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第三卷第三十章自古和亲诮儒者（六之全）
第三十章自古和亲诮儒者（六之全）
宋朝的尚书省，实际沿袭的是原来的中书门下省，又被称为东府或者东省。但其职权，与中书门下仍有相当的不同。为了方便宰执们办公，它在绍圣年间，又经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与调整。因为改制后的诸部寺监，虽然名义上都隶属尚书省，但实际上却并不在禁中，而是在皇宫以外，各立衙门，故此修葺之后的尚书省，亦常被宋人称为“政事堂”。但真正的“政事堂”，其实却只是尚书省内的一座小院子而已。
这座小院子座落于禁中右掖门至文德门之间的横街的北面，它东边的建筑直到文德门钟楼为止，西边的建筑直到枢密院为止，也都属于尚书省，是尚书省诸房与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们办公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座小院子，是中书舍人院，算是归属于中书省的。政事堂的所在，便在尚书省建筑群的正中央。院子的正北，便是最狭义上的“政事堂”，一间朴实无华的单层木结构建筑，那是宰执们召开会议时才使用的地方，平时大门紧锁，除了每日洒扫的内侍，无人进去；东西两边，是两列厢房，也都不事纹饰，所有门窗柱壁，皆漆着深红色的红漆，让人感觉单调到乏味，全无半点美感可言。但这里，却正是主宰这个庞大的国家日常运转的地方。东厢房是当值的宰执日常办公的地方，此时则由韩维与范纯仁在此共同办公；西厢房是宰执们接见各级官员、外国使臣，以及谒见官员们休息等候的地方。这东、西厢房也同样是单层木结构建筑，整个政事堂内，唯一的高大建筑，是东厢房南边的水池旁那座三层高的藏书楼——这是如假包换的一座图书馆，尚书省已经有专门的机构分门别列整理、保存各种档案文书、图章典籍，所以，这座藏书楼里面，的都是大宋朝坊间能见到的各种经书、史书、文集，以及各家刊印的报纸……乃是专供宰执们空闲时读书浏览之用。即便完全不知道的人，只要走进政事堂，都可以猜到，这里完全是按着司马光的审美来设计的。只有在被这些简朴得毫无美感可言的建筑环绕的中间空地上，那些树木花草水池假山的布局，才稍稍体现了一点点宋朝的精致巧妙的园林艺术。
韩拖古烈是每次走进这座院子都要情不自禁皱一下眉头的人，他完全无法接受司马光的风格，可是，对于宋朝的那些园林匠人，他是打心眼里发出赞叹，如此逼仄的空间，如此令人望而生厌的建筑，经过这些匠人的点缀，竟然就能生出来一种幽雅怡人的气息！
在这方面，大辽的工匠们，实在相差太远。将来有一天，当自己致仕以后，韩拖古烈在心里面早已经想好，他一定要亲手设计一座真正的园林，就建在大辽的某个地方，让南朝所有的园林，都黯然失色。
这样的念头，即使这次他身负使命，甚而可以说有些忧心忡忡，但是，当他坐在西厢房内，抬眼望着窗外的景致，便抑制不住的，再次从心底浮了上来。
“韩林牙。”一位尚书省的令史走到门外，打断了韩拖古烈的思绪，欠身说道：“韩丞相与范枢使已经到了，请韩林牙移驾相见。”
韩拖古烈连忙起身，整了整衣冠，拱手说了声“劳驾”，出了房间，随着那令史朝北边的一间厢房走去。其实不用人来带路，他也知道韩维与范纯仁会在哪间房间等他，进了房间，与韩维、范纯仁见过礼，看了座，韩拖古烈不待二人发问，抬抬手，便先说道：“韩公、范公，拖古烈此来，是向二公辞行的！”
说到这里，他有意停顿了一眼，观察二人的表情，却见韩维正端着一盏茶送到嘴边，听到他的话，眼皮都没有动一下的继续喝着他的茶；范纯仁却关切的向前倾了倾身子，“哦”了一声，温声问道：“不知林牙决定何日启程？”
“在下想越快越好，便择于明日。”
“林牙有使命在身，吾等亦不便多留。”韩维轻轻的啜了一口茶，将茶盏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接过话来，慢条斯理的说道：“既是如此，吾等当禀明皇上，修国书一封，略致薄礼，聊谢北朝皇帝之情。”
“如此多谢二位相公。”韩拖古烈连忙抱拳谢过，又叹道：“只可惜未得再拜会大宋皇帝一次……”
“皇上此前便已经吩咐过，道林牙大概这数日间便要归国，辞行前不必再面辞，只盼林牙回国之后，仍能以两国通好为念，多多劝谏北朝皇帝，早日退兵，罢干戈，修和议，如此方是两国之福。所谓‘机不可失’，若是此番议和不成，下次再议和之时，恐将不再是今日乾坤！”
韩拖古烈听着韩维慢吞吞的说着这番语近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南朝如今大概也只有韩维适合说，他德高望重，年纪又足够老，是可以倚老卖老的，而韩拖古烈也可以假装不将他的话视为一种威胁。
但是，韩拖古烈却也知道，他想见宋朝皇帝最后一面的希望，已经破灭。而这个事实，也让他几乎肯定，南朝的议和，并无诚意。否则，若是南朝急于求和的话，赵煦就算再不愿意，也不会不见他。这个时候，韩拖古烈的心，仿若掉进了冰窟一般。
他失神的怔了一会，半是故意，半是自暴自弃，喃喃说道：“如此说来，坊间所传之事，竟是真的了！”
“坊间所传之事？”韩维与范纯仁都愣了一下，范纯仁问道：“不知林牙说的是何事？”
“事已至此，二公又何必再欺瞒？！”韩拖古烈突然拉高了声音，几乎是质问的说道：“汴京便是三岁小儿，如今都在传南朝并无议和之诚意，乃是假议和！二公难道真不知情么？”
但也在韩拖古烈的意料当中，韩维与范纯仁听到他的质问，连眼睛都不曾眨得一下，二人只是对视一眼，哑然失笑。
“林牙说笑了。”范纯仁轻轻摇了摇头，道：“这等市井谣言，本就不足为信。我大宋是诚心诚意希望两朝能恢复通好之谊，平息刀兵之祸。范某只盼林牙这番话，不是因为北朝没有议和的诚意，便来反打一耙。”
尽管这些反应，全在韩拖古烈的预料之内，可是不知为何，韩拖古烈依然感觉到嘴角凄苦，他望望韩维，望望范纯仁，良久，才叹了口气，道：“韩公、范公！果然再无转寰之机么了？”
“林牙言重了。”韩维回视着韩拖古烈，缓缓说道：“虽然林牙不肯见信，不过——倘若北朝真有诚意，肯接受我大宋的条款，老朽亦敢向林牙保证，我大宋绝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
范纯仁也点点头，说道：“然某亦不瞒林牙，如今的条款，已是最后的条件。我大宋亦已无法再退步！”
“二公，若贵国果有诚意，现今条款，只须改一个字——由南朝赎回被掳河北百姓——拖古烈敢保证，赎金不超过二十万贯！此于南朝，不过九千一毛。于我大辽，亦可安抚将士之心……”
“林牙，大辽要以此二十万贯赎金抚将士之心，未知我大宋要以何物来抚将士之心？”范纯仁打断韩拖古烈，反问道。
