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纪，他当时为新华社驻海南记者，离西沙较近，受新华社指派陪同参加那次活动。由于时间久远，他对当年的西沙之行记得有些模糊， 对活动的背景不甚了解，总的感觉是浩然为人平和，做事不张扬。
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浩亮当时都在钓鱼台现场，他们回忆道，江青弄了不少书籍摆在桌上，其中还有线装书，要浩然他们转交给前线。江青还表示，前线胜利了不起，你们在那多呆一段，把我们大家心情带去，书转交一下，是我们一点心意。抓紧时间收集材料， 好好采访，如果材料够用的话，浩然可以写小说，张永枚写写诗、歌词。简单交代完毕后，浩然他们仓促准备行装，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马上出发了。 0998年12月16日口述）
浩亮记得，江青当时叮嘱："前线紧张，保证安全。，，江青一再提到："要创作好的作品，来反映西沙军民一致对敌。，'浩然、张永
枚显得很激动，连声表示要很好完成任务。
刘庆棠告诉笔者：^《西沙儿女》写完后，打印了几份传阅，大
家讨论这部作品。大家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得很动情，称赞他还是有生活积累的，一直在生活中。于会泳肯定作品站得住，又细心地
提了一些枝节性意见。后来决定改编成剧本，由八一厂投拍。我说，
要在作品基础上改出来。'，
写完《西沙儿女》，浩然还是在意《金光大道》大部头的写作，
他跟吴德商量，能否躲到安静处搞创作。吴德说，你不要走远，一找
你就能马上赶回来。浩然就隐姓埋名来到京郊延庆县大庄，吃在供销
社，睡在卫生所病床上。当地人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有一天市委打
电话找他，当地干部说没有此人。巿委只好让当地干部用广播大喊浩
然的名字，无奈之下他只好接了电话。吴德告他紧急赶到大寨开会， 绝对不能延误。
曾在影片《艳阳天》中扮演萧长春的北影演员张连文当年也是一声令下从大兴安岭《沸腾的群山》摄制组召到中南海，并与浩然一起转运到大寨。他记得，当时临近中秋节，两位中南海陪同人员带了很多月饼。
当我从大兴安岭一路安排到了北京时，一早就送到中南海。我进了接待厅刚坐下休息，就看见浩然来了。我们见面很亲热， 我问："我们到哪儿去？"浩然说："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稀里糊涂就来了。'，
等接到火车站，看到车厢外有"北京-太原"牌子，才知道我们要去山西。在火车上，听到广播说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在大寨
胜利召开，我们才明白怎么回事！陪同我们的中南海信使带了很多月饼，给谁吃不知道。他们告诉我们，江青在大寨。
到了太原是中午，浩然说："我年岁最大，中午饭我请了。，'到了阳泉下车，外面大喇叭就喊："长影的张连文同志出
车站，有车接你。^那时我是演员，别人以为容易认我。
—辆212吉普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大寨，信使走了，我们看房阆里都没人。到了大寨一个窑洞前，浩然上前打听，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浩然悄悄吿我，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 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我刚扫完，他又扫，我走近告他，他竞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我看。
浩然在会上不怎么说话，不像张永枚那么患得患失，吓成那个样子。
江青说："为什么找你们来？看你们有没有胆量重拍《创业》。'，后来张天民又改了一个剧本叫《希望》，相当于《创业》重拍，把主人公改成女的。
那时北彩正拍摄一部反映大寨的片子，剧名叫《山花》。
0998年12月4日口述）
浩然告^笔者，那次看完电影后江青又找了张永枚，问是听谁说的谣言？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非常紧张，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我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听说他以后曾被送进精神病院，前几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一些联系。
浩然回忆了当时江青的烦躁状态："我们听到风声，知道江青被主席批评了。在大寨白天劳动，时而下地剪花椒，陈永贵、李素文都来参加，江青比划表演一通。有时就整天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她一到会上就追查谣言，吃饭时也追问。，，
江青当时提出在大寨"吃好，休息好，看〈电影）好"，她带了一汽车拷贝，夸这些外国、港台片摄影棒、故事棒、演员棒。浩然记
忆中，放映的电影有《冷酷的心》、《简爱》等，江青每次都乐意评价一番。有一天晚上看完电影后，江青还关心地问道："吃得怎么样？大寨就是玉米棒子。'，
娱乐之余，江青还因政治上的不快时而发怒。有一次吃晚饭，江青问："最近听到很多谣言，你们谁听到了？，'众人非常紧张，江青转头问浩然，浩然不敢说真话，只好说："我是从山沟来的，闭塞， 听不见什么。'，江青问："张永枚，听到没有？'，张永枚回答："听到一点，说江青同志是吕后……'，江青一听炸了："放他娘的狗
