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么组成的?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
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
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
是静止? 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
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
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 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
书其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有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
又，据说，后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
儿以前将近2000年。 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
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
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
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
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
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
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
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着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
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
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
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
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
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
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
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
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
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
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
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
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
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
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
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
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
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
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
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
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
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
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
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
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
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
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
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
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
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
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
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
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
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
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
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
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
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
量，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
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
天那么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
只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么超尘
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是希腊思想一基督教把上
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
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
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
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
的威力上溯于上帝 (注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
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
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
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
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
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
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
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
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
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
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
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
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
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
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
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
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
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
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
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
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
〔这种结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
一条，人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
《天演论》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
不知造物之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
祷颂无所用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
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 (《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
社版，第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
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
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的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
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
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
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
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
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
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
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
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
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 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
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
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
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
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
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
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
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
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 (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
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 。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
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 (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
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
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免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
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
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
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
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
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
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
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
思想的基督教?
三、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1蛮族覆亡罗马帝国，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之后。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zu2)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罗马天主
教的中心设在前帝国的首都，它使用的是帝国的通用语言拉丁文，直到十六七世纪，
著名的哲学著作还是用拉丁文写成的。现在国际通用的动植学名，还是用的拉丁文。
圣经译成英、德文，是在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罗马帝国覆灭了，世俗权威用蛮族
的日耳曼文，在有教养的文明社会(蛮族显贵，最初都是目不识丁的)中，罗马传统
还是正统。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
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
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但
是两种并行的文明并不是各不相干的。它们在互相渗透。文艺复兴，终于扫掉了古
老文明的老壳子，古老文明渗透到世俗文明中去，压倒了宗教文化，进一步发展成
了近代欧洲的文明——这是一种注定要传布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进步文明。
2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会， 做过许多坏事情。它掠夺地产，剥削农奴；它制
造了战争阴谋，多次造成流血的大屠杀，它提倡迷信，搞圣者遗骨的崇拜，搞异教
裁判所，多少创造性的科学和科学家被扼死了，残杀了；它穷奢极欲，出卖赎罪符，
多少庄严的主教宫殿成为最荒唐的寻欢作乐之所。然而，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最重
要的是它是黑暗的中世纪的唯一的教育事业的组织者、保护者；它是唯一的学术研
究中心。
欧洲的最早的大学都是教会组织的，神学教育当然还在大学之前。法律学、文
法学、逻辑学、几何学，是神学以外的主要课程；拉丁文和希腊文当然是必读课程。
学习这些“脱离实际” 的理论；也许10000个人中有9999人是废品，学了根本用不
上。不过如果有人用上了这些东西，这个人也许就是诸侯宫廷中的大臣，或者可以
列入经院哲学家之列的人物了。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
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像明太祖的《大诰》之类的当代政令，也
许也是越不过大学的门墙的。
不仅大学是教会办的，我猜测中学教育也是教会包办的，医院也是。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
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
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
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
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
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3中世纪的基督教会， 又是世俗政治权威以外的另一个政治权威，说它是政
治权威，一部分是直接符合于真实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有时候和
帝国争夺欧洲的政治最高权力；当没有一个欧洲范围的帝国的时候，它本身事实上
就是欧洲的最高政治权威；所以教廷能发动和组织十字军——虽然它的权威更多的
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
骑士文化这种世俗文化得以存在，欧洲的君王制之所以长期来得以维持其等级
君主制的性质，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两种政治权威同时并存，显然也是因素之一。
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
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
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
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4比起佛教来， 基督教虽然是一种入世的宗教， 终究是力图把人性提高到
“神性。”与此相反，教会首脑却在神化的人幌子下，荒淫无耻到不像人而像兽的
样子。此外，城市的兴起，王权的上升，民族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形成，也使教会教
廷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文化权威都成为不可忍受的东西。所以，地理大发现 (亦即航
海商业的猛烈扩张)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三者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现
在，在骑士文明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世俗文明要摆脱神权的控制了。宗教改革的政治
意义是民族国家摆脱凡蒂冈，文化意义是要摆脱死掉了的垃丁文明的控制，发展民
族文明，同时也是要摆脱已经阻碍科学和思想进步的经院哲学。文艺复兴是要回到
共和罗马和城邦希腊的欢乐的人。
发生过革命、战争、流血、屠杀。宗教战争的历史，是教派斗争，结合着王权、
诸侯、城市多种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人读这段西方史，既难理解，又
感到厌烦，范文澜所以诋毁宗教，诋毁宗教战争，我猜测，这也是一个因素。
不过，这些斗争却是西方进步的重大因素。清教徒移美，胡格诺教徒移英，倔
强的人们幸免于难的另去开辟新天地。假如中国也有过样倔强的人们，大概轮不到
荷兰人占印尼，英国人占澳大利亚了。此外，有宗教改革(新教崛起)，还有反宗教
改革(罗马天主教本身适应新局面的革新，弄到最后不能不来一个宗教容忍)。宗教
容忍曾是近代民主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人对希特勒的国社会主义如此深恶痛绝，
和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5文艺复兴直到近代， 思想界也是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已经提出，遵
