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
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
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
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
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
用描述的方法，从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
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
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
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
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
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愈辩
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
这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
还要努力处理好收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
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
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
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散到日常生
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
知识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
果坚执于第一种，可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
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
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
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荡气的
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
地结合起来的境界。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２０分钟时间内快速
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
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
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些训练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
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
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
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你见到外
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他将
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
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
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
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
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
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些训练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
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
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
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你见到外
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他将
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
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
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
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
果医学能治好艾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
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
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
“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在这里，这
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
对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
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
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
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
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对方辩手
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
进行性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
应对：“对不懂事的婴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
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
“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
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
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
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
停留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
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
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
承、转、合”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
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队员最好比较沉
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
在对方一辩手，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
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
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
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
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
自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
如何保持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
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
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
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站起来发
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承、转、合”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
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队员最好比较沉
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
在对方一辩手，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
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
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
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
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
自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
如何保持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
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
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
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站起来发
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
露出许多问题，从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
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
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
“发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
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
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
“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识面宽，联
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
入无人之境，从而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
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
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
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来辩论，离
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
语言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
间的“必要的张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辩论运思与哲学运思的关系
众所周知，辩论运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达的严密性、一贯性和明晰
性，辩论语言常要求能体现出巨大的逻辑力量，犹如章鱼之足把对手、评委
和听众紧紧地抓住，使他们乖乖地跟着辩手的思想走。而哲学运思则不同，
特别当它达到思辨的境界时，它追求的是一种差异或对立的沟通和融合，常
常会体现出辩论运思所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评委和听众产生一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即他们不仅在听辩论，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种新的感召。如果说，
辩论运思旨在取胜，因而是一种求器的意识的话，那末哲学运思则旨在展示
一种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识。
一种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识。
１．正方与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场确定的辩论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确定的。一般说
来，正方是在明处，辩题已经规定好了，其任务是对辩题本身进行论证，而
反方的见解又不得而知，很难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所以，正方一般说来比
较被动。反之，反方在暗处，其立论不易为正方所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这一辩题，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论的话，至少有以下三条思路：第一，
人性本恶；第二，人性有善有恶；第三，人性无善无恶。因而反方的立场是
很难捉摸的，而正方立论在明处，反方可给他有力的进攻。所以，在辩论过
程中，反方的主动性常常是比较强的。但反方也有弱点，由于受到进攻正方
的“诱惑”，对自己的立论的严密性常常缺乏缜密的思考，一旦正方反守为
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辩证的目光来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
方，较易产生防守心理，为了克服这种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
把对方看作是“正方”，这样就能强化进攻心理，不满足于单纯的防守；反
之，如果抽到反方，在进攻心理的支配下，较易忽略防守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设想自己是“正方”，对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识就增强了。
总之，从哲学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把它
们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对方的心理优势集中起来，以便牢牢地把握辩
论的主动权。
２．强队与弱队
①从本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辩题反方也被明确规定，这样一来，
反方原来的优势不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辩论中正方先发言，而四辩
总结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立场显示出愈来愈多的优势。
一个辩论队是强队还是弱队，是比较容易判别的，这从队员的素质和
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一般说来，碰到强队，人们既会产
生害怕心理，又会扎扎实实地去准备，务求在比赛中得到较好的成绩；反之，
如果碰到弱队的话，人们常常掉以轻心，准备也不会很认真，因而常会发生
“阴沟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辩论中碰到强队未必是坏事，碰到弱队则
未必是好事，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辩论中，当我们在初赛中遇到剑桥队这一强劲的对手时，一
方面，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入地
分析了该队的弱点，如年龄大，反应不快，学历高，观点不易统一等，使队
员们看到他们“强”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的信念。在半决赛中遭遇
到的悉尼队可以说是比较弱的，但只看到对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
会松懈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及时地给队员分析了悉尼队的优点，
如一、四辩手陈词恳切，有很大感染力，辩题也有利于他们立论。这样一分
析，队员们认识到，悉尼队既是“弱队”，又是“强队”，决不可大意失荆州。
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
从而在三场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
从而在三场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辩护与反驳
在辩论双方的关系中，辩护与反驳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我们在辩论中
经常见到两个极端：或是只讲辩护，结果辩来辩去，战场都在自己一方，对
对方的立论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或是只讲反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采取避
而不答的态度，这也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反驳者从来不敢正
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至少是心理上胆怯的表现。
显然，这两种极端都是于辩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辩护和反驳有
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两者的关系中，辩护是基础。当对方追问我们一些枝节
问题时，我们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当对方对我们的基本立论提出疑问时，
采取“绕着走”的方式却是很失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
回答对方的问题，立即进行自我辩护。辩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澄明我方的基
本立场。这样的辩护正是反驳的必要的阶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辩护，反驳就
会显得强词夺理，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辩护也就是反驳。当然，
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辩护后，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不清，或对方提出的问题，我
方在前面的陈述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没有必要重复地进行辩护，而是
要迅速地转移到反驳的层面上，把矛头指向对方的基本立论和要害问题。
反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乃是辩论取胜之道。这
就像踢足球一样，光是防守的话，至多不过是对方进不了球，但球却不可能
滚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驳和进攻，才有可能把“球”踢进对方的球网
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反驳是最有效的辩护。然而，从辩论的全局
来看，既应当有辩护，也应当有反驳，两者的结合才能显出理论上的从容、
严密和大度，也能显出作风上的沉着、儒雅和宽容。
在分析了辩论双方和辩论方式上的辩证关系后，我们再来看看辩题分
析中的辩证关系。
１．可能与现实
在辩论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辩题，如１９９０年南京
大学和台湾大学决赛的题目是：“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一辩
题之要害是“可能”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举了现实生
活中许多关于战争、扩军的例子来驳斥南大，其实，“现实”是无法驳倒“可
能”的，因为可能的东西是尚不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已经存在的东西，
后者怎么能够驳倒前者呢？比如，在飞机发明之前，人能飞到天上去仅仅只
是一种可能。当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从未飞到天上去过。我们能用这
样的“现实”来否定飞机发明的可能性吗？
这层逻辑关系对于台大来说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时抓住
这层关系，等到后来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辩题时，
一定要搞明白，辩题所要论证的是可能性问题，还是现实性问题。如要论证
现实性，大谈可能性就没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与必然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如“教授‘下海’必然导致教学质
