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何出此言?皇上正欲大用,都说太保不日便要拜兵相……”何畏之不觉怔道。郭逵在英宗时曾经授检校太保,所以何畏之沿用旧称尊称之。他的奇怪并非装出来的——郭逵现在名义虽只是兵部侍郎,但实际上却是个代理的兵部尚书,兵部尚书之缺,迟早都不脱他手——无论资历、才干、功绩,他都是不二之选,没能在吴充死后当上尚书,那不过是因为他与石越走得太近罢了,但眼见现在皇帝对石越态度转变,进政事堂做执政,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自己郁郁不得志倒也罢了,郭逵却应当正是得意之时。
郭逵却已默然,他的心事,自然无法与何畏之倾吐。半晌,方叹道:“金紫非所愿,男儿当提三尺剑战死疆场,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他缓缓步回亭中,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方又说道:“我与种子正结怨十余年,当年在陕西,他讥我是狂生,徒以家世进用;我以他是妄人,徒好大言欺世……”
“但当年收复绥州,却是太保与种太尉通力合作之功……”何畏之毕竟不能知道这些朝中人事的恩怨,这时不禁大吃一惊。
“我们还不至于以私怨害国事。”郭逵似乎是想起当年绥州之事,为了保住绥州,他冒着杀头的风险,私藏诏旨……他的眼神中浮起一丝向往,但旋即黯淡下去,“种子正在外领兵,我却做了十年侍郎,他观兵灵州城,一生心愿,已是得偿。死在西南疆场,不过正遂其志。我却象是个书生,劳形于案牍之间,周游于官场之内……”
何畏之已然明白。郭逵一生,并没有赫赫的战功,平侬智高,人们会算到狄青的账上;复绥州,那是种谔的功绩,除此以外,多是些不值一提的小战斗,既便胜利,也不会被人们记住。对于一个自负名将之材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不心怀耿耿的。尤其他还生在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别人看来,也许兵部尚书才是一生奋斗的至高点,但在郭逵,却是有别的价值更在其上。
何畏之不由得有些同病相怜。
“莲舫,若是我这次得为经略使,荐君为参军,君可愿助我?”郭逵忽然问道。
何畏之却没有马上回答郭逵邀请。堂堂昭武校尉做参军,这不是问题;回到军中,也是何畏之的心愿……但是,何畏之亦不愿轻许人。
“太保,平西南夷,非徒以军事便能胜之。”
“然非有军事之胜利,亦不足以言和。”郭逵这方面的认识比何畏之要深刻。
“那太保可是已有必胜之策?”
“这世间有可胜之仗,却没有必胜之仗。”说到军务,郭逵顿时来了精神,重与何畏之坐下,一面斟酒,一面说道:“当年我随狄武襄公征侬智高,当时朝廷里那些读过一点兵书故典便自以为知兵的公卿大夫,纷纷上书,以为两广之地,骑兵无用——其实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惟狄武襄却坚执己见,以为并非骑兵不可用,而要看用什么样的骑兵。若是契丹那种只会在平原上冲锋陷阵的骑兵,到了南方自然一点用也没有。但若是横山骑兵,却正是有了用武之地——横山骑兵在山地中如履平地,若论在山地作战,天下第一,这原是当年西夏立国的法宝。所以狄武襄公便请旨从西北沿边,检点曾经战阵之蕃汉兵马,遂以此破敌。这件事,当年朝野上下,只有庞籍相公支持狄武襄公。便是今日朝中的士大夫,十之,也只知道狄武襄是以西边精锐破贼,却不知道其间致胜之关键,是横山蕃骑!”
何畏之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时回想起他见过的横山蕃骑,不由频频点头,道:“我见过归附的熟蕃,汉人骑兵,只合在平地上冲锋,到了山地,便不是蕃骑的对手。”
“不错。”郭逵给何畏之倒了一杯酒,一面叹道:“南方蛮夷,素来生活在群山之间,其来去如飞,我禁军将士,休说河朔兵,便是西军步军,到了那西南群山之中,便算不顾阵形,也是追赶不上。况且行军打仗,步军若无阵法,岂非自取其败?要取胜,惟有用骑兵。西南夷从未和骑兵打过仗,不知虚实,没有经验,单这一点,便已占到上风。所以种子正带龙卫军入蜀,是颇有见识的。但他太自矜,我婉拒托人提醒他,他却看不起蕃骑,以为他的龙卫军现在便是天下第一的马军——横山蕃骑在平原上作战,蕃骑没纪律,不守阵形,自然未必是龙卫军的对手,但是到了山地之上,龙卫军却未必行了。种子正此人,就是太骄傲!”
郭逵微微摇了摇头,似乎是在惋惜。又说道:“要破西南夷,其实不用兵多,兵多无用,徒耗粮草。只需从西北沿边熟蕃中,挑选曾经打过仗的骑兵一万,然后再从横山部落中,招募曾经在西夏步跋子当过兵的步军五千为辅,以此一万五千人马为主力,以现有蜀中兵为辅,再加上有莲舫熟悉地形风俗,只要主帅不轻敌,颇贼不难!”
说罢,郭逵炯炯注视着何畏之,等待他的答复。
小贴士:皇城司是宋代负责大内安全,并且兼为皇帝耳目的间谍机构(其职责包括刺探京师官民私隐,政策得失,反间谍,监视外国使节,监视本国出使使者,刺探敌国情报等等)。但其不同于明代的特务机构。一则皇城司长官可同时有一至四名,互不隶属;二则皇城司长官非特旨不得连任,三年一换;三则皇城司在大部分时期只限于在京师活动;四则皇城司检举之案件,一般交由开封府或御史台审理(但皇城司本身也有司法权);五则不仅两府对皇城司长官有任命权,而且翰林学士们还可以封还辞头,拒绝草诏任命。当然,宋朝无特务政治之害,最重要的还是受到强大的士大夫阶层的制约。这个受到极大限制的机构,一向都是士大夫们攻击的对象,后来被约束于御史台之下。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皇城司的特务活动,在王安石变法之时达到顶峰。当时有数千名特务在汴京活动,但最终还是受到限制,北宋后期更是被迫终结其间谍功能(有人认为被走马承受公事取代,此一职务大致相当于小说中改制以后的虞侯,并且权力更小。他们不能参预军政之事,只能监察然后上报朝廷)。石得一历史上便是当时最出名的特务头子。宋朝的这个间谍机构在历史上其名不显,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小说中,皇城司的许多职能已被分隶于职方馆与职方司。因为小说中王安石并无机会派出他的数千逻卒,而历任勾当皇城司都是极为谨慎老成之宦官,所以,直至石得一上任之前,这是一个安静的机构。既便石得一上任,相比另一个时空而言,因为形格势禁,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收敛许多。为小说中王安石并无机会派出他的数千逻卒,而历任勾当皇城司都是极为谨慎老成之宦官,所以,直至石得一上任之前,这是一个安静的机构。既便石得一上任,相比另一个时空而言,因为形格势禁,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收敛许多。。因为小说中王安石并无机会派出他的数千逻卒,而历任勾当皇城司都是极为谨慎老成之宦官,所以,直至石得一上任之前,这是一个安静的机构。既便石得一上任,相比另一个时空而言,因为形格势禁,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收敛许多。为小说中王安石并无机会派出他的数千逻卒,而历任勾当皇城司都是极为谨慎老成之宦官,所以,直至石得一上任之前,这是一个安静的机构。既便石得一上任,相比另一个时空而言,因为形格势禁,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收敛许多。
第三章谁持白羽静风尘(三)
“太保可曾听说过李十五?”何畏之依然没有正面回答郭逵。
“李十五?”郭逵依稀觉得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
“此人以前做过石学士的卫士,后以军功累迁为致果校尉。”何畏之淡淡说道,“石学士回京前,对陕西五路蕃人,曾定下‘抚其渠首、化其民众、收其精兵’之策,李十五这几年间,便一直在熙河、秦凤地区招募各蕃部之精壮勇士。”
“竟有这样的事?!”郭逵吃惊地看着何畏之。招募士兵是兵部该管的事,他竟然毫不知情。
“李十五部是蕃兵的编制,名义上是渭州的蕃军。不太引人注目,不过两年前其与环州义勇有一次演习,依规矩是要经过三衙的,末将无意中才注意到这支渭州蕃军。这支蕃军只有千余人,实际上驻扎在西安州,军营可能在天都山附近,军费与兵甲都是枢府特拨的……”
何畏之的描叙,让郭逵更加好奇起来。
“环州义勇是末将亲自带出来的,陕西乡兵中现今唯一保持编制的部队。”何畏之嘴角微翘,显得极是骄傲,“末将不敢说那是天下精兵,但若是论到夜战,在山地丛林中打仗,环州义勇不会输给任何人。当年石帅让我训练环州义勇之时,是预备这只精兵要深入到兴庆府,在西夏腹心之地兴风作浪的。可惜事到临头,石帅却变了主意。”主动提起这段不为人知的秘辛,何畏之依然不禁折腕叹惜,他甚至不知不觉改了对石越的称呼。直到此时,何畏之依然以为是石越忽然保守,却不知道石越却是担心这支何畏之一手训练出来的精兵,离开太远,会失去控制。
“但这次演习,上报的结果却是渭州蕃兵趁夜偷袭了环州义勇。”何畏之涩声道,“纵然环州义勇许多武官被调进禁军,实力锐减,这只渭州蕃兵也不可轻视。石帅从各蕃部中募集勇士,训练成军,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削弱蕃部实力这么简单。末将一直认为,朝廷公卿中,临机决断,石学士或许不过只是平平,但论到远见卓识,却是无人能及——如今看来,倒是英雄所见略同,这支渭州蕃兵,恰巧也是骑兵……”
“你是说?”郭逵瞪大了眼睛,只一瞬间,便连连摇头,道:“不可能,若依你所说,那时候连熙宁归化都未开始。”
“他未必是为了西南夷。但大宋疆域广大,蕃种众多,若说石学士刻意提前训练适合在山地丛林作战的精兵,以备万一之需,末将以为是可能的。禁军涉及到枢府、兵部、三衙,牵一发而动全身,故先试之乡兵和蕃兵,这也是石学士惯常所为。”何畏之冷静地分析道,“不过,不管石学士打的什么主意,太保若经略益州,将李十五部与环州义勇征调至麾下,将有若虎生双翼!”
