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 作者:薛涌
第一章
北大不教的东西
大学学什么？
这是我几年前的一篇命题作文。编辑在约稿信中这样写道：
不少中国大学生对上大学的付出与获益比例表达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投入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表示："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另外，这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占39.2%。
老实说，既然有那么多人后悔上大学，我就劝告年轻人上大学要慎重。上大学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算的是投入产出。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是精神行为，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对前一种人来说，问题很简单：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不合算就不应该上大学。对后一种人来说，中国的大学也远不是一个精神机构。学校、教授、学生，大部分怕是都围着钱转，能安心下来"坐而论道"的已经很少。大学未必能提供你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但是，大部分学生还要在大学中读下去。他们没有别的求学选择，不可能等到大学变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毕竟，大学里还是集中了年轻一代的精英。所以，我索性脱离"惨不忍睹"的现实，抽象地谈一下在大学里应该学什么。
大学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大学的成立，就是共同体的自治，就像是中世纪欧洲那些自立的行会一样，自己制定规则，并自愿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人有责任，学生当然也有责任。这一点，当今中国大学的师生恐怕大部分都不理解。比如，我们刚进北大时，一位老师恭喜我们："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这就相当于过去的太学生呀！"可见，在他心目中，大学的模式还是太学模式。毫无疑义，太学不是个自治的学术机构，是朝廷管理的。太学生们有要求会到上面去提，等着上面解决，更不高兴时还可以抗议，甚至有人说这种行为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等等。但是，太学生不懂得欧洲行会的那些规矩：万事首先要所有的成员通过既定程序商议决策，未必要等着上面的权威来解决。从本书第六章《大学的诞生》中的描述可以看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是自生的，从一开始就自我管理。上面的权威只是承认或支持其存在而已。所以，我劝大学别抱怨。现在大家很喜欢引用清华前校长梅贻琦的名言："大学，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其实，这句话并没有点出大学的实质。大学未必靠几个大师转。只要学生们有自治的意识，不要等着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组织活动，这就成了个不错的大学了。如今虽然外在的环境很难改变，但我相信：如果莘莘学子们对自己在大学中的人生使命有高度的自觉的话，他们至少还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
大学学什么？(2)
言归正传。大部分后悔上大学的人，后悔的原因是"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其实，我虽然不相信"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古训，但还是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先学些"无用"的东西。我最爱讲的一个故事是：美国一位成功的企业经理骄傲地告诉他的欧洲朋友，他当年大学上的是Swarthmore College（一所美国有名的本科生学院），所学的东西和他的事业一点直接关系也没有。但是，他的大学经验却奠定了他一生生活质量的基础。
这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如果把"有用"定义为工作中的某种具体技能的话，大学教育的许多内容是"无用"的。比如，大学培养你对生活的敏感，帮助你体会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分享别人的感情，理解我们文明的源流，或者教育你更有效地建立人际纽带，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等等。这些都未必能直接帮助你找到工作，但可以使你生活得更充实。这到底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第二，即使从职业上"有用"的角度来考虑，也不应该狭隘地期待大学教你特别专门的知识。比如，前面记者约稿信中引用的那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对为什么要花一大半时间学英语感到不解。从这句话可以判断，他的汉语大概也未必能学好。我大学读的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系里的另一个专业就是汉语。汉语专业的主攻说白了就是语言学，而现代语言学是西方的产物，特别是比较语言学等，要学好需要掌握许多语言。已故的王力先生，被视为是古汉语权威人士，若活到今天就又会被媒体冠以"国学大师"了。可是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他懂几种欧洲语言，当年还留法过。他在清华国学院的教授赵元任先生，对几种欧洲语言也是颇为精熟的。记得王力先生临终前曾对我讲过，他就读于清华国学院时有一次写了篇论文，证明汉语中有一种语法结构是西方语言中没有的。梁启超对他大加激励。赵元任则在他的论文后面，把西方几种语言中类似的语法结构全列出来，最后批道："言有易，言无难。"意思是说：你看到一样东西就可以说"有"，这很容易。但要说"无"，则必须看到所有东西才敢说。谁敢说自己看到了所有的东西呢？这太难了。我想，这番教训对前面那位大三的汉语专业同学应该有些教益。如果你连一门西方语言也不能精，看到的东西太少，语言学就不用搞了。另外，语言学有文科中的数学之誉，可以发展得极度抽象化。一些学数学、物理出身的人，转过来搞语言学常比语言专业的人更有优势。这一点，看看世界语言学家的背景就明白。可惜，许多年轻学子，一路死记硬背考上大学，对大学教育一知半解。当没有称职的教授指导时，他们就靠着这种似是而非的信念来对付学业，乃至在语言专业学语言还觉得和自己的专业无关。他们在大学里荒废青春也就不奇怪了。
大学学什么？(3)
第三，事实证明，许多在大学里学习"无用"的东西的人，日后往往成为特别"有用"的人才。你查查美国企业总裁的学历就知道：拿MBA的人确实不少，但在本科时就读企业管理的人却不多。相反，许多人本科读的是文学、历史、艺术、中世纪研究等"无用"专业。甚至有大老板亲自劝自己日后准备经商的孩子们在本科中放弃企业管理，改学文史。为什么呢？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说分析，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物质上的生存需求，如衣食住行；安全需求，如稳定的职业，家庭资产，社会治安等；归属需求，如友情，爱情，家庭温暖等；自尊的需求，如成就感，他人的尊重，社会地位等；最高的则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如道德，创造力，用自己的一生改变世界等。一般而言，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之获得满足。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需求。而恰恰是这些层级的需求更有精神性。这也怪不得，许多杰出人才把其青春投入到一些"没用"的事情上，上大学也选"没用"的专业。不过等他们毕业后面临实际生活，就立即显示出超人的能力。
说这些，并不是主张大学教育应该脱离实际，而是要重新定义大学教育所必须面临的"实际"：大学是为学生打造未来的人生框架，而不仅仅是职业框架。不能舍本逐末，让学生为了一门手艺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那么，大学是如何打造人生框架的呢？什么是大学生活的核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
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在中世纪早期，贵族多是文盲，文化是由教会保存下来的。而在教会中，知识是神学的附庸。牧师站在高高的讲坛上进行"满堂灌"式的布道，听众则虔诚地记住和相信这个权威说的话。这几乎就是当时唯一的教育了。但到了12世纪，经济的发达使社会变得更复杂。特别是从阿拉伯世界"进口"的希腊古典文化，大大丰富了知识领域。这种灌输的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使在神学界，许多人也认为了解真理的最好方式就是dialectics，即所谓的"辩证法"，其实就是一种通过问答的方式获得知识的途径。比如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就是把握这种方法的大师。他倾听你的陈述，然后对你的陈述进行提问，并通过这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提问，一步步地让你意识到你对自己所说的东西其实一无所知。他的名言就是，我一无所知。我唯一比你们知道得多的东西，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
大学学什么？(4)
与此同时，罗马法也开始在欧洲复兴。法学中那种论辩的特性，也正好和神学中的辩证法自然地汇流。这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了论辩的教学方式。当时崛起的所谓大学，多是些求知的学子自己组织起来学术共同体，自己聘请老师来讲授，最后规模不断扩大，权威日高，受到教皇和国王等的承认。现代意义的大学，也就由此发足了。
从大学的诞生可以看出，大学与生俱来地带有几个特点：第一，大学是一个求知者的精神共同体；第二，师生的关系，不管是从心灵上还是从空间上都非常密切：大家住得很近，可以随时坐而论道；第三，真理是辩出来的，不是死记硬背地"学"出来的：大学要训练学生发展自己的论断，并能够应付不同观点的挑战，在思想的交锋中说服别人。当然，到了牛顿时代，实验科学诞生，取代了经院哲学式的单纯论辩方式。这是后话。现代的实证科学发展了但并没有取代中世纪的大学精神。我们现在的教育，则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不如。
英美一流的大学，至今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寄宿学院制，基本就是这一论辩传统的继续。在寄宿学院中，师生混居，有充分的交流。在大学的课堂教学中，讨论班是一个核心形式。训练学生批判性的思维则是最重要的教育目标之一。最近我的一个同事退休，他骄傲地给我们复印了一份学生对他的课如下的批评："我不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因为我不知道该相信哪一头的。"对于教授来说，能把学生置于这种心灵论辩的困惑之中，就是一种教育的成功。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我们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
但是，看一看大学的历史就知道：开创大学传统的主力之一，就是那些求知欲旺盛的莘莘学子。所以我劝现在的大学生：与其被动地抱怨，不如主动地发展自己的大学精神。毕竟，现在的大学有了"大楼"，至少在空间上让许多年轻的精英聚集在一起。这为我们塑造自己的大学经验提供了很大的本钱。
我在1979-1983年在北大读书。当时学校的条件很差：六个人住一间拥挤不堪的宿舍，这六人晚上只有一张去图书馆读书的座位号；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教授们，知识也都很陈旧。但是，虽然我并不用功，逃课成性，现在回想一下，当时还是接受了一些有效的教育。为什么？因为我赶上了"怀疑一切"的时代，我们拒绝接受一切既有的信条，在宿舍里一天到晚地辩论，并通过辩论感到了自己的无知，这种无知感又刺激了求知欲。在这种刺激下，我从大二时就起誓：我不属于任何专业。因为专业象征着权力对个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把一个完整的个人根据权力的需要进行切割，成了什么文学专业、历史专业、计算机专业、物理专业等，而不是一个人。要拒绝这种切割，要恢复作为个人的完整性，就必须先否定专业。所以我逃了许多本系的课，却偷偷跑到外系旁听，追寻自己心灵中的问题。大学的教育，就是在这种心灵论辩中完成的。
大学学什么？(5)
大学里学的什么东西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我看最好的判断是看你想不想学。当你想学时，就说明所学的东西满足了你心灵的渴望，是"有用的"；如果所学的是个"热门专业"，那最多只能证明它对别人"有用"而已，未必对你自己有用，如果缺乏兴趣就大可不必勉强。更何况，别人的需要千变万化，远远超出你的控制。今天的热门专业，明天也许随着别人的需要的转变而变得"无用"了。你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赌在别人的需要上呢？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特别喜欢历史，但搞不清楚毕业后究竟是去搞经营，去读法学院，还是去读历史学博士。他来问我在没有想好未来干什么之前现在这样投入是否值得。我告诉他：如果你现在执迷于历史，那就以最大的激情去探究。大学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选择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看看你干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能干得多么出色。这才是检验你才能的一把尺子，也是对你最好的训练。从这种训练中所获得的素质，将来干什么都有用。
大学教育的根本，就是这种心灵的自由。如果你老盯着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你的心灵就好像一个总盯着老板的脸色的雇员一样唯唯诺诺。要知道，你的技能可以被雇用，但你的心灵绝不能被雇用。大学要培养的，就是一个能主宰你生命的心灵。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1)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
我因为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并且写了几本涉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书，被一些人视为"专家"。一些老同学、亲戚朋友，甚至亲戚朋友的朋友，乃至素不相识的网友，经常在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时向我咨询，并让我和他们的孩子直接对话。这样我算是和现在这一代大学生有了第一手的接触，渐渐对他们关于教育的观念有所了解。我和他们的对话，特别能反映出中美大学教育不同理念的撞击。所以就不妨从这些对话谈起。
比如，有位孩子在国内上大一时就被交换到美国的一所州立学校读半年书。他来了后喜欢得不得了，于是不想回去，决定申请在这所大学当正式学生。为了这件事情，他托熟人找到我。大家电话聊了一小时。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选什么专业？"我则问："你想上哪个大学？"他觉得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则觉得他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他是典型的中国教育体制里培养出来的人，来美国读了半年书，还不明白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怎么回事。在国内考大学时，从来是大学和专业一块报。在美国则完全不同。你申请哈佛就是哈佛，耶鲁就是耶鲁，密西根就是密西根，根本不用考虑什么专业。选专业可以在大二决定，或者大三决定，甚至决定了以后还能改。关键问题是你要挑个适合你的学校。而大学挑的，也是你的综合素质，不是你的专业。一个学文学的可以进医学院，学古典文献的可以进法学院，学历史的可以进商学院，等等。这在美国是正常的教育过程。
我本是想提醒这位同学：美国有许多大学可以选择，不过不是你想去哪里就一定会被录取。既然来了，眼界就不妨放宽一些，多申请几个，也算有备无患吧。可是，听他执意要讨论专业问题，我最终也就顺着他的话问他到底想学什么。他说是管理或金融。我马上说，既然如此，你还是好好学数学，甚至可以进数学系，以后读研究院再申请管理或金融，比本科就开始读这些科目更有底气些。中国学生在数学上经常有优势。比如我所执教的萨福克大学的财会专业，据说就是因为一帮中国学生数学特别好，在州里财会资格考试中的通过率比哈佛学生还高……他马上说："不行不行，我数学最差，既讨厌又害怕。"我马上问："既然数学太差，为什么要学管理或金融？"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没有主意，是他爸爸（也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让他选的，说这个专业毕业好找工作。我哭笑不得，告诉他："你现在才上大一，是在申请本科。学校才不在乎你学什么专业呢。专业也不能决定你日后是否好找工作。关键在于你在学校是否表现突出。你在这里仅半年的时间，如果想让任何一所学校录取你，就应该选你最喜欢的课，拿出看家本事去学。人一般在自己喜欢并擅长的领域表现得要好很多。表现一好，老师就印象深刻，会给你写推荐信。有了好的推荐信，你就前途光明了。你现在可好，让从来没有留过学的父亲来指挥一切，上的全是你既不喜欢又不擅长的课。你的表现能好吗？表现不好，教授会给你写推荐信吗？没有这些推荐信，学校会录取你吗？"他听了我的话，人都蒙了，不知如何是好，大概是后悔自己咨询得太晚了。后来听朋友说，他没有被录取，很悲伤地回了国。
