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天哪，她当然会数数！”我吃惊地解释道，“请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把女儿拉到一旁。“露露！”我压低嗓门，“你想干吗？这可不是在开玩笑呀！”
露露皱了皱眉，“我只在心里数数。”她说。
“你不能只是心里有‘数’，你必须大声地说出来，让这位女士知道你能够数数！她正在测试你呐。如果你不能数给她看，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
“我不想上这所学校！”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我不认为对孩子的贿赂、纵容会对他们的成长有任何好处。联合国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通行的国际公约都严禁贿赂；而且，即便要行使贿赂，那也该是由孩子们来贿赂父母。但是在那会儿，我真是被逼无奈、铤而走险了。
“露露，”我悄悄地说，“如果你好好数数，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还要带你去逛书店。”
然后，我把露露拽了回来。“她现在准备好了。”我爽快地说。
这一次，招生办主管允许我陪着露露走进测验室。落座后，她把4块石头放到桌上，然后让露露数一数。
露露瞟了一眼桌上的石子儿，然后说：“11、6、10、4。”
那一刻，我气得浑身冰凉，真想拽着露露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是招生办主管却异常平静地加上另外4块石头，“现在是几块呀，露露，你能数出来吗？”
这一次，露露盯着石子儿多看了一会儿，“6、4、1、3、0、12、2、8。”
我忍无可忍：“露露，停下来，别胡闹了！”
“不，不……请等一下。”招生办主管举起双手，一种饶有兴致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她转向露露：“路易莎，我知道你想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数数，对吗？”
露露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她知道妈妈已经失望至极），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里的确有8块石头，”招生办主管以随和亲切的口吻对露露说，“虽然你的回答与众不同，但你是对的。你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这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情，正好也是我们这所学校要大力提倡的精神。”
我发现这位女士喜欢露露，终于喘了口大气。实际上，很多人都喜欢露露，被她那种从不逢迎讨好的个性所吸引。“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美国”，我暗自庆幸，因为革命、造反的精神在美国毫无疑问地得到肯定。
第二部分 第19节：露露的乐器(3)
好玩的是，露露后来竟然爱上了她的新学校，而索菲娅的校园生活却并不那么惬意，她在学校里总是有那么一点点腼腆。在家长会上，索菲娅的老师告诉我们，她从来没有教过像索菲娅这么优秀的学生，但同时也对索菲娅的社交感到担心，因为她在午餐和课间休息时间总是独来独往，还经常抱着一本书兀自在校园里漫步、闲逛。杰德和我对此万分惊讶，可是当我们追问索菲娅“在学校过得怎样”时，她的回答总是—“不错，挺好玩儿的。”
那个待在纽约的学期真是漫长而难熬。我甚至试图接受纽约大学的聘任，然而，生活的步伐并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往前迈进。我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与民族，发表了一篇法律评述的文章。由于该文在决策圈反响热烈，耶鲁法学院终于向我敞开了久违的大门，聘请我担任终身教授。7年后的那一天，不用再去经历午餐面试，我接受了这个职位，欣喜中夹杂着一丝自嘲的苦涩。我们家的游牧生活终于结束了——杰德不用再在两个城市间长途跋涉、疲于奔命，索菲娅和露露也在纽黑文上了小学。
那时候，露露也开始跟着索菲娅在社区音乐学校的钢琴老师米歇尔练习弹琴。而我，则一头扎进了某种两副重担一肩挑的生活。我清晨5点就得起床，用半天时间写作，像耶鲁的法律教授那样做事做人。然后飞奔回家，完成照顾两个女儿的“家庭作业”，而在管教难缠的露露时，总少不了相互的威胁、要挟和“勒索”。
事实证明，露露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对音乐有着几乎完美的感受力。然而不幸的是，她讨厌训练，练习时经常走神—不是议论窗外的鸟儿，就是关注我脸上的斑点。尽管如此，通过铃木钢琴教材的学习，她还是进步得飞快。在音乐演奏会上，她从来不像姐姐那样表现得无可挑剔，但是，对在技术精益求精方面的不足，她会以突出的风格和个性来弥补。
在那段时间里，我想到露露应该开始学习新的乐器。
有些朋友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我，在音乐方面，两个女儿最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这样可以将姐妹间的竞争降至最低。这个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因为索菲娅的钢琴当时已弹得相当不错，在当地频频获奖、小有名气，并经常应邀前往学校、教堂和社区组织进行演奏。我们所到的每一个地方，露露都不得不坐在台下，感受人们赞美姐姐的扑面热浪。
那么，什么样的新乐器适合露露呢？
我的公公、婆婆，这一对自由的犹太知识分子对此有着鲜明的倾向。他们深知露露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领教过小孙女在练习钢琴时的高声尖叫，他们力劝我选个容易一点儿的乐器，放孙女一马。
