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梦"加上日益增长的纳粹狂热使这只部队的求战情绪极为高涨。1944年4月，少年师终于被投入使用，被部署到法国北部防范随时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当时少年师的兵力达两万人，配备有177辆坦克、700挺机枪、70门迫击炮、37门野战炮、33门高射炮。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那天师长维特率领全师宣誓"尽心竭力参加即将到来的决定性战役"。伏击加拿大第27坦克团的战斗正是少年师参战后的第一仗。
1944年6月的初战刚刚告捷，灾难性的打击便接踵而来，强大的盟军对党卫军第12装甲师进行了异常猛烈的报复。参战10天后，部队伤亡已经极为惨重，半数以上的连、排长阵亡。全师4千人战死，8千人负伤和失踪，一个侦察连的大部被碾毙于英军坦克的履带下。卡昂之战后仅仅一周，师指挥部就被英军的舰炮摧毁，师长维特被炸得肢体分裂，33岁的麦尔走马上任，成为了党卫军序列中最年轻的一位师长。
战斗打到8月15日时，两月前还拥兵两万的少年师只剩下了最后的500人，但仍然在拼死抵抗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面对这样的军队不由感叹道："一群野蛮的杂种，但是真正的士兵。和他们相比，我们成了纯粹的业余军人了。"
8月21日，盟军胜利结束了对西线德军的一次包围战，共计有一万德军战死，5万被俘。组建仅一年，参战刚刚3个月的少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麦尔侥幸突围逃脱。半个月后，他在比利时境内的一个乡村农舍中被主人发现。他藏身的地方极不光彩：是在这个农民的鸡圈里。被俘虏后，他曾被加拿大的军事法庭宣判死刑，但后来又被赦免，1954年被释放回到德国。
战后，麦尔曾这样回忆他刚刚接任师长时的心情："疲惫的士兵看着我。伤员们在凄惨地嚎叫。这些年轻人如何还能产生力量来经受住这种倾泄钢铁般的残酷战斗？他们还没有学会生活，却已经理解了死亡。坦克的履带结束了很多年轻的生命。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憎恨战争。"
"婴儿师"给世界带来的震惊不仅因为这支部队在作战时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好斗和凶悍，也不仅因为该师中有4000多人在参战不足半月内即横尸战场，更在于这些狂热的未成年人所犯下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战争罪行。在诺曼底地区经历严重挫折，并亲眼看到大批战友阵亡之后，狂怒的孩子兵们开始显现出和他们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残暴。对于师长麦尔 "不收留俘虏"的模糊指令，他们的执行方式是冷血杀俘，先后用枪决，棍击甚至车辆碾压的方式杀死了100多名加拿大的战俘，导致加拿大军队也一度以殴打和枪决德军战俘予以报复……
在"婴儿师"在西线战场经受灭顶之灾8个月后，一场类似的悲剧在柏林重演。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苏军的坦克部队在柏林的蒂尔花园区遭遇到400多希特勒青年团员的阻击。苏军元帅朱可夫试图用不流血的办法解除这些孩子的武装，但没有成功，因为这些孩子们向一切试图靠近他们的敌人猛烈开火。最后，苏军的坦克群开火了……战后，朱可夫在说到此事时语气沉重："谁会把孩子推向必死无疑的境地？只有疯子才这样做！"
"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和很多"二战"老兵一样，哈帕赫的回忆也是从"父母房屋"（德语称作"Elternhaus"，意为"由父母建立的家庭"）开始的。
他的父亲是1894年生人，20岁时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到过比利时和罗马尼亚。战后他选择学习牙医，并读了博士。"二战"开始时他已经45岁了，还是被再次征入军队。作为一名大龄老兵，他没有参加在波兰的军事行动，而是被派到波兰参与对占领区的管理工作。西欧战役结束后，他又被派往法国和比利时执行同样的任务。
在派驻比利时的那段期间，父亲和他的比利时房东一家结为朋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两代，至今哈帕赫与那个房东的儿女仍然有联系。哈帕赫在过81岁生日时还收到了来自比利时的贺卡。
父亲在战后开了一间牙医诊所，1975年死于脑疾，去世时的岁数和哈帕赫现在的年岁正好一样，也是81岁。说到这里，哈帕赫摘下了眼镜，开始擦拭不知不觉流下的老泪。我想，远离社会中心的老人们在生命暮年更容易向逝去的亲人倾注感情，这一点可能是人类的共性。
情绪平静下来以后，哈帕赫接着说："一个家庭传统的接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职业的传承。我爷爷就是给人看牙的，我父亲也是牙医，我在战后又接了父亲的诊所。"
我插话道："在中国也是这样，职业信誉的最有力证明就是'祖传'。当医生、腌咸菜、修指甲、做菜刀……全都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手艺才让人信得过。"
哈帕赫会心地一笑："现在这座城市还有哈帕赫博士的牙医诊所，但那个哈帕赫不是我，而是我的小儿子。"
"我是独生子，"老人继续说，"家里还有3个姐妹。我的大姐长我4岁，在战争后期她也进了'空防助手'的队伍，负责操纵探照灯，而且还加入了纳粹党。当时有个'聪明人'给我们出主意说：入党吧，还是入党好，战争要是打赢了，战时入党的人就有了以后谋生的政治本钱。要是打输了呢，也就不会有人再去问这件事。德国人嘛就讲究个'生涯设计'，这个说法打动了姐姐，并导致了她的入党。
"姐姐的决定让我也动了心，我也跟着递交了入党申请。不过，艾森斯的纳粹组织还没来得及处理我的申请，德国就投降了。这一场阴差阳错，造成了我和姐姐在战后完全不同的命运。我后来顺利地走上了学牙医，读博士的道路，而姐姐因为当过纳粹党员，上大学一概遭拒。在'生涯设计'上的失误造成了她一生的遗憾，直至最后去世。"
我感叹道："这种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德国有多少人具备独立判断政治的能力啊！"
哈帕赫补充说："特别是当时的孩子们！孩子们是最容易追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直到德国彻底失败之前，我都把纳粹的领导和民族的希望联系在一起，根本想象不出失去了'元首'的德国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这儿距离威廉斯哈芬的海军港只有50多公里的路程，从1934年6月30日'海军上将格拉夫斯佩'铁甲舰下水开始，人们光是从这个军港身上就能看出德国的备战景象。1939年4月1日，"提尔比兹"战列舰下水时，希特勒亲临现场剪彩，这对我们这些小地方的人来说可是天大的喜事。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威廉斯哈芬，到那里去夹道欢迎希特勒的车队。那次我也跑去了，就是为了看一眼希特勒，当时我才11岁，全体德国人都在为希特勒重振经济的成就欢呼，我当然也跟着欢呼。从战后到现在，我一直对我的上一代人不满，他们是经过'一战'的，是知道两百万德国军人是怎么死的，但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应该从那场战争里学到什么教训，独裁政府灭绝了他们的一切判断力。
"1938年慕尼黑协议刚一签署，人们就觉得不会打仗了，结果一年后德国就开始打波兰；拿下波兰以后，人们认为战争就此结束了，但第二年德国就开始了西欧战役；在西欧战场把法国打垮，把英国人赶回岛上以后，人们相信战争不会扩大下去了，结果一年后又开始打俄国人……，德国老百姓就这样一步步地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
我问："您到德国投降时也不过是17岁。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您是怎么被卷进去战争的呢？"
哈帕赫说："我当时不仅是未成年人，而且还是作为残疾人参战的。"
我感到很意外："您的腿那时就有毛病吗？"
老人拍拍右腿说："我在很小的时侯患了小儿麻痹症，后遗症造成了膝关节后软组织挛缩，导致终身的关节屈曲障碍，说白了，就是一辈子的瘸子。按理说，像我这样的身体条件别说是打仗，在后方还需要别人关照呢。"
"那您为什么也会参战呢？"
"我其实不必参战，但我认为自己也有一份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就主动报名去当'空防助手'。原本我特别担心会遭到拒绝，没想到学校还真得批准了，部队也真得就收了我！就这样，作为一个未满16岁的残疾人，我在1944年1月17日进入了海军防空部队的协防行列，被派到东弗里西亚群岛去操作105毫米口径的高射炮。第二年的4月22日，也就是德国投降前的两周，我被正式编入了海军炮兵部队，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军人！"
一个瘸足的残疾孩子不仅被送到前线，而且还会成为一名正规军的士兵？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联想到老兵奥克尔在战争后期见到的"老头连"、"聋子营"、"胃痛营"……德国军队在"二战"后期的兵员质量的惨状已可想而知。
我算了一下问："这么说，您参战的时间总共是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您打下过敌人的飞机吗？"