这个经历，让我感慨万端。这位同学，是中国教育的典型受害者。中国的教育培养的不是人，而是专业工具。结果，这种专业万能的信念，创造了种种"热门专业"的神话，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精神，甚至在学生的实际生活中也误事。其实，这种倾向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在三十多年前刚恢复高考时就有苗头。比如，1979年我高考拿到高分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北大中文系。可是，我知道一位和我分数差不多的学生，竟报了北京外贸学院（也就是后来的经贸大学）。我的反应是他在搞笑：这么好的成绩，跳过北大上什么外贸学院？！现在想想，他肯定也觉得我在搞笑：这么高的分，竟然去学中文？！我们两人不同的选择，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念。在我看来，大学是培养人的机构，关键在于其综合实力和环境。在这方面，中国哪里找得出第二个北大？岂是个小小的外贸学院可比的？但在他看来，当时的外贸学院是外贸部所属的院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外贸部这种有油水的地方，学的又是贸易，前途当然错不了。看来，还是他领导了时代的潮流。现在的学生大多追随他的思路。不过，总的说来，我们那年月的学生单纯得多。北大至少在1977-1979年恢复高考后的头三年，文科最高录取分数是中文系，理科是物理系，那时候还没有经管等。可惜没过几年，中文系就成了没用的系，录取分数直线下降。好学生都跑到经管、法律等专业去了。最近我网上查了一下，老天爷！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贸易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我简直看花了眼。原来那个外贸学院究竟变成哪个也不知道了。总之，大学要开的不仅是"热门专业"，甚至要抢"热门"校名，似乎要一个大学变成一个热门专业。本指望自己的母校北大能够出污泥而不染，但到北大的网页一查，看到光华管理学院的首页上赫然有如下一段介绍：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2)
学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703人。为体现交叉学科的特点，按工商管理类统一招生，文理兼收。普通本科生学制四年，入学初不分专业，经过为期一年半的英语、数学和基础课的强化训练，二年级第一学期末开始分专业，根据学生志愿和学习状况，分别进入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三个专业学习。学院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吸引全国优秀的中学生报考，连续几年每年都有约五分之一的全国各省市高考第一名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其中2008年招收文理科高考状元24名。
区区一个管理学院，居然能网罗全国五分之一的"第一名"，进这个管理学院简直成了新科举。这是北大的悲哀，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也是这些学生的悲哀。
为什么这么说？像法学、工商管理等，作为本科，多是些垃圾专业。如果一个人才能平平，胸无大志，学这些专业也许尚可。他们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一门谋生技艺，至少以后有口饭吃。但是，数一数二的人才，怎么全涌到这里来？难道这些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心里想的不过是有口饭吃？
你看美国的常青藤，大部分学校的本科没有工商管理类的学位。只有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等少数例外。宾大自然不错，但比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前三强，还是输掉一头。为什么会如此？精英的本科教育是通才教育，要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优越的环境扩展视野、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良好的价值观念。研究院才是专业教育的场所。真要学企业管理，大学毕业后学MBA也不晚。比如，为中国公众所熟悉的布什政府的最后一任财长、前高盛总裁保尔森，迪斯尼的前总裁Michael Eisner，以及美林的前总裁、里根政府的财长Donald Regan，本科的专业都是英语。这就相当于在中国上中文系了。美国好的商学院，一般也避免要那些本科学管理的学生，觉得这样的人视野太窄，缺乏领袖素质，而希望招募学人文的那种具有领袖素质的人才。所以，在大多数常青藤，有经济学专业，可以非常抽象、非常理论化，比如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或者演练复杂的数学模型分析经济现象。这和北大的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这类专业的格调显然不同。在美国大学你大致可以发现这么个现象：越是好的大学，就越是云里雾里地教一些"没用"的科目。比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学校，最流行的专业经常是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等。越是排名低的学校，越是实际。比如什么财会专业等，在这种学校就非常流行。
这里的道理，我在前面一节按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心理学作了一番解释：人的心理需求由低到高有各种层级：天赋比较高的人对低层级的生存需求不那么关注，因为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方面的需求。对他们最具挑战性的是高层级的精神需求。我即使在萨福克大学这种普通院校教书，也经常能感觉到那些学文学历史专业的学生更聪明一些。学商的学生素质最差。我最头痛的是那些商学院的本科生来听我的历史课。这些人中绝大部分对历史毫无兴趣，只是为了完成课程的要求才来学历史，而且还自以为聪明地发明一套理论：学校逼着他们学历史，不过是找借口收他们的学费而已。有一次，一位歪戴着帽子的学生四仰八叉地坐在前排椅子上问："我就对钱感兴趣。你这门课怎么帮我搞到钱？"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3)
我总是对这些学生说："人关怀什么，就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比如，一个只关心自己下个月的工资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会为是否能拿到下一张工资单而操心。如果你关心人类命运、社会公正，你就更可能成为领袖。你们自己想想：你们谁会选一个只关心自己的工资单的人当你们的领袖？你们更会选一个关心、理解你们的利益的人。这个领袖要理解你的利益，自然会理解许多人的利益。他不是仅仅和你交朋友。他甚至根本不认识你。但是，他研究社会，懂得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这样他才能超越自己狭隘的经验，和许许多多人建立强有力的纽带。"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世界顶尖的企业领袖，本科是学人文的出身。他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然后再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选择个专攻。主持SAT等"美国高考"的"大学委员会"（college board）对于那些立志读MBA的学生有明确的建议：第一，商学院招募的学生可以来自任何专业。商业院固然对你本科所学的课程有若干要求，但这些要求全可以在工商管理专业以外完成。第二，商学院一般喜欢接受那种完成了广泛的、多面的、有挑战性的课程（a broad，well-rounded，and challenging curriculum）的学生，并不会以某个专业优先。甚至对于那些本科学工商管理的学生，"大学委员会"也鼓励他们在头两年主要选修微积分、心理学、社会研究、经济学、计算机、统计学、写作等课程。要记住，商学院入学考试GMAT中最关键的一项就是英语。良好的写作能力被认为是在商学院和企业界成功的关键。第三，大学的成绩、成就、标准化考试的成绩都要比具体学什么专业更重要。"大学委员会"所讲的仅仅是一般的商学院的要求。越是精英的商学院，对学生广泛的人文背景就越看重。
北大在中国的地位，恐怕比哈佛在美国还重要。我并不是说北大绝对不能给本科生办个管理学院。但是，如果全国各地五分之一的"第一"都跑到管理学院学什么市场营销之类，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就有了问题。按说，这些"第一"是他们这代人中的精英，是未来的领袖。他们越是第一，越应该关心涉及全人类的大问题。在美国，你很难想象这样层级的精英高中生会想到大学里学市场营销。这样下去，北大还能为未来的中国培养领袖吗？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1)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上节谈了中国最精英的学生一头钻进市场营销这类鸡毛蒜皮的专业中的悲哀，但是我并没有讲人文教育究竟有什么用。其实，这个题目我也没有能力讲。因为人文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太复杂，远非我这么一个见识狭隘的人所能理解。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孔之见。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历史。这一经验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是"没用"，也就是非常不实际。历史不能吃不能喝，为什么要学？第二，美国的法学院据说很喜欢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历史专业中有不少想进法学院的学生。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为什么法学院喜欢历史学的训练并不太理解。
美国的大学是自由竞争的。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许多大学的录取通知，然后进行比较选择，必要时到有关大学再访问一下以作出最后决定。从大学方面看，大家为了竞争，经常在发完录取通知后设一个接待日，欢迎那些被录取的学生和家长来参观，并让本校各系派代表介绍自己系里的情况、回答各种问题，以求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良好印象，吸引被录取的学生前来就读。每个系的代表，实际就是本系的推销员，责任是说服大家为什么要来这个系读书。我代表历史系充当过这样的推销员，除了回答关于本系的具体问题外，还特别要解释为什么要学历史。而且，考虑到许多孩子可能瞄准着法学院，我在解释学习历史的价值时，不免经常要讨论历史和法学院的关系。今年我的推销特别成功。教室里挤满了人。其中我解答一位黑人女士的问题很能综合地表达我对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看法，不妨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黑人女士年纪偏大，陪着一位男孩来，我也不知道是她的儿子还是孙子。她的穿着很"土"，显得挺下层，而且问话总是一副天真无知的样子。当时我正在讲大家对历史的偏见："看看，许多人都觉得历史没有用。特别是在现在这种经济不好的时候，家长们更要问：'让我的孩子学历史以后能找到工作吗？'另一部分家长则不知哪里听到法学院很喜欢录取历史专业的学生，就督促孩子学历史，但并不了解这是为什么。"
"真的吗？"那位黑人妇女显出好奇的样子，"那你给我讲讲，历史和法学院有什么关系？"
我马上把从一位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刑事律师那里听来的话告诉她。当我刚认识这位律师时曾开玩笑地说："你们这种审判律师，我只在电影里见过。你们的生活一定很有戏剧性吧？"他马上说："我并不出庭，我干的事情和你们这些历史学家没有什么区别。"他显然是了解历史学家的工作。他的妻子就是我们系里研究美国史的同事。我马上讨教何以会如此。以下是他的解释：
我主要的工作是审阅法庭记录。公诉人、被告律师，乃至各种证人在法庭上讲的话都是被记录下来的。我在阅读中，要从各方的话的字里行间找破绽。大的破绽可以导致法庭推翻原判。你恐怕难以相信，我阅读的一半以上的案子有很大的破绽，都被推翻了。许多人从监狱中被我救了出来。这些人一般是穷人，自己没有钱雇律师，法庭给指定一个，有时案子审理得非常潦草，所以我的责任就非常重大。你看看，干这种事情，和你们历史学家有什么不同？你们不就是通过阅读档案，在字里行间挖掘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甚至推翻前人根据同样的史料得出的结论吗？说到底，这还是批判性的阅读，是历史的基本训练。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2)
他所言极是。我还必须补充的是，历史学家面对的文献，多是当时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对"事实"进行的叙述。因为目的不同，所叙述的"事实"也不同。对历史学家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你所拥有的史料不过是过去的人为我所用讲的故事。除此以外，你往往没有或很少有其他的线索。历史学中的批判性阅读，特别要注意是谁在叙述，目的是什么，然后发现这种"叙述特权"掩盖了什么事实或是否压抑了其他人的叙述。举个例子，我们看中国的史料，讲到某王朝灭亡时，往往会碰到女人是祸水这类叙述和评论。其中评论一看就知道是史学家的个人意见。但他的叙述有时则显得很客观，特别是那些没有夹杂评论的叙述。没有批判性的阅读，你可能会简单地接受这些为既定事实。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些全是男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希望推脱责任的男人的叙述时，你就必须警惕。因为女人在这里没有叙述的权利，她们的声音被压制了，没有留下来。那么，你就必须细读现有叙述的字里行间，发现其中的破绽。这是分析史料的基本技巧。刚被奥巴马提名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上普林斯顿本科时学的就是历史专业。她大一时遇到了历史系的教授Nancy Weiss Malkiel，后者手把手教她怎么分析地阅读文献史料，使她的思维能力有脱胎换骨的跃进。这大概也是她日后能最终登上司法界顶峰的基石。她的故事，完全印证了上面那位哈佛法学院出身的律师的话，读史料的功夫和律师的基本训练非常一致。
其实，不仅是历史，文学的训练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有时恐怕更加精深。我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上的全是满堂灌的大课，基本没有讨论。老师讲的，也多是些思想性、艺术性之类的陈词滥调。现在中文系的课也许新潮一些，但估计还是老师讲、学生听。对于文学而言，这种形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只有一个人在叙述，没有人挑战老师所垄断的叙述特权。我们夫妻正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在耶鲁读博士。我读历史，妻子读文学。我们经常在家里讨论彼此的阅读，我进而也从她那里补了许多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所没有接受的文学训练。比如，她每读小说几乎首先要分析"叙述者的声音"，分析不同的叙述者看到的不同的现实，或者被叙述者有意无意忽略的现实，而不是把小说中的描写都当作"客观描写"。小说中的每一个字背后都有个叙述者，不同的叙述者有不同的目的，因而"事实"也随着这些目的的不同而变化。读者必须意识到哪段话究竟是谁的叙述，是否应该相信这个叙述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她经常和我讲，每位叙述者都是不可靠的。你要从文本分析中发现这种不可靠性。她举出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整个小说就是几个人对一桩凶杀案的截然不同的叙述，解构了事实的客观性。这活像是法庭上律师或公诉人各向对方的证人所进行的反诘问（cross-examination），引出的经常是各说各的"事实"，大家的目标也多是要破解对方的叙述。她以为《罗生门》写得太生硬机械，好像是在套用法庭反诘问的模式。更高超的小说，则微妙得多，破解其中的叙述模式时需要更精微的敏感力和洞察力。在许多场景中，一个人的叙述实际上有着双重叙述者。透过这双重叙述者来观察现实，比透过一个单纯叙述者的偏见更困难。比如，小说中经常写到一位老人回忆年轻时的事情。这时一个人嘴里就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年轻时的他，呈现的是那时他看世界的眼光所反映出来的"事实"。同时，还有一个"现在"的他，即几十年后"看"自己当年"看"到的事实。一个人在两个时空中的利益、情感、理智以及目的可以非常不一样。作为一个读者，你怎么破解这些？这是文学的问题，也可以是法学上的问题。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3)