“兵凶战危，两军交战，胜负难料。韩公、范公，莫要忘记，如今战场之上，还是我大辽据着胜券。况且，若和议不成，我大辽铁骑今岁虽然退回国内，日后却不免边祸未已！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贯？邀虚名而招实祸，窃以为恐非智者所为。当年大宋真宗皇帝之时，两朝本已早立盟约，此后百年之间，两国皆再无刀兵之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平心而论，这是于两国社稷、百姓皆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辽宋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此理不言自明，二公不会不知。拖古烈亦曾久在南朝，虽知南朝有轻狂之士，颇以岁币为嫌，然于士林之间，亦曾闻得些真知灼见——我大辽自与南朝开放互市，敝国之中，无论贵贱，皆爱南朝器物精美，南朝每岁河北沿边关税之收入，便何止十万贯？而敝国为了满足与南朝之互市，牛马羊群，尽入河北，仍不能止，不得不使百姓采参药于深山，摘东珠于渤海——纵是如此，犹不能偿。我大辽每岁于两国互市之上，屡屡亏空，而自熙宁以来，又有取消岁币之盟，如此则大辽日穷而大宋日富。此虽中智以下，知其中必有不堪者。是故司马陈王执政之时，又立新约，以全大宋之仁，大辽之义。故斯时两国太平无事，全因司马陈王深谋远虑、宅心仁厚，其德泽亦被于大辽。此番两国交恶，亦是由贵国君臣惑于一二轻狂之士，而招致边衅，未可一味归罪我大辽背盟。然如今事已如此，过往之事，深究无益，拖古烈所不解者，是二公又何惜这区区二十万缗铜钱，而不顾千万将士之命？在下听闻，当年贵国王韶开熙河，半年有奇，所耗缗钱便超过七百万贯！王韶之开熙河，又如何能与今日之河北相比？今日二公惜此区区二十万贯，恐他日付出二千万贯，亦难止战祸！非是拖古烈出言不逊，然则若今日盟约不成，河北之胜负休去说它，只恐此后数十年间，贵国西北边郡，难有一日之宁！”
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辑，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是司马光晚年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个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理念上，他们的确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这坚信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
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挚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挚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这也是可以理解之事。韩拖古烈再如何了解宋朝，他到底不可能知道宋朝确切的军费开支与国库积蓄。旧党并非是不想让大宋朝如汉唐一样，有着辽阔的版图与强大的军力，事实上，熙宁、绍圣年间的旧党，年纪大一点的，正是当年支撑着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的那些官员。这些人只不过是比一般新进的官员更加了解战争的困难，而在某些选择之上更加现实而已。
但倘若现实并不需要他们做抉择的话，那么战争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选项。
更何况，范纯仁本身就是旧党诸领袖中，立场最温和者。这个“温和”，当然不是对辽国，而是对新党与石党。他与石越原本就是有极好的私交，对石越也十分信任，在这个时候，只要石越不同意议和，范纯仁断不至于做出釜底抽薪的事来。
韩拖古烈失望而归，回到都亭驿，又有下人来报，称吕大防也婉拒了他求见的请求。
这时候他终于不再怀报幻想，着人将早已写好的辞行表送至礼部，讨了国书，即吩咐韩敌猎与萧继忠并一众随行，收拾行装。宋廷果然也并不慰留，当日皇帝赵煦便颁了敕令，赏赐韩拖古烈一行，又有两府各部寺官员来辞别，并安排了护送的文武官员与军队。
韩拖古烈暗中计算时日，知道耶律信早晚间就要停止和议，重启战端，眼下宋廷虽然待之以礼，但一旦战事重开，那就祸福难料，保不定便会被宋人扣留，当下也不敢再多停，次日便在数百名天武军的护送下，离了汴京。
韩拖古烈虽然一心想要兼程北归，奈何出了汴京，还是宋人的地盘。护送他们一行的宋将，是天武二军的一个指挥使，唤作郑夷中，官阶不高，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可是为人却不太好相处，绍圣中宋军马匹渐多，天武二军虽是步军，却也配有不少战马，这郑夷中部下五百余众，便个个有马，但他却仍按着步军的速度，每日算着时间，最多走六十里。超过六十里，无论韩拖古烈如何好说歹说，他都多一步也不肯再走。有时候更是托言种种变故，一天下来，连二十里都走不到。韩拖古烈心里着急，想要悄悄贿赂郑夷中，但他却不知道，这郑夷中早就受了陈元凤的嘱托，哪敢违命？离京之前，陈元凤便警告过他，限期到达大名府，只许晚，不许早，早一个时辰到，便要郑夷中项上人头。金银再好，终不如自己的脑袋好。
郑夷中那里既说不通，韩拖古烈也无可奈何，只得外示从容，随着宋军缓缓而行。如此非止一日，转眼之间，便到了九月，而韩拖古烈竟然还没到大名府。一路之上，各是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传闻辽主知道宋廷终无和意，大怒之下，已经中止和议，深冀一带，已经重燃战火。据说韩宝率军屡次进犯冀州与永静军，向宋军挑战，但王厚始终坚守不出，绝不应战。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称宋帝下诏征发京师禁军，除调集了包括宣武二军、骁骑军在内的步骑两万五千余人的禁军，又在京师、河北诸镇及逃难百姓之中，征募精擅武艺的勇壮男子两万余人组成一军，并尽数征调朱仙镇讲武学堂之学员充入军中担任武官，赐名“横塞军”，拜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王襄为主将——如此一共征发了步骑近五万人马，组成“南面行营”，又拜熙宁朝宿将、王襄之父王光祖为南面行营都总管，以李舜举为宣抚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随军北上，大举增援石越！