“若真能如此,仗还未打,已先赢了一半。”郭逵喜动眉梢,说完,才猛然醒悟何畏之实是已经答许他了。
崇政殿旁的偏殿内,赵顼随意地蜷腿坐在御榻上,石越恭恭敬敬地坐在他的左下首,摆出认真的表情,听王珪汇报着高太后生辰庆典的事宜。
“陛下,臣与文彦博、吕惠卿等商议,以为太后生辰贺仪,可比照仁宗时长宁节上寿仪,七月十六日太后生辰当日,请太后在崇政殿垂帘,百官及契丹、高丽、交趾及海外诸国使臣,在庭下拜贺。宰臣为一班,百官为一班,各国使节为一班,分别上寿酒。礼毕,太后还内,百官至东门拜表称贺,高丽国王妃、外命妇入内上寿,不许入内者则上表。由内侍先引内命妇,次引高丽国王妃等人,次引外命妇,如百官仪上寿。七月十七日,大宴。由开封府张灯结彩三日……”王珪说到这里,偷偷抬眼瞥了一眼赵顼,只见赵顼眉毛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他连忙又解释道:“开封府庆贺三日,本为长宁节所无,只是今各国使节都来上寿,两府以为不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赵顼不自觉地微微摇了摇头,“体面什么的,说到底不过是些虚名。今已不同往日,各国使节皆是常驻,象隋炀帝那般好慕虚名,也唬不了人。太后性好节俭,常以国库空虚而忧心不已。这时节如此排场,虚耗国帑,太后若知道了,朕担心太后反而会不高兴。开封府庆贺三日,卿等算过要花多少缗钱么?”
“臣等以为,若节省一点,十万缗足矣。”王珪似乎并未察觉出皇帝的不高兴是出于内心,又颂扬道:“皇太后圣明懿德,达于四海。今开封府的百姓,知道皇太后生辰将近,多有在家供香颂祷,愿太后万寿无疆者。高丽国上表说,因太后圣辰,开城外一夜之间,冒出千枝灵芝,站在开城上看去,竟是一个很大的‘寿’字。这等祥瑞,微臣披览经史,闻所未闻。此事经各报报道,天下几乎无人不知高丽国王要将其中最大的灵芝在七月十六日这日护送至京,百姓都想一睹这千年不遇之盛况。两府大臣皆以为,正可借这天降祥瑞,向天下的百姓,四海的蛮夷宣示我大宋的国威,大宋的天子是天命所归的真命天子,大宋朝是得天庇佑的天朝上国。如此大典,实是不宜过于简陋。况且朝廷这三年间,百官与禁军,朝廷已很久未曾有过大赏赐,禁军莫不翘首以待,亦不宜使之过于失望……”
“还要大赏赐?”赵顼的眉头已经紧紧拧成了一团。
“两府商议,厢军节级以下每人赐钱一百文,酒二两;禁军节级以下每人赐钱三百文,酒四两;凡两北边境、益州、京幾禁军、厢军则以两倍赏赐,蕃军、乡兵比照厢军。其余文武官员,则按阶级之不同赏赐。总计花费不会超过五十万贯。”
五十万贯!赵顼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这种程度的赏赐,在大宋朝的历史上是不值一提的。为了笼络军队,最短三年一次,借着郊祭的机会,大宋朝廷都会按惯例进行大赏赐。但这种行为一向受到司马光的反对,兼之在军制改革后,宋军的军俸按级别的不同,也进行了大调整,禁军与教阅厢军的薪俸,足以养家糊口。所以这种大赏赐便逐渐取消了。这在几年前,也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宋军频频获胜,休说宋军区别了边境驻军与内陆驻军的待遇,大捷之后的犒军,也可以弥补士兵们的这种损失。但这并不代表不存在着怨言,毕竟还是有许多的文武官吏平白无辜地少了一笔收入,这些人岂能不牢骚满腹?只是没有机会渲泻而已。但现在形势却不同了,三年来军队也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赏赐,兼之物价又上涨,若说军中不存在任何的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在刚刚发生渭南兵变的情况下,两府绝对不敢拿军队的稳定来开玩笑,有人想借此机会来恢复大赏赐,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五十万贯,对宋朝现在的国库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不仅如此,这个口子再次撕开后,那么司马光的努力,便算是前功尽弃了。
借着高太后的生日,有人想要粉饰太平,有人想要恢复弊政,还有人想要大拍马屁……在“忠”、“孝”的名义下,不仅仅高太后本人的意愿可以被彻底忽略,便连皇帝也无法反对自己不愿意的事情。涉及到军队的稳定,没有人敢等闲视之。
赵顼把目光投向一直正襟危坐的石越。但石越却似乎完全没有看到皇帝的眼神,他全神贯注地望着王珪,认真的倾听着,但脸上却看不出半点赞同或反对的神色。
“这么大一笔开支,国库……”赵顼的目光并没有在石越身上多作停留,他皱眉沉吟道,“总计岂码要近七十万贯……”
“陛下,这些开支是无法节省的。”
五十万贯的赏赐,十万贯的庆典,高丽国王千里迢迢送来的灵芝,只怕也绝不便宜……耳里听着皇帝与王珪的对答,石越在心里不停地摇着头,皇帝与两府当初就应当明确的拒绝高丽国的“祥瑞”,但这么大的一记高丽马屁拍过来,整个大宋上到君臣,下到普通的百姓,都被拍得晕晕乎乎,哪里还有几个人能记得收了马屁后是一定要买单的?
