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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表明清政府有兴趣学习西方语言、科学技术知识以维护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前者代表宗教团体决心进入中国世界所做的努力。
如何使异教的中国基督化，是所有在中国的基督徒共同的目的。19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争论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取得这个结果。早期沿海港口的福音传教士——宁波的长老会教友、通州的公理会教友、北京的卫理公会教友——坚持直接在大大小小集会上布道的原则，并以皈依者数量的多少来衡量他们的成就。1876年《芝罘协定》后，中国内地向传教士开放。新组建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很快成为最大的单一传教机构，它怀着拯救内,然而经过多年忘我的努力之后，中国的基督教群体仍令人尴尬地保持着很小的规模，并且皈依者多来自社会较低阶层。19世纪60年代，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of Foreign Missions,ABCFM）华北分会（公理会）在北京、通州和张家口开办了一批小型学校。“每所学校仅有数量很少的乞儿，很多工作仍是暂时应付，偶尔为之，也没规律，教课内容是最初级的，并很大程度上限于宗教和基本汉语。”通州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首席福音传教士谢卫楼（Devello ZSheffield）教士1877年向纽约的董事会报告说，虽然每一天他都在通州“广大的听众”中布道，但是他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就像“把种子撒在水里一样”。
同时，北京长老会的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和稍后上海卫理会的林乐知(JAllen)建议，对中国的改造应该从与中国上层社会对话开始，才可能产生效应。丁韪良看到，传授世俗西学科目，尤其是在符合中国国情需要的领域，就有希望保证外国传教士在士绅改良派中赢得体面的听众。对他而言，
就像以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一样，
三、圣约翰大学的成立：宗教的还是世俗的?2
传播基督教努力的最初舞台是朝廷，而不是大街小巷。丁韪良曾成功担任过北京清朝当局开办的外语学校同文馆的教习，后来成了总教习。到19世纪70年代，这所学校开设了全方位的课目，从英语、国际法、政治经济学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和天文学，培养了很多出身士绅家庭的学生，以担当新产生的政府职位，如翻译、领事、工程师等。
就在筹备圣约翰大学的那一年，即1877年的5月，于上海举行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上，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和方法又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一位资深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这样阐明他的保守立场：
我们传教的目的是规训（discipline)这个伟大的民族，或者说，为了让他们成为基督徒。不管别人怎么做，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在这儿，不是为了开发这个国家的资源，不是为了发展商业，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文明进步；而是与黑暗势力作斗争，把人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为基督赢得中国。
杨格非不考虑商业和科学怎样才可能在中国发展出新的、更高阶段的文明形式，他认为：“只有福音书体现上帝拯救的力量，把人从罪恶和邪恶的支配下拯救出来……这是中国人非常需要的。”这就是西方与中国的碰撞，是光明与黑暗、善良与邪恶的碰撞。杨格非反对采取有功利好处的世俗手段，他坚持异教徒绝不能通过诱惑或物质奖励的劝说而进入基督的王国。他们必须在精神上被天父遍布世界的光辉所征服。
很多人持与杨格非同样的观点，比如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的谢卫楼教士，他警告说，在中国的传教士教授世俗科目，就会冒着将其中的宗教性质大大淡化的危险。因此，19世纪70年代，由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提供支持的学校，
只为从事传教工作的青少年助手提供基本的教义问答训练，使其有能力满足在中国宣传教义的目的。
与此相反，圣约翰很快就超出了对中国皈依者进行纯教义训练的范畴。它不但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学院，而且提供了用英语讲授的自然科学和人文课程，吸引了一大批非基督教背景的学生。在最初的几年里，它开设基础性的化学、物理、天文学、地质学、中国古典文学课程和完备的英语课程。建校伊始提出的目标是把圣约翰建成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可以与耶鲁大学媲美的重要的“学习中心”，成为“中国光明与真理的灯塔”。“光明与真理”在大学部正式成立四年之后的1894年就成为该校的校训。
圣约翰大学的学术取向反映在它用来为其学术正名的话语中。虽然谢卫楼教士和其他人说要带来信仰的明灯以照亮中国广大内地的黑暗角落，替圣约翰的课程安排辩护的其实是功利主义、普世主义和人类实际利益这类修辞话语。谢卫楼教士强调上帝的旨意，圣约翰的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 Pott）教士则认为，人类智慧的扩展就是它本身很有意义的目的。他满怀信心地展望拥有共同价值和真理的大同世界前景。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会有助于拓展我们学生的精神视野”，卜舫济博士写道，“通过传授英语，我们在做训练中国人思维的事，这就像教欧洲男孩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传授科学“不仅因为它们有实用价值，还因为像所有真理一样，科学的真理来自上帝，学习这些真理必将有助于人类发展”。
基督教应该在教育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宗教意义上被加以讨论。讨论的重点在于基督教对人格塑造的有利影响，而不是在中国发展教会的工具性价值。“基督教产生出了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最高尚的人格”，卜舫济博士在一篇关于圣约翰建校宗旨的官方报告中写道。圣约翰已成为一所真正的人文和科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大学，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扎实的文化——而不是宗教——课程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其策略是通过把基督徒传授的英语与学识相联系，从而“为英语赢得较高的地位”。这些愿景，卜舫济认为，不亚于在中国掀起一场欧洲式的文艺复兴。卜舫济教士相信，圣约翰不仅能使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灵魂中扎根，还会引入足够的外国元素以刺激中国文化的新生。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1
卜舫济希望在中国土地上成功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的人本主义，这一世界主义的计划在付诸实施时，社会现实很快让卜舫济的希望变得不切实际。圣约翰的惊人发展更多的是出于对精通英语技能重要性的功利性期待，而不是基督教精神主导的文化复兴的吸引力。英语课程的世俗化特征在19世纪末不是没有引起传教团体的注意。 尽管自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之后，对传教教育事业的支持已经有很可观的增长，但英语是否应当被采纳为授课主要媒介的问题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大会上仍引起了不少讨论。谢卫楼教士警告说，英语课程只是那些对世俗商务职业感兴趣的学生们的铺路石而已。在忠实的福音传教士看来，这种课程对大量非基督徒有巨大吸引力的全部好处，还不够补偿为此而来的年青人思想世俗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在谢卫楼教士担任校长期间，
北京附近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创办的学校中，通州潞河书院（North China College)在教学上很多方面与圣约翰形成对比。这所1893年成立的公理会书院几乎不教英语，只提供基础水平的自然科学课目，以汉语为教学语言，并且很重视基督教在校园生活中的角色。这所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教工作培养实地传道者，因此课程的重点是讲授《圣经》。［51］毕业生被鼓励以各种方式献身于宗教，或在教会学校做老师，或继续进入神学院深造，或学医为本地教堂服务。圣约翰不断用诸如“有益”（benefits）和“实用”（utility）的词来形容自己，而潞河书院则自诩“尽职”、“感恩”和“充满基督教热情”。