这个消息传到韩拖古烈耳中，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这王光祖本是仁宗朝名将“王铁鞭”王珪之子，将门出身，能征善战，颇有勇略，熙宁初年也曾在河北做过边臣，其时为了一点小纠纷，萧禧率数万大军压境，而王光祖看穿了萧禧只是虚张声势，竟遣他的儿子王襄，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单骑赴会，说退萧禧。此事令萧禧印象十分深刻，曾多次与韩拖古烈言及。但王光祖与王襄都有些时运不济，王光祖做过多任边臣，虽然治军有方，却也没能立下多少了不起的战功，每逢大战，他总是差阳错的错过，如熙宁西讨之时，他在广西路；西南夷之乱时，他又调任河东路……最后还因为在黔州路当知州时，对治下夷人过于残暴，受到弹劾罢官，绍圣之后，便调任三衙，并在朱仙镇兼个教官，清闲度日，据说如今已是六十好几。而王襄自当年与萧禧一会之后，二十多年间，皆默默无名，只是在禁中安分守己的做侍卫，偶尔出外，担任过几次“走马承受”的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出去的耳目之臣，中规中矩，积功积劳，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做到天武一军的副将，究竟有多少统兵之能，便是韩拖古烈这个“大宋通”，亦不得而知，只怕这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两朝皇帝的亲信武臣。倒是王襄的幼弟王禀，韩拖古烈数年前还见过一面，弓马出众，颇有当年萧忽古之风，只是当时年纪甚小，掐指算来，如今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官爵未显，世人也未知其名，却不知此番是否也随父兄出征。
故此这赵煦以王光祖为帅、王襄为将，韩拖古烈实是有些讶异的。如今南朝有名的将领不少，如王光祖父子，虽说二十年前还算颇具声名，可若非韩拖古烈曾格外留意，大概如今也已经要算是籍籍无名之辈了。但他也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放心，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石越与王厚便越好统制，南朝在河北又多出近五万兵马，于大辽可算不得一个好消息。
韩拖古烈却哪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赵煦在一心简拔亲信而已。此番随这近五万人马北上的，除了李舜举，还有陈元凤！李舜举的“提举一行事务”，是位在诸总管之上要职；而陈元凤本就身兼宣抚判官之职，二人既在军中，这王光祖，其实也就是拱手而已。赵煦有心要将这只大军交给李舜举统率，然如今宋军既废监军之名，又不便公然以内侍掌兵，做为权宜之计，赵煦只好费点周折，以塞两府门下之口。这只大军，石越虽指挥得动，可是却绝对轮不到王厚来手。
不过这也须怪不得赵煦，他采纳陈元凤的献策，派出这支大军之后，京师兵力已经空虚之极，除了班直侍卫之外，便只有捧日与天武两军，勉强可以守一守东京城，连西京洛阳，都已经是一座空城。他既倾京师之兵欲谋求与辽人决战，自然不能不让亲信之臣来掌兵。而陈元凤在得知深冀重燃战火后，撺掇小皇帝增兵，也不可能是为了石越与王厚打算。他这是一石二鸟之计，一则迎合赵煦的心思，催促石越与王厚进兵决战——与辽人议和之事决裂之后，宋朝东京与之间信使往来，赵煦急欲石越速战速胜，他满心想的是要趁此良机，与辽人决战，歼灭契丹主力，进而收复燕云，而石越却总是拖拖拉拉，不断借口兵力不足，难保必胜，不肯下令决战——故此这次陈元凤献策赵煦再派出这近五万大军，便是为了塞石越之口，迫他进取；再则这近五万大军，陈元凤亦当成是他最大的本钱。他知道自己以目前的资历，很难长久的留在汴京中枢，他也须要建功立业，也要积攒资历，也希望能出将入相，让天下人无话可说……总之，凡是石越做得到的，他陈元凤没有理由做不到！而他要做到这一切的话，他就需要牢牢掌握着南面行营的这近五万人马！尽管李舜举是个阻碍，但这也是为了取信皇帝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这些内情，韩拖古烈自然是不可能知道。他所能知道到的，是宋廷一定还在为是否要扣留他们这一行人而犹豫，甚而很可能发生争吵，所以，宋人才既没有立即扣留他们，也不肯让他们尽快返回——事实上，除了韩拖古烈以外，辽国使团中的每个人，都清楚他们正面临着什么样的处境。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惴惴难安，谁也不知道自己一觉醒来，将会遭受什么样的待遇……但在使团之内，人人都心照不宣的忌讳公开谈及此事。看到韩拖古烈镇定自若的样子，自副使韩敌猎以下，直至普通的士卒、仆从，都不愿意或者不敢显露自己的怯懦。
尽管在韩敌猎与萧继忠面前，韩拖古烈总是信誓旦旦、信心满满的宣称宋人绝对不会扣押他们做为人质。可是，在内心的深处，韩拖古烈却也并不如他嘴上说的那样有信心。他一方面的确相信石越会确保他平安回到辽主跟前，但另一方面，鉴于大辽至今还扣押着朴彦成等宋朝使馆的文武官员，他们被扣留为质的可能仍然相当大。
他们的命运，可能就决定于石越的一念之间。但一切都要等他们到了大名府，才会知道答案。
最新第三卷第三十一章与昔一何殊勇怯（一之上）
第三十一章与昔一何殊勇怯（一之上）
北京，大名府。
“胡马嘶风，汉旗翻雪，彤云又吐，一竿残照。古木连空，乱山……”宣抚使司溪园花厅之内，一个歌姬端坐下首，轻弹琵琶，和声清唱，坐在厅内喝茶的宣抚使司一干谟臣武将，似是对这曲《青门饮》的歌词都感觉到陌生，有人低头细品着词中的悲凉深厚，有人悄悄侧过头去，向同席的同僚打听这曲子词的作者，然而被问到的人都是轻轻摇头，同样也不知道这首词的来历。
莫非是这歌姬自作？瞅见着众人都不知作者是何人，已经有人在心里犯起了嘀咕。有宋一朝，曲子词极甚，风尘之中亦有佳词，倒也并不足为奇。在座的虽然多有饱学之士，可坊间词曲之多，学问再大的人也难以尽知，一阙好词流行不过三五日，便有新曲新词取而代之亦是家常便饭，只怕便是苏子瞻在此，亦不敢说他听遍了天下的佳词。故此众人倒也并不会因此觉得羞愧，眼见座中无人知晓作者，听见那歌姬一曲唱罢，与游师雄坐在一起的参议官折可适已经开口询问：“叶三小娘子，未知这曲《青门饮》，竟是何人所作？”
那歌姬盈盈一礼，轻启朱唇，正待回答，却听花厅外面，传来一阵笑声，有人朗声接道：“折将军，这是熙宁朝的状元公，尚书省左司员外郎时公邦彦的得意之作……”
听到这个声音，折可适的脸色微微一变，却见众人纷纷起身，他也连忙整了整衣冠，起身相迎。那个歌姬好奇的望向门外，不知这个一语道破的来人是谁，却早有管事的下人过来，轻轻招呼她退出花厅之内。