第二部分 第20节：露露的乐器(4)
“选择竖笛怎么样？”岳父赛（Sy）建议说。赛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看起来颇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王—威风凛凛的宙斯。他曾经在华盛顿特区从事了多年心理学临床治疗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浑身上下充满音乐细胞，还有一副洪亮、低沉的好嗓子。事实上，杰德的妹妹也拥有美妙圆润的嗓音。看起来，索菲娅和露露较好地秉承了家族中的音乐基因。
“学竖笛？”我婆婆弗洛伦斯听了赛的提议，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多么无聊乏味呀！”她说。
弗洛伦斯是一位艺术评论家，住在纽约城里。最近，她刚刚出版了在业内颇具争议的现代艺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传记。格林伯格及时地发现了杰克逊?波洛克①和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弗洛伦斯和赛已经离婚20多年了，无论赛发表什么意见，她总是会大唱反调。“何不学点儿更让人兴奋的乐器，比如加麦兰①？或敲击的锣鼓？”
弗洛伦斯是一位十分优雅的女人，喜欢冒险、四海为家。许多年前，她就踏上了印度尼西亚之旅。在那儿，她被爪哇人的加麦兰迷住了：那是由15至20名乐手组成的小型乐团，盘腿坐在地板上，摆弄像平锣（kempul，一组由不同音调组成的挂锣）、铜片琴（saron，一种很大的金属木琴）或者铜鼓（bonang，用鼓槌敲击、听起来像编钟的双排铜鼓）这样的敲击乐器。
有趣的是，和我婆婆一样，法国作曲家克劳德?德布西②对加麦兰敲击乐也有着同样的好感，并认为加麦兰体现了一种革命。1895年，德布西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称加麦兰音乐“能够表达每一种晦涩的含义，甚至包括那些非常阴郁的色调”。后来，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将爪哇人描述为“奇妙的人种”，称他们“掌握音乐的技巧就像学会呼吸一样自然、轻松。律动的海浪、穿过树叶的轻风，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来自大自然的呢喃，组成了爪哇人学习音乐的天堂；他们用心去倾听，没有参考过任何一篇难以自圆其说的学术论文”。
在我看来，那时候的德布西正在经历一个迷恋异国风情的人生阶段。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的法国同伴亨利?卢梭和保罗?高更的身上，波利尼亚土著一直是他们画布上的主角。而在现代的加利福尼亚，我们还能找到这种不肯谢世的遗风：身患黄热病的男人只与亚洲女人约会，有时甚至一连与十几个性伙伴发生关系，而不管她是亚洲何方人氏、相貌有多丑陋。可能正因为这个骇人的记录，我是杰德约会的第一位亚洲女性。
或许，我之所以无法欣赏1992年我们游览印度尼西亚时听到的加麦兰音乐，是因为我对困难与成就的内在关系近乎盲目的崇拜。
不知道我曾经对露露高声嚷嚷过多少次：“人世间所有意义非凡、值得去追求的事情，都充满了艰辛！你知道，为了得到我今天在耶鲁大学的工作，我付出了多少努力、走过了多少崎岖不平的路？”而加麦兰音乐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如此简洁、古朴，无雕琢、多重复。相反，德布西创作的那些炫目、美妙的曲子，却反映了复杂的、雄心勃勃的、精巧的构思，以及在意识上对和谐的刻意追求。当然，也反映了加麦兰音乐对作曲家的影响，这种浸淫至少清晰地呈现在了他的一部分曲子里。这就像辉煌的凡尔赛宫和清新的乡间竹屋，有着迥然不同的美。
我曾经吹过竖笛，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让露露去敲锣打鼓！我的直觉与公公、婆婆正好相反。我坚信，要摆脱姐姐大获成功的“阴影”，露露只能去练习更为困难、技艺更加精湛的乐器。
这样的乐器，非小提琴莫属！
没有征求露露的意见，抛开身边所有人的建议、忠告，从那天起，我作出了这个铁板上钉钉的决定。
第二部分 第21节：小提琴(1)
9小提琴
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然而，督促她练琴却常常令我们母女俩像丛林中的老虎和野猪般“血战一场”。
在公开场合拿自己的孩子与他人的孩子作比较，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做得最糟糕的事情。
小时候我对此浑然不觉，因为在这种比较中我总是把别人比下去的一方。只有长大后，我才意识到公开比较的弊端。在我父亲看来，我们家的“龙夫人”——我的祖母过着优裕的生活。她对我异乎寻常的宠爱，大大超过我所有的姐妹。在家庭聚会上，她会指着某个兄弟姐妹，说：“瞧你那扁平的鼻子，哪像我们美儿，鼻梁又高又挺，美儿才像我们蔡家的后代。你呀，一定是继承了你妈那一族血脉，长得像只猴子。”
不可否认，我祖母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许多中国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着同样的事情。
最近，我去了一家中药店，店主告诉我，他有两个孩子——6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我女儿，”他说，“她可聪明了，唯一的麻烦是精力不太集中。我儿子笨笨的，不像我女儿那么机灵。”
还有一次，在网球比赛的观众席上，我的朋友凯瑟琳与一位来看女儿比赛的中国母亲闲聊起来。这位中国母亲告诉凯瑟琳，她女儿是布朗大学的学生，她就要输掉这场比赛了。“我这个闺女柔弱无能，”她说，并摇了摇头，“她姐姐上了哈佛大学，比她可强多了。”
我知道，既然父母的偏爱百害而无一利，但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我还是想强调两点。