现在怎么样都晚了。高丽的灵芝只怕都到了杭州了,这时节让人家打道回府?高丽国可不是大宋的州县,这会让双方都无法下台。何况现在不仅仅各国,甚至连西夏都送来了贺表,人家既然热热闹闹地来了,大宋朝就算不想大办酒宴请客,那也不可能了。既然定下了大庆的调子,官吏军士们盼着一点赏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何况,从另一方面来说,大宋朝的确需要这么一个机会稳定一下军心民心。
两府大臣谁不知道国库的底细?但是,太平,有时候也是需要粉饰的。
而且,高太后在臣民中的确有着颇高的声望,特别在北方的士大夫心目中,这位自小在皇宫中由仁宗皇帝与曹太后抚养长大的皇太后,是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的。许多士大夫平时并不信鬼神,提到“祥瑞”便深恶痛绝,但是这次因为与高太后有关,竟然纷纷写诗作赋,纪念其事……人类总是能容易地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
石越自然知道高太后在另一个时空甚至曾经被誉为“女中尧舜”,他本人对高太后的评价固然没有曹太后高,但是他对她也并无恶感。对于那些手中掌握着权力,却不肯滥用权力的人,永远都是值得尊重的。石越能够很切身地体验到那是一种多大的诱惑。但是高太后不仅约束自己,还能约束着她的族人,她的政治才能或者有不足之处,但她的品德,却的确无可指摘。
从公从私,他找不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这件事。
国库的确面临困境,也许他们又要增发交钞了——但这是吕惠卿与司马光要发愁的事情。
以目前的形势,大宋朝迟早要面临一场大麻烦。既然避免不了,与其费心力不讨好的修修补补,还不如让它早一点爆发。
吕惠卿现在的处境,是不折不扣地饮鸠止渴。
石越能够猜到吕惠卿的心态,他肯定不愿意让高太后的声望继续高涨——高太后不喜欢他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他也肯定不希望灵芝进京,不希望掏五十万贯来让国库雪上加霜……但是,他现在却迫切需要一个机会来粉饰太平!
所以,再苦的酒,他也要吞了。
“罢了,此事便由两府商议办理罢。”皇帝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似乎想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抛诸脑后。许是心里感觉到一种别扭,皇帝的声音变得有点消沉,“陈绎的长子前几日已递了谢表进来,说陈绎早留下遗嘱,朝廷赐的钱又原封不动全退了回来。哎!”赵顼不由得低声叹了口气,“刑部要的便是清廉公正,又能洞悉下情的人。陈绎去逝,是朕失一能臣啊。”
“陈绎九泉之下,闻听陛下之语,亦必无憾矣。”王珪动情地说道,眼角甚还泛起一点泪花,他似乎早已忘记几个月前,自己还曾经指使人弹劾陈绎。
石越鄙夷地瞥了他一眼,口里却也同样附和道:“陈绎刚正,非有陛下圣明,不能成其事业。故其怀知遇之恩,以国士报陛下,至死不言家事。若朝中大臣皆能如此,何愁不可致太平?”
赵顼默默叹息,良久,才又顺着自己的思路说道:“刑部乃是事务繁剧之部,又事关国家重典,陈绎在时,朕将刑部托给他,亦甚是放心得下。今陈绎已去,刑部不能不善择其人,朕意在范纯仁,卿等以为如何?”
范纯仁?!石越几乎是不由得呆了一下,他一直认定范纯仁是御史中丞的有力人选,却万万想不到,皇帝竟然有意让他直接进入都省做刑部尚书。这一步棋若走出来,朝廷的政局将会变成什么样的,真是难以预料。范纯仁若做刑部尚书,谁来当御史中丞?他疑惑地偷看了赵顼一眼,心中又惊又疑,难道皇帝已经在筹划着大洗牌了?
他尚在惊愕当中,王珪已回道:“陛下,范纯仁品行素佳,才干资历,皆足当重任。以其掌刑部,必不致令陛下失望。”
石越顿时更加惊讶,就算王珪不希望范纯仁入主兰台,但范纯仁入主刑部,并一举成为执政大臣,对王珪又有什么好处?难道他已经认定范纯仁入主刑部已是无法改变之事实了?石越知道王珪实是皇帝的应屁虫,一时间更是疑心皇帝虽名为咨询,实则却是心中已有定见。
但这时节也容不得石越多想,他感觉到皇帝的眼睛正看着自己,当下也不敢去看王珪的神色,只向着皇帝微微欠身,飞快地理了一下思路,便说道:“陛下,若只是论品行、才干、资历,范纯仁入主刑部,都是极恰当的。只是……”
“只是什么?”赵顼听出石越话中的反对之意,亦觉意外,不由追问道。
石越抬眼正视皇帝的目光,大着胆子道:“恕臣大胆,臣不知范纯仁本人之意如何?”
“哦?卿是说范纯仁会不愿做参知政事么?”赵顼眼中的讶异之意更浓了。
王珪颇不以为然地摇头道:“子明看范纯仁也看得太高了些。世间有几人能面对执政之位而不动心?范纯仁又不是想做隐士的。”石越却只是笑着不说话。赵顼看看王珪,又看了石越半晌,奇道:“这么说来,卿已经知道范纯仁想去益州做观风使?”
这回却轮到石越目瞪口呆了,“范纯仁做益州观风使?”他推测范纯仁未必会愿意进政事堂,其实也殊无把握。毕竟象司马光那样连枢密副使都毫不犹豫推辞的人,就算是再怎么样标榜“君子”的人,也是极少见。更何况六部尚书兼参知政事,在当今的大宋朝算是权高位重,份量实际远重于枢密副使。但石越认定范纯仁入主兰台是司马光的战略部署,轻易不会改变,所以范纯仁未必会愿意急着进入政事堂,哪里想到范纯仁竟然真的拒绝,更加料不到司马光还有这一手。
但范纯仁自荐不到两天的时间,这还是极机密的事情。赵顼却不由疑心范纯仁轻浮起来。他细看石越的神情,却又不似作伪,不由得又放下心来,一面却也忍不住奇怪。因问道:“那子明为何竟会以为范纯仁不欲为执政?”
石越知道这个问题却是想不得,马上小心地回道:“臣其实亦只是猜测。臣在陕西之时,曾与范纯仁共事,知此公颇有乃父遗风,是公而忘私之人。刑狱乃是国之重器,但范纯仁十余年来,未曾断案论刑——臣不敢说范纯仁不能胜负,但万一有伤陛下知人之明,恐亦非范纯仁所愿……”
“原来如此。”赵顼笑道:“子明亦算是知人者。”又道:“不过,朕以为刑部尚书第一要紧的,倒是谨慎公正。至于敕律格式,断案决狱,士大夫岂能尽知?慢慢熟悉便好。范纯仁去益州,原亦是极好的人选。他条陈益州十四事,朕以为颇为他人所不及。只是朕现在少一个刑部尚书——刑狱关系天下苍生,总比益州要紧些。况且以范纯仁去益州,做个巡边观风使,譬如杀鸡用牛刀。这种差遣,令王中正跑一趟便可以。”
皇帝用王中正是用熟了的,熙宁初年,用他总制河东四路军事;王韶开熙河之先,也是令王中正先去观察形势——他回来的报告对皇帝最终下定决心要恢复熙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后保马法推行,也是王中正负责监督。这历历事迹,石越自然知之甚详,公平来说,这些覆历王中正也是功大过小,皇帝信任他也是有道理的。但王中正与王安石、吕惠卿关系都很好,为人刚愎好财,此人若然派去益州,只怕就是一个将益州逼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更何况石越当年想方设法令他不能参预伐夏之役,使他没立上这个大功,二人之间早已经结下仇怨。于公于私,石越在这件事上都无法沉默。
皇帝的话刚刚说完,他便立时离座跪了下去,顿首道:“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赵顼未料到石越如此激烈地反对,几乎吓了一跳,脸色亦郑重起来。凝神听石越说道:“陛下,臣久抚陕西,颇听到一些传闻。王希烈在河东时,擅作威福,全然不是在京师时谨小慎微之模样,诸将送钱多者,纵然无功升官亦快;不肯送钱者,纵有功亦不得升官,河东诸将怨声载道。甚至折家百余年来,为国之藩篱,久镇河东,竟然也要贿赂一内官以自保!连当年王韶开熙河,臣亦听到传闻,王襄敏为全己志,不得不贿赂王中正,以求其不得从中作梗。此种种劣迹,臣虽未有真凭实据,然陕西、河东,知者甚多。臣非敢以捕风捉影之辞构陷王某,只是今日之益州,是非常之地——陛下,国朝素有‘扬一益二’之俗语,富庶之地,先前又未报有天灾,粮价怎会无故暴涨?臣亦听到风传,渭南兵变,是河北禁军不愿去益州‘送死’所致——无缘无故,又怎么会有这种谣言?所谓‘小心使得万年船’,为国家计,益州乱不得,臣以为,哪怕最后查明不过是虚惊一场,亦宁可谨慎一点好,总好过事后追悔莫及。是以王希烈这些传闻,若是平时,臣不敢言;然在此非常之时,臣不敢不言。若遣王希烈去,倒不如让范尧夫去。”
赵顼的脸色越听越凝重,到最后,整张脸都黑了下来。要知道,石越是极少在他面前如此赤祼祼地攻击任何一个官员的。这也是极得他好感的原因之一,他实在厌倦了新旧两党之间的相互攻击,而且往往也没什么证据,不过是互相指责对方的人品——甚至连台谏的奏章也是这样,开头总是先将要弹劾的人的人品贬得一无是处,再开始正题,若依他们的说法,司马光、石越之奸恶,李斯、赵高辈相比都远远不及。这种论调,实在让赵顼感觉到厌烦。有好几次赵顼竟忍不住发作,当面反唇相讥,令得那些臣子极是狼狈。只有石越是个例外,无论对方是谁,他都只是就事论事,极少涉及到对方的人品。而且,赵顼也清楚地知道,石越是极少攻击宦官的士大夫之一。
但正是如此,石越的话虽然只是根据“传闻”,却已经令赵顼十分恼怒。
宦官收受贿赂,并非不能容忍。但是,到了连折家、王韶都要行贿的地步,这便不是收贿这么简单了。何况开熙河乃是国策,王中正奉旨前去观察形势,他的一句话便事关朝廷十余年的国策,他怎么便敢因贿成言?!若非是王韶已经死了,否则便此一条,他也脱不了编管之罪!
