就剩下十来个人。
早晨，丈夫去找证明，问问这个再问问那个：“你的证明多口人不？”像个要饭的，低三下四，俺很心疼，俺说：“咱不找证明了，咱回家吧。”丈夫说：“再等等。”
下午，一个农民拿着两边公安局的证明来到候车室，人家光给盖了个章，没给购票证，那个老实的农民汗都出来了，丈夫问他咋回事，他说：“他不给俺购票证，光给盖了个章，你认字，给俺看看。”丈夫说：“这个章是‘此证作废’。”丈夫拿着那个证明看了半天，跟那个农民说：“俺拿你的证明试试中不？俺给你一斤粮票两元钱，你先去吃饭，俺去要购票证。这张证明上是三口人，要出来一张购票证归你，要出来两张咱一人一张，要出来三张俺要两张。”农民大哥说：“行行行，太好了。”
丈夫带着很生气的样子去敲门，咣咣咣，有个人问：“你找谁啊？”丈夫打开证明叫那个人看：“俺的证明差哪了？你给俺说说！”那个人啥都没说，给了三张购票证。农民大哥回来，拿着他的购票证高兴离开了，俺们有了购票证，就买了去哈尔滨的火车票，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黑锅饼，坐了两天三夜火车到了黑龙江。
现在想想，用购票证控制人口外流，也是没办法的事。
出疹子
姜淑梅
1960年春天，俺三口来到安达市房产处砖厂，接待俺的把俺送到家属宿舍。这是五间新盖的土平房，门窗都没上，屋两边地上铺了一些草，行李一铺就是地铺，中间是过道。宿舍里已经住了十几家人，俺住在东边窗口下，对着门口。接待俺的送来这个月的粮票，说到月就开支，俺两口子可知足了。
俺刚开了一个月工资，儿子就病了。临来俺娘对俺说：外孙还没出疹子，得记住出疹子症状，高烧，咳嗽，拉肚，肚子疼，流鼻涕，打喷嚏，嗓子干，眼泪汪汪。孩子出了疹子怕风，不能吃凉的，凉开水也不能喝。要是屋里热乎，多喝热乎水，总有点汗更好。
俺这屋七个孩子出疹子，另一个屋六个。娘嘱咐俺的话，俺一字不落都告诉那些妈妈了，她们都比俺大，假装没听见，谁也不信俺的。刘哥他们年轻的时候不生，老了老了，生下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亲戚朋友都跟着高兴，那年孩子六岁。丁哥家连生三个女儿后生了个男孩，那孩子长得虎头虎脑，头发有点黄，谁见了都喜欢，已经八岁了。这哥俩总在一起玩，都发高烧，要出疹子。刘嫂和丁嫂打回一缸开水，放了些饼干，跟他俩说：渴了就喝水，饿了吃饼干。她俩上班走了。那时候穷，她们跟俺一样跑盲流跑过来的，都想多挣点钱。这小哥俩就躺在地铺上，过堂风呼呼的，等他们想喝水，大概水也凉了。孩子病重，送医院晚了，才八九天，两个孩子都死了。
儿子一高烧，俺就请假不上班了，缝了个布帐子吊起来挡风，把孩子放在里面。不管白天黑夜，儿子想喝水，俺就点着三根苇子，把茶缸里的凉开水烧热再给孩子喝。
儿子睡着了，俺到那边屋里去看左嫂的孩子，想看看疹子出来没有，俺一看孩子，嘴唇和眼圈都黑了，左嫂还忙着给人家加工鞋底子呢。俺急了，抓过鞋底子扔到地上，说：“左嫂，你儿子病重了，快把左哥找回来去医院。”下午两点多三个人去的，四点多就夫妻俩回来，孩子死了。左嫂家两个女孩大，这个小儿子才五岁，在老家爷爷奶奶看这个孙子就像一块宝。左嫂哭诉：“ 我的儿啊，我咋去见你爷爷奶奶啊？”
小老于家更惨，五天死了姐俩，姐姐四岁，妹妹两岁。孩子妈妈啥也没干，孩子出疹子发高烧，她就给孩子凉开水喝。孩子没了，两口子整天哭，不吃不喝，也不上班，捱到开工资的时候，领了工资就走了。
大老于家女儿四岁，从高烧到死就八天，于大嫂哭得死去活来。他们在山东老家的时候，大女儿病了，送到医院没查出啥病来就死了，于大嫂在家天天哭。他们逃到东北，想换换环境，赶上出疹子，二女儿也没了。于大哥劝于大嫂：“咱俩今后都别哭了，咱就是这个命了，跑得慢了被狼咬，跑得快了撵上狼。”他们在老家都有工作，又回老家了。
家属宿舍十三个出疹子的孩子，就剩下俺儿子，跟那些孩子比，他又瘦又小。这次疹子毒气很大，十多天以后疹子下去，他全身都像紫茄子皮，像个小黑鬼，后来脱去一层皮，才变过来像孩子样了。可怜那十二个孩子死得苦，要是当时有个家，有个暖瓶，哪怕啥都没有，家属宿舍有门窗，可能他们都能活到今天。
大宿舍
姜淑梅
1960年6月2号，俺们都搬到大宿舍住。大宿舍是新盖的土房，十间，东头一个门，西头一个门，两边是对面炕，中间有个两米宽的过道。
俺家住的是南炕，靠着东门第一家，三口人也就一米五左右的地方，晚上平躺着睡下，要是侧身睡会，再想平躺就难了，旁边的人早把这点地方占了。南北炕上都住了二十多家，少的三口人，多的六口人，一家挨着一家，房产处砖厂新来了干活的人，还都往这安排，安排住处的人跟俺们说：“将就将就，挤一挤就有地方了。”
