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父親很想把詩寫好，這個念頭從（19）57年一直持續到病重之時。
「張先生的詩詞，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親恭敬地向他請教。
張伯駒答：「我這個人要學什麼，非要學到精通不可！儘管詩詞創作的
方法與技巧很多，但其要則只有兩條。一是諳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
做到這兩條，唯一的辦法就是強記。」接著，又補充道：「我真正致力於詩
詞，還是在三十歲以後。但是自幼記憶力就好，朝誦夕讀，過目不忘。有一
次去個朋友家，隨便翻閱主人的藏書。過了段時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還
能背誦出主人藏書裡的詩句，而那主人什麼都記不起了。」
張伯駒一席話，令我痛下決心：這輩子是永不學詩的了。因為我的記性
差得驚人。記得考入北京師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級才讀了半載，在學校的失
物招領處，就找回自己不慎丟失的東西大大小小34件。剛剛發生的事情，
我先後說給三個人聽，那就一定是講述了三則大處相同、小處各異的故事。
三人同時質對，我委屈萬分，誠懇辯解——決非添油加醋，實實地是記性不
好。
張伯駒創作的詩詞不求發表，是興之所致，是習慣使然。一段時間下來
，他就自掏腰包，把這些新作油印成冊。這些灰蘭封面、薄薄軟軟的小冊子
，一摞一摞地碼放在客廳沿壁而立的竹質書架上。我有時會覺得它們酷似一
個身著素色長衫的文人，長久靜立，沉默無語。我有時一不小心碰及書架，
那老竹竿發出的「吱吱」聲，彷彿在提醒人們：這裡還有詩。
我對張伯駒說：「您的詩集，能給我一本嗎？」
他抽出兩本，遞過來。道：「拿一本給你的父親。」
張伯駒既不在詩集的扉頁上題款，也不說請我父親指正之類的話。以後
，但凡有了新作，張伯駒一定送我，且一定是兩本。每本我大多翻閱前面幾
頁，然後束之高閣。不是不愛看，而是由於用典太多，我讀不大懂。好在張
伯駒從來不問讀後感想。
父親是讀完的，從開篇到頁尾。他的讀後感是：「中國的文學再發達，
以後不會再有張伯駒。」
和張伯駒對比，父親認為自己算是個粗人。比如對一年四季的感受，不
過就是涼與熱、冷和暖罷了。事情到了張伯駒那裡，便大不一樣。春天的梅
、鵲，夏日的蟬、螢，秋天的七夕、白露、紅葉，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
復的吟唱，細緻的描摹。現在的人提起張伯駒，便說他是大收藏家，認為他
最愛文物。但我認為，張伯駒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詩。他曾鄭重其事地對我
說：「文物，有錢則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請人幫忙。而詩，完全要靠自己
。」
張伯駒另一個愛好，是戲曲。
我問父親：「看名角演戲就夠了，幹嘛張伯駒還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親笑我不懂中國有錢的文人生活。他說：「戲子唱戲，是賤業；而文
人票戲，就是極風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轉入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本科戲文系讀書。張伯駒從這個時
候開始，便經常主動地跟我談戲說藝。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專業教授，而且
常常是無須我請教，他就開講了。話頭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落在余叔巖的身
上。他告訴我，自己與余叔巖的往來決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與戲子、
或是名票與名伶的關係。他說：「我們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
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巖的戲，他是必看的。看後，備好車等余卸裝，收拾停當，同去吃
夜宵。飯後或送余回家，或同歸張的寓所。他們談的全是戲裡的事。他向余
叔巖學戲，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煙之後。
張伯駒說：「那些煙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備好的。」
「余叔巖幹嘛非得抽鴉片？」
「那是他的一個嗜好，很多藝人都如此。」
我很詫異，因為在我父親所有的朋友中，沒有誰吃這個東西。也許，我
的吃驚被張伯駒感覺到了，遂又補充道：「余叔巖在藝人中間，是最有文化
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學音韻、習書法。我還曾與他合作，寫了一本《亂彈音
韻》。」
