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每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各有他自己的方法论与世界观。――恩格斯在《自然
辩证法》一书中所说的“理论”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夸张。事实上，每一个真
正的科学家，都各有自己的“方法论”，方法论是在他自己的工作中摸索出来的，
不是“承袭”得来的。举例说，居里夫人为了发现铀，炒了十吨以上的沥青矿，提
炼出来几克铀，费了七八年(? )或者更多的时间。这种提炼过程，势必要应用已知
的一切化学方法；或者，已知的方法还不够，还要创造出新的化学提炼方法。已知
的方法中哪种方法或哪些方法是适用的；如果要用新的方法，如何推陈出新；这是
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问题只能由她自己来解决，书本和老师没有告诉过她。当
然，她摸索前进的道路，前人已经做过许多工作。比如，归纳法，归谬法，她在学
校里已经念过；正如她会说话，这种语言能力是从前人那里承袭来的一样。但是，
切合这个特殊发明的具体方法，是从旧材料中推陈出新来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新
的科学发现，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方法论的创造。
方法论就是哲学。我上面这些话，无非是说，第一个人 (当然不是泛指芸芸众
生) 有他自己的哲学。所以，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与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要求的。再说，凡在科学上有创造发明的人，虽然他的创造发明，对揭示
大自然的秘密来说，不过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一粒沙子”(居里夫人语)，然而他
总会陶醉于他的成就，总会以偏概全。他既戴上了他自己制造的有色眼镜，他自然
会有一种通过这副眼镜所见的世界――世界观。这并无害处。以一个人而论，是以
偏概全；多少人的“偏”凑合起来，也就接近于全了――不过要求新闻、言论、出
版等等的自由。人类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偏(偏来偏去、颠颠拐拐)中蹒跚行进的。假
如上面说的不错，那么黑格尔有他自己的眼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他们自己的眼
镜，对不对？人各有自己的眼镜，那很好。可怕的是，有一种钦定的眼镜，限定一
切人全得戴上，否则……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
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 (注：马克思地下有知，肯定会赞成我这种说法。
参见马克思全集第1卷论出版法的文章。 又参见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引埃斯库罗斯剧
本普罗米修斯的“台词”(见本书“《希腊的僭主政治》跋”) )。唯理主义者总以
为他自己的一花是绝对真理；或者用另一种说法，理论(即唯理主义的理性)对于科
学总具有指导意义。可是这种指导总不免是窒息和扼杀，如果这种理性真成了钦定
的绝对真理的话……
(二) 第1篇第5－8章――自然哲学
《费尔巴哈论》 的副标题叫做《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本文内又正式宣告
“自然哲学就是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
步”(见该书第4章) 。我相信，这是恩格斯跟杜林啃酸果，写他的《自然辩证法》
(那分明是不想发表的草稿)以后得出的结果。真的，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多
采，你能添一粒沙子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一以贯之，那
简直是梦呓。黑格尔写他的大逻辑和哲学全书，本来就是梦呓；杜林跟着效法，更
是梦呓。恩格斯跟着啃酸果，一半是不得已，当然不能否认，他也还想要搞出一种
指导科学的哲学来。到《费尔巴哈论》，他宣告这是“一种退步”，那算是他的宣
言了。把《自然辩证法》从草稿里硬挖出来，而且大事鼓吹的是德波林，那是一场
悲剧。德波林从这种“后退”的逆流，是想抬出恩格斯增进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
来指导一切。斯大林不能忍受这分狂妄，把哲学武器没收过来成为“斯家政治”的
工具，其结果就是《联共党史》中有名的那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一幕，已经是喜剧了。这幕喜剧，在中国排演了而未上演。曾经有过关于“板田
模型”的尝试，这是一种包罗自然哲学体系在内新哲学体系的酝酿，为此，还曾指
定专人组织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你读了杨振宁与记者的谈话了吧？这种新哲学体
系，现在大体收场了，不想演出了。这幕不会演出了的喜剧，更是喜剧化的喜剧。
托尔斯泰说得对，人的自视是分数中的分母，分母值愈大，分数值愈小。居里夫人
说“沙子”，我实在不由得敬仰她！
(三)第1篇第3、4、11、12章――辩证法，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
这几章是很有兴趣的，因为其间包括了严重的自相矛盾。让我从坦率地指出自
相矛盾开始。恩格斯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先验就是超越于经验，就是不可以用经
验来验证的意思。说杜林是先验主义，就是说杜林的哲学体系不可以用经验来验证。
这一批评很中肯，很好。不过，请问：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
辩证法规律，是可以用经验来验证的吗？恩格斯说能，理由，这是唯物辩证法，是
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但是，根据我们对于归纳法所作过的透视，
凡是你从客观世界观察得来的规律，总不过是或然的规律，决不是必然的规律。你
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曾经观察过宇宙上下古往今来一切事变，你能超过这个或然
性，主张你有权“创造”――不对，按照唯理主义，应该说“发现”，至于“创造
规律”则是唯心论了。――好，就说“发现”吧，再问一句，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
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这是哲学问题。再来一个科学质问。质量
互变规律。你怎样解释，现在物理学定义逐渐有全归于数量化的趋势――光波、声
波。电波、燃点、熔点、氧化点、温度、压力、光谱分析、天体的光谱分析等等。
物理学定义数量化不等于质量互变规律。同样的质问可以适用于另外两个辩证法规
律。
已经指出过，恩格斯这三个规律，其实是他所指责为黑格尔的世界模式论的逻
辑学的三个部分，存在论、本质论、理念论的精华。他指斥说，这种世界模式论是
先验主义，他反对这种先验主义。然而一转身，他又把这种世界模式论的精华撷取