哈帕赫说："高射炮是'集体项目'，不能说哪个人打下过多少飞机。我所在的连队总共击落过11架美英空军的飞机。同时，我们也付出了3人死亡和10多人负伤的代价。"
我又问："面对这样的战争代价，您觉得应该怎样总结这场战争的责任呢？换句话说，有些'二战'老兵一直在主张重新评判战争责任，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哈帕赫说："每一场战争都存在责任国，但确定责任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用'这一方正义，那一方非正义'这样简单的方法来界定是非。比如说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敌对的各方都不是绝对正义的。不过，任何一场争斗都存在着主要责任方。'二战'因德国而起，这个主要责任是德国无法推掉的。承认了这一点，历史的这一页就要翻过去。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总想好好说道说道'二战'胜利国的责任，我觉得这样做其实没有什么积极作用。面对已经发生的战争灾难，人们更应该操心的是如何确保悲剧不再重演。所以，彼此清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要让后人从这场战争的代价中看清一个国家的行为准则，知道今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了以后会怎么样。"
我说："向前看的基础是了解历史，了解历史的前提是搞清历史。德国在这方面总体做的不错，所以成了'欧洲家庭'的核心成员。您觉得日本有可能在亚洲发挥类似的作用吗？"。
哈帕赫笑了："这不可能吧，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带动欧洲走向联盟的火车发动机是德法合作，可谁都知道这两个国家曾经是上百年的死对头！德国人在战后是一点点站起来的，最后达到了和邻居们目光平视的高度，靠的是什么？就是认错、赔偿、合作。亚洲要走联合的道路，没有中日的联盟是不可能的，但日本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不认账，又怎么会做到和中国联手推动亚洲一体化？要想得到掌声，仅仅露出笑脸是不行的，还要拿出让人家欢迎的行动！"
战乱中的"女党卫军"
自1871年德意志第一帝国诞生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孔武强悍的德国军队历来是男人的世界。但是，这个历史到了第三帝国时期被改写了。
1935年5月颁布的德国"国防法"在第一条第一款中规定："每个德国的男人都有义务服兵役。"同时在第二款里又规定："每个德国男人和女人在战时均有超越兵役为国服务的义务。"这是一个十分糟糕的法律表述，它至少不应该把义务不同的男人和女人放在一起谈。难道女人在和平时期就不必为国服务了？本来没有当兵义务的女人又如何在战时和男人们一起"超越兵役"？
一向严于语言修辞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在如此重要的法律中做出了如此含糊不清的表述？合理的解释是，准备打仗的德国要给战时的人力资源预留出最大的合法的开发空间，同时又不愿意过早明确具体的形式。
具有"一战"经验的希特勒深知的一点是，以德国男子的数量规模根本不可能胜任一场称霸欧洲和东扩疆土的大战。一旦开战，德国一方面要在兵源上倾全国男丁之力，另一方面，凡女性胜任的非作战类军中岗位，应由女性占据，借以释放更多的男子用于前线作战。
4年之后，随着波兰战役的爆发，德国女性介入战争的形式终于得以明确：符合条件的女性将以"国防军女助手(Wehrmachtshelferinnen)"的身份介入非前线的军队工作。
在当代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的工作年限均被纳入养老金的有效工龄，这一规定与当事人就职期间的国策是否正确，当事人所服务的国家组织是否在后来被判有罪，当事人为其服务的政体是否一直延续都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也就是说，无论当事人在纳粹时期是党卫军、国防军还是国防军女助手，他的服役时间都会被联邦德国计入其领取国家养老金的有效工龄，除非当事人本身被定为罪犯。在德国的第六社会福利法典（SGB 6）中，"国防军女助手"的服役期也在退休工龄计算的范畴之内，而"国防军女助手"的概念也涵盖了"党卫军女助手"，即被很多人误读的所谓"女党卫军"。
在"二战"时期的德军建制中不存在女性，女人在军中的身份只是协助者，没有军职和军衔，也不佩带武器，而且基本上只在自愿者中间征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应征成为"国防军女助手"的德国妇女达50万人。战争结束后，这批带着传奇色彩的女人们像沙中覆水一样迅速从现实中蒸发了。她们不写书，不集会，无组织，也无声响，众多和"二战"有关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也很少提及这一批人。
在北威州花山市的采访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二战"时的国防军女助手,她就是党卫军老兵查斯特洛先生的太太安捷.查斯特洛。
她出示了一张自己当年穿"国防军女助手"制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开始，安捷讲起了她的往事：
"我是1925年出生的，我的家乡在德国最北部的施勒斯维西斯坦。我的父母一共有5个孩子，当时在德国多生孩子是能得奖章的，生4个孩子的母亲能得一枚铜牌，生6个孩子得银牌，生8个就得金牌。我妈妈可是铜牌母亲呢。我的上一辈人有很多打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父亲就是一个。他1889年生人，1917年刚满18岁就应召入伍参加了'一战'。"说着安捷在相册中找到她父亲在"一战"期间的一张全身照片。照片上的男子身着整齐的军服，体形魁梧，挺胸收腹，两撇胡须向上翘起，看上去很威武，又带几分杀气。安捷抚摸着那张发黄的照片继续说道：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年代，父亲的职业是屠夫，靠宰牛卖肉为生。'一战'后的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肉，货源的供应也非常紧张，这迫使父亲关闭了自己的肉店。在看不到前途的情况下，他把德国振兴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极右党派身上，而且参加了纳粹党。1944年，在德国军队从东线战场节节败退的形势下，已经55岁的父亲再一次穿上了军装，但时间不长，他就在守卫但泽（现属波兰）时被苏军俘虏了，后来他就死在了苏联的战俘营。一个从战俘营回来的人对我母亲说：你先生是在战俘营里饿死的。死之前他已经没有了饥饿的感觉，只是一遍一遍地说他非常非常想家……
"1943年2月18日，德国宣布进入'全面战争'，全部社会活动、一切人力物力都投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战争！为了填补前线的兵源损失，本土防空部队的军人大多被调去加强前线的步兵师，结果就空出了大量可以由妇女和学生替代的岗位。我和弟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防空阵地的。我弟弟是1929年出生的，参战时还不到15岁。为了使这群中学生在作战期间仍然能够学习，弟弟的老师也进入了军队，以便在战斗的间隙为他们上课。
1943年，我被征入国防军的海军助手系列，任务是支持海岸高炮部队，当时刚18岁。我们的制服是灰色的，而真正的海军制服是深蓝色的，这是海军的陆地支持人员和海上作战部队的一个差别。我操作过3种防空器材：探照灯、防空监听器、导向仪，主要是为10厘米口径的高射炮指引敌机目标。操纵这些大家伙没把子力气是不行的，以前这都是男兵干的活儿。所以接替他们的姑娘们必须身体强壮。"
在老相册中，我看到了安捷和几个女孩子在探照灯前的一张合影，果然个个强壮。我放下照片后问道："'二战'期间，德国和苏联都曾大规模地征召妇女参加军队工作。我记得苏联征召了80万，德国征召了50万。您知道苏、德两国妇女在参战形式上有什么区别吗？"
安捷答道："有很大的区别。俄国的参战妇女是真正的军人。除了常规的医疗和通讯工作外，她们中有很多人和男兵一样当狙击手、侦察员、坦克兵甚至干飞行员。而在德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兵。直到战争的最后关头，德国也没有派女性去最前线厮杀。这是一条底线，也是西欧各国的传统：火线作战部队只能由男性组成。所以，在'二战'中苏联女兵有很大死伤，而德国方面的参战妇女损失很小。我看过一个统计材料，上面说，到1944年10月，德国的女人共承担了350个探照灯连的任务，到1945年3月（也就是德国投降前一个多月），像我们这样直接介入军事活动的妇女达到了50万人，差不多占德国剩余总兵力的20%吧！不过，官方从来不把我们这些人视为正规军的军人，而称我们是'国防军女助手'。我们分布在防空、通讯、装备维护等领域。此外，负责战地服务的准军事化女性还有10万人。
"但这并不说明纳粹没有打过让女性上一线作战的主意。曾担任'德意志妇女会'主席的尤塔在她的回忆录里说过：1945年初，帝国青年局的局长阿克斯曼打算向纳粹的党办主任鲍曼提出成立女兵作战营的建议，为此他来征求尤塔的意见。尤塔说：'绝对不可以，如果我们的战争打到了寄希望于妇女来拯救我们的程度，这种战争无论如何都不再有意义。女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就不适于扛枪打仗。'尤塔这一句话救了很多人。