屁。，'时至今日：浩然还记得那天晚饭紧张到什么味道都没吃出来，
人人一头冷汗。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浩然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浩然写井冈山。浩然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浩然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浩然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〇一医院，躲在单人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浩然记得，旁边的病房里，还住着老作家周而复和跳髙运动员倪志饮。
浩然如实地谈到当时想法："我厌烦一些活动，躲都没法躲，只
能躲到医院里。'， ， ， ~
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天安门事件，在清场之时，浩然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他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组里有《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编剧除了浩然之外，还有王树元、陆柱国。他们基本上沿着井冈山至庐山的路线采访，然后准备到上海写本子。
当时浩然曾把自己一些烦恼心事告诉周围朋友、同事：
那时大家都在花市东兴隆街北京出版社写东西，那时出版社叫"毛著出版办公室"。那次浩然从大寨回来，说江靑是疯子， 胡乱骂人，听了毛骨耸然。浩然说，我没办法，不能不去。他几
次跟我说："我能写作就心满意足了，我对上面躲都躲不过来， 还当什么官？，'让他去日本访问，他也推辞："我不去，写作不能打断。'，
那时浩然看了我第一篇小说，半夜敲我的房间，给我说创作
^60，说出缺点和不足。我写了诗歌给浩然，他托人转给《北京文学》发表，那是我的处女作。
从文革前后文坛的惰况来看，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
(作家陈建功1998年12月8日口述）
江青是利用了他，但他没有借此踹别人。批判时嚷嚷几句可以理解，批判老作家，也是真真假假，在运动前期还是尽量保护人。
这么大的运动，从中央开始这么乱，一个个像暍醉酒似的。浩然能保持那样不简单，不借江青势力整对立面。每次从江靑处回来，他都要向市委汇报。
浩然对农民是有感情的，写作很勤快，见缝插针，稍有空隙就躲在屋里写小说。时代就那么左,《金光大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值得后人研究。后来他要写《金光大道》新序，我劝过他，说别写了。
(老作家管桦1998年10月25日口述） 从西沙回来时，浩然给我们带来了珊瑚石，以前我们没有见过。，他并没有向人炫耀此行。大概他以后又接受任务，上面想让他写南沙。
四五运动时，他对总理有感情，对外不吭声。
他内心里是矛盾的，他蓴敬的老作家都完蛋了，就剰下他一
个，这正常吗？相信他心里有自知之明。
那个时候他不愿回市文联宿舍楼，觉得回这个楼自己抬不起
头来，别人看自己都是那么一个眼光。
(原北京作协秘书长郑云鹭1998年11月24日口述）
浩然曾经告诉我，他害怕在江青面前说错哪句话，招她不高兴。他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写的东西都是歌颂，当年农民端着饭碗在村里听广播小说《艳阳天》。但他也吃了很大的亏，《金光大道》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不能成立，与历史面貌不符，浩然在
这点上扭不过来。
他过去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其中有一条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说在现实中听到不好的事，就反过来找到好的一面来
写。
写《西沙儿女》比较荒唐，作为政治任务压下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仓促完成，他显得有些紧张。他被当成"江育的使者"，当成中央来的钦差大臣。他对战士们说："江青同志问你们好。'，他发现江青与张永枚单独谈过，张在西沙说的不少话， 他没有听过。从西沙回来后，怕江青召见他。
他不想谋权力，不想整人，也没有利用江青整对立面，只想搞创作。并没有因为红了起来，就跟着疯狂。
听说江育看过《艳阳天》，给予肯定过。江育也要找一些根子正、出身苦的人，她曾想让浩然当官，但浩然不干，说我都没有当过小组长。文革后，他跟我说过这事。他说过，害怕江育軎怒无常，弄不好就很危险，也不知哪一句话招她不离兴。
(原《新剧本》主编潘德千1998年11月28日口述） 他跟我们说，去西沙时部队领导把作战窻图都汇报了，写不出来怎么交代？有难言之隐。他说："我受罪了，在西沙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有一次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浩然坐在江裔旁边。江青拿着一个档案袋，上面写着"狄福才"。这个人原在八三四一部队，是毛泽东派去文化组的。一会儿来了一个秘书，江育交代说："这个人不可重用。，,浩然听了吓了一跳，认为这是主席派来的，江青都说不可用，真是伴君如伴虎。从这时起，他就跟江靑保持距离，不叫不去，叫他去也不往上贴，基本上哼哼哈哈。