在谢卫楼教士的严格指导下，潞河书院学生的校园生活以“与基督教教义相一致”为重点进行管理。学校每天早上8点以朗读《圣经》片断、唱诗和祈祷开始。晚上的祈祷在7点进行。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周日上午定期的讲道和下午的主日学校，“除非基督教青年会对其在城市或农村进行的基督教工作还另有具体安排”。基督教青年会是校园里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它为祈祷、讨论以及课外学习《圣经》组织各种聚会，向到教堂来做礼拜的人传播福音，安排成员在通州街上的小礼拜堂和市郊村庄劝说人们信奉基督教。”
虽然祈祷、礼拜、唱诗班和基督教青年会是圣约翰校园生活的重要特色，出去布道的学生即使有，却也很少像潞河书院和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Shandong Christian College）这样位于华北的大学，强调宗教教育并使用汉语，发展成为有坚实乡村基础的教育机构，圣约翰的发展则依靠上海向上流动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富裕社会中建构。上帝的福音回响在华北乡下街边小礼拜堂和村庄大路口，圣约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理想，则不可避免地被都市资产阶级及商业西化环境所淡化。懂得科学和信仰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世界主义和启蒙的标志而受到重视。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理想继续被援用，
但实际上圣约翰崛起为华中最难进、最有声望的学术机构之一，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课程——这一精辟的概括是杨格非在圣约翰成立前后说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许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获得上海金融和实业圈的领导地位，这一基督教文明的象征、风格和价值观所得到的社会声望又达到了新的高度。
五、圣约翰大学的社会成分
圣约翰一开始只是从江南地区基督教家庭中不经筛选地收取预科学生，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教会大学，1925年春天，大学部共有学生449人(文理科419人，神学科4人，医学科26人)，这是1937年学校进行注册前人数最多的一年。1916年，预科学生人数第一次少于大学部的，那一年大学部的人数超过预科24人。学生人数的增长开始于20世纪头几年，此后二十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在1900—1909这十年中，共有561名学生曾在这所学校学习。在以后的十年中，这个数字增长了近三倍，达到1836人，然后又在1919—1929年明显增长，达到2863人。就如最后这个数字所反映的，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尤为惊人，因为它发生在圣约翰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两次冲撞时刻。1925年秋天，注册人数有一个急速的下降(从449人降到265人)，
四、英语压倒汉语：“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2
当时有很多学生在五卅运动之后断绝了和圣约翰的关系，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分校。因为预料到伴随北伐而来的骚动，1927—1928年圣约翰整年暂时关闭。南京政府十年期间，这所大学的学生群体已经基本上选择不再积极关心民族问题。
在入学人数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学生群体结构的变化。虽然学生群体的世俗化在提供有广泛吸引力的综合课程的城市教会学校中，是一个普遍趋势，但圣约翰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比其他主要的教会学校领先。燕京大学学生中基督徒的比例从1924年的727%下降到1934年的32%；岭南大学从1924年的716%下降到1934年的26%；杭州大学从1924年的863%下降到1936年的27%。在圣约翰，早在1920年就有大约50%的学生来自富裕商人家庭，而不是来自典型的贫穷基督徒家庭。到1920年，即世俗化运动在其他学校发生的十年前，只有20%~25%的圣约翰学生是基督徒或有基督教背景。
尽管大多数学生仍然来自上海地区，但民国时期圣约翰有40%的学生是从别的省份招收，特别是华南和华中。［除了江南附近的同乡联谊会，像宁波、无锡和浦东的，圣约翰校园里还有从中国南部和中部来的学生同省联谊会，像广东、安徽、福建和四川。这种地域上的扩展，与早年圣约翰的吸引力仅限于来自吴语地区学生的情况形成对比。然而，随着学校社会—地域的基础的扩大，圣约翰新生所受预科教育的相似度也在增加。在1914年至1919年之间，
随着报考者的增加，也为了保证学生精通英语，圣约翰及其中学部和同样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其他一些知名学校建立了特殊关系。毕业于这些受认可学校的学生——圣约翰的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上海民利中学、圣彼得教区学校、马汉学校的学生，圣玛丽亚堂、中西女中这两所学校的女生——与圣约翰中学的毕业生一起，可以不经考试进入新生班。圣约翰在民国时期赢得了声望，同时它的学业课程更加成熟，每年的入学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在大学本科拥有一席之地，一名学生最晚也须从初中开始进入这些与圣约翰有联系的学校学习。
别的教会教育机构大体如此。大多数使用英语的教会大学，有很大比例的新生来自也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教会中学。是英语教学而不是基督教教育促成了从低到高教育经历的同一性，也造成了圣约翰学生群体的整体世俗化。
在通商口岸上海，英语是工部局、会审公堂、金融机构、买办资产阶级和租界上层社会的语言，对于租界有钱人家的青年人来说，英语也是显现其地位和教育的语言。圣约翰为它的学生奠定了“商界的地位”，卜舫济博士这样写道。［66］圣约翰也为它的学生打通了“和外国人交往”的渠道，并促使他们“在团体中过有益的生活”。圣约翰训练中国学生学习英美殖民者的语言、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并把毕业生安置到联结“东方”和“西方”的网络中去。这所大学在财政上本身就得益于通商口岸网的支持。由圣公会董事会提供的资金每年只有略微增长，而来自学生学费与私人捐助（既有美国的也有中国的）
的收入则猛增。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其形象因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与中国民族主义势力直接对抗而受损之前，捐助收入占圣约翰总收入的四分之三以上。
追溯起来，这种后来被证明对圣约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的网络，其实是一张以校友会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它使圣约翰在民国时期的本埠名人和国家要人中一直保持着影响力，南京政府十年中圣约翰能公然对抗国民党的势力也要归功于它。圣约翰的校友会成立于1900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同类组织之一。它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组织，不但在天津、北京、南京、汉口、杭州、宁波，而且在英国、西欧和美国都有分会。这个严密的组织通过由“一群忠实的积极分子”组成的校友顾问会与学校保持着密切联系。校友会协调各分会的活动，并与圣约翰校方保持经常而密切的联系。在开始的几年里，校友会主要在中国为学校招徕资金支持，并以资助兴建新校舍和运动场地的形式为母校作出贡献。像其他学校的校友一样，这些圣约翰的校友也通过对校际运动的热情支持来表达他们对母校的忠诚。
正如为其成员准备的一套资料所反映的，这个校友会的社会组成表明了校友们在哪些领域里联系更紧密。1929年的粗略统计显示，在780名圣约翰校友中，有200人从事教育工作，200人从事商业活动，20人从事实业，100人在政府供职，80人从事医务工作，另外80人在国内或国外继续深造，30人从事宗教和社会服务工作，还有70人职业不明。这一分布情况说明，
首先，绝大多数圣约翰毕业生的工作去向是在掌握英语和了解西方有着特殊重要性的领域，如外交机构、商界，工业企业中的人数略少。其次，上面的数据显示了圣约翰在华中地区率先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医学领域，另外是在土木工程、新闻学和商务管理等方面。最后，它显示了圣约翰校友在创办超出基督教传教工作以外的新型社会组织方面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如基督教青年会和其他慈善组织。