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叙述的复杂性，文学课最好是以讨论的方式进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大概是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了。妻子特地去旁听过他给本科生讲的莎士比亚课。上课形式非常简单，从来不摆理论，就是大家围绕着作品讨论。即使是布鲁姆这么一位半神式的权威，也绝对不垄断课堂的叙述权利，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们参与讨论，让他们有机会从自己的角度破解文本中的各种叙述。妻子回来对我转述课堂的精彩之处时，也绝不是只讲布鲁姆的话，而是把许多本科生的洞见告诉我。有的时候，一堂课最精彩的"眼位"就是被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点出来的，是她自己的叙述。布鲁姆如果只顾自己讲、沉浸在他个人的叙述中，这个女孩子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神采就没有人看得到。这样上课，多大的权威也会从学生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也不可能垄断叙述。课堂只有变成一个多重叙述的场所，才能反映世界的复杂性。
简单地说，读历史也好，读文学也好，都很像个侦探，和律师读法庭审判记录非常相似。法庭就是不同的叙述者的叙述的交锋。大家各说各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指涉的是一个现实。你必须破解叙述者的意图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经常要根据叙述者提供的事实推翻叙述者的结论，破解这个叙述本身。特别重要的是，你要寻找那些缺席的声音、那些被压制的叙述者，从他们的角度看待"事实"。奥巴马在提名Sonia Sotomayor为大法官时，特别强调她所具有的特异素质--"感情移入"（empathy）。这个词在中文中很少谈，但在美国则经常被讨论。所谓"感情移入"，指的是一种能够进入他人的内心去感受世界的能力，而且这种感受能力甚至可以在不和有关的他人进行沟通的情况下就获得。这在读文学作品时特别重要。有这种能力的人，每每能非常敏锐地体会那些不在的、被压制的叙述者心中的感受，虽然没有机会和这些被压制的人进行任何交流；没有这种能力的人则往往完全麻木，看不到文本中没有提到的东西。读历史也是如此。那些从史料的字里行间发现问题、推翻既有的叙述的人，往往是那些具有"感情移入"能力的人。人文学科在这方面为学生提供了很好的训练。
以上讲的这些批判性的阅读、破解既有的叙述、解构叙述特权、发现被压抑的叙述者的声音、通过感情移入理解他人等，是认识人和社会最基本的，又是学无止境的技巧。学生不管以后从事什么事业，首先要懂得如何解读生活的文本。这是北大应该提供的精英教育。让我最扫兴的是，全国高考五分之一的"第一"居然进了光华管理学院，学什么会计学、市场营销等专业。我们的文化还有想象力吗？以市场营销为例，这种专业固然有许多小技巧。但是，北大即使是为企业界培养人才，也应该培养企业领袖，而不仅仅是个推销员。企业领袖实际上就是个社会领袖。作为社会的领袖，你必须具有"感情移入"的能力，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各种人的心声。这样你才能理解别人是怎么感受的，以及你靠什么召唤别人。比如，最近美国汽车业风雨飘摇，三大汽车中两个破产。论者对美国汽车业失败的原因虽然各有各的分析，但共同的结论是这些汽车公司生产不出消费者想要的车来。要知道，汽车构成了美国独特的生活方式。美国至今还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拥有最悠久的汽车制造传统。守着这么大的优势，怎么就不知道消费者要什么车呢？一位汽车评论家在《华尔街日报》上大声疾呼："解雇那些MBA，雇用诗人！"美国汽车制造商之所以10年前做出了集中制造SBV的战略选择，主要是建立在对美国的家庭规模、购买力、油价，以及每辆SBV的赢利边际等数字的估算之上的。这是典型的MBA所教的经营，不能说不重要。而且，当你要推销这些车时，也确实需要各种市场营销的技巧。但是，作为决策的企业领袖，必须有"感情移入"的能力。也就是说你虽然无法和上千万的顾客沟通，但你可以本能地钻到他们的心里去感受这个世界，知道他们的好恶，这样你才能制造出打动他们的产品来。开丰田Prius的那种安静儒雅，和开悍马的那种横暴，是非常不同的感情。究竟哪个更代表消费者的感情？这不是MBA能训练出来的。但是，你在读MBA前学一些文学，懂得如何体会和分享别人的情感，你就可能获得打动社会的"感情移入"的能力。这也许能帮助你理解许多顶尖的MBA课程在文学本科和商学本科之间更愿意录取前者的原因。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4)
书归正传。我把我对历史专业的理解都诚恳地告诉了那位黑人女士。不过，我还必须具体解释什么是历史学的训练：
"历史训练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掌握一些历史知识，比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等等。我从来不要求学生记住这些。事情明摆着：你要求学生记住，他们考试后也会忘掉。我所强调的是他们不会忘掉的东西。首先，历史训练你通过原始文献或尽可能是第一手的文献以及其他证据对过去进行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把漫无头绪的零散事实连接起来，最终形成自己的论断或观点。然后，你要学会怎么陈述自己的观点，怎么用事实支持自己的每一个论断。总之，你要知道怎样变得有说服力。这难道和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不是很接近吗？其实，这也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有位中世纪史学家说，研究中世纪的人搞情报工作特别合适。因为中世纪的史料残缺不全，你必须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材料发现某种事实、得出最令人信服的结论。难道企业的运营不也是如此吗？一个企业总裁不可能获得全部的市场信息。他也不能坐在那里等待信息完备后再决策。他每天都在根据不完备的信息去理解不断变化的现实，并有所行动。这和历史学家的处境很相似。"
我讲着讲着，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家长，听得聚精会神。于是我更有兴致，借机进一步抨击大学教育实用化的倾向：
"你们大概知道，CNN每年都报道各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学化学工程的好像是排第一，能挣到七万美元。接下来的则是其他的几个什么'工程'。美国的孩子一听'工程'就怕，觉得自己数学不好、干不了，使这几个专业的毕业生成为稀缺人才。接下来起薪高的，差不多就是管理、财会等，有四五万美元。再看学历史、文学的，从来都是垫底的，仅挣三万多。如果你们拿这个衡量，也许确实不应该送孩子读人文学科。这太不实际了。但是，有个统计显示，那些本科读历史出身的商人，毕业15年后要比那些本科商学院出身的商人年薪更高一些。为什么呢？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学历史的学生一般更聪明一些。不过，更具体的原因恐怕还是大家日后上了什么研究院。比如，本科学历史或文学的毕业后经常找个临时工作，以准备读研究院。这种临时工作薪水少，压低了他们的平均起薪。不过，这些人恐怕比学商的更有机会在比较好的学校拿一个MBA，或者进更好的法学院。现在大学已经普及了。大学毕业不会被当成专业人士看待，而是个普通劳动者。你想成为专业人士，还要进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等。所以，选择专业不应该看你本科毕业后的起薪，而要看读哪个专业更有利于你进好的研究院。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5)
"可惜，现在学生的想法太实际。特别是那些成为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的孩子，因为缺乏家庭传统，对高等教育有许多误解，经常把大学当技校来上，找个财会等实用专业、学门手艺完事。还有些人试图在准备进研究院时抄近道儿。比如，他们想进商学院学MBA，就在本科读商学院。其实好的商学院并不一定喜欢这种学生，理由是他们本科太狭窄，课程和MBA多有重复。好的商学院更喜欢学文学、历史、数学、物理等不相干的专业的学生。法学院也是如此。许多家长希望孩子当律师，恨不得一进大学就要孩子读法学院。可惜，美国的大学本科基本不设法学院。有些学校为了迎合这种想提前上法学院的市场需求，就把本科办成法学预科，设置了一些准法学的课程，如刑事辩护。这听起来就像是法学院的内容呀。于是，许多学生选了这种专业，觉得自己申请法学院时可以先声夺人。他们往往不了解的是：法学院并不这么想……"
"是吗？"那位黑人女士打断我，"请告诉我：法学院会怎么想？"
"哈哈，作为一个历史教授，我认为法学院宁愿你来学历史。"我这么说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是，这也不是全无根据。大家都承认，在美国学法学的事业顶峰是成为与总统比肩的最高法院大法官。随着Sonia Sotomayor 进入最高法院，本科历史专业出身的大法官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力。我们不妨把现任大法官本科时的专业排列一下：首席大法官罗伯茨（John G. Roberts），本科在哈佛读的历史；大法官肯尼迪（Anthony Kennedy）本科在斯坦福大学学的政治学；大法官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本科在芝加哥大学读的英文；大法官斯科利亚（Antonin Scalia），本科在乔治城大学读历史；大法官布莱尔（Stephen Breyer），本科在斯坦福读哲学；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本科在圣十字学院读英国文学；大法官Samuel Alito则在普林斯顿的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完成了本科学业；大法官Ruth Bader Ginsburg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就读，专业我一时查不出来；新任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则是普林斯顿历史专业的本科。屈指一算，九个大法官中，至少三个是历史专业的本科，两个读英国语言文学。剩下的也都是哲学、政治学等专业。本科英文出身的史蒂文斯大法官甚至直言不讳地建议："学习法律最好的准备是研究诗，特别是抒情诗。"看来，想在法学界出头，文史哲还是第一正途。
当然，我不会简单地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教育背景来界定学什么本科专业最容易在司法界成功。历史本科占主导可能是个偶然，但是也不完全是偶然。在美国历史上，文史哲本科出身的大法官总是在最高法院占主导。法学院对学生的要求其实也很能解释这是为什么。美国法学院录取委员会（Law School Admission Council）对未来法学院的学生的建议非常明确："法学院想要的学生是那些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有良好的写作技能、对塑造人类经验的各种力量有相当的理解的人。这些素质可以通过各种大学课程获得。这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那些以狭隘的职业导向为基础的本科教育，往往不是上法学院的良好准备。"几年前，有一个对美国各大法学院院长的调查，让这些院长推荐那些希望进法学院的学生在本科时应该学习什么专业。结果，被这些法学院院长们推荐的头四大专业按英语字母排列为：英语、历史、哲学、政治学。看来，强调历史训练并不是我这位历史教授的个人偏见。于是我告诉这位黑人女士："法学院希望你有更广阔的训练：有分析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有感情移入的能力……总之，你要对社会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对别人有基本的理解能力，善于沟通表达，然后再接受法学的专业训练。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也许觉得本科学刑事辩护是进法学院的正途。但是，你法学院毕业后，不管是作为律师还是法官，你也许很少有机会处理刑事案。你也许会面对干细胞研究的案子。现在从国会到法院，不是到处都在为此辩论吗？面对干细胞的问题，法学院希望自己的学生在本科时进行什么样的专业准备呢？难道是刑事辩护吗？恐怕不是。相比之下，法学院大概更看重那些学生物、伦理、人类学、政治学的学生。这些学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专业中所获得的洞见带入法学院的课堂，让教授也受益。如果法学院仅招那些在法学教育上抢跑的学生，大家都有着刑事辩护之类的单一背景，学习重复的内容，那会有什么意思？"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6)
我这番对历史系的"推销"，算是圆满结束。学生和家长们似乎若有所得。大家告辞时，那位黑人女士留在最后。她握住我的手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你关于法学院的那些话都非常对！我本科就是学人类学的。"我赶紧拍拍她的肩："拜托，拜托。我班门弄斧了。幸好没有被你抓住。"
事后想想，还真有些后怕。我一个学历史的，在那里向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人解释法学院的规矩是什么，没有闪失实在算是万幸。不过，我讲的实在是美国教育的常识，想错也难。那位黑人女士，在我看来是成心装不懂，要看看我这个当教授的到底懂不懂自己在干什么，要不要送她的孩子来。其实她的表演还有一层。美国依然有种族问题。许多人对黑人未必歧视，但很势利。比如，一位《纽约时报》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前脚搬进一个公寓楼，后脚就有一位白人母亲追上门来，问她是否愿意给自己看孩子，根本没有想到人家是大名鼎鼎的专栏作家。我碰到的这位黑人女性可能也是这样。她这身打扮，像个清洁工，别人容易看低她。她大概也是成心如此，心里在嘲弄这个社会。我说我万幸，不仅在于没有说错什么，而且也在于我认真地回答了她的许多问题，对她一直表示充分的尊重。这大概属于"感情移入"的技能吧。当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趣闻。信手写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后我不妨略微总结一下。北大的精神在哪里，取决于北大的精英在哪里。看看美国的常青藤就知道，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只有在宾西法尼亚和康奈尔，商学和市场营销才比较有人气。应该说，常青藤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北大的责任又在哪里？我对北大的后辈的劝告是：上大学不是逛早市，别老想着商品交易。大学应该是你的精神故乡。你应该在这里寻找你的灵魂。你应该把精力花在你最想干的事情上。一般而言，18岁孩子中真正的精英，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都会有非常大的激情：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精英首先意味着对这些大问题的关注和承担。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这种非常实际的社会里，常青藤的学生会奔向文史这类看似"无用"、实际上却在回答上述问题的专业。我劝北大的同学好好想一想：这些是否也是你关注的问题？你是否真愿意把你的青春用来折腾什么市场营销？有志者可以学文史，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毕业后如果想实际些，再到国外去读法学院、商学院也不晚，而且十有八九会更成功。记住孟子的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话的意思是：心灵的功能是思考。凡思考必有所获，不思考则无所获。这是上天所赋予我们的。当你确立了对你的心灵而言是最重要的东西后，就不会让那些琐碎之务喧宾夺主地占据你的心胸。这才是"大人"（或可说是精英）的意味。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1)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上节主要从历史教学的角度讨论了精英教育为什么要以"解读生活的文本"为中心，为什么人文学科比实用学科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接下来讨论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此希望对被严重忽视的"大学语文"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记得1979年我刚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对我选择中文系都表示惋惜。理由很简单：北京市前几名的高分，去哪里不可以？学中文有什么用？谁还不会中文？
如今30年过去，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似乎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自信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益于中文系的训练。我做学生时是个反对用专业来界定自己的反叛者，在中文系大量逃课，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中文系的专业训练对自己没有太多用途。只是出来读书教学多年，比照美国的英文教学（因为英语是美国人的母语，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文教学），渐渐看清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