而最重要的是,赵顼派宦官参预军机,为的便是互相监视。皇帝指望他们观察边将的一举一动,然后据实上报,但是宦官若然收受贿赂,与边将沆瀣一气,反倒成为了边将欺上瞒下的工具,那这些奄人对皇帝还有什么用处?
内外勾结,素来便是大忌。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充斥着赵顼的情绪。
赵顼凶狠地盯着石越,冷冰冰地说道:“你说的可是实话?”
石越抬头回视皇帝,从容道:“臣岂敢欺君?!”
“好!好!”赵顼连连冷笑,忽然厉声喝道:“来人!”
“奴才在。”在偏殿外等候的李向安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慌忙跑了进来。
“你去传旨……”
“陛下!”“陛下!”石越与王珪不约而同地打断了暴怒的皇帝。
赵顼望了二人一眼,不待二人开口,他已经明白过来——此事若真要追究,便一定是大狱!而且涉及的,全是军中的将领。
“你去传旨,叫王中正去北京养病!”
“啊?”李向安不由愣了一下神,但他毕竟当了十几年的差,不待皇帝发怒,连忙道:“遵旨。”
“让童贯去河东,问问折克行,叫他将送给王中正的礼物开张清单,给朕带回来。”
“遵旨。”
李向安这才意识到王中正出事了,慌忙叩头退了出去。
但赵顼犹不解恨,恨声道:“待此间事了,朕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王珪又妒又忌地看了石越一眼,皇帝对石越一面之辞的偏信,让他既感到羡慕,又十分忌惮。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早就告诉他,什么都比不上皇帝的信任。表面上的沉沉浮浮,都只是假象,臣子在皇帝心目中的印象,才是最根本的。在这一瞬间,他似乎完全明白了石越在熙宁朝数度沉浮,却始终打而不倒的真正原因——皇帝不管怎么样折腾着石越,甚至忌惮、提防他,但是心里却始终对他有一种信任。无论这看起来有多么的矛盾,但在这一瞬间,王珪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看来,应当让自己的儿子们多跑几趟石府才对……
即使是石越自己,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王中正去益州——他在陕西颇竖恩信,无论地方官还是军中将领,找些人出来弹劾王中正并不是难事。纵然扳不倒他,也能滞缓皇帝的命令。石越其实也料不到自己几句话,竟几乎扳倒一个炙手可热的大宦官。事情如此轻易,真真是出人意料。
“陛下,王中正的事不是急务,倒是益州观风使之人选,陛下不可不慎。”石越开始得陇望蜀,但他依然说得极为委婉,“臣以为益州之事,牵涉到朝局变动、一路生民、大宋数十年的国运,若是选错了人,后果不堪设想。”
这番话听在赵顼耳中,却颇觉刺耳。赵顼固然也疑心益州出现了问题,但是他依然也认为反对者的言辞,颇有点夸大其辞。所谓“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但是石越所说牵涉到“朝局变动”,却是点醒了赵顼。
的确要防着有人借机否定熙宁归化,甚至再次激化朝中的党争。
若这么看来,连范纯仁也未必是合适的人选。忽然,赵顼心中冒出一念头:难道吕惠卿举荐范纯仁为刑部尚书,竟也是担心……但他马上将自己这个可笑的想法打消了,休说吕惠卿不可能知道范纯仁想做益州观风使,古往今来,也没有保荐自己的政敌当宰执大臣这种党争方法……吕惠卿还是识大体的,朝野中有些人,对吕惠卿的确存在着极深的偏见。
“那么子明心中可有适当的人选?”赵顼忽然问道,此时他已冷静下来,望着石越的眼睛中,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
石越似乎没有觉察皇帝话中的试探之意,“臣以为,陛下应当择一位值得信任的元老重臣前往益州,一则陛下能信得过他们不会为朋党所利用;一则若万一益州局势果真不堪,他亦能压得住益州四司长吏,巡边观风使立时便变成安抚使,可以当机立断,处置事务;最要紧的是,元老重臣之经验,亦足可倚重。”
“元老重臣?”石越的话让赵顼的心动了一下。
石越缓缓抬头,直视着赵顼,从容说道:“臣以为,陛下或可征召王安石赴蜀。”
“王安石?!”
赵顼腾地从御榻上站了起来。
王珪的眼神中全是震惊。石越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吗?他刚刚还在说“朝局变动”,难道他不知道,重新起用王安石,便是最大的“朝局变动”!况且,王安石复出,对石越有什么好处?虽然王安石的新法,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而且多是面目全非,但是,王安石依然是开创了熙宁变法的人,他仍然是所谓新党的“赤帜”。退居金陵愈十年,人们对王安石的印象反而有了改变——他在相位时的刚愎自用、怨声载道,除了那些顽固的旧党,大部分人反倒渐渐淡忘;人们记得的,是他远在吕惠卿之上的人格魅力,无与伦比的人望。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石越、司马光、吕惠卿固然居功至伟,但是王安石的开创之功更不可没!石、马、吕之政绩,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站在了王安石的肩膀之上。王珪还记得《汴京新闻》上曾经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分析了熙宁朝的所有“新政”,最后发现,熙宁朝新政最核心的部分,都是对王安石新法的扬弃。石与马所看到的问题,王安石早已看到,石与马本质上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解决方法进行修正,不过石越更加积极,而司马光则更加谨慎。这篇熙宁十六年刊发的时评,曾经受到广泛的赞誉,虽然在王珪看来,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过是故意将王、马、石三人并称,借此来隐晦地贬低吕惠卿,以表达对时政的不满而已。但是,这也证明了王安石在大宋政局中依然举足轻重。
石越居然举荐起王安石,这无异于玩火。
“王安石。王介甫……”皇帝来回踱着步,语气中掩饰不住激动。
石越默默地望着皇帝,他的内心其实并不如他的表情那么冷静,如若仔细观察,可以发觉,石越的衣服也在微微颤动着。
在偏殿的君臣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石越与王珪这才告退。王珪因为轮值,便径回往南回政事堂,石越却是取道东华门出大内。他才走到东华门,迎面便见着几个宦官正服侍着雍王赵颢在门外下马。他虽然颇为忌讳与这位“贤王”打交道,但这时候却也不能故意躲开,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向赵颢见礼。
赵颢亦不料遇着石越,虽然亲王之贵,在宋之爵位中为最尊,但有宋一代,亲王位在宰相之下,石越名位,比于宰执,赵颢也不敢怠慢,连忙回礼,一面笑道:“小王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子明,亦是在此东华门外。不觉便亦已是十余年了。”
石越忙笑道:“臣已是老了,大王风采却更胜十余年之前。”
赵颢笑道:“司马光常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之’,子明这话,却有点言不由衷了。”又看了一眼石越,问道:“王禹玉呢?官家今日不是召见你们两个么?”