張伯駒最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戲的事了。諸如，梅蘭芳飾褚彪，
他飾黃天霸的《蟣蠟廟》。余叔巖飾王平，楊小樓飾馬謖，王鳳卿飾趙雲，
陳繼先飾馬岱，陳香雲飾司馬懿，錢寶森飾張郃，他飾諸葛亮的《空城計》
。這齣戲是張伯駒四十壽辰，余叔巖倡議為河南旱災募捐的義演。前面的戲
碼依次是：郭春山《回營打圍》，程繼先《臨江會》、魏蓮芳（因梅蘭芳在
滬改由魏演）《女起解》，王鳳卿《魚腸劍》，楊小樓、錢寶森《英雄會》
，筱翠花、王福山《丑榮歸》。
我說：「你和這些人同台演戲，一定很轟動吧？」
「報紙登出戲碼來，便轟動了。演出可謂極一時之盛。」張伯駒那張不
易呈現喜怒哀樂的臉，流露出興奮之色。時隔數十載的一場戲，說起來有如
品嚼剛剛上市的時新小菜一樣，鮮美無比。演出後，章士釗特作打油詩云：
「坐在頭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這兩句玩笑詩連同那晚演出的盛況
，令張伯駒陶醉了一輩子。
他自己亦做詩為記：
羽扇綸巾飾臥龍，
帳前四將鎮威風，
驚人一曲空城計，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極必衰。演出後不久，即發生了七七事變。接著，余叔
巖病重。楊小樓病逝。程繼先、王鳳卿也撒手人寰。用張伯駒自己的話來說
：「所謂京劇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７」
我問：「死了幾個名演員，就能讓京劇滑向下坡？」
張伯駒點頭，口氣堅決地說：「是的。中國戲曲靠的就是角兒。」
他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老師和當代戲曲理論家們，正在講台上和文章裡
宣佈：「中國戲曲『角兒』的時代，已經結束。今天的觀眾看戲，看的是內
容。欣賞的是藝術的整體。所以，我們的任務是把中國戲曲提高為一門整體
性藝術。」
在理論上我的老師，當然是正確無比。但五十年的戲劇現像似乎又在為
張伯駒的見解，做著反覆的印證。
張伯駒愛好戲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個極有影響的專家和名票。而
這個愛好的負面作用，是他當上了戲曲界頭號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後，官方對中國傳統戲曲的方針是：「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這八字方針是毛澤東定下的。而針對中國戲曲的具體文化政策是：「三並
舉」（即傳統戲、新編歷史戲、現代戲三者並重）。我就讀期間，文化管理
部門貫徹「三並舉」方針，特別強調大編大演新戲。不用說一向對新文藝抱
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魚得水地推出了《義責王魁》《海瑞罷官》，就是一貫
主張移步不換形的梅蘭芳，也以豫劇作底本，調動自己與他人的智慧，上演
了《穆桂英掛帥》。
我喜歡聽舊戲。單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張君秋唱
的，或是趙燕俠演的，都好。這麼一個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戲，居然能讓
觀眾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賞。這些不同流派的角兒能以各自的藝術處理與
舞台細節，共同傳遞出一個含冤負屈的青樓女子的內心情感。它正如張伯駒
所言：「這些角兒的本事，實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歡看新戲，尤其愛看余叔巖高足李少春的新戲，如《野豬林》。
可我每每向張伯駒提及這些新戲，他都搖頭，一臉的鄙薄之色。其實，我所
看的許多傳統京戲，也是經過「推陳出新」的。故我常問張伯駒一些老戲是
怎麼個演法。這時他的興致便來了，不厭其煩地說，細緻入微地講。一句唱
詞，老譚當初是怎麼唱的，余叔巖是怎麼處理的，他為什麼這樣處理……我
在驚歎他的熱情與記憶的同時，便不由得想起在課堂上老師給張伯駒下的「
保守派裡的頑固派」的判定。我覺得如此判定，也恰當，也不恰當。他的確
保守，保守到頑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與頑固，與其說是思想的，不如說
是藝術的。他的保守頑固，是來自長期的藝術熏染和高度的鑒賞水準。要知
道，中國戲曲是以遠離生活之法去表現生活的。這種表現性質注定它將形式
美、高級的美，置放於藝術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於此。而魅力產生的本
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趨勢。張伯駒要抗拒和阻止這個趨勢。故爾，他的
頑固與保守完全是出於對中國戲曲藝術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癡迷。也正是這種