声音落下，最先走进花厅的，是宣抚使司的主管机宜文字范翔，紧跟在他身后的，赫然是辽国北面都林牙韩拖古烈，而在韩拖古烈身后的，则是遂侯韩敌猎。
韩拖古烈原本就在宋朝交游甚广，此番出使，南来之时，大名府众人也都曾见过他与韩敌猎，对二人并不陌生。这时见着二人，各自行礼，让了客位与二人坐了，范翔却坐在二人旁边相陪，一面笑道：“韩林牙说得丝毫不差，这词正是时邦彦昨岁所作。时邦彦虽然是状元公，诗词亦颇佳，可惜却不如何受歌女青睐，便在汴京，亦甚少有歌女唱他的曲子词，诸位不知，亦不足为奇。只是不想竟能在北京听到这曲《青门饮》，更让在下意外的是，韩林牙竟渊博至此，连这等小事，都如此熟悉！”
就在几个月之前，范翔还在尚书省做右司员外郎，与时彦熟得不能再熟。他既然如此说，那这词便确是时彦时邦彦所作无疑了。只是谁也不曾想到，这韩拖古烈竟然对宋朝如此了解，纵是对手，众人也都忍不住要纷纷赞叹。
只有折可适与游师雄二人，只是端着茶盏，低头喝茶，并不言语。那范翔是个极风趣的人，顺着这个话题，随口又说了几件时彦的趣闻佚事，引得众人皆掩口低笑。因这厅内宋朝文武官员，便以折可适与游师雄官职最高，说完笑话，他又正式向韩拖古烈介绍二人，韩拖古烈与二人都有数面之缘，却谈不上深交，这时又叙了一回旧，折、游二人只不过随口应承，不料韩拖古烈说二人的事情来，却是如数家珍，便是相识多年的至交好友，恐亦不过如是。
三人聊得一阵，竟是颇有倾盖如故之感，一时间谈笑甚欢。尤其是折可适，说了一会，干脆将座位移至韩拖古烈旁边，反将范翔挤到一旁。座中凡有宋朝官员提及和战之事，不用韩拖古烈回答，折可适都替他挡了架。
如此直闲谈了小半个时辰，折可适才略显倦意，便朝韩拖古烈告了个罪，离席更衣。
他方出了花厅，却不知何时，范翔竟然也溜了出来，便在花厅旁边的长廊上等他，见着折可适过来，范翔远远笑道：“恭喜大祭酒交了个好朋友。”
折可适淡淡一笑，不理会他揶揄，径直走到他跟前，问道：“丞相还是不曾拿定主意么？”
范翔摇了摇头，笑着问道：“未知折将军之意又是如何？”
折可适却不回答，反问道：“仲麟以为呢？当留？当放？”
范翔轻笑一声，道：“似韩拖古烈这等人物，可惜不能为我大宋所用！”
“仲麟是说要招降他么？”折可适也笑了起来，但立即又摇摇头，道：“可惜此事绝无可能。”
“下官也知道。”范翔若有所失的笑了笑，旋又说道：“不过，既是如此，下官有个不情之请，要拜托折将军。”
折可适惊讶的看了范翔一眼，他这时候才知道范翔专程在这儿等他的原因，因笑道：“仲麟说笑了，你是子明丞相最信任的人，主管机宜文字，倒有事要来拜托我这个闲人？”
“折将军这话却是见外了，哪些事情该听谁信谁的，丞相心里面可分得清清楚楚。如今宣台之内，谁不知道折将军是丞相最信任的谟臣呢？”范翔说到这儿，不待折可适再说什么，又继续说道：“如今这事，下官或许不当多言。然此事亦关系重大——我知道折将军此刻正是要去见丞相，故特意在此相候，只盼将军见着丞相之时，若丞相问及韩拖古烈去留之事，能劝丞相扣留他们……”
“这又是为何？”折可适更加讶异，但他见范翔越说越严肃，最后已是十分慎重，全不像开玩笑的样子，他也变得认真起来，又说道：“此事关系重大，仲麟需告诉我原由，我方能答复你。”
范翔抬头望着折可适，仿佛想从他的眼神中知道他是不是在说假话，过了一小会儿，才轻轻叹了口气，压低了声音，道：“将军不知道朝廷是想要丞相扣留韩拖古烈么？”
听到这话，折可适大吃一惊，问道：“莫非朝廷已颁诏旨？”
“这倒不曾。”见范翔摇了摇头，折可适一颗心却又放回肚子里，却听范翔又说道：“只是……”他欲言又止，一时却也是的确不知道从何说起。这十几日间的公文往来，朝廷旨意的字里行间，表面虽然说是交由石越定夺，但是范翔仍能感受到背后的压力。至少，他可以肯定，小皇帝是希望石越能扣留韩拖古烈一行的。然而，这些事情，他又实在不便向折可适说明。
范翔自觉受石越知遇之恩，对石越纵然不能用“忠心耿耿”四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个词，实是并不太适合用来形容大宋朝的士大夫们——然他视石越为师长，颇存尊敬爱戴之心，这却是毫无疑问的。何况在政治上，他更一向以石党自居，与新旧两党在心里面就存了门户之别。而这次石越宣抚三路，特意召他主管机宜文字，同样也是信任有加。投桃报李，范翔自也不免事事都站在石越的立场，为他来考虑利害得失。他官职虽然不高，可是却一直身处中枢机要，位轻而权重，对于朝中最上层的许多利害关系，也因此看得更加分明。站在一个“石党”的立场，范翔心里面是希望石越与“石党”能继续得势，主导朝政的，这于他，也是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他眼见着亲政之后的小皇帝一天天有主见，意图自己来主导朝政，大展身手的小皇帝，与先朝留下的老臣们，原本就有天然的矛盾，这弥补这个矛盾本就是十分不易——自秦汉以来，就极少有皇帝会真正的信任先朝做过宰执的臣子，一朝天子一朝臣，石越是先高宗皇帝一手拔擢的，所以无论他当年如何受到猜忌，但是打压归打压，重用归重用，在高宗皇帝心里，那总归是自己的大臣。可于现在的小皇帝赵煦，无论表面上关系如何的好，包括石越在内，现今的宰执重臣，那也是他父亲、他祖母的大臣。范翔心里面也清楚，指望着小皇帝如何亲近、信任石越，那是神仙也做不到的事。但是，只要不激化矛盾，维持着君臣之间的和睦，因为石越身上还有“遗诏辅政之臣”这样的头衔，小皇帝想要摆脱掉石越他们这些元老重臣，也很困难。毕竟，在大宋朝，外朝的势力空前强大，不是说皇帝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
然而，范翔心里的这种期望，并不会顺理成章的实现。
身为宣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他比旁人更能了解、感觉得到皇帝与宣台之间的那种隐隐的矛盾。自和议破裂之后，小皇帝愈发想要进兵与辽人决战，而石越却就是下令王厚按兵不动；皇帝给河北派出了五万援军，却安排了个李舜举来做提举一行事务，陈元凤更是等同于监军——石越如今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别说是范翔，宣台之内，每一个谟臣都看得出来，若是再不下令王厚进兵决战，皇帝心里面，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了。李舜举、陈元凤的这五万人马，说是援军，可是真的只是如此么？
现今宣台之内，此前力主持重的众谟臣，不是改变口风，转而劝石越下令决战；就是缄口不言，或持两可之说。唯一还坚持前见的，便只剩下折可适一人。
