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党制的议会政治的真正的意义，是两个都可以执政的政治集团，依靠各自的
政纲，在群众中间竞争取得选票。你仔细想想，这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做到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
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怎么办呢?不许一个政治集团把持政权，
有别的政治集团和它对峙，谁上台，以取得选票的多少为准。要做到这一点，当然
要有一个有关政党、选举的宪法，好使两个集团根据一套比赛规则(宪法、选举法)
变成球赛的两方，谁胜，谁“作庄”。
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 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
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
轮流作庄就是轮流当少数派。轮流着来，走马灯——螺旋就转得起来了。
甚至两个党政纲没有差别也是好的。大将军艾森豪威尔不仅没有成为皇帝，还
痛切地指出了美国有一种军界—工业界膨大的威胁。
当然，这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职业政治家的精神贵族。不过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像我们这个农民占80%的国家，不仅现在的政治家(不论他原是工人出身的) 是精神
贵族，科学家、工程师是精神贵族，中学教师还是精神贵族呢。要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是培养更多的贵族，“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了。
陈毅就说过，日内瓦会议时他受到了各国外长的特殊的尊敬，因为那些外长，只当
一任，下台就是平民，哪里有一个元帅的威风。那个发表了白皮书的艾奇逊现在在
当教授，费正清其实是基辛格的老师。美国工人子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多。唯其
多，美国现在倒有一种强烈的呼声：美国社会上有一些底层的集团，子女受不到足
够的教育，成不了科学技术日趋发达的社会中的有销路的劳动力。天天在反对精神
贵族的中国，那些贵族们下乡两年回来以后，他们的贵族气味打掉一点没有? 而现
在高叫的是落实政策，其实是照顾贵族。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又提不到议程
上来了。我们要的是进步，向后看齐实在是进不了步的。
十一、 官僚机构和代议政治
行政机关，亦即官僚机关当然是取消不了的。不过常务的行政机关应该稳定，
要换班只是政务官。
这一点其实已经无须解释了。行政事务本身是复杂的专门行业，政党所争论的
是政策问题。
其实，在政党政治下面，部长和司长、科长的关系也不是像现在那样的“领导”
关系。常务次长和司长干他们的日常性的专门性的行政工作，他们可以为这种政策
服务，也可以为那种政策服务。社会日趋复杂，国家机关不能没有，打烂 (其实是
取消)国家机器是办不到的。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能受到监督。
你别看清淡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
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
十二、 李自成、洪秀全和1957年
你说到李自成和洪秀全。何必设想他们如果胜利怎样呢? 朱元璋不是一个李自
成吗?农民造反，没有知识分子成不了事，而刘基、宋濂、牛金星、李岩这一类人，
除四书五经、廿四史而外，还能读到什么? 不按照老一套，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有效
的政权吗? 萧何是秦吏，西汉的法制全套照搬商鞅、李斯那一套，正因为如此，汉
武帝才做了第二秦始皇，拓疆千里。洪秀全已经沾到一点西方味儿了，可是他只搬
来了令中国士大夫十分厌恶的“天父天兄”，其他一切都是皇朝旧制。太平军中开
始还有点军事共产主义的味道，可是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纸空文。那种军用事共产
主义的东西，在朱元璋军中也有 (朱元璋“明教”起家，明教是波斯传来的袄教的
中国版)，当了皇帝以后，在史籍中把这一套涂抹得只剩下一点影子了。
所以“思想要靠灌输”，一点也不错。“枪杆子、笔杆子，靠这两杆子”，一
点也不错。
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
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十三、 补论：何以“人民直接统治”的民主是不可能的?