虽然这些数字远远不能完全勾画出圣约翰学生的就业情况，但仍具启发意义。它强调了圣约翰教学侧重金融、商业、都市化的和西方化的倾向，也成为衡量圣约翰世俗化的标尺。校友会积极分子的职业构成也反映了在中国支持这所学校的主要社会基础。圣约翰使其学生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财政、商务、工业和专业精英梯队最高层的社会关系网。最重要的是，这个在社会和教育背景上有相当程度相似性的人际关系网被大学校园里的共同文化风格加强了。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1
圣约翰的学校生活以产生独一无二的大学精神为重点，每个班的学生毕业时都具有“团队精神”。卜舫济博士认为，这种被认为是美国大学特色的班级制度(23级、35级等等)有明显的优点，尽管受到喜爱英国和德国教育方式的人批评。“学生与他班里的成员联系更加紧密，感觉到他们是他特殊意义上的最好朋友。
他会终身记住他们，并以他们的成就为骄傲。如果班里有人将来出了名，他会感到是班级的光荣。”圣约翰通过各种课外活动培养这种“精神”，这些活动把美籍教职员和中国学生联系得更加紧密。这类活动有几个特定组成部分：音乐、戏剧、运动、慈善和社会活动。
从教堂唱诗班的赞美诗开始，很多圣约翰的课外活动包括介绍和欣赏各种形式的音乐。圣约翰的军乐队和合唱团都是中国最早的这类组织，成立于1900年之前。音乐——声乐和器乐，中国和西方的五弦琴、小提琴、竖琴、钢琴、长笛、横笛，交响乐队和小乐队——不管在学校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庆典上、学生宿舍的日常生活中都很重要。
圣约翰的学生中有很多中西音乐的鉴赏家和演奏者。邱培珣，政治学学士，22级的班长，浙江人，“具有正确政治天赋”的人，也是沉浸于音乐之中的“伟大音乐家”，尤其擅长长笛和横笛。俞鸿润，22级经济学学士，“一个伟大的演讲者，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空想家’”，“平时晚睡晚起，考试时早睡晚起”，虽然“从不专心于学习”，但他不可思议地通过了考试，他的心永远被周六和周日的日场招待会的音乐和歌声所吸引。顾森柏（音译），22级理科学士，是一位“强健而快乐的绅士，唱歌像云雀一样动听”。 当他在舞台上用假声唱歌的时候，为他填写毕业纪念册的传记作者惊呼，“你一定会被他的独唱迷住!”“我们通过1921年12月20日和21日晚上在奥林匹克剧院的一系列演出活动展现了我们对圣约翰的爱。”这个班的文艺委员王君理记录道。
这晚的活动是成功的，“我们重建了圣约翰学生演出活动的昔日荣名”。由22级的18名成员组成的大学民乐团（The University Chinese Orchestra）更是锦上添花。他们的同学非常高兴，因为演出不仅反映了学生们怎样“认识到音乐的价值是生活之美的基本保证之一”，还“为学校场地扩大”募集了资金。
因为曾有在国外的留学经历，一些圣约翰社团成员在把西方音乐传统的某些方面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圣约翰的建立者之一颜永京(1898年去世)的儿子从凯尼恩学院回国时，他带回一把吉他、一辆自行车以及与未婚妻在月光下长久散步的习惯。乐器激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散步习惯也令校园周围的村民感到惊奇。当牛尚周结婚时（牛是后来圣约翰校友、内科医生牛惠霖和牛惠生的父亲，也是宋子文(1894—1971)的姨父，是在美国受教育的工程师），基督教典礼之后是兰心大戏院的招待会和演出活动。牛的一群朋友组织了一个四人合唱队在会上演唱他们从美国学到的英语歌曲以表示庆贺。
圣约翰的演出促进了其他教会学校音乐欣赏的普及化。1927年，圣约翰的五弦琴乐队访问了上海浸会大学（沪江大学）并载誉而归。因为这次有纪念意义的访问，沪江大学里也成立了类似的乐队。在南京政府十年间，沪江大学发展出很多课外音乐活动、必修音乐课程，其合唱队还定期在华东巡回演出——就像圣约翰一样。
教会大学提供了比中国的公立和私立学校更有利于欣赏西方音乐的校园环境。燕京大学的音乐课由范天祥（Bliss Wiant）博士指导时，每年都上演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弥赛亚》。但是也有其他公开演出。上海毕竟是诸如拉赫玛尼诺夫(Sergei Rachmaninoff)、雅克·蒂博(Jacques Thibaut)、约夏·海费茨(Jascha Heifetz)和弗里茨·克莱斯勒(Fritz Kreisler)这些人经常办音乐会的城市。
上海也有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作周日常规演出，富华（Arrigo Foa）是指挥和音乐会的主要负责人。可以确定的是，几乎没有中国人观赏严肃的音乐会；交响乐和协奏曲太深奥了，很难获得跨文化大众的欣赏。但是也有少数人出席这种场合。在兰心大戏院，坐在后排的往往是在欧洲和美国受过教育的有上流社会背景的人。坐在楼厅里少付一些入场费的，则多是像圣约翰和沪江这类教会学校的学生。
圣约翰的体育协会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末。它开展广泛的运动和比赛：网球、游泳、田径、足球、篮球等等，都是源自西方。很多学生加入这个协会来参加运动并赢得群众的喝彩和奖牌。24级常引以为豪的是他们的成员拥有两种才能——音乐和体育。有若干名“杰出的赛跑选手和足球运动员”(“足球”指英式足球)涌现，包括钟某某（YLTsung）、何某某(HLHo)和连某某(KVLien)。“钟先生在整个学校以长跑闻名”，这个班的书记员写道，并且钟和何都在足球队。23级在学校的运动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因为它在比常规英式足球人数更少、规则更简单的“小足球”比赛中很受欢迎，而且保持常胜。这个班的毕业纪念册如此写道：“我们对运动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罗斯福关于男生必须努力学习、刻苦运动的建议是十分有道理的。”25级的同学录提到他们在每天午餐之后聚在一起进行一场“小足球”比赛。林泉辉（音译），22级理科学士，
“学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提琴手”，是一位“平时虽文静，但嗓音极为迷人的男高音”。尽管他的学习从来不是很好，总是在各种集会中最后“亮相”，但仍然是“校队最好的游泳选手”和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徐腾辉（音译），22级文科学士，广东人，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社会工作者”，“一位满怀宗教热忱的神学家”，又是圣约翰田径队的队长。
六“团队精神”：上海资产阶级的文化风格 2
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是由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主办的每年一度的校际足球赛。连续十几年——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圣约翰被联合会禁赛——足球冠军的争夺战总是发生在圣约翰和南洋公学之间。胜出的球队有时到北京和香港参加为夺取全国大奖而举办的巡回比赛——当这些地区已经建立起一支可以与华中地区的队伍进行比赛的球队时。有“东亚哈佛和耶鲁的比赛”之称的圣约翰和南洋之间的比赛，总伴随着很多社交活动。圣约翰的姊妹学校圣玛丽堂的女生们会在比赛中为圣约翰的胜利喝彩——这使来自中国其他学校的对手们非常嫉妒。
戏剧和辩论会也是通过圣约翰介绍到中国校园来的西式活动。西塞罗论坛每年都组织“以个人演讲和团队辩论为形式的英语公开演说”。莎士比亚研究会在1900年前后成立，成员每周六晚上聚会，阅读一部莎士比亚剧本。1896年7月毕业典礼前夕，《威尼斯商人》审判一场由毕业班学生上演。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的片段成为学校的传统。在日渐增长的资金和颇具影响力的校友团体支持下，这项活动也在上海报纸的社会版上得到广泛报道。学生、校友的朋友和家人积极观看演出，他们坐着由私人司机驾驶的车子而来，穿着时髦，每人都花几块钱作为入场费和捐赠。
当上海上层资产阶级财富日增，而且对掌握西方社交礼节与习惯也信心日增时，
这类社交场合就刺激了炫耀式消费。没有其他地方像在顶尖教会女校里那样，会有人投入如此多的注意力去追求时尚和社交规则的细节，例如圣约翰的附属中学之一卫理公会的中西女中，宋美龄就在其著名毕业生名单上。除音乐、美术、文学、家政课程外，中西女中学生学习怎样改善个人仪表、美化家庭环境、掌握社交礼节知识以及成为一名合格的中上层阶级家庭主妇所需的其他相关技能。中西女中的高年级学生把她们的大量时间花费在舞台服装上，以为毕业典礼前夕的英语戏剧演出作准备。为了典礼本身，一位毕业生可能要为校园里各种告别聚会准备7套新衣服——以避免在不同场合穿戴同样衣服和首饰的尴尬。
民国时期圣约翰的社交生活把上海中上层阶级的身份象征与西方的礼仪风格联系起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已经渗入圣约翰影响范围内许多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之中。圣约翰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颜永京教士曾任学校主管，也是学校创立者之一，他的家庭生活节奏就是按照基督教仪式，而且表现为美式风格。颜永京曾在上海的教会学校中接受教育，然后进入凯尼恩学院(在俄亥俄州的甘比尔)。他1861年回国，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工部局当职员，然后成为一名讲道者并被任命为牧师。他虽然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国人，但还是表现出对西方风格的偏爱，并保留他在凯尼恩学院所养成的习惯。他在自己的英文神学藏书中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智慧。每个周日，颜永京都坐着一辆敞篷马车从他在圣约翰的住所赶到虹口的讲坛去，在美国中西部这种马车比在中国更常见。