很多人把中文和传统文化混为一谈。一提中文仿佛就是李白、杜甫、唐宋八大家、《红楼梦》等，仿佛中文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学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基本教养。我称这是典型的"中文系的中文"，对其他系的学生并无不可或缺的价值。我所谓的中文教育，更像是美国大学里的英语训练，是一种公共语文教育，最终落实到阅读和写作。读和写的能力是相互影响的。任何专业都需要这两项基本技巧。如今出国留学很热。去美国读本科要考的SAT，读研究生要考的GRE、读商学院要考的GMAT、读法学院要考的LSAT。这些考试最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语文测试。它们和针对外国人的托福考试一样，其实就是美国的大学语文考试。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考试（特别是托福）就明白，人家并不借机宣扬美国的传统文化。恰恰相反，考试的设计者的一个目标就是怎样做到"文化中立"，即避免使用某个文化、宗教或社会中特殊的概念，免得在别的文化中生长的学生不懂，考起来有了劣势，影响了公正性。考试的宗旨，是检测学生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写作部分也尽量避免特殊的文化主题，而是集中于世界各种民族和文化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比如是否应该反对吸烟等，考的是你的思维，是你能否把自己的思想清晰地表达出来。
人家这么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对读和写的能力要求很高。这方面不行就很难有良好的学术表现。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我在耶鲁先读东亚研究硕士，再接着读历史博士，并不是文学或语言的专业。但在读写训练上，强度相当大。特别是比较一下在北大中文系读文学本科的经验，实在有天上地下之感。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2)
先说读。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我们的阅读量实在很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课上了两年，主要教材就是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共四册，总共不足1000页。除此而外，还需要读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参考资料"或作品选，全是注释好的，总字数比游国恩那套教材略多一些。两者相加起来，两年读3000页就算不错了。在耶鲁时，一门课一周的阅读量至少是一本书。运气好时两百多页，运气坏时四五百页。有的教授的课一本书还不算完，要外加一篇二三十页的论文。这样，一个学期就至少要读三四千页。当然这是研究生的量。本科生阅读量少一些。我和本科生一起上过课，还担任过他们的助教，领导他们讨论，检查其消化阅读的情况。一般而言，本科生一周的阅读也接近二百页或者更多，一个学期要读两三千页。即使是上大课，本科生还要额外参加讨论班，围绕着阅读内容发表自己的见解。阅读跟不上会相当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读韦伯的《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我的习惯，这样的经典怎么也要一个月来好好消化。可是，这本书就是一周的阅读作业。那群本科的孩子读完了就批，闹得教室里硝烟弥漫，让我目瞪口呆。坦率地说，我英语不好，属于阅读跟不上的，阅读特别重的课一般不敢选，而且几乎从来没有完成过指定阅读--量实在太大了！不过，在不可能完成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自己的解决方案，适当取舍，选择最重要的信息。事后想想，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再说写作。写作是大学语文教育的核心，也是问题最多的。我们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79级的同学大多数人进校时的理想是当作家，是想以写作为生。可是，新学期一开始，系里的一位负责教授就发表讲话，告诉我们不要误会，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的目标培养的是学者。同时，他还强调要"厚积薄发"，先把学术的基础打牢靠，不要忙着写。
强调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并没有错。想想现在的学术垃圾这么多，大家都"厚积薄发"有多好！可是，从"厚积薄发"引申到不动笔就错了。我在堂堂的中文系读了四年书，除了毕业论文外，总共就有过两次写作经历。一次是上古代诗歌课，教授要求用古文写篇千字文。那不过是他为了激励我们掌握古文而布置的文字游戏，并不算真正的写作。另一次写作，则是当代文学课的一篇四五页的评论，大概就2000字。应该说，这两位留写作作业的都是系里很优秀的教授。其他教授则根本没有要求学生写的意识。现在北大中文系也许不同了，但估计写作还是很轻的。
后来到耶鲁读研究生，从硕士到博士都是一样：一学期选三门课。有的课要求期末写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有的课要求在学期中写三篇读书报告，一篇10页，加起来也30页了。还有几门课，则要求学期中写四篇三四页的短篇读书报告，外加期末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读书报告或研究论文。这样，三门课加起来，一学期至少要写60页。仅两年的硕士读下来，就要写快300页。那就是一本书的篇幅了。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3)
我刚进去的时候英语差，看书都顾不过来，应付这份苦差事就更吃力。而且，口语越差，课堂上就越缺乏表现，全靠写作来证明自己。所以，我每篇学期读书报告都要找个文字好的美国博士生帮助我修改。有时是反复地修改。例如把长的复合句分解成短小的简单句，尽量用主动式、避免被动式，把主题句放在前面等看似简单的技巧，全是这么学出来的。记得头两年，我没有休过一天假。别人回家过圣诞节，我在学校夜以继日地苦战。每到12月初放寒假，我就向教授申请延期交论文（因为我的写作速度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教授在一般情况下都准许延期）。于是，寒假这一个月就成了我固定的写作月，把所有学期论文在来年一月第二学期开始以前写完。我记得第一个寒假奋斗到最后一刻，是在第二学期开始的前一天熬夜写完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到那个时候写不完，下学期的课就压上来，就再也写不完了。当时真感到再多几个小时的工作量就超出了我的承受极限。可见普通文科的写作量之大。当然，后来认识了史景迁教授，并成为他的学生。这艰苦的生活才有了显著的改善。他每到圣诞节、感恩节，都开车把我们一家接到家里。夫人安平（也是我的老师）和继女Meimei都是天才的厨师。我们在他家里享受一年中最好的美肴，然后由他（有时和安平一起）深夜开车把我们送回家。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例外过。
现在回想一下，我的读写训练，主要是在耶鲁时训练出来的。我从硕士到博士，读了九年，不仅是每一篇论文和读书报告，就是写一封信也一定自己花钱请位高手帮我改，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过关。应该说，我在研究院最大的收获，就是写作。帮我修改文字的都是母语为英语的博士生。找他们改完，再送给导师。我运气比较好的是，导师史景迁大概是西方汉学界英文最好的。我这么多年的写作，也多亏他反复批改。博士论文完成后把他批改过的草稿堆起来，简直就是一座小山。你如果能长期坚持这么大量阅读，读完了就和同学讨论，然后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断地找写作高手修改，这种强度自然会提高你的语文能力。让我比较得意的是，我来美国读书时还一个句子都写不通，但几年后就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头条发表了文章。做学术的给报纸发表文章属于不务正业，按说不足挂齿。但以我如此低的英文起点，能在英文世界最权威的一家报纸亮相，至少也说明多年的奋斗并非毫无结果吧。
再看看国内有关大学语文的讨论，实在不得要领。记得几年前，教育部曾要求大学对所有学生开设大学语文；后来又加以澄清，说这个要求其实是"建议"。不过，这一动作，还是引起舆论的一阵喧闹。我看看喧闹中的种种议论，觉得大学语文还是照样无可救药。因为大学语文的改革不能靠官僚的行政命令。那些在大学教书的人，首先要充分理解大学语文的意义。可惜大多数在大学从事文科教育的人，对大学语文还是一知半解。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4)
我一向主张大学加强语文训练。不过，这种训练必须严格地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如果学生们对大学语文的实用性不信服，学校强迫他们必修，他们对语文就会更反感，最终妨碍他们语文能力的提高。比如，有些人提倡加强大学语文的理由，是学生从小学英文比学中文花的时间还多。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第一，我们必须问：重英文轻中文是学校课程设置的问题，还是人们自发的行为？认真一想就明白。中国的学校，除了英语课外，几乎所有课程都是用中文上的。用中文读历史，读科学，也是一种大学语文的训练。显然，中文课远比英文课多。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主要不是课程设置的问题，也无法通过改变课程设置来解决。第二，重英文轻中文主要还是人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态度形成的基本理由之一，是不管中国的英文教育怎么失败，英文课还是比中文课实用。懂英文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尝到了各种甜头。大家看得见，自然会效仿。我从上大学以来就拒绝跟潮流学英文，但十年后还是最终不得不心无他顾地读英文，并且受益匪浅。事实上，中国人的英文训练，如同大学语文一样需要加强，学习英文也有助于中文的提高，毕竟天下的语言都是相通的。我在这里讨论大学语文的教育，就频频引用英文教育的例证来支持。把两者对立，不利于振兴语文教学。
所以我们不妨还是看看美国英文教学的经验。这对我们的中文教学肯定有参照意义。
几年前，我在所执教的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参加了一个教学会议，主题就是大学语文。开这个会，是因为美国也面临着大学语文的危机。美国教育部的一个调查显示：1992年美国大学生达到高级阅读水平的比例为40%。所谓高级阅读水平，就是具有阅读复杂的长篇文章的能力。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1%。不用说，哈佛耶鲁这种一流大学挑的是最出色的学生，大致不至于阅读水平下降到如此地步。但我们这种小学校，录取的是一般的学生。语文能力降低，在我们的学生中自然表现得相当充分。
阅读差，自然影响到了写作。不管学生日后从事什么工作，写作多是其一生成功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可以随手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美国最高法院首位拉美裔大法官的Sonia Sotomayor。她刚进普林斯顿读本科时，根本不会写。为了掌握这一关键技能，她不仅平时"驻扎"在图书馆中，而且用一个暑假恶补语法和文学。特别是大一时在历史系Nancy Weiss Malkiel教授的课上得到了老师非常个人化的帮助，理解了从批判性地阅读史料到分析性地写作这一全过程，最终成为一个优秀的写手。毕业后她考取耶鲁法学院，号称是"一路写过"法学院，成为优异的毕业生。日后她当法官，所写的判词成为人们评价她的主要依据。在司法领域，没有清晰的写作能力很难成功。这一点，上一节讨论法学院的教育准备时也讲得很清楚。其实华尔街也并不例外。2009年5月1日以107岁的高龄去世的Albert Gordon，大概是亲身经历1929年股市大坍塌的金融精英中最后一位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是华尔街的重要领袖人物。关于他的传奇，除了八十多岁开始跑马拉松外，就是当老板时给每个雇员一本《风格的因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本几十页的小书，在美国被称为写作《圣经》。可见他要求公司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写作能力。根据对120位美国大企业人事部的负责人的调查，写作水平一直是高工资、高技术的标签，是成功者的基本特征。那些写作不行的人不容易被录用，也很难获得提升。三分之二的美国大企业的雇员的日常工作要通过写作来进行。80%以上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的公司，在雇用员工时要考察写作。40%的公司要特别培训写作技能不足的员工。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一年估计达31亿美元。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5)
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美国企业一年投入31亿美元训练职工的写作能力，一是说明大学教育的失败，毕业生写作能力达不到市场要求；二是说明我们作为大学丢了一笔大生意，把31亿美元的市场让给了别人。怎么抢回这个市场？我们学校并不是单找英文系开会，而是把各系的教授都召集起来，强调每个教授不管专业是什么必须教学生怎么读、怎么写，并且要人手一本写作手册，从句法到标点，解释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写作绝对不是一个系的问题，不能从专业教育的角度来理解，而是通才教育的基础。每个系、每个专业都必须重视。比如耶鲁这种精英大学，学生按说都非常出众。但是，学校给学生配备了寄宿在每个学院的写作教师。学生写学期论文或其他文章，都可以找这些教师帮忙。这种对写作无微不至的关注，在北大是绝没有的。我上了四年中文系，从来没有一个教授要求我改进写作。如果你上光华管理学院，写作可能就更不在教学的视野之中了。大家不妨到北大各系调查一下，有几个系对学生提出了严格的写作要求？大多数系的学生，读四年书恐怕从来没有从老师嘴里听到过"写作"二字。但是，现代社会是通过文献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在官僚系统还是在企业，文献体现着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如果你不能参与写作这些文献，不能有效地阅读这些文献，你就无法担任任何中高层的工作。
那么，写作应该怎么教呢？在萨福克大学，我作为一位英语不是母语的外来教授，指导美国学生写作的能力有限。不过，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每个教授都负有大学语文教学的使命。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也会现炒现卖。我的方法，和国内大学的写作教学非常不同。不妨在这里简略地讨论一下。
我讲写作并不强调文法。虽然学生的文法错误有时一塌糊涂，但我对自己的文法也并不放心，不觉得自己是能在这方面帮助他们的最好的人选。但是，即使我这样一个英语不是母语的人，在写作上能够给学生提供的帮助还是很多。
首先，我把写作放在人际沟通的大背景中来讨论，让学生们理解写作的意义是帮助他们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高中生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变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能做出适当的心理调整，导致了极大的挫折感。以下是我在课上经常对学生讲的话：
"你在动笔之前，要先摆脱高中生的心态。心态不正，下笔就失败。此话怎么说？在高中时期，你是世界的中心。家长老师都围着你转。比如，你一回家，妈妈就追着你屁股后面问长问短，恨不得你告诉她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甚至她要偷看你的日记。这种关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你写作的心态。无论老师让你写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跑到计算机上飞速地打字，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来不考虑读者问题。这当然不完全怪你。因为你没有必要考虑读者。你在日记上无论写什么，你妈妈一有机会就会偷看。你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预设：我写出来的东西，反正别人是要看的。甚至你觉得别人有义务看你的东西。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6)
"在大学，你要完成从高中生到一个负责的成人的心理转型：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没有人那么关注你。整个世界不会围着你转。相反，你要围着世界转，把别人当做中心。举个例子，有些同学不论是写求职信也好，写申请学校或奖学金的信也好，总喜欢漫无边际地从自己小时候的故事说起，而且一写就很长。这是典型的高中生心理，觉得妈妈巴不得看你写的关于自己的东西，写得越多她越高兴。但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谁在读你的求职信？这些问题你们想过没有？举个并不那么极端的例子。你申请的那个职位，也许有几十人同时在竞争。读你的求职信的人，也许已经忙得疲惫不堪，甚至刚和同事或客户有过冲突，或者家里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总之，他可能是在心情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拿起你的信来读。如果你的信的头两句没有实质性内容，或讲了些和他不相关的话，他很可能会随手就把信扔到纸篓里。即使他心情很好，碰到这么多求职信，也不可能公平对待；每封只能略微瞟上几眼，挑出几个最能吸引他的认真阅读。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信还是可能被读了两三行就扔掉。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所以，当你已经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当你必须把别人当成中心的时候，你写第一个句子的时候就必须反复思考：我这封信写给谁看？对方作为一个陌生人，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要抽出时间看我的信？所以，你的第一个句子，不仅要表达出你全信的主题，而且必须要给出读者阅读这封信的充分理由。换句话说，你的第一句话必须建立起你和素不相识的读者之间的联系，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的生活或工作是相关的、不能被忽视。以后的每一个句子，都要不断地深化这种联系。等他们读完信后，就觉得他们和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他们才会考虑雇用你的问题。要记住，对别人而言，你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你，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所以，没有人会像你母亲那样平白无故地注意你。你必须自己奋斗，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存在对他们的意义。为此，你必须和许许多多的人一起竞争来获得他们的注意力。