首先，在任何一种文化里，我们都能找到父母对孩子的偏爱。在旧约圣经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里，亚伯拉罕之子以撒（Isaac）偏爱儿子以扫（Esau），而利百加（Rebekah）则更喜欢雅各布（Jacob）。①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中也有三个兄弟，他们从来就不曾被父母平等对待过。相反，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父母都是偏心眼。在《中国五兄弟》（TheFiveChineseBrothers）②中，我们看不出中国妈妈更偏爱一口气喝干海水的儿子，还是更青睐脖子坚硬似铁的儿子。
第二部分 第22节：小提琴(2)
其次，我不相信父母对孩子的所有比较都是有害的。杰德一直在批评我对索菲娅和露露的比较。不错，我是对露露说过——“我让索菲娅做什么事，她立刻就答应了，这就是她为什么会进步神速的原因。”西方人会误读我的本意——其实我并没有偏爱索菲娅，恰恰相反，我表达的是对露露的信心。我相信，她能做索菲娅能做的任何事情，而露露自身的强势也足以保证她能应对我指出的事实。我也知道，露露总是在心里和姐姐进行比较的。这也是我有时对露露特别严厉的原因，我不想让她沉溺于自己内心的疑虑中。
正因为如此，送露露去上第一堂小提琴课的那天早晨，在她要见自己的新老师之前，我对她说：“露露，你已经6岁了。索菲娅在7岁半的时候，就赢得了音乐学校表演奖，我认为你的获奖时间甚至会更早。”
露露的反应十分恶劣：“我讨厌比赛，也不想去学什么小提琴！”她干脆拒绝去上小提琴课。我威胁说要打她的小屁股，而且不许吃晚饭（在那个时候，这一招还算管用）。好一通威逼哄骗，终于把露露带到了社区音乐学校。在那里，露露的铃木小提琴老师卡尔?舒加特接待了我们。
50岁的舒加特先生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和学生般的脸庞。他是那种特别善于和孩子打交道的人，和家长在一起，则显出几分冷淡和尴尬，而且很少直视我们的眼睛。他是个与孩子相处的天才，孩子们令他释放出轻松、诙谐、灵感和快乐。他就像社区音乐学校的“花衣吹笛人”①，后面紧紧地跟着30来个学练小提琴的孩子，露露也在其中。
舒加特先生教学的秘密武器，是他将拉小提琴的每一个技巧，都转变成孩子们能够理解的生动故事或大胆想象。他没有直接讲授连音、断音、渐快等音乐术语，而是谈到轻轻地抚摸喵喵叫的猫咪、如军队般列队行进的蚂蚁，以及骑独轮车的老鼠骨碌碌滚下山坡……
他教露露理解德沃夏克①著名的幽默曲第7号的方式，也着实令我惊叹不已。这首幽默曲有着朗朗上口的主旋律，不管你来自世界的什么地方，即便你从来就没有聆听过这首曲子，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也会随之低声吟唱。这首乐曲还有着过于多愁善感的第二主题曲，意在将悲喜交加的、夸张的感伤杂陈其间。那么现在，该怎样将如此复杂的含义告诉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呢？
舒加特先生告诉露露，第二主题曲是悲哀的，但还不像有什么人就要离开我们那么令人哀恸。而接下来他让露露想象：如果她每天自己整理床铺并坚持一周，妈妈就答应给她买一个双球的冰激凌卷。露露真的这样做了，但是到了周末，妈妈却说话不算话。这还不算，她竟然给什么都没干的姐姐买了冰激凌卷。老师的这番话果真引起了露露的共鸣，她拉的幽默曲充满酸楚，好像这首曲子就是为她而写的。直到今天，当我听到这首幽默曲（你可以在网上的Youtube观看伊扎克?帕尔曼②和马友友的演奏）时，耳边就仿佛响起由舒加特先生填词的曲子：
第二部分 第23节：小提琴(3)
“我想……要我的冰激凌，喔，把我的冰激凌给我，你答应给我的冰激凌到底在……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虽然是我拿主意为露露选择了小提琴，但小提琴一到了露露手里，就显示出它与露露似乎有着八辈子的缘分。在她刚刚开始练习的时候，人们就不断地为她拨动琴弦、拉动琴弓的自然、流畅和灵活而震惊，为她似乎真的理解和感知了自己演奏的音乐而感叹。
在舒加特先生为学生组织的独奏会上，露露经常闪亮登场，一展“小荷尖尖角”。其他孩子的父母会羡慕地问我，“你们是不是音乐世家呀？”“打算培养露露成为技艺精湛的小提琴家吗？”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让露露回家后完成练习任务，我们母女俩会像丛林中的野兽般“血战一场”—那是老虎Vs.野猪之战，她越是反抗，我越是强硬。
每个星期六都是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整个上午，我们都待在社区音乐学校，紧张得就像你在20种乐器的伴奏声中全力以赴。露露不仅要上舒加特先生的小提琴课，还要在课后和老师一起直奔另一个教室，接着上一堂小提琴和钢琴合班讲授的铃木教学课。（露露在每个星期五的钢琴课我们也从不缺席。）
回家以后，尽管上午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已让我们筋疲力尽，我还是常常想方设法地给露露增加课后练习—绝不会让她无所事事，舒舒服服地只等着上下个星期的课！
到了晚上，疲劳的露露已进入梦乡，我还会在灯下阅读有关小提琴的专业文章，听艾萨克?斯特恩①、伊扎克?帕尔曼或日本小提琴家美岛莉的CD，努力地去体会他们精湛的技艺，捕捉那些在琴弦中跃动的音符和那些抑扬顿挫的小精灵。
我承认，这样的日程表的确过于紧张，但我总感觉在与时间赛跑。要知道，中国的孩子每天要练琴10个小时。萨拉?张在纽约交响乐团为祖宾?梅塔试音时年仅8岁。每一年，一些7岁的孩子都会在拉脱维亚或克罗地亚脱颖而出，以演奏高难度的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而将国际竞赛的奖杯揽入怀中。我希望露露也能站在那样的领奖台上。说实话，我真的有些等不及了。