颜家住在校园里一座西式风格的房子里。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在教职员宿舍区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几乎都是美国孩子。
假期，父亲会带儿子参观停靠在上海港口的美国战舰，游览美国造纸厂，或观看业余英语剧团和杂技团的表演。颜的孩子们穿着中式长衫，却学习西式习俗。颜太太，也就是颜惠庆的母亲，在香港教会学校学过英语，她为自己引导仆人转信基督教而感到骄傲。她带领全家在晚餐桌上做祷告，教孩子们西餐礼节，并指导仆人做西餐。他们用蜡烛、礼物、贺卡、讲道和祷告庆祝圣诞节。他们庆祝所有主要基督教节假日以及7月4日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译者注。
在圣约翰校园里，大多数中国学生群体明显地带有受外国生活习俗影响的气质。1890年创刊的学生报纸《约翰声》（StJohns Echo）第一期宣称：“这份报纸是亚洲第一份由中国学生创办的外文报纸，只有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圣约翰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学生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中心人物。它的希望必须用世界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在20世纪20、30年代上海资产阶级崛起的大背景中，圣约翰的巨大成功因而成为表现通商口岸上层阶级与中国其他地方间文化差距的重要标志。
在上海半殖民地的混合环境中，圣约翰成功地为出身于金融业、商业、工业和有专业背景的中国年轻人理直气壮地提供西式教育，这种教育成为通商口岸精英自我定位的一部分。但是，“商业和科学的基督教文明”的馈赠不是没有代价的。学校许可的汉语教学的主要形式是翻译：把弥尔顿和莎士比亚译成中文，或反过来。不过，22级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要求其成员练习中国书法，背诵中国经典散文并用汉语写作。有些学生“感觉到保护和发展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文学的需要，这是学校经常忽视的”。尽管有人似乎已经具有文化折中主义的能力，比如既跟美国教授学习经济课又同时参加算盘协会，但也有人发现，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生也必然为接受圣约翰提供的教育付出了一定代价。
22级班中也有代表作为一年级新生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以支持1919年的五四运动。刘祖辉，22级政治学学士，《约翰声》的主编。为了华北急需救助的灾荒，“他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使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募捐表演获得成功”。这个班有四个人为此亲自去了一趟北方。校方允许学生自发组织活动，只要他们不在校园里引发冲突。
民国时期圣约翰的大学教育逐渐被上海中上层资产阶级所垄断。不管一个家庭是否仍然认为其祖籍是宁波、广东还是别的地方，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上海商业界精英的孩子。1919年校际比赛的第一名陈守模被誉为“一名足球场上的明星、西方音乐的爱好者、经济学家和一个莎士比亚通!”像这样的圣约翰学生生活确实与北京学者及城市革命分子的关注点有很大距离，更不用说中国广阔内地的精英和农村群众了。然而，圣约翰立足于享有特权、相对封闭的上海，基于阶级的批评几乎不影响其总体发展。但是，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攻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五卅运动的高潮，也就是1925年夏天，学校因为民族主义问题分裂了。预料到胜利的北伐军将乘着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潮进入上海，
可能会伴随着“骚乱”，于是圣约翰在1927—1928年整个学年关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激烈批评持续指向圣约翰。从外部攻击的人指责圣约翰的教职员和管理机构带有明显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那些选择仍留在学校的——特别是中国学生——也未尝没有文化上的矛盾感情。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1
当卜舫济首先主张用英语作为主要教学语言时，他提出的理由包括相信英语会有助于教授更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卜舫济在19世纪90年代末指出，在自然科学方面缺少合适的中文参考资料。学生对英语的掌握有限，会迫使教师只能以中文为媒介教授初级水平的化学、物理、天文学和地质学。卜舫济认为，可以先让学生把英语学好，然后再提高自然科学教学水平。他还相信英语教学不会影响学生用本土语言学习中国历史和文学。
后来的发展证明，卜舫济博士对后一点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圣约翰没有因为其自然科学课程的优长而享有特殊声望。它的毕业生占据了上海金融界和医学界的重要职位，后者则是医学院的功劳。不论富裕的上海资产阶级将其混合文化风格在城里人中的受尊重程度抬到怎样的新高度，这些西化的精英也不能避免别
人批评他们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无知”。这些批评与圣约翰的中文课程有关。
教会学校的中文课程通常比较薄弱。直到燕京大学成功地邀请了著名的中国学者，例如顾颉刚、容庚和洪业(洪煨莲)，加入由陈垣领导的哈佛燕京学社，教会学校才开始把杰出的中国古典学者吸引到自己的教师队伍中来。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当严复、马良、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在复旦公学做演讲时，圣约翰的中文系仍由仅在科举中获得低级功名的旧式人物管理，开设传统风格的课程。在这一点上，圣约翰中文系的弱小是由于脱离了如北大、清华、复旦和中山等大学中文系的主流文化和思想潮流：后者关注文化的自我再生能力，并寻找中国的政治前途。
再者，在圣约翰内部，作为英语系的竞争对手和没有能力与理科部门及其他专业院系互相交流，中文系势单力薄。它的发展障碍是文化、教育、宗教和语言学各个层面。圣约翰的教授会议是从19世纪90年代英语系的系级会议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总是用英语作为会议语言。中文教师因为其语言劣势而不能充分参与这些聚会。此外，中文教师与理科和专科教师在风格、外表、社会背景和学术训练各方面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中占相当比例的人曾在西方受过教育。虽然教会学校中的中国教师人数不少，但是他们往往被当做二等雇员来对待。那些教英语、自然科学和专科的中国人所获报酬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要低得多。教汉语的工资甚至比教西学课目的中国同事的更低。
中国教职工在住房、晋级、教职工会上的发言权和雇佣期等方面都受到歧视。
从圣约翰对待中国教职员的态度上，基本看不出美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校管理层为提高中文课在课业中的地位做出过什么努力。然而也有人指出，是中国人占绝大多数的学生群体所持的功利主义导致了中文课程的衰落。“看起来使多数年轻人真正对学习中国文学和哲学感兴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学校的官方记载中写道，“因为他们看到西学有更大的直接利益。”民国时期圣约翰的中文课程缩减到仅为象征性的点缀，要求所有学生每周花两个小时把英语译成汉语，或反过来把汉语译成英语。所有其他的中文课程都为选修课。带有传统意味的国学院作为大学的一个系，在1917年被取消了。
对圣约翰中文课程进行根本改革的压力最终来临，可以料想，这压力源于学校之外。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启了十年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越来越甚的排外和反基督教气氛中，针对圣约翰学生对本土文化和语言无知的批评也更激烈了。1923年从圣约翰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1878—1965)，也是一位在上海工业和金融界有广泛人脉的杰出士绅领袖，是这类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描述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往往将“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区分开。这两个概念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和瞿秋白写的文章，他们是第一任和第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紧接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
