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把想的和说的分开来看待，就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说“语言只是小节
罢了
”———言外颇有尽可以不管或者少管的意思。要是听见人家在那里说
“语言只是小节罢了
”，一定会毫不放松，跟人家争辩，哪怕争得面红耳赤。
语言是作者可能使用的惟一的工具，成败利钝全在乎此，怎么能是小节？咱
们能对读者说
“不要光看我的作品，你得连带看我的头脑”吗？咱们能对读
者说
“我的头脑比作品高妙得多
”吗？不能。头脑，藏在里面，怎么能看呢？
而且读者就要看咱们的作品，就要通过作品看咱们的头脑。而作品呢，从头
到尾全都是写在纸面上的语言，就靠这些写在纸面上的语言，咱们的头脑才
跟读者相见。语言怎么能是小节？
不把想的和说的分开来看待，对作品的修改的看法也就正确了。有人
说自己的或者人家的作品还得修改，往往接着说
“不过这是文字问题
”（所谓
文字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咱们在开会讨论什么文件章则的时候，也常常听
见这样的话：“大体差不多了，馀下的只是文字问题了。”单就
“文字问题
”四
个字着想，就知道说话的人是相信内容实质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存在的，是
相信语言的改动不影响内容实质的。实际上哪有这回事呢？内容实质凭空
拿不出来，它要通过语言形式才拿得出来。语言形式有改动，内容实质不能
不改动。而且，正因为内容实质要改动，才改动语言形式。不然，为什么要
改动语言形式呢？这么想，就可以知道所谓修改，实际上是把内容实质重新
想过，同时就是把话重新说过。一大段话的增补或者删掉，这一段和那一段
的对调，一句话一个词的增删改动，全都是重新想过重新说过的结果，决不
仅仅是
“文字问题
”。这是个正确的看法。这个看法的好处在注重内容实
质，所作的修改必能比先前提高一步。
就语言的使用说，大概跟经济工作一样，节约很重要。经济工作里头所
谓节约，并不是一味地省，死扣住物力财力尽量少用的意思。节约是该用的
地方才用，才有计划地用，用得挺多也要用；不该用的地方就绝对不用，哪怕
用一点也是浪费。关键在乎该用不该用。咱们写个作品，在语言的使用上
也该遵守节约的原则。
就说描写一个人的状貌吧，五官四肢，肥瘦高矮，坐着怎样，站着怎样，
跑路又怎样，诸如此类，可以写个无穷无尽。再说写几个人的对话吧，说东
道西，天南地北，头绪像藤本植物那样蔓延开来，也可以写个无穷无尽。此
外如描写一个乡村的景物，叙述一间屋子里的陈设，要是把想得到的实际上
可能有的全都搬出来，也就漫无限制。像这样无穷无尽，漫无限制，就违反
了节约的原则。要讲节约，就得考虑该用不该用。怎么知道哪些该用哪些
不该用呢？写个作品总有个中心思想，跟中心思想有关系的就该用，而且非
用不可，没有关系的就不该用，用了就是累赘。这只是抽象地说。某个作品
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认真的作者自然心中有数。心中有数，哪些该用哪些不
该用就有了把握。于是，譬如说吧，描写一个人的状貌，不写别的，光写他的
浓眉毛和高颧骨。写几个人的对话，绝不罗嗦，只让甲说这么三句，乙说这
么五句，丙呢，让他说半句不完整的话。乡村景物可以描写的很多，可是只
写几棵新栽的树和射到树上的阳光。房间里的陈设该不止一个收音机，可
是就只写那个收音机，再不提旁的。为什么只挑中这些个呢？一句话回答：
这些个跟中心思想有关系，适应中心思想的要求。这就叫厉行节约。
再就一句话来说。一句话里的一个名词，加得上去的修饰语或者限制
语决不止一个，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加得上去的修饰语决不止一个。要是
把加得上去的都给加上去，大概也会违反节约的原则。怎么办呢？只有看
必要不必要。必要的才给加上去，不必要的全丢开。或者一个必要的也没
有，就一个也不给加上去。必要不必要怎么断定呢？还是看中心思想。一
句话的作用不是写人就是写物，不是写事情就是写光景..这些个全跟中
心思想有关系。所以每句话全跟中心思想有关系，全该适应中心思想的要
求。凡是适应要求的就是必要的。
语言里像
“虽然
”“那么
”“固然
”“但是
”“因为