兵戎之事，范翔不敢妄进谏言，可是如今这韩拖古烈的放留，在范翔看来，算是无关大局的小事。皇帝既然流露出想要扣留韩拖古烈一行的意思，那么石越希旨行事，让皇帝高兴一下，那也是缓和君臣关系的办法。可是不知为何，范翔却隐隐觉得石越竟有要放韩拖古烈归国之意，他自知自己劝谏，石越必然不听；而他心里觉得能劝动石越的人，潘照临不在大名府，陈良早已功成身退，唐康远在王厚军中……这些个“自己人”皆不在跟前。如今宣台之内，石越最为信任，倚为谋主的，便是眼前的折可适。
而折可适再如何说，也是个武人，在范翔心里，他连“石党”都算不上，更不用说是说这些心腹之事。
他吱唔了好一会，才终于又字斟句酌地说道：“只是下官听到一些传闻，有人上本，请皇上扣留韩拖古烈一行为质，皇上将这奏状给御前会议看了，或称当放，或谓当留，是韩丞相与范枢使坚持，皇上才勉强同意，待韩氏一行至大名府后，再由石丞相定夺。此后皇上又数度遣使询问丞相之意，下官又听闻南面行营中，有人公然宣称当斩韩拖古烈人头祭旗云云……此等话语，恐非军将所敢妄言。韩氏放留，下官以为其实无关紧要，如见宣台之决策，常与皇上之见相左，虽说做臣子的，自当以忠直侍君，可若若事事如此，以唐太宗之明，亦不免有怒魏征之时。以下官之见，这些小事上面，不若稍顺皇上之意……”
“仲麟用心良苦。”折可适微微笑道，“不过你大可放心，当今皇上，现时虽不见得有唐太宗那般英明，可也不逊于汉之昭、明，到底是个英明天子。况且朝中两府诸公，皆是当世贤者，纵有奸佞，亦无由得进，仲麟似不必过虑。如今我既在宣司参赞军事，丞相待我以诚，推心置腹，我亦不敢不以忠直相报。仲麟的担忧，我会转告丞相，我自己的计较，亦当坦然相告，至于如何决断，以丞相之英明，你我皆不必杞人忧天。”
范翔听到折可适如此回答，心中虽然大感失望，但他知道折可适为人甚是爽直，既与自己如此说了，那么再多说亦是无益，当下只好抱拳谢过。
折可适辞过范翔，他知道此时石越必在宣台后院的书房之内，便径往后院而去。到了后院，却见楼烦侯呼延忠一身便装，守在院门旁边，却是与石鉴在一张石桌上面下着棋，二人见折可适过来，连忙起身见礼，石鉴朝着他行了一礼，笑道：“折祭酒如何来了？丞相正在与吴子云说话哩。待我去与祭酒通传。”
折可适忙谢了，目送着石鉴进院子，回过头瞥了一眼石桌上的棋局，才朝呼延忠笑道：“楼烦侯，这一局，你却是要输了。”
呼延忠与折可适却是世交，笑着摇了摇头，叹了口气，道：“莫看他出身低，要赢他不容易。剑术、弓弩、枪棍、拳脚，样样输给他，几日间，统共已输了一百多贯了，除了骑术赢了一场，连下棋都下不过他。我军中有几个相扑好手，京师中都有名气的，昨日和他比了三场，连输三场。也不知他从哪里学来了，问他师傅，总是不说，只是笑着说‘杂学甚广’这等鸟话。我以前听老田说过，他教过石鉴，还有兵部的司马侍郎也教过他。可老田和我半斤八两，云阳侯看他个文绉绉的书生样，果真好武艺？我却是不信的。以前在汴京时，可从未听过……”
“你这是以貌取人了，若真要较量起来，你和阳信侯联手，只恐亦非云阳侯敌手。”折可适笑道：“你输给云阳侯的徒弟，倒不算太冤。”
“果真有这等厉害？”呼延忠仍是将信将疑。
折可适未及回答，便听院子里面石鉴已经抢着回道：“楼烦侯，你莫要不信，日后见着阳信侯，你自去问他，他却是见识过的。”一面说着，他一面出了院子来，见着折可适，笑着说道：“折祭酒，丞相请你进去。”
折可适又谢过石鉴，辞了二人，走进院中。这后院却是很小，顺着走廊，绕过一座假山，便到了石越的书房之外。守在书房外面的，是石鉴亲自从呼延忠的班直侍卫中挑出来四个侍卫，见着折可适过来，一人过来，示意他止步，折可适忙停下来，解下腰间的佩剑，交予侍卫收了，方有人至书房外禀报，他听见石越在里面说了声什么，待了一小会，便见吴从龙自房出来，二人见着，只是互相额首致意，一个侍卫已在折可适旁边说道：“折将军，丞相有请。”他连忙整了整衣衫，快步走进书房。
进到房中，才行了个半礼，便听石越笑道：“遵正可见着韩拖古烈了？”
“已经见过。”折可适行完礼，方回道：“真人杰也。”
“确是如此。博闻强识，观及毫末之微，而不失器局宏大。”石越含笑望着折可适，道：“如此人材，要放归契丹，亦难怪众人都担心其日后不免将成我心腹之患。”
“下官却以为无妨。”
“哦？遵正有何高见？”
“不敢。”折可适连忙朝石越欠了欠身，方继续说道：“只是下官以为，大宋渐强而契丹渐衰，乃是天命。纵起萧佑丹于地下，复掌契丹，亦不能变此大势。区区一拖古烈，又有何为？软禁此人，徒失我大国风范，致万邦所笑，更落契丹口实。”
“然辽人亦曾扣押朴彦成。”
“难道我大宋不曾扣押辽国使馆众人么？韩拖古烈乃是来我大宋吊丧致哀者，凡圣人治平天下，皆以孝为先。朝廷或者不要纳辽使，他既然来了，若竟扣押辽国致哀使者，将何以表率天下？更贻后世之讥。休说是一个拖古烈，便是辽主亲至，亦当礼送出境，再决胜负！”
石越听着不由笑了起来，“遵正，此非兵家之言。”
折可适却正色欠身一礼，道：“回丞相，下官学的是儒家圣学。”
石越笑道：“儒家亦知兵么？”
“丞相博学，难道不知吴起亦曾是曾子、子夏的学生么？”
石越一时被他难住，不知如何回答，却听折可适又说道：“用兵亦分正道、诡道。当行诡道时，不得拘泥于正道；然当行正道时，亦不可行诡道。自古只知权谋诡变之术者，亦难成大事业。况且使韩拖古烈归国，于我大宋，下官以为亦是利大于害。”
“这又是何道理？”
“丞相岂有不知之理？”折可适道：“韩拖古烈虽然对我朝知之颇深，却也于我大宋并无敌意。因其知之深，故而更知敬畏。下官以为，朝廷若有志一举翦灭契丹，吞并塞北，则韩拖古烈不可遣。若其不然，则当遣之。使韩拖古烈在契丹，日后两国通好，方可希冀。否则，契丹不亡，边祸不止。”
他这番话说出来，石越默然良久，才叹了口气，问道：“遵正以为契丹可灭否？”
“下官未知丞相以为是古之匈奴、突厥强，还是今之契丹强？”
“自是契丹强。”
“下官亦以为如是。”折可适点点头，侃侃而谈：“契丹之强于匈奴、突厥者有二，契丹无部族争立之祸，而兼得耕牧两族之利。自古胡狄易除，盖因胡狄之属，莫不乘中国衰败之机而兴，凡中国强盛，则其自败。若契丹是匈奴、突厥，以我大宋中兴之盛，当逐北千里，斩其名王，封狼居胥，非如此不得谓成功。然下官以为，契丹却不得以胡狄视之，而当以大国视之。自古以来，要攻灭如契丹这样的大国，又正逢其鼎盛之时，非有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大战，绝难成功。”
“朝廷若欲攻灭契丹，亦下官所乐见。然下官以为，每场战争，朝廷上下，只能有一个目标。否则，便容易进退失据，举止纷扰。以今日之事而言，我大宋与契丹战争之目的，只是将契丹赶出国家，并伺机歼灭南侵的辽军，让辽人从此数十年间，只要听说‘河北’二字，便忆起今日之疼，再不敢存南犯之心！便是收复燕云，此时亦不必去想；至于攻灭契丹，更不必提。便果有此等志向，亦待做完了眼下之事，再去想下一步未迟。大饼须一个一个的吃。眼下我们尚只是看得见第一个饼，饼都不曾咬到嘴里，吞进肚中，便老老实实想着如何吃完这个饼再说。无论旁人如何想，丞相万不能一时想着驱除辽人便可，一时想着还要收复燕云，一时又想着要攻灭契丹，如此患得患失，实是用兵之大忌。”