瞿和陈用这两个概念大致勾画出在继之而起的罢工和谈判期间，上海商界内部对于公共租界英国当局的不同政治态度。根据共产党的早期说法，与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相比，当地小商人组织更不易与英国人妥协，在支持集会和罢工方面也更积极，因为在这些小生意人看来，他们的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之间几乎没有冲突。另一方面，富商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成员，不可避免地会通过牺牲国家利益来保护自己阶层的利益。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二分法，是试图将对帝国主义势力不同的政治态度与从阶级利益角度进行的分析连接起来。
然而，字典中“买办”这个词，指的是为外国贸易和银行业务担任代理人的中国人。在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期间，十三行的成员是外商法律上的担保人。在19世纪晚期贸易扩张的几十年里，通常由买办来处理在内地的采购和销售，应付中国的钱庄和官僚，他们既是外国公司雇佣的代理人，也是为自己牟利的商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一家公司的首席买办往往本身就是富商和总管，处理涉及中外公司的业务，他自己雇有一套由秘书、会计和其他职员组成的班子。同时，买办阶层也包括社会出身并不显赫的中国人，他们能够上升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中上层，主要是因为长期受雇于外国公司。比如虞洽卿，他可能是民国时期最知名的买办，他本是一个贫穷的宁波少年，19世纪70年代左右来到上海，在一家外国公司做学徒。他后来成为四家外国银行的首席代理，通过海运业积累了大量私人财富，
并成为拥有强大商业和政治人脉的独立投资者。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虞也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与英国交涉的首要人物，并被看做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买办，受到了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公开指责。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2
中国人拥有近代企业始于19世纪最后25年中。因为早期投资者与土地财产、官僚政治的关系，它们常常被中国史学家描述为“官僚资本主义”。最初一批投资者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有的来自富裕买办行列。但是，这些私营企业主受到上海1883年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随后引起的经济危机是标志着官僚资本主义崛起的转折点。在“官督商办”的指导方针之下，19世纪后期，官僚和上层阶级的资金进入工业和运输业，如蒸汽轮船、铁路、矿山等等，士绅商人和士绅实业家在官僚的庇护下崛起。这个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因其士绅身份、与官僚的联系、作为地主的财富来源以及在实业和金融业上的投入，在风格、利益取向和地位上都不同于1925年当地商人（neighborhood merchants)那类的“民族资产阶级”。在20世纪，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扩展，机会向勤奋而有创业精神的人开放，包括海外华侨，让出身卑微者发财致富——就像南京路上永安百货的创办者一样
虽然通常对“买办”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别意味着其社会来源的某些明显特征，但民国时期这两种人在社会成分上越来越难区分了。把资产阶级简单二分为“买办”和“民族”，以作为描述不同政治倾向和阶级利益的模式，
没有考虑“官僚资本家”的存在，也没有充分描述上海社会极大的复杂性。人们完全可以认为，在文化上，是整个商业环境促进了混合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文化中，受传统制约的文化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狭隘性是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承受的。
然而，尽管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必要，但在社会和文化优先权上却有重要区别。当我们比较重要的教育机构如圣约翰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时，这些不同就显得特别突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约翰的成功建立在“增进东西方同情之了解”的世界主义努力上，这种课程广泛地吸引着中上阶层。相形之下，江苏省教育会——江苏近代教育改革和江南地区职业教育的主要推动者——在士绅精英的努力和指导下想促成中国的近代化。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于1906年，是总督的士绅顾问机构，主要负责整顿当地风俗和促进省内学校的发展。这个组织是民国时期推广实用知识和职业教育的佼佼者。它促进了簿记、会计、英语商业通讯、工业技术等方面的教育。圣约翰以更高的学费和更重的西化印迹，把入学学生限制在少数富家子弟，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在文化上更接近“买办”，即使在社会出身或政治倾向上并非“买办”。而江苏省教育会设计的课程则门槛较低，向大批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敞开大门，让他们准备好跻身于上海商业界和工业界的中下层。
当1919年上海出现支援北京五四运动的活动时，江苏省教育会的领导人黄炎培积极参与这一运动
上海的爱国运动得到了总商会的有力支持。同时，成千上万的店员、学徒和雇佣工人加入大学生和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爱国集会，他们使抗议者人数大增。不像北京的运动，上海的爱国抗议发展成为使全市瘫痪的总罢工。黄炎培在整个5月和6月都是集会和罢工的积极参与者。他主持国民大会，鼓励上海商界和教育界采取联合行动。他指出中国缺少团结，并强调组织和协调的重要性。黄不但响应上海当时的政治情绪，还成为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黄炎培对圣约翰的批评反映了这所学校是怎样被普遍看待的。在黄炎培坚持不懈的敦促下，在国学院废除两年以后，圣约翰以更高的工资任命了一位大学研究主任（Director of University Studies)和一批新教员。圣约翰中文课程的新负责人是孟宪承(1893—1967)，他是圣约翰18级的学生。孟在美国学过教育，经常给《教育杂志》投稿。《教育杂志》在江苏省教育会士绅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于1909年，是一份以上海为基础、面向专业教育者和中学老师的杂志，它以五四启蒙精神大力支持课程改革。在孟的指导下，中文课程的改革和新教育法的引进在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之间的六年中持续进行，同时伴随着全国大学生政治积极性的普遍提高及文化觉醒、民族自觉。由于上海学生在北京五四运动之后发起的运动，圣约翰被迫在1919—1920年三次关闭。
最重要的，中文系的改革，再次为圣约翰学生带来对民族利益的关注，这后来被证明给圣约翰带来了严重的分裂后果。
加强圣约翰学生汲取其本土雅文化的所有努力，都使西方人对上海未来自我感觉良好的设想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正当呼吁“中国迟早要还给中国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明显。随着“反军阀、反帝国主义”运动进入20世纪20年代，圣约翰校方日益被当做攻击文化帝国主义罪状的靶子，校方和学生之间在纯粹民族忠诚问题上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状态。使这一对立状态达到顶点的，是学生和卜舫济校长在五卅运动抗议高潮中关于中国国旗事件的公开冲突。 学生们被校长和某些教职员的专横和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激怒了。262名大学生(总数的58%)、290名中学生(大约75%)和几乎整个中文系选择了与学校断绝关系。这一核心群体得到上海实业民族资产阶级的财务支持，成立了光华大学——光华这个名字在字面上的意思是“光大中华”。
七、民族主义的挑战 3
在民族主义者的眼里，光华大学的成立破坏了圣约翰校方和教员的声望。在后来的“收回教权运动”中，圣约翰被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产物：既是外国传教士开办的帝国主义渗透先锋，又是阻碍中国学生发展固有民族意识的文化诱惑。面对日益增长的敌意，圣约翰付出了被大学同行排斥的代价。例如1925年秋天，圣约翰被迫放弃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的成员资格，
让给了从其中分离出来的对手——光华大学。更而甚之，当1928年秋天民族主义者的热潮最终平息时，学校——用文理学院院长沈嗣良的话来说——仍然“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体育活动限制在学校之内，避免任何正式的对外比赛”。南京政府十年中，只要光华继续被上海的其他大学接受为和他们同等的学校，圣约翰学生就只能在校内运动会上与自己人比赛。