上面“当作家主”一节，对此论述未详，补加申论。
首先，历史上直接民主只存在于“城邦”中。现在没有城邦国家，都是民族国
家，而且，国家还在超越民族的界限，变得愈来愈大了 (注意西欧共同市场向西欧
邦联发展的趋势) 。你想一下，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国家，若不是苏联、
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
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
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
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还可以作一些理论的探讨。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一点不错。历史学家写社
会经济史的时候，也一定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
然而一部政治史，却永远是帝王将相、政治家、思想家的历史。理由何在? 列宁作
了最妥当的回答：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进一步发展列宁的命题，可以推论：陈胜、吴广代表了秦二世时农民造反的愿
望，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证明。但是，陈胜、吴广出来了，历史只能记载陈胜、
吴广的活动，不可能记载千千万万农民的活动。而且，事实上秦汉之际的历史，主
角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李斯、赵高。农民群众所扮演的角色是响应号召，
当兵，战死，其中极小部分有战功，封侯，当了小官小吏等等。结果，广大农民群
众的处境改善了些，活得下去了，但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并没有轮上他们。这不
仅在专制主义的中国是如此，在大革命以后的法国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也
是如此。哪一次和平的阶级斗争，其结果也莫不如此。
所以，问题的焦点，只好退一步。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
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
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
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
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
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
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
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
视，也要逐渐减轻它。
你还可以觉得政党、政派，无非是政客组成的集团，可以认为他们当主角的这
种民主，很不光彩，感到和“人民作主”这个原则不合，因此还是要直接民主。你
也可以认为，目前，人民教育水平不足，也许不幸只好如此。到共产主义时代，谁
都知识丰富，目光明澈，那就不会如此了。
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
和他谈政治， 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 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
(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
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
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
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
何况，现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
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
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
的人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
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
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 (例如航海、商业、手工
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 ，有
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
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
规律， 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 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
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
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
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197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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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民主与“终极目的”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
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
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
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 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
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
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
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
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 一
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
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
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
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
我批评。56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
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
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
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
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
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
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1917年它真的成为
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
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
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
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
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他只能为拿破
仑清道。但是，《93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1870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
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 而且，公社内部并
没有产出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1870
年以后又过了40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
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1793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
关的。1793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
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20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
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
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改，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
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
在，1917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
就是人道主义等等。1917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
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
题。
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 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
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31789年、 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
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
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
它曾经想扑灭1917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1870年以
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
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
国主义时期，在过霍布森(John Aileinson Hobson)(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
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 、维布伦(Veblen)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
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
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
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
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
入，1914年是1945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20
年中从60%上升到82%，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
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
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 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40%用于军备；军备竞赛
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
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 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
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
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
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
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
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
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
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
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
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
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
“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
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
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
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
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
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
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迄今的
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纷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
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
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
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1000年前的人
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
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 (按辩证法
说叫做矛盾) 。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
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
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
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
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
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
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
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
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
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
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
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1973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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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老子的“道”及其他
我代你的《老子笔记》 (注：《老子笔记》系陈敏之所作，征询其兄顾准的意
见，本篇为顾准的答复。《老子笔记》刊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
1期，有删节。)编了目，可是内容只匆匆忙忙读了一遍。肤浅的看法，你的笔记力
图有严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服务于你的重点的(据我看来，重点是五至十节)，这
个结构也很好地为你的重点服了务。你甚至写得有节奏，前四节像笛声悠扬开场，
第五节以后逐渐繁弦促管，“结语”是真正的高潮。
既如此，你笔底必定带有感情，事实上丰富的感情“溢于纸表”，那么怎么能
够说是干瘪呢？你说干瘪，是自称“无新意”。然而凡是涉及感情的，我看就无所
谓新意旧意。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
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
奉命文学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杨兴顺我看就是奉命文学，汪奠基也不免于
奉命文学，那时候的奉命文学是要给古代中国增添光辉，于是那些东西就不免把老
子所没有的硬给他添上；任继愈也誉之为唯物论——为什么不呢? 《矛盾论》不是
引了吗?现在要学法家，凡非属法家的一律罢黜，老子又怎能不是唯心论呢?