此外，在教育和培养孩子方面，我在家里并不占优势。因为，我有一位美国丈夫，他认为孩子的童年应该拥抱欢乐。杰德经常喜欢和孩子们一起下棋或打迷你高尔夫球；最过分的是，驾车带着两个丫头大老远地跑到水上公园去玩危险的水上滑道。而我最喜欢的活动，是读书给孩子们听。每天晚上，我们一家四口都会坐在一起读书，那是每个人都感到开心的惬意时光。
拉小提琴真的很难，在我看来，它比弹钢琴难多了。
第二部分 第24节：小提琴(4)
首先，你得保持负重的状态，而钢琴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与人们的理解和想象完全不同，小提琴并不是依靠左臂来握持的。著名的小提琴教师卡尔?弗莱什在他撰写的《小提琴演奏的艺术》（TheArtofViolinPlaying）一书中指出，小提琴是“放在锁骨上”，并“始终由左下颚来固定的”。这样，才能保证左手自由、灵活地移动。
假如你认为用锁骨和左下颚来夹住什么东西一定会很不舒服，那你就说对了。将一块木制的腮托和金属的夹具嵌入脖肩之间，大多数小提琴艺术家和小提琴演奏者，都会在下巴处形成一片粗糙、经常疼痛的红色斑块，他们甚至将这块“小提琴压痕”看做荣誉的徽章呢！
其次是“音调”，即你用什么调子来演奏。这是我认为拉小提琴比弹钢琴要难得多的另一个原因。弹钢琴时，你只要用手指按下琴键，就知道你选择的是哪一个音符。而拉小提琴时，你必须把你的手指头准确无误地以准确的接触部位放到那个准确的“点”上，否则，仅仅一个毫米的误差，你拉的曲子就会“跑调”。虽然小提琴只有4根琴弦，但它可以由半音增量而产生53个不同的音符；点按不同的琴弦、利用不同的运弓技巧，可以演绎五彩斑斓、变幻无穷的音调。所以人们常说，小提琴能捕捉人类的每一种情感，它是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一种乐器。
弹钢琴和拉小提琴有一点是相通的（许多运动项目也是这样），那就是：只有彻底地放松自己，你才能表现完美。在网球场上，如果你不能保持手臂的放松，就无法大力扣杀；在棒球比赛中，如果你手臂僵硬，就无法掷出又快又狠的“好球”；拉小提琴时，如果你握弓太紧，或把太大的压力放在琴弦上，就只会产生很大的噪音，而无法拉出优美的琴声。
“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布娃娃，”舒加特先生会这样启发露露，“软软的，松松的，什么事都不必在意。你的手臂是如此的放松，你只感觉到它自己的重量……把一切都交给地心引力……不错，露露，嗯，很好！”
“放松！”我也在家里大声地提醒露露，“注意舒加特先生所说的‘布娃娃’！”我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强调舒加特先生的教学要点，但在露露这儿，事情可没那么简单，我的话常常令她紧张、急躁。
有一次，练习已进行到一半，她突然暴怒地大喊：“别说了，妈妈，你别说了！”
“露露，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啊！”我强调说。
“你在心里不停地说，”露露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假装愤愤不平地说。实际上，露露说得没错，我一直在琢磨露露拉琴时右肘抬得太高，用力不对，她需要养成更好的表达音乐的习惯。
第二部分 第25节：小提琴(5)
“别再胡思乱想！”露露命令道，“我不练了，除非你不再瞎琢磨！”
露露常常试图激怒我，挑起我们之间的争吵是她争取停止练习的“阴谋诡计”。可这一次，我没有上当。“那好，”我冷静地说，“那你想让我怎么做？”有时候，把控制权交给露露，会化解她的小脾气。
露露想了想说：“捏住你的鼻子5秒钟。”
不错，是个美妙的暂停。我照做了，练习继续进行。那是我们俩都很快活的一天。
露露和我有着既难以调和又无法割舍的关系。当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文档，用以逐字地、随时地记录我们之间值得关注的交流情况。在露露7岁时，我们之间有一段对话被记录在案：
美儿：露露，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友好相处。
露露：是呀—一种怪异的方式、恐怖的方式。
美儿：！！（呈愕然状。）
露露：开个玩笑嘛！（给了妈妈一个拥抱。）
美儿：我要把你说的写下来。
露露：别，别写！听起来太过分了！
美儿：我要把这个拥抱也加在旁边。
我对孩子比较极端的教养方式有一个可爱的副产品，那就是索菲娅和露露的关系非常亲近：因为她们得团结起来，手挽手地对抗专横而狂热的妈妈。
“她真是神经错乱！”我听到她们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偷着乐。但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我不像有些西方父母那样脆弱。我常常对女孩们说：“我的目标，是做一个为你们的未来着想的妈妈，不是要讨你们的喜欢。”
有一年春天，社区音乐学校的校长邀请索菲娅和露露两姐妹在一次特别的庆典中登台表演，这次活动是为了庆祝女高音歌手杰西?诺曼因在
威尔第作曲的著名歌剧《阿依达》（Aida）中的精彩表演赢得格莱美奖而举办的。凑巧的是，我父亲特别喜欢歌剧《阿依达》，而杰德和我，正是踏着《阿依达》的“凯旋进行曲”走进了婚姻的神圣殿堂。于是，我邀请了我的父母从加利福尼亚赶来观看孙女的演出。
穿上合体的长裙，两个小美女用小提琴和钢琴一块儿演奏了莫扎特的E小调奏鸣曲。在我看来，这首曲子要表达的成熟意境超越了她们的年龄—音乐在小提琴和钢琴来来回回的变换中显得不是那么默契，听着很像两种乐器间的窃窃私语。但是似乎没人在意这个美中不足，两个女孩的表演大获成功。
后来，杰西?诺曼对我说：“你的女儿真是一对天才—你太幸运了！”
幸运的我深知，这是经历了无数场战斗才赢得的结果。
硝烟散去，我体验到了生命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光。
第二部分 第26节：小提琴(6)