”“所以
”之类的词好比门
窗上的铰链，木器上的榫头。这些词用起来也有必要不必要的分别。譬如
说“因为怕下雨，所以我带着把伞出门”，这交代得挺明白，不能说有什么错。
可是咱们大都不取这么个说法，只说
“怕下雨，我带着把伞出门”。为什么
呢？因为不用
“因为
”“所以
”，这里头的因果关系已经够明白了。已经够明
白，还给加上榫头，那就不必要，就不合节约的原则。
咱们评论语言的使用，往往用上
“干净
”这个词，说某人的话很干净，某
篇东西的语言不怎么干净。所谓干净不干净，其实就是节约不节约。从一
节一段到一个词一个句子，全都使用得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就做到了节
约，换个说法，这就叫干净。
语言的节约仅仅是语言问题吗？或者仅仅是某些人惯说的
“文字问题
”
吗？只要领会到语言跟思维的密切联系，就知道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或者
“文
字问题
”。语言要求节约跟思维要求节约是分不开的。在思维过程中，必须
把那些罗罗嗦嗦的不必要的东西去掉，同时非把那些必要的东西抓住不可，
这是思维的节约。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语言的节约。
就语言的使用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特别注意，就是语言的社会
性。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大家公用的东西，用起来不能不要求彼此一致。
你这么说，我就这么了解；你那么说，我就那么了解；你说个什么，我就了解
个什么；切实明确，不发生一点儿误会，这全在乎双方使用语言的一致。
决不可能有个人的语言，与众不同，自成一套，那是办不到的，那样的语
言（要是也可以叫语言的话）非但不能叫人家了解，自己也没法依傍着来思
维。所以一个人生在这个社会里，就注定使用这个社会的共同的语言。
使用共同的语言，可是跟人家不怎么一致，这种情形是可能有的。或者
是学习不到家，养成了不正确的习惯，或者是一时疏忽，应该这样说的那样
说了，这就跟人家不一致了。跟人家不一致总是不好的，即使差得有限，也
叫人家了解不真切，有朦胧之感，要是差得很远，就叫人家发生误会，或者完
全不了解。因此，凡是使用语言的人，包括文艺作者，都得随时注意，自己在
使用上有没有跟人家不一致的地方，要是有，赶快纠正。
注意可以分三个方面
———语音，语法，词汇。单就写在纸面上的语言说，作
者的语音准确不准确无从分辨，因此，可以撇开语音，只谈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
语法是联词成句的规律，每种语言有它的语法，没有语法就不成其为语
言。咱们从小学语言，逐渐能叫人家了解，正因为不但学会了些词，同时也
学会了语法。有些人觉得没有什么语法似的，这跟咱们生活在空气里，仿佛
觉得没有什么空气一样。中小学要教语法，理由就在此。自发地学会了语
法，并不意识到有什么语法，难保十回使用不出一两回错。在学校里学了语
法，自觉地掌握住语法的规律，就能保证每回使用都不错。怎样叫掌握住规
律？怎样叫不错？也无非跟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语法完全一致罢了。
谁要是说
“语法不能拘束我，我自用我法
”，这好比说脱离了空气也可以生
活，当然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这样想的人并不太多了，大家知道语法的
重要性。知道语法重要就得研究语法。依靠一些语法书来研究，或者不看什
么语法书，单就平时的语言实践来研究，都可以。一般说来，文艺作者对语言
的敏感胜过其他的人，文艺作者只要随时留心，即使不看什么语法书，发现规
律掌握规律也是容易的。譬如说吧，同样是疑问语气，为什么有的用
“吗”，有
的用
“呢”，有的任何助词都不需要呢？又如同样是假设语气，为什么有的需要
用“如果
”或是
“要是
”，有的不必用这些词，假设语气也显然可辨呢？又如同样
是重迭，为什么：“研究研究
”不能作
“研研究究
”，“清清楚楚
”不能作
“清楚清
楚”，并且，重迭跟不重迭的不同作用在哪儿呢？又如最平常的一个
“的”字，为