石越不料赵颢对禁中之事如此熟悉,亦不避讳,不觉愣了一下,方回道:“今日王禹玉轮值。”
“可是又‘金带系袍回禁署’了?”赵颢玩笑道。
石越亦不觉莞尔,他知道这是当年梅尧臣写王珪的诗,因王珪是典型的太平宰相,一生之中,除了入仕之初曾经通判扬州,几乎是“不出都城而致位宰相”,宋朝开国一百余年,他的际遇也是异数。当年梅尧臣作此诗时,王珪还只是翰林学士,经历坎坷的梅尧臣便非常羡慕他,因诗词唱和,半真半假的写道:“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石越因笑道:“王禹玉是天生富贵命,他人比不得。看看他的诗,又是‘晓日初临金阕动,春风正与玉杯期’,又是‘翠凤有时翻瑞影,银蟾通夕堕清津’,金璧珠碧,不是富贵人,断不能写出这种富贵诗。”
赵颢哑然失笑,“至宝丹么?”至宝丹是当时的一剂名药,由生乌犀、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金银箔等研制而成,其成分珍稀难求,因此价格昂贵。王珪虽是“欧门弟子”,以文名著称于世,但行文风格与欧阳修却绝不相同,因为他诗作多写得富丽堂皇,镶金嵌玉,连王珪的兄长都讥之为“至宝丹”,此事广为流传,时人竟干脆将王珪的诗便称为“至宝丹体”。
赵颢笑着摇了摇头,道:“可惜子明已不肯作诗。”
“实是江郎才尽了。”石越连忙笑着岔开话题,委婉提醒道:“大王可是奉诏觐见么?”
“若是官家或太后召见,小王岂敢耽搁?”赵颢却是不买账,装作听不懂石越话中之意,依然笑容可掬,“不瞒子明,我是来说项的。几个奴才听到王希烈坏事,盯上了御药院的差使,跑到我跟前又哭又闹,非逼着我来说情……”他一面笑着说道,一面却望着石越,眼睛都不眨一下。
“王希烈坏事了么?”石越一脸愕然的望着赵颢,“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怎的一点风声也没有?”
赵颢狐疑地从石越脸上将目光移开,笑道:“便是刚刚的事情。子明在禁中,难怪不知道。官家让李向安传旨,着他北京养病。不过这个时候,王希烈多半正在托人求情,不见一次官家,他哪能甘心便走?”
石越听出赵颢的话中似有提醒之意,王中正在宫中数十年,兼之宋朝的宦官,多数倒是家传的职业,可以说都是根深蒂固,这么不明不白被赶到北京,没明白皇帝的心意之前,王中正又岂肯束手就范?而皇帝的心意,也是会变的。皇帝也有却不开的情面。
但石越却也只能装聋作哑,因笑道:“这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不愿意再多留,又抱拳道:“下官尚有些些俗务,就此告退了。还乞大王恕罪。”
“子明自便便是。”赵颢微微笑道。望着石越匆匆忙忙上车离去,赵颢这才转过身来,冷冰冰地喝道:“进宫。”
第三章谁持白羽静风尘(四)
赵顼接见过石越与王珪后,又让宦官将这几日的益州军情急报全部挑出来,仔仔细细再读了一遍,自从种谔病死军中后,种谔的副都指挥使曲贵暂时接掌了宋军的指挥权,但宋军士气低落,面对泸州的西南夷束手无策,仅能自保而已。曲贵每日一报,奏折却全是诉苦——征调来的军粮在仓库里发霉坏掉,运不进前线,真正打仗的士兵只能携带十天的干粮,活动范围非常有限;地图上看起来极近的地方,却往往要翻越几十座绵延的群山,山林中道路不熟,毒蛇出没,甚至连蚊虫也能致人死命,可宋军却缺医少药,每天都有士兵被毒蛇咬死,而且一进到山中,极容易遭到伏击,几十个敌人在山里袭击,派出几百人追捕,也难见踪影,追敌的宋军反而要损兵折将,死伤大半,以至宋军根本不敢追击夷人;还有诸如山中地形复杂,兵多了施展不开,兵少了等于送死;宋朝州县原本政令便不出城中,官军至此,言语不通,好不容易找到向导,也难以沟通等等……这些抱怨之辞,其实最开始去的宋军将领也曾经说过,结果被赵顼与两府视为畏难塞责之语,批回去狠狠地骂了一通,从此便没有人敢多提这些事情。但此时这些字句看到赵顼眼中,却是另有一番滋味。这个曲贵他是知道的,曲家也是大宋有名的将门,曲贵在先帝时,就在大内做班直,赵顼见过几次,虽然不通文墨,但为人是极忠厚老实的,他即位后,便放出去到熙河挣功名,当时熙河主事者是王韶,李宪是监军,高遵裕是副将,曲贵便在高遵裕帐下效力,高遵裕夜破野人关,名动西陲,此战曲贵身中三箭,率先登关,报为首功。后来为取河州,高遵裕与王韶、李宪意见不和,结果证明是高遵裕在理,赵顼便起意渐渐让高遵裕开始独当一面,曲贵便一直追随高遵裕,都是以死战建功,但报上来的功劳却是极少。直到高遵裕被贬,枢府才发现他一直被高遵裕压制,但是曲贵却从来没有为自己申辨过。高遵裕败事后,他族兄曲珍因事面圣,特意写信问他有没有什么事要代为禀奏,他反倒为高遵裕分辨,以为高遵裕在西北多年,功大于过。这么一个忠直之人,说他畏难塞责,实是难以置信。赵顼心里不是不明白,这些难处,若是种谔还在,便只好哑巴吃黄连,他当初许下海口,此时怎敢自打嘴巴?其余的将领,明明见着前任被申诉了,哪里还敢分说半句?且打了败仗再来说这些话,朝廷亦无人肯信。也只有曲贵这样的人,才敢说实话。
赵顼叹了口气,伸出手来揉了揉太阳穴。益州的形势,真是扑朔迷离。朝廷公卿,一面说得益州明天就要出王小波、李顺,他听得明白,意思就是指吕惠卿误国,还是不脱党争的形迹;一面却信誓旦旦,说益州只是将领无能,只要调动精兵强将进剿,祸乱平息不过反掌之间。赵顼总觉得若归咎于政策的失误过于勉强——熙宁归化在荆湖南路就推行得极顺利,有几处洞蛮不服,当地的屯田厢军就剿平了。若说地理形势,难道益州与湖南就差这么多?湖南路也到处都是山,一样也有瘴气。说到底,还是将领无能,败军误国。曲贵说的纵然属实,但绝不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赵顼这时自觉心里明镜似的,益州观风使的人选之争,说到底,还是党争。但要顾全文、马等人的面子,毕竟不能当益州什么事也没有,而且成都粮价暴涨,这里面的确透着蹊跷。所以,既要谨慎一点,又不能被党争利用。而且万一真的有事,就牵涉到成都一路官员的命运,更不能随便派个人就好。石越说的是有道理的。但真正关系到西南局势的,倒是这个经略使的人选。主帅一定要选有能耐的人。
想到这里,赵顼不由感觉有点可惜。原本高遵裕是他寄予厚望的,可是却搅和着一堆的烂事,从曲贵的事看,还有点妒贤忌能。心胸不广,怎么能让下面的人卖命?有一回他和石越说起他以文臣抚陕的事,石越说他其实别无所能,就是两条,一是不怕死,他一个文官,三品重臣,尚且不怕死,下面的兵将就没有怕死的道理;一是不贪功忌能,下面的将官知道主帅不会拖后腿,自己拼死拼活,朝廷一定会知道,打起仗来就有劲头。赵顼对此深以为然,当年韩绛误事,就是为了怕死。高遵裕是不怕死的,但如果妒贤忌能,就难成大器。
一想起高遵裕来,赵顼忽然想到高遵裕因赦还京,今日正要进宫觐见太后,他瞥了一眼殿角的座钟,估摸着高遵裕此时正在保慈宫。他心思一动,起身道:“去保慈宫。”
才到保慈宫门口,保慈宫的内侍便已经见着赵顼一行人过来,哗啦啦跪倒一大片,当下有人便要进去禀报,却被赵顼笑着拦住了。他也不带随从,只叫了一个小黄门跟着,缓缓向保慈宫正殿踱去。还未到殿门口,便听到殿中有人高声说道:“……有了这起事,才知唐康委实难得……”赵顼听出声音却是高太后的亲侄子,自己的表兄高公纪的,心里不由得嘀咕了一下。外戚干政是国朝的大忌,他知道高家的人都非常谨慎,从来不愿意沾惹是非的,怎么竟在这里说起国事来?他留了神,正欲放轻了脚步,不料一个宫女恰好从殿中退出来,见着赵顼,倒是吓了一大跳,慌慌忙忙跪倒请安。这么一闹腾,里面便知道皇帝到了,赵顼生怕高太后出来迎自己,连忙快步进殿,却见殿内除了高遵裕与高公纪外,雍王赵颢竟然也在,见他进来,全都跪了下来。赵顼一面给太后请了安,一面笑道:“今日只行家礼,不必太拘礼数。”高太后也笑道:“并没有外臣在,都起来坐了吧。”三人这才起身坐了。赵顼便笑道:“太后刚刚聊什么,还是接着说便是。”
但高公纪却不敢说了。只是赵颢笑道:“方才君正正和太后说如今的两件案子。”
高太后脸上却是没了笑容,肃容问道:“官家,那陈世儒案,究竟是怎么回事?”
