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
张寿波幼时天资聪颖，过目能诵，24岁时中广东省乡试第七名举人。光绪二十年赴北京，联名“公车上书”。戊戌政变后，其母吴太夫人教训他说：“大易，天地闭，贤人隐。汝犹未解耶？汝务近名，不务蓄德，非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学，以补汝短。”张于是东渡日本求学，后声誉日隆，所到之处，声响非凡，时国事鼎沸，张又投红十字军，其母斥曰：“一代废兴，劫运难测，丝棼难理，纲绝难举，汝宜安分，毌戾祖宗遗教也！”张因此收心。
康、梁神离貌也不合时，康有为曾访周善培，问周：“我真佩服你，言必称赵先生（指赵熙）。你为什么那样服从赵先生呢？”周知南海恨任公不服从他，就答复说：“赵先生只同我讲学问，学问的道理是方的，我无法违背他，只有服从他；你同任公变法以前也是讲学问的，变法以后，就专讲政治，政治的道理是圆的，你有你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自然他对你就有从有违。还有一个重点：我做官是做的我的官，不是替赵先生做官。我做了六年官，赵先生从来未向我要过一个钱、荐过一个人。你对任公是否如此，请你反省一下。”康有为听了很不满意。
鲁迅的童年是很寂寞的，他是长子，负担着家庭门楣的重任。但这种对爱的渴求成为他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色。没有游戏，也没有相应的读物，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他憎恶长妈妈，并不仅因长妈妈踩死了他的隐鼠，还因长妈妈总爱向人群中“切切察察”，总限制鲁迅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鲁迅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把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多年以后，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纪念长妈妈，鲁迅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徐世昌少时家贫，其母刘氏系桐城派刘大櫆的后代，颇有修养，教子很严。一次，徐世昌与弟世光见桌上有三块糕点，都争着要多吃一块，刘氏大怒，掷糕点于地，不准他兄弟俩吃，说：“你们如果从小就不兄友弟恭，长大了怎么办？”
程潜少时，学习刻苦，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程潜伴如豆油灯，摇头晃脑，琅琅出声。一夜，月悬中天，程潜正襟危坐，一遍又一遍地诵读《诗经》，恰逢屋檐下一小偷驻足，贼盗为程潜抑扬顿挫之声所迷，禁不住扑哧一笑。后来，此小偷对乡里一农民说：“程家的后生读得真认真，将来定有出头之日。”
于右任少时丧母，家贫，父亲于新三在外经商，由伯母抚养。稍长，父亲回来，用心督促儿子学业。遇到必背课文，儿子背诵一遍，他跟着背诵一遍。且背书时如师生礼仪，肃然异常。右任背书时，须先给父亲作一个揖；父亲背书时，将书本端正地放到桌案上，儿子站立一旁，父亲向书本恭恭敬敬地作一个揖，而后背诵。“一灯如豆下苦心，父子相揖背章文”的情景在当地传为佳话。
罗振玉为培养翻译人才，开办了东文学社。一次，他在一同舍学生扇头上看到一首咏史诗：“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罗对此很欣赏，他认为写诗的青年会有大出息，于是开始关照写诗的王国维，在王生活困难之际，罗振玉包他学费，让他在社内兼职，使其无后顾之忧。
放低天伦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林长民、林徽因父女喜欢文学与艺术，林徽因对人说她是父亲唯一的知己。其父女关系非同寻常，“中郎有女”，林长民生前常以此自喜，但他也曾慨乎言之：“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溥杰年少时，生活养尊处优，曾无意中在窗玻璃上写了“小米半斤”四字，为其母发现，大发雷霆，严厉地责备了溥杰一顿，主要理由是：计算粮食，有失身份。
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的一个士绅家庭，其幼年所受教育完全是为将来走科举道路作准备。他13岁时，“出就学院试”，适遇知县龙璋，“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东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其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劝休止，则又说：“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他邀请聂绀弩去上海，聂由此走进了革命和文化的队伍。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去敲门：“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郁看吃饭时间到了，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名作家告辞，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沈从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蒋百里曾带两个孩子到德国，一个乡下老太太对他说：“儿女求学固属重要，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重视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产生忧郁或孤独的情绪，学习求好了，身子却弄虚了，精神也被消磨殆尽。这种有学问的人，对国家和社会有何用处？因此之故，除求学外，父母还须注意儿女们的周围环境，让她们跟多数人在一起，多过点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蒋回头提醒孩子：“这位老太太的话，就是课堂外极可宝贵的学问。”
就是落铁，也得去
顾颉刚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母亲对他要求甚严。一次天降大雨，顾想借故逃学，对母亲说：“今天雨太大了!”母亲说：“你不想去了吧？就是落铁，也得去!”