浩然有朴实的农民底子，这同时也带来很多局限性。不管如何，文革中江青旁边的位置太特殊了，多少人想得到这个位置。在大起大落中，浩然本性没变，还能把握住自己，已属不易。
〈剧作家梁秉堃1998年12月23日口述）
当时江青对浩然的写作才华倍加称赞，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
《艳阳天》的好感。《艳阳天》、《金光大道》拍成电影，江青也予以肯定。有时在钓鱼台幵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曾这样碌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髙产作
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让袁把关毛诗译英文的工作。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刘庆棠回忆道，江青确实有把浩然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
志，多给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江青对张永枚就没说过这类话。〈1998年12月16日口述）
面对三河寓所窗外的沉沉暮蔼，浩然语调平缓地回忆道：
江青没透霣过要让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
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摘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着我说："你太客
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圉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醒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摘创作。我曾跟吴铕说，可别让
我当官。吴镩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0998年11月27日口述）
刘庆棠透露，1975、 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浩然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
刘庆棠介绍说，文革期间作家不敢写东西，老作家有顾虑，怕写出来成为批判对象，有"文艺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当时上面还是想鼓励出新作品，希望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轻易扣帽子。0998年12 月16日口述）
在浩亮的印象中，浩然诚实朴素，说话跟他为人一样，很少夸夸其谈，本身就像是农民的縮影。〈1998年12月16日口述）
1976年9月，浩然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他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大会堂空调较冷，他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他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浩然正在上海出差，整理《井冈山》创作素材。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说晚上有事到住处来。郭卓来后透露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让他赶快回京。郭卓的爱人是南京军区宣传部长，郭卓表示如果一时不好离开上
海，请速到南京军区驻上海办事处，请部队用车直送南京。
郭卓走后，浩然他们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浩然说："出事了，赶紧走。，'导演成荫说情形不太像，但也找了下去看景的理由，提前离开上海。
浩然谈到他坐飞机回到北京，明显感到气氛不同，从此开始了令他感慨^千的清查日子：
1 = 1
到了北京，才知道抓的叫"四人帮"。市委难保，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我就去密云写《金光大道》第四
部，还选了我当市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后来就成立专案组，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 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
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我都是