維護的態度和癡迷的精神，讓張伯駒在（19）57年栽了觔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報紙，均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閉幕。文化部副
部長錢俊瑞和劉芝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們都
強調在劇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參加會議的各地代表聽了非常振奮。
「錢俊瑞指出，現在仍有許多幹部怕『放』。他認為，怕壞戲多起來、
怕藝人鬧亂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觀眾受害，這『四怕』是多餘的；他要求
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說，壞戲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並展開討
論，這樣它可以成為提高群眾辨別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好題材。他還強調戲曲
幹部應當刻苦鑽研，提高思想水平和業務水平，學會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
草為有用之花的本領。
「劉芝明在報告中主張挖掘戲曲傳統的範圍要更廣泛、更深入；在戲曲
之外，曲藝、雜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這樣做。
「周揚對國內目前形勢和變化作了分析。他揭發了戲曲工作中的官僚主
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並且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建議，過去文化部所禁
止的26個劇目無妨拿來上演，請群眾發表意見。
「在戲曲劇目工作方面，周揚歸納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
結合演出、重點加工』。他說，這些工作一定要緊密依靠藝人和群眾，堅決
反對用行政命令和壓服的工作作風。
「周揚認為，『戲改』這個名詞已成過去，因為戲曲工作者都成為社會
主義文藝工作者，新劇目也大量出現，舞檯面貌已經改觀，除了一部分遺產
還沒有整理以外，還要『改』到何時？『戲改』工作，已經完成它的歷史任
務了。８」
周揚等人的這番話，在別人聽來不過是領導發出的新指示、文藝政策的
新調整。但傳到張伯駒耳朵裡，那就變成了強大的驅動器和興奮劑。因為早
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聯合齊白石、梅蘭芳、程硯秋等近百名藝術家，以父親
、羅隆基、張雲川等民主人士為贊助人，上書中央，要求糾正文化領導部門
鄙視傳統藝術的傾向，成立京劇、書畫組織，以發揚國粹。現在終於從中共
意識形態主管那裡聽到了「終止戲曲改革、維護文化遺產」的口令，張伯駒
欣喜若狂。在「發揚國粹、保護遺產」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
，他要主動工作，自覺承擔。為了發掘傳統劇目，張伯駒把老藝人組織起來
，成立了「老藝人演出委員會」，籌劃每週演出一次。為了研究老戲，他又
發起成立了「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會。」他聯絡其他專家和藝術家，開辦
戲曲講座，舉行義演。
中國戲曲的藝術精粹在於表演，而表演的藝術精粹在於技術、技法和技
巧。而這些高度技藝的東西，只存活在具體的劇目中。它實在不像西方的舞
台藝術能夠拆解為元素或提煉為一種成分，並獨立出來。張伯駒眼瞅著一些
包藏著高招絕技的傳統劇目，因內容落後、思想反動或被查禁、或被淘洗，
而憂心如焚。張伯駒目睹一些身懷絕技的老藝人因從事教學不再演出，而憤
憤不平。現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遺產」的政策精神下，技術含金量高的傳
統劇目有了重見天日之機。張伯駒在這個時刻推出了老戲《寧武關》９《祥
梅寺》十。他的選擇戲的標準，當然是純藝術的，甚至是純技術的、純形式
的。張伯駒曾理直氣壯地對我說：「只要是藝術作品，它的鑒賞評判標準只
能是藝術性。思想被包裹於深處，是分離不出一個單獨的思想性的。」
情緒高昂的張伯駒，對老藝人說：「這兩出戲演出來，叫他們看看。」
意思是說今天的人沒見過好的技藝，叫新社會的觀眾、包括那些領導文化的
行政官員，都來長長見識吧。
張伯駒的話，沒說錯。《寧武關》裡有聲淚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
，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鋪排。不具備相當技術水準的文武老生，是過不了《寧
武關》的。而《祥梅寺》，則是京劇打基礎的醜行戲。其中的舞蹈性動作，
實在漂亮。這個時候的張伯駒全然不想：毛澤東是怎樣打下的江山？這兩出
戲裡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黃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說，張伯駒為自己珍愛