五卅运动记忆犹新，圣约翰预期在国民革命军胜利之后难免岁月艰难，于是在1927—1928年关闭了超过一年。北伐战争迅速横扫长江流域。1926年9月，战争在江西、福建和浙江爆发。12月，北伐军穿过湖南，占领了汉口。军事冲突动摇了中国很多地区的教会文化圈。在中国西部，重庆以外的所有美国人都被他们的领事劝告离开。南京大学的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博士被抢劫的士兵们乱枪打死，这一事件震动了中国所有的教会学校。当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秩序得到重建时，大多数公立同私立学校和大学一样，发现自己在新政府的不断施压下，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在1928年6月报道说：“圣约翰大学的敌对者正在努力阻止它的复课，事实上，他们想说服国民党大学院（the Nationalist University Council)接管它。”这一报道纯粹是谣言。然而，这种谣言的流传反映了普遍的氛围。在不安全感和孤立之下，校方强调对学校的忠诚，并加强既有的联系。当1928年秋天圣约翰重新开学时，注册的学员只限于以前的学生、获得认证的学校、附属学校的学生以及由校友推荐的“有良好品质的年轻人”。
在民族主义的猛烈攻击下，学校转而向内，他们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培养的社会关系网中寻求支持，这一关系网经受住了民族主义问题引起的分裂。教职员的聘任，圣约翰也求助于以前的毕业生，希望学校师生的整体取向和教育经历有更高程度的同质性。结果，学生人数比光华分离出去之后的1925—1927年更少了，只有194人，但这些学生都是“精挑细选的”，肯定忠于这所学校，在社会背景和文化品位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圣约翰就这样在注册学生大大减少的情况下进入20世纪30年代，最初几年学生总数甚至少于300人。后来它才逐渐恢复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学生人数。
在这一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学校又意外地受到来自南京政府的压力，要求它向教育部注册登记。表面上看，这个问题牵涉到大学是否具有不受中国政府干涉的自由，因为当时中国政府要禁止圣约翰校园里的基督教活动。新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让基督教信仰仪式——和任何宗教教育——成为中国学院和大学的必修课。在南京登记注册以成为新的中国政府法律上承认的大学，必须把参加宗教课程和教堂礼拜定为自愿活动而不是必修。虽然学生对宗教事务的自发兴趣在1910—1920年就已经锐减，圣约翰校长卜舫济博士仍确信学校能够在新的环境下“保持它的基督教特性并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基督教的工作”。但是在主教和在中国的美国圣公会的美籍教士中，与卜舫济持同样立场的人是少数。1928年5月27日，咨询委员会（the Council of Advice)宣布，圣约翰的董事会拒绝在政府的规定下登记。相反，委员会请求中国政府予其更“自由”的管理，使圣约翰有不受政府这些规定限制的特权。
它打算通过学校理事会中华籍成员的影响做到这一点。
与南京政府的谈判在之后两年中继续进行，由代表圣约翰的知名华人，如上海实业家刘鸿生、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余日章和财政部长宋子文领导，他们都是校友、现在的理事会成员。1930年10月7日，美国圣公会的全国委员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断然拒绝在这些规定下注册登记，因为这些规定会“禁止公开宣传学校的基督教特性和目的”，“损害教会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为学校的学生提供宗教服务的权利”，最重要的是，“牵扯到所有权和财产控制的放弃”。作为对它所藐视的中国政府当局更进一步的侮辱，这个委员会还表达了对国民政府保持政治稳定和维持政权能力的怀疑态度，提醒他们注意“这个国家各个不同地区情况的不断变化”。因此，在1931年勉强做了一个表示要注册的姿态后，圣约翰无视所有上海市教育局发来的通知，在1948年之前从未登记过。
信仰的自由看上去得以保全，中国政府的权力和要求被挡在了学校以外。然而，主教们的胜利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宗教上的。使圣约翰迅速发展和扩大的课程中固有的世俗化倾向已经如此明显，以致在与国民政府争执之后的几年里，圣约翰校内的教堂礼拜就改为自愿了，宗教课程成为选修的，最后神学院也因为招不到足够学生而在1934年关闭了。
主教们所抵制的，与其说是使高等教育政治化的企图，倒不如说是体现于国民政府新规定中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要求。通过拒绝在政府规定下注册登记，
圣约翰把自己置于中国政府认为可以在中国领土上接受的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因此，拒绝登记注册是对帝国主义特权赤裸裸的维护，这些特权受到外国教会势力支持，由买办精英促成。南京政府十年中圣约翰的继续存在，不仅显示出了国民党对主权有效要求的边界所在，也显示了民国高等教育中民族主义的局限。
圣约翰不只在轻视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当要求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即使在南京政府十年的反对环境中，它的规模和声望都逐年增长。它仍然是上海租界上层资产阶级的母校，他们将影响逐步渗入沿海市区中心和省会。上层资产阶级将其社会认同归功于中西混合的社会形象和与西方的文化联系。西式教育认证了这个阶层所受的训练，提高其社会声望，并随着上海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将其从中国社会边缘推到核心位置。圣约翰大学的历史对于新的精英阶层的形成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圣约翰在宗教和政治上的自治理想与中国民族主义诉求之间的碰撞也在对这些资产阶级精英强烈的责难中反映出来，这种责难响彻整个20世纪，指责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放弃了社会责任。
一、中产阶级大学
在朝廷的支持下，又受到中国几次大败的刺激， 中国学校课程内容的改革在19世纪末提升为国家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革。科举考试过去一直都是读书人求取功名、进入国家官僚体系最重要的制度，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形成的中坚。1905年，清廷下令永久废除科举考试。另外，清初以来，由官方与各省地方士绅共同捐办的公立学堂，过去培育了许多成功考取功名的学生，并通过不断重演儒家礼仪，建构民间共同体（civil community)。现在这些公立学堂也被西式公立中小学制度所取代。朝廷亦将资源倾注于像上海的南洋公学与河北的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等技术专门学校的兴办上。尽管朝廷尚未完全舍弃传统经典里的理念，但国家已强调科技和管理的培养为中国生死存亡与复兴的关键。
清廷准奏的这些变革释放了城市士绅精英分子的改革干劲。这些改良派早自19世纪90年代起就对越来越深重的民族危机感到忧心，鼓吹要求体制改革。这股势力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最终凝聚为要求进行君主立宪体制改革的力量。
这些改良派士绅对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进行的全面教育改革大体上回应十分积极。譬如，南京、镇江、九江、芜湖、长沙、武汉、成都、重庆、杭州、福州、厦门、广州等位于华中与华南的许多城市，便由当地士绅改良派带头兴办了教授数学、科学、外语、法律、政治学和体育等新课程的中小学和专业学校。
同时，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设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官方成果集中体现于上海，而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有助于这方面发展。首先，上海已有如圣约翰大学和法国耶稣会创办的震旦大学等外国学校。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学校仍持保留的态度，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去兴办自己的大专院校。譬如，私立复旦公学的第一批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许多都是以前与震旦大学有渊源的中国人。