"当你们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这种新的关系以后，你们就必须反省自己的写作习惯和风格。看看你们交上来的读书报告。许多明显的拼写错误不说，甚至有人该大写的字母不大写，好像还是写短信一样随便。如果你给熟悉的朋友发短信，大家一向如此，这当然没有关系。但是，大学训练的是你如何和一个陌生的世界建立关系。你要赢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注意力，就必须非常正式。这至少表达了你对对方的尊重。如果你对别人不尊重，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你？所以，如果你申请到耶鲁读书，虽然知道读信的人就是耶鲁的教授，你也不能写'我希望到耶鲁读书'，而要恭恭敬敬地写上'耶鲁大学'的全称，就像接受面试必须穿西装系领带一样。这是其一。其二，人家如果要求你写两页的申请信，就一定要写两页。如果写不到两页，人家可能会觉得你连两页纸都填不满，没有什么'货色'。不过更常见的问题是，许多人超过了两页，觉得自己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告诉人家。这是万不可以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不是以你为中心的。人家告诉你两页，说明人家只愿意为了你花阅读两页纸的时间。如果你一下子写了三四页，这就好像你在那里单方面地要求：我比别人都重要，请为我花更多的时间！对不起，你没有权利对陌生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7)
最后，我建议所有的学生，不管是一年级的"新鲜人"还是四年级的毕业生，都回去写求职信：
"不要觉得你才上一二年级，离找工作还远，不必写求职信。你必须现在就开始写！第一，写求职信给你一种生活的目标感和紧迫感。第二，求职信比你想象的难得多，也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写完美。想想看，你至少已经18岁了。亚历山大20岁就成了马其顿的国王，接下来十几年内一直打到印度，几乎征服了已知的世界。你们18岁总应该想想自己要为世界做什么吧？最好的办法，是锁定一个你最想干的工作，然后开始写申请信。当你一下笔时，你必须想怎么把自己'推销'给这个世界；你作为一个人，是否对这个世界有价值；你凭什么说服别人相信你的价值、给你机会。我年纪比你们的父母恐怕都大，读完大学工作了十多年，又在耶鲁读了九年研究院。可是，我写第一封求职信时，为那两页纸花了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有那么多的经验、学了那么多，有那么丰富的东西可以展示，觉得两页纸小得装不下自己。这样，我花了许多时间，才终于使自己谦卑起来，把一切浓缩到了两页纸以内。这时，你就感到这两页之重，有了个近乎完美的求职信。但工作两年后偶尔再看这封信，才觉得写得很糟糕。当我想怎么改写时，突然觉得那两页纸实际上很长。我过去感觉我的经验和训练很多，现在则觉得自己很空，用自己所有的东西也难于把这两页纸填满。这时我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我这一生究竟干了什么？然后又有了明确的目标，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才能把有分量的东西写在这封求职信上。你们如果才上大学一二年级，也许首先感到的是没有足够的内容填满这两页纸，自己没有东西可以推销给这个世界，或者说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是个没有什么价值的人。这种感受，会给你目标，会让你知道怎么努力才能坦然地在求职信上显示出自己的分量。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世界的中心，世界不会围着你转，你必须围着世界转。写这样的信，就是让你通过建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来认识自己。"
以上谈的是我写作哲学的一个侧面。这些我在北大的时候没有学，老师也没有教；估计现在的北大也不太会教。但是，大学是你人生的最重要的转型期之一，是你通过在和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时期。写作是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工具，也是你日后对付这个世界的基本技能。这些跟唐宋八大家未必有关系，跟《红楼梦》未必有关系。你懂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许无关紧要。但是，你要懂得人生。写作就是你独特的人生叙述。我劝中文系的教授，不要自以为是个大文豪，不屑于帮助学生修改这种求职信。我相信大部分中文系教授甚至没有能力在这方面给学生提供足够的帮助。对我来讲，给自己写求职信和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一样具有挑战性。前面已经讲过，导师史景迁教授作为当代西方的一大文豪，对我的写作帮助甚多。但令我受教最深的，还是他对我求职信中一个字的修改。记得当时我写到"我有'独特'（unique）的经验和训练胜任贵校的职位"，等等。他则说不要用"独特"一字，这样显得太"pushy"，也就是说太过分甚至强迫性地要求人家承认自己的某种品质。事后想想道理也很简单：世界上谁不是很"独特"？而且你怎么知道你所谓"独特"的那些素质别人一定就没有？推销自己没有错，但不能建立在贬低别人的基础上。天下的人多了。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你一无所知。说自己"独特"并不是仅仅颂扬自己，而且是排除了别人身上的相关品质。谁有资格这么做呢？这让我想起赵元任先生当年对自称发现了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的王力的教训："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说这是他一生最为受益的一句教训。我也认为删掉"独特"二字是史景迁先生改正了我在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的叙述中最重要的一个词。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8)
可惜在中国，很多人总是从捍卫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语文问题。这等于把大学语文课变成了文学课或者文化传统课，根本没有美国大学在回应大学语文问题时那种实际的针对性。我经常听到教育界人士在呼吁重视大学语文时讲什么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化的重要，许多大学语文也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甚至背诵这些经典，却从来不去讨论阅读的实质：吸收信息的速度和准确性，在吸收信息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地表述自己，通过写作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当你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一段文字时，他们就必须在阅读量上打折扣，所吸收的信息就不够丰富。当你听任学生只读不写时，学生就会变得"学而不思"。毕竟学生面对的是未来，面对的是信息爆炸的挑战，并且是未来的制造者。那些大学语文的鼓吹者，则往往是中文系出身的人士，知识面非常狭窄，很难体会到学生们的需要，也不懂得怎么加强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学生觉得从大学语文中学得不多，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几年前和北大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招生问题进行辩论时就指出，法学院的硕士生录取考试，可以完全不看专业，就考大学语文和英文（另外可以加一门数学或逻辑）。考的方法，也要借鉴美国的托福或GRE、LSAT的方式，重点考阅读理解，看哪个学生能在限定的时间内最有效地从大量阅读中吸收信息。其实不论是读研究生，还是在信息时代的职场奋斗，通过大量阅读快速地吸收信息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你招来的研究生也好，雇员也好，如果专业上很强，但读得慢、写得差，以后自己的专业上知识被更新了，吸收新知识的速度又太慢，就很容易被一个阅读迅速准确的人给超过。你也无法有效地和世界建立创造性的关系。这也是在美国几乎走到哪里人家都要考你语文的原因。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考研也好，招聘也好，录用者都过多注重专业，忽视了语文这种基本的素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大学教授自己就在大学语文上不过关，也不对学生在这方面提出要求。这已经在伤害学生了。几年前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和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导师的理由之一，是她英文太差，提交上来的东西导师要一行一行地改。虽然后来中国学生一起抗议把她保下来，但此事反映了这位中国学生被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心态：我是科学家，不是文人，犯不上在写作上下功夫。她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中，你从小就被告知：不管你干什么，写作是成功的基石。我们的大学只要教给这位留学生哪怕是一点点这样的意识，她也不至于写研究报告不找人润色就交上去，然后让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个字一个字给自己改英文，甚至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可见许多学生在国内不在乎大学语文，到了美国也不把人家的"大学语文"当回事，最后给自己的事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我希望下一代的学生不要重复这样的经历。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1)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
上节写完，意犹未尽。索性另开一节补论几句。我的总结是，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四年下来，得到的训练竟是不读不写。其实，从个人的观点看，不读不写纯粹怪自己，不该怨学校。毕竟北大提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条件，校园里的风气很好，社团很活跃。中文系还出了一群作家。更何况课程很容易对付。你有的是闲功夫阅读写作。我讲这些，并不是对北大有多少个人的怨气。
我对北大的批评，主要是教育上的批评。虽然北大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但不读不写毕竟在中文系是主流。至少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所以，我必须继续我的批评，以求引发进一步的教育改革。
所谓不写，我上一章已经论述得比较清楚。四年北大，一篇二十几页的毕业论文，一篇文字游戏般的千字古文，一篇两千余字的当代文学评论。这样就足以堂而皇之地毕业。说北大学生不写，大致还是准确的。至于不读，则有些极端。毕竟有课本要读，虽然量少些。那时的学生相当用功。不读不写，大家坐在图书馆里夜以继日地干什么呢？
我所说的不读，主要是指没有上一节所讨论的那种开放、能动的阅读：分析文本中的叙述层次、叙述者与叙述的关系，破解叙述特权，发现被叙述者所过滤的现实和被压抑的叙述者，等等。这样的阅读从来都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我期望的是不同的读者创造出来的多重叙述互相激荡交流，形成一个文学圆桌讨论班。可惜，我们当年在中文系，上课是老师满堂灌，下课的阅读主要是教材和辅助教材（所谓"参考资料"）。"参考资料"里的"原文"，也都是选好、注释好的。总之，你很难有自己的解释空间。没有个人的解释空间，一切被老师讲得很细致，还有什么好讨论的？记得有位颇为自负的古典文学教授不屑一顾地说："你们这些一二年级的学生，读古诗根本就摸不着门。等三四年级以后，悟性好的才能体会出其中的一点味道。"我等新生刚进北大本来就战战兢兢，听教授这么一训，即使读出些感觉来也会给吓回去。在美国的校园里，你无法想象有教授会这么讲。特别是在一流大学里，总能看到一些十八九岁的孩子，上课在那里试图证明自己比教授聪明。我妻子曾告诉我她在文学课上看到的景象：一位教授讲诗讲得淡而无味。一位小伙子站起来提问，随便评论几句就高出教授一筹。这局面碰多了，哪个教授敢对学生傲慢？再看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耶鲁讲莎士比亚。如此大的权威，莎士比亚的剧本随口就背下来。学生听他的课经常要抽签才进得去。可是真到了班上，则完全是开放平等的讨论，他不会事先给你一个定解。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2)
记得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一位教过我的教授来耶鲁访问。在他的讲座上，我委婉地问了这么个问题："我们上学时，读古代诗歌都是读参考资料上选好注好的。根本不是从真正的原始文献入手。我们甚至从来没有碰过《全唐诗》。一直到我写毕业论文，题目是汉乐府对文人诗的影响，也都是根据'参考资料'、'作品选'来进行研究。可是到这里（耶鲁）后发现，美国的学术特别重视原文。有许多同学中文还不过关，但也去直接读史料，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北大现在的教学，在这方面有什么改进吗？"我其实问的还是解释空间的问题。比如读唐诗，什么是好诗，什么是重要的诗，全选好了，也通过注解解释好了，当学生的可不就照本宣科地记住，有什么能动的阅读可言？可惜，这位教授显然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马上辩护说："你说的是本科生。我们研究生的训练很严格，不仅要读原文，还要研究版本。"这样，他把话题引向了专业教育，证明中文系的训练很专业。其实，我讲的还是通才教育。即使是本科生，是个学物理的，他也应该有机会从原文中发展出自己的解读的习惯。耶鲁不用说了，就是在萨福克大学这种不知名的地方性学校，我们系里的优等生作毕业论文也都是从挖掘原文档案开始。许多学生在档案里泡一年，最后挖掘出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我当时问他这个问题只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个人经验：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了四年，从来没有接受过利用原始文献进行研究的训练。这怎么都说不过去。不从原始文献开始，只读人家给你选好、注释好的，甚至解说好的东西，结果获得的就是非常肤浅的教育。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记得在大一春季那个学期时上古代文学史，有位挺权威的教授往讲台上一站，头向左转望着窗外，突然诗兴大发，随口背出韩愈的诗句：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然后他感叹道：看看，这就是写的早春呀！我们这课正赶上这时节。你们看看那草坪。于是他就开始逐句解释，大家低着头记笔记……
毕业那年，一位室友从教学楼回来报告一个发现：他路过一间教室偶尔看到那位教授在上同样的古代文学课，就出于好奇在门口窥视旁听了一下，发现那教授还是老一套：头向左转望着窗外，诗兴大发地背出韩愈的诗，然后是同样地感叹："这就是写的早春呀！我们这课正赶上这时节。你们看看那草坪。"接下来是三年前同样的逐句解释，学生同样地埋头记笔记……要知道，在大学期间大家精神上发展了许多。时隔三年后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不过是十几年如一日地在那里乐此不疲地重复，心中的无聊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3)
这样读书，会把自己读成一个木乃伊。如果你不信，就看看2008年湖南高考的作文题，上面出现了同样的诗：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是唐代诗人韩愈的名句。诗句的意思是：在滋润如酥的初春细雨中，春草发芽，远远望去，一片淡淡的绿色。可走近后，却看见稀疏的草芽，绿色反而感觉不到了。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
请根据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联系实际生活，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
