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苏联专家？我知道，还不是你们那儿两个姑娘们造的谣言！那两人都是道地的土包子，见了外国人吓的没处躲，看见别人出风头可又要吃醋，背后就去糟蹋人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刘荃觉得这话倒也很近情理，周玉宝与赖秀英恐怕也的确有这种心理。
戈珊从他的脸色上看出他已经摇动了。“女人都是妒忌心最强的，”她又说。
“是吗？我也听见说。”刘荃微笑著说。
“女人像我这样的真少，”戈珊说：“我倒是从来不妒忌的。”
“是吗？”
“是吗，是吗──干吗这样阴阳怪气的？”
她继续抚摸著他的脸，他也抚摸著她。
她怕痒，身子一扭一扭，头枕在他的膝盖上，也溜了下去，倒挂在空中。那美艳的脸庞颠倒著看，彷佛更加美艳。刘荃想起小时候在校园里，在金黄的夕照里把头向后仰著，仰到不能再仰了，倒看著满天的霞彩与青葱的园地，一切都特别显得鲜艳欲滴。
他忍不住伏下身去吻她的白嫩的喉咙。
“真的，我从来不妒忌的。你有别的女朋友我绝对不干涉，”戈珊说。
“哦。”他吻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从来不把你过去恋爱的事情讲给我听。”
“我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她一定逼著他说。
“你自己的事从来不告诉我，倒尽著查问我。”刘荃说。
“我告诉你你要吃醋的，你告诉我我不会吃醋的。”
“你这种态度真好，可惜遇到我这么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吃醋的机会。”
“还耍赖，还耍赖！”两条白蛇紧紧地匝住他的颈项。“勒死你！今天非得要你把那女朋友的事招出来！”
“什么女朋女？”刘荃并不是存心欺骗她，但是他实在不愿意在她面前提起黄绢的名字，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但是后来戈珊说：“告诉你，我早已充分掌握了材料，不过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
刘荃笑了起来。“你这一套逼供的手段我也会。”
“真是不识好歹，”戈珊在他额角上重重戳了一下。“──不要你了！给你头上贴一张邮票寄到济南去。”
刘荃震了一震，笑著说：“济南？”
她向他笑。“寄给济南团支部黄绢同志。”
“你怎么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哼，告诉你：我的情报网比你深入，而且我的情报是绝对正确的，不像你，听了点没根据的话就来跟我乱发脾气！”
那天他离开她那里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猜测著她是从那里打听到的。他觉得实在有点奇怪，因为黄绢和他的事根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然后他乘电车回去，在电车上掏钱买票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把他装零碎钞票的那只旧信封拿出来看了看。黄绢寄给他的信很多，他一向总是利用那信封装钱，可以随身带来带去，彷佛也是一种安慰。已经成了习惯。那信封上的邮戳虽然可看出是济南寄出的，寄信人的名字却只有“黄缄”两个字。但是在这励行节约的时候，大家写信都是把旧信封翻过来再用一遍，所以她这封信也就是他寄给他的，里面赫然写著她的姓名住址。戈珊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翻他的口袋。信封破了就再换一只，她可以看出他们是经常通信的。一定就是根据这一点线索。不过他知道，下次他问她，她一定仍旧故作神秘，不肯说实话的。
他把那破旧的信封又揣到口袋里去。近来越来越怕写信了，也怕接到她的信。虽然大家说来说去只是几句冠冕堂皇互相鼓励的话。