自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就在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成立了诸如江南机械制造总局与上海广方言馆等西学教育机构，早具西学教育经验。但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上海这个城市拥有许多人才与学校。这些学校则汇集了富庶的江南核心地带的资源。此外，上海有外国银行、洋行、中英文报刊、印刷厂、轮船公司，以及江苏与浙江间贸易与学术环环相扣的网络，它们是政治活跃的士绅精英阶层网络的重要枢纽。这些士绅精英早已通过管理当地慈善救济事业拓展了其在省一级的活动范围。这些江南士绅名流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活动舞台，把他们从局限的地方性中抽离出来，使他们接触到国家事务。
与此同时，上海也是个权力网的中心。这里囊括了候补官员、通商口岸知识分子、
幕僚、买办、政治顾问与外交事务专家等等。这些人在当权的总督李鸿章的幕府里，在“官督商办”政策下，负责掌理大量出现的近代化事业机关。省一级的活跃士绅与江南地区的士大夫（scholarofficial)这两股势力于19世纪末结合了起来。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这三所在上海具领导地位的本国高等教育机构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以江南地区官绅网络为基础，以中国教育近代化为抱负的努力。
这些由官绅合资的学校从其校名上便可看出端倪。南洋、复旦和中国公学全都被称之为“公学”，既不是单纯地由地方士绅所开办的私塾，也不是由官方正式兴设的官学。就社会出身与文化观点来说，这些官绅皆非正统资产阶级，不过，他们自19世纪70年代起便越来越多地参与到金融业与工商业中，从而与买办商人发展出诸多相结的利害关系。民国年间，由官绅共同兴办的这些新式学堂蜕化成为注重商业、法律、新闻、教育和其他专业学科的中产阶级大学。
上海有钱有势的圈子有着多元的社会组成，所以这些由他们所创设的学校，便反映出相当广的社会构成。这三所在上海具领导地位的本国大学都创办于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南洋公学是总督李鸿章麾下负责上海近代化企业的盛宣怀所创办。因为有着官方稳定的官款补助，所以，相较于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来说，南洋公学更具“官方色彩”。民国时期，南洋公学最终成为教授科学与实学课程的国立大学，政治立场保守。
另一方面，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的成立与19世纪90年代的城市改良派精英及此后十年的立宪派有着直接关系，
带头者包括严复、梁启超、马良和蔡元培等。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里，这两所公学不仅提供了诸如西方政治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宪政史等课程，同时也是当时时事与社会问题等高度政治化议题的公开讨论场所。如果说，南洋公学反映了保守的洋务派官僚的抱负，那么早期的复旦公学与中国公学则体了进步的城市士绅改良派的远见。这些士绅知识分子虽然在推翻清朝的政治革命期望上持有较改革派官僚激进的观点，但是在其他的改革议题上，他们还是能共同努力的。
二、交通大学与技术官僚精英的崛起
民国年间，圣约翰大学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极具声望，在很多方面只有后来更名为交通大学的南洋公学足以与之匹敌。1896年，清廷在盛宣怀的奏请下兴办南洋公学。南洋公学正是体现19世纪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点的重要学校。南洋公学首先被认为是一所技术学校，在早年里提供了诸如“铁道工程”、“机械工程”、“船政”之类的专业课程。该校为官方资助的学校，其经费起初来自上海轮船招商局与电报局（是为办新政而新成立的官方机构），民国年间则来自于交通部。以当时的标准来说，充裕的经费让南洋公学有能力兴建新式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等，校园占地面积超过100亩。民国时期，当几乎所有由教育部划拨经费的国立大学都为财务不稳所苦之时，
南洋公学却无须担忧财务问题。同时，南洋公学也不像民国时期大多数的公立大学那样，有不满现状的教员、学潮和学习中断等等不断困扰学校的情况发生，因而享有几十年的稳定成长。1930年，这所学校已改名为交通大学，那时的学生总注册人数是1074人，其实验室的器材与设备总价值是316627元，就学校资产来说列全国排名第三位。
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尽管一所由中国政府资助，另一所是由美国教会赞助，但这两所大学在某些方面却颇为相似，特别是在两校的语言课程与课外活动形态上。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工程学科发源于中国，所以交通大学的课程教授主要都是以英文进行。很多早期的教员，包括因创设该校工程学科课程而深具影响力的公学监院约翰·福格森（John CFerguson）等都是美国人。很多的中国籍教员也都拥有美国学历。如同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北京清华学堂学生一样，南洋公学学生毕业后就可以到交通部辖下的近代企业就职，除此之外，还可以争取政府公费前往美国深造。因此，南洋公学的学生很早就开始为到海外求学而作准备，包括练习使用刀叉和参与橄榄球与足球比赛等。
交通大学除了国文科以外的其他所有入学考试科目，全部都用英文命题。虽然国民政府强调普遍使用本国语言的重要性，且交通大学的人事任命又须听命于国民政府，但交通大学在1931年的入学考试中，除了“国文”与“党义”两科之外，其他科目完全用英文命题。国文科试题与自20世纪以来的学校传统一致，包含了一大部分的“国学常识”。历史科的试题如下原题目即为英文，中文为译者所译。下同。——译者注：“Ⅰ.Distinguish between the three stages of savagery,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 and give instances of existing peoples in each stage.（区别蛮荒时期、未开化时期与文明时期的异同，
并列举每一时期存在的人种。）Ⅱ.Why is feudalism called a decentralized system of government?（为什么封建制度被认为是政府的分权制度？）Ⅲ.Describe briefly the intellectual and commercial results of the Crusades.（简述十字军东征在知识上与商业上的结果。）Ⅳ.Mention the leading causes of European wars during the last century.（描述上世纪欧洲战争的主因。）Ⅴ.Explain the present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解释国联现有的组织与功能。）”地理科考试共有5道试题，但只在第一道考题中提及有关中国问题：“Locate the Chinese Eastern and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s and point out their connections with other lines.（标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位置，并指出这两条铁路与其他铁路的关系。）”［9］在这些考试中，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苏伊士运河开通等世界史地的试题相当受重视，中国国家兴亡反倒变成仅具地方意义的边缘性事务而已。
交通大学的考题与国立武汉大学等党校的形成了强烈对比。比方说，武汉大学1930年的入学考试，除了英文科以外的其他考试科目全都用中文。民族主义思想的弦外之音表露无遗。历史与地理试题均分中国和世界两部分。在中国史考试上，1930年的试题如下：“（一）宋、明、清三朝何种学派最盛？试略述各派的学说内容及其中之主要学者。（二）欧西科学输入中国，始于何时？传自何人？输入后影响中国思想界者若何？（三）鸦片战争在中外通商关系上发生何种变化？试就战争前后比较说明之。”至于中国地理考试，学生所需要应答的试题如下：“(一)试作东三省山川形势及其铁路敷布简要图。(二)试举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失去之领土，及给予外人之租界地与租界。租界地与租界已有收回者否?(三)中国何处为高原？为盆地？试述其中一个高原或盆地之气候、民族、经济等概况。”武汉大学就像在杭州、南京、广州和成都等其他各省中枢地带所创办的党校一样，在历史地理科目的考试上展现了民族主义情怀。