“大饼须一个一个吃。”石越低声重复着折可适的话，叹道：“知我者，遵正也。”他在房中踱了几步，手里拿着一柄如意，轻轻在左手掌心不停的击打着，过了好一会儿，才又说道：“如此，吾意已决。”
“只是……”折可适想起自己对范翔的许诺，又说道：“下官听说朝廷之意……”
他正待将范翔的担忧转告石越，不料才说了这么一句，便已被石越打断，“是范仲麟罢？他连你那也游说过了？”
折可适偷偷看了一眼石越的脸色，见他并无恼怒之意，才笑着说道：“范仲麟所虑，亦并非全无道理。朝廷之欲，亦不能不考量。自古以来，皆是要内外相和，大军才能打胜仗。”
石越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折可适，忽然笑道：“遵正，你以为如今我军已然稳胜券了么？”
“那却未必！”问起军事上的事，折可适立即敛容回道：“下官一直以为，而今宋辽两军，在河北实不过半斤八两。我大宋占着天时，辽人占着地利，至于人和，那是一半一半。辽人固然进退两难，可是我大宋稍有不慎，同样可能满盘皆输。”
“遵正说得不错。形势上如今我军的确已渐渐有利，然而打仗不是说形势有利便一定可以获胜的。”石越点了点头，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如今便有不少人，见我大军会师，军容颇盛，辽人已是进攻乏力，便以为局面鼎定，迫不及待要弹冠相庆了。他们关心的是报捷的时间，高谈阔论的，是如何出辽国，收复幽蓟，甚而攻灭契丹，混一南北！”
“士心民心乐观一点，未必全是坏事。然而在这宣抚使司之内，本相却仍是战战兢兢，生怕犯下半点错误。大错铸成，到时候再去悔叹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便已经晚了。”石越言辞说得宽容大度，语气中却已经带上了讥讽，“非是本相不想去面面俱到，然所谓‘国之大事，在戎在祀’，旁事和光同尘，亦无大要紧。这兵戎之事，我便是殚心竭智，亦不敢说万全。便是古之名将，如白起、乐毅辈，若他们打仗之时，还要想着顾着朝廷中各色人等的喜好，只恐亦难全其功业。更何况论及知兵善战，我只怕未能及其万一。方才遵正说得好，饼须得一个一个的吃。这其中道理是一样的，以我的才智，如今亦只能顾着一面。顾好了这一面，我便算问心无愧，死后亦有面目去见高宗皇帝与太皇太后。至于其它的，只好顺其自然。”
以石越此时的身份，说出这样的话来，其实已经是形同发牢骚了。折可适自小从戎，其时宋朝武将，大多都要受制于地方文臣，这世上，通情达理的上司，总是要少于求全责备的上司，折家虽然几乎是一镇诸侯，代代世袭，然而同样也免不了要受许多这样的气，或是监军，或是钦差，或是诸路长官……而他所见的，所听闻的，就不免更多。故此，石越的牢骚，事有大小，官有高低，然而境遇却其实是相同的。他听到耳里，不免亦心有戚戚焉。
只是二人毕竟身份悬殊，折可适既不好说什么，却又不能什么也不说，只好干笑几声，在旁边说道：“丞相过谦了。以下官看来，如今我大宋君明臣贤，便犹昔之燕昭与乐毅。实是下官等多虑了，朝廷委丞相以专阃，举天下之兵付之，军国之事，无不听从，大事无不成之理！”
“是么？”石越又看了一眼折可适，忽然嘿嘿冷笑了几声，道：“倘若我是乐毅，却未知谁又是骑劫？”
这一下，折可适却是也再不敢接口，也不知道该如何说，只是尴尬的站在那儿，却听石越又哈哈笑道：“遵正休要为难，本相不过顽笑而已。便算真的有骑劫，我大宋亦非燕国，我也没有赵国好投，只能学诸葛武侯，死而后已。”
折可适连忙跟着干笑了几声。但无论如何，他也不觉得这玩笑有什么好笑的。
最新第三卷第三十一章与昔一何殊勇怯（一之下）
第三十一章与昔一何殊勇怯（一之下）
此时的折可适，并不知道石越正承受着怎么样的压力。待他辞出书房之后，石越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疲倦，还有寂寞感。他突然间，有些后悔没有将潘照临带来。尽管他知道那样并非明智之举，如今潘照临的名头已经有些太大了，那会给他招更多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潘照临自己也很清楚，大宋朝的历史上，就有过一位这样的幕僚，他当时的声名，可能还远不及潘照临现今在汴京的名气，那个人，叫赵普。
不管宋朝如何的开明，倘若有那种举世公认的人中英杰，竟然不愿意臣天子，出来征辟当官，反而愿意“臣臣子”，去甘心当一个大臣的幕僚，那也是上至皇帝，下至朝廷百官，绝对不可能接受的事。可以和司马梦求一样出仕，成为天子之臣；也可以如陈良一样去教书；或者象潘照临现在这样，游历天下，大隐隐于市……这样，已经是开明的极限。至于继续公然留在石越幕府中，皇帝当然不能用这个来治罪，但是台谏一定会让石越下野，而朝廷当中，石越也不会有任何同情者。
这就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意思。
所有的人，你可以当做天子的臣子，这个叫“本份”；也允许你去做逍遥世外的隐士，不给皇帝当官，这个叫“开明”。除此以外，就叫“叛逆”。
做为石越的幕僚，潘、陈二人谢绝过许多次荫封的机会，但当高太后与司马光几次向石越流露出想要正式下旨，征辟潘照临与陈良的想法之后，石越问过二人想法后，便只好让他们离开府中。这也是间接向朝廷表明忠心，说明自己并无蓄积羽翼之意。而高太后与司马光知道二人无意出仕，又已经不在石越府中之后，便也打消了征辟的念头，算是成全二人。
缺少了二人的辅佐，石越有过一段时间的不习惯，但这个时间很短，毕竟，他那时候的身份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了。他已经很熟悉大宋朝的运转，他的其他幕僚，其实也是很出色的人物，只是无法与二人相比而已。
渐渐的，他几乎都已经忘记了曾经他凡事都要与潘照临、陈良商议而后行。他很快习惯了与另一种“幕僚”打交道，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员，并不总会事事考虑到他的利益，每个人关心的角度都不一样……如现在宣台的众多谟臣，包括折可适，甚至范翔，莫不如此。
这些人也都算是一时俊彦，他并不能说出什么不是来。
但是，就是突如其来的，如潮水一样涌来，石越感觉到一种无以言喻的寂寞感。别说痛骂，便连讽刺几句，发几句牢骚，他现在都找不到人来说。
