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兰见李氏装扮，与汴京之贵妇无异，不料却是个高丽人，倒是吃了一惊。但又听她直呼高丽国王名讳，不由怒道：“你们原亦不配做高丽人。”
“高丽人？”李氏望了金兰一眼，不客气地讥讽道：“你姐夫是不是高丽人，亦尚未可知。便他们王家，就能代表高丽人？”她说完，不待金兰反驳，又道：“随你怎么说怎么想，所谓‘君不正，臣投外国’、‘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自今日之后，我们朴家，世世代代都是宋人，再也不是高丽人了。配不配做，我们原也不稀罕。”
金兰腾地起身，便要逐客——她这才知道，这李氏虽然来见自己，但可没有存着结交的心思。如今朴彦成是宋朝官员，她自也拿他无可奈何，但却是一刻也不想再见到李氏。然便在此时，她忽然看见李氏脸上讥刺的笑容，料到李氏不告而访，又等了自己半个时辰，断不可能是为了上门来激怒自己。她强行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怒气，亦不和她争辩，只冷冰冰地反诘道：“那你来见我做甚？”
“原是我们多管闲事。”李氏嘴角掠过一丝自嘲的冷笑，继续用高丽语说道：“外子道，高丽国人大抵夜郎自大，鼠目寸光，所谓‘夏虫实不足以语冰’。惟县君虽是女子，然见识气度不让须眉。安州巷那些尸位素餐之辈，实不能及县君之万一。故这些话，或许县君愿意听听——”
“那还真蒙他看得起！”金兰口里亦不肯留情。
但李氏这回却并没有回敬她，只继续说道：“这番天恩浩荡，朝廷借款百万缗给高丽，王家待怎样用这笔钱，那是不问可知的——或是民部，或是某个衙门，用这笔借款，自大宋海商处买来海货，然后开场榷卖，这自是个极稳定的利源……高丽因金银铜外流而物价飞涨之局面，自可缓解——这些钱变成了先流进国库，然后供王公贵人们挥霍……”
李氏言语刻薄，金兰听在耳里，总不是个滋味，心里的愤怒可想而知。但这时候听李氏用讥讽的语气描绘起借款后高丽的情形，便恍如一盘冰凉的冷水自头顶浇下，将这次协议带给她的喜悦全部冲到了九霄云外。
对于高丽的官僚机构，金兰并不陌生，毫无疑问，朴彦成夫妇并没有污蔑他们。
李氏看了看金兰，又讥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要指望那些老爷们发善心，自不吝于与虎谋皮。但若是果真依此办理，高丽国从此便不要再指望有真正的海商了……”
不用李氏说得这么明白，金兰便已明白了她的意思——高丽国与宋朝的贸易，将变成高丽国官府与宋朝海商之间的贸易！高丽国海商原本就很狭小的生存空间，将变成更加微小的缝隙。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驱使，不会有任何一个海商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海。
金兰用复杂的眼神望着李氏——在这一瞬间，这个在嘴里用极恶毒的语言侮辱着自己祖国的女人，似乎不那么讨厌了。
金兰并不指望能够说服开京的贵人们，但是她可以对杭州的谈判发挥影响力——有时候，她可以巧妙的借用宋朝的力量。不管怎么样，她一定要让贸易依然是海商对海商。高丽国的海商，必须是这笔借款中最大的获益者。
她忽然想起，朴彦成让他的夫人来提醒她，说明这个高丽国第一才子，并不是一个只会诗词歌赋的书呆子，至少对于自己国家的未来——也许他口里并不承认那是他的国家——他有着敏锐的认识。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某些事情很重要。在这个时刻，金兰才真正感到有点惋惜。
却听又李氏冷冰冰地说道：“话已带到，就此告辞。”说罢便起身欲走。
“且慢！”金兰下意识地呼道，待到想说些什么，却一时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叫住她做什么——是想替高丽游说朴彦成么？她不那么确定的想着。
李氏仿佛看出了金兰的犹疑，她再次凝视了金兰一会，道：“县君不要想差了。外子让我来转告此事，一则是因此事于大宋无害，二则是怜悯、尊重那些高丽国的海商——当年我们远渡重洋来到大宋，坐的海船便是高丽海商的。一路之上，多蒙他们照顾，大丈夫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今他们可能有难，他若不出片言，于心难安。但——这样的事，不会有第二次了。”
“原来如此！”金兰也不知道李氏说的是真是假，但是她早就听说过，朴彦成将自己的长子改名为“慕宋”，在汴京出生的次子取名为“忠赵”……金兰在心里摇了摇头，不管怎么样，在她心里，朴氏夫妇的确已经没有那么让人讨厌，哪怕他们口里提及高丽之时，没有一句好话。也许，是清醒的高丽人实在太少了。
她忽然想起一事，“听说朴大人要出使北朝了？不知何时启程？”
“明日便要离京。”李氏骄傲地回道。她的确有骄傲的理由——如果没有绝对的信任，宋朝绝对不会让朴彦成去当苏轼的副使。大苏文名动天下，在外国尤受敬重，对于朴彦成夫妇来说，他能成为苏轼的下属，无疑更是一种荣幸。而且，官家还特别恩准，允许朴彦成带家属赴任——这是一种极大的光荣。李氏本来不忍心离开两个孩子，但这时也决定随夫上任，只将两个孩子留在汴京，托付给她移居汴京的哥哥嫂嫂照看。
金兰点了点头，她不知道这么多事情，却明白了李氏为什么不告而访，急急忙忙想见到自己的原由。“如此，请多保重。”