钱穆幼年时聪明，家中来客，客人多出题考之，其父唯唯不答一辞。一晚，客人带他出去炫示，其父亦不禁止。第二天，父子过一桥，其父问：“识桥字否？”钱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答曰：“识，乃骄字。”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钱又点首曰：“知。”其父就此挽着钱手臂，轻声问道：“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钱穆闻言如震雷，俯首默不语。
华罗庚从16岁开始自修，五年后，他动手写数学论文投稿，当他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后，惊动了清华大学的熊庆来教授。熊庆来看完这篇文章，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王静安遗体入敛之时，清华师生去给王遗体三鞠躬以敬礼。陈寅恪与众不同，他身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三叩头。陈行孔孟之道，非此一端，他在国学研究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先生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蒋梦麟小时曾作文让日文教师中川指教，里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他的日文老师笔下绝不留情，中川随笔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当天晚上，小蒋梦麟为国家的前途流泪。
顾维钧虽以外交干才称，却非常看重中文。他曾要求秘书杨玉清每天从古文中选一点材料抄给他，他夜晚回家去读。他对杨玉清说：“一个中国人，当然应该把中文学好。一个人不能说年纪大了就不求进步。我应该学中文。你这样做，是帮我的忙。”
章乃器年轻时寻找人生出路，当他从一本薄薄的经济学教材绪论里读到“通商大埠，常位于大江大河下游”时，立马为之倾倒，赞叹其为“一切古书里找不到的知识”，从此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邓宝珊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天私塾就失学了。１５岁当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是他识字太少，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他打听到驻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师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但这位老先生哼哼叽叽了老半天，态度暧昧，始终没说一个“行”字。老先生家里，除了他的老伴外，别无他人。邓宝珊见先生家水缸已空，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便悄声离去。从这天起，邓宝珊天天来挑水，却不提投师的事。这样一连挑了十几天水，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说：“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熟识和背会了书中１５篇文章后，就自己动手给家里写出了第一封信。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奴才建造的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王世杰、李四光等人与蔡元培谋创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筹设武汉大学。李四光为武大选中偏僻荒凉的罗家山（后取闻一多建议改为今名“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校址，王世杰受任为武汉大学校长，他对国民政府宣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王后来很看重自己对武大的拓荒之功，曾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武汉大学校长衔。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先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阿炳为小道士时，师父教其吹箫、吹笛、拉胡琴、弹琵琶、学昆剧、京戏，待其极厚。一次中秋之夜，师父带阿炳到二泉茶室喝茶，师徒两人驻足二泉池畔，但见中秋之月浮漾泉池中，师父谛视良久，自言自语：“二泉啊二泉，我何时才能替你谱一首曲呢？”他告诉阿炳，惠山二泉从很远很远的古代传来，可以从中听到来自古代的声音，有“关关雎鸠”之声，有“呦呦鹿鸣”之声……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临终写道：“若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遗嘱止此二语，语不及私。
1937年在长沙临时大学时，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校长认为不宜居住；张校长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于是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没有表态。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黄炎培对黄万里教育甚严，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黄炎培多次教育下属说，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三，戒骄傲。戒骄必须从内心出发，仅在形态上不虚伪犹不足道也。”
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林海峰初履日本，吴清源在教棋之前先告诫他：“追二兔不得一兔。”
陈寅恪做学问用功极苦，以致眼睛受损，不得不住院治疗，而有师生昼夜轮流守护。陈后来对梅贻琦校长说：“想不到师道尊严，今日尚存于教会学校之中。”几十年后，梅认为：“办了几十年教育，陈先生这句话，对我是最高奖赏。”
“自改革”的命运
第一个提倡“自改革”的是龚自珍。他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广义的史，也就是国学——自己民族所传承积累的文史哲学。两百年从“自改革”出发、奋力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上，龚自珍大约不曾预见这个历史的悖论：“去其史”者最积极的，竟是中国人自己。
魏源编《海国图志》，认为攻西方侵略者的策略是：“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未款之前，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当其时，无人采用其思想，书传入日本后倒发挥了作用，一日本学者为此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反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