量的下降”时，我们一定要认清“必然”这一概念的涵义。所谓“必然”，
也就是无条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特例，比如某某高校
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就可把上述命题否定掉。正好
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世界上某处存在着哪怕一只
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世界上某处存在着哪怕一只
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３．主流与支流
有许多辩论题目会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问题，如“卫星电视的发
展利大于弊”（正方）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这样的一
个辩题。不论是哪一方，总要把自己为之辩护的方面作为主流，把另一方则
视为支流。对这层逻辑关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中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这层关系，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如在吃饭
的整个过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是支流，我
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诞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带
出一些脏东西则是支流，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拒绝生小孩吗？再如，交
通发展了，便利了大家，这是主流，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则是支流，能因为
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车子都停开吗？显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主流
和支流的关系，就能对这类辩题应付自如。
上面，我们简略地分析了哲学运思在辩论中的作用。显然，辩论运思
还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而哲学运思则超越形式逻辑，达到了辩证逻辑
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显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谈的十大关系是我们在辩论中必定会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辩论
中所有的问题都言穷了。辩论是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开放的过程，辩论的经
验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来。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
常青的。”我想，辩论经验和辩论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也正如黑格
尔在批判康德时说的，在岸上学游泳是学不会的，只有跳进水里，才有可能
真正地学会游泳。因此，对有志于辩论事业的青年人，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
劝告：
大胆地走向辩论坛吧！
顾问手记
——９３新加坡辩论感想王沪宁一 狮城之旅
新航８０６号班机飞速地冲出跑道，冲向蓝天。眼下是一片无尽的汪
洋大海，碧波万顷。我们离开了新加坡，我们离开了狮城。九天的紧张生活
结束了，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取得了“首届国际华语辩论赛”的冠军，战胜了
台湾大学的辩论队，似乎重演了１９８８年的景象。１９８８年，复旦大学
派队来狮城参加辩论，在决赛中遇到台湾大学队，双方就“儒家思想可以抵
御西方歪风”这样一个命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最后战胜台湾大学
队，获得冠军。
此次来狮城辩论，复旦大学队由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带队，由姜丰
（担任一辩）、季翔（担任二辩）、严嘉（担任三辩）和蒋昌建（担任四辩）
同学组成辩论队。学校命我担任辩论队的顾问，这大概是１９８８年曾担任
过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的“副产品”。在新加坡一共九天时间，连续辩论了
三场，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第一场与实力强大的剑桥大学队辩论“温
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要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
件”。取胜后，与悉尼大学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
们又是反方，再次取胜。
此次来狮城辩论，复旦大学队由领队兼教练俞吾金教授带队，由姜丰
（担任一辩）、季翔（担任二辩）、严嘉（担任三辩）和蒋昌建（担任四辩）
同学组成辩论队。学校命我担任辩论队的顾问，这大概是１９８８年曾担任
过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的“副产品”。在新加坡一共九天时间，连续辩论了
三场，搞得人困马乏，精疲力尽。第一场与实力强大的剑桥大学队辩论“温
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是反方，要论证“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
件”。取胜后，与悉尼大学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我
们又是反方，再次取胜。
当然是对队员们的严格要求。事后才能说，同学们没有辜负大家的殷
切希望。
新加坡，是一个我有许多美好回忆的地方。认识新加坡，完全是因为
辩论。１９８８年，我第一次踏上新加坡，就是来参加大专辩论的，当时由
伍贻康教授作领队，我做教练。我也算是对这块土地有一种特殊的“辩论情
结”吧。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是一个现代化后的国家。到了新加坡，你
就会惊叹这２０年中新加坡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我们从上海虹桥机场搭乘
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新加坡新建的樟宜机场，据说这是亚洲第一大、第
一流的现代化机场。我匆匆看了一下，其宽大、富丽、电子化的程度，不亚
于旧金山机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或法国的戴高乐机场。上海的机场相比之
下就逊色很多。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也是亚洲一流的，摩天大楼此起彼伏，街
道整齐。高速公路、立交桥、地铁都是现代水平的。最典型的建筑是乌节路
两旁的建筑，所有的旅馆、购物中心、写字楼等都按计划建成，美观大方，
很有气派。西方国家的一些旧城区，还不能与之相比。难怪许多来自西方的
观光者说：“这不是东方，这是西方，这完全是西方的文明！”有一位新加坡
的知识人士对我说：“为什么这不能是东方的？过去许多西方人认为，东方
人在文化上落后于西方，不可能创造西方式的文明。”今天的世界已经打破
了这种说法，新加坡就是一例。
新加坡人对现代化的成就颇引以为自豪，在这方面，交口称赞政府在
这方面干得不错。
让我们来看看几个统计数字吧。１９６０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为
２１亿美元，１９８５年达到１６３亿美元，２５年间增长７倍。１９８５
年人均国民收入为６６００美元，１９９２年达到１６，０００美元，在亚
洲仅次于日本。在新加坡有身份的人，家里的陈设和装饰与欧美无多大差别，
一般都拥有私人小汽车。据说下层的人生活达不到这个水平，但也不差。１９８８年，新加坡广播局一位负责接待我们的二十几岁的小姐，自己有一辆
轿车。有一次开来一辆乳白色的豪华“奔驰”轿车，带我们去看市容。她说
这辆车是她父亲的。我想在欧美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买得起这种名牌轿车
的。很多人还是开着大众型号的车子。当然，新加坡人也非人人买得起私车。
新加坡人有一句戏语，叫“私车是第二个太太”。言指私车开支太大。但从
一般情况看，有车的人为数不少。
新加坡人有一句戏语，叫“私车是第二个太太”。言指私车开支太大。但从
一般情况看，有车的人为数不少。
可惜的是，两次去新加坡，均是为了辩论，紧张的辩论使我们无暇顾
及深入地考察和分析这个社会。大家基本上是旅馆、餐馆和辩论场“三点一
线”。每天晚上讨论和分析辩题，直搞得面如土色，在外面还要强打精神。
搞辩论这种事，如同穿上了“红舞鞋”，欲罢不能。初赛之后，要准备复赛，
复赛之后，要准备决赛，间隔只有两天。而被淘汰的队伍，虽然心有戚戚焉，
但也如释重负，可以轻松地去看新加坡这个美丽的城市。新加坡广播局特意
组织各队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去参观，我队未能前往；到名字十分浪漫的圣陶
沙去，我队也没能去。我只能开玩笑地说，以后回上海，到南京路上的圣陶
沙饭店去体会一下吧。以至最后离开新加坡的那天早上，我突然发现我的箱
子里除了我的衣服之外，没有什么当地的东西。所幸是脑子里充满了对这个
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的印象和感觉。
决赛之后，我们与复旦大学在新加坡的校友张洪明博士一起登上我们
下榻的五星级饭店——文华饭店的顶楼，畅饮啤酒，疏散一下几天来积累的
劳累。望着外面五彩缤纷的霓虹灯，望着在辩论中有精彩表现的队员们，望
着漫天闪烁着的星斗，在我的思绪中，萦绕着辩论中那些感人至深的话语：
复旦一辩：古语说：“人无好恶是非之心，非人也。”人有理性，能够
谈道德，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无论是饥寒交迫还是丰衣足食，无论
是金玉满堂还是家徒四壁，人都能够而且应该谈道德。（第一场陈词）
复旦二辩：人性本恶是古往今来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晶，早在两千多年
前，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荀子的性恶论与犹太教原罪说便遥相呼应。
而到近代，从马基雅维利到弗洛伊德，无一不主张人性本恶，这难道仅仅是
历史的巧合吗？不。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一语道破了天机：“人们以为当他
们说人性本善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性本恶
时，他们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第三场陈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