的國粹操勞了一個白天；那麼，在夜深人靜之時，他是否應該無聲自問：事
情是否真的這樣簡單？事情是否還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現實已被塗得一派
光亮的同時，還存在著別樣的色彩？
在那段時間裡，張伯駒最為熱心張羅的一件事，便是京劇《馬思遠》□
的演出。這齣戲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個劇目當中的一個
。周揚、錢俊瑞建議戲曲界把禁戲拿出來演演的講話傳出以後，擅演此戲的
筱翠花□興奮得徹夜無眠。在張伯駒的支持籌劃下，決定重新搬演《馬思遠
》。演出的主持單位，就是他領導的京劇基本研究會。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猶勝不逢春。」張伯駒和一群只知唱戲、也只
會唱戲的老藝人，被周揚的話喚起了青春般的熱情，熱火朝天地幹起來。筱
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攏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劇本，加緊排
練，熟悉台詞。很快，一切準備妥當。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熱鬧的筱翠花收徒的儀式上，發佈了擬於12日上
演《馬思遠》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報》發表了《馬思遠》的消息。並說報社「馬上接
到許多讀者的電話，他們急於想看這出多年未演的老戲。有的讀者為了看這
出戲延遲離京的時間。」然而，就在當天下午，京劇基本研究會接到北京市
文化局的電話，說這齣戲是文化部明令禁止過的，現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
暫時還不准公開演出。
「一沉一浮會有時，棄我翻然如脫履。」君子風度的張伯駒，懂得「一
生一死兮如輪」的道理，卻無論如何容忍不了這種「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
派。不管這個做派是一個人幹的、一個單位干的，還是一個黨派干的、一個
政府干的。他氣極，也怒極。氣極怒極的他，下決心不但要兌現《馬思遠》
，還要跟文化局理論理論。他讓京劇名丑王福山等人緊急出動，重新約班底
，找配角，租劇場，發消息。自己則向官方請願，給文化部部長沈雁冰寫信
，陳述「如不公演，將影響藝人情緒」的後果。
5月12日這一天，張伯駒帶著王福山等人，在和平賓館舉行記者招待會
。他掏出了事先寫好的一篇文章交給記者，請報社發表，以圖獲得輿論的聲
援。在會上，缺乏政治性思維的他，還居然提了一個政治性問題：「在大鳴
大放期間，出現了鳴放與法令的矛盾。是鳴放服從法令？還是法令服從鳴放
？」
後來，文化部藝術局決定將《馬思遠》的公開演出改為內部試演，張伯
駒仍執意不肯。他說：「既然開放劇目，《馬思遠》卻不能演，第二次全國
戲曲劇目工作會議等於沒開。」
《馬思遠》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謂的《馬思遠》事件。事
件的中心人物是張伯駒。張伯駒劃為右派分子，《馬思遠》事件是重要的罪
證。就連報導此事的《北京日報》副刊記者、年輕的曹爾泗也未倖免，被戴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農場監督勞動。
說白了，《馬思遠》不就是一齣戲嗎？上邊讓演就演，不讓演就不演，
有什麼大不了的。為啥張伯駒肯把價值連城的東西捐給官方，卻要為幾個演
員一齣戲跟官方叫板又較勁呢？我想來想去，覺得這和政治家為了維護自己
的政見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處。藝術的衰落，令有識者尤感痛切。張
伯駒從戲曲某些過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敗的消息，並隨著「戲改」
深入進一步加劇和普遍。他認為這事和在戰亂中眼瞅著珍貴文物大量流失，
沒啥區別，無不屬於文化的流失。張伯駒痛心於這種有形的文化財富的流散
和無形的文化精神的墜落。而從前不惜以黃金房產購回文物和今天不顧利害
地要求對戲曲解禁，表達的正是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對當今社會日趨喪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慮與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錢、地位、影響
、眼力、社會交往在內的全部能量和文化優勢，盡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復原
來的文化品質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戲曲界、國畫界聯合，連續兩天舉行了張伯駒批判