"在所有参战的妇女中，上高炮阵地的人是最有风险的。好在我驻守的地方并不是盟军空军的攻击重点。我们的防空部队驻扎在德国西北部的海岸附近，高炮阵地设在汉堡和库克斯哈芬之间的一条河道旁，这是易北河的一个支流，空袭不太频繁。这使得我们这群'女兵'们都很喜爱这样的生活，因为它足够刺激却并不十分危险。另外，生活供应也相对充足。天哪，我们一个个都吃得很胖。在服役期间，我们还能经常有机会回家。每次回家，我们都换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因为我们嫌制服不好看。
"我对战争的记忆不像我先生那样恐怖，因为我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怖。这和我'当兵'的地点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在东线参战，命运会是另一种样子。希特勒自杀以后，接任他职位的海军将军邓尼茨（他应该说是德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国家领导人）立即在吕贝克宣布投降。投降的命令一下，我们这一群'女兵'立即就被遣散回家了。这是英国'绅士'们的决定，他们不难为战败国的妇女。
说话间，安捷又翻出了一本相册，那上面都是去苏联旅游时拍摄的照片。她喋喋不休地给我一张接一张地介绍，就这样大约过去了半个小时她才意犹未尽地合上相册，她说："那都是1989年的事了，我们刚从那里回来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德国人没有打垮他们，他们自己垮掉了。"
安捷和她的老先生如今都成为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并且一致视新纳粹组织为德国公敌。有趣的是，这对合起来年纪超过160岁的老夫妇还很有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境界。安捷说她坚决主张欧洲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足以和美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因为美国太霸道。
说到这里，老太太又讲了一段小故事：老两口有一个孙子在柏林的一家美国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待遇好，工资高，周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花山市向爷爷奶奶报告好消息。老太太听完之后并不说话，伸手就去摸孙子的头顶。孙子问："干什么？"老太太说："看你是不是也长出角来了。"
我没有准备，笑得差一点被咖啡呛了嗓子：在德国人的眼中，只有魔鬼才会在头上长角。
穿越炼狱
我曾和一个快言快语的老者聊起过"二战"。老人19岁时曾作为德军坦克兵参加了从比利时阿登山区突入法国的闪击行动。说到那场战争，他居然至今还是豪气万丈："扫平西欧大陆，把英国人赶回海岛，我们一共才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德国最后输掉了战争是因为战线太长，树敌太多。如果只是一对一地干，我们不怕任何对手。"
哥廷根的退休律师库斯特纳在1943年曾在斯洛文尼亚和游击队作战并负伤。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城养伤时，医生问他是不是吐过血，他坚决予以否认，原因是他害怕因此会脱下这身军装。1944年9月，他在接受完预备军官的培训后，和两个弟兄一起被派赴拉脱维亚，被送进北方集团军群的陆军41团1营的预备队。他们3人刚一报到，预备队就投入了战斗，最后全营打的只剩下70人， 3个一起投入战斗的小伙子一死两伤，他就是受伤者之一。说起这段故事时，老头居然还是谈笑风生，而且向我强调说："我在战争中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恐惧的感觉。我喜欢当兵，喜欢打仗，那是男人的活法。"
不来梅的老兵奥克尔给我讲过他的连队在德国投降时的经历：
"1945年5月初，柏林战役的结局传达到了丹麦，我立即集合全连，含着眼泪向士兵们宣布：'在保卫柏林的战斗中，我们的元首站在勇敢的德国军人的最前列战死了。'我们准备继续作战，但很快就接到了停战投降的命令。当时英国人没有赶到丹麦，而丹麦人又不敢惹我们，我们必须自行返回已经认输的德国，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英军缴械。
"在回德国之前，我们在驻地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停战投降仪式，地点就在丹麦西海岸的埃斯比约的国王纪念碑旁。英国来了一个新闻报道组在那里架起了电影机。我要求全连抖擞起精神来，戴好钢盔，步伐整齐，武器上肩，一路高唱《弟兄们走向太阳和自由》这首歌进入了指定场所。这首歌的第一段歌词里有一句是：会有复仇的一天，我们将获得自由！就这样，我们带着武器，保持着建制返回了德国。我们白天走路，晚上露宿，沿途的生活物资供应都由英国人负责。一路上，队伍里开始传开了一条小道消息，说是英美两国就要和苏联开战了，我们将被派去协助战斗，帮助盟军去夺回被俄国人占领的德国土地。从我们当时编制未动，武器在手的事实看，这个谣传似乎有它的可信性。但是进入德国后，我们就被要求交出武器。三个月后我就被释放回家了。"
……
和老兵接触多了之后，我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规律性的现象。比如，上述"气宇轩昂"型的老兵都有一个共同点：缴枪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在成为战俘后都没有受过什么大罪。这几个老兵在战争中都曾历经危险和磨难，但他们结束军人身份的方式却是符合战争常态的。因此，他们的从军体验也比较符合常态，这种体验包含了源于铁血历练的刺激，源于战斗胜败的悲喜，却唯独没有源于屈辱和折磨的痛楚。
人之骄横会有各种理由，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尚未承受过真正的挫折。在那些住过美国人的"莱茵大营"，在法国被逼迫扫过地雷，在俄罗斯经历过5至10年强制劳动的德国战俘中，很少有人会充满激情地正面评价战争，至少我见过的老兵都是这样，其中戴宁的俘虏经历尤其典型。
1944年1月15日，戴宁所在的530通讯团进行了一次人员改编，他和30名报务兵一起被分进作战部队，他被分到一个战地邮编为40167b的连队，开始和普通步兵一样每天站岗放哨。这种变化使他亢奋，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写道："我并不厌恶这次调动，我现在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军人，我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在前线担当重担而骄傲。"
随着战局的变化，部队沿着黑海的海岸线被苏军一步步地向西赶，克里木、赫尔森、柏萨拉宾（今天的摩尔多瓦）……他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尝试要驻守下来，但很快就又要后撤了。在撤退的路上，部队传达了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次讲话，戴宁清楚地记得，戈培尔在讲话中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在几个月内将会因为新武器的投入而出现重大的转折。
新武器的出现还没有等到，潮水般的连续大撤退开始了。部队沿着黑海一直撤到了罗马尼亚境内。
8月24日清晨，戴宁所在的部队来到了多瑙河的入海口。此时苏军就紧紧地他们的盯在屁股后面，可供横渡多瑙河的轮渡船只只有一艘。为了不当俘虏，连长命令全体人员下水泅渡。戴宁和8个士兵手抓着一个由马车改造的木排下了水，整整用了一个钟头才飘过了宽阔的大河。刚上岸不久，他就看见一辆苏军的武装快艇驶入了德军的泅渡水域，俄国人用机枪横扫还在水中泅渡的德军士兵，河水很快被血染红了。这时对面的岸边出现了大批苏军，来不及渡河的德军全都成了俘虏。
戴宁说，他当时真为自己能躲过这一劫而庆幸不已，但他如果知道后来的命运安排的话，他宁愿就在多瑙河畔向俄国人投降。
图10-10：老兵戴宁的今昔。左图为戴宁在1942年刚加入国防军时在汉堡的留影。右图是2009年时的戴宁，活泼、幽默、充满活力。在谈到社会制度时他说：德国人有一个寻求社会公正的梦想，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走了太多的弯路。纳粹式的社会主义和东德式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但这两个"社会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制度特点：每个人从出生到下葬，一辈子的生活道路都由国家替你决定。
戴宁他们这一群被打散的德国兵开始横穿罗马尼亚的国土。在一段充满危险而又异常狼狈的旅程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叫恩斯特的战友。9月上旬，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交界线附近的小城内戈廷（今属塞尔维亚），终于在那里遇到了德军的勃兰登堡师2团，两人马上就被作为报务兵编进了团通讯队。2团虽然是一支保持着完整战斗力的全摩托化部队，此时所处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它的西面和北面是步步逼近的苏军，南面是已经倒戈投向苏军的保加利亚军队，他们只有选择向西撤退，但在那里迎面等候他们的是铁托领导的那支异常凶悍的南斯拉夫游击队。