左宗棠年愈四十而功名无望，每自嗟叹，说：“除非梦卜复求，此生殆无幸矣。”
袁世凯做官极重下情，他说：“做一个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一个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其所作所为因此得海内外赞赏，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可悲的是，袁最终没逃脱受蒙蔽的宿命。
昔日东京笔战，梁启超被围剿甚烈，其中以汪精卫攻击最力，梁任公自称多泪多辩之人。不料若干年后，汪精卫亦被围剿，汪此时深有体味，亦自言为“多泪多辩之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第二天，革命党人攻占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要推出一位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就想到了黎元洪。黎拒绝说：“谁同你们造反？”他逃往黄土坡参谋家中躲藏，当义军把他找出来时，他仍忿忿地说：“这不是胡闹吗？谁同你们胡闹呢？事先既未与闻，事后又不通知，这不是儿戏，北洋兵一到，将如之何？”他被拥到谘议局楼上，推为都督，仍拒绝在安民布告上签字，连喊：“莫害我，莫害我!”革命党人李翎东用枪逼着他的脑袋，黎仍不肯。直到三天后见革命大势已成才表示接受。后人称他是“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1915年8月，袁世凯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被人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称帝后，全国反对，各省相继独立，最后，连袁世凯的忠实心腹陕西督军陈树藩，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督军汤芗铭，迫于压力，也先后宣布独立。时人戏称“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顾维钧12岁时，跟上海道尹袁观澜之子袁履登为同学。袁幕府中张衡山会看相，他说，这两个孩子皆非等闲之辈：惟履登不正，将来恐难有善终（后沦为汉奸）；维钧则一帆风顺，富贵双全。张为此把女儿许配给了顾维钧，是为顾第一次婚姻。
顾维钧第二次婚姻在1919年告一段落，很快，顾在伦敦的社交场合结识了“糖王”黄奕柱的爱女黄蕙兰。据说顾曾找过一个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占卦这门亲事。卦占结果，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两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一镑缘”。
陈诚在黄埔军校任特别官佐。有一次，陈诚晚间访友，待到归来，已近天明，但他毫无睡意，乃索性挑灯夜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查夜，见有人如此勤奋攻读，通宵达旦，便走向身边，问其姓名职务，陈诚毕恭毕敬作答，蒋大加赞赏：“我黄埔军校中，人皆如此，何等妙哉！”自此，陈诚深为蒋青睐。
1925年，由于郑振铎的介绍，李金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入会号为“149”。入会后，他常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因此能见到那时的“文坛巨子”：沈雁冰、傅东华、叶绍钧、夏丐尊、赵景深等人。近距离的接触，使李金发觉得，这些当时中国文坛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因此与文艺若即若离，最终走上弃文从政从商的道路。
1928年初，蒋介石因为北伐军快进入山东省，特向中山大学要山东人随军入鲁。戴传贤就推荐何思源，写信给蒋，由何带去。戴在信中说，近几年他的新交中，何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有希望的朋友。又说何精通几国的语言文字，已经出版了好几种著作。最奇怪的是，戴说，何是一个最孝道的人。蒋看完信后，对何大加辞色。
悲哀的继承者
郁达夫在外是懦弱的受难者，在内是凶恶的暴君，他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个世上的呀？”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详细解释发怒的原因，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为他痛哭，直到两人相抱而泣，这就是郁达夫说的“悲剧的出生”。其未足月的龙儿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龙儿果然早夭。
丽尼婚后，妻子不巧怀孕，因家穷，无钱生养，走投无路之下只好买了一大包奎宁，想要打胎。没想到妻子吃了奎宁后，腹痛如绞，丽尼吓得不知所措。妻子说：“快拿笔来，我写遗嘱，不是你毒死我的！”幸好一位长辈到来，才赶紧把病人送医院抢救。
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反四次“围剿”时，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异常紧张，无法回家看望妻子，只是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地对他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徐向前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还是打他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徐向前一直打听妻子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1937年到延安，徐才听说她和王树声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徐向前问周纯全：“为什么要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王世镗少年时即喜欢临摹龙门石刻，谓“有古拙博大之风”，后由文字学研究入手，日耽翰墨，30年不倦。于右任偶然间得遇其书，惊问此人尚在否？得知王在汉中困居，以鬻字糊口，大为骇诧，以为如此奇才，埋没穷乡僻壤，实国人之羞。于设法将王老先生请到南京，相见恨晚，尽出其所藏古今碑帖遗简影本以飨王世镗，并广为称誉，予王以监察院参事名义，专事书法。
鲁迅加入左联，与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