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考题中对这两句诗的解释，几乎和那位教授重复多年的解释一模一样！
我无法考察出这种考题的人是否是我们前后班的同学，是否考题中的这些解释都是从我们那位每年都要"诗兴大发"一回的教授那里原封不动地抄来的。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学是怎么教的：大家的感受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首先，如这位教授或考题的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你有反对的权利吗？读中国的古诗，好的实在太多。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比如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比如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都比韩愈这首更直接地撞击生命和自然。他虽然观察相当细腻，但写得实在太士大夫气，太精致雕琢，应景的痕迹太明显。后两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特别体现了被官场驯化的感情。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我不强迫别人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这种感受的权利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我要忠实地按自己这种感受写高考作文，几乎肯定会不及格。最可笑的是，那作文题要求考生"根据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联系实际生活"写作文。考官大人什么时候容许你有"自己阅读诗句所体会的意境与哲理"呢？他早就告诉你："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它使我们领悟到，置身太近，有时反而感觉不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要把握某一事物，有时需要跳出这一事物。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对美的感受同距离是有关系的……其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和现象都含有这两句诗的意境与哲理，关键在于你的观察和体会。"也就是说，他事先就帮你体会、领悟好了。他根本不会和你交换任何意见、征求你的认可，就大言不惭地说"使我们领悟到"云云。你已经被关进了这个"我们"的集中营：从选择哪首诗、诗的好坏，到寓意是什么，每个细节都严格地规定好了，然后让你按照这个格式去"体会"。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4)
我不想过多责怪这位出题的考官，因为在北大中文系这样的最高学府就是这么训练人的。这不叫阅读，而是照本宣科。感情的标准化，实际上比思想的标准化更可怕。然而在我们这里，这倒成了"文学"！如果你这么讲授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怎么会没有危机呢？
我因为养育着一个十岁的女儿，最近正在阅读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的《汲取的心灵》（Absorbent Mind）。蒙台梭利是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之一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的第一位女毕业生，也是意大利第一位女医生。她在那个时代读大学，颇有些"木兰从军"的味道。她对男性大学生和大学教育的观察和批评自然也是独具一格。她描述道，当时的学生都留着胡子，看上去十分威严庄重。但是，这些完全成熟的大男人们却被当作孩子一样对待。教授讲，他们听，做教授让他们干的事情，考试成绩不好还会受到训斥。而这些人恰恰是未来的医生、律师和工程师。他们的才智和经验将指导世界。可是，谁会放心去看这么一位仅仅是"合格"的医生？谁会把整个工厂的设计托付给这么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谁会让一位刚刚被准许开业的律师代表自己？这些年轻人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在那里听别人讲话。但听别人讲话并无法把他们塑造成真正的人。只有实际工作和经验才能使一位年轻人成熟。这也是为什么一位年轻医生要在医院里实习多年，一位年轻律师要在专家的事务所里获得经验，一位工程师也要经过同样的学徒过程，然后才可能独立开业。不仅如此，因为他们在大学毕业时不具备独立开业的能力，要获得自己行业中的准入资格必须托各种关系，找人写推荐信，最糟糕的时候则是大量地失业。在纽约，你见到一大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那里游行，打着个标语牌："我们找不到工作，饥寒交迫。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时，还觉得她是在讲中国！所不同的是，她并没有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责任推给社会，而是坚持认为教育本身要为这种状况负责。大学教育，把20上下的成人当孩子看，让他们坐在那里几年乖乖地听讲。这样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怎么会指望社会雇用他们？实际上，恰如蒙台梭利用其一生的经验和努力证明的那样：对待一岁的孩子也不能这样。大人要认识到婴幼儿的大脑实际上比自己聪明（这一经验观察已经被现代脑神经研究所证实），要让孩子自己教育自己，大人只是在一旁协助，就像当助教一样。用她的话来说，是一岁的孩子创造了一个人的人格，而不是家长和老师强加于他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就是要让人的这种能动的自我塑造过程不断持续下去。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5)
而我们的教育，则是从小就把这种人的自我塑造过程给打断，想方设法地摧毁人类的能动精神。中国的孩子能得到的最大赞誉就是"听话"。没有上学就开始背诵"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虽然他们大多数从来没有到过黄河，更没有登上鹳雀楼亲临其境地感受过。家长和老师已经替孩子们感受好了，哪里用孩子自己去感受？随着孩子的成长，家长和老师总是诲人不倦地告诉孩子：这诗"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写得景象壮阔，气势雄浑。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我们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西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南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融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好了，这些还不够孩子消化到高中吗？感官如同身体的其他器官一样，不用就会萎缩。当大人从小就这样替孩子感受，或者告诉孩子如何"正确"地感受时，孩子能动的感官就被闲置，就会萎缩，长大成人后就可能变得心灵麻木。
我们的教育并不会在这里停止。这种教育要摧毁的不仅是人的感受力，还有人的思想能力。家长和老师还要告诉孩子这首诗的"哲理"："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即景生意的诗，把诗篇推引入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意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看得远的哲理。"到这里，孩子只能复述这些法定一般的"哲理"，自己的思想停止了。当孩子不用他的思维器官时，思维器官和感受的器官也就一同地萎缩了。
难道这不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生动的写照吗？让我来总结一下。前述的湖南高考作文题目典型地概括了我们的教育过程：我们的感受、思想从小就被标准化了，都是别人在替我们感受和思想。这种教育对我们的灵魂渗透得如此彻底，乃至教育者本身都没有知觉。湖南考题严格遵循着我们的教育模式，首先替你选择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两句诗，然后告诉你这两句诗"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完全排除了你另有所感的权利。接着，他不管你怎么感受和思想，强制性地说"它使我们领悟到"云云，好像你还没有投票他就宣布你已经让他代表你了。他后来帮你"领悟"的那一堆陈词滥调，则是你必须接受的"哲理"。应该说，在我们这个教育国度，能为湖南省出高考作文题的人肯定是该省的教育精英。我不好无限地推想，但是，以我们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经验，说此人属于中文系塑造出来的典型人才大概八九不离十吧？如果我们的学生从小如此这般地"听话"，并一直听到大学毕业，他们能为社会做什么呢？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6)
"听话"不足以塑造真正的人。这套传统教育体系的问题，被蒙台梭利在六十多年前就一语道破。不过，她所观察的当时的西方教育体系，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从她的描述本身，我们就可以辨析出两种教育所培养的两种人才：一种是在教室里"听话"的唯唯诺诺的大学毕业生，一种是长期的实习所训练出来的称职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换句话说，她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两种教育的混合。一种是僵化的大学，经常生产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另一种是中世纪以来的学徒制，也就是实习制度。正是这种学徒制，把大学生产的不合格的产品再加工，把那些百无一用的大学毕业生训练成各个领域的领袖。可惜，她集中批判了当时的大学教育的无效性，但没有论述为什么大学毕业后当学徒（也就是实习）的经验会那么有效，以及我们如何从学徒制中寻求改造我们的大学的范本。
用学徒制来改造大学？这听起来如同用中世纪来改造现代社会一样荒唐。其实，在现代西方学术界，中世纪早已不是"愚昧"、"黑暗"的同义词，而被视为现代性的起源。事实上，大学本身就是中世纪创造的，其制度结构和精神实质非常近似于中世纪的行会。大学是中世纪给现代社会留下的最持久的遗产，乃至今天西方的大学比之中世纪的大学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请读者参考本书第一章《大学的诞生》中的讨论。
最近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才能密码》，专门探讨才能的培养。此书我将在另一本专著中详细讨论，这里仅需要提及的是该书对中世纪行会、作坊中的学徒制的评价。1997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统计学家David Banks提出一篇论文，通过对杰出人物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的数字统计，在整个世界史中界定了最为人才辈出的三个时空：公元前440-380年的雅典，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和1570-1640年的伦敦。也许不少中国人会不服气，举出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可惜，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人口基数来看，诸子百家时代人才的涌现率比起这三个时空来还是太稀疏了。记住，这三个时空的时间段仅半个世纪多一点，空间上也仅局限于一个城市。其中，如果从统计学上比较人才密度，第一名则非1440-1490年的佛罗伦萨莫属。我们可以随便查查名人字典：布鲁内莱斯基（1337-1446）、吉贝尔蒂（1378-1455）、多那太罗（1386-1466）、阿尔贝蒂（1404-1472）、波提切利（1445-1510）、洛伦佐·梅第奇（1449-1492）、达·芬奇（1452-1519）、米开朗琪罗（1469-1527）、马基雅维里（1469-1527）、拉斐尔（1480-1520）……你就数吧，这些还不包括那些领导欧洲工商业、贸易、金融的企业领袖。1440-1490年大致为两代人的时间，那时佛罗伦萨的人口仅在4万左右（中国的大学城海淀区的人口如今是350万上下），竟产生了如此群星灿烂的文化巨子，至今照耀着人类文明。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7)
应该指出，David Banks对佛罗伦萨1440-1490年这一时段的界定，就像他对其他两个城市在时段上的界定一样，显然过于狭隘。在1440-1490年以外，佛罗伦萨前有彼德拉克、薄伽丘、但丁，后有伽利略。1440-1490年固然能戏剧化地显示佛罗伦萨的人才密度，但这不过是折射出整个城市长期的文化创造力和制度优势而已。无怪美国著名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Gene A. Brucker这样写道："每一个佛罗伦萨史的学生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社会如此有创造力，如此能够变化和创新？在这些世纪的所有意大利城市中，为什么是佛罗伦萨而不是米兰、热那亚，或威尼斯在艺术和学术上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一句话：为什么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对这些问题，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解释，但很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密码》则在承认这些因素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因素，那就是手工艺作坊中的学徒制。上述那些人才，特别是艺术人才，几乎都是在作坊中成长起来的。同时，恰如Gene A. Brucker注意到的，佛罗伦萨虽然文化繁盛、人杰地灵，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一流的大学。自14世纪以来该城一直试图建立自己的最高学府，可惜办办停停，始终不成气候。所以，大学之外的制度就更值得注意。
根据《才能密码》的分析，手工艺作坊造就了佛罗伦萨的天才。在作坊中有严格的等级。那些学徒的技艺是从最基本、最低级的地方开始：混合染料、准备画布、磨雕刻刀具等；然后逐级上升，所学的技艺也越来越复杂。这一学习过程，和学校里讲大课、灌输理论不同，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动手来完成。这是一种以解决真实的问题为核心的学习过程。佛罗伦萨的孩子六七岁就进了作坊，经过几千甚至可能上万小时的磨炼，最终才有所成。像米开朗琪罗，六岁就随着石匠学习如何使用锤子和凿子；后来进了学校，但马上发现自己根本待不住，还是回去再当学徒，结果一过20就出头了。手工艺作坊在中世纪的欧洲很普遍，但在佛罗伦萨最发达，组织最严密。北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是当时欧洲的经济中心，是最发达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内，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全是靠海上贸易起家。佛罗伦萨因为地处内陆，从一开始就特别依赖手工业，乃至威尼斯人从小上船出海，佛罗伦萨人则从小进作坊。其作坊制度无意间所创造的教育模式，比处心积虑建立的大学更能培养人才。
其实，学徒制所确立的干中学、学中干的原则，也被大学所吸收。中世纪的大学和以作坊为基础的行会制度都遵循这一个组织原则。师生关系和师徒关系很近似。即使现代西方大学中的许多做法，还是延续这种原则。比如，美国的许多大学，特别强调学生要参与教授所领导的项目。特别是在那些小型本科生学院，学生甚至可以和教授一起做一两年的项目。这已经和学徒非常接近了。最近我所在的萨福克大学还开始了新的课程设计，要求学生必须在课外完成与课程相关的实际工作，并以此拿到学分，否则就不能毕业。我作为东亚史的教授，目前正在挖空心思地设计，让那些研究东亚的学生到波士顿附近的学校调查中国、日本移民家庭的教育方法和价值观念。在研究院，研究生也必须当助研、助教，这种身份其实就是学徒。在商学院、法学院，案例研究则是主流。学生必须围绕着解决实际问题来推进自己的学业。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一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取消大学中的系，完全围绕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设计课程。中国则正好相反。几年前清华学生在校园里摆摊，竟被学校明令禁止。甚至两年前教育部还宣布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给本科生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要求他们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可见中国的博士生在学期间没有机会像美国的博士生那样通过当助教来完成教育学徒过程，乃至毕业后在教学上不能独当一面。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8)