因为他知道，身边的每个人，都会过度的解读他说的每一句话。就象是折可适，素称爽直豪侠、不拘小节，但是，在石越面前，二人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带来的鸿沟，还是能轻易的让他尴尬得不知所措。他现在很能理解，为何贤明如李世民，也公然宣称身边需要有佞臣。但他没有这样的资格，也不敢如此。他正在打仗，与对西夏的战争不同，这不是一场策划已久、准备充分，对敌人了若指掌的战争，当年的西夏，是远不能与如今的辽国相提并论的。尽管与宋朝一直打仗的是西夏，可是宋朝真正的劲敌，却是和平了几十年的辽国。他谨小慎微，都生怕犯错，自然也不允许在宣台之内，出现任何不能称职的人。
但这样一来，也让他几个月来，整个人一直都象一根绷紧了的弦。
身在后方指挥的紧张感，有时候是比在前线厮杀的将领们还要有过之的。当年征讨西夏之时，他还可以与潘照临下下棋，发发牢骚，听听潘照临的讥讽、嘲笑……这都可以很好的纡缓压力，更重要的，是那样有一种心理暗示，潘照临的讥刺，能让他感觉到一种他并需要担负所有责任的错觉。那让他觉得他并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个人，他犯点错也没什么，反正有人会指出来，有人会帮他弥补……而现今在大名府，却完全不同，他被所有的人寄予厚望，无人真正质疑他，所有的人都仰望着他。他要担负全部的责任，也就要担任全部的压力。
所以，他需要一直演戏。
不仅要在众多的下属、将士、百姓面前表演他的镇定自若，还要在朝廷面前表演，安抚、解释、劝说，让他们保持信心……当他不需要表演的时候，便只有他一个人了。
如果他怀疑了，担心了，动摇了，紧张了……他都只能自己去承受，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倘若只是如此，倒还罢了。
但如今朝中形势，亦远不及熙宁之时。表面上看来，他声望之隆，官爵之高，权力之重，都远远超过熙宁之时，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如今他反倒不似熙宁之时那样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朝廷之上，是燕昭王还是燕惠王，真是很重要的！
辽人此番南下，的确没有象真宗时那样顺心如意，宋军也抵住了压力，渐渐站稳阵脚，将战争拖到了对于宋朝更有利的僵持拉锯中来。但是辽军的实力并没有多大的折损，或许在辽人看来，与拱圣军、骁胜军、甚至慕容谦部、田烈武部相逢，都是恶战连连，打到心里发凉。可是于石越，其实也是一样的感觉，拱圣、骁胜、横山蕃军，皆是宋军精锐之师，碰上辽军，不仅难求一胜，反而连连损兵折将，拱圣军更是全军覆没……账面上，他可以觉得自己没有亏。但是，打仗又不是算账。
如今河北虽然诸军齐聚，可真要与辽军决战，以骑兵为主的辽人占据地利，胜负之数依然难说。不要说万一失败，就算是最后拼个两败俱伤，道理上是宋朝国力更强，可是实际却并非如此。辽国损失了南下精兵，国力自然大损，对各部族的控制力会减弱，但他还可以迅速的征召一只数十万人的军队，虽然不可能再如此精锐，可也是来之能战。而战败波及到各部族的反叛，至少也有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毕竟那些有实力的部族，同样也被辽主绑在南征的战车之上。他们的精壮男子，也一样会受到损失。但宋朝呢？要重新培养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最快也要两三年，若要形成精锐之师，没有五年以上，几无可能。辽军大概是没有能力再南犯了，即使辽主能再征召一支大军出来，他的文武百官，国中百姓，也会怨声载道，不会随他南下，若他执意南下，以辽国的国情与历史经验来看，大约辽主会死于某次政变之中。可如果石越将宋朝的这点底子也拼光了，休说恢复燕云、攻灭辽国，他要拿什么来震慑西夏？
李秉常现在是在安心经营西域，愿意与宋朝维持和平，两不相帮，可那是有前提的。如若中原空虚至此，西域再好，又有何用？他若不挥师东返，那李秉常就一定会死于某一次政变之中。
到那时，宋朝别说保不住西夏故地，连陕西也会陷入危险。而带来的连锁效应是，倘若李秉常东犯，辽主就又有可能说服国内的反对声音，再次南侵。
所以，石越既不肯便宜放辽人回去，却也绝不愿意轻易的与辽军决战。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只有五成的胜算。
他要想方设法，不惜一切，将辽人拖在河北，能拖一天算是一天。聚蓄更多的对宋军有利的因素，就意味着增加更多的对辽军不利的因素。他不是一个能临阵指挥若定的将军，也不能保证率领军队打赢每一场恶仗。他能做的，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对于他的将领们有利的东西。
既然现在辽人是骑虎难下，而宋军进未必有功，僵持则一定可以无过，那就拖着好了。时间站在宋朝一边，从短期来看是这样，从长期来看，也是如此。那他就犯不着冒险。
从来战争都是这样的，只是你自己不失败，敌人就一定会失败。
但石越的如意算盘，现在却有点拨不响了。
皇帝三番五次催促决战，还有一个陈元凤不断的上书，大谈辽军之不利，宋军之必胜。自古以来，人情都是如此，喜欢听对自己有利的事，不爱听灭自己威风的话。陈元凤素称“能吏”，熙宁以来的几次战争，他都有参予，在陕西、在益州，如今又在河北，汴京上至皇帝与文武百官，下至士子、百姓，都认为他是知道宋辽两军底细，且又知兵之人，他既然大言辽军可以战而胜之，换成石越，若只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士子、百姓，大约也会愿意相信他的话。况且他又极聪明，绝不说石越半个不字，反替石越辩解，声称此前石越持重，是因为兵力犹有不足，兵凶战危，不得不谨慎一些。如今河北又增五万大军，击破辽人，指日可待。
他更悲天悯人的宣称，朝廷与宣台都体恤河北数百万百姓，受辽人蹂躏，流离失所，因此，想要将辽军赶出河北，让百姓重返家园的心情，实与数百万河北百姓一样的急迫。他屡次提及皇帝的手诏、诏令，将小皇帝描绘成一个爱民如子，完全体谅河北百姓心情而急于与辽人决一死战的明君。
这样的说辞，无法不让小皇帝龙颜大悦，更无法不让各家报纸争相转载，士子百姓交口称颂。当大半个河北受到辽人侵略的时候，不要说那些河北的百姓，大宋朝所有的百姓，谁不盼望朝廷能出圣君，大宋能有救星呢？
而且，救星是不嫌多的。
石越固然是个好丞相，可是若小皇帝也是个明主圣君，岂不更加符合大家心里面的期待？
至于河北的百姓，那是什么样的心情，那是石越可以想见的。
据说横塞军中的将士，许多人都在脸上刺上了“忠义横塞”四个字！
朝廷、百官、士子、百姓，都翘首以盼石越早一点击破辽军，让河北百姓重返家园。便是在御前会议中，尽管众人都还支持石越，但是韩维与范纯仁毕竟没有真正带过兵，在他们心里，未始不会想，若能早一点结束这场战争，至少也可以为替国库省下大笔的开支，而那些，都是百姓的血汗钱……石越能明显的感觉到，来自御前会议的支持变得没那么坚决了。