凡不是奉命文学，而是带有感情的，我看它必定带有新意。你的笔记，我看就
比杨、任之类要高。比如说，你的结论，他们哪一个人写得出来? 何况，感情这个
东西是万古常青，所以是万古常新的。
有缺点没有?有。已经说过，你的批判武器不犀利。
(一)唯物与唯心，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
恩格斯、列宁都十分强调唯物唯心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你探讨老子的“道”
究竟是什么，是循这条线索进行的。你也感觉到，人们判断老子学说的时候，今天
唯物，明天唯心，变化多端，难有准绳。虽然如此，你还在努力要以这个标准对老
子的“道”作一判断。你的判断的结论似乎是下列两条：
甲、“老子在竭力摆脱天神创世说神秘主义的影响，然而他的‘道’还是恍惚
的，不明确的，而且也还不免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乙、老子对自然界的本原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还不能肯定它的性质。……因
为他用的是一些不肯定的语气，如渊兮……湛兮……”
而我觉得这两条结论都难得站住脚。所以如此，是因为你用的武器不犀利，不
合适，你对此有所感，却不能断然放弃它。
我想略为详细地解析一下。
(二)天神创世说是《圣经》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放不进这个框框。另一方面，
老子的“道为天下母”，仍然可以解释为天神创世说，而且有道教为证。
1天神创世说， 是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猛烈抨击的对象。就西方
世界而论，中世纪以后，不仅创世说成为窒息科学的祸根，上千年的神权政治也必
须费极大力量加以消除。然而，中国古代事实上并没有天神创世之说，老子提出来
的“道”，显然也不是意在反对这种说法。中国上古有“拜天”性质的宗教，直到
现在北京还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朦胧的鬼神之说，其中的神，在很大程
度上是氏族、部族的远祖，所以有“神不飨非类”之说；有一种天或神支配人们命
运的迷信，所以孔子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荀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直到
韩非的皇帝至上、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害怕神谴的恐惧的学说，目
前正受到人们的大力赞扬。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全能上帝在七天
之内创造世界，他一直在支配人类的祸福，要求人们无条件加以崇拜的那种宗教思
想。至于对天的崇拜，或对鬼神的祭祀，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己命运无定的恐惧，
而不是对全能上帝、至善上帝的崇拜。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思想从这种恐惧与崇拜中解脱出来是比较早的。 (不是彻
底解脱。彻底解脱不仅古代不可能，甚至现代，我也看不出它的可能。) 范文澜对
此有所论证，见《中国通史》。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的发展》也可以参考。老子
的“道”，不是拜天教，不是鬼神崇拜，这是事实。它比殷代的占卜大大前进了。
然而这是春秋以来的总的思想倾向，老子并没有起先锋作用。——当然，系统的表
述是有的，不过他的系统表述，究竟对“天道观”向唯物方向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似乎难于评判。原因在于他的“道”，合理主义的成分固然有，神秘主义的成分似
乎更加多。如果说要起“积极作用”，确实荀子的作用要大得多。
2神秘成分， 你说到了很多，但是曾经熟读《南华真经》的你，何以对于老
子发展成为“老庄”一派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事实上老子的寂寥、渊湛、恍惚等等，恐怕确实给庄子开了路。
老庄一派的思想，在中国思想上的作用是怎么样也不能忽视的。它从“道”的
不可测，直接转向虚无思想。这条线索，从庄子、古乐府 (游国恩对古诗十九首和
乐府指出过其中人生无常的基本思想) 、魏晋玄谈一直下来，甚至佛教到中国来，
也完全改变了它在印度的思想内容， 改造成为老庄一派的虚无思想。 任继愈那本
《汉唐佛教思想》我没有读，偶然翻一两页，看其中对此论述得似乎很中肯。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
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
只好自称老纳(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
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
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
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
义的基本标帜——每一个都能够“自我实现” (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
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
社会上升进(bu4)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墨家。
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3老子对“道”作了各种诠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下面我也想说说我的理解。暂时只想指出，即使把恍惚、寂寥、渊湛等等放下
不谈，其中一条定义：“道为天下母”，就不妨把它定为神秘主义的，或者如你惯
用的，定为唯心的。
西方哲学中，譬如以你熟悉的黑格尔来说吧，“类”可以是同类的个别事物的
共性，然而可以把“类”规定得比个别事物要“高尚”、“高贵”。从这样一种思
想出发，就可以逐步走到，个别事物生灭无常，“类”却是永存的——不是从个别
事物中归纳出类概念，而是类概念产生出个别事物，从这里很容易走到绝对精神这
个结论上去。而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的上帝，无非是这种绝对精神而已。
这类体系，你不妨把他解释为天神创世说的哲学化，然而希腊人开头弄出这套
体系来的时候，他们的神却是神人同形的，所以这套思想体系其实是对多神的、神
人同形的宗教的批判。……
不扯远了吧，总之“道为天下母”，把“道”解释为规律，那就是规律产生天
下，不是从“天下”这个客观存在中去归纳出规律来，这还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
所以，唯心唯物，扑塑迷离。以此剖析一切，实在不够用。
(三)“在探索过程中，还不能肯定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