在此之前，戴宁对游击战争一无所知。团里的新战友告诉他：游击战是不讲规则的，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为所欲为。《海牙陆战法规》根本就不适用于军队和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因为这个法规中所指的武装力量并不包括游击队这种非军非民的作战组织形式。在南斯拉夫的德军和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一贯残酷异常，双方互不留战俘，抓到对方的人立即杀掉。
戴宁说，巴尔干地区的老百姓以游击队形式参与战争是有传统的。从1389年塞尔维亚帝国被土耳其灭亡时起，塞尔维亚人就开始在丛林中以这种不受任何游戏规则制约的形式对土耳其人进行过抵抗。这些人可以说是自由斗士和爱国者，也可以说是土匪和强盗，二者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
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良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开始了游击战争。不过当时的主要矛头指向的是塞尔维亚政权。在和德军正式交手之后，铁托游击队一直致力于得到德军的"对手"认可：即希望德军把南共领导的游击队视为一支与之抗衡的正式军队。由于《海牙陆战法规》中要求各国参战武装必须以一定的服装和徽标来标识军人身份，铁托游击队还特意配备了军服和红五星帽徽。尽管不够正规，但毕竟已经有别于那种一放下武器就是老百姓的那种民兵形象，后者一旦被德军抓到都是格杀勿论的。
一直拖到1944年10月，德军才正式宣布承认铁托游击队是一支军队，在此之前，一个血腥的恶性循环怪圈一直在不断扩大：游击队暗杀德军士兵，德军成倍地杀害游击区平民人质予以报复，然后游击队为了复仇再去猎杀更多的德军士兵……故事之恐怖，吓得报务兵戴宁毛骨悚然。
按理说，双方在互相承认为军队后，就不应该再有杀俘的事件发生，但在德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游击队是否会停止杀俘还是一个问号。戴宁最大的希望就是2团能够迅速穿过南斯拉夫这块险象环生之地，及早地撤入属于第三帝国的奥地利。
越是希望顺利，事情就越不顺利。1944年10月17日，穿越南斯拉夫的德军勃兰登堡师2团在贝尔格莱德以南被苏军围住了。当天半夜，部队下令突围，士兵们奉命摧毁所有的车辆和器材，连长让戴宁留下了电报机以备不时之需。在突围过程中，部队很快被打乱，戴宁所在队伍的人数一会儿多一会儿少。
第二天清晨，他们在一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山谷大路上和苏军坦克部队遭遇，很多兄弟在敌人猛烈的火力下纷纷中弹倒地。戴宁身边也倒下了一个战友，他的腿被打断了，请求戴宁给他补一枪。他对这个伤员说：我干不了这种事，你自己解决吧。于是伤员把他的士兵证交给戴宁，希望戴宁能把自己的死讯带给家人，随后他用手枪抵住自己的胸口开了枪，眼睛还看着戴宁，只是目光逐渐变得冰冷僵硬。
突围之后，戴宁的身边只剩下了11个战友，全部的武器是8只步枪和一支40式冲锋枪。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朝西北方向的萨瓦河前进，行程大约有20公里。他们相信河边应该有德军的大部队。
走着走着，天开始下雨了。他们不时能够听到零星的枪声，路边也经常能看到德军留下的尸体。走到19日的中午，他们在一个山谷里失去了方向，于是找了一个老农问路。那位满脸恐惧老农顺从地给他们指了一条路，那条路一直通往游击队的包围圈。等这群德国败兵意识到这一点的时侯，已经有一大圈枪口指向了他们。
远处有人用德语很客气向他们喊道："不要开枪，把枪口向上指。我们会放你们走的，在你们身上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接着，一个武装人员走到了前方道路的中央。他手中步枪的枪口指向天空，表示并无恶意。他自称是反共的南斯拉夫祖国军的，但戴宁他们都看出了这是一个陷阱，因为对方帽子上的红五角星已经暴露了他的铁托游击队的身份。
图10-11：1945年4月在南斯拉夫的柳布诺地区（现属斯洛文尼亚）投降的德军士兵被游击队成对地捆绑起来。
戴宁他们此刻的选择有两个：或者以开枪自卫的方式选择死亡，或者以放下武器的方式谋求生机。活下来的愿望让他们放弃了无谓的抵抗，他们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指挥员模样的游击队员走过来和每一个德国兵握手表示友好。接着又出现了一大群游击队员。他们上前收走了德国人的武器，然后开始逐个搜身，这12个德国兵身上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一个胖大妈形象的女游击队员搜出了戴宁身上的两本士兵证（其中有一本是那位自杀战友交给他的）、小记事本和家信。胖大妈三下两下把这些东西撕成了碎片，然后随手一抛。戴宁克制着自己的强烈愤怒保持着原地不动，此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路上看到的那些血肉模糊的德军尸体，他害怕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12个德国俘虏被带进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群村民从泥土垒砌的小房子里跑出来看热闹。在一个空房子里，游击队命令他们脱掉外套、裤子、皮靴和袜子。一个胳膊打了夹板的伤员无法自己脱上衣，游击队员用枪指着他的头，让其他俘虏上前帮助他脱掉了衣服。这群只穿着衬衣和内裤的狼狈不堪的德国人被带到了室外，分成两排站立。对方用铁丝绑住了他们每个人的双手，又将他们一对对地用铁丝连接起来，然后抡着棍棒驱赶他们走进了一片荒草地，天上飘起了小雨。
气氛渐渐变得恐怖起来。
衣服被扒成了这个样子，人被捆起来往一个没有道路的荒草甸子上赶，大家都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和戴宁连捆在一起的是恩斯特。这两人也算是有缘了，当初从乌克兰南部沿黑海西撤的时侯，他们就一直在一起，最后在队伍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侯才找到了2团。现在他们又被用一根铁丝拴在了一起，很可能要共同赴死了，戴宁感到了由铁丝传递过来的恩斯特身上的阵阵颤抖。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低声议论。
有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绞死我们而是枪毙我们，这对我的母亲肯定是一个安慰。"有人说："我的母亲如果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她会哭死的。"还有人说："如果死前能给妈妈送去最后一个问候就好了……"此刻戴宁发现，将死的士兵在告别生命之际最先想到的都是妈妈。
队伍停止行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突然。游击队杀俘似乎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程序，一片清脆的枪声骤然响起，戴宁听到了自己的一声嚎叫，然后就一头载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恢复了知觉。值得庆幸的是，这群做事马虎的游击队员在处决这批战俘后并没有采取德国式的逐个验尸并在必要时补枪的措施，而且根本不做掩埋。也许他们突然得到了出发的命令，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准备埋葬这十多具德国兵的尸体。此时的南斯拉夫反正到处都是尸体。戴宁缓缓地转过身来，看见和他栓在一起的恩斯特已经断气了。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弄开了捆在手上的铁丝。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战友仰面朝天轻喊了一声"医务兵！"戴宁过去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对方不再出声了。
戴宁的中弹部位是左肩，他从死者的身上扯下衣裤包扎一下肩部的伤口，又把一双赤脚裹好，接着就开始了独自逃亡。在黄昏降临时刻，他找到了一个大草垛钻了进去。在那里他真希望自己一睡不醒。
图10-12：南斯拉夫游击队枪决德国战俘的真实场景。上图是射击过程临近结束时的景象：多数人已被击毙，个别人还在挣扎。下图是枪决后的景象，图片的左上方可以看见一名游击队员的双腿。亲身经历过类似场景的戴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告诉我："我醒来后的第一意识就是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找妈妈。"
第二天（1944年10月21日），戴宁在向西北方向逃亡的路上遇见两个和他一样狼狈的散兵。他们结伴走到黄昏，然后在野外睡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准备再走时，发现谁都走不动了。于是他们决定就近投奔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剩下的一切就听从命运安排了。