坐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机关让我交代，我如实地写了跟江青几
次见面经过。
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草明、阮章竞、雷加、黄钢等到《人民日报》请愿，一定要公开批
判我。但《人民日报》一直没见报。跟这四个人有些恩怨，跟萆明本来关系不错，但她文革造反造错了，我不理她，她记了我的事。阮章竞是后来进文联的，左的不行，自己倒霍，就当投机分子，偏激得厉害。黄钢批《苦恋》时就跳出来了。
有一次召开科学家、作家会议，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因为那次会上大家抢着发言，我沉默，没发言。于逢和草明串连，《广州文艺》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张光年让《人民文学》转载。《北京日报》有压力，也组织人写文章，全国报刊转载了。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当时风声很大，茅盾的文章里点到了 "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在政界没有熟人，没有后台。我给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写
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
音。
小范围的会和开大会，大家都保我，会开不下去。有的事我做了解释，有的事比较清楚就不解释了。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吴德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做了检讨，
念了一个小时，群众鼓掌，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
后来《北京文学》想发表我的检讨，市委不同意。那时我无所谓离兴，开会时心里没底。有些人想把我撩倒，形势并不像他
们预料的那样。
在这之前，我躲在密云，按照原有框架，在那种大气候影晌
下，写完《金光大道》第四部。这本书如果现在再写，照原来构
思肯定写不出来。后来又开始写《山水惰》，在顺义、密云、平谷、通县呆了十年。我对自己要求是，重新认识历史、生活、文学、自己，深入农村，甘于寂寞，从零开始，过去一切都不算
了。
〈1998年12月9日口述）
就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根据浩然原著《西沙儿女》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完成。扮演男主人公陈亮的张连文记得，当时就等天气好转， 再拍几天海战戏，就可以结束拍摄工作。
张连文向笔者讲述那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
拍《西沙儿女》前后，同浩然接触时间较长，觉得他正派、博学，一者到他就觉得很亲切。对《西沙儿女》有不同看法是对
的，剧本是由当时政治形势决定了调子，要做具体分析和批评，
但不能因此轻易去扼杀一个作家。
前不久碰到当年剧组场记，他现在是电彩厂副厂长。他还说能否把《西沙儿女》剪成一部单纯的风光短片，因为影片是水华导演，朱今明摄影，把西沙拍得像一串明珠，视觉效果美极了。
'那时上海要拍《盛大的节日》，让我演以王洪文为原型的男主角。徐景贤听说我不愿演，就请我吃饭。我说，怕演不好。他说，你走不了的，还要拍第二部。主席逝世停拍一个月，我回北京向主席遗体告别。当时议论很多，我害怕动荡后以长江为界， 不能从上海返回北京。临离开北京前，我跟爱人约好，一旦北京有风吹草动，立即打电话说"病了速回"。
后来到无锡拍外景戏，有一天刚拍完戏，有人告我，爱人打电话说病重，让我回去。我一听头"轰"地就大了，我爱人在电
话里说："你赶快回来，别拍了。电话里不好说，就是你在北京
'，当时北京同去的还有八一厂的人，大家曾考虑一块
说的那事步行回去
过了两天，上影厂通知回去听中央文件，摄制组说还差两
场戏就拍完，能否等两天再走。可是第二天早晨四点就让我们上了大轿车，到了寤定，我看到贴了大字报："坚决打倒王、
张、江、姚。，'我大喊一声："标语！ ^就快速念了一遍，还
没念完，车子已开过。一位摄影师说："这是反标
，，
车厢里
顿时鸦雀无声，有几分钟的大停顿。我吓坏了，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这下子回去完了。还好，车子越往前开，标语就越
来越多
我相信在那种大转折的关头，浩然当时也会有岗样的感觉。浩然那时打扮土气，长期扎在农村基层。有一次我到他曾缚点的村子，当地人谈起他都很亲切、自肇。今年我去青岛嵘山一
这本
村子，支书夫妇请我吃饭。他们说，就是因为
书，他们才结成夫妇的。吃饭时，书记念了第一句，媳妇就能接
下第二 1
《艳阳天》写得比较扎实，在当时确实影晌了一大批读者
〈1998年12月4日口述）
苦闷和寂寞成了浩然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与浩然相识多年的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一次去月坛浩然家中看望，浩然到书店看书未
归，老伴老杨感动地对梁秉堃说："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浩然回家，楞住了，摇着客人的手流下眼泪。梁秉堃劝慰他，你不想当官，没有害人，你可以站得住的。