送走李氏之后，金兰便开始思量起来，盘算怎么样才能借力打力，以解决朴彦成所提醒的问题。她虽然认为她姐夫王运也算是一代英主，但是以高丽国内的局势，如果通过正常的途径——上表、廷议、下诏，便会将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到王运的身上。即使王运以极大的魄力来保护普通海商的利益，却不可避免地将使失望的贵人们产生怨恨的情绪，这种情绪与现在国内对海外贸易不满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这自然是极危险的事情。在金兰看来，惟一的办法，便是将保护普通海商利益，当成宋朝贷款的附带条件，“强加”给高丽。这样那些贵人纵使心有怨言，也只能怨恨宋朝——但他们对宋朝是无可奈何的，所以最多便只能迁怒于安州巷的使者交涉不力……金兰正想着要怎么样才能说服安州巷，得到他们的支持，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几乎是完全无关的念头——宋朝为何要派遣朴彦成为苏轼的副使？这个念头一浮出来，便如同生了根似的，怎么样也赶不走了。她不由自主地，反复思索起这个不同寻常的任命来……
以朴彦成的能力与对宋朝的忠诚，出任驻辽副使，绝无问题。但是，宋朝在辽国已经有了一个才华横溢，令辽国贵族士人几乎无不钦慕的苏轼，再派一个精通诗词歌赋的朴彦成去，不显得有点多余么？朴彦成固然精擅契丹大小字，还会说高丽语、女直语；但大苏却是那种所谓的“天才”——他去辽国之前，对契丹语几乎一无所知，到那里不到一个月，便已经可以用契丹语写诗了！只要他愿意，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他学不会的语言。况且，在金兰看来，天下所有的国家，贵族无不会讲汉话，语言对于正副使者这样的官员来说，意义不大。
她以一种女性的直觉，相信朴彦成的新任命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无论她如何绞尽脑汁，却也猜不透背后的玄机。
“哎！”金兰不由叹了口气，却见一个婢子领着管家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那管家见着金兰，便慌慌张张地说道：“不好了，夫人，出事了！”
“嗯？”金兰皱了起眉头。
那管家连忙细禀道：“小的刚刚听说，朝廷派了中使去大名府，差人打听了，还有两个御史随行……”
“什么？！”不待他说完，金兰脸已沉了下来，“快，备车，去学士府！”
因为唐康的案子，唐府上下几乎已成惊弓之鸟。听到朝廷派人去大名府锁人，而且竟然是中使与御史一同出动——如此大的阵仗，人人皆不免疑心是唐康的案子有了什么反复。金兰在石府门前下了马车，等不及通传，便不管不顾往内院径去。石府的下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敢拦她，只得一面在前面引路，一面有人小跑着先去禀报。金兰方进了中门没多远，便见阿旺带着两个婆子迎了出来。金兰见着她，不待她行礼，便焦急地问道：“阿旺，哥哥嫂嫂可在家？”
阿旺从未见过金兰如此失态，亦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回道：“夫人去大相国寺还愿去了，学士正在见客。”
“见客？”金兰顿时愣住了，她虽然急得上火，却到底也不敢在石府乱来，抿着嘴想了一会，又问道：“那侍剑呢？你去叫他来，我见他也是一样。”
“是。”阿旺连忙应了，一面朝身边一个婆子问道：“你知道侍剑在哪里么？”
“刚刚听丫头说他在花园给大娘做竹马……”
“那你快去叫他到寒春厅来。”阿旺一面吩咐，一面对金兰笑道：“请县君先到花厅喝杯茶，即刻便叫侍剑过来。”
但侍剑却并不在花园里。
在熙宁十七年的时候，石府的规模，已经发展到整条学士巷都属于石越的产业。这并不是石越有意“自污”以避嫌忌，而只是不知不觉的“自然”扩张。
当时，宋朝官员的待遇优厚，宰相每月的俸禄便超过三百贯，石越不仅俸禄拟于宰相，更是比大部分的官员都要富裕。象当今向皇后的先祖向敏中，是真宗朝的名相，为官以清廉著称，称得上是两袖清风，却因为与当时另一个宰相张齐贤争娶一个寡妇，而闹得不可开交，直至惊动皇帝——其中原因亦很简单，程颐曾经一语道破其中奥妙：只是因为这位寡妇有十万贯的家产陪嫁！但是号称有“度量”、为官清廉一介不取、称得上位极人臣的向敏中，之所以贪图这十万贯的陪嫁，却也是有原因的——虽然宋朝分家别居已成风气，几世同堂的大家族已经很少，但是大部分高级官员，往往还是要负担整个家族的开支，如果加上往来迎送的必要应酬，这些高级官员不仅称不上富裕，甚至还会显得很拮据。而十万贯，无论如何都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一个宰相三十年的薪水！向敏中后来很尴尬的被那位寡妇拒绝了这门婚事，倘若他能活到熙宁年间，必定会很羡慕石越——不说别的进项，单单是伐夏之后的赏赐，便有数十万贯之巨！而且，石家算得上是人丁不旺，除了石起之外，没什么正儿八经的族兄族弟，更没有一个巨大的家族需要奉养，花上几千贯，便足够安分守己的石起当个富家翁了。在熙宁朝的宰相中，能勉强和石越比一比的，也只有吕惠卿与冯京二人而已。
而石府的家业，初期本是由潘照临和唐康打理的，梓儿入门之后，按照宋人的习惯，便逐渐移到了这位女主人身上，到熙宁十五年以后，便全是由梓儿和侍剑负责了。梓儿到底是出身商人家庭，货殖之术倒是天生的本领，不声不响之间，石府的产业已是越来越多。仅以学士巷的赐宅来说，园庭台榭，皆不足道，因为石越做过安抚使，又当过枢密副使，为了表彰文武并重之意，竟然还修了专门的校武场——不过，这地方几乎常年闲置着，多数的时间，倒是给石蕤和她的玩伴们玩耍用。
然而今天，校武场中，平素空空荡荡的兵器架上，都插满了货真价实的兵器。刀枪剑戟，寒光耀眼。侍剑将削到一半的木马藏在身后，瞪大眼睛，看着校武场上的较量。
这是难得一见的比武。
王厚使的是一柄军中常见的斩马刀，他的招数全是大开大阖，气象严整，但每招每式，都显得盛气凌人，常常是以攻代守，甚至只攻不守。而另一方的何畏之，持的虽然也只是一杆军中常见的红缨枪，但他手中的红缨枪，倒似一条毒蛇一般，走的全是阴柔诡异一路，每每攻击的，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然而他虽然出招狠毒，但侍剑却看得明白，何畏之只要遇到危险，手中的招式便马上成了虚招，他的招式虽然让人眼花缭乱，却是九虚一实，多数反而是侧重于防守，仿佛是在耐心地等待机会，便可给人致命的一击。