他们进入了一个村庄，挑选了一幢民宅闯了进去。屋内的人在看见这三个衣衫褴褛，浑身血污的德国人时都惊呆了。这家好心的塞尔维亚村民给他们端出了白面包和热牛奶，并告诉他们，这一带到处是游击队，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进战俘营。对此，他们三人已经毫无异议。
戴宁说，人对具体事务的态度是一个随处境变化而变的函数。正常的军人是不愿意去敌人的战俘营的，而在他们那种处境下，战俘营却是最理想的归宿。进战俘营后不用再打仗拼命，不会被随便枪决，也不会没吃没喝了。他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能活下去。很快，房屋的主人带来了一个留大胡子的游击队员。他把这三个德国俘虏带到了一辆牛车上坐定，然后拉着他们去了一个叫阿普的小城。在那里，戴宁接受了简单的伤病治疗和护理。
他们被送到位于贝尔格莱德西南方向约100公里的瓦列沃。那里设有一个战俘营，已经关押了200多名德军俘虏。戴宁刚进去就有人告诉他：千万不要说他来自勃兰登堡师。因为这个师在南斯拉夫素有"巴尔干救火队"的称号，是德军和当地抵抗力量作战的主力。来自这个师的俘虏在战俘营里都不会有好果子吃。
戴宁说，作为俘虏，最危险的时侯就是在血战后刚刚被俘之际。因为对方在此刻具有最强的复仇意识，而且暴力情绪还未下降，俘虏恰好是最合适的发泄对象。另外，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要求军队具有良好的机动性，带上俘虏行动也会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诸多不变，甚至会导致贻误战机。还有一点很重要：在物质紧缺的战争环境下，安排俘虏的生活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德军和铁托的游击队之间互杀战俘的习惯已形成多年。双方都很少会为对方的俘虏准备战俘营，抓到后立即弄死拉倒。戴宁等12人经历了那次集体处决是游击队杀俘习惯的惯性延续，而他后来能够进入战俘营，还要感谢铁托游击队在俘虏政策上的调证。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戴宁在战俘营里开始了他的"活受罪"路程。
战俘营里的条件非常简陋，吃饭连餐具都没有。戴宁在垃圾堆里找到了一个生锈的空罐头盒当作饭碗用。他们晚上的卧榻是充满尿骚味的潮湿的麦秸，白天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每人每天得到的食品是250克面包和两次和水一样稀的豆汤。汤虽然很稀，但毕竟还有一点味道，戴宁每次在餐后洗罐头盒的时侯都要把洗罐水一饮而尽。每天的饥饿使人坐立不安。伤病人员虽然可以得到诸如换药和消毒的简单处置，但医护人员并不来战俘营，需要处置的伤病员必须在押送人员的带领下步行穿过整个城市去求医。不能走路的人就由别人搀扶或抬着走。有些病情严重的人在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对于在欧洲以患有洁癖而著称的德国人来说，在战俘营里上厕所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他们不仅要在那肮脏的厕所里赤脚蹲茅坑，而且必须在凑够10个人时才被允许集体如厕。由于拉肚子的人较多，很多人在等候出发之前就已经拉了裤子。
1944年11月下旬，战俘们终于告别了"麦秸床"睡上了长木板铺，但寒冷变得越来越难以忍耐。战俘营不提供任何服装，战俘们进来时穿得是什么就一直是什么。晚上冷得难熬了，大家就挤在马厩中间唯一的灯泡下面，一来可以用体温相互取暖，二来可以借助灯光寻找身上的最肥大的虱子并对其处以"挤刑"。对那些衣缝上的成堆小虱子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即没有洗澡的可能，也没有洗衣服的条件。马厩外的几个水龙头都已封冻了。
戴宁肩部的枪伤创口总是集中了大片的虱子，在难捱的奇痒之下，他不断地抓挠伤口，导致创面久难愈合，伤情变得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全身抓挠使他遍体鳞伤。他知道再这样下去自己就被自己挠死了。为了停止在睡眠中抓痒的行为，他连续几周采取了一种特殊的自救措施：在晚上睡觉前把身体缩成一团，两条大腿紧贴胸腹，然后用一条带子把上身和双腿固定在一起。就这样，他象戒毒一样地强迫自己停止了抓痒动作。
战俘营里禁止对外通信，戴宁问一个管理者什么时侯才允许和家人通信，对方反问道："你们写信干什么？你们已经是死人了！" 后来他才知道，他的父母在1944月11月收到了国防军的一封信，告知两位老人：他们的儿子戴宁已经在战场失踪。
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逃离这地狱一般的战俘营，但他们在经过一番商量后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战俘营的管理者早就警告在先："只要逃跑一个，其他的人都得死"。大家相信他的这句话是认真的。
由于战俘营里的卫生情况已极度糟糕，管理者决定提供每月一次的淋浴和除虱条件。在短暂的淋浴后，一丝不挂的战俘们在一个寒冷的房间里围着一个小火炉挤在一起，为的是等候除完虱的衣服被送过来。衣服在除虱时并不清洗，只是喷洒一次杀虫液，然后烘干。戴宁每次在领到自己那血迹斑斑，又脏又破的衣服时都很高兴，因为毕竟可以少受一些罪了。遗憾的是，那些依附在衣缝上的虱卵基本都还健在，它们很快将成长为拥有足够攻击力的虱群，向战俘肮脏的身体发起新一轮集团冲锋。
有个叫汉茨的少尉给大家宽心说："我们已经到了生命的最低点，更糟糕的情况不会再有了，今后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一切都慢慢变得好起来。"这番话说得简单朴素，不乏"否极泰来"之哲理，它帮助戴宁坚定了熬下去的信心，但少尉自己却再也熬不下去了。
1944年12月，战俘营给大家分发了一份译成德语的新闻报道稿，上面陈述了德国纳粹集中营犯下的种种屠杀罪行，文章的结束语是："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这篇新闻报道不仅激起了管理者的愤慨，也使战俘们感到震惊，因为纳粹在德国集中营的所作所为对德国民众和国防军都是封锁消息的。战俘营的管理者们不管这些，他们很快就把战俘中间的军官和军士长全部挑出来带走了，没有一个人再回来。戴宁后来听说，他们全部被枪决了，其中包括那位曾给大家宽心消愁的汉茨少尉。
圣诞节到了，在一次清扫战俘营的劳动中，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获准把垃圾运送到一个市内的垃圾场。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堆被当地人倾倒掉的食品垃圾。
"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是很难想象我们当时是如何扑向那些烂土豆和长了绿毛的面包的。"戴宁说，"人的文明水平其实是一种物质状态，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接受过再好教育的人在食品面前都会变得疯狂。我们所有的人都扑向了垃圾堆，把一切可以接触到的腐臭食品填进嘴里，装进衣袋……我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欢渡了1944年的圣诞节。"
从1945年1月开始，战俘们被投入到了各种劳动之中。戴宁说，"胜利的塞尔维亚人很快就有了两个新发现：第一、德国士兵普遍有良好的教育，他们在年满18岁当兵时差不多都是高中毕业生。第二、要发挥德国人的才智就得让他们吃饱。只要这些德国佬吃饱肚皮后，他们个个是干活的好手。"
戴宁和一群战俘被分到一个仓库里当货物出、入库的搬运工。劳动分成两个班，每班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他们搬运的食品是装在德式的军用食品口袋里的，每个口袋能装100公斤重的东西。持久地搬运特别耗费体力，戴宁每天下班时都想爬着回营地。在仓库工作的惟一好处是面包的供应开始加量，他们能吃饱肚子了。因细布条把裤腿在脚跟处扎紧，干活时抽空就解开裤带，从裤腰里顺一些好处进去。好景不长，有一天库房的看守发现了这种不法行径，他们对偷果酱和油脂的人处理的还不算特别严厉（戴宁就属于此列），下手最狠的对象是那些偷盗烟草的人。看守们把那些"烟贼"们带到一片空地命令其一字站好，然后向他们举起了步枪。正当那些"烟贼"闭住双眼准备为其烟瘾付出生命时，突然听到看守者的一阵大笑。原来，让他们体验"死亡恐惧"就是对他们的处罚。
1945年3月下旬的一天，战俘营的管理人员从瓦列沃战俘营里挑出了60个人转移到了距离贝尔格莱德70多公里的萨瓦河畔的沙巴茨。这60个人都是不大能干活的"软人"。戴宁因为经常找医务人员治疗腿疼的毛病也被选在其中。
沙巴茨战俘营曾是德军建立的集中营，如今变成了关押德国战俘的地方。这里有高大的双层铁丝网，成排的木板住房。在戴宁他们这60个"软人"到达这里之后，战俘营安排了一个医务小组为他们检查身体。体检的结果是确定了3个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劳动。医务小组说要把这三个人带到医院去治疗。当天晚上，这3个病号被一辆卡车悄悄地拉走了。在这以后，戴宁他们通过几个战俘劳动组在沙巴茨的所有医院里都没有打听到这3人的下落，他们彻底地失踪了。此事在战俘中间激起了巨大恐惧，大家彼此嘱咐：千万不要生病！