梁秉堃告诉笔者，草明和浩然矛盾较深，但是当草明女儿希望调
回来时，浩然还是在他的位置上帮忙说话，经他的手协助调回。
陈建功回忆说，当时有一部分老作家不让浩然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反为浩然说话。年轻人认为，浩然可以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人品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刘导生曾是团中央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宣传部长。他调我去市文联，主要是整顿文联，把#家团结好。我当时听到风声，说文联是个是非之地，是个麻烦地方。我对刘导生说，造反派对工作会有阻力，但我凭党性办事。
去了以后，我们把造反派起家的人调离文联作协，认为他们继续呆下去不合适。有人说浩然是四人帮骨干，写过效忠信。我们认真查过，没有发现浩然写效忠信，仅有的七八封信只是"我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我们向市委汇报，做了结论，认为他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江育看中他，他没法拒绝。他只是一般性问题，不存
入档案 0
我们还认为浩然过去对一些老作家尊重不够,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桧查不够。希望他要认错，还要认够，对自己要求要
严。
我们说，对浩然要一分为二，肯定他做了不少工作，有过一些成绩，不要对他全盘否定。在会上还进一步宣布，文革的事到此结束，不要再搞成新的矛盾，不要再纠缠不放。
当时机关工作混乱，派性斗争厉害，开不成党的生活会。市
委对此很焦急，希望我们对各方做工作。我们要浩然回到党内生活中来，不能不照面，有意见在会上提，不要每个月只派孩子取工资。浩然有顾虑："大家欢迎我来吗？ ^文革中捧得离，又一下字跌下来，他没有完全缓过来。他开始时很勉强，心里不痛快，大家慢慢拉着他。
我们也做一些老作家的工作，说你们对浩然上纲也高一些， 他只是一般性的政治错误。我们尽量让浩然检讨深刻一些，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抛弃成见。 、
他后来又写了不少东西，总的来说反映了新变化、新人物，
屁股还是坐到改革开放的这边。《苍生》还是有思想局限，对改
革开放理解不是很透，对合作化留恋得太多。原来指望评上茅盾
奖，但很多评委不同意。
浩然是从农民队伍中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 创作非常刻苦。但农民生活气息、作风对他有深刻影响，包围太
深了，内心里没有完全跳出来，感情发闷，有阴影，思想负担
重，包裉太沉0
〈1998年12月22日口述）
曾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多年的宋汎，1981年调任市作协秘书长。上任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交代说，浩然是审查对象，但不是批判对象。赵鼎新说："浩然文革走红是客观事实，写了很多按当时思想倾向创作的作品，应该很好总结经验。没有
发现他跟四人帮在政治上有直接关系，审查完了就完了，不能整得过分。，'浩然那一段情绪低沉，一个人躲到三河，宋汎他们经常去看他，把他拉回来参加各种活动，让他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出任过《东方少年》、《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八十年代前期还当选过"优秀党员"。宋汎说："文革中浩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野心，只是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这一点大家是同情的、理解的，也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心胸更开阔一些。，'
宋汎介绍说，那时杨沫曾这样表示过，浩然跟四人帮没有见不得人的事，在政治上没有多大的野心，只想在创作上出人头地，对当时的创作条件、环境是满意的。但那时有些得意忘形，看到全国这么多名家受批、挨整，他的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
宋汎对此认为："浩然是一个朴素的人，是党培养起来的，对党是感恩戴德的，是一个受益者。文革中对他不错，江青他们抬他。他对这些接受得很好，事后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反思。，，近几年，宋汎重新读了《金光大道》，依然感觉到浩然当时完全接受了继续革命的
理论框架，依此来设计作品。把大小事都移到两条路线斗争上来，图解当时政策，书中区里、县里的人物全按路线斗争划分，全部上纲上
线。宋汎感慨而道："这难道是真正的农村生活吗？ ，' 〈1998年12 月22日口述）
笔者为此曾询问过浩然，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
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