赵顼没想到高太后问的是这个案子,脸上顿时也没了笑容,叹道:“这是人伦惨案。这案子是今年正月陈府的奴婢到开封府告发的——这陈世儒原是国子监的博士,他是陈执中的独生子,他正室李氏,是吕公著的外甥女。陈执中不用说,真宗、仁宗两朝名相,吕家也是本朝数一数二的世族,吕夷简、吕公著都是位极人臣的——谁能料到,这么两个名门望族之后,竟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弑母案来。开封府已经递进供状,陈世儒夫妇都伏罪——这案子的起因,原来竟是朝廷不合让陈世儒去太湖县当知县!那陈世儒是纨绔子弟,习惯了汴京这个花花世界,到太湖县都觉得是偏远了,为了能回汴京,这夫妇俩竟唆使奴婢用毒药谋杀陈世儒的亲生母亲张氏,张氏一死,陈世儒便可以丁母忧,顺理成章回汴京来!不料奴婢用毒药没毒得死张氏,这夫妇竟半夜用铁钉将张氏活活钉死!”(阿越注:此案便是《包青天》中《铁钉案》之原型,真实历史上,审理此案的时间是元丰元年至元丰三年。小说中与原案略有出入。)
赵顼说到后面,已是咬牙切齿,保慈宫里的宫女,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起人伦惨剧,一个个吓得脸色惨白。高太后原本将信将疑,怎么也不肯相信这世间竟有这样匪夷所思之事,这时候听到赵顼亲口证实,脸都气白了,嘴唇气得直发抖,哆嗦道:“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这样的人还留他做什么?!”
“开封府已经锁拿了陈家上上下下二十余口。朕原本还顾念着陈执中是几朝的老臣,只有这么一个独子,杀一个陈世儒不可惜,可叹的是陈执中从此绝后,想给他留一脉香火……”赵顼苦笑道:“不过当时却被陈绎顶了回来,这是人伦大恶,不能不穷究,不能不严办!”
“陈绎说的是正理。可惜也死了……”
“太后放心,朕已经知会苏颂了,不多久便能决案。”赵顼一面宽慰着高太后,眼角间却瞥见赵颢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心里顿时感觉一阵别扭,忽然想起苏颂当面回自己的话:“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这是当面给了自己一个软钉子。虽然赵顼信得过苏颂不会枉法,但赵顼总觉得不太舒服。这时候不免又莫名其妙泛起疑心来,陈执中与吕公著都是门生故吏遍朝野的,难保没有人抱着和自己一样的想法,想着为陈家留一脉香火……
正想着,却听高太后叹息道:“汴京的确是个繁华世界,因为不想离开汴京连官都不肯当的事,我也听过不少。曾布、蔡确,听说到了南海,便是一镇诸侯,南海各国的国王见了他们,都要毕恭毕敬;要权有权,要钱有钱,可还是一心想着能回汴京,就算不当官也甘愿。我自小便在宫里长大,也不知道外间和汴京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刚刚听公绰说起西南夷那地方,竟是一个州城方圆不过三里,有一千户人聚居,便是极繁华的所在,又有瘴气,人沾上便死,西南夷向来不服管教,朝廷的政令出不了州城之外,地方官上任之前,都要先写好遗书,更有人千方百计躲避差遣——若比起来,太湖县真是天堂了。陈世儒也是宰相的子侄,唐康也是宰相的子侄,为何区别竟这么大?”
赵顼不料太后竟然毫不掩饰地夸起唐康起来,他想起刚刚听到高公纪说的半句话,不由狐疑地向高公纪望了一眼。
“官家不用疑心有人来这干请。”赵顼的表情早已落到了高太后眼中,“是我自己问起唐康的事情。外边的事情,原本我不应当问。不过听到有人说,要杀田烈武、李浑,要问唐康的罪——官家,忠义之士,是杀一个少一个的。唐康、田烈武、李浑,这几个人何足道?但处罚了这些人,杀了这些人,会不会叫忠臣义士寒心?官家要三思。陈世儒这样禽兽不如的东西,官家还想着陈执中的香火,官家难道就不念石越、文彦博的情面?田烈武、李浑,虽不是名门,可也都是烈士之后——他们的行事,哪里是陈世儒能比的?”
“太后说得极是。”赵顼这时已经明白扯出陈世儒案,不过是个引子。太后根本还是想为唐康等人说情,若是后妃,他早就直斥为“干政”了,但太后地位却毕竟大不相同,当下只得堆满笑容,耐心解释道:“以朕的本心,当然不愿意处罚他们。不过国家自有法度,总要依着规矩来才行。否则,既不能服众,开了先例,更是后患无穷。擅调兵、擅杀,都是关系极大的大事。唐康这人,朕以为是有大将之材的,果敢、艰忍,也有担当。他这个年纪,到戎州那种地方当官,换成旁人,还不知怎么个哀天怨地,到了任上,要么便是自暴自弃,要么便是百般钻营想着早日逃离苦海,偏他就能做出番事业来,这已是能为人之所不能了。只是年纪毕竟太轻了,有点心高气傲,目中无人,在戎州时,与上司、同僚都相处不好,益州四司衙门便没少弹劾他——如今更加是胆大妄为了,几千人,说杀就杀了。朕看公绰为将时,也不是他这般好杀的……”
高遵裕听皇帝说着唐康,心里头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在熙河打拼了十来年,真正和西夏打起大仗来,却没有自己的份了。在外待罪这么多年,眼见着后起之秀一拨拨地起来,心里更不是味道。这时候听皇帝夸唐康是“大将之材”,正失神间,不留神皇帝竟说到自己,不觉一阵慌乱。却听皇帝又说道:“当年公绰取岷州,生怕士卒滥杀百姓冒功,战前下令:生获老幼者与得级同。便是这点仁心,数万人得活。至今岷州还有为公绰立生祠的。唐康年纪轻轻,做事却不肯留半点余地——他一声令下,杀掉这数千人,身上不知背着几万人的怨恨呢。”
皇帝忽然夸起高遵裕来,不仅高遵裕,在座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皇帝心里打的什么主意。高太后对自己的家人一向严厉,高遵裕虽然是叔叔,但也不肯假以辞色,因道:“取岷州是王韶的功劳,与他何干?倒是这几万乱军眷属,官家打算如何处置?”