过来，称之为辩证法，称之为客观规律，后来又称之为自然辩证法。这不是自相矛
盾又是什么呢？这种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恩格斯所反对的是黑格尔的唯心
主义。至于黑格尔的唯理主义则全套接受下来了。这就是《资本论·跋》所说的头
足颠倒，加以改造的意思。然而，唯理主义的理性推理(Reason)是人的一种心里能
力。你怎样才能够唯理主义而不唯心主义呢？
真正的， 首尾一贯的唯物主义， 必须是经验主义的。即一方面承认人的头脑
(心智)可以通过观察、直观、实验、推理等等一切方法来了解事物的过程，作出各
种各样的假设，这些假设的妥当性限制在哪个范围，其或然率是高是低，唯有事实
才能加以验证。
而且，近代科学鉴于观察实验的环境条件，所用工具、方法、对于实验结果都
有影响，所以“科学定义”应该说“操作的定义”，即说明实验操作过程的哪种定
义。这样，就可以使“经验”的主观影响，对于实际结果所引起的误差，都成为可
以计算可以控制的。
这是近代科学飞跃进步所用的方法(我所知太少，不能描摹于万一)。假如近代
科学死守住辩证法三规律，它老早就停滞不进了。
(四)书末“导言”――反对不可知论，非借重唯理主义不可
让我们跳跃一下，跳跃到书末，反对赫胥黎的“导言”上去。仔细读这篇导言，
可见那是在反对赫胥黎的。然而其立论很奇怪，它是从“不可知论者不肯肯定回答
没有神”开始的。这也许是一个便当的着手方法。当时的英国不可知论者如赫胥黎
发现猴子变人为了不进一步得罪教会，也许仍像康德那样把上帝保留起来，这诚然
是一个缺口。不过，请注意，狄慈根公然把逻辑 (他说的逻辑＝辩证法＝世界模式
论) 等同于神学，这也是缺口啊！至于不可知论者是唯物主义者，只是他坚持经验
主义的立场。坚持他所知的事物的特性，是这些特性对感官产生的印象，而不肯进
一步认为，这是“绝对真理”，这对严肃的科学工作来说，有什么不好呢？科学家
说水，可以有无限多种定义。润我的口，使生命得益产生的元素，H2O,又进一步可
以在原子物理学意义上定义，每一种定义，都可以附加操作条件――即这一定义是
在哪一种感官印象上，如何操作，所发现的特性。这样，每一个定义都等于自觉地
生命，它没有穷尽该事物的全部特性。――是的，这是拒绝承认它是绝对真理，可
是这一拒绝，不是为继续发现可能发现的无穷无尽的真理留下了余地了吗？这有什
么坏处呢？是的，布丁的证明在吃。可是倘若吃掉一样东西，就说证明了这样东西
的话，人类对于可吃的东西的科学知识不是就会少得跟原始人一样了吗？而人类现
在吃得比原始人好得多，精美得多，分明是因为它并不满足于吃的证明。他对吃的
证明写下了一个操作性定义，说这样东西吃起来我的感官印象如何。该物其他特性，
我从吃中未有所见云云。这确实也犯下了不承认绝对真理的罪名，可是确实也给科
学进步留下了余地。
“导言”也好，《费尔巴哈论》也好，反驳不可知论的又一途经是“重新制造
出来”。可以重新制造就算穷尽了真理了吗？不再该留下一点余地了吗？有机合成
诚然是巨大进步，有机合成就算是人类掌握自然的顶点了吗？我不相信。我坚信我
这不相信是正确的。所以要反对不可知论是另有原因的――是唯理主义者的一种哲
学原因。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
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 (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
的某个重要成分) ，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
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
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
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
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反杜林论》第一篇有三章关于道德和法的，这确实
需要专门研究，这里就姑置不论了。〕
三、再超出《反杜林论》
(一)经验主义也能达到上帝――贝克莱大主教
但是，有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也有主观主义即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这种经
验主义，借口人们所能感觉到的唯有他自己的感觉，并通过这种“辩证法”来否定
客观实在的世界，借以证明唯有上帝是实在的。这里首先要指出：贝克莱这种诡辩，
是希腊思想基督教传统中的异端，其实十分近似于印度的寂灭思想。这里略为多解
释几句。希腊思想，从探究客观世界，即从所谓宇宙论开头，无论主张万有不变的，
还是主张万有皆变的，反正从来没有想过把客观世界否定掉，而都是从客观世界的
存在出发，企图去探究它的究竟的。全能的上帝，是哲学上的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
的形象化，这也就是唯理主义的实质。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之间全套西方哲学都属
于这一派。培根力主经验主义，但还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确实在西方哲学整个
唯理主义优势之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国，是经验主义占优势。再重复一句，是唯
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神学家贝克莱在经验主义的英国，要证明上帝，从唯理主义下
手，道途过于迂回，于是从经验的主观化着手，果然他大大轰动了社会，轰动了历
史。然而，从经验的主观性达到否定客观世界，这是佛家唯识论所走的路。赫胥黎
的《进化论与伦理学》(II) 的注3，一条很长的注，对此作了有说服力的评论。这
虽然是异端，是支流，却被列宁大大利用来反对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这是很有趣
的事。
(二)四种可能的组合
要对列宁的评论作评论，需要对唯物论或唯心论、唯理主义或经验主义这四者
一切可能的组合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可能的组合计有四个，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都
有评论和定名，这就是：
唯理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即本来面目的黑格尔主义。奇怪
的是， 这两种成分都彻底“唯心” ，列宁在《哲学笔记》对之却一唱三叹，称为
“唯物主义最多，奇怪，然而是事实”。
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即贝克莱主义，近乎佛家的涅盘
是论，是希腊思想――基督教的入世精神的异端，轰动过，但未成为一支重要的流
派。
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不可知论者。”它始于
休谟、康德。列宁批评的维也纳经验批判主义，其实是康德主义清除掉不少宗教成
分以后的东西，这个流派对于近代西方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杜威主义也属于
这个潮流，不过是维也纳学派以外的一派。
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