會。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寧武關》《祥梅寺》，無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場上，歪曲偉大的農民起義。
張伯駒不服，反倒質問批判者：「我們今天不是也講忠嗎？那麼，我們
統戰是統忠孝的周遇吉呢？還是統開城迎李自成的太監呢？」剎時間，群情
激憤。
幾天後，北京市文化局負責人張夢庚在《北京日報》撰文批判張伯駒，
說：共產黨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劉胡蘭的忠於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於崇禎，反對農民起義。——張伯駒讀後，仍然不服。
父親曾說：「最優秀的人，往往是最固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伯
駒是最優秀的，也是最頑固的。他不想拖時代的後腿，更無意通過反對戲改
（即戲曲改革）去和新政權作對。他的「右派」言論，只不過是在全力維護
自己鍾愛的東西——我把這個看法對潘素講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動：「要是那些管文藝的人，也能這樣看
待你張伯伯，他就不會劃為右派了。」繼而，又用詛咒的口氣說：「他這個
人就是那麼簡單。自己喜歡老戲，便到處去講，一些藝人也慫恿他講。結果
，非說張伯伯是在主張禁戲開放，提倡鬼戲和色情。那些領導反右的人也壞
，還專門把唱老生的演員找來批判你張伯伯。藝人哪懂什麼政治批判，只會
挖苦和嘲諷，講的話還很難聽。比如，譚富英就面對面地說：『你算什麼名
票，唱戲的聲音像蚊子叫的！』你張伯伯回家不跟我講批判會上的情況，是
我自己從報紙上看到的。報沒有看完，我的眼淚就下來了。」
張伯駒見我們在說話，也走過來。聽清楚我們是在說這件事，他一句話
也不講，躲得遠遠的。也許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許他早已齒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著潘素學畫。有些微進步，便受誇獎。
秋天的一個週日上午，我去了張宅。進門後，便問潘素：「我今天學什
麼？」
「今天不學新東西了。」說著，潘素遞過一張畫著山水的小書籤。書籤
約三指寬，三寸長。上端中央的小圓孔，繫著一條極細的紅絲帶。我接過來
，準備放進書包。以為這是潘素送我的小禮品。
「這不是禮品，是我畫的一個樣子。你要照著它畫。」說著，潘素遂從
抽屜裡取出一大疊空白書籤。讓我拿回家去畫，兩周以內全部畫完。
書籤雖小，畫面卻是精心佈置了的：有松，有水，有遠山，有近石。潘
素叫我當場就照著畫一張，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鐘，便畫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邊說，邊拿起筆給我塗改，又重新配色。
我問：「潘姨，這樣一張書籤能賣多少錢？」
「五分。」她頭也不抬，繼續修改我的小書籤；還給我講解畫面無論大
小，必須講究佈局的道理。
小書籤經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來。可潘素說：「不行，
你一張也不能要。工廠發下來的書籤，是有數的。畫好後，要如數交回。」
在以後的兩周時間裡，我每做完學校的作業，便在燈下畫書籤。畫得很
認真，很嚴肅。我的嚴肅認真，不是為了學什麼佈局，只是為了潘素。父親
舉著我畫好的書籤仔細端詳，挺高興。誇我能幫著老師幹活兒了。我不敢告
訴父親書籤的價格。我更不敢問潘素：每畫一個書籤，您能得多少。是一分
，還是二分？
我把畫好的書籤整整齊齊地交給潘素的時候，她一個勁兒地謝我，說我
幫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務。我覺得北京市成立國畫工廠，是件很奇怪的事。
創作國畫的機構或組織，怎麼能叫工廠？從名稱上看，政府似乎就沒把潘素
視為畫家，而是當作職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書籤翻檢了一過兒，發現在一個書籤裡，我畫丟了一座淡
青色遠山。她當即補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對我說：「今天，帶你去故宮
。」
我問張伯駒：「您去嗎？」
「怎麼不去？是我提議的。每年故宮要舉辦院藏書畫展，東西是一流的
。我們都該去看看。」
我們三人，步行至故宮。仍然是張伯駒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後。陳列
大廳內，佳作濟濟，觀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學的青綠山水手卷的展櫃前，細細講了起來。她告
訴我：山水、人物、花竹、鳥獸，陶孟學無不擅長，筆法直逼南宋。特別是
山水，多用青綠。她讓我仔細觀摩這幅長卷。因為下個星期，要教我畫青綠
山水了。
張伯駒背著手，獨自瀏覽。大廳裡有些陰冷，清鼻涕流出來，他順便用
手一擦，了事。他欣賞這些故宮藏畫，遠沒有潘素看得細緻。好像自己與這