他觉得他应当把实话告诉黄绢，叫她不要等他了，他不值得她爱。会有比他好的人去爱她的。至於他，让他去吧，他已经习惯於黑暗。少女是光，妇人是温暖。眼前他所要求的只是一点温暖。他对於戈珊没有存著什么幻想，但是他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和他一样被欺诓的，在学生时代就跟著共产党走，现在她什么都完了，她不但有病，心理上的病态也很严重，所以她把男女关系看得那样随便。他觉得她需要一个人去爱她。她或者会好起来。
有时侯他这样想。有时候他又怀疑他只是贪恋著那迷人的肉体，而又不能正视这单纯的事实，所以要加上这么许多解释。
在一个酷热的下午，他到她那里去，突然天色阴黑，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很大。刘荃扶著阑干，沿著那露天的小楼梯走上去，潮湿的水泥梯级已经成了暗黄色，上面黏著一两片洋梧桐娇黄的落叶。他揿了半天铃没有人开门，她一定是出去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笔来，又找出一张纸条子，抵在那绿漆小门上匆匆写了两行字，“来访不遇。明天下午或者能来。”下面没有署名。她会知道是他。他把那张纸双摺了一下，弯下腰来从门缝里塞了进去。
一阵狂风吹过来，她那紫红布窗廉突然鼓汤著，从窗户里飞了出来，飘在半空中，像是向他挥手。跟著就又往里面一吸，吸了进去。密密的雨点也跟著往里扫射，可以听见她沙沙地打在桌上，像撒豆子似的。刘荃不禁有些担忧，想起他们编的那小册子的校样，前两天看见她从报馆里带回来搁在那张桌子，不知道还在那里不在，恐怕全打湿了。那窗户离那楼梯有好几尺远，也没法替她关窗。
他转过身走下楼梯，快到人行道上了，忽然隐隐地听见一声“砰！”回过头来一看，那玻璃窗已经关上了。成片的雨水在那玻璃上流著，那紫红色的窗廉静静地被关闭在玻璃里面。
刘荃站在那里，茫然地向上面望著。然后他很快地走了，心里充满了愤怒。
她那里向来除了她自己，什么人都没有。听她说有时候叫白俄房东的女佣替她打扫打扫房间，但是如果是那女佣，外面揿铃揿得这样啊，也绝对没有不开门的理由。
第二天他再到她那里去，有一个黑红肤色的青年在那里，是文化局警卫科的人。戈珊的态度很自然，替他们介绍之后，大家随便谈著。但是刘荃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质问她，对於这种浮泛的应酬式的谈话实在感到不耐烦。那青年虽然也不大开口，却老是坐著不走。大家就这样乾迸著，等著看谁把谁迸走。
谈话一直延长下去。刘荃有意无意地抬起手来看了看表。他趁著出差，弯到这里来一趟，实在应当走了。
“你别性急，”戈珊说：“魏同志大概也就快来了。他们这些忙人，约了时候向来不算数的。”
“哪个魏同志？”那青年问。
“还有谁？”戈珊笑著说：“就是你们的老魏。”
“他要上这儿来？”那青年显然吃了一惊。
戈珊似乎不愿意多说，含糊地应了一声，然后把下颏微微向刘荃努了努。“喏，这位刘同志有点事找他，我约了他们在这儿见面。”
那青年像是恐慌起来，随即搭讪著站起来匆匆告辞走了。
“你看讨厌不讨厌？”戈珊伸了个懒腰，“要不是我抬出他的上级来吓唬了他一下，还不肯走呢！”
刘荃没有作声。
戈珊见他满脸不快的样子，立刻向他身上一坐，又委屈又疲乏地把脸埋在他肩窝里。“知道你今天要来，特为在这儿等著你，这小鬼偏跑了来赖在这儿不走──就有这样不识相的人！真气死了！你昨天淋著雨没有？”
刘荃半晌才答了声：“还好。”
“我真倒霉，在外滩，刚赶上。”
“哦，我还当你在家里呢，看见你关窗户。”
“活见鬼了！”戈珊张大了眼睛望著他。“我在家怎会不开门？”
“我怎么知道呢？”
“你又瞎疑心！”她顽皮搥了他一下。“怎么你看见有人关窗户？是谁？是我呀？”
刘荃懒懒地说：“反正不是你就是另外那个人，又有什么分别。”