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曾做过战地记者。有一次，他因追赶队伍，途径皖南小镇深渡。当时，小镇没有旅馆，只有饭铺。曹聚仁想找一个房间，店伙说楼上有一个房间，不过，要和别的房客伙住，因住房紧张，曹聚仁只能将就。“哪知房中有两张床，右边那张床，住着中年妇女，带着一位十六岁少女。……到了半夜，那妇人一定要她女儿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声不响，真的睡到我的身边来了。也就胡里胡涂成其好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欠了饭店六块大洋，身边又没一文钱，只好听店伙的安排，走这么一条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俩付了房钱，叫了一辆独轮车，送她俩上路，还送了十块钱。她俩就那么谢了又谢，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曹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希望读者不必用道学家的尺度来衡量这一类的课题；在战时，道德是放了假的。……临别时，那妇人暗中塞给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来是腥红血迹的白手帕，我当然明白是什么了。在战时，如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一位手拿两只面包凫水过河去的德军，彼岸的法国少女便投向他的怀中来了。所以，吃饱了饭的道学家，在边上说说风凉话，实在太可笑了呢！”
周作人懂日本文化，曾有日本人到北大讲中日文化合作，周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抗战的时候，周留在北平，蒋梦麟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周果然没有走，后来因汉奸罪被关押在南京。蒋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有一次，周作人托朋友带信，说法庭要蒋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蒋有没有这件事？蒋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48年初，台大中文系主任许寿裳被暗杀后，魏建功、李霁野、李何林先后辞职返回大陆。台静农独留了下来，他说：“实在是因为家眷太多，北方天气冷，光是一人一件过冬的棉衣就开销不起，台湾天气暖和，这一项开销就省下来了。”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有了亡国的危险。在多事之秋，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阎锡山，周旋在日本、中共和国民政府三方之间。他说：“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不愿离开经营多年的山西，几乎成了他的原则。到国共大打出手，1949年太原破城前，美国人陈纳德传话愿接阎锡山脱险，阎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阎锡山最终丢弃了太原这一命根子，但如他说：“东山的土地爷到西山就不灵了。”
云南起义前夕，卢汉派杨文清去游说张群：“起义是云南人民的强烈愿望，我们是顺应民意弃暗投明而起义的，希望张先生和我们一致行动。”张群答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你还有十五年大运
建国初，马连良夫妇从香港回到北京，离港之前，曾请星相家算命卜卦。这个有名的星相家，就是住堡垒街的袁树珊。卜算的结果，袁说：“你（马连良）还有十五年大运。”后来果然。
1950年，刘仁静到北京，跟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不敢去打扰毛泽东和周恩来，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不期而遇，只见周恩来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梨园行闻风而动，见大大小小的商店、药铺、饭馆以及像样和不怎么像样的作坊，都挂上了“国营”或“公私合营”的牌匾；所有的店员、伙计、跑堂等都拿上了工资；成不了“角儿”的演职员眼馋了，说：“连资本家都穿上了干部服，怎么我们仍旧是艺人？”名角张君秋南下到武汉去演出，湖北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问：“您的剧团是国营的吗？”能背大段唱词的张君秋，一时竟慌了，不知该怎样应答。还没“国营”的他，不能说“国营”；尚处“私营”的他，又羞于说“私营”。支吾一阵后，张君秋红着脸，含含糊糊地说：“我们是归公家领导的。”一回到北京，张君秋立即要求“国营”。
邵洵美在1958年继续肃反时被捕入狱，这位盛宣怀的女婿，在狱中受尽煎熬，他不听大家的好意劝告，即对粥汤米粒要慢慢品尝，甚至要留着吃，几乎每餐饭都一下子吃光、刮光。他总是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不落了!”有一次，他看见了胡风分子贾植芳，“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贾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待桁家里吃过螃蟹吗？”
1961年9月，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钟望阳为龙榆生摘帽，龙赋《贺新郎》（泪涌情难抑）一阕。自此后，龙的处境稍胜于前。龙为什么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1979年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在《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报告》中说，“约1961年起，龙曾协助我公安机关做某对象的侦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1983年上海音乐学院在《悼词》中则说：“在他的最后几年中，还接受了党交给一项有关某一部门的专门任务，尽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1966年2月，郭沫若之子郭世英说：“全世界什么最干净？泥巴！”他很快死于非命。
主席：请救我一命
李达临死前给毛泽东写信：“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7月19日。”毛泽东看信后指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毛泽东，8月10日。”王任重后来说，毛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文革”中，批斗陈景润的人宣布：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就等于3么?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住着工人盖的房子，有解放军战士保护着，还领着国家的工资，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陈腾地跳上桌子，一步便迈向洞开的窗户，纵身往下一跳!命不该绝。他从三楼窗口往下跳，伸出的屋沿挡了他一下，一个罕见的奇迹!跳楼的陈景润安然无恙，只是大腿上擦破了点皮，有涔涔的鲜血冒出来。一个造反派干将，见到跳楼后平安无事的陈景润，说：“真不愧是个知名的数学家，连跳楼都懂得选择角度!”