在交通大学，对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效率的强调，是超越国界和文化界线的，这就如同圣约翰大学全神贯注于商业与实用性，因而对这些分界有相似的漠视态度。在1925年爆发重大冲突（五卅运动）后仍然留在圣约翰大学的，都是些自愿选择对帝国主义问题漠不关心的学生，而南洋公学的学生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不再积极参与政治，他们转而全神贯注投身于以科学技术解决中国各种大问题的研究上。南洋公学这批未来的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都是些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图书馆、实验室与研究室里努力学习的认真学生。他们为准备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家境富裕考生补习英文与数学，广受考生欢迎，这同时也是他们学业优异的明证。此外，南洋公学采取频繁小考、大考的办法以保证所有学生专心于学业。那些受不了南洋公学高强度课业压力的学生绝大多数都会转到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的这些未来技术官僚精英不同于圣约翰大学的那些未来的金融家与实业家，他们必须借在校成绩展现他们的努力与能力。相较于圣约翰大学里那些买办资产阶级子弟有家庭与社会人脉为靠山，南洋公学“为国储才”的兴学宗旨就为家境较不富裕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交通大学与圣约翰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都享有盛名，尽管与北大声望的性质截然不同。北大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术殿堂而备受尊崇，可追溯到汉代的太学。北大同时也作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发源地而受颂扬，并以其学者的宽宏胸襟、渊博学识与学生的热情、无畏、爱国心、社会奉献、打破传统和革命意识而驰名。相较之下，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地位则来自于其庞大校产、稳定的财务状况、严格的行政体系和清晰明确的目标，而最重要的还来自于其稳固的经济来源与英美势力的密切联系。这两所学校的声誉因非政治精英的兴起而看涨，而这些非政治精英在职场上则因学习这些实用技术性课程而获得提升。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这两所学校就其严格的入学标准和学生社会组成这两方面来说，都是属于精英阶层的。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以富裕的上海工商业界为主要来源，而唯才是举的交通大学则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为其主要生源——这所附属中学也是上海少数精英中学之一。交通大学很多学生来自上海及其邻近地区；有些则来自各省私立中学中最精英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必须符合交通大学对英文与数学的高标准要求。交通大学的教育赋予这些国家未来的技术官僚精英的文化风格和英文能力，与汇集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买办资产阶级的风格特点一样，是属于少数社会精英的。
三、工科学校中国学的地位
当关注焦点转移到办校理念时，圣约翰大学和交通大学的相似之处就不存在了。尽管将教育与宗教分离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圣约翰大学兴办的初衷仍是希望该校能成为基督教学校。尽管打破传统已是控制不住的潮流，但交通大学仍想要继承清代程朱学派的正统，弘扬理学。校长唐蔚芝长期掌理南洋公学，在跨越旧帝国到新民国(1907—1921)的十数年间，对塑造南洋公学起了关键作用。他不仅是翰林，还在清光绪年间(1875—1908)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同时也是传统宋明理学中以研究《易经》闻名的学者。
他决心要将南洋公学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表率”。以正统的孔教观念来说，一所学校若想要成为“表率”，道德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唐蔚芝要求所有南洋公学学生每天都要上一小时有关伦理道德思想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大部分教材取自宋明理学大师有关伦理道德的古文名篇，而非训诂考据经学家的著作。这些道德思想家的学说从前是官绅共同捐助的传统书院中重要的正式课程。例如，关于“正心诚意”的讲究“天理人欲”的区别。这些主题和操守长久以来已与清代钦定理学相结合。这些课程的标准模式到了20世纪，就是让这些讲师照着一本准备好的讲义大声逐字朗读。就像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批评者所抨击的“党八股”（政党信条的八股文）一样，这些道德训诫往往从古圣先贤格言语录经典中取一行或两行开始漫谈，最后无一例外地引至发人深省的勉励性结论。和基督教星期天的布道没什么两样，讲师也可以自由插入些与主题相关的闲话和评论。唐蔚芝更常常借由授课的机会对近代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提出评判。为了了解学生上这些道德训诫课的领会情形，测试的方法就是要求学生写一篇论说文。尽管最后的成绩也许更真实地反映了学生写公式化论说文的能力，而非其品德情操，但对学生来说要是不理会这门伦理道德课就会付出巨大代价。是否能免交学费完全根据伦理课教员的推荐，这些教员通常也是国文教授。交通大学尽管强调英文的绝对重要性，且对学生的培育也以向西方学习为标杆，
但还是会强迫学生关注与该校所安排课程不相称的国文科目，这也是行政力量介入所致。
了赋予这所新兴技术学校过去只有国立学校才拥有的光环和声望，唐蔚芝保留了儒家礼仪规范，以前这些礼仪规范让传统课程具有神圣感，并将学者与国家紧密联系。在圣约翰大学，一学年的高潮往往在毕业典礼的前一天，那天学生们会演出莎士比亚戏剧；而在南洋公学，一年的高潮则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校长唐蔚芝会亲领全体教职员与学生举行正式的祭孔大典。在受到五四运动猛烈抨击前，这些仪式让全校教职员与学生至少在形式上（即便不是在精神上）体会到身处共同体的感觉。
清朝科举考试的殿试大都在秋季举行。唐蔚芝为重申这是所国立学校而调用传统符号，与殿试差不多同一时间，每年秋季他都会举行全校国文会考。考试的仪式性特质也许才是其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考试中，唐蔚芝召集全校学生到大礼堂，并亲自监考，严格执行传统科举考试的考场规则。考试结果也和古代放榜的模式一样，清楚地依照排名顺序公布。
交通大学勉强演出的孔教戏剧也许反倒是提醒了我们列文森曾提出的观点：传统象征的近代政治价值确实已成为可笑的文化表述。但是摆在中国技术学校中执牛耳地位的南洋公学校长面前的，无疑是个真正存在的问题，即如何运用传统政治文化已确立的象征和词汇赋予这些科技课程意义——除了技术有用论以外的意义。唐校长因为采用这样的策略而被指责为传统派老古板。但无论如何，对于传统思想运用的手法，唐蔚芝与大总统袁世凯是不相同的。
套用列文森的话说，大总统袁世凯在1916年试图取代民国，虽然民国也许是一个失败，但肯定不是错误。［18］因此，古老象征召唤起来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authentic values)，而只是历史情感的依恋。然而，科技课程的理学包装具有不那么反动的意图。儒家的伦理道德课程与庄重的考试典礼表明两点：一是将西方的科学技术纳入传统国家文化领域的主动意愿，二是驾驭此种追求并为其指引方向的努力。因此，在功利主义赤裸裸成为唯一目的之前，唐蔚芝试图操纵文化正统性的传统象征以服务于新目标的做法还是深具意义的，即便这些象征本身与此同时正在逐渐失去其实质性。
但是，受西学影响的技术课程内涵并不能够轻易地被理学的辞令和礼仪所涵盖。当交通大学的校园文化越来越西化时，儒教仪式提供了表达民族主义情绪的载体。在1916年的一次考试中，国文作文题目是典出《庄子》的成语“邯郸学步”。“邯郸学步”是个寓言故事，说的是有位寿陵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去赵国首都邯郸学习赵国人的走路方式。在那一年获得首奖的学生后来回忆道：
“典出《庄子》，我并不熟悉，但知阅卷者为李颂韩，是唐校长的大弟子，也是我级的国文教师。他在上课时，常常痛骂留学生抛弃国学为忘本，学习西学皮毛为镀金，并劝告我们不必出洋。我揣摩其意，就把‘寿陵余子’比作留学生，邯郸暗射美国，大意写他如何不屑读孔孟之书，如何背井离乡到邯郸追求新学，以遂富贵之愿，后来如何失望懊丧，流落他乡，沦为乞丐，造成‘一失足，千古恨’的下场。榜发，居然名列前茅，
并得唐校长的评语：‘文有寓意，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用笔奇幻不测，隽才也。’”
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并不需要仰赖过去的语言文字和礼教。相传校长唐蔚芝便将南洋公学与圣约翰大学的足球赛转变成国家民族荣耀的保卫战。在1914年到1925年间，这两校的校足球队几乎每年都会交锋，争夺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冠军宝座。当球员在球场上交战时，唐蔚芝因为觉得穿着学者长袍在球场上观看球赛有失他的身份，而将总部设在他自己的校长办公室，并透过电话亲自监控整场球赛进行。当南洋公学得分时，唐蔚芝会疯狂地欢呼并鼓掌喝彩；但当圣约翰大学赢球时，他又会痛哭流涕并诅咒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的球员在比赛之后是受奖或是挨骂就全凭球赛的结果了。
当理学的道德哲学和传统礼教被当成正统象征和民族主义情感的凝聚点来使用时，其生命力也就相应地丧失了。因为理学道德哲学课程的初始设想是为提醒这批新技术精英分子应该忠于传统中国文化，这些课程就变得尤其容易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的挑战。卜舫济博士原本希望能在中国发动基督教的文艺复兴，没想到这如意算盘却被圣约翰大学的现实打破了；而唐蔚芝所倡导的西方科技知识与儒家道德哲学的融合，虽没有被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所撼动，却为五四运动分子打破传统文化、抛弃理学空洞说教和礼规的诉求所粉碎。
1920年，当五四新文化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