5月份德国宣告投降。不久之后，从萨瓦河的上游飘过来很多尸体。从服装上看，死者多数是乌斯塔沙组织的人。乌斯塔沙是一个克罗地亚独立运动组织，在"二战"中曾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加入了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战争后期，这支武装被铁托游击队打垮。这些尸体大多身系重物，在被泡的肿胀之后开始浮出水面。打捞并埋葬这些尸体成了戴宁他们的任务。
戴宁他们每3个人编为一组，和一个看守人员同乘一条小船下水。看守人员的装备是一杆步枪和一支柳条鞭。5月中旬的阳光开始变得灼热，战俘们全部赤裸着上身工作。在捞尸过程中，他们只要表现出一点厌恶和不情愿的样子，柳条鞭立即就会抽打在他们的脊背上。战俘们的惨叫声在河面上此起彼伏。当一条船上装了5具腐尸之后，战俘们就要把船划到岸边，把尸体抬下船，并排摆放在岸边的草地上。乌斯塔沙组织的人在"二战"期间和塞尔维亚人彼此积怨深重。在战俘们埋葬这些尸体之前，游击队的看守们经常会照着尸体的脑袋再打上几枪。尸体中还有一些穿着德国军装的人。看守告诉战俘：这些都是被德国人杀害的穿德国军服的游击队员。谁要是表现出对这种说法的不屑，柳条鞭马山就会劈头照脸地抽过来。
在灼热的阳光下，草地上的尸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成堆的肥蛆在死者的眼窝、鼻孔和嘴里爬来爬去。一个女记者在为尸体照相时一手举着相机，一手捂住口鼻，按动快门后立即跑开。
战俘们在河边挖好一个合葬尸坑。在下葬尸体的时侯，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兜住死者的双肩，以避免其头颅因脖子折断而坠落。手持柳条鞭的看守威风凛凛地高站在尸坑的边缘，随时抽打着他们认为动作不够利索的战俘。这种让人在身心两方面都倍受摧残的收尸工作持续了好几天。下工时，战俘们在返回战俘营的路上还必须分成三列高歌行进。戴宁记得他们那时经常唱的是一首塞尔维亚语歌曲，歌名叫作《铁托和斯大林征服柏林》。如果唱的不够响亮，看守就会窜进队伍里挥舞着柳条鞭噼噼啪啪地胡乱抽上一阵，用以"激励"大家放开嗓门。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随时都在准备着柳条鞭落在后背上，一段时间里不挨鞭子了甚至会觉得不大适应。
不久后，一个更为糟糕的任务落在了他们头上。
战争结束后，当地政府决定开挖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坑，并对死者重新安葬，德军战俘们当然再次成为了最佳的劳力选择。
在战争期间，在德军和铁托游击队之间长期进行着一个不断扩大恐怖"游戏"：游击队杀死一名德军士兵，德军就要在出事点的附近居民区里抓来10个平民人质予以枪决，因亲人丧命而悲痛欲绝的游击队员则更加猛烈地袭击和杀死德军，于是又招致德军更大规模的报复……此类报复使双方的行为日益远离了军事战略上的意义，而越来越变成一种彼此间的仇杀，南斯拉夫境内出现了很多被德军杀害的平民人质的合葬尸坑。
1941年，驻沙巴茨的德军在杀害了一批平民后将尸体合埋在了距离德军"王子犹金兵营"不远处的野地里。战争结束后，一个老妇人在这片巨大的荒地上准确地指出了那个合葬坑的位置，接着就轮到是戴宁他们这群战俘登场开挖了。他们挖了不到一米深时就碰到了第一具尸体。接着，抡镐舞锹式的挖掘方式停止了，他们开始用小手铲配合着手指轻轻地把一具具尸体和土壤剥离开来，再用抬尸架把死人抬到草地上，然后把尸体逐一装入涂着巨大红五角星的白色棺木里。高度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让很多挖掘者呕吐不止。一些尸体在挖出来时还是完整的，但稍一搬动，四肢或头颅就会从身体的躯干上脱落开。挖到最后，尸坑里的积水越来越多，战俘们只能挽起裤腿赤着脚在粘稠的浆液中继续清理……
尸坑的周围站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哭声喊声骂声连成了一片。在这种情况下，戴宁他们不仅要从事着连死者亲属都不肯染指的挖尸工作，还要以确凿无疑的凶手身份承受着人们的殴打、咒骂和口水。戴宁说，此刻他愿意接受各种攻击，尽管他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屠杀行为，但这毕竟是他所在军队犯下的罪行，他为此羞愧万分，毫无怨言。
这是让戴宁终身难忘的一次劳动。晚上大家的情绪都异常低落。从"还债"的意义上说，戴宁感到胜利一方对战俘们采取的残暴态度变得多少有些能够接受了。
不久后，又有一批形容枯槁的德军战俘被分配到了沙巴茨战俘营。这些战俘来自驻希腊本土和克里特岛。他们不是在战争中被俘的，而是在停战后被收容的。在战争结束前夕，他们奉命穿越南斯拉夫向奥地利撤退。就在即将进入奥地利的施泰尔马克地区时，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投降命令传到了部队，但他们不知道应该向谁投降。此时，南斯拉夫游击队及时赶来，并和这支德军部队进行了认真交涉。游击队承诺说，如果他们同意向游击队缴械，游击队保证在收容他们几周后即释放他们回德国。然而，当他们把命运交给游击队之后，他们接下来的前进方向就不再是西北的德国，而是东面的塞尔维亚。在三周的步行途中，被饿死的战俘达到一千多人。
1945年9月，戴宁他们一群战俘被调到一个林场去伐木。这时他们终于获准可以给家里写一张明信片了。这是戴宁在被俘近一年以来第一次和家人联系。他给家里寄去的那张明信片被父亲一直保留到去世，上面写着："我的健康情况良好。为了我们的重逢，我在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1946年7月，战俘们从林场转移到一个位于瓦列沃和萨巴茨之间的战俘营。他们得到的待遇从这里开始转好，不仅食品、服装和住宿得到了改善，晚上还能参加一些文化或政治讲座。战俘营偶尔也会举办小型音乐晚会，请外面的几个职业提琴手、手风琴手和歌手来给战俘演出。与此同时，看守们开始组织时事学习和政治教育了，战俘们也有条件借阅图书了。在一次以纪念哥德和舒伯特为专题的晚会上，戴宁为大家朗诵了一首哥德的诗作《上帝和舞伎》。9月22日，战俘营里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德国战俘和意大利战俘的足球赛。戴宁说，其结果就和军事力量对比一样，意大利打不过德国。
图10-13：盟军组织德国战俘观看揭露纳粹集中营暴行的影片。一位亲历者记述,在影片播放的过程中，观看者的态度由最初的怀疑逐渐转为失望、震撼和羞愧，岁数大一些的人还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而年轻的战俘则哭的看不下去了。
随着时间的延长，敌对双方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刚结束时的那种彼此敌视已逐渐融化，胜败双方的关系日益接近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这种就变化像是在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亮，而且越来越亮。戴宁不再为悲惨而没有希望的生活而沮丧，也不再认为战俘生活是在毫无意义地消费青春时光，他意识到这段生活可能给他一生带来某种重要价值。漫长的战俘生活使他具备了承受人间任何苦难的能力，也让他真正明白了人类为什么必须拒绝战争。
1946年10月－12月，戴宁被送到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为德国战俘举办的反法西斯培训班。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记录影片，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部世界对纳粹德国的看法，第一次思考和参与讨论了造成战争灾难的制度原因，也第一次学会了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国家奉行的国内外政策。戴宁每天都在吸收着的新的知识和见解，这使他感到自己变得眼亮了，心宽了，腰直了。他开始相信前途的光明，开始畅想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新德国。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会默诵海涅的一段诗句：
心啊，
不要忧郁，
坦对你的境遇，
被冬天带走的，春天还会带去，
你的所得是如此之巨，
这世界依然是如此美丽，
我的心啊，
去爱你属意的一切。
战俘营的正常化管理和反法西斯教育使得德国战俘在参与南斯拉夫重建中的劳动姿态变得日益主动。戴宁认为，从道义上说，这也是每个参与了侵略战争的德国人无法拒绝的一种补偿义务。
1948年5月，南斯拉夫的内政部长兰克维茨发表声明说，政府决定在年底释放剩余的全部在押德国战俘。在同一个月，戴宁在克拉列沃战俘营读到了南斯拉夫负责战俘营事务的两位党政官员的公开信，上面说道：
"你们告别战俘营，重返家乡的时侯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再次感谢你们为建设我们的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你们也常常在教会我们的人应该怎样工作。你们的劳动和成绩得到了我们的充分认可……"
战争后期，在南斯拉夫的作战局面曾极度混乱，被铁托游击队俘虏的德军士兵的总数至今缺乏定论。历史学家施密德在2007年出版的《南斯拉夫战争舞台》一书中称共有17万至20万人被俘。用这个数字和德国红十字统计出来的8.5万从南斯拉夫获释战俘的数字相减，死在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约为8.5万至11.5人，死亡率至少是战俘总数的50％。这种说法和和历史学家波默1976年出版的《南斯拉夫的德国战俘》一书中给出的8万德国战俘死于南斯拉夫的结论相近。无论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地符合历史真实，不幸的戴宁终归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从死人的统计数中爬进了由活下来的人构成的另一个统计数，而且最终熬到了回家的那一天。