10泡泡和牙印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索菲娅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中国父母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比较超脱，而西方父母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小时候，有一次（或许不止一次），我对母亲非常不尊重，父亲愤怒地用我们家乡的闽南话斥责我，说我是“垃圾”。这句话说得很重，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羞耻，但这并没有打击我的自尊或任何其他的自我认知，我不会真的认为我就像一堆垃圾那样一文不值。
作为成年人，当索菲娅的行为对我构成极大的不恭时，我也曾经用英语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你，像堆垃圾！而且是在一次和朋友聚会的晚餐上。记得当时的我立刻就遭到了大家的排斥，一位叫马西的客人为此深感不安，她甚至流下了眼泪，早早地离席而去。我的朋友，女主人苏珊极力挽留我继续和客人们待在一起。
“喔，亲爱的——这只是个误会，美儿只是在进行比喻，对吧，美儿？你的意思并不是真的说索菲娅是垃圾。”
“不错，是这样，我说了，但是这句话是有文化背景的。”我想作点解释，“这是中国移民的事情。”
“可你并不是一个中国移民。”有人指出我其实是出生在美国这个事实。
“说到点子上了，”我承认，“所以我这么说对索菲娅不起作用，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当时是在极力息事宁人，而我清楚，这句话其实让索菲娅颇为震动。
在教育孩子方面，中国父母可以做出西方父母似乎难以想象的事情，甚至在法律上采取行动。中国妈妈可以直截了当地对女儿说，“嗨，小胖子——减减体重吧！”相反，西方父母只能小心翼翼地围绕这个同样的话题，可能从“健康”入手“旁敲侧击”，绝不会提到半个“胖”字。而他们的孩子最后依然会陷入饮食混乱的反复调理和负面的自我形象中难以自拔。（我也曾经听一位父亲用“美丽而难以置信的能力”来盛赞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可这个女儿后来告诉我，在她看来，这些话空洞干瘪得如同垃圾。）
中国父母会要求孩子照着自己说的话去做，而西方父母只会要求孩子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做。中国父母可以说“大懒虫，所有的同学都比你棒”，而西方父母会在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挣扎，极力去挖掘孩子的点滴成就，努力说服自己不要为孩子眼前的失利而失望。
中国父母为什么能够对自己直言不讳的行为感到心安理得，对此，我思考了很久、很多。我认为中国父母与西方父母在心态上有三个显著的不同。
第二部分 第27节：小提琴(7)
第一，我注意到西方父母非常在意他们孩子的自尊。假如孩子做某事失败了，他们非常担忧孩子的自我感受，会不断地安慰孩子，启发他们肯定自己的长处，即使他们在考试或表演中表现平平。这就是说，西方父母特别在意孩子的心理感受；中国父母则不同，他们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他们没有那么脆弱。
对待孩子自尊心的不同态度，导致中西方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行为上出现了差异。
例如，一个孩子带着在考试中得到的“A–”回到家里，西方父母很可能为此赞美孩子，而中国妈妈的脸上会现出恐怖的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孩子在考试中得了“B”，一些西方父母仍然会表扬孩子，另一些西方父母则会和孩子面对面地坐下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他们不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或不安全，也绝对不使用“愚蠢”、“无用”或“丢脸”这样的词汇。
可在我看来，西方父母的做法也可能失当。孩子为什么没有考好，是在某个科目上能力有问题，还是课程的安排或整个学校有什么问题，这些因素都应该被考虑到。假如孩子的成绩总是得不到提高，父母还可以约见校长，质疑某个科目的教学方法或教师的资质问题。
孩子要是在考试中得到“B”（恐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华裔家庭的概率较小），中国父母立刻就会大发雷霆。为此震惊不已的中国妈妈会让孩子练习十多道甚至上百道测验题，直到孩子在考试中重新得到“A”。
中国父母要求孩子的考试成绩门门优秀，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有能力做到。如果孩子没有取得最优异的成绩，那么，一定是孩子不够用功。这也是中国父母为什么总是对孩子们不合格的表现会进行严厉指责、惩罚，让孩子感到羞耻的原因。
中国父母还认为他们的孩子有足够的坚强，来承担蒙受的耻辱并拿出实际行动重新改进。事实上，当中国孩子在行动上争取优秀时，有许多西方父母却正在家里滥用令孩子自我膨胀的表扬。
第二，中国父母认为孩子就是他们的一切。其原因似乎不那么一目了然，但这或许是源于孔夫子的孝道和中国父母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为孩子的确付出了太多。中国妈妈亲自参与教学，投入大量的时间，充当家庭教师、教练，监督和教导孩子的一言一行——这就是他们与孩子相处的真实画面。而中国孩子听从父母的管教，努力在自己的一生中成为令父母骄傲的后代，就是对父母最好的理解和报答。
相反，我不认为西方人对孩子与父母这种永久性的知恩图报会有相同的看法。实际上，杰德对此就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曾经对我说：“孩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父母，甚至也无法选择自己是否要来到这个世界。是父母，把生命强加给了孩子。因此，父母有责任抚养孩子，而孩子对父母没有任何的亏欠，他们的责任是抚养他们自己的孩子。”
第二部分 第28节：小提琴(8)