些藏品是老朋友了，這次來，不過是抽空會個面罷了。我越接近張伯駒，就
越覺得他是雲間的野鶴、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沒人能比。
我想聽他講講這些故宮珍品，便問道：「張伯伯，您能給我講解講解嗎
？」
他說：「你又不學字畫鑒定。字畫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講的。紙張
、題款、印章、裝裱、佈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現在是學畫，在家
教了你畫法，到了這裡，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領
會。」
只參觀了一個多時辰，張伯駒便催著出門。
「為什麼？」我偷偷問潘素。
「先頭在家就說好的。看完展覽，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張伯駒對我說：「小愚，這樣的展覽，你來一趟是不夠的。」
我是聽話的。按張伯駒的要求，一個人多次去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展
覽。但我從沒有看到陳列張伯駒捐獻的陸機《平復帖》或展子虔《游春圖》
。據說，《游春圖》裡的馬，畫得最好。後人稱之為「天下第一馬」。我又
想，官方這樣做似乎是對的。寶馬歸新主，何必見舊人。再說，舊人還被新
主劃為了右派。
一天晚上，飯後無事，大家在北屋客廳閒坐。警衛秘書王鎖柱進來，對
父親說：「有一對夫婦來訪。」
「是誰？」我問。父親接過會客單，那上面在來賓姓名一欄裡，填著：
潘素。
「快請他們進來。」父親邊說邊從沙發上站起來，急步走到庭院，又高
叫勤務員趕快把前後院的電燈統統打開，並瞪著眼對我說：「你的老師登門
，跟著我做什麼？還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剎時變得明晃晃。張伯駒夫婦在光暈樹影間，快步而行
。我跑了過去。父親帶著興奮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賓坐定後，父親先開口：「這麼晚了，你們又徒步而來。一定是有什
麼事情吧？」
潘素告訴我們：她受聘，要到吉林藝術專科學校去教國畫。
父親即問：「那伯駒先生呢？」
「當然，我們是一起去了。」
父親又問：「伯駒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談妥了嗎？」
張伯駒答：「我到藝專也能做點事。如教教詩詞，或講講書法。」
父親捨不得他們離京北去，但終歸是高興的。他說：「張先生，這可是
大材小用哇！你們夫婦是有才氣和有學問的人，北京埋沒了你們。現在，有
吉林的學校請過去教書，也好。不過，總覺得有些委屈你們。你們的才學，
靠我們這些民主人士欣賞是沒有用的，要等到中共裡面的伯樂去發現，才能
發揮出來。」
潘素說：「我想，起碼那裡的生活環境，會比這裡好一些。」
父親停頓片刻後，說：「我如今是個被撤了職的人，在行政方面沒有什
麼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還有幾個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壽軒，是我們民盟
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沒有被牽累進去，如果沒有意外，現在可能
還在擔任副省長。他即使不擔任副省長，中共也會安排他充任其他領導職務
的。你們去後，我會與他聯繫，把你們夫婦的詳細情況告訴他，請他關照你
們。」
潘素既是客氣，又是感激地說：「那就多謝了。章部長自己身處逆境，
還要去操心別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邊的張伯駒，是不會說這些的。父親要給他們餞行，
約他們後天來吃晚飯，說：「憑個政協常委和350元的工資，我請你們吃一
餐飯的能力還是有的。」
張氏夫婦推辭了，說行期緊，還有許多事情等著去處理。今晚就是特來
辭行的。送客時，父親執意送至大門。月亮升起來，樹影花香，庭院另有一
番朦朧的景致。父親與張伯駒並排走在前面，倆人一路無話。晚風裹著涼意
，輕輕吹拂他倆已經開始灰白的額角。
父親無論如何要用老別克車，送他們。張伯駒答應了。到了大門口，父
親雙手握住張伯駒的手，說：「如果你們夫婦休假回北京，一定要來我這裡
！」
人走了，燈滅了。我們的家又恢復了寧靜。
夜已轉深，父親仍無睡意。說：「小愚兒，陪老爸爸再坐會兒吧。」不
想，父親與張伯駒的淡泊之交，於短別之際是如此沉鬱的一抹。
張氏夫婦去長春不久，民盟召開中委會。開會期間，爸特意請徐壽軒吃
飯。謝天謝地，徐壽軒沒有回絕，來了。雖是老友重逢，但沒有了以往那種
無拘無束、無所不談的氣氛，彼此客客氣氣地扯些與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過，父親已經很知足了。那時國家已進入了自然災害時期。一桌飯菜是用
心準備了的。在飯桌上，父親提起了張伯駒，遂問徐壽軒，是否知曉其人。
徐以點頭做答。
父親鄭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詳細地介紹了張伯駒和潘素後，說：「希望