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可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列宁所
误，却一直把它看做是贝克莱主义的“一丘之貉”，悲乎！
1973年8月4日
猪猪手机书[leavan]搜集整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附一： 从诗到散文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我不相信命，然而，事实有时候却逼着我不得不承认命的存在，五哥顾准生前
命不好，一生坎坷。死后命仍不好，真可谓命运多舛。他的遗著《从理想主义到经
验主义》从整理成书到出版问世，费时18个春秋，其间经历了几多波折和艰辛，最
后还不得不移至香港出版，这一切，岂非命欤？
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囿于当时的条件，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
好一概推之于命。其实，在命的背后隐含有必然性，不是不可以解释的。所谓命中
注定，常常不过是某种必然性的非科学的表述。五哥此书所遭遇的命，自然同样也
是可以解释的。
五哥生前根本没有想到过出版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过会出版这本书，因为他写
本书各篇时，纯粹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要求，或者是答复我的提问，如关于西方史，
骑士文明等篇；或者是和我讨论甚至争论某一问题，如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篇以及关
于哲学问题；或者是对我的笔记所写的读后感(实际是对我笔记的批判)，如关于老
子、孔子、韩非各篇。记得当时我还在五七干校，这时正是法家盛行，批孔之声充
斥于市的时候，我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只知道一些皮毛，或者根本无知，为了不至于
盲目地随声附和，找了当时能够找到的非常有限的一些书来读，随手写下了一些笔
记就教于他，这就引发了他的议论。关于哲学的两篇，尤其是《辩证法与神学》―
―实际是对《反杜林论》 的批判， 也是如此，当时我所在的五七干校，正在学习
《反杜林论》，那种学习，当然完全是皮相的。其中只有关于资本原始积累一篇，
是应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请所写，这位老朋友也已于1979年去世。显然，这些看
似随手写来的笔记、读后感，决不是信手拈来之物，而是作者多年来的积累，凝结
着作者多年来的思考、探索、研究的辛勤劳动。有谁能随手写出这样的笔记？
翻开历史，古今中外，究竟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和文献为尘土湮没，我不
知道。但是，我相信，一定有，而且为数不会少。即此而言，五哥这本书今天能够
出版，实在是幸运的。然而，它的出版，却也历经艰难、心酸。
1977年，那时我有的是时间，曾把他陆续寄来的那些笔记，稍加整理分类，重
新抄写了一遍，装订成册。这些笔记，用的是当时廉价的极薄的信笺纸，取其轻而
容量大，然而经不起翻阅，重新抄写一份，一方面是为了借此可以多保存一份，一
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翻阅的方便，原没有存什么出版的奢望。
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顾准和他妻子汪璧的追悼会之后，一些老朋友曾经议论
过为他出一本集子，以志纪念，然而因为事非易易，一时难以实现，也就搁下了。
大约1982年或更早一些，顾准的子女知道我保存得有一份他们父亲和我的“通
讯录”(笔记)，向我索要去阅读。他们急于想通过“通讯录”来理解他们父亲的迫
切心情，我理解。估计在他们五个兄弟姐妹中都传阅了的，在他大女儿那里驻足的
时间最长，至少有一年左右。1984年2月，给我寄来了一份“读后附记”，“附记”
中说：“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
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
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原有的父亲的形象，至此彻底地清晰高大起来。骨肉情感，
对动乱年代和家庭变迁的痛苦回忆，成年以来对文中所及问题的思考，以及严酷的
自我剖析，所有这一切，纠扰在一起，多少个夜晚不能成寐”。“后记”中还说：
“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足堂)过来的呀！
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
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
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他对父亲一生表现出来的品格气
质，后记引用了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的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
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
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无愧于顾准的女儿，才能
有对她父亲如此深刻的理解。 (请原谅，我未能在事前征得她的同意，采用了她的
话语。) “后记”接着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真正严峻地摆在我们面
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
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强调分离时间的长久，搞技术
工作理论水平低等等，都仅仅是外部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
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
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
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大女儿在她“后记”中提出的这
个问题，不正是当代最大的现实问题吗？然而，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不应当再让这
样的悖论困扰我们，阻挠我们前进了。这样的不幸对我们已经太多了！
根据我手头现在保存的材料，可以推断，这部文稿(笔记)不会晚于1984年年底
以前，通过30年代的一位老朋友之手，交到了北京一家出版社手里，这家出版社在
30年代的进步文化界享有盛誉。负责审读的编者读了以后，“深感作者知识渊博，
很有识见。也许是因为兄弟之间的探讨问题，直抒胸臆，不讳权威。……此文写于
那种不讲学术，不讲科学的时代，实乃不凡之作”。这个出版社的负责人也认为该
出版社“今后固然要力求系列，成套等等，但对于各色各种的单本儿的‘奇书’始
终要给予支持。……顾准之作，我想是属于‘奇书’之列的”。话虽如此，不久之
后，仍通过这位老朋友，无声地退给了我。我当然心里明白个中原委，也就默默地