什么有的地方必不可少，少了就使词跟词的关系不明，有的地方尽可不用，用
了反而见得累赘呢？诸如此类，只要一归纳，一比较，就把所以然看出来了。
这样看出来的是最巩固的，不仅能永远记住，而且能在语言实践里永远掌握住。
无论是谁，说话写文章大致是合乎语法的。偶尔有些地方不合语法也是
难免的，原因不外乎前边说过的两点
———习惯不良，一时疏忽。文艺作者笔下
的东西，按道理说不应该有这个偶尔。只要随时留心，把语法放在心上，当一
回事儿，就能够纠正不良的习惯，防止疏忽的毛病，就能够避免这个偶尔。
现在再就词汇说一说。各人的词汇的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可是谁都在
那里逐渐扩大词汇的范围。单就一个人说，了解的词汇必然大于使用的词
汇。因为使用的非了解不可，而了解的未必全拿来使用。譬如咱们了解一
些文言的词，咱们大都不拿来使用。
在思维活动的时候，咱们随时挑选适当的词。什么叫适当的词呢？一，切
合咱们所想的对象；二，用得跟社会上一致。譬如想的是一种颜色，这种颜色
是“红”，社会上确实叫它
“红”，那么
“红”就是适当的词。又如想的是一种动
作，这种动作是
“推”，社会上确实叫它
“推”，那么
“推”就是适当的词。切合对
象，跟社会上一致，这两点是联系着的。正因为约定俗成，这种颜色大家都叫
它“红”，这种动作大家都叫它
“推”，“红”和“推”才是切合对象的词。要是换
成“绿”和“拉”，那就跟社会上完全不一致了，也就是跟对象完全不切合了。
像“红”和“推”那样的词还会用得不适当吗？当然不会。可是大多数的
词不像
“红”和“推”那么简单，往往要下工夫挑选，才能找着那个最适当的。
譬如
“美丽
”“美”“艳丽
”“漂亮
”，粗看好像差不多。这几个词的分别到底在
哪儿，当前该用哪一个才切合所想的对象，才跟社会上一致，这是挑选的时
候必须解决的。求解决可以查词典，一部好的词典就在乎告诉人家每个词
的确切的本义和引申义，明确地指出它能用在某种场合，不能用在某种场
合。要是平时做过归纳比较的工夫，能够辨别得很明确，那就无须查什么词
典，因为词典也是经过这样的工夫编出来的。说到这儿又要提起文艺作者
对语言的敏感了。文艺作者凭他的敏感，平时在这方面多多注意，也是
“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的准备工作。在目前还没有一部叫人满意的词典，
这种准备工作尤其需要。要是平时不做这种准备工作，连勉强可用的词典
也不查一查，那么临到选用的时候就有用得不适当的可能
———本该用
“美”
的，用了
“美丽
”了，或者本该用
“美丽
”的，用了
“漂亮
”了。咱们对每一个
词，不能透彻地了解它，就不能适当地使用它。严格一点儿说，只有咱们透
彻地了解的那些词，才该归入咱们
“使用的词汇
”的范围。
咱们要随时吸收先前不曾了解不会使用的词，扩大
“使用的词汇
”，扩大
了再扩大，永远没有止境。不是说从广大群众方面，从种种书刊方面，都可
以学习语言吗？这不仅指扩大词汇而言，可是扩大词汇也包括在内。平时
积蓄了财富，需用的时候就见得宽裕，尽可以广泛地衡量、挑选最适当的来
使用。要是吸收不广，积蓄不多，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一时找
不着适当的词，随便用上一个对付过去。另一种情形是生造一个词用上，出
门不认货，不管人家领会不领会。譬如某一部作品里说大风
“抨击
”在脸上，
这就是前一种情形。“抨击
”不是普通话的词，是文言的词，意义是攻击人家
的短处，拿来说大风，牛头不对马嘴。同一部作品里又说声音“飘失
”在空
中，这就是后一种情形。“飘失
”是作者生造的词，用方块汉字写在纸面上，
人家认得
“飘”字“失”字还可以猜详，要是口头说出来，人家就听不懂，或者
用拼音字母写下来，人家就看不懂。可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好的。
新事物不断地出现，新词就陆续地产生。凡是新词，总有人在口头或是
笔下首先使用。可是仅仅一个人使用一两次，这个新词不一定就能成立，必
须多数人跟上来，也在口头或是笔下使用它，它才能成立。多数人使用它就
好比对它投了同意票。至于并非新事物的事物，既然有现成的词在那里，就
无须另外造什么新词。固然，另外造新词也是一种自由，谁也不能禁止谁，
然而享受这种自由的结果，无非给自己的语言蒙上一层朦胧的阴影，给人家
添点儿猜详的麻烦罢了。