钟惦斐在干校里掏厕所特别用心，而且创造出配套工具。比如一个空罐头盒，在上面打两个眼儿，穿铁丝，挂在棍上，可掏出深坑里的粪，就是他想出来的。他掏过的厕所空空洞洞，纤尘不染，后来干校快结束了，让大家填一份履历表，其中有一项是特长和今后志愿。钟惦斐除自己的电影理论专业之外，特长填了“掏厕所”，志愿一栏中，写的是：清洁工人。
钱钟书、吴晓铃两人曾在干校里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1978年全国第４次文代会后，沈从文长期冷落的门庭重新变得热闹起来，各色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国内的报刊也开始出现重新评价沈从文文学成就的文章。与沈从文有过多年友谊的萧离解嘲似地说：“沈先生的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沈从文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在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他总是轻轻地挥着手：“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起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施蛰存主编了30年代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现代》，并使《现代》“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集合”，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文坛对施蛰存误会很深，他跟鲁迅的论战，使得鲁迅给了他一个“洋场恶少”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施蛰存自嘲说：“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其才胜臣十倍
康有为未捷前，上万言书，大谈时政，又著《新学伪经考》以惊鄙儒，一时王公大人群震其名，以为宣尼复生，遂呼为康圣人。礼闱既捷，声名愈大，虚声所播，光绪皇帝亦颇闻之，将为不次之擢。翁同和窃窥上意，就力保康有为，说是“其才胜臣十倍”。又怕他日或有越规，乃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如此言语，可以不至受过矣。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对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王公大臣公开凌辱，如肃亲王善耆、御史陈壁等人，被迫去挑大粪、运石头，当时国内外报纸争相报道，蔚为奇观。怀塔布当时官居礼部尚书，是慈禧太后的姻亲，被用来拉车，一个洋鬼子坐在车上，手拉缰绳，不时用手中鞭子抽打他的脊背，啪啪作响，怀尚书回头笑说：“老爷子别打了。这条路小人一天跑几趟，不会拉错地方的。”
《辛丑条约》后，清廷下“罪己诏”，始施改革，几乎尽行康梁当年新法。而改革非但没有制止特权，反而扩大了特权，特权的扩大又导致腐败的加深。孙中山当时就说：“单单是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
良弼留学东京士官学校，亲见革命风潮之烈，归而语满人大佬说：“不用害怕，这些人每月给他们数万金银，赏一顶戴，他们就会闭口了。”后来的袁世凯也是对付人事里手，惯技就是以钱铺路，黄远庸因此说袁世凯是良弼的徒弟。黄的车夫与一车夫当街吵架，站岗巡警云：“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是共和时代，大家对付着罢了。”黄以为对付之思想亦是专制教育之体现，又说这位巡警是袁世凯的徒弟。
袁世凯做总统后，极为提倡尊孔，他说，“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913年起，他连续发布了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他率文武百官，到文庙祀孔，12月，到天坛祭天。
严复年轻时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中法战争后，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从此，一直不受重用。直到清政府快要覆亡时，为了笼络社会名人，1909年，清廷赐给严复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海军部特授他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严复长子严璩也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他也因此对革命持否定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他怀念清王朝，常常发表言论，诋毁革命，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
1915年，袁世凯推行帝制后，徐世昌要求辞职。当袁劝他赞助时，他说：“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为谋转圜矣，某当此时而求去，非为自身计也。”随即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袁称帝后，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特许不称臣，不跪拜。
康梁革命失败后，康有为日益保守，从政治革命到君主立宪，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他自承：“吾自游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游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7月，孙中山就因寻求美国支持不得，而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强烈的不满。同年12月，孙中山更因要截留广东海关关余，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国派军舰赴广州向他示威。他终于忿然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1923年，王造时在《清华周刊》发表文章说：“对于讲学问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钦佩；对于谈政治的梁任公先生，我是十二万分的怀疑。”以此为国民党辨护。十年之后，王同样激烈地批评国民党，朋友说他自相矛盾，王反问：是我变了呢？还是国民党变了呢？
孙中山应邀北上，但到天津后，奉系、皖系跟他的合作就破裂了。张作霖在宴会上说：“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则虽流血所不辞。”
胡汉民曾对张学良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胡汉民是办内务的，得说实话，他在总理面前什么都说，结果得罪了总理。
1927年，井冈山的边区特委开会时，每一个与会者的胸前都必须挂一个红布条，写上各人的出身。陈正人读过两年师范，虽然未读完初中，在这些大老粗中间，他算是知识分子了。当开会选举，他当选为特委书记时，有人说：“不行，不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当书记？！重选，重选……”结果在印刷厂当过学徒的谭震林当书记，陈为谭的部下，书记的事情却都是陈正人来做。