接了过来。这已是1986年上半年的事。
1987年，我把重新用稿纸请人誊写过的，经过校正的这份笔记，送给上海的一
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和北京的那家有着同样光辉的历史和声誉，结果和在北京一
样，也认为很好，想出版，但仍退回了给我。不必问，原因我清楚。
1987年12月，一位年轻的朋友，在读了本书的原稿以后，主动地非常热忱地向
上海另一家出版社写信推荐这本书，他在信中写道：
“顾准同志，作为老一辈共产党员中的理论家，他所留下的文字虽然不多，但
是他深刻的思想所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启示却是很少人能与之相比的。他的理论贡
献是历史性的。他是在那些理论上最重要、同时又是最会混淆不清的地方，给我们
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若不是得益于他的学问，他的精辟见解，他的清晰明快的
语言，我们至今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还会在迷雾之中。”
这位青年同志很谦逊，他说：“我们没有能力来全面评价顾准同志在理论上的
贡献。在这里，我仅能从出版价值的角度，对顾准同志的这些文稿作一些评论。”
下面，摘录一些他的评论。
“《基督教、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是一个学透了西方文明史的学者对
西方文明史所做的简短又精辟的评述，西方文明的这一段历史引起了东方人最大的
好奇心，也最为东方人所难以理解。特别是从他对西方文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看到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别。现在，‘东西方文化比较’已
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这篇文章可谓是这方面的一篇杰作。
“在《希腊的僭主政治·跋》中，更有许多精辟的议论。他对斯巴达(Sparta)
体系的评论，反映的是这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一种冷静的思
考。这篇文章的最后写道：‘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
阶级手里的工具’，是反映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政治
的透彻思考。只有像顾准那样熟知东西方文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才会提出
如此精辟的见解。
“顾准同志的学识更反映在他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已决
定刊用， 正式出版前临时被抽掉。1981年5月上海《社会科学》并正式发表过。―
―作者注)这篇文章在学术界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已不必在此多说。要指出的是，
这篇文章给我们这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教益是前所未有的。
“《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文，反映了顾准同志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
成果。文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存在的矛盾和发展趋势都作了分析。
令人惊奇的是，在文化革命中，那样恶劣的研究环境里，他何以能产生出这些真知
灼见？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堪称高论。这似乎多少让我们
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就是因为聚集了一大
批像顾准这样明察秋毫、才华出众的人才”。
够了，引述得已经够多了。这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者在认真审读这部文稿以后，
反应也是十分积极的， 1988年6月，编者提出了以下意见：“全稿文字凝练晓畅，
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认为“作者忠于革命，热爱人民，他写的
文稿出于忧国忧民之心，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从观点到语言都不超出学术范围”，
因此可以出版。认为“作者竟能在文化革命万马齐喑的年代，冒天下之大不韪，提
出这一系列真知灼见，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令人钦佩”；云云。不久，文稿的出版
已成定局，是年8 月我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1988年年底、1989年年初校读了清样，
满以为不需多久，就可以看到样书。然而，谁能意料得到，1989年春，以众所周知
的原因，这本书终于未能面世。这一搁，整整三年过去了。
现在，历经艰辛，终于见到了天日。鲁迅在为《白莽作(孩儿塔)序》中曾经说
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更觉得寝
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些年来，我手里捏着的不仅是一团火，而是一团熊
熊烈火。现在，当我手里捧着这本装(巾贞)朴素的遗著，终于见到了先兄的遗墨，
因此而能得以流布，心里感到的欣慰是难以言喻的；先兄若地下有知，可能会稍稍
感到意外吧，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他为我写的这些“笔记”，居然还会出版。
既然结成集子出版，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我
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后选定的。曾经想采用《娜
拉出走以后》为书名，征求王元化同志的意见，他也认为还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
主义》好，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上体现了本书各篇蕴含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
认为：不仅如此，也可以认为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作者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
也不光是他一个人如此。不是吗，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不是都从“30－40年代的
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
热，宗教式的狂热”(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见本书，以下同)中走过来的吗？不是