咱们还应该注意辨别普通话和方言土语。要依照普通话的语法，使用普
通话的词，不要依照方言土语的语法，使用方言土语的词。推广普通话，汉民
族使用统一的语言，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今天，是作为一种严肃的政治任务
提出来的。文艺作者跟其他文化工作者一样，应该而且必须担当这个任务。
普通话和方言土语，就语法说，差别不太大，可并不是没有种种微小的差别。
就词和熟语成语说，那就差别很大，各地的方言土语之间差别也很大。在文艺
作品里，方言土语的成份搀用在普通话里的情形大致有两种：一种情形是只搀
用某一地区方言土语的成份，如只搀用东北话或者河南话的成份。这在某一
地区的人读起来方便，对其他地区的人可就是不小的障碍。另一种情形是搀
用某几个地区方言土语的成份，南腔北调，兼收并蓄。这对各地区的人部是不
小的障碍。而作者搀用那些方言土语的成份，又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分别。
有的是故意要用上那些成份，有的是没有下工夫辨别，不知不觉地用上那些成
份了。现在咱们的目标是使用纯粹的普通话，那当然不该故意用上些方言土
语的成份了。为要避免不知不觉地用上，就得养成习惯，哪些是普通话的成
份，哪些是方言土语的成份，要能够敏感地辨别，恰当地取舍。
还可以这么考虑，方言土语的成份也不是绝对不用，只是限制在特定的情
况下使用。譬如作品是某个人物的对话，要是用了某地区的方言土语，确实可
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又如作
者觉得方言土语的某一个成份的表现力特别强，普通话里简直没有跟它相当
的，因此愿意推荐它，让它转成普通话的成份，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
不妨使用。—
——到底能不能转成普通话的成份，那还得看群众同意不同意。
到这儿，关于语言的社会性说得差不多了。要讲究语法，要注意选词，
要避免使用方言土语的成份，这些并不是什么清规戒律，全都为的语言的一
致。大家的语言一致，语言才真正是心心相通的桥梁。不要以为这样未免
太不自由了，要知道在这点上讲自由，势必造成语言的混乱。不要以为这样
就限制得很严，再没有用武之地了，要知道这些要求只是语言的基本要求，
在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作者凭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才能，尽可以千变万
化地运用，完成他的语言的艺术。
四、谈语法修辞
我今天同做新闻工作的同志谈谈语法修辞问题。
什么是语法呢？语法不是谁造出来的，它是语言
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规律。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
自然形成的规律。比如我们说
“吃饭
”，“吃”一定在
“饭”前面，“饭”一定在
“吃”后面；“我吃饭
”或“你吃
饭”，“我”、“你”一定在
“吃”前面，这个次序就属于汉
语语法的规律。这个次序是不是所有的语言都一样
呢？不是的。比如日语，就说
“我饭吃
”。
学语法不一定到学校去学，不一定从书本上学。
小孩子开始学话，同时就在学语法。说这是
“妈妈
”，这
叫“茶”，这样叫
“喝茶
”。小孩子说
“茶喝
”，大人就
告诉
他，不说
“茶喝
”，说“喝茶
”。这就是在学语法了。
小孩子一进小学，语法就可以得四分五分（假如按五分制），因为先生的
话，学生懂；学生的话，先生懂；同学的话，彼此也懂。既然说话能让人懂，就
是合乎语法，就可以得四分五分。
一九五一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家：“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
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还登了有关语法的文章，曾经引起大家的
注意。其实，大家对语法，老早就会了，只是平常注意不够，现在自觉地揣摩
一下，研究一下，就能很好地掌握了。一个人对语法，如果仅仅是自发地学，