北伐完成，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蒋介石根基稳固，开始不买元老们的账。某日，张静江约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聊天，对蒋发泄不满，要求大家向蒋进言。吴稚晖说，蒋先生个性倔强，自信力极大，大家不宜进言。明知无济于事而强为之，徒引起无谓反感，实属不智之举。吴又说，若说句粗话，蒋先生是个流氓痞子出身，今已黄袍加身，一跃而为国府主席，自然目空一切。和昔日混迹上海，为静江先生送信跑腿时，自不可同日而语。最好大家信任他，由他放手去干，不必对国事滥出主张。做得好，固然是他分内的事；做得不好，也是他的责任，免得推诿到别人身上。
1954年4月，吴国桢见到刚从台湾来美的胡适，两人在政治理念上相当一致。谈话中，胡适问及台湾政治犯的人数，吴回答说大约一万余人。胡适说：“你错了，我刚回来，我估计超过十万人。”后来，胡适再度亲近蒋介石，回到台湾并撰文为蒋辩护，甚至指责吴国桢的“背叛”。吴只好公布了这段谈话。
潘怀素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潘同邓演达交情很深，1930年和邓演达在上海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他们在屋里开会，季方是在门外站岗放哨的。建国后，季方做了主席，潘怀素是布衣学者之身。有一次潘怀素去找季方，季对潘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反右期间，有关方面要龙云承认跟陈铭枢结成了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龙云当场拒绝，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起，这个事怎么能行呢？
溥仪被改造后，政府组织他和其他战犯去东北参观，他们去当地农家参观，主人刘大娘不知他们是何人，忆苦思甜，控诉在伪满洲国时代的悲惨生活，由蔬菜又谈到从前吃糠咽菜的时代。刘大娘顺手拉开屋角的一只瓮盖，让溥仪看看里面的大米。她的独生子笑起来说：“大米有什么可看的？”她立刻反驳说：“现在没什么可看的，可是你在康德那年头看见过几回？”溥仪受不了了，站起来向刘大娘低头说：“您说的那个康德，就是伪满的汉奸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请罪。”同去的几个伪大臣将官也站了起来：“我是那个抓劳工的伪勤务部大臣……”“我是搞粮谷出荷的兴农部大臣……”“我是给鬼子抓国兵的伪军区司令……”刘大娘呆住了，最后擦着眼泪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吧！只要你们肯学好，听毛主席的话，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1962年，陈虞孙率上海评弹团赴港演出，归来后，各方请他作报告者频繁。一次他与众人开会，中间他去听了一个电话，回到会议桌上，拂然不悦，厉声说：“我就是想不通，一定要讲香港怎么怎么不好……”真情流露一刹，而上台讲演仍大骂香港。
60年代初，郭世英、张鹤慈和曹天宇等年轻人敏于思考，他们对时代社会感动痛苦、无能为力又想做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受到父辈和公安机关的严密注视。郭世英的父亲郭沫若曾跟翦伯赞谈论孩子们的思想，并把年轻人的文字给翦看，问翦感想。翦反问郭沫若。郭答：“有些像我们年轻时。”翦伯赞说：“可惜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这一套不行了。”
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会前，邓小平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一般汇报会，就对毛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同刘少奇发生争执后，毛泽东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在罗仪凤的安排下，由章诒和和章立凡联络，章伯钧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一生的最后会晤。章伯钧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李健生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章伯钧说：“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章乃器穿的却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章诒和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文革”中，吴晗和廖沫沙因被揪斗而关进一间房子，吴不时叹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消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苦笑：“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想吴晗是北京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联想起陶渊明，说：“这出戏就叫《五斗米折腰》啊！”
章士钊写完《柳文指要》，交给中华书局，书中有很多提法在当时独具一格，有些犯忌的，可又因章是中央文史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宣传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于是中华书局把书稿退了回去。1969年，章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除了自己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于是指示中华书局积极出版这部书。
任继愈在“文革”中曾请求回干校劳动，他开始背粪筐时觉得不好意思，拣粪只拣牲口粪，一次碰到一堆人粪，拣不拣？他在粪边徘徊了一阵，这时，他想到毛主席这样一段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教导使他豁然开朗：原来不是粪脏，而是自己的思想脏。他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改造世界观的决心：“关山千重从头越，贫下中农是吾师。”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使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文字缘同骨肉深
龚自珍说，文字缘同骨肉深。