二人你来我往，顷刻间便过了数十回合，侍剑早已注意到，王厚的刀法都只是军中常用的刀法，乍看上去并无过人之处，有时候竟让人以为极其平庸，以招式而论，远远不及何畏之的枪法，但他就仗着自己臂力过人，每一出手，都是势大力沉，令何畏之不敢缨其锋芒，若依理而论，久而久之，这样战法，王厚自然力气不继，难免要落败——但是，事实却似乎并非如此，两人打到现在，已经过了数百合，侍剑根本看不出王厚有一丝半点后继乏力的迹象，反倒是何畏之久久等不到王厚力竭的一刻，显得有点心浮气燥起来了。
侍剑不由得微微摇了摇头。
却听身边的慕容谦笑道：“侍剑为何摇头？”
侍剑看了一眼石越与潘照临，见二人都只是含笑不语，便照实回道：“小王将军全是仗势欺人，若非天生神力，这般打法，断不是何将军敌手。”
慕容谦看了侍剑一眼，笑道：“这有何不可？比斗自然是要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我倒但愿我能仗势欺人，赢得越轻松越好。譬如用兵，若我有十万大军，对方只有数千之众，我又何苦多费心机，只管团团包围，猛打猛冲便好。”说罢，不由自失地一笑，叹道：“若我一辈子都能打这样的仗，夫复何求？”
“但小王将军到底是冒险了些，这只是校场论武，若是两军交战，他这般攻多守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只能是两败俱伤。”侍剑有点不太服气。
“果真是打仗，哪有功夫过了这许多招？”慕容谦笑道，“战场之上，没什么一对一的公平较量，真到了白刃肉搏之时，还是不怕死、力气大的占便宜。”说罢，慕容谦又笑笑，道：“不过，依我看，何莲舫也不是喜欢和人光明正大肉搏血拼的主。”
“这是知人之论。”潘照临突然插话，淡淡道：“何莲舫最喜欢的，是人家酣然大睡之时，他走到榻前，割下首级，奏凯而归。”
慕容谦不由莞尔一笑，“郭相公真是好推荐——但愿去了益州，打的全是这样的仗。”
“那也未必。”潘照临不阴不阳地应了一句。
慕容谦一怔，看看潘照临，又看看石越，却见石越只是凝神看着校武场上的比武，仿佛全没有听见他们说什么，他心里顿时明白过来，亦若无其事地转过头，一面笑道：“此话怎讲？”声音却不由自主地低了几分。
“将军读过这个么？”潘照临随手从袖子中掏出一本小册子，递到慕容谦手中，慕容谦低头一看，又是一愣——封皮上赫然写着“取大理十策”五个正楷字，他迅速翻开掠过，却是一本奏章的抄本。他看看这抄本，又看看校武场上的何畏之，默默将小册子递还给潘照临。
“何莲舫似有伍子胥之志——不过，过去我却一直以为他是想匡扶段氏的——究竟他打的是什么主意，没有人猜得透。只是这番将军与王将军入蜀，是去平乱的，不是去兴边衅的。益州要尽早安定下来，朝廷要休养生息，然后才能图谋恢复北面。况且大理一向谨奉朝贡，兴无名之兵，不义之师，非国家之利。郭相公荐他，是惜才之意，西南夷之地，正是他的老巢，若能得他之助，平定叛乱，自然事半功倍；但若让他引着我们踏进另一个泥潭……”
“潘先生放心，我理会得。”慕容谦淡淡一笑，道：“我是个嫌麻烦的人，西南夷已经够麻烦，绝不想又被扯进另一个大麻烦中。”
“那就好。”潘照临叹了口气，道：“你那点麻烦，其实不算什么——何时启程去益州？”
“要等皇上的旨意，也要看枢府什么时候确定调往益州的河朔禁军。”慕容谦平淡地说道。慕容谦目不转瞬地望着校武场上的两团黑影，心里却是在苦笑——皇帝要从河朔禁军各军各营中分别抽调一个指挥的兵力混编入西军入蜀平叛，当时王厚一口答应，慕容谦心里虽然明知这样麻烦，却也不敢多做声。但是，先不论以后如何统率指挥，单是混编军队，便需要时间，军队从驻地一动，便有成千上万的麻烦事跟随而来，更何况这样抽调部队，是几乎要闹得河朔禁军全部鸡犬不宁？调谁去，不调谁去？有人想去，有人不想去……河朔禁军士兵骄横，是出了名的。
不过慕容谦也没有那个好心去替韩维、郭逵操心。他心里真正担忧的，还是延误军机。王厚在皇帝面前打下保票，除了抽调五千名有战斗经验的西军之外，不需要再调动其余西军，更不需要殿前司禁军。本来这也不算是吹牛——兵不在多，而在精。有了这一部精锐，再加上蜀中原有的禁军，平叛是足够了。二人在京兆府会合之时，曾经促膝谈心，甚至以为到了益州后，可以将那里的一些残兵败将打发回家。但王厚的话音刚落，枢密副使郭逵便找上门来了，给他们推荐了大名鼎鼎的何畏之。而何畏之见着二人后，首先向两人推荐的，便是环州义勇与渭州蕃军这两支部队。
王厚与慕容谦早在陕西之时，就久闻何畏之的威名，这时听他介绍起这两支部队，二人是想在益州建功立业的，自然不肯放过。但环州义勇倒也罢了，渭州蕃军却是石越的亲信在掌军——二人都是石越的旧部，怎么敢不事先征询石越的意见，便擅自调发？不料，见着石越后，他们尚未开口，倒是石越先和他们推荐了李十五的渭州蕃兵。
如此，兵力抽调基本便算完成了——两人打心里便没将河朔禁军这个“添头”算在账目里。王厚心情欢畅，竟是拉着何畏之下场比起武来。但慕容谦心里不知为何，却总是不塌实，只想着尽快前往益州。
“何不先到益州，等所调禁军前来会合，便在益州混编便好？”石越忽然说道，慕容谦连忙转身，对着石越，谦恭地听着，“二位将军留在汴京，于事无补。不如请旨，早点去益州——”说到这里，石越已是忧形于色，叹道：“康时去大名府前，屡次和我提及益州形势，总令人觉得那里已是危若累卵——调这兵调那兵，我却总担心你们等不及这些兵入蜀……”
慕容谦心里一惊——石越所言，与他的预感正不谋而合，他正认真咀嚼着石越的话，忽听到校武场外传来一阵喧闹之声，只见石越脸色一变，随即场中的王厚与何畏之也都收了招，都望着校武场外。
侍剑早已快步走了过去，未到门外，便听一个女子怒声喝斥道：“你们是什么人？！连通传都不肯！”
“学士已吩咐过，无论是谁，都不得打扰。请县君恕罪……”
“侍剑呢？叫侍剑出来！”
侍剑已听出是金兰的声音，顿时大感诧异，他知道金兰素来是极知礼数的，听她声音，又怒又急，显然是出了什么大事，他连忙加快脚步走了出去。果然，便见金兰涨红了脸，正在训斥守门的护卫。旁边阿旺等一干丫头婆子家丁，都着急地站在旁边，手足无措。