说十句话，八九句是对的，一两句还不免有错，经过揣摩、研究以后，说十句，
写十句，就可以十句不错；说百句，写百句，就可以百句不错。抓住规律，按
照规律说话写文章，就可以保证不错。语法所以要学，原因就在这里。
什么是修辞呢？我国有句古话
“修辞立其诚
”。修辞，就是把话说得很
正确，很有道理，很完善。“修”并不是修饰的意思，白茶碗不好看，画朵花来
修饰一下，修辞不是这样。
比如说：“英法入侵埃及，毫无理由，毫无根据，这是大家理解的。”这是
正面的说法。如果说：“英法入侵埃及，毫无理由，毫无根据，这不是大家都
理解的吗？”这是反诘的说法。两种说法都对，说出来人家都了解，到底用哪
种说法好呢？要看说话当时的情况来挑选。这就是修辞。又比如说
“这件
事情叫人怒发冲冠”，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叫人生气极了
”。说“生气极了
”
也行，但是听起来印象不怎么深，说“怒发冲冠
”就不同。当然，哪有头发把
帽子顶起来的？这是夸张的说法。这也是修辞。
总起来说，什么叫语法呢？语法就是教人如何把话说得对。什么叫修
辞呢？修辞就是教人如何把话说得好。自觉地研究语法，说话就可以不出
错误；自觉地研究修辞，就可以把话说得更好。要很好地运用语言，就要研
究语法和修辞。这不是说不研究话就说不好，不研究也可以说得好，但是有
时可能说不好，研究以后，可以自觉地把话说好。
语法和修辞都是语言方面的事。做新闻工作的同志同语言有什么关
系呢？
第一，语言是新闻工作者的工具，也可以说是武器。
新闻工作者是靠语言来工作的。新闻工作无非是宣传、鼓动、说服、教
育。比如这几天报纸上登载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
的革命先行者，说他怎样怎样，这许多意思，怎么拿出来呢？要靠语言。人
和人当着面，有什么意思要告诉人，必须说出来，而不能把脑袋打开给人看；
不当面，就得写出来。说出来是什么？是语言。写出来是什么？是用文字
表达出来的语言。
新闻工作者既然靠语言工作，那就专门学语言好了。这对不对呢？当
然不对，还要学习理论，学习政策法令，学习各种科学知识。世间没有不牵
涉理论、政策法令和各种科学知识的空洞的语言。语言一定有内容。用“空
洞的语言
”来做新闻工作是不行的。
反过来，理论、政策法令和各种科学知识都学好了，但是语言差，有内容
拿不出来，这也不行。学语言如果学得认真，学得好，就容易把宣传的内容
拿出来。如果学得囫囵吞枣，乱七八糟，那就不能很清楚地拿出来了。
所以，新闻工作者要学语言，而且要学好。不把语言学好，就等于砍柴
的没有把刀磨好。
第二，新闻工作者同时又是语言教育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要对群众进行语言教育，认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群众不
但从报刊上知道事情，而且从报刊上学习语言。不仅报刊这样，学生用的教
材，无论是历史、地理、化学、物理
..同时也都是语文教材，从这些教材中
都可以学习语言。做出版工作的是把编成的书拿出去，同时也就是对读者
进行语言教育。这样一想，我们就感到责任重大，应当很谨慎从事。假如道
理讲错了，就有坏的影响，道理讲得不错，但是话说得乱七八糟，废话很多，
也有坏的影响。人家学了，还要认为好，说这是某报某刊说的，这是某书说
的。为什么前几年《人民日报》特地为使用语言发表社论呢？就是这个道
理。大家不注意语言，说话、作报告乱讲一气；写文章、写书乱写一气，这个
影响很大。
一方面，我们要做好工作，需要善于运用语言；一方面，我们给人家做语
言教师，需要给广大读者做善于运用语言的榜样。要善于运用语言，就必须
熟悉语法和修辞。
运用语言还有个普通话的问题。
一九五五年十月，开了文字改革会议，后来又开了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
议，都提出了推广普通话。
什么是普通话呢？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
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语言，就是普通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