这个说法让我对西方父母与孩子的可怕关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第三，中国父母认为自己知道怎样做对孩子最好，因此，他们会管理孩子所有的欲望和爱好。这也是中国孩子不能参加在外过夜的野营和中国的女孩在高中没有男朋友的原因。同样，也没有中国孩子敢对父母说：“我在学校的演出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是第6号营地的成员；每天下午3点至7点，我得在放学后留下来参加排练；每个周末我都需要用车。”
哦，天哪，中国孩子怎么能够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
别误解我的意思：这不是中国父母不关心自己的孩子，恰恰相反，他们为了孩子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这只是一种迥然不同的养育模式。我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种方式，我也知道不少其他国家的父母——通常来自韩国、印度，或巴基斯坦，他们与中国父母有着非常相似的心态。因此，这些想法也许带着移民的特征，或者是某些移民和某种文化相结合的特征。
杰德提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教育模式，而他的父母都不是移民。赛和弗洛伦斯出身于宾夕法尼亚州靠近斯克兰顿市的严格的东正教犹太家庭，并在那里长大成人。他们俩都幼年丧母，度过了压抑的、不愉快的童年。他们结婚后，尽可能快地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州，最终定居住在华盛顿特区，杰德和哥哥、姐姐都在那里长大。作为他们的父母，赛和弗洛伦斯决定要把自己童年时被剥夺的空间和自由交给孩子，他们相信个人的选择和独立的价值，提倡发展创造性才能、敢于质疑权威。
我的父母和杰德的父母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杰德的父母把儿子看做有头脑的人类的一员，将去不去上小提琴课的选择权交给了他（结果儿子就轻轻松松地放弃了，而现在却为此感到后悔）。我的父母没给我任何的选择，也从未就任何事情来询问我的看法。每年的整个夏季，杰德的父母都让他和兄弟姐妹们到一个被称为水晶湖的田园诗般的地方，去尽情地寻欢作乐；杰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带索菲娅和露露去水晶湖度假。而我，总是带着电脑前往那里，因此我似乎讨厌夏天。（比我小7岁、与我性情相投的妹妹美文也是一样。这位计算机编程的高手，一边阅读语法书，一边用图表来进行句法分析，并以此来消磨时间。）
杰德的父母有着良好的艺术品位，并爱好艺术品的收藏，而我的父母不是搞艺术的。杰德的父母为他支付一定的教育经费，但不是全部；而我的父母为我们工作前的一切付费，他们渴望在老年的时候全然得到子女的尊敬和热爱。杰德的父母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
第二部分 第29节：小提琴(9)
杰德的父母通常会离开孩子出门去度假，他们和朋友到过一些危险的地方。在危地马拉，他们差点儿被人绑架；在津巴布韦，他们参加狩猎远征；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他们听到了天籁般的加麦兰音乐。
我的父母从不会丢下4个孩子去度假，这意味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出门旅行时，不得不在相当便宜的汽车旅馆过夜。此外，在发展中国家长大成人。如果有人付费，我的父母也不会去危地马拉、津巴布韦或婆罗浮屠；而会带我们去欧洲，那儿是有政府管理的、适合旅游的地方。
尽管我和杰德没有对养育孩子的问题进行明确、透彻的讨论，但我们基本上认为，要在我们家采用中国式的培养模式。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首先，像许多母亲一样，我承担了大部分的抚养工作，因此，我的养育方式应该被优先考虑。虽然杰德和我在耶鲁法学院有着同样忙碌的工作，可是在家里，我还是那个盯着女孩们做家庭作业、学说普通话、练习钢琴和小提琴的人。
其次，完全撇开我教育孩子的观点，杰德依然倾向于严格的培养方法。他经常批评那些在家里从来不对孩子说“No”的父母（其实更糟糕的是，说完“No”但从不执行）。而杰德善于对女孩们说“No”，但不擅长为她们提供一个积极的方案。他从不会强迫孩子做什么事情，就像不会强迫孩子练习钢琴和小提琴一样。他没有绝对的自信，来为孩子们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我，正好弥补了他的缺憾。
在用中国模式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许最重要的经验是万事开头难，那时我们也经历了争吵不断的困扰。其他的父母不断地追问我们培养孩子的秘诀，因为索菲娅和露露的举手投足，就像是孩子们成长的模特。她们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彬彬有礼、可爱风趣、助人为乐，而且口才出众；她们在学校里是成绩全优的学生，索菲娅在数学方面领先于她所在班级的同学两个学年；她们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所有的人都为她们演奏古典音乐的高超技艺惊叹不已。
简而言之，她们其实就像是中国的孩子。不过，还是有一些不同。
1999年，我们带着孩子们第一次去中国旅行。索菲娅和露露都有着褐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和亚洲人的长相特征；她们俩都说中国话。索菲娅能吃各种各样的动物内脏和肉类食物——鸭蹼、猪耳朵、海参，这是另一个辨别中国人的关键特征。