“这一军之众,也不是全部作乱的。凡不肯附逆而被杀的,照例进忠烈祠祭祀,自不必论;逃走的,也法外开恩,赦免其家属——不过这些也难以甄别,只能少冤枉一人算一人。其余眷属,死罪可以赦免,但是流放是免不了的。只是这人实在太多了,朕想借着太后寿辰,下一道德音,凡家里有五十二岁以上老人的,一律赦免不问……”
赵顼这话一出口,众人便已经知道,他根本无意再兴起波澜,本来几千家被谪戍,一定会搞得河北路鸡犬不宁,而且这么拖家带口远赴异地他乡,这不同于移民——朝廷是不可能给钱的,路上少说也要死一半以上的人口,到了他乡还要面临种种更艰难的问题,最后能活下来的,能有十分之二三,就算是不错了。但这道德音一下,几乎等于便是赦免了六七成甚至更多的叛军眷属。这于稳定人心,自然是有好处的。而且理由也算是冠冕堂皇,朝廷也保持了尊严。
“官家这是仁厚之心。治国便要这样,到底要以宽为政……”
高太后的这番话,赵顼却不以为然,他摇头笑道:“石越曾和朕说过诸葛亮治蜀之事,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本朝真宗、仁宗两朝,便是以宽为政的,到朕手里,应当严一严了,否则文恬武戏,必致千载之患。”
这番议论却不对高太后的胃口,她不悦地板着脸,道:“官家熟读经史,自古以来,可见过严刑酷法能出太平盛世的?石越也是书呆子,诸葛亮那是乱世之法,岂足为万世师?”
“西夏还占据河西走廊,眼见着要兼并西域,恢复国力,他日难保不又成中国之患;幽蓟尚在胡虏之手,河北门户洞开,全无塞边可言——史书上亦不曾见哪个太平盛世是这样的。”赵顼愤然道,话脱口而出,才发觉自己语气太重,忙又转圜笑道:“外间之事,太后尽可放心。朝廷最可惧者,不是以宽以严,而是怕陷入唐代牛李党争那样的局面。今司马光与吕惠卿都能和衷共济,国家之福,莫过于此。这也是太后的福气,才能如此。”
本来太后、皇帝相争,虽然还是温声细语,但殿中众人却早已吓得脸色惨白,这时候气氛缓和,高遵裕、高公纪还是不敢多话,只赵颢笑道:“官家也说了是‘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今日之势,正是要宽严相济。太后看今日的局面,实是开国百年以来未有的,官家恢复河西,不仅从此陕西又变成腹地,而且亦是一雪四朝之耻,这等功业,休说仁祖时范仲淹、韩琦们办不到,便是数遍古今帝王,亦惟有汉光武能相比。朝廷内里,也是君明臣贤、政通人和,太后尽可高枕无忧的,只要安享太平便好。”
虽然赵顼刻意缓和,赵颢又打着圆场,但这些话,高太后心里依然是不以为然的,吕惠卿这样的人高居左仆射,是什么国家之福?是祸患无穷才是真的。现在的国势,又哪里称得上什么“政通人和”?她也知道他这个皇帝儿子现在是威望极高的时候,皇帝在取得很大的功绩后变得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后被狠狠地摔下来,这样的事情,不用说远了,隋唐五代现成的例子便多的是。她是颇听了些议论的,越听便越发觉得赵顼太过于急功近利,灭夏之后,国力竟有点强弩之末的样子,可如今这个皇帝却还是一腔的雄心壮志,野心反倒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又开口法令,闭口规矩的,总是让人感觉少了那种体恤下情的心意——以唐康的身份,唐康、田烈武、李浑等人的行为,打着国法无亲的旗号,关进御史台、枢府的狱中,那是极容易的,但皇帝怎能全然不顾石越、文彦博的面子?全然不顾天下忠臣义士的感受?仅仅只是发还石越和文彦博的谢罪折子,下旨抚慰他们,这能有多大的意义?高太后知道这些事情,一般的大臣生怕自己踏进旋涡中,避之惟恐不及,是断断不敢说的。她所以才不避嫌疑,想劝劝赵顼,至少在定罪之前,让他们先回家待罪,不要一直关在狱中——这也是给天下一个姿态,不料她还没来及说出来口,赵顼便已经滴水不漏地堵了回来,又把话题岔开,从言辞语气中,倒有猜忌自己“干政”的意思,母子相疑至此,真是让人灰心。这时候这些心意她也不愿说了,太后与皇帝争执,这样的事情传出去也不好听,当下只勉强笑道:“外面的事,我有什么放不下心的。不过是母子叙叙闲话,你便能说出这么多话来……”
“倒是儿臣该打了。”赵颢笑道:“太后寿辰将至,还老说这些一本正经的事,官家整日操劳国事,在崇政殿听这些也听厌了,到这来还听这些——倒不如说点有趣的事。我先说一个。”
说罢,赵颢一本正经地坐好,道:“说是编敕所有几个官员好讲《论语》,因说到七十二贤哪些家里有钱,有个官员便说公西赤家里定是极有钱的,众人问他出自何典,他回道:‘诸君不闻语云: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众人都很拜服,认为他学问好。有人便跑去告诉石越,夸道某君《论语》读得好,石越听完,慢慢抬头,看了那人一眼,说了一句话——太后、官家猜猜石越说的是什么?”
高太后稍一沉吟,摇摇头,望着赵顼。赵顼也笑着摇头。赵颢又看高遵裕与高公纪,高遵裕倒也罢了,反正这并非所长,干脆懒得弄脑筋;高公纪却是外戚中少有的学问好的人,不由得皱眉沉思,却再也想不出来。
赵颢因缓缓说道:“却见石越一脸肃然,问道:‘你怎知不是子路借与他的?’”
他话音方落,便听到扑哧一声,高公纪已经先忍俊不住,大声笑了出来。高太后与赵顼一愣,也都回过味,齐声大笑。高遵裕虽不明所以,却也只得跟着嘿嘿直笑。
半晌,高太后才忍住笑,道:“石越这么一个一本正经的人,居然也会作弄人。”
赵颢笑道:“太后有所不知,本朝三个姓石的学士、执政,都是些诙谐人。石曼卿是个‘石学士’——有一回马夫不小心,把他从马上摔下来,吓得半死,他爬起来拍拍衣服,慢里斯条道;‘幸好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被摔得粉碎?’石中立也是个趣人,当员外郎时,和同僚去看御苑的狮子,听说那狮子每日要吃羊肉十五斤,有人便感叹:‘我们这些人也算是郎曹,生活反比不上一只野兽。’石中立却责怪道:‘你怎么不知本分?它是园中狮,我们不过是园外狼,怎么可以相提并论?’”