你在吉林能關心、照顧這對有貢獻的夫婦。潘素的工作已經定了，是在一個
藝術專科學校教書。張伯駒的工作好像還沒有確定，他在文物鑒定、藝術鑒
賞方面是中國一流專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壽軒，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
跟省裡的人疏通一下，給張伯駒安排個妥當的、能發揮他專長的工作？」徐
壽軒當時滿口答應。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關心、照顧過張伯駒夫婦。
父親萬分慨歎張伯駒夫婦的離京謀職。徐壽軒走後，父親說：「凡是有
才能的人，總會受到外在世界的壓迫。中國這樣，外國也如此。」
1962年1月，春節即臨。北京的老百姓都在為國家配給的幾斤zhu肉雞蛋、幾
兩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張伯駒夫婦徒步來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
們從吉林返京的消息，讓我的父母頗感突然。
張伯駒只解釋了一句：「前兩天從吉林回的北京，節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
他倆是下午來的。父親說什麼也要留他們吃晚飯，於是，馬上叫洪秘書
和梁師傅想方設法弄幾個菜來。
從張氏夫婦的神情氣色上看，他們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暢些
。張伯駒告訴我們，他擔任了吉林省博物館的第一副館長。潘素則說，她的
教學搞得不錯，還在那裡開了畫展，觀者踴躍，備受讚譽。特別是她的大幅
青綠山水畫，引起東北畫界的極大震動。——我知道，無論教學，還是畫展
，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發達的北京，不讓她做。從事文物博物的
指導工作，對張伯駒來說，可謂人盡其才。可傳統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幹。
見他們在吉林工作順手，生活舒坦，父親特別興奮，連連舉杯向他們祝賀。
我對潘素說：「自您走後，我再沒有畫畫了。」潘素聽了，直說可惜。
張伯駒卻道：「關係不大，詩畫是一輩子的事。」
飯後，潘素細言細語對我說，抽個時間把借我以供臨摹之用的她的畫作
，清理出來還回去。她還特別做了解釋：「要這些畫，是為了帶去吉林作教
學示範。」
潘素的《什剎海冬景》水墨畫，是我最喜歡的，一直存放在我的書房。
蒼遒的樹幹，無葉的柳枝，不過寥寥數筆。晦暗的天空，含雪的遠山，盡在
隨意點染之中。我指著畫對父親說：「我太喜歡它了，不想還給潘素。爸，
我能請求她把這張畫送給我做個紀念嗎？」
「不行，必須還。」父親口氣無庸置疑，我心裡很不痛快。
父親見我面帶不悅，便道：「我的小女兒，請記住，畫只能由畫家主動
送你，而你決不能向畫家討要。這是規矩，也是修養。我有不少齊白石的畫
，卻沒有一張徐悲鴻。其實，我跟悲鴻的關係要比齊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邊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學生的老婆當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風韻的，令許多的光棍學生暗羨不已。現在悲鴻的馬，被認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終認為悲鴻的油畫，特別是裸ti女人畫，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濟深）家中，他對我說：『伯鈞，我送你一匹馬吧。』我說：
『我不要你的馬，我要你的女人。』悲鴻聽了，搖頭說：『那些畫，是不能
送的。』」
父親的確喜歡油畫和西畫中的裸ti作品。他每次去歐洲開會，用公家發
的外匯除了買黑格爾的書，就要買些油畫畫冊和裸ti素描畫冊。與之同行的
畫家邵宇吃驚於他的這一愛好，曾主動送過不少質量很高的西方繪畫圖冊。
父親說：「人體繪畫，中國不行。」他見我也喜歡，遂將這類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畫室存放。
後來，父親又送我一張18世紀德國印刷的鉛筆素描畫。畫面是位端坐
在鋼琴旁、一手扶鍵的美麗少女。
「你看，她的神態有多美。」父親讚歎不已，並親自將素描畫鑲嵌在銀
灰色的木質雕花相框內，懸掛在我的畫室。
有一次，父親發現了我臨摹潘素的一尺見方的習作，畫的是中國山水畫
中司空見慣的松林與石崖。父親說：「我來收藏它。」
我說：「是我的臨摹。」
「我知道。」
「爸，等我畫一張自己的，送你。」
父親擺出一派莊嚴的樣子，說：「好。我等著，等我女兒的畫作問世。
」說罷，我倆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與張氏夫婦失去了聯繫，父親與他們
也沒有了往來。
1966年「文革」開始，父親已是萬念俱灰。對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