说到此，我们不妨还回到读和写的问题上来。上一节已经讲过，刚进北大中文系时，老师的第一个教训（有的老师自称这是给新生的"第一瓢冷水"），就是让我们"厚积薄发"，意思是先学了知识才有资格写，基础要打扎实，别急着动笔，你们还差得远呢。在这里，学的过程和做的过程被分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你不写能学到东西吗？
这让我想起一个许多年前读到的故事：一个年轻人刚刚考取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的研究生。他兴冲冲地到实验室里见导师。导师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花一上午时间观察鱼缸里的一条鱼，然后把鱼的主要特点写成报告。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师对自己的要求就这么简单。他将信将疑地花了20分钟，把该观察的都观察了，也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写出来了，自己待在那里无所事事，好不容易熬过这一上午，把报告交给导师。导师在报告上溜了一眼，很不满意地说："就这些吗？"然后随手指出几个他漏掉的特征。他回去和鱼一对，果然如此。于是，第二天还要继续观察。这次他学乖了，一定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可是，再交卷时，导师又点出许多漏掉的东西。他第三次回去反复观察，索性花几天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最好的观察方法就是画。只要照着鱼动手一画，鱼身上许多原来视而不见的东西就突出了出来。他正是这样过了第一关。
其实，他的"画"，就等于我们的"写"。我在耶鲁读书时，写读书报告成了家常便饭。每动手一写，就要先回去把已经完成的阅读再消化一遍，发现本来以为读懂的其实没有懂，或者说阅读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不仅如此，我几乎马上就要顺藤摸瓜地找许多额外的书和文献来做一番深入研究，才能把有关问题吃透。讲"厚积薄发"的老师也许会说："你不读可怎么写？"我则要问："你不写怎么读？怎么发现问题？"现在我在大学教书，在课堂上反复要求学生作口头报告、参加讨论。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我每每告诉他们："不要觉得自己读懂了。懂不懂，要看你能否用自己的话简单扼要地把读到的内容讲出来，要看你是否能够回答有关问题。"事实上，许多自以为懂的学生确实讲不出来。有的讲出几句，我根据书上的内容问几个问题，马上就哑了。光是读怎么可以呢？
写期末论文、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参与讨论，这些和手工艺作坊里的动手是一个道理。你必须通过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来学习。比如我讲中世纪经济史时，给学生们留的作业就是在那个时代找工作。比如佛罗伦萨的大商业公司，经营着重要的银行业，在欧洲许多地方都有分支，每个岗位对雇员都有具体的要求。你把一个岗位的功能理解清楚，想明白自己需要具有什么素质才能胜任，这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公司的运营有通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不可能简单地把书上的内容复述一下了事。这种通过"动手"而完成的阅读，和我们传统的阅读完全是两码事。还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两句诗。我实在不明白，老师为什么不能不进行任何解释，而让学生自己去体会，让他们在课堂上作口头报告、写篇小论文呢？如果是这样，许多学生开始时恐怕会一头雾水、不得不在早春时节到外面亲身观察。有的人恐怕会根据这种实地观察发现："草色遥看近却无"并不那么准确：你在百米外看早春的草坪是淡淡的绿色，在一米处也许绿色确实如诗中所言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但是，蹲下来真正地近观，则能看得到那刚刚冒出来的绿芽。有的同学也许会像印象派画家一样去研究色彩在我们的感官中的形成过程，或别有所悟。有的同学也许会问：这种诗句是否是反映着骑在马上的官人的视点？两脚泥巴、离地面更近的农民是否另有所见？这样学来的东西，难道不比坐在那里听老师反复地讲"诗句的意境是美的，隐含的哲理也很丰富"要有意义得多吗？
附录：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1)
附录：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
上节讲到中世纪手工艺作坊中学徒制的好处，并提及了美国大学中博士生通过当助教、以类似"学徒"的方式积累教学经验的事情。几年前，我为此写过文章。主要针对的就是当时教育部宣布原则上不准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主讲基础课和专业骨干课，而一定要先跟着名教授学习教学，等成长到一定时期之后再上讲台的事情。既然此事在这里又被提及，我就索性把旧文修改一下，放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我是在耶鲁完成的博士课程，在萨福克大学也教了四年多的书，并开始参与系里招募新教师的工作。根据我的经验和见闻，在美国找教职一般来说新出炉的博士最容易。拿到博士后年头多了，行里就觉得你"太老了"。这当然不是指生理年龄，而是指你博士毕业后的职业年龄。大家为什么喜欢新博士？理由有几点：第一，新博士刚刚埋头做了几年研究，最接近学术的前沿。博士论文里的学术突破非常多，许多学者一辈子最高的成就就是博士论文。毕业后投入实际工作后，就不可能有读博士时那样的精力和专注了。所以，许多学校把新博士看成自己的学术动力，不愿意要博士毕业几年的人。你博士毕业后，除非专著出版，或有重大成就，一般是工作年头越多，经验越足，找工作反而越不易。第二，新博士精力旺盛，和学生的年龄接近，"代沟"较窄，容易沟通，常能在教学中别开生面。
那么，新博士是否缺乏教学经验呢？比起教了30年书的人，他们当然缺乏教学经验。但是，真看教学上的表现，他们常常比教了三十多年书的教授更出色。这除了他们正处于创造力的盛年的因素外，还在于他们在博士课程中经受了良好的教学训练。
我个人的经验就很说明问题。我28岁时几乎是从零开始学英文，六年后开始在耶鲁读硕士，八年后读了历史系的博士课程。经过两年硕士训练后，我的英文基本能保证写好学期论文，取得像样的成绩；但上课听讲依然很困难，自己开口讲话就更难了。我一直非常担心：像我这样，怎么能教书呢？
所幸的是，学校不仅对我们进行学术训练，而且也进行教学训练。博士课程头两年，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万事不操心，集中读书。到了第三第四年，就开始当助教，助教拿的薪水替代一部分奖学金。学校为了我们能胜任助教的工作，还特地给外国学生设计了语言课程，通过考试才能去上课。
助教的工作大致有三部分：一是领导讨论班；二是讲一堂大课；三是给学生改作业，判考卷。领导讨论班最难。本科生说话比教授快得多，很难跟上。而且他们讨论问题，不像训练有素的教授和研究生那样规范。比如讲着讲着中国的事情，他们就把问题扯到美国来了。美国的课堂，鼓励这种跨学科的有时甚至有点不着边际的"瞎扯"。作为讨论班的主持人，你要知道怎样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背景来理解课堂的内容，同时又要在他们扯远了的时候能自然地把话题引回来。我刚刚开始做助教时，压力非常大。记得有一次没讲好，一夜难受得睡不着。这样训练两年，对教学就有底了。还没有念完博士，就找了工作上讲台了。
附录：不能上讲台的博士还是博士吗？(2)
比较一下，中国的博士教育在教学训练上显然有重大缺失。这种缺失，和本科生教育的问题又联系在一起。美国大学特别注重讨论班。本科生如果上大课，还要分成小班讨论。比如，有的学术明星（比如我的导师史景迁）特别有人气，讲课常常三四百人爆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请十几个助教，保证有讨论班，而且规模要很小。一般而言，讨论班只有十几个学生，20以上就算很大了。在耶鲁，历史是最有人气的专业，历史系明星教授也多，所以常有几百人的大课，也常常闹助教危机。而在中国的大学，这样的讨论班少，无法保证本科生能够消化大课的内容，也使博士生们没有地方积累自己的教学经验。
中国大学目前在教学中碰到的问题，一是课堂规模太大，二是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太僵化，缺乏讨论班，教授们也不知道如何主持讨论班。把年轻的博士排斥在讲台之外，教书的人就更少了，课堂也就更大了。另外，老教授们虽然有经验，但也容易僵化，新博士可以给教学带来活力，可塑性强，容易尝试新的东西。让他们跟着老教授学，把锐气磨光了再上讲台，大学教育就更难创新。
显然，教育部的这一政策，不是没有针对性。新博士不会讲课，没有在教学上受过训练，引起了学生的抱怨。但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博士课程偷工减料，没有教博士生怎么教学，乃至不得不让他们毕业后再回炉。既然大家都明白这是偷工减料，为什么不关掉这些不合格的博士课程？中国的博士教育要保持自己的声誉，就必须证明培养出来的博士一拿到学位就能充任教学和科研的骨干。看看美国的新博士，大部分不都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吗？不堪此任，就不应该叫博士。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把新博士赶下讲台，而是砍掉泛滥成灾的博士课程。
"陋室"求学(1)
"陋室"求学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向有多解，非常复杂。比如，"九夷"在哪里？是不是在今天的朝鲜？"君子居之"是孔子的自许，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那里住过，留下了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也想前往？
不过，这些歧解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我想到这段话，是因为最近不时收到大学生们的来信。他们因我对中国大学的批判而产生共鸣，说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垃圾般的教育，纯属浪费青春，问我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这使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在教育方面出的几本书中，讨论体制方面的内容很多；但从人生的角度，从大学生的角度讨论如何度过这四年时光的文字很少。我批判中国高等教育的原初目的之一，本是让我们的大学更公平，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想让大家绝望，更不是鼓励自暴自弃。孔子这段话，正好帮助我回答了这些牢骚满腹的大学生们。只是理解孔子的话，需要一些生活的经历和体验，需要一些对教育的领悟。这是我要细谈的。
"陋。如之何？"
简单归纳，这些大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抱怨其实就是："陋。如之何？"--我们的学校太垃圾，太不像个学校了。我们还怎么享受教育？若是孔子，则会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你要是个君子，你在哪里读书，哪里就不垃圾了。是人改变境遇，而不是境遇限制人。
无疑，我这里对这段话采取的是最"通俗版"的解释：即孔子以君子自许，自信自己的人格能够改变环境。这一通俗解法，也素有传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学读到过的唐人刘禹锡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段传世美文，无疑是《论语》的读书笔记。不过，其文辞虽然华丽，比起《论语》中那粗朴的21个字来，还是显得肤浅了。刘禹锡的所谓"陋室"，其实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看来他过得相当舒适风雅，优越而不自知。这也透露出，刘氏的时代，读书人已经形成了圈子，颇受优遇，即使没有官当，"陋室"中照样高朋满座，生活颇为精致，显然没有经过孔子那样的灵魂考验。
在《论语》中，孔子对物质上的困顿从不以为意，让他哀叹和绝望的，是很难碰到仁者和君子，梦不到周公，甚至连自己最好的学生，能引以为知己的颜回，也不幸早逝。孔子心灵的孤绝已达极点，哪里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派对动物"所能领会！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孤绝中，孔子豪迈地说"何陋之有"，根本不介意到蛮夷之地去生活，彰显了一个超凡绝俗的独立的文化和道德人格。也难怪颜渊对他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第九）了。刘禹锡家里鸿儒满座，全无寂寞，却引这四个字以孔子自比，未免轻浮了些。
如果现在的大学生们有刘禹锡那种"陋室"的环境，他们中大部分也许就不抱怨了。他们的牢骚是：我们哪里去找那些鸿儒来侃大山？我们的教授一天到晚就想着赚钱，甚至赶着我们帮他们做生意，根本无心上课。这还叫大学吗？
这样的状态，当然可哀。我写一系列大学教育的书，也是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但是，一个人不能等到大学都改革好了以后再接受高等教育。况且完美的高等教育永远也不会有。那么，我们能不能秉承孔子那样的精神，在孤绝的环境中，依然保持自己的志向，自己教育自己？在这方面，我希望和后辈分享自己的经验。
"陋室"求学(2)
当年北大之"陋"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有一年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种事情，可只有在你们北大才看得见。就凭这个，你们就是一流。"
听了这话，我两眼竟有些发热。当年北大的情景，顿时活灵活现地浮出来。那时图书馆才让借五本书；而且除了教科书外，基本上是1949-1965年这17年出版的。因为以后十年"文革"几乎没有出过书。1949年以前的书，学生基本上借不出来。记得当时有位学生鬼使神差地借出一本1949年以前出版的《爱情心理学》，如获至宝，立即决定不还了。他声称，按当时的制度，怎么罚也抵不上这本书的市场价值。也不知这老兄日后是否成了书商。
我所在的中文系是个热门系，作家和未来的作家乃至高考状元云集。不过，教授们许多是刚刚恢复工作，知识结构已经很陈旧。"马列文论"，"文艺理论"，再加上三大斧头"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还是铺天盖地。古文课本来应该是实打实的，教授也颇为出色。但他发现文学青年们喜欢赶时髦后，就频频从《左传》、《史记》跳跃到别林斯基和批判现实主义上来，上课成了个"秀"。俄罗斯文学课的教授搞来个内部的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家已经如醉如痴了。
那时的宿舍，六个人十几平米一小间。三张双层床和两张小桌子再加两个简陋的书架摆上，几无立锥之地，就像一个火车的卧铺车厢，全无隐私。一个宿舍能分到一张图书馆座位证，凭证到图书馆在固定的座位上看书，六个人轮流。平时没有证的五个人，一个人留守，剩下的则多是打游击到教室碰运气。但教室也非常拥挤，经常找不到座位，于是有了郑先生所说的路灯底下用功的情景。
我从来没有那样用功过，不过夏天宿舍的酷热还记得真切。有时热得实在睡不着，就跑到厕所外的洗手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浇凉水，全身冷透后赶紧回房间睡觉。可惜有时还没睡着，热劲儿又反上来了，于是又得重新浇冷水。当然，每日还要到食堂三次，吃我们所谓的"猪食"。那时早晨进食堂先到一个大桶那里舀一碗玉米粥，情景如同喂猪，并在边上放一分钱饭票。玉米粥不时洒到身上，许多学生（主要是男生），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挂着一身粥干巴走来走去，人们戏称是校徽。我便是一直戴这种校徽的人之一。
"陋室"求学(3)
这就是我们的乐园。以今天的标准，也许可以用一个"陋"字概括。但是，当时大家都有一种"何陋之有"的心态。这倒不是因为以孔子自居（当然北大人的自负也是有名的），而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所能有的最好条件。同时，从大学里也真正学到了东西。这些东西，对帮助现在的一代理解什么是大学教育很有关系。
在北大学当"君子"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有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知道怎么应付挑战，怎么自我发展，怎么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这样说也许还是太抽象。我不妨举个例子。我最大的幸运，是因为"文革"中断了高等教育，等恢复高考招生后，一些在"文革"中下过乡的大龄学生成了我的同学。比如我们宿舍六个学生，老大老二都姓吴。入学那年"大老吴"32，"二老吴"28，我则不到18岁，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大老吴"的经历最奇。他"文革"前就考上北大，但因为才气太冒，马克思的书读得太多，对当时批判"毒草"电影《北国江南》的运动看不过去，于是参照着自己熟读的马恩选集给上海的《解放日报》投稿进行辩论。结果，不但没有给人家马列一场，反而被定为反革命，北大的录取资格被取消，并被告之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根据他的事后回忆，听到消息后，从没有碰过酒的他，跑到一家小酒店，买了一杯最便宜的烈性白干儿，一饮而尽。酒如一团火从喉头坠到胃里，像个小炸弹一样翻腾起来，忽地一下顶到了头上--他就这么下乡了。生活失去了任何希望。记得一次我们室友几人出去吃饭，有个要饭的跑到桌子边来。好容易打发走后，我嘟囔一句："这种人很多都是装的。"谁知"大老吴"一下子火了："你不想给钱可以，别这么说。告诉你，我要是不被及时平反，说不定就变成这个要饭的了！"我看着他羞愧万分，说不出一句话，也上了人生最大的一课。