戈珊一听这话，显然他并没有看清楚是什么人，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她立刻理直气壮起来，一歪身从他膝盖上溜了下来，坐在沙发上把他乱推乱撞。“得了得了，你走吧！我受不了！一天到晚找岔子跟我闹，老是瞎疑心！我告诉你吧，昨天不错，是有人在这屋里！就是今天来的那小王。他是结过婚的，他女人在新闻出版处做事，两人一个住在男宿舍里，一个住在女宿舍里，所以没办法，跟我商量，借我这地方会面。”
“哦，”刘荃微笑著说：“这也不是什么违法的事，人家是正式的夫妇。干吗要你这样替他们守秘密！”
“我这不是告诉你了蚂？先我没说，也是因为怕你不乐意，觉得我这儿成了个小旅馆。真讨厌，那小王，刚才还在那儿磨著我，下星期还要来。所以老坐著不肯走呢！”
他明知道她是说谎，虽然她这谎话说得相当圆。
她又和他纠缠著。拥抱著她的时候，他心里想这样的女人，他就是在她里面生了根，她也仍旧是出墙红杏，她的眼睛向他笑，真正的她似乎在那微笑的眼睛的深处闪烁著，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这使他更疯狂地要占有她。
在他的疯狂接近顶颠的时侯，忽然门铃响了。
“是谁？不要是魏同志吧？”刘荃说。
“唔？”
“你忘了？小王的上司。你不是说他要来吗？”
两人同声笑了起来。“不要真是说著曹操，曹操就到，”刘荃说。
外面的人继续揿铃。
“让他揿去，”戈珊说：“管他是谁。”
又揿了很长的两响。刘荃有点不安起来。
“别理他，”戈珊说。
铃声终於停止了。似乎人已经走了。但是房门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小三角，面积渐渐大了起来，是一摺叠著的便条，从门底下塞了进来。
刘荃不由得想起昨天他自已站在门外揿铃的情形，并且昨天那时候房间里面又是什么情形，也如在目前。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那样污秽黯淡，而且稍有点滑稽。
他突然坐起身来穿衣服。
“怎么回事？要走了？”戈珊诧异地笑著。
刘荃没有回答。
她随即生起气来。“你这脑袋完全封建，送封信来都要吃醋──吃的哪一门子的醋？发了昏了！你凭什么资格管我？好，你走，你走，以后可再也别来了！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
刘荃默默地坐在床沿上俯身系鞋带。
戈珊的一枝香烟一直不离手，她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香烟使劲揿在他胳膊上。他想甩开她，但是她下死劲揪住了他不放。被烧灼的皮肤丝丝作声。他夺回了手臂，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8
这一向报纸上加紧宣传“肃清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有一个摩纳哥人名叫黎培里，忽然成为新闻人物。戈珊奉命搜集材料，证明他的反人民罪行。
黎培里这名字一向不见经传，戈珊在资料室里查了半天，像大海捞针一样，最后总算找到一则新闻，原来他曾经被任为外交使节，有一张旧报纸上刊出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他谒见国民政府的首脑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并且刊载著国书的全文，无非是照例的一套官样文章，希望两国的邦交有增无已，对於中国国民政府的领袖蒋介石表示钦仰，并且深信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必定日益向光明灿烂的前途迈进。
戈珊连读了两遍，心里想如果根据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国民政府的特务，那么所有的外来使节都呈递过这样善颂善祷的国书，连苏联的大使都不是例外。但是实在找不到别的资料，也只好拿了去搪塞一下。
领导上对於黎培里的案件十分重视，所以她立刻把那张报纸送到社长室去请他审核一下。她在房门上敲了敲，听见社长蔺益群的声音说：“进来。”她一推门进去，原来有客在那里，坐在蔺益群的写字台左侧，两人吸著烟闲谈著。戈珊认得那是新华社社长申凯夫。