宿舍里没有电，没有灯，睡觉的时候，男人挨着男人，女人挨着女人，中间是孩子。刚住下那些天，天天都有起夜回来找不到住处的，他们大都住在中间，男的多，女的少。有的站在地上喊也不敢喊，摸也不敢摸，实在憋不住了，小声喊妻子或丈夫的名字：“你在哪？”对方说：“我在这。”这才应声找回去。有的男人习惯往回摸，摸到别人妻子的头，脾气好的女人小声说：“错了。”脾气不好的女人被摸醒了，“嗷”地一声喊：“流氓！”有个男人起夜回来，一摸有空，以为是自己家就上炕躺下了，这家男人起夜回来，一摸有个人就问：“谁啊？”那个人急忙下地，往自己的家找，这家女人坐起来破口大骂。这样的事，第二天都被厂子里的人当成笑话讲，好在，挨骂的是谁，骂人的是谁，谁都不知道，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十多天以后，宿舍还是没灯，可再没人走错地方了。
大宿舍住着二百来口人，南腔北调，有山东人、河北人、河南人，也有辽宁人、安徽人，有干净的，有窝囊的，有吸烟的，也有随地吐痰的，一进门臭脚丫子味很大，走到十间房中间，啥味都有，就是没好味。有一家孩子得了百日咳，咳起来没完，全宿舍的人都睡不好。还有六七个人呼噜声特别大，这屋里好像有六七台大风箱一夜一夜地响，俺开始睡不着，困得很就能睡着了。
俺靠门住，又凉快，又方便，空气也好。后来他们起夜出门就尿，尿得门口骚哄哄的，出去进来的人不断，门总响，俺三口人就换个方向头朝里睡了。在宿舍住了半个月，俺也不认识几个人，白天去上班，吃饭去食堂，晚上回来累得就想睡。有的说自己的钱丢了，还有丢布票的，俺没丢过。
大宿舍的房后有一条土道，道那边是一片玉米地，是当地生产队的。有几个胆子大的，偷几穗玉米烧着吃了，后来大伙都去偷，谁也不管谁。厂里有个老何头，专门管这事，他一天三遍到大宿舍来查，说查到玉米就罚钱。半截地的玉米都偷没了，老何头也没抓着谁，宿舍有十来个炕洞，谁偷了都直接放进炕洞，烧炕的时候就把玉米烧熟了。那时候口粮少，男人一个月给三十七斤粮票，干活的女人给三十斤，活累，不偷点东西吃也受不了。
住了一阵大宿舍，丈夫张罗买房子，一家买不起就商量几家合买，在大宿舍住了五个月，俺就搬出去了。
大宿舍后来改成住宅，住了五家，住的都是房产处砖厂的家属。那地方叫“小北屯”，在安达八道街大北头，今年房子刚扒了，楼房正盖着呢。
合住的“窝”
姜淑梅
1960年11月，俺家从砖厂的大宿舍搬出来，跟老左家、老宋家在鸡房子合买了一间半破土房，一共花了一百八十元。当时丈夫工资一个月四十多元，哪个月都得往家汇二十元给公公婆婆，为了凑房钱，厂子里发的布票俺一尺布都没用，都卖给人家了。
左哥和宋哥是河南老乡，他们选了朝阳的南炕，一家一半，晚上在中间拉个帘，俺家住北炕，帘都没有。三个男人一人推一个小推车，都是半车东西，就搬完家了。屋里没电，没灯，没炕席，没柴烧，炕冰凉，灶台倒是不小，可俺都没锅。上厕所得去房后，房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天黑下来就有狼叫。仨男人上班走了，两个嫂子大声哭起来，哭了一阵停下，我走到她俩跟前说：“你俩不要哭了，哭坏了身子咱不是更难了？”她们说：“啥也没有，这日子咋过？”俺说：“咱有了自己的窝，东西一点一点置呗。”当天晚上，仨男人下班从食堂打回饭菜，吃饱就都睡了。屋里臭虫可真多，天亮一看，大人孩子身上就是包。第二天，左嫂把瓷盆支上当锅，俺有个小耳朵锅也支上，脸盆当锅盖，能做粥喝了。
姐仨商量一下，让大孩子看着小孩子，俺们去打柴。头天下了一场大雪，没道，俺们把绳子扎在腰里，手拿镰刀走出三里多地，在雪地上看见很多大大小小的动物脚印。宋嫂突然喊：“这有草！”俺过去一看，可不是，咋这么多草啊？一人一捆背回家，正高兴呢，人家来找，说俺们偷人家羊草了。俺说：“以为你不要了。”那人很生气，说：“不要了？我没拉回家的羊草多了，能不要吗？”俺说：“俺一会就给你送回去。”他说：“现在就给我送家去。”姐仨背起草给人家送到家，那人告诉俺，往北一里多地有片苇塘。
第三天，姐仨去找苇塘。俺说：“宋嫂，你是爱唱的人，咱唱呗。”宋嫂说：“我想哭。”我说：“你哭吧，你哭完我再唱。”宋嫂说：“你先唱吧。”我唱了一首《苏武牧羊》，又唱了《北风那个吹》，宋嫂问：“你有完没完？”俺说：“你要想哭也行，你得哭出点调来。”宋嫂笑了，说：“俺哭不出调来，还是唱吧。”宋嫂唱的是河南豫剧《拷红》，她唱的可好听了。左嫂不会唱，拍手叫好。到了苇塘，俺一人割了一捆苇子背回家，以后天天去背，不愁烧的了。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