都经历过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种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不是都需要从
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所不同的是，作者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
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
问题”，因而，早在20年以前就提出现在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
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
地对待客观实际”。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
题。它正在困惑着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革命的激情，而是“冷冰冰的解剖刀”；
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经验主义地解决现实问题。作者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向
我们表示将：“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作者从他自己的亲身
经历(这种经历应当是和作者同时代的人所共有――本文作者)“深深体会，斯巴达
体系(即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
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籍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
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
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作者还进一步极其尖锐和深刻
地认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和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
这样， 作者又把我们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来 。不过，正如作者在这里极为惋惜地
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
我们都是被革命的理想主义鼓舞着参加到改变现实世界的革命运动中来的，我
们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切，现实生活又向我们提出了许多过去从未想到
过的问题。显然，从革命导师那里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是用严肃
的科学态度，不带任何偏见，严峻地重新审视和剖析人类迄今为止、尤其是现代的
全部历史经验(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历史逻辑的对未来的规划。
这就是作者所以如此坚决地要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的根据，我认为。
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散文的时代。
1992年8月18日
猪猪手机书[leavan]搜集整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两代人的良师益友
――怀念顾准伯伯
徐 方
最近，收到友人寄来的《顾准日记》，一口气读了多半本，最后竟泪如雨下！
《日记》中的一些片断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接连几天夜不能寐。心里有种冲
动，要把这些事讲述出来。
说到跟顾准伯伯的交往，必然涉及到我母亲张纯音，她跟顾伯伯是非常要好的
朋友，我是通过她认识并了解顾的。本文所记述下来的这些，一部分是笔者的亲身
经历，一部分是母亲生前的回忆。
* * *
一.母亲与顾准伯伯的交往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
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一九六二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
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
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
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
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六二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
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
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
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
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
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
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母亲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
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
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
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
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
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
于是趁人不备，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接近
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
“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问：“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
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
些没钱吃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