浩然坦率地承认，自己受清査的那段日子确实感到莫大委屈，觉
得文艺界是是非非太多了，许多事说不清楚，不愿与文艺界有更多联系。他说："争来争去，耽误不少时间。我不愿去争这些，作家靠作品，我就认准这一条。书出来了，别人怎么说就让他说吧。，'
他对过去岁月曾这样评价："那种处境的一度辉煌，在一个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同时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
他向组织上谈到，与江青在大场面见到十次左右，个别见面三四次，回来汇报一次。在人大会堂见面时，张春桥均在场。
据他介绍，《艳阳天》第一二卷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通过单位党委上交。文革期间没有收到一分钱稿费，包括发行量很大的《西沙儿女》也是分文没有。而每个省都租了《金光大道》的纸型大量印刷，这自然也箅无偿性的国家行为。多子女大家庭^生活补贴，就靠文革前存下的一些稿费接济。浩然说："我老伴很会节省，冬天腌制
很多大白菜。如果我不在家，连肉都不买。'，
浩然躲在密云山沟里，力图回避外界干扰，顺着原有的构思写完《金光大道》第三四部。小儿子、小女儿放寒假，就到密云村子里度\ 过。有一年春节，他借用古北口一个团级军用仓库，一个人躲在军营里写作。最后是在河北蓟县坦克一师驻地和承德避暑山庄烟雨楼，完成了《金光大道》全书。
颇令浩然不安的是，在坦克一师写作时，师部一位爱好文学的通讯干事时常给他生活上的照顾，替他买一些生活用品。等浩然遭到报刊批判时，那位干事也受到牵连、清查，最后被迫转业回到家乡山西
运城。
管桦回忆，让浩然说清楚时，浩然确有一肚子怨气，想不通。郑云鹭、潘德千说，浩然觉得自己没有整过人，你们大家干什么整我
呢？整得我一身是病。不过当时文联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对浩然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还是想保他过关，市文代会报告中只是不点名批他一小段，什么"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都是社会上流传的说法。宋汎解释说，那时解除他人大常委委员职务，可能是军宣队、上面布置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浩然对组织上就有了疑心。林斤澜感叹道，在工人体育馆开解脱大会时还是比较温和， 没有过激言行，大家不想再斗了，都太累了。
文革期间，在派系斗争激烈的一次会议中，林斤澜曾冒着危险喊
了一句："浩然是一个好人！，'说完这句话就跌倒在地。透过几十年的风雨变幻，林斤澜觉得浩然身上有了不少阶段性的变化，对新事物的接受也在变化，对很多事想开了，但有时也想不开，解不开，甚至在心里一直化不开。
林斤澜谈起几件让他难以忘怀的小事：
文革后，我有意请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厚明、刘绍棠和浩然等朋友到家中吃饭，大家在一起聚聚，帮帮浩然。浩然很拘谨，话不多。而刘绍棠则相反，很素放，他对浩然说，文革中你在通县会上指名大骂我，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苦农民了，你怎么还那样呢？我们赶紧说，过去了就算了，大家重新开始。浩然也
做了几句解释，绍棠也就一笑过去了。
浩然私下说，他最怕王蒙，觉得王蒙不爱说话，识人厉害,
冷静。
1983年大家到市委党校学习，联系实际谈创作。别人说到文革用了 "浩劫"一词，浩然就对这两个字接受不了，说"十年动乱"还能接受。这就在会上引起争议，有几个作家提出质疑。我记得浩然解释时说："又没有谁抢谁，怎么用'浩劫'？其实这是劫难的意思。端木蕻良坐在我的对面，他摇着头低声自言自语："太惨了，太惨了……'，端木的话含意是很多的，也是耐
人寻味的。
〔1998年12月14日口述）
现在浩然远避京城，安安静静地在三河寓所读书、写作、操持家务，割断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老伴身体一直不好，他细心照料，家中有一份难得的农家老年夫妇相依为伴的氛围。他无事不进北京，只有老伴用药，才不顾自己身体状况，亲自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立即赶回家中。
每天不少时间他都要为周围地区的文学作者看作品、写序言，接待来访的文学青年。闲暇时他一个人静静地面对窗外，不言不语。《文革回忆录》只写了提纲，还没有具体展开。他觉得写作有难度，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他的出生地离他现在三河寓所只有十几里地，他感慨这一带有了喜人的变化。他说，他的大脑一直静不下来，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慢慢地思索着。他诚恳地表示："改革开放不搞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渙散的。'，
他谈到《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前几年把房子卖了，跟儿子住在一起。他时常惦记这位老朋友的近况，当他听说萧永顺得了癌症，不禁唏嘘而叹。