“嗳，戈同志──好吧？”申凯夫向她点头微笑。他生得高而胖，苍白的脸上戴著新型的熊猫式黑边眼镜。头顶已经半秃了；也许是由於一种补偿的心理，鬓发却留得长长的，稍有点女性化。穿著一套纤尘不染的雪青夏季西装。
“我们在这儿谈京戏，”蔺益群笑著向戈珊说。
“赵筱芳不错，”申凯夫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声，彷佛是他刚才已经说过了的话。
“就是表情太足了。”蔺益群吃吃地笑了起来。“你看了她的『玉堂春』没有，唱到『那一日梳妆来照镜，』就真比划著，一只手握著镜子，一只手握著篦子，大梳特梳。唱到『奴』就指著自己鼻子，一个字都不肯轻轻放过。”
申凯夫安静地微笑著，微微点了点头。“其实这倒也是她的好处。”
从他那温和而坚定的口吻里，蔺益群感觉到他是在引用马列主义。同时蔺益群又忽然想起前次恍惚听见说，赵筱芳最近行踪很神秘，还有人看见她从一辆遮著蓝布窗廉的汽车里走下来。难道是申凯夫看中了她？还是另一个比申凯夫地位更高的人？”
“那当然，”蔺益群急忙改口说：“其实所谓洒狗血，讨好三层楼观众，三层楼观众不就是劳苦大众么？”
申凯夫略点了点头。“都市里的劳苦大众当然份子不纯，离工农兵还很远。不过她这路线是对的。”
“路线是对的，”蔺益群也承认。
“嗳，我别耽误了你们正经事，”申凯夫忽然笑著说：“戈同志找你有事呢。”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戈珊说。
“这是什么？我瞧瞧。”申凯夫一伸手，把那张旧报纸接了过来。
“是关於黎培里的资料。”蔺益群忙站起身来凑在申凯夫肩上看著。
申凯夫匆匆读了一遍，把眼镜向上托了一托，似乎很紧张。“好家伙，把老蒋捧得这么厉害。”
“拿来，拿来我看。”蔺益群带笑伸手来抢夺。
“十足暴露出他是个美蒋走狗。”申凯夫把那张报纸摺了起来，向胸前的口袋里一塞。“这是全国性的运动，这篇稿子应由新华社统发全国。”他沉重地站了起来，“走了！瞎聊了半天，不耽误你们的正事了！”
蔺益群与戈珊虽然仍旧笑嘻嘻的，不免面面相觑。
申凯夫走了，戈珊也想跟在后面就溜了出去。她知道兰益群一定很生气。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因为是骈枝的宣传机构，彼此竞争得非常厉害。
“戈同志，”蔺益群大声叫著。
戈珊只得转过身来。
“下次进来先打听打听，里头有人没人。”
戈珊忙陪笑说：“今天我一下子大意了，没问一声──”
蔺益群没等她说完，就冷峻地微微点了点头，是要她立刻走开的表示。
戈珊迅速地走了出去，心里一百个不痛快。到了外面的大房间里，却又有一个极不愉快的发现。屋角新添了一张桌子，刘荃坐在那里看报。
“抗美援朝会派了个人到这儿来当联络员，”一个同事告诉她。
“讨厌！”戈珊向自己说。
刘荃始终不理睬她，她也不睬他，但是她常常要袅娜地在他桌子面前走过。有一次她给另一个同事写了个字条子，团成一团丢过去，又不小心打在刘荃肩上。
他完全不理会。有一次为了公事需要和她谈话，也是极简短的几句。一方面她也是冷若冰霜，一脸不耐烦的样子。
有一次戈珊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来听。“……哦，你等一等。”然后又问了声：“你哪儿？……”她把听筒向桌上一搁，同刘荃那边没好气地叫喊了一声：“你的电话！──文汇报的记者。”
刘荃走过来拿起听筒，戈珊向他瞟了一眼，轻声说：“喝！有记者来访问了，现在是真抖了，怪不得不理人了！”
“喂？”刘荃向听筒里说：“嗳，是的，我是刘荃。……咦，是你？──”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面，他最想不到会是她。
“我今天上午刚到。已经打过一次电话来了，没打通，”黄绢的声音兴奋地笑著说：“真想不到──在济南忽然接到命令，把我调到上海去在『团报』工作，也来不及写信告诉你──信到人也到了。”