从理性主义的一派，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作过巨大的贡献。大力鼓吹并成了实验主
义——工具主义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
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
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
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
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
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去掌握。
四、我不过是解剖了基督教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
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
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何况，史官文化留给中国
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 (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
不是唯理主义) 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
追求逻辑的一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古代人，曾不得不
从神秘的唯理主义那里取得这种力量，现代人已经用不到再为此乞灵于上帝，那是
包括在科学的经验主义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至于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
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
是无知而已。) 所以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
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
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斯大林说过一好话，
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
1973年5月23日
猪猪手机书[leavan]搜集整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第二章 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注：《希腊的僭主政治》，本书作者译自〔英〕乔治·格罗脱History of
Greece,Vol1,Part,Ⅱ，ChX.ρρ.531-547United States Book Company。译文见
本文附一。)
一、作者介绍
“乔治·格罗脱(George Grote,1974-1871)首先是个实际的活动家，他是个银
行家，曾参与英国的政治生活，曾任国会议员多年，隶属急进党。 (按：英国那时
候无所谓激进党。激进派是有的，即边沁、穆勒这一批所谓‘哲学急进派’，还有
科布登那一帮自由贸易主义者。) 格罗脱有暇则研究古典的古代；此外，他博识近
代史，精通政治经济学。早在1826年，他对密特福《希腊史》的分析批判出版了，
40年代之初，格罗脱便先后从国会和银行辞职，从事编著《希腊史》，此书头两卷
于1946年出版， 最后1卷，第12卷，于1856年出版。……格罗脱在政治信仰上是急
进党人，所以，跟保守派密特福相反，对雅典民主估价甚高。” (摘录自缪灵珠译
塞尔叶夫《若希腊史》第2章)
二、19世纪前期欧洲的革命与反革命以及作者关于僭主政治是王政——寡头政
体与民主政体中介的观点
了解了作者的时代和此书出版的年代， 就可以知道， 作者的历史研究确实是
“古为今用”的，正如从来的历史研究都是“古为今用”的一样。
文艺复兴是“回忆往事”，即回忆古典的古代。“17、18世纪，古代作家的文
学作品，乃至古代艺术作品，都被视若神明。摹拟古代形象，成为诗作、剧作、造
型艺术、建筑艺术的特点。民族文学和民族艺术，在许多国家都是从摹拟古代文物
而开始的。”(见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39页)中世纪的欧洲是神权的欧洲，
艺术对象局限于全能全知的上帝，充其量只加上一个纯净无瑕的圣马利亚；及至文
艺复兴时期，被柏拉图等人看做不成体统的希腊神话——在其中有常常犯罪的主神
宙斯， 有爱神Aphrodite即维纳斯，还有给人间取火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每天被鸷
鸟啄一次肝脏的普罗米修斯——倒是充满人间的爱和恨，压迫和正义，统治权术和
革命正义的艺术对象了。这还只是艺术。“回忆往事”更重大的成就在于哲学和政
治思想。从前我不知道有亚里士多德《政体论》，不免诧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究竟是从哪里取得的灵感。知道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知道了它本身就是格
罗脱所说的进取的、爱好自由的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的集录和评论，那么卢梭此书
的来历也不奇怪了。它是一个高贵的18世纪欧洲人读希腊史以后，也许还通过亚里
士多德的《政体论》，把希腊心灵的历史业绩“当代化”为当时的政论。于是，卢
梭的值得学习之处，就不一定是他的智慧和灵感，更值得学习的是“勇气”和“技
巧”了。其所以要学他的勇气，是因为在“王政”空气不倡导“民主”，是不可以
徘徊瞻顾的。其所以要有技巧，是因为仅仅介绍翻译古代史和古代著作，那不过是
学院圈子里的事情——杯子里起不了大风波，大风波唯有在大海里才起得了。引起
风波的是通俗的、煽动的、针对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政论。
格罗脱是激进派，又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他不是卢梭，他在学院圈子里写作。
但是他身处滑铁卢战后神圣同盟的时代，在欧洲的革命和反革命之间，他所选的倒
是一条革命的道路。看一看吧，他抨击“密特福”是在1926年，那时梅特涅还威风
凛凛，复辟后最反动的波旁王朝的君主查理第十还在位，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
对王政死硬派，总还是值得称赞的。 所译的《僭主政治》这一节，看来虽见于1846年出版的《希腊史》，分明是从
前期争论文章中节录下来的。他论僭主政治在希腊史上居于王政——寡头政制和民
主政制的中介地位，是令人信服的。大概他这种立论方法，已经成为现代希腊史著
作中的古典观点了。塞尔格叶夫的《古希腊史》专置一章，题为“大移民时代的希
腊”，并把僭主政治列为这个时期政治生活上的特征。周一良的《世界通史》，虽
然只用了两页来对付僭主政治，观点却明显的是格罗脱的。
格罗脱这篇史论，并不是“唯心史观”的。他分析了公元前7—6世纪希腊诸城
邦内部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王政—寡头政体的基础已经垮台，再也维
持不下去，然而希腊人的政治经验，还不足以使他们立即进入民主政治。这时候，
推翻寡头政体，实行贫富平等——至少是贫富所受压迫是平等的——唯有僭主政治
一途。格罗脱又接着分析，僭主政治本身总不免于愈变愈坏，希腊心灵又不会允许
一旦确立了僭主政体(其实就是专制政体)以后，只来僭主王朝的更替，却把僭主政
体永久化下去。就这样，僭主政体成了王政——寡头政制和民主政制的中介。这方
面的分析，似乎脱离了经济基础，有些“唯心”起来了。但是意识形态本身也取决
于经济基础。既然希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的“城邦”形式，既然她的诸城邦多数
靠商业、航海、手工业为生，还广泛从事“海外殖民” (这些，格罗脱在别的章节
中都着重指出过)，格罗脱所描写的“希腊心灵”，也就不是没有经济基础的了。
我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体论》。格罗脱的分析，自认有许多直接来自亚
里士多德，这当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在这里，我必得指出，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专制政体所作的“阶级分析”，主旨无疑得自亚里士多
德和格罗脱。
从这里又不妨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
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 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
史背景， 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 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
“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下面我将这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见本文的
末节。
三、希腊政治和希腊哲学上的雅典潮流和斯巴达潮流
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民主潮流而外没有
别的潮流就不对了。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
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
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头
政体的水平上。
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斯巴达
精神也是后代仰幕的对象。它的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的看来是“共产主
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
支配的作用——她在希波战争中是战胜波斯帝国的重大因素，在伯罗奔尼撤战争中
打败了雅典同盟。此外，虽然斯巴达没有出过一个哲学家，也不知道她出了什么艺
术家，古希腊哲学家中的巨头柏拉图，却是斯巴达政制和斯巴达精神的热烈的崇拜
者——他的《共和国》就是斯巴达体系的理想化。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