在中国，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包括国际大都市上海，我的女儿都会吸引当地人的目光。他们在一旁看着、笑着、比划着，称她们是“两个会说中国话的小老外”。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大熊猫饲养中心，我们看到了大块头的新生的熊猫宝宝，它们粉粉的、肉肉的，像幼虫般局促不安地蠕动着，听说很难养活。当索菲娅和露露在给熊猫宝宝拍照时，那些中国的旅行者也在给她们姐俩拍照哩！
第二部分 第30节：小提琴(10)
回到纽黑文的几个月后，我与人聊天，不经意间在言语中提到索菲娅是中国人。此时她打断我说：“妈妈，我不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人。”
“不是的，妈妈，你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在中国，没有人认为我是中国人。在美国，也没有人把我看做中国人。”
这个说法让我颇为不爽，我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这么说，他们都错了，你就是中国人！”
2003年，10岁的索菲娅在纽黑文钢琴协奏曲大赛上获奖，并作为钢琴独奏选手获得了在耶鲁大学的巴特尔礼堂与纽黑文青年管弦乐队同台演出的殊荣。
她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音乐的盛大节日，我为此欣喜若狂。
我在地方报纸发表了介绍索菲娅的文章，并附上了照片；我邀请了100多人前来欣赏音乐会，并计划在会后举办一个大型聚会；我为索菲娅置办了闪亮的行头，买了第一件长裙曳地的漂亮礼服和崭新的皮鞋。4位长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来了。
在演出的前一天，我母亲在厨房里做了上百个中国的珍珠丸子（猪肉馅儿的，外面裹着白色的糯米）；杰德的妈妈弗洛伦斯烹饪了10磅渍鲑鱼片（用盐、黑胡椒、小茴香、酒等腌制而成）。
与此同时，我们紧锣密鼓地投入了表演前的排练，累得几乎筋疲力尽。索菲娅要在演出中弹奏莫扎特的钢琴回旋曲，管弦乐队则是D大调，那是作曲家创作的最令人振奋的乐曲之一。
在业界，莫扎特乐曲的高难度是众所周知的。他的音乐可以说是五光十色、灿烂炫目，既让人激情澎湃，又给人轻盈愉悦的感官享受，深深地打动了众多的音乐家。业界也流传着“只有年轻人和老年人能更好地诠释莫扎特”的说法。因为年轻人是一张白纸，无所顾忌，而老年人已不在意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而能够更自由地发挥。索菲娅弹奏的回旋曲是莫扎特的经典之作。索菲娅的钢琴老师米歇尔告诉她：“你在表现滑音（runs）和颤音（trills）时，想想香槟酒或意大利汽水，在开启瓶盖的那一刹那，无数的泡泡都争先恐后地冒出来……”
索菲娅是个优秀的学生，能面对任何挑战。她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快手，以闪电般敏捷的指法，掠过一个又一个新的曲子。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她听我的。
在那个特别的时段，我成了组织预演的首席指挥官。我把莫扎特的回旋曲拆分开来，有时根据分段，有时根据练习中的主要目标。我们会花一个小时，只注意发音（清晰、准确的音调）；然后，在下一个小时，聚焦于节拍（与节拍器的协调配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主攻弹奏力度的变化（大声、柔和、渐强、渐弱）；最后一个小时，再主要解决乐句的问题，以塑造音乐的旋律。
第二部分 第31节：小提琴(11)
我们每天都练习到很晚，坚持了好几个星期。可怜的索菲娅眼里充满了泪水，我嘴里虽然没有严厉的话语，但脸上的表情却显示出更加的坚定。
演出的日子终于临近，我忽然感觉浑身瘫软。看来，我永远也做不了一个真正的演员，而索菲娅则显得异常兴奋。在巴特尔礼堂，当她款款地走上舞台，向观众优雅地弯腰鞠躬，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知道，她现在是多么快活。在以深色橡木装饰的宏伟大厅，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在台上演奏。小小的她看起来是那么瘦弱，但却在庞大的钢琴前奋力地表现着莫扎特的激情澎湃—那一刻，我的心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痛……
演出结束后，朋友们和陌生的观众都涌上前来向杰德和我祝贺。
“索菲娅的演奏太精彩了！”他们说，“她弹得如此美妙、如此优雅，真让人难以置信。”
“索菲娅显然是一个莫扎特音乐人。”笑容满面的米歇尔老师告诉我们，称她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能将回旋曲弹得如此清风扑面、繁星闪烁。
“看起来，她真是沉浸在那美好的音乐里了。”社区音乐学校校长拉里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从音乐里找不到乐趣，就不会表现出音乐的美妙。”
拉里的评论让我想起了好些年前一个意外的故事。
那时索菲娅才刚刚开始学弹钢琴，而我已经给了她很大的压力。一天，杰德在钢琴中央C①的木质部分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印记。当他问索菲娅“这是怎么回事”时，索菲娅的眼里滑过一丝内疚，“你说什么？”她支支吾吾地明知故问。
杰德俯下身子，仔细地检查那些印记。“索菲娅，”他慢悠悠地说，“这些印记是不是你的牙印？”
真相不幸大白。
一番询问之后，那时大概才6岁的索菲娅承认，她常常啃咬钢琴。杰德告诉她，钢琴是我们家最贵重的物件，索菲娅答应以后再也不啃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拉里的评论会把我带回这个有趣的插曲。
第二部分 第32节：小白驴
11小白驴
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中国式的强制。