刘荃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几点钟下班？”黄绢问：“你现在忙吗？在电话上讲没有妨碍吗？”
“没关系，没关系，”他说。
他倚在写字台角上站著，背对著戈珊。戈珊坐在那里翻著一叠文件，有意无意地把电话线挽在手上绕著玩。绕来绕去，电话线越缩越短，刘荃不得不拨过头来对著她。她有意无意地向他笑了一笑，一只眉毛微微向上一挑。那娇媚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歉意，但是彷佛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气，又像是眼看著许多回忆化为烟尘，使她感到迷惘。
刘荃怔怔地望著她，没有感觉；或者是心里太乱，分辨不出是什么感觉。“我现在走不开，”他机械地向电话里说：“一会儿见。”他挂上了电话，立刻回到自己的角落里去。
戈珊仍旧把电话线绕著玩，她在和隔壁一张桌子上的人谈论著买团体票看电影的事。
星期日的上午，百货公司前面照例挤著许多无处可去的人，小职员，拖儿带女的黄脸妇人，全家都穿著灰扑扑的蓝布解放装，站在橱窗面前看著里面的活动广告作为消遣。橱窗里正中陈列著史达林毛泽东的照片，后面一只银色纸扎大轮盘徐徐转动，轮盘上缀著一只只和平鸽。人们在娱乐方面变得非常容易满足，现在的戏剧电影也并不比这个好看多少。大家抱著孩子站在那里孜孜地看著。大些的孩子们坐在街沿上的铁阑干上，无聊的踢著阑干。
刘荃和黄绢在人丛中缓缓地走著。看到橱窗里的和平鸽，黄绢说：“近来和平的空气很浓厚。”
她曾经听见人背地里在说，援朝的战事不利，所以现在发动了浩大的和平攻势，急於要议和。“也许真的会停战了，”她说。
刘荃却笑著向四面看了一看，然后低声说：“列宁说的：『共产党人的和平，不是和平主义的和平──是彻底消灭敌人的和平。』”
“这是列宁说的还是你说的？”黄绢有点慌张地带著笑轻声说。
“真的。在『列宁全集』上，不信我可以翻给你看。”
黄绢沉默了。她到上海来以后，这是第二次见到他，她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异样。他用讽刺的口吻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一般的情形。不管旁边有人没有人，她不鼓励他说那样的话。
刘荃自己也知道他话说得太多。这也是一种逃避，很奇异地，他几乎用这些辛辣的言语来挡掉她的手臂，他不要和她接近。他自己有一种不洁之感。
她比他记忆中似乎还更美丽，头发现在完全直了，也留得长了些，更像一个东方的姑娘。她没有戴帽子，蓝布制服洗得褪成淡紫色。
走过一家电影院，刘荃说：“去看场电影吧？这张片子北边演过没有？”看一场电影又可以占掉不少时间，散场后他可以送她回宿舍了。
电影院的领票员也和观众一样穿著蓝布制服，只是手臂上裹著一块白布臂章。影片还没有开映。在那昏黄的剧场里，卖冷饮与冰淇淋的穿梭来住，还有人托著一只洋磁脸盆，上面盖著一条热气腾腾的毛巾，轻声吆喝著“豆腐乾！五香蘑菇豆腐乾！”
电灯熄灭了。今天演的是一张苏联传记片，上座不到三成，他们坐在一排的正中，前后左右都是空荡荡的，十分寂寞。
片中照例又有青年时代的史达林出现，蓄著一部菱角鬓，是一个二十世纪初期的标准美男子，一双笑眼，目光闪闪，眼光略有些鱼尾纹，更显得风神潇洒。在这张片子里，他在沙皇治下被放逐在西伯利亚，躺在那荒原上，一只手托著头，以一种微带嘲讽而又充满了热情的眼色望著一个老同志，用深沉的音乐性的声音背诵著一首长诗。
黄绢忍不住低声笑著说：“他们苏联演员扮史达林，真是扮得一回比一回漂亮。”
“大概熟能生巧，越来越大胆创造了，”刘荃轻声说。“个子也一次比一次高了。这次这演员至少有五尺八九寸。”
“现在这些独裁者有些享受，实在是从前的专制帝王梦想不到的，”刘荃笑著说：“譬如像看见自己在银幕上出现，扮得很有点像，可是比自己漂亮万倍。有比这更窝心的事么？”
这样低声谈话，自然是靠得很近。但是刘荃略略转侧了一下，依旧把身体向空座那边倚过去。虽然是极不引人注意的动作，黄绢却留了个心，从此一直到终场没有再和他说话。