1949年1月12日，戴宁在经历了4年零3个月的战俘生活后再次恢复了人身自由。他们从克拉列沃出发，乘火车穿越奥地利、捷克、东德进入了西德。在西德的战俘接待处，他填写了归俘登记表，然后领取了归俘补贴金和一张前往不莱梅的火车票。在临近家乡的时侯，戴宁贪婪地注视着列车窗外的熟悉景色，他告诉我："那种感觉无异于重生……"
战争的炼狱，使戴宁在后来的60多年里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人士和极端主义的批判者。他读懂了人和历史。
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在1993年曾在比邻法国的边界小城萨尔布吕肯工作过半年，当时正值博士读完之后的待业时期，大学的研究所给了我一个项目做，属于"温饱型"过渡。换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称为博士后也不为过。项目是给萨尔州矿山局做的，我必须在那里实地考察调研一段时期。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在那里我临时租了一个房间，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如果不回柏林，就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碍于面子，我不大好提出"萨尔人是否有追随纳粹主义的思想趋向"这样的问题，于是就把问话的内容换了一种形式。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二战'，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一战'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我开始关注"二战"时的德国反纳粹运动，尽管这个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了气候。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哪！）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我们没有不恨这个佐尔格的。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止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
图9-5：被世人称为改写了"二战"历史的间谍之王佐尔格。在日本被捕后他曾坦然说：日本已经没有值得我窃取的情报了。左图是佐尔格遗照，右图是建于莫斯科的佐尔格雕像，作品中的他以经典的"风衣间谍"形象从一面石墙中走出，在墙上留下一个异形身影，隐喻着他从一位"一战"德国军人到一个"二战"红色间谍的立场和身份的变化。
"在莫斯科会战中，我负了参战以来的第一次伤，我被俄国人的冲锋枪子弹击中了右腿，幸亏只是撕去了一大块肌肉没有伤到骨头，而我的很多战友被打死了。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国家没有过错，我恨就恨佐尔格这样的民族败类。"
佐尔格的事我也早有耳闻。此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德籍的苏联高级特工，被后人称为"间谍之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他自愿报名加入德军，在1916年的西线的一次炮战中被炸伤，造成两腿的终身轻微残疾。在疗伤期间他开始阅读德共的读物，伤愈后先后在柏林、基尔和汉堡的大学攻读经济和哲学，并与1919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在战后的十年间，他一共加入了3个政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加入纳粹党，其中纳粹党员的身份是他的政治伪装。他在"二战"时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日本的间谍。
在始于1925年的16年苏联特工生涯中，佐尔克不仅表现得极度敬业，业绩也异常出色。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1年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总共向莫斯科发送了141次电报，做到了让苏军总司令部军情4局在每周内至少能收到一次来自日本的秘密电文。
1941年，他向斯大林传递了两份对苏联命运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一次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22天他在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称：德军将在6月22日进攻苏联；另一次是在莫斯科会战初期他通知苏联情报部门说，日本不会发动对苏战争，因为日本将在几周内对美国开战。
前者没有引起斯大林的重视，导致了本来可以防备的德军入侵变成了敌人的突然袭击，并让苏军付出惨重损失。痛定思痛的斯大林开始变乖，他相信了佐尔格的第二份重要情报。
我对埃森的那位老兵说："从工作的角度讲，佐尔格是一位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报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来说太重要了。1941年10月4日他发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当时莫斯科会战才开始两天，首都保卫战正急需援军。结果，12月5日，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到莫斯科的十多个远东师发起了'加里宁战役'，德国的闪击战就此止步。"
"他救了俄国，却毁了自己的国家。"老兵愤愤不平地说，"这样的人永远得不到德国老百姓的谅解。"
图9-6：莫斯科保卫战--对抗的真正开始。佐尔格在关键时刻送来的情报终于使斯大林下决心调动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防御日本的强大军力驰援首都。这是当时苏军剩下的惟一一支建制完整，装备精良的战略后援力量，而且非常适应在严寒气候中作战。这支部队在原驻地只留下少量兵力保持无线电活跃状态以迷惑日军，大队人马则在数周内行程8千公里赶赴莫斯科。图为加入莫斯科会战的苏军远东生力军向德军发起攻击。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征求过几个德国朋友对佐尔格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像约好了似的一致，全都猛烈抨击佐尔格这个"德奸"。这些朋友的思想并不右倾，全都有着鲜明的反纳粹立场，但从民族情感上说，他们谁也接受不了佐尔格，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一个人对佐尔格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使自己民族几乎灭种的卖国者。我提示说："这话应该放在希特勒身上。"对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远是背叛者。"说这话的人是我以前在柏林工业大学里的一个同事。
1944年11月7日，49岁的佐尔格在日本被处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国。
但是他在临死前传出的情报挽救了苏联。就在他被绞死于东京巢鸭监狱一个月后，苏军的冬季大反攻掀开了序幕……
事实上，把佐尔格说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国父亲和俄国母亲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也并非德国而是曾属苏联的巴库（现属阿塞拜疆共和国）。到年满3岁时，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佐尔格才随父母到了德国。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归属，佐尔格应该是俄国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参加德军对抗协约国之举就要算是"俄奸"行为了。
佐尔格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丰碑。但他却被前苏联在1964年追认为苏联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竖立着他的塑像。在战后由苏联控制下的东柏林、德累斯顿、马格德堡、莱比锡、耶纳、卡尔马克思城（凯姆尼茨）等东德城市也曾纷纷用佐尔格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学校……