“县君……”侍剑话音未落，金兰已一把拉过侍剑，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侍剑被她这么没头没脑一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拿眼睛直瞅阿旺，却见阿旺不停的摇头，一脸惘然。
“不知县君问的是何事？”
“你还不知道么？”金兰立时也愣住了。
“什么？！”石越几乎是颤着声问道：“你可打听仔细了？果真是苏子容被御史台拘押了？！”
“小的打听得清楚，除了苏大尹以外，祥符县知县蒋安也已下御史台。听说这桩案子牵涉到数十位公卿大臣，司马相公的衙内也被御史台抓了。中使与御史已经去了大名府……”
“这事关康郎何事？”金兰已是坐不住了。她再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么一桩大案！石越听到她带来的消息后，立即送走王厚等人，派人出去打听，结果，打听回来的消息，却将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权知开封府苏颂与司马康竟都已经下御史台狱！
“县君放心，这事不关二公子的事。”
“不关康郎的事？”金兰心中悬了半天的大石头，顿时放了下来，竟是不由重重地松了口气。但她这口气还没有出完，便听那家人又禀道：“小的打听清楚，中使去大名府，是缉拿吕公著的……”
“啊？！”顿时，所有的人都吃惊得叫出声音来。
“到底是因为何事，你连一点端倪也不知道么？”石越紧绷着脸，追问了一句。
“小的不知，实不敢乱说。”
“那你退下吧。”
“是。”
家人应声退下之后，春寒厅内，立时死一般的沉寂起来。石越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抓住扶手，紧锁双眉。潘照临低头不语，侍剑与金兰都是呆呆地看着石越。虽然知道不关唐康的事了，但金兰这时却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的确是出大事了！
“吕惠卿反击了。”半晌，石越口中，轻轻地吐出了六个字。
第七章江上潮来浪薄天
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而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便是……”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他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不由感觉到一阵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道。从原则上来说，政事堂虽然不会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力过问一切重大案件，只是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本来就不怎么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加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任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他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喝了一声“贱奴尔敢”之后，便几乎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国朝制度，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而极端的情况下，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而这几乎是致命的惩罚，因为依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以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怎么样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象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不过，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暖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是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立刻又回道：“他若是清清白白，当晏靖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话音刚落，范纯仁尚未及说话，吕惠卿便接过话来，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冷冰冰地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孙某以为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兴大狱以谋宠信，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道：“下官备位台谏，管你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