咸丰七年（１８５７年）12月，英法同盟军攻陷广州城。叶名琛被捕时，随从指着河水示意他投河自尽以免遭辱，叶睁大眼睛不说话。后来，叶名琛被挟至加尔各答，被囚禁的地方叫镇海楼，据说他这时“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次年，叶名琛死在异乡。当时的人怒他辱国辱身，作了这样的对联来描述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胡林翼围攻安庆时，曾视察军情，策马登山，瞻盼形势，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胡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贼之必灭，胡已有成算。只是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敬铭每与胡论及洋务，胡总是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说：“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吴汝纶曾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到马关春帆楼上，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禁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
庚子事变期间，一批守旧官员力主收抚义和团，向各国宣战，且伪造了英国公使的照会，内有要求那拉氏不再干政，还政光绪的话。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光绪亦在坐，侍郎许景澄见情势迫切，走近御座，竭力陈说，向英国一国开战已无把握，向各国开战，尤无理由。又说义和团不可恃，如此蛮干，恐有亡国之祸。说话间声泪俱下。光绪听了，拉着许的手大哭起来，慈禧大怒，高声喝道：这是什么样儿。决意宣战。许被处死。
邹容说：“海内之士，莘莘济济，鱼鱼雅雅，衣冠俎豆，充轫儒林，抗议发愤之徒绝迹，慷慨悲吒之声不闻，名为士人，实则死人不若。”
宋教仁说陈天华的爱国热忱乃是出于天性，陈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因为痛感民族危亡，他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将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国内特别是长江流域广为流传，他的反帝救国思想因而也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6年1月4日的宋教仁日记写着“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
有生无乐，得死为佳
1907年，杨笃生与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所写的社论和“时事小言”大胆泼辣，言人所不敢言，很受读者欢迎，时人誉之为“公之文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四年后，他为革命精神受到刺激，传闻黄兴战死，他非常悲伤，发现章士钊跟保皇党人来往，两人关系因此决裂，精神上再度受刺激，痛苦难忍。遗书给吴稚晖：“有生无乐，得死为佳。”1911年8月6日，杨在英国利物浦海口投大西洋死。
秋瑾被捕后，山阴县令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传世的绝命诗。李钟岳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自己却无法抗拒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之泣下。在良心的自责下他自杀身亡，离秋谨遇害不到一百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
韩衍问：“铜与铁者皆金类也，刀，何怨而断志士颈；铜，何德而铸志士像？”
良弼被杀后，京城风云至急，赵秉均、胡唯德、梁士诒三人入朝见隆裕皇太后，隆裕掩面泣云：“我们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们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地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1912年2月，丘逢甲在南京出席临时政府会议期间患病，告假南归。2月25日去逝，临终之际喊道：“死后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民国六年，蒋梦麟回国，理由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他后来在日本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稍后他看见日本人陶醉于对俄战争的胜利，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他说：“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陈延年到苏联学习时，吃饭、穿衣、住房，皆为学校供给。虽然是黑面包，里面常有干草，菜也只是配给，不能吃饱，但陈对郑超麟说：“我一生未曾过这样好的生活……”
荣宗敬说：“上天不令中国人做第一等人。”陈光甫引申说：“上天简直不使我们做人。一般人生来都是穷苦，国内谋生艰难，生在山东的跑到东三省去做工，福建人向南洋各地去，广东人到欧美去求生活。”
武训对上义学的孩子们说：“你们念好了书，千万不要忘记穷人。”
1924年，于右任诗：“风虎云龙亦偶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厦门平民学校成立会上说：“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教你们永远被奴役。没有什么命运会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你们自己不要小看自己……”
萍水相逢百日间
1926年8月6日，林白水被押赴天桥刑场，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被难时，他身穿夏布长衫，须发斑白。子弹从后脑入，左眼出，陈尸道旁，见者鼻酸。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而且城里的狗，在有些方面，比乡下人亦是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33年2月，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人艰苦努力，使国际联盟在日内瓦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书，中国在外交上居于有利地位。就在此时，日军发动了对热河的进攻，顾氏等人急盼中国军队奋力作战，使他们能够继续保持有利地位，可是中国军队一再溃退，中国代表立即转为尴尬的处境。顾说：“不论我们每次怎么说，宣称要坚决抵抗，但是到了第二天，传到日内瓦的消息总是又丧失一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颜、顾、郭联名致电政府辞职，表示“自报告书公布后，军事方面重要甚于外交。将来外交前途，多视军事为轻移，惠等心余力拙……应请准于开去代表职务。”顾维钧晚年忆及此事，仍是“犹感难堪。”
胡适说，他“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