1998年初秋，浩然在回答几位记者提问时曾表示："尽管有一些遗憾，但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对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从一位农家子弟成为名正言顺、享誉全国的的作家，浩然认为这是中国农民创造的奇迹。他对《金光大道》的一段表述一直为批评者所指责："如今看来，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真实记录"这种看法引来了轩然大波，很自然地遭到激烈批
评。
笔者曾看到浩然阅读批评文章时那种苦笑、默然的表情，他对问题的表态更加讳莫如深^他只是对笔者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的心太乱了。，，
果戈理到中国也要有苦闷
这几年间，在采访一批老作家时，不时听他们谈到1949年以后自身创作力的问题，他们脸上那种无奈、迷惘和痛惜的表情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其实更准确地说，他们说话的口吻中也略带有一种庆幸、一种淡泊。少写或不写作品，或多或少地减弱了政治运动一次一次对他们的冲击力。创作是祸是福，是给人留下挨整的"罪证"还是留下传世的杰作，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作家群体而言，他们的感慨是难以言尽的，他们很难面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作心路。
九十年代初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坐在老诗人卞之琳家的客厅里， 听老诗人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诉说。暖人的冬日阳光照在他沧桑的脸庞上，略带南方口音的语调一直是平缓的，惟独说到烧手稿之事，他的音调有些变化，表情略有迟疑：
(四十年代)我写了一个七八十万字的长篇，写抗战中男女知识分子的表现、心态，写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有一些章节曾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起名叫《山山水水》，分上下部。回国后觉得创作主题严格了，要写工农兵，不能反映小资产阶级，我
就把它烧了。 0990年12月18日口述）
卞之琳不愿意谈烧长篇手稿的细节，他沉默良久。后来他回忆欲写工农兵生活的创作经历：441953年，我作为第二批作家深人生活，到江苏的一个县，那里有一个合作社社长是全国劳模，曾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们去后就感到那地方弄虚作假严重，那位劳模是用鲁
迅小说创作法拼凑材料，东家西家的长处都归到自己，后来就垮了。
我对这个人有了真切感受。其实1958年的大跃进在1953年就巳经露出苗头了，领导上盲目大上，上趋下行，绕了一个大弯子。'，这种真实感受落实到创作上显然不合时宜，卞之琳形容自己当时是"握着笔不知所措"。第二次他向何其芳请几个月的创作假，又到江苏，想写新作品，刚去后没多久就接到电报，要求他回京参加反胡风斗争。这样折腾数次，卞之琳在小说创作上颗粒无收，在诗作上也逐渐失去以往特色。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为了躲避大祸临
头，他很自然地封闭自己残存的创作念头。
卞之琳给自己的创作留下很长的空白，而老舍在1949年后先后
写了几部反映新生活的剧作，他的笔是异常的勤快，外界不断有喝彩
声。可老舍在小型内部座谈会却时常倒出一些苦水，让领导们、同行
们帮助解决难题。1959年2月18日在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小组会
上，老舍又按自己的习惯说出苦衷："内部矛盾怎么写，我心里结成
大疙瘩，怎么办？这使人光去写历史题材，那是敌我矛盾，好表现。
51年的大杂院可写它落后，伹58年就进步了，内部矛盾的程度越来
越少。私营老板现在把意见留在心里，矛盾是存在的，伹表现出来的
越来越少。如这次写妇女商店，有的丈夫不愿妻子去当售货员，我在
初稿中写的像51年的科员，于是之提出意见说这不成，我就改了现
在这样，夫妻问题的矛盾就小多了，其他矛盾也是这样，这戏怎么写
呢？"等别人说上几段，他又忍不住插话："我再谈谈我的剧本，女
店员对我讲小流氓的事情，我没写上，因为这如果让外国人看见，又
抓到了材料，说北京的流氓很多。我写新北京，就不愿写上流氓，我改写小学生淘气，这戏剧性是减弱的。'，
明知戏剧性减弱和人物变形，老舍为了时代大潮的需要和自己对
新社会的期望，不得不在剧作中做出明显的"牺牲"，时常留下今天
看来十分幼稚的"败笔"。这种明知故犯的事例在老舍创作中比比皆是，左怕右怕的心境真是难为了一代大师。善良的老舍还在会上对剧
作中几类角色喊冤叫屈："有时为了找矛盾，找戏剧冲突，有几行人
倒了霉，总是成为攻击对象。如果写58年的教授，就不应把他写成
孔乙己的样子。这是表现矛盾的偷懶，专找这些人，老欺负。^天津
作家方纪补充道："天津的座谈会上，有人说有些教授不敢看电影，
看戏，甚至也不敢看刊物。'，
耐人寻思的是，老舍几部剧作中的知识分子角色也没有摆脱掉当
时创作模式，老舍说"专找这些人欺负"也包含着深深的自责。
在1959年这次会上，评论家萧殷的提问颇有几分书生气："为什么不敢写内部矛盾？哪一级党委都没限制过，领导希望你写出矛盾