那时，露露大约7岁，依然在学练钢琴和小提琴这两种乐器。她正在练习一支被称为“小白驴”的钢琴曲。这首曲子是由法国作曲家雅克?艾伯特创作的，曲调相当可爱—你可以想象一匹小白驴迈着轻松欢快的步子，与自己的主人一起沿着乡间小路乐颠颠地向前跑去。可是对于年幼的弹奏者来说，它也有着不可思议的难度，因为它要求两只手精神分裂般地保持不同的节奏。
露露无法做到。
我们不间断地练习了一个星期，一遍又一遍刻苦地分别训练她的左手和右手，可是当我们试图把两只手的动作合到一起时，一只手常常会被另一只手同化。一时间，所有的努力都化为泡影。
在露露要去上钢琴课的前一天，她终于忍无可忍地暴发了：“我不练了！”她决意放弃，站起来便摔门而去。
“回到钢琴前来，露露！”我命令道。
“你不能逼我。”
“我当然能。”
让她重新回到钢琴前，露露把我折腾得够戗。她好一通拳打脚踢，并抓住乐谱把它撕成碎片。我将乐谱拼凑起来装进塑料套封里，这样，她就再也无法对乐谱“施暴”了。然后，我把露露的娃娃拖出去放到车上，告诉她：“如果你在明天之内不把‘小白驴’练得滚瓜烂熟，我就要把你的玩具一个接一个地捐献给教堂。”
“我看你该去教堂了，干吗还待在那儿呀？”露露故意气我。
我威胁她不准吃午饭和晚饭，甭想要圣诞节和犹太光明节礼物，更别说生日礼物—两年、三年、四年，压根儿就别再惦记什么礼物！
……
后来，露露好不容易坐到了钢琴前，两只手仍然出错。我说她是故意让自己抓狂，因为她暗自担心自己做不好。我要她告别懒惰，克服懦弱，别再自我放纵，让悲哀见鬼去！
这时候，杰德把我拉到一旁。他要我别再侮辱露露（其实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刺激刺激她，让她好好练琴），他说他不认为威胁露露对她会有什么帮助。他还说，或许露露真的无法掌握这个技术，可能她不具备这种双手配合的协调能力。最后，他还一本正经地问我：“你能不能哪怕是考虑一下这样的可能性？”
“你其实就是不相信露露。”我谴责他。
“这太可笑了，”杰德轻蔑地说，“我当然相信她。”
“索菲娅在露露这个年龄，就能弹这首曲子。”
“可露露和索菲娅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杰德指出。
“噢，不，不是在这件事上。”我转了转眼珠盯着他。“每个人都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人，”我以嘲讽的口吻模仿说，“即便是失败者也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成为独特的失败者。好吧，不用担忧，这事儿一点儿都不用你插手。我宁愿一竿子插到底，我乐意做那个被孩子憎恨的恶人。你为她们摊薄饼、带她们去玩美国佬的游戏，你可以成为那个被她们崇拜的大善人！”
我卷起袖子回到露露身边，用尽了我能想到的每一种“武器”和“诡计”。我们没有吃晚饭，一直练到晚上。我没有让露露从琴凳上站起来，没有喝水，甚至没有去卫生间，我们的琴房俨然成为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喊得嗓子嘶哑，口干舌燥，露露的琴技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只是在倒退—终于，我快要挺不住了，信念的堡垒不再坚不可摧……
然而，就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时刻，奇迹发生了—露露的双手开始“紧急集合”，左手和右手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出色地完成着各自不同的任务。
哈哈，事情原本就应该这样！
露露在同一时间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在一旁屏住呼吸，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又试了一次。然后，她越弹越自信、越弹越快，并保持着她刚刚找到的节奏。一会儿，她开心地笑了：“妈妈，你看，这一点儿也不难！”她坐在钢琴前，一遍又一遍地、兴致勃勃地弹奏着那首可爱无比的“小白驴”。
那天夜里睡觉的时候，她钻到我的被窝里。我们俩挤在一起相互依偎着、打闹着。最后的胜利让白天的不快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个星期之后，露露在社区音乐学校的独奏会上演奏了这首“小白驴”。一些家长跑过来对我说：“这首曲子简直是为露露写的—听起来是那么生气勃勃，其实露露就是那匹小白驴呀！”
这一回，就连杰德也心悦诚服，对我大加赞扬。
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担忧颇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你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此外，明明知道自己能行却以为自己不行，对构筑自信心毫无帮助。
所有新近出版的书籍，都将亚洲母亲描述成诡计多端、冷酷无情、超速运转的人，她们对孩子真正的兴趣漠不关心。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又暗自确信，与放任孩子变坏却心安理得的西方人相比，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愿意为孩子作出更多的牺牲。我认为如果这样看待中西方的父母，这对双方都是一种误解。所有文明的、体面的父母，都愿意做对孩子最有益的事情，而中国父母只是对怎样做最有益的事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
西方父母竭力去尊重孩子的个性，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真正的激情，支持他们自我的选择，给他们提供积极的肯定和成长的环境。而中国父母确信，保护孩子的最佳方式，就是帮助他们为未来作好准备，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能力，用实用的技术、工作的好习惯和内在的、没人能够带走的自信来武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