散了戏出来，他们的空气间有一种新的寒冷。
出了电影院，外面在下雨。这一向常常有这样的阵头雨，他们走过一条小巷，那巷子里望进去，一个皮匠仍旧摆著摊子照常工作著，楼窗里搭著竹竿上仍旧晾满了衣裳，有一家后门口搁著个煤球炉子，上面架著个铁锅，也仍旧继续烹煮著，锅底冒出黄黄的火舌头。那雨尽管静静地下著，彷佛一点也没有沾濡著什么，简直像陈旧的电影胶片上的一条条流窜著的白色直线。
不知怎么，他们漫无目的地走到这小巷里面来了。也就像走进古旧的无声电影里，静悄悄地谁也不说话，彷佛也绝对没有开口说话的可能。
走到小巷的尽头，一转弯，迎面就看见那衖堂的黑板报，立在木架上，那黑板上又钉著两片坡斜的木板，成为一个小小的屋顶。这时雨下得更大了，他们就站在那狭窄的檐下躲雨，一面看那黑板报。是用红蓝白各色粉笔写的，把当日报纸上的要闻抄录了一遍，旁边加上花边框子。
雨哗哗地下著。
“我们下乡土改那天也是下大雨，”黄绢忽然说，彷佛带著点感慨的口吻。
“嗳，”刘荃微笑著说。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那一天。“不是有这么一个迷信：下雨天遇见的人一定会成为朋友。”
他无心的一句话，这“朋友”两个字却给了黄绢很大的刺激。“是的，我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她很快地说。
两人又都沉默了下来。
然后黄绢又说：“在韩家坨那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也许心理不大正常。过后冷静下来了，也许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可是无论怎么样，大家总是朋友，什么话都可以实说，没什么不能谅解的。”
刘荃默然了一会。“我一直是爱你的，”他说。但是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像在睡梦中说话一样地吃力，嘴唇非常沉重麻木，耳朵里虽然听见自己的声音，仍旧不能确定别人听得听不见，也不知道是否全都说了出来。
黄绢没有什么表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之后，也并没有其他的表示。大家默然半晌，她又旋过身去看黑板报。
雨倒停了。他们正要离开那黑板报的小亭子，黄绢忽然发现他肩膀和背上抹了许多粉笔灰。“抹了这么一身灰，”她说。
她替他弹著，刘荃突然把手臂围在她肩上低下头去把两颊紧紧贴在她头发上。
“你为什么这样不快乐？”黄绢终於幽幽地说。“因为──”他顿住了，然后他说：“因为──我们不见面太长久了。”
黄绢微笑了。“认生吗？”她的声音细微得几乎不可辨认，然而这三个字在他听来，却使他心里不由得一阵荡漾。
他吻了她之后才说：“现在不了。”於是他又吻她。
他们不能老是站在那里。从小巷里穿出来，渐渐又走到热闹的马路上来。天已经快黑了。经过跑马厅的土产展览会，他们正感到无处可去，就买了票进去参观。
先到手工业馆，里面只堆了一些竹椅、缸、瓮、沙锅之类的东西。再到手工艺馆，老远地就看见门前排著一条长龙，相当拥挤。
“人家都说手工艺馆比较最精采，”刘荃说：“有些绣货和福建的小摆设，还可以看看。”他们的工作单位早已强迫性地集体参观过了。
他们也去排队，缓缓地跟在后面走了进去。一进门，先看见迎面墙壁上挂著一幅巨大的五彩丝绣人像，很像一个富泰的老太太的美术照，蛋形的头，红润的脸面，额角微秃，两鬓的头发留得长长地罩下来，下颏上生著一颗很大的肉痣。
“这那儿是绣的，简直是张相片，”有一个参观者啧啧赞赏。“连一个痣都绣出来了！”
“人家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怪，”一个老妇人说。
毛主席的绣像占据了正面的墙壁，旁边的一面墙上却挂满了粉红绣花小围涎，不知为什么，统统是同样的花色，同样大小，一直挂到天花板上，使人看了觉得眩晕，又觉得愚蠢得令人感到惊奇。