不过，他们这些人的故事，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东西还是敬佩后的恐惧。当他们被踢到乡下时，人们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会结束，想不到他们还有机会上大学。大部分人都丧失了希望，过一天算一天。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要死要活地干完农活后，饿着肚子继续看书！也正是这些人最后抓住机会回来上大学了。看看他们，再掂量掂量自己，我心里比谁都明白：我要是到了那种环境，肯定完了。我的人格中，根本不具备他们身上有的那种东西。我现在在北大，和他们这些老知青在北大完全不同。他们是凭自己的人格战胜了环境进了北大。我则是靠好运气（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恢复高考）进了北大。我完全是被环境塑造的。环境可以成就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毁掉。我无法知道以后将碰到什么样的厄运，当然也对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控制。
"陋室"求学(4)
怎么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我在这种心理的危机和焦虑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根本的教育目标：培养这些大龄同学所具有的品性，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做到不放弃。我甚至庆幸地想，我算是幸中大幸：命运放了我一马，"文革"与上山下乡和我交臂而过（再早生几年就赶上了）。好在如今我觉醒了，要事先把自己的品格打造好，准备应付各种挑战。以后可以倒霉，但不会被生活给摧毁。记得"大老吴"在毕业留言时写道："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要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老实说，刚刚进北大时，我是一个没有坚强性格也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一切跟着环境走。毕业时，则至少有了把握命运的性格和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所谓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中的"君子"，就是这种能够自主自立的个人。大学是学本事的地方，更是学做人的地方。你大学毕业时，就应该成为一个君子，不管处在什么环境，都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有改变社会的能力。不培养这种君子而只教技能的大学，所给你的是训练，而不是教育。我在北大，也许没有学到什么实际本事，但是懂得了君子是什么。这是我的大学生涯最大的成功。
培养君子，是所谓"通识教育"的基本理想和目标。我主张大学生多读文史和基础科学，追寻自己心灵的声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毕竟，大学这四年，是要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并看看在干自己最想干的事情上能做得多出色的时期。你要从为追求自己的理想所付出的最大努力和奉献中，获得人格的训练。而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过程，包括克服一切外在的阻碍，在恶劣的环境中享受自己心灵的成长。
现在的北大学生，大概没有我当年和三十几岁下过乡的"反革命"当同屋的运气。我当年所学的那些东西，大概也成了北大不教的东西了。但是，现在社会毕竟开放多了，大学也开放多了，学习人生经验的地方和途径有的是。大学里固然世风日下，教授们有许多草包，但是，毕竟资讯发达了，书也多得多了。自己的大学"陋"也许不假，但如果自己的心不"陋"的话，我实在想不出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自己教育自己。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人永远不可能对自己的环境感到满足。但如果在别人"不堪其忧"的时候，你能居陋而不改其乐，你就会享受真正属于你的高等教育，你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还是回到郑先生对北大的评价。他说北大是一流，理由不是北大有气派的大楼，豪华的校门，或者什么名教授。他的理由，是北大到处都是在路灯底下看书的"君子"。这一点，实在值得每个北大的学生好好想想。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1)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大概是一年前吧，大学生"淘粪"让媒体很是热闹了一通。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和《掏粪乃国学》，都收到本节的附录里，供大家参考。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当时所谓大学生"淘粪"并非准确的新闻。人家企业招收的是化粪池业务员。但在许多人看来，大学生就不能沾一个"粪"字。我的文章正是针对这种心态而发，指出大学生有些淘粪的经验，比学什么高尔夫对人生要更有意义。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后，引起一些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条说："你淘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先去淘粪试试的声音响成一片。
我是个城里人，像农民那样淘粪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粪"定义得宽泛些，我确实淘过，而且一生受益。这是我北大生活值得回忆的一段。
我"淘粪"，是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住在32楼。当时一个宿舍六个人，一层楼有三四十个宿舍，也就是二百多人。厕所就两个。大便池就是一道坑，上面用几道墙横向截断，下面则是通着的；而且冲水系统经常失灵，大便池也频频因超载而被堵。一天下来，二百多人的粪便，就堆在这两道坑里。晚上即使停电，你也不愁找不到厕所，反正老远味道就闻到了。原来一直是工友负责清扫，后来学校也许是想让学生锻炼一下，顺便给低收入家庭的同学创造些工作机会，就把这种工作向学生开放。我立即报名拿到了工作。
可是，干了一个月，学校就不让我干了。理由是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需要这个工作。我老爹在中央机关当个局长，按级别算高干，在那计划经济的年月几乎是家庭经济条件最好的了。我再和低收入的同学抢这个工作，实在不像话。虽然失望，也只好作罢。后来听说有些女生宿舍楼没有学生肯干这个，也许是北大的女孩子放不下这个架子吧。我于是声称："男生给女生清扫厕所可以吗？如果可以，我就去干！"听的人一笑置之，没有人会和我认真。
可见，我对"淘粪"，有着原教旨般的信仰。理由有多种。我从小读书不争气。在上中学时，抗日打游击出身的老爹总教训我："我们当年吃的苦你吃得了吗？不要说那个了，我现在一个月170块的工资，你妈妈也是国家机关干部。咱们家要什么有什么。看看工人挣多少，三十几块。再看看农民怎么过，你都想象不出来。换了人家的处境你能行吗？"等进了北大一看，果不其然：农村来的室友们，是在油灯下读书考进来的！由此，我心里渐渐有了城里人的道德自卑感。同时，我对北大人那种自负也渐不以为然。那年月上大学不容易，上北大更风光。比如1979年我高考时，在北京27个考生才有一个能被录取。我在文科里考到了全市前15名。出门时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孩子，他是四百多分呀！"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现在想起来都禁不住要吹牛。十几岁的孩子，能不飘飘然吗？许多同学，大概都是这么越来越飘，自以为是国家栋梁了。但时间一久，这种北大文化就让我生厌，觉得做人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老几。怎么才能知道呢？还是从清扫厕所开始吧。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2)
我总说，大学是一个人的"精神账户"，你一辈子都要不断回来"提款"的。大学经验影响人的一生，我"淘粪"的经验也不例外。这种经验给我最大的教益是：人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和最穷最苦的人都一样是人，只要是人家能干的事情，你就能干，而且可以高高兴兴地干。生活为什么不能从那里起步呢？在1989年我28岁时，因为人生事业的突变，夫妻双双决定学英语出国读书。妻子天赋高过一头，1993年就到耶鲁读博士去了。我则托福考得不理想，哪个学校也不要，只好半年后跟着陪读出来。当时许多在美国的朋友说："千万别出来呀！你在国内多少还是个人物，出来则什么都不是，给老婆做做饭而已，况且经济上没有保障。20出头还可以，但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这种心理落差会让你受不了。许多人像你这么出来的，后来压抑得不得了。"我则不明白：为什么20出头的能受得了，三十多就不行呢？还不是个架子问题吗？我不端这个成功人士的架子，执意出来了。记得当年同机的是一群女士，都是陪读去的，只有我一个是男士。她们戏称我是娘子军的"党代表"。
来美后，确实看到许多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很失落，包括一些在国内有所成就的北大校友。我则每天欢天喜地，称自己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为什么呢？我的结论是：我是个能"淘粪"的人，知道把自己往哪里摆，有什么机会都要试试，而且都很珍惜。结果时间一久，反而大有收获。我打过几天工，还挺高兴，体会不到从给报纸写文章到干粗活的心理落差。我开始学日文时已经36岁，身边坐着的女孩子居然是我上大学那年出生的，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怎么"沦落"了。读博士最后那两年，因为小女出生，又没有正式收入，还跟着穷人排队领过食物券。"9·11"的场面，就是在排这种长队时从电视里看到的。这些都被我视为可贵的人生经验。而那些失魂落魄的人则多是淘不了粪的。特别是三四十岁，受了精英的教育，在国内又是个"人物"的，一出来适应不了自己"什么都不是"的地位，甚至有了读常青藤的机会，还觉得年纪一大把地当学生心理不平衡，一天到晚怨天尤人，反而荒废了自己。
如今这80后，不仅是独生子女，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没有经历过匮乏和贫困的人（限于城里的中产阶层子弟）。2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应减少，被抚养人口增加，一对夫妇经常要抚养两边的四位退休父母；且根据正常的经济周期，各种衰退甚至萧条都可能打击他们的生活。人生的路长着呢，意想不到的打击也许会很多。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生智慧应付这些考验？这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学生，如果有淘粪和高尔夫作为选择的话，还是淘粪去为好。至少我自己会这么做。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1)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
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的工作而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其实，大学生淘粪和前不久的所谓硕士生杀猪等，全是评论者的误会。人家企业招的是管理人才，或者说是"白领"。只不过企业要求这些"白领"从基层的实践起步而已。媒体和各种专家对此的误读本身，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一些企业，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比较先进的经营理念，知道什么是培养管理人才的有效途径；第二，整个社会的观念结构，特别是大学的教育理念，则跟不上这些在市场经济的第一线冲杀的企业，还停留在士大夫文化酸腐的观念结构之中。
我们不妨从第二点讲起，因为传统观念确实是媒体为正当的现代经营管理而大惊小怪的缘由。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不过这倒在其次。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自己的同侪。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既然谈传统，就不妨先随手举两个历史上的例子。大家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顶峰。稍微有条件的家庭都要供孩子考科举，就像现在大家都督促孩子考大学一样。结果社会上遍地是举子。这就是我们继承的传统。有人估计，当时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大致维持在50万之众的水平上，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精英"多了。有此资格，就可以在政府中登记，算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在地方上受到尊重不说，亦有各种特权，如免除徭役，见知县时不用下跪、知县不可随意对其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等等。换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是干部编制了。想想看，明清两朝每代人中都大致有50万秀才，几百年、十几代下来，大致也是快千万人了。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当时帝国行政最低一级大致是县，全国就两千多个县，一个县就一个县令。可见一个七品芝麻官也要挤破门，其他位置更少了。秀才不过是一种身份，并不具备当官的资格。要想当官，必须成为举人才行，而且即使是举人，饭碗也没有保证。那么，当官的那些"精英的精英"对社会贡献又如何呢？当时地方政府的吏治之败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见即使是那些幸运地考了高分、当了官的人，实在也是乏善可陈。而在接近千万之众的秀才中，既没有官做不说，大部分也没有其他成就留下来。他们多只能皓首穷经，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个孔乙己的下场。
附录：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2)
在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读书人淘粪是否算是出路？在那个时代，这要比现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几个异数。甘心这么做的，还大多有所成就。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农书》。大概明清时代读书人的心思都在科举上，使我们这个最大的农业国家在这一时代的农书数量非常少。在这样的背景下，《沈氏农书》也就更显得珍贵了。此书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难细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乡绅，是否有科举的功名不甚清楚，但显然受了良好的教育，家境非常富裕，为当地之大户。他隐居江南乡下务农，随手写下这本务农手册，大概是供经营自己的农场之用。读此书便知，他是个淘粪好手，不仅告诉你到哪里买粪、怎么运粪、各种粪的用法和效能，还非常细致地教导你粪应该如何搅拌、怎么观察粪的颜色变化等，谈拌粪如同谈酿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根据其书的记载，他耕种的土地亩产在当时几乎是最高的。说他是个成功的农业CEO，绝非言过其实。
18世纪末19世纪初还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龚自珍、魏源等都属于"经世致用"派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家贫，亲自务农，想来也是淘过粪的。在他的笔记《安吴四种》中，就写到粪池的修造以及粪的种种好处，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粪池，使得水田得益，产量高不说，也使环境清洁。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异数。他们学问不错，特别是包士臣，诗词文章俱佳，书法也颇有成就，很为士林所重。但是，从今天看来，他最大的贡献（或者说他"引用率"最高的作品），怕还是讲大粪、海运等非传统的"经济之学"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册农书，虽不入当时士林之主流，但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的经典，其价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辈所著的万卷诗书。
他们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传统士大夫那种"读书、考试、做官"的"事业格局"。在科举之下，你当官的正途是苦读四书五经，然后通过考试、获得功名。一旦"高高得中"了，就可能在毫无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被派个官做。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才管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政府的地方官大部分没有实践经验，在法律、财政等关键的行政技能方面没有任何训练，甚至因为不通方言，和当地百姓无法直接沟通。中国古代政治之破败、官僚之无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