帮助工作，如果你制造假矛盾或粉饰生活，他倒感到没意思，不敢写的原因多是自己怕出问题。'，河南作协负责人于黑丁接着说："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反映？有些同志不敢写内部矛盾，是怕引起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像萧殷、于黑丁这样的话，老舍不愿在会上说，他只能绕开这个敏感话题。以后的几年间，心急口快的老舍偶尔还会在会上发几句牢骚，心里的那块大疙瘩似乎越结越大。在中国作协1961年6月16曰第四期《整风简报》中，就记录了老舍在作协的一次发言，他说，剧院让他改《宝船》，但修改很难，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都怕人说是影射领导。简报、中称老舍这样的发言"很尖锐"，当作一个思想动态向上反映。
老舍这许多年的牢骚话积少成多，连同他的所有作品，都在"文革"初期一一受到总清箅。在太平湖自尽之前的一天长考，应该说是多少年心情郁闷的继续，是问天天不应式的思想斗争的总解脱。
如果说老舍遭难于1966年，那么身为文化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却早在1964年就被人算总账，罪状之多令当时的茅盾感到无限的后怕。譬如在一本供内部批判使用的名为《关于茅盾的一些文艺观点》的出版物中，汇集了茅盾近十几年的"错误言论"，其中关于题材方面的意见占七八成。如1956年茅盾在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发言："观众和读者的普遍责备是两句话：干巴巴、千篇一律。干巴巴的病源在于概念化，千篇一律的病源在于公式化，在于题
材的狭窄。'，批判者认为此说是别有用心；1961年茅盾在鲁迅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做报告，认为鲁迅作品的意境是多种多样的，批判者认定这是茅盾用鲁迅针砭今天的现实；1962年4月在纪念《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中，茅盾强调文艺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是因为对"讲话"的"生吞活剥"，他在原稿中用了 "轰轰烈烈、空空洞洞"八个字，发表时被删去，批判者据此认为这是贬低《讲话》的伟大意义；在《1960年短篇小说漫评》等几篇评论文章中，茅盾认为许多作品落了俗套，跳不出框框，常常显得简单、生硬、花样不多，
有时简单化甚至造作，批判者指责茅盾这是想与党争夺青年作家，企
图左右文学创作倾向。诸如此类，让茅盾感到山雨欲来的重压，犹如芒刺在背。从1964年起，经过特意安排，"作家茅盾"在文坛消失
了，代之的是"民主人士沈雁冰"，只是偶尔在某些政治性场面露
面。在顾及自身安危、如履薄冰的情况下，他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缄
默。
茅盾对文化部长的职位是充满矛盾心情的，在1957年大鸣放中曾有，"有职无权"的感慨。他曾多次有过辞职的念头，奇怪的是，他只是向作协领导人邵荃麟等提过此事，而很少向国务院文化系统负责人提出过。茅盾解放后在创作上苦恼，在部长位置上忧心仲忡，一直是从周恩来到文化部、作协负责人都深感棘手的难题，几次解决都未能如愿。譬如1956年9月18日，中国作协以刘白羽、张光年、林默涵、郭小川名义向周恩来、陈毅、陆定一、周扬送交《关于改进当前文艺工作的建议》，其中就建议由茅盾实际主持作协工作，辞去或虚化文化部的工作。报告中称"这样做是最适当的"，并认为在茅盾的影响下，易于把广大的党外作家特别是一向感到受冷淡的老作家团结在作家协会的周围。报告中还说："就茅盾本人来说，这样一来可以经常接触新老作家，经常接触创作问题，对他的艺术生活也有好处。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屡因其他事务打断，使他深感苦恼。，'
报告原稿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像茅盾这样的举世瞩目的作家， 到了新社会反因忙于行政而写不出新的作品，以此下去我们会受到责
难的。，，或许这段话过于真实，语气过重，刺激性太强，在形成正式报告时被删去。这次报告送交上去，由于诸多原因，境况依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了 "文革"前夜，受责难的恰恰是茅盾本人，而组
织大批判的恰好是1956年这次报告的几位起草者。茅盾当时在小说创作上没有发表任何一个字，反而是评论文章惹了大祸，这使他内心深处的创作祸福感更加强烈。茅盾曾在家中偷偷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等长篇的片断，但大受环境影响，自信心屡受挫折，后来自己把手稿当作废纸随意处理，连家人都在很久以后才发现。
在1962年8月大连会议后期，茅盾曾有一段肺腑之言："我们是一个新时代，有新任务。如果写五风用暴露手段，那就反而成了时代的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更加微妙，我们不能像批判现实主义那样去写一个新时代，写起来是困难些。正因为困难，所以也是光荣，不
要性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写，有些也可以写，要写出本质的东西, 而且给人以勇气和乐观。，'〈根据大连会议原始记录稿）
1957年3月曾是为数不多的言论放松时期之一，作家们有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