陈寅恪曾有送北大学生诗，说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又有诗说：“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瞿秋白绝命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1935年10月22日，戈公振去世，弥留之际，他说：“国势垂危至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其死让邹韬奋等人悲痛至极，沈钧儒读了邹的悼念文章，抵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慨然命笔，赋诗四首，最后两首：“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他自述第四首先写一句，竟不能续，再写仍是这五个字，写完后，泪滴满纸。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1937年初，于立忱回国后自缢身亡，绝命书曰：“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
我们都是丧家之狗
“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拒绝了，最终客死四川江津，临死前为乞食曾给一地主抄家谱。王康参观当地陈之旧居，留言道：“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作家谱，痛煞后来人。”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重庆，积压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以热泪和喧天的锣鼓、爆竹声，狂欢地表达出来。当戴季陶的亲友纷纷祝贺时，戴一反常态地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要忍受，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他早已认识了中共的燎原之势和国民党的金玉败絮本质。他后来绝望自杀，震惊朝野上下，也使蒋介石大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
国共内战时，储安平在《观察》停刊前说：“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告别溪口，蒋经国追忆说：“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53年，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唅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不久，在郑振铎邀请的一次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争论，陈从周目睹其情其境说：“她指着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7年，反右之前，徐铸成在北京与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一起喝酒，面对山雨欲来，徐铸成说：“可能有人真正想反党……如果我们也被打成右派，岂不令人寒心？万一有事，谁还敢挺身拥护党？”宋云彬惨然一笑：“天下已定，以后不会有什么万一了。”
1957年，徐铸成被打成右派，《文汇报》社长办公室秘书梅焕藻说了一句话：“徐铸成成为右派，我思想有些不通。”他因此遭受大规模的围攻，要他交代。他步出会场即跳楼自杀了。
反右期间，钦本立和徐铸成去见柯庆施，柯庆施对徐说，我已对钦本立说过，《文汇报》的事不能由你负责。可你的一只脚早踹入右倾泥潭里了，你自己得从思想上挖挖，我想搭一架梯子，好让你下楼。柯还搬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作自我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拆城楼像割肉；扒城墙像剥皮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城墙也正在被热火朝天地拆除着，北京城到处是毁墙的炮声。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下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毁城的大军正向北京最后的两个城门进军——崇文门和西直门——1957年时最后两个有瓮城的城门。梁流泪了，他要去找周恩来：“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大跃进时，一位多年前解甲归田的副军长杨增华特地从湖北农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说：“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朱德把手搭在他肩上说：“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那我要给中央写信。”杨说，“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尖板眼？”朱德说：“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于右任在台湾思念大陆，写下《鸡鸣曲》、《国殇》等大量诗词。《鸡鸣曲》云：“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望雨》则谓：“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至于《国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文革”时在天津查抄物资落实办公室工作的马敬云处理过不少老一辈名人的落实程序，其中一位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六姨太，马说：“这个老太太当时70多岁了，却还惊人的美丽，高高的个头，挺挺的腰身，一对半大解放脚，朴素的衣着，掩盖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风范。我始终不明白，严酷的岁月，竟没有给她的脸上写下应有的年轮记忆。”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旧”的犯禁品，只能作价还钱，实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亲笔字画有十余幅，六姨太大着胆子要求发还字画，说是要“留个念想”，人家当场拒绝了。
1966年8月27日，在“破四旧”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学附近的工人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抄家并被绑架到校中毒打。陈彦荣在当天深夜被打死，时年37岁。他的妻子被打得遍体鳞伤。那一天和他同时被打死的还有一个老年女人。陈的尸体被送走烧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陈家人付28元火葬费。陈家告债才借到这笔钱。陈的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后来度日之艰难可想而知。“文革”后，中共北大附中支部赔偿陈家2500元钱。拿到钱的时候，陈妻哭道：“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可是我要钱作什么？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会上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林徽因去逝后，金岳霖挽说：“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欷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