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怔了一会，也慌忙告退，追随而去。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去？”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不由极是痛快，这时却不得不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然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还是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心里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心里更不耐烦，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有“省元”身份的人，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颇为提倡“文武并重”，但长久形成下来的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
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也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且，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凡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若依着史迁以来形成的观点，这就有点类似于“酷吏”了。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士大夫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的。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是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又岂会轻易收手？但是，最让范纯仁忧心忡忡地是，按理来说，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当今皇帝之英明，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是，即使是皇帝病重，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当今皇帝是极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以一己之喜恶而行事的明主，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那范纯仁只要想一想，都会心惊肉跳……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名教罪人”——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都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的确是在猜忌苏颂循私枉法。除此以外，皇帝恼怒吕公著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甚至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原来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是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而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就太天真了。
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
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这是朝野无论谁都承认的，但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而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
君子无党。
如果“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后果真的不堪想象。
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
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只见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
范纯仁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便到书房外传来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子明学士府上管家侍剑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欲九月二日午间具家饭，款契阔，敢幸不外，他迟面尽。右谨具呈。八月某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编修敕令所石越札子。”
“侍剑呢？”范纯仁一面收起请帖，一面问道。
“未得允可，不敢令他进来，让他在外面候着。”
“也罢。”范纯仁将请帖收入袖中，脸上的愁云已散过一半，笑道：“那我也不见他了，你去告诉他，我届时必定赴约。”
“是。”
＊
几个时辰之后。
御史台。
“押班是说石越给范纯仁送了一封请帖？”舒亶阴着脸望着石得一，轻轻地磨着牙，“可知石越是哪天设宴么？”
“这却查不到。”石得一摇头道：“石越这回似只请了范纯仁一人。”
“范纯仁回府后，也没去见司马光？”
“司马府上，一直闭门谢客，有几个上门的宾客，都被赶回去了。”石得一一面说，一面啐道：“这个司马十二，恁地不识人情。”
“押班却是想错了。”舒亶嘿嘿笑道：“他哪是不识人情，实是洞悉人情。”
石得一斜着眼看了一眼舒亶，尖着嗓子道：“舒大人，眼下不管司马十二识不识人情，他家衙内的案子不坐实，将来却要撕掳不清。石越不是好惹的，休看他不做宰相，在官家面前一句话，王正中就发配了。官家便是病着，每个月亦要见他几面。如今不知怎的，倒将这尊菩萨也招惹来了……”
“押班与下官都是奉旨办案，管得了他是哪尊菩萨？”舒亶不以为然地说道。
但石得一心里却是有鬼，吕惠卿要借这案子诛除异见，舒亶要借这案子扬名立威，顺便讨好吕惠卿，各有己的盘算；他石得一与吕惠卿、舒亶又不是生死之交，犯得着平白无辜为了这案子惹上司马光？他却是得了雍王的暗示，要他对舒亶睁一只闭一只眼，借刀杀人，将司马光等一干重臣赶出朝廷。他自然不知道赵颢的如意算盘——在皇帝病危之前，将朝中党争推向白热化，司马光等人如果被赶出朝廷，那么不仅将来他争夺大位时少了许多强大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吕惠卿如此得罪天下士大夫，皇帝崩驾后，若不拥立新君，图谋“策立之功”，只怕将要死无葬身之所，那时他收买吕惠卿就容易了。待即位之后，再贬吕惠卿、舒亶，诛石得一，召回司马光等人，那么自然“天下归心”，他的皇位就很容易巩固了。不过，石得一此时却还在做着赵颢登基后，自己成为入内都都知，封节度使的美梦呢。
他心里头带着这么一件败露就要抄家灭门的大事，难免便没那么理直气壮。虽然他的确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顶多只是将误导一下舒亶，让他对皇帝的心意揣测得没那么准确，但却始终是很不踏实的。他是个宦官，也曾日夜侍候着皇帝，对皇帝的了解，也比普通的外朝官员要多——石得一比谁都清楚石越在皇帝心中的份量。而他一席话就让皇帝贬窜王正中，更是令所有的宦官都为之侧目。更何况，虽然抓不到把柄，但宫中每个内侍都知道石越与一般的大臣不同，他在宫里面也是有势力的——李向安、王贤妃，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清河、柔嘉，又是皇太后跟前最亲近的人。
所以，对于石越，石得一实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惧怕感。以往，他的靠山是皇帝，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便如这回舒亶一样——他也以为他最大的靠山是皇帝，但石得一心里却很清楚，他这回的靠山，却并不是熙宁天子赵顼！
他也不相信石越在这时节请范纯仁吃饭，只是叙叙家常闲话。他一定是要多管闲事了……
“绝不能让石越抓到把柄。”石得一在心里想着，一面脸上却堆出了笑容，又将身子向舒亶挪了挪，放低声音，道：“舒大人，你我如今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不闹那些虚文，打开天窗说亮话罢——我们虽然都是奉旨办案，公正无私，但自古以来，你要公义，便难免会得罪权贵。苏颂、吕公著父子、司马康下狱，你我便回不了头了。这桩案子若不能办成铁案，让人无可挑剔，我一个内侍，没甚好顾惜，但舒大人的锦绣前程，只怕就此毁了。大人莫要小瞧了石子明，你说说，这当世有哪一个大臣，是官家每个月都要见的？官家连贬他都舍不得让他出了京城，大人且说说，开国以来，有哪家大臣有这等体面？”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又抱拳尖声道：“司马参政的衙内，若是舒大人拿不到证据，我看不如便此放了。否则，还请大人体谅，咱家也只好如实禀报皇上……”
他这话倒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话里还隐隐带着威胁之意，舒亶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料到石得一怕石越，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恼怒，却也发作不得。石得一毕竟也是权阉，而且是皇帝派来的，而且，舒亶心里也明白，便如石得一所说，他的确没有回头路可走。苏颂不必说，这回不论案子办到哪一步，他最起码都会被赶出汴京；但最要紧的，却是扳倒司马光、吕公著，最好连范纯仁、孙固等人也搭进来，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但要将所有涉案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将他们的后台全部扳倒，若没有面前这个阉竖的支持，却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还不是全凭他一张嘴？
“押班放心。”舒亶连忙安抚着石得一，手指轻轻敲着案上的《汴京新闻》，笑道：“我自有办法。”
“来人！”
“大人？”一个承差小吏连忙跑了进来侍候。
“你去给苏大人、司马公子、两位吕大人等犯官戴上枷锁，换间房。枷锁要重，房子要小，要暗，按规矩，亦不能亏待了，仍安排一个狱卒侍候饮食起居。”舒亶毫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承差吏与石得一，继续吩咐道：“自今日起，凡此案的犯官，皆不得离开牢房一步，吃喝拉撒，并在一房。该吃的、该喝的，依然照例份送去，但要全部倒在一个盆里，用带土的棍子搅了……”