他话未说完,连保慈宫里的宫女、内侍,也都忍不住掩嘴偷笑起来。高太后更是笑得打跌,赵顼也是一面笑一面直摇头。
自从皇帝接见王珪和石越起,在政事堂当值的吕惠卿便有点心神不宁,但他要讲宰相风度,依然装作没事人一般。上午见过几个换任的通判后,内廷忽然传来消息,王中正不知何故得罪,被赶去北京养病——这对吕惠卿无疑是当头一棒,但王中正是内官,宋朝宰相虽然号称“事无大小,不分内外,皆统之”,但皇帝贬窜内官,他到底不方便追问根底,只得强忍着。但他下了极大的赌注,不惜举荐范纯仁入政事堂,目的就是想替王中正入蜀扫清道路,王中正被贬,他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况此事又牵涉到他的命运,到底也不能当没事发生。待王珪回到政事堂,吕惠卿便找了个由头,想方设法想从他嘴里套点话出来——他心里明镜似的,整个上午,皇帝召见的只有王珪和石越,此事必与他们有关。但是王珪却是城府极深的老滑头,竟是滴水不漏,尽是说些有关太后生辰的不着边际的话。吕惠卿原也知道,随便泄露与皇帝对答的内容,是极犯忌讳的事情,一旦坐实,这一条罪名,便可以将任何一个宰相贬到天涯海角。但王珪这个“三旨相公”,平日却是极会观风的,且素与司马光不和,在政事堂里,还是倾向于自己这一边的。这时候竟半点口风都不漏,本身便昭示出了大问题。
他满腹心事的等到下午,又听到消息,皇帝走马灯似的接连召见文彦博、冯京、司马光、王安礼、范纯仁,吕惠卿更是几乎如坐针毡——偏偏这时几个湖北路来的官员还絮絮叨叨,拿着一点芝麻蒜皮的小事说个没完。他心里虽然不耐,却也不好发作,又找不到借口离开,只得心不在焉地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话,心里只想着是不是皇帝打算除范纯仁观风使,一面则盘算着,怎么样才能找个借口合情合理的把这首诏旨给堵回去。但没多久,几个翰林学士被召了进去——吕惠卿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按大宋现在的制度,观风使这样的差遣,知制诰草诏就可以了,翰林学士在这时候进去,多半是要有大除拜了——皇帝打算让范纯仁拜相了。想到范纯仁要进政事堂,吕惠卿刚刚放下的心里,又变得五味杂陈,不是个味儿。
果然,没多久,便见李向安满脸笑容,带了诏旨到政事堂要印。接过诏旨,吕惠卿顿时傻了眼——皇帝仿佛是想将他这十年来忘记做的事情一次性做完,李向安竟是带了五份诏书过来!连王珪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范纯仁拜相,是吕惠卿自己推荐的,想想刚才皇帝召见的人,便知道两府皆不反对,虽然如此一来,只要拜过太庙,经过一些繁琐的礼仪,吕惠卿在政事堂便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政敌。但吕惠卿哑巴吃黄连,亦只得强作笑颜,和王珪一起副署。
第二道诏旨,韩维为枢密副使,也是传言已久的事情,吕惠卿与他又并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倒也不觉意外。
但接下来几道任命,却让吕惠卿目瞪口呆。
以高遵裕为泸州知州。
以太府寺卿李陶为鸿胪寺卿。
以开府仪同三司、荆国公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
吕惠卿只觉得一阵晕眩。
“石越!”他在心里恶狠狠地念出这个名字,眼前一阵模糊,那三份诏令,似乎化成了石越那冷静的面孔,嘴角边带着一丝轻蔑的嘲讽。
千算万算,却没算到石越。
吕惠卿的握着笔管的手,微微颤抖着。皇帝果然起了疑心——高遵裕为泸州知州,泸州现在还西南夷的控制中,宋军虽然迟早会夺回,但没有不先任命经略使,反先任命泸州知州的道理。重新起用高遵裕,皇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这个人不会受朝中任何一党的控制,他监视的,不仅仅是军事,肯定也包括民政。
太府寺卿李陶,是吕惠卿的同乡、门生、亲信。太府寺是大宋仅次于户部的中央财政机构,在发行交钞后,其地位更是日渐重要。而石越在太府寺时便兼任参知政事,韩维亦由此而升任枢副,使得太府寺在诸寺监中,更被视为“要津”。而鸿胪寺“不过”是总管全国蕃夷部落事务及海外殖民、藩属国事务的机构。名义上虽然在太府寺之上,实际上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自从石越与韩维去职后,太府寺卿就一直被吕惠卿的亲信占据着。此时忽然将李陶“升为”鸿胪寺卿,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吕惠卿几乎感觉到大厦将倾的恐惧。
而最致命的,却是王安石的任命!
高遵裕可以设法收买、交易;李陶的任命,也可以设法阻扰,大不了在新的太府寺卿任命上做点文章——但王安石为益州路巡边观风使,却几乎在一瞬间,让吕惠卿丧失了斗志!
再怎么样算计也没用了。
这样的感觉,弥漫于吕惠卿的心中。
吕惠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于王安石,他实有一种莫名的忌惮。吕惠卿能有今日之地位,全靠着王安石的赏识与擢用;吕惠卿的全部政治资源,依赖的,还是王安石这面旗帜……曾经,在王元泽还活着的时候,吕惠卿心里便充满不安,他小心的保留着与王安石交往的一切证据,为的便是以备“万一”。而在王元泽死后,王安石罢相,虽然表面上吕惠卿对王安石尊敬有加,但是也时刻担心着皇帝会重新起用王安石——因此他知道,只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辛苦经营来的地位,便会在一夜之间,拱手送人。他用尽办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努力标榜自己与王安石的区别,但是却始终无法逃避王安石的阴影。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新党”,而“新党”,则永远是王安石的党。这种感觉让吕惠卿极不舒服,如非朝堂之上还存在着有司马光、石越这样的劲敌,考虑到王安石有朝一日也许会是极重要极有用的棋子,使得吕惠卿竭力克制自己的冲动,他早就对王安石下手了。
但这颗预备的棋子,吕惠卿自己都害怕使出来的棋子,却被石越用了。而且是被用来对付自己。
吕惠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知道这肯定是石越搞鬼,这样的手腕,根本不是文彦博、司马光用得出来的。
“阴险小人!”吕惠卿在心里咒骂着,手中的笔却始终无法落下去。
自己要亲自给自己的死刑判决书签发核准令,是该觉得讽刺,还是该觉得残酷?
但是,他能拒绝么?
他素有的勇气与智慧,在面对那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面目全非。
“吕相?吕相……”王珪的唤声让吕惠卿回过神来,他看了一眼王珪,只觉此人面目可憎,但[m奇书网]他已意识到自己失态,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今日见的人太多了,有点不舒服。这一封诏令……”他推出王安石的那封诏令来,道:“介甫最近患了偏头痛,益州瘴疬地,让他去,我甚是担心。这恐非朝廷优待老臣之礼。禹玉看呢?”
王珪同情地望了吕惠卿一眼,道:“介甫的偏头痛,皇上已经赐过禁方,以新萝卜取自然汁,入生龙脑少许调匀,昂头滴入鼻孔。左痛灌右鼻,右痛灌左鼻。听说颇有神效,已经好了。且自介甫居金陵以来,皇上每两月必遣使者慰问,十余年来从无间断,介甫身体好不好,皇上岂能不知?今日皇上接连接见两府大臣,恐是圣意已定——皇上与介甫,君臣之间的情义,相公又不是不知道。此事下官看并无不妥之处。”
吕惠卿默然良久,终是难以甘心。掷笔道:“反正不急在一时。范纯仁、韩维为执政,我辈都要面圣道贺的,不如等见过皇上再说。”
王珪看着吕惠卿,本来吕惠卿遭难,他未必无幸灾乐祸之意,但此时自己是唯一在场的参政,他亦担心惹出什么事来,牵连到自己,沉吟一下,还是劝道:“吉甫,皇上不过让介甫去益州查地方官员有无欺上瞒下,且看益州局势如何,这是平常之事。吉甫若坚执己意,恐多有不妥。同殿为臣数十年,下官不敢不言,还望吉甫三思。”
这话已然是说得极直白了。两府大臣没有人反对,吕惠卿却坚持反对,是本来皇帝还以他无私,反见有私了,只能更增皇帝之疑。面圣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是自掘坟墓。
这些道理,本来以吕惠卿之智,岂有想不到的?但这时候他只觉大势已去,方寸全乱。听了王珪之言,默然半晌,终于再次拿起案上的毛笔,在诏书上艰难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王珪见他署了名,在心里叹了口气,接过笔来,在下面亦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吕惠卿。眼见着吕惠卿默然钤上相印,王珪亦不禁生出一种兔死狐悲之感,他有意宽慰几句,却又觉无法择辞,动了动嘴唇,终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阿越按:王安石晚年到偏头痛一事,见于王院亭《香祖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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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书生名利浃肌骨(一)
吕惠卿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到傍晚离开政事堂的。“王安石”——这个朱笔红字是那样的刺目,不断在他眼前晃动着,晃得他心烦意乱。上了马车后,便听随从在旁边问道:“相公,可是回府么?”吕惠卿抬头看了看天色,夏日昼长,虽已过了酉正,竟还是白堂堂的,他掀衣上了马车,道:“去集禧观。”随从亦不敢多问,应了一声,便吩咐了车夫仪卫,驱车往集禧观驰去。
这集禧观在南薰门与普济水门之间,从皇城而往,颇有一段距离,酉正以后,正是昼市收摊,夜市开始的时间,街道上熙熙攘攘,热闹得不行。吕惠卿虽然是宰相出行,有仪仗清道,但竟也是走不快,快到集禧观之时,天色已黑了下来,观中早已点起了灯烛。吕惠卿在观前里许便下了马车,留下随从仪仗,只带了两个伴当,信步往观门走去。到了观前,却见大门紧闭,一个伴当连忙上前抓起门环叫门,未多时,便听大门“吱”地一声打开了一条缝,一个小道士从门缝中伸出半个头,看了吕惠卿三人一眼,问道:“不知施主有何贵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