遗憾的是，迟到的阳光并不能融化历史的寒冰。
对佐尔格而言，最悲哀的一点恐怕还不是德国大众对他的感情抵触（他在选择了与苏联合作后，就不可能再去幻想德国民众对他认同），而是他为之做出巨大贡献的那个国家在他面临绝境时所采取的态度。从佐尔格1941年10月14日被捕到11月7日被绞死，在其间的3周多时间内苏联当局对他没有采取任何诸如和日本交换间谍一类的营救措施，而且根本就不承认佐尔格的苏联特工身份。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后的佐尔格在其生死关头被他的组织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历史学家对此评判说，如果真的让佐尔格返回苏联，他将是一个对斯大林极为不利的危险人物，因为只有他才能最有力地证明：是苏联的最高当局无视了他提供的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珍贵情报，从而导致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承受了本来可以部分避免的国土和人员的重大损失。
在"二战"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被侵略国中帮助侵略者的内奸，要比在侵略者中帮助被侵略国的义士多得多。
在中国，协助侵华日军的中国伪军数以百万计。战争结束后的统计表明，被共产党军队消灭的伪军达118万人，被国民党军队收降的伪军达146万人，而日军向中国抗日军民投诚者仅746人。比例接近于3 540∶1。
在苏联，和德国军队一起作战的苏联伪军超过100万。而在德国方面，参与苏联卫国战争的德国人只有一批协助苏军进行战地宣传的德国战俘，总数不足万人，他们在1943年在苏联的战俘营里在苏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组成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和"德国军官联合会"这两个反战组织，承担起了对德军作弃战宣传，瓦解本国军队士气和斗志的任务，目的是协助苏军取胜并及早使德国人民摆脱纳粹的统治。
图9-7：士兵的生与死。左图是在苏联战场的"大德意志师"一群士兵在战前接受长官的训话。右图是第六集团军德军士兵的尸体。1943年2月，赫鲁晓夫在血战后的斯大林格勒目睹了由冻死、战死、病死的德国青年组成的尸堆。其中很多干尸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鲁晓夫说："我无法再去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一些活下来的德军战俘在苏军的倡议下组建了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联合会"。
我曾经尝试寻找这样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没有成功。但是我后来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一篇简短而有价值的回忆，其作者当年不仅作为战俘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在德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重孙，名叫海恩里希。海恩里希出生于1921年，大战期间是德军的战斗机飞行员。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1942年8月30日，我驾驶的战斗机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击伤，被迫降落到了俄国人的机场，于是我成为了苏军的战俘。1943年1月底，外面突然传来消息说包围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共9万人都投降了苏军，24个德国将军全成了俘虏。战俘营中一个和我很熟悉的俄国军官问我："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回答说："我只有在这里亲眼看到这些人才会相信，我认为一个30万人的德国集团军投降苏联是不可能的。"那个俄国军官笑着说："看，你到现在还是个法西斯。"
后来我生了重病。一天我在发烧中醒来，卫生医疗官跑来告诉我："快去看呀，被俘的将军们来了。"他把我扶到窗口并帮我把玻璃上的霜轻轻刮掉。隔着窗户我看见了一群德国将军昂首阔步地从战俘营的大道上走来，穿着红裤子和皮大衣……我开始支持并参加了"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开始反对纳粹。从此，我们被视为德国的叛徒。
我们对德国人民这样说：如果只有靠盟军的武力才能颠覆希特勒，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终结、民族的肢解，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要任何人对此负责。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机会来掌握自己的命运，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摧毁希特勒。
我曾经两次作为战地宣传员跟随苏军上了前线，一次是在1943年秋天去乌克兰地区，另一次是在1944年末，那次我离开了莫斯科，跟随第2白俄罗斯集团军前往德国，任务是在前线用喇叭向德军喊话宣传……在进军途中，我亲眼看见了苏军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可怕的暴行。俄国人要求我告诉"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弟兄们说：这些罪行是穿苏军制服的德国人干的。这种事我当然不能干。
在这次随军行动中，海恩里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选择了捍卫正义，却又无法捍卫正义。一方面，"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被当时的德国舆论视为卖国贼组织，面对狂热而偏执的民众，他们这一小群决心与纳粹决裂的前德国军人完全没有了祖国归属感；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认识转化是以战俘身份完成的，这使他们根本无法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他们只能跟随逼近柏林的苏联大军声声唱和，同时必须在面对苏军对德国平民所犯罪行时三缄其口。作为"德意志民族英雄"的俾斯麦宰相的重孙子，海恩里希的处境无疑是尴尬的。
图9-8：将星的殒落。左图为德军第6集团军总指挥保卢斯（右）和参谋长塞德利茨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踌躇满志地观察敌情。右图为保卢斯（左一）和塞德利茨（左三）在率领第6集团军投降后和其他被俘高级军官坐在一起等待苏军的安排。
比海恩里希更不好做人的是曾任德国第6集团军参谋长的塞德利茨上将。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成为了苏军的俘虏。1943年9月，他在苏军的控制下组建了反战的"德意志军官联盟"和"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很快，纳粹法院对他进行了缺席审判，他被判处死刑。1955年，"死刑犯"塞德利茨随着最后一批被苏联释放的德国战俘返回到了家乡菲尔登。
菲尔登是"二战"老兵聚会怀旧的主要地点，前党卫军成员在战后的最大集会就曾在这里举行。在这种环境下，他作为前"瓦解人员"的领袖，其处境之窘迫可想而知。他的女儿回忆说：尽管战争过去已经10年，父亲在家乡仍然没有任何朋友，包括以前的熟人和同事都拒绝和他往来。人们仍然像战时一样把父亲视为叛徒，后来他被迫远离家乡，把家搬到了北部的不来梅市，在那里郁郁而终。
由此不难想象，那些躲在苏军战壕里用喊话方式对本国军队做弃战宣传的德国战俘们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瓦解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德国人才算得上是大众心目中的"二战"英雄呢？
2003年夏季，德国电视二台在民间组织了一次对"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共有150万德国人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人选举"。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通过这个由德国人自己选出的德国英雄的排行榜，人们无需任何语言的解释就可以洞察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
在占据英雄榜前5位的德国人中，有3位与"二战"有关：
1.阿登纳--反纳粹的官员，领导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2.马丁·路德--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现代德语的奠基人。
3.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