“这……”
承差吏微一迟疑，舒亶的脸便已沉了下来，厉声喝道：“你听清了么？”
“是。”
“还不速去照办？！”
“是。”
望着那承差吏几乎是战战兢兢的应命出去，石得一也忍不住小声问道：“舒大人，这些人非同小可，用刑不得……”
“我用刑了么？”舒亶冷笑道。
“这……”
“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只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况且皇上也会不因此而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石得一心里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离开御史台之时，不知怎的，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骑上那匹黑骡后，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格物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而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仅仅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依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是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哪怕是苏颂，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他们，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自己咬牙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却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是吴充有一个女婿，却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更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这是很利落的两着棋，一面先发制人，扼住文彦博与冯京的要害，防止他们突然发难；一面逼迫冯京辞职，方便吕惠卿独掌相权。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而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真是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谁道德低下，谁又人品败坏，但如今，你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叫“伪君子”，这才叫“报应不爽”呢。众人只管着慷慨陈辞，痛打落水之狗。
而旧党官员，这时候要么噤若寒蝉，要么便到尚书省见冯京、孙固，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总而言之，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然想激流勇退，但是皇帝这些日病情反复不断，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个，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候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但这时候后悔，却已先机尽失，处处受制，未免晚了。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里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只能是无可奈何。
而原本被视为旧党新的领袖的范纯仁，自从见过石越以后，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而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的态度，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已经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竭力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的车驾，往御街行去。
车内，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石府之前，他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却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如果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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