他们不会相信小皇帝的话，也不会相信陈元凤的话，但这样的态度，开始只是陈元凤一人，可是很快，就是许多人在说。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听到一些话，开始只是别人的观点，但是当他们转叙时，就有意无意的将之变成了自己的观点，然后，在别人的认同与反对中，他都会更加坚定，从此彻底的相信，那就是自己的观点了。
本来整个大宋，所有人最关注的，就是这场战争。而关于这场战争的话题，只要宋廷允许，就会迅速的流传。
更何况，是如此打入每个人的心坎，让所有人都愿意听到，愿意相信的话。
在宋廷的上层还好，在中下层，至于市井当中，若有人提出些些质疑，不免就会被扑天盖地的人反驳、围攻，简直便如同过街之鼠一般。
你们怎么可以怀疑石越打不赢耶律信？怎么可以怀疑宋军战胜不了辽军？怎么可以怀疑皇帝的英明？你再号称自己知兵，你能有宣抚判官兼随军转运使陈元凤知兵么？甚至没有人相信陈元凤是贪功冒进的人，因为这时候人们会翻出去过去的事情来，当年便是陈元凤中止了在益州的错误。谁会相信这样的人，会不够谨慎呢？
但当这样的论调迅速的流传开去以后，又会影响到御前会议的判断。这时候，在御前会议的眼中，便不只是小皇帝这么说，陈元凤这么说，而是有数不清的人，都在这样说。而这中间，免不了会有他们平时亲近的、信任的人，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便是石越也不得不承认，陈元凤这一次，干得极为漂亮。
他从背向扎向自己的这一刀，让他疼到心里，却还只能笑脸相待。
皇帝赵煦没能做到的事，陈元凤做到了。
现在就算石越大声宣称他还不能保证击败辽军，也没有人会相信。他能看到的，只会是河北百姓不解的目光。更何况，他根本做不到“大声宣称”。这也是他作茧自缚。现在是战时，所有的报纸关于对辽战事的文章，都要经过审查，陈元凤的话，那是有利于小皇帝的形象，可以振奋士气民心，当然可以登。但石越辩解的话，那就是军国机密，最后能看见的，只不过御前会议那些人而已。
如今，他就与耶律信一样骑虎难下。
进兵决战也不是，不进兵决战也不是。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对他不利的信息，还不止于此。
南面行营的四五万人马，是分批前往大名府集结的，宣武二军走的是隋唐以来的驿道，由汴京出发，经封丘、长垣、韦城而至澶州濮阳津过河，经清丰、南乐而至大名府，如今已至南乐；而骁骑军是自洛阳出发，走的是唐代以来的驿道，自河阳渡渡河，经卫州往东北而行，如今也已经到了相州汤县境内。走的最慢的则是横塞军，他们走的是正北最短的一条道，由封丘向北走直线，经滑州白马津过河——可是，石越刚刚收到的报告，因为官道阻滞，走了这么久，横塞军竟然刚刚过了白马津，赶到黎阳县。横塞军的前锋部，也才到临河县。
可是，喊得最响的，也是南面行营。尽管南面行营麾下三支大军，说得刻薄一点还是“天各一方”，但他们却斗志最为高昂。他们还身在最后方，却不断的向石越请战，要求担当先锋，誓与辽军决一死战。
南面行营这样做，是间接的刺激其他行营诸军。按着宋军在河北渐渐完备的军事制度，宣台会汇总各行营的最新情报，然后发到各个行营的高级将领手中。战时军队行踪不定，有时候更需要保密，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如今河北两军僵持，没有大的战事，各大行营与宣台之间联系无碍，石越终不能故意将南面行营的这些事情瞒了下来。其他行营诸军的将领，心中的不忿，可想而知。
先锋轮到谁，也轮不到南面行营诸军，他们如此请战，分明就是骂他们胆小，不敢与辽人决战。尤其对自负精锐的西军诸军将领来说，是可忍，熟不可忍？
一面是高级将领们越来越盛的请战之风，而另一方面，耶律信仿佛是故意在撩拨宋军一般，从各方面不断传来情报，显示辽军似乎已经有意撤军。
首先是往北回运的车马，明显增加了，甚至超过了南下的车马。这或许表示有更多的辽国显贵意识到战争将要结束；而他们并不能轻易的退回国内，所以开始提前打算。
辽军一直在往国内运送劫掠所得的财货与伤兵。但由于辽军的构成方式，决定了那能送回去的财货，只会是极小的一部分。哪怕是宫分骑军，谁也不会将自己辛苦抢来的东西，交到别人手里带回国去，这都是卖命得来的钱，关系到一家子今后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命运，谁又能信得过旁人？辽国没有保险业，而路上丢失是不可避免的，万一被人以路上丢失了的名义侵吞了，也是他们承受不起的损失。他们能信任的，除非是自己的亲戚、邻里、家丁。但战争没有结束，家丁只要没有严重受伤，还要跟着他们打仗。能碰上亲戚、邻里能够因伤提前回国的，那也只会有极少数的幸运儿。为了避免过多的分兵，辽军显然会选择将伤兵们聚集在一起，将来随着大军一起归国。因此，辽军运送归国的财货，多半是辽主与达官贵人掳掠所得。也只有他们，才能借用回国运粮的运粮车，将自己的财物送一些回去。
但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北归的车马超过南下的车马，就意味着辽人调动了运粮的空车以外的车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除此以外，还有报告称辽军在河间、深州一带调动频繁，他们开始重新聚结，有细作打探到肃宁一带，辽人的大车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一起。另一个迹象则是，真定、定州，甚至高阳关、博野一带，都已经没有辽军出现。沧州、清州的辽军，也彻底的北撤到了霸州境内……
任何人综合这些情报，都会判断辽军是已经打算撤兵了。
因此，宣台中的谟臣中，各军的主要将领中，也有不少人认为该动手了。包括何去非，都力主要与辽军打上几仗，扰乱他们的部署，再拖一拖辽军。连河间府的章惇与田烈武，也主张出击。
但是，王厚、慕容谦与折可适三人坚决反对。
石越心里面是很愿意信任他们三个的。但是，他如今算是腹背受敌，上上下下都在催促着他速与辽军决战。就在这一天的早上，他吃过早饭，见给他送菜的侍婢怯生生的看着他，似乎有什么难处，他当时心肠一软，主动问了一句，没想到，那个女孩问的，却是他冬天之前，能不能将辽人赶出河北？！那个侍婢是定州新乐人，因为家境贫赛，由一个商人介绍，签了三年的契约，到大名府给人做下人，如今期限已近，她在新乐还有老父老母，前些日子听到同乡的消息，说她双亲依然健在，只是生活艰难，这个冬天，只怕十分难捱。但倘若战争不能尽快结束的话，她即使再有孝心，也是难以回去照顾双亲的。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