刘荃忽然嗅到一阵浓烈的橘子香。然后他看见了戈珊。她大概不是一个人来的，排在她后面的两个男子也和她一样，都在剥橘子吃。距离很远，她没有注意到他，他也很快地望到别处去了。大家排著队一步一步蜗牛式地向前挪动，身边拦著红白条纹栏杆。他知道她迟早会发现他的。果然有一片橘子皮飞过来打在他身上。
黄绢刚巧回过头来和他说话，戈珊向她连看了两眼。戈珊今天彷佛非常疲倦，站在那强烈的灯光下，面颊仍旧红艳得像抹了胭脂一样，但是脸上现出许多憔悴的阴影。她向他妖媚地笑了笑。她背后挂著的无数围涎组成平剧舞台上的一堂“守旧”，粉红软缎上绣著一丛丛的绿色花鸟。
刘荃向她点了点头。那单行的队伍继续向前移动，戈珊和她的同伴们随即从另一扇门里出去了。
刘荃和黄绢终於也出来了。跑马厅里面的场地非常广阔，灯光疏疏落落的，不甚明亮。远远近近无数播音器里大声播送著苏联乐曲，那音乐也像苏联境内的那些宽阔的灰色的江河，永远在灰色的天空下奔流著。跑马厅的一角矗立著钟楼的黑影，草坪已经变成秃秃的泥地，而且坑凹不平，今天下过雨，到处都汪著水，泥潭上架著一块木板。那广场是那样空旷而又不整洁，倒很有点苏联的情调。
音乐停止了，现在改播一篇演说。声音放得太大，反而一个字也听不出，尤其是远远地在晚风中飘来，只听见呱呱呱呱，紧一阵慢一阵，简直像鸭子叫。刘荃和黄绢并肩走著，两人都笑了起来。
“也许一切慷慨激昂的演说，只要隔著相当的时间或空间上的距离，听上去都像鸭子叫，”刘荃想。
广场上停著一辆卖冰棒的小车子。他们买了两根冰棒吃。
“嗳，帮我拿著──重死了！”戈珊突然从黑影里走了出来，提著两大包东西。“我在那边芦席棚里买了点火腿。”
她递到刘荃手里，他没有办法，只好接著。戈珊从没有当著人对他特别表示亲密，因她自己也有许多顾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今天她明明是故意地做给他的女伴看。
她随即挽住他的一只手臂。“你怎么不给介绍介绍？”
“这是黄绢同志。这是解放日报的戈珊同志，”他向黄绢说。
戈珊哦了一声，说：“是黄同志！什么时候从济南来的？”
“刚来没有几天，”黄绢笑著说。
“你兜里有烟卷没有？”戈珊问刘荃。他因为天气热，把上衣脱了下来搭在肩膀上，戈珊不等他回答，就熟悉地把手插到他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来，拍出一支点上了吸著。“黄同志现在在哪儿工作？”
“在文汇报。”
“你们两位都是新闻工作者，”刘荃说。
“应当交流经验，”戈珊微笑著说。
黄绢说：“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应当向戈珊同志学习。”
“你太客气了。几时有空上我那儿去谈谈，叫他带你来。”她又别过脸来向刘荃笑了笑。“你几时来吃火腿汤？你不是说这一向很馋么？”她把火腿又接了过去，单和黄绢一个人说了声：“再见，”就匆匆地走了。
在片刻的沉默后，黄绢说：“她怎么知道我是从济南来的？”
“我老写信到济南去，报馆里的人都知道了。”
“这些人也真爱管闲事，”黄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著说。她在他旁边走著，不知不觉地偎得更近一点。刘荃觉得非常惭愧。
“她跟你很熟？”黄绢又说。
“她跟谁都是这样，”刘荃很窘地笑著说：“听说她以前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彷佛这解释了一切。
“她倒是一点也没有老干部的架子。”黄绢吃完了棒冰，掏出手帕来在手上擦了擦，随手就递给刘荃擦手。
他知道她一点也没有疑心。也许因为在她的眼光中，戈珊的年纪和他们相差太远，看上去比他至少大七八岁。
他不由得想起一年前在韩家陀搞土改的时候，她似乎对农村的女孩子二妞很有一点妒意。其他和二妞一点也没有什么。现在她倒的确是有妒忌的理由，却一点也不疑心。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讽刺吧。
但是他再转念一想，那时候她容易多心，是因为他对她还没有确切的表示。自从他明白地表示过他是爱她的，她就绝对相信他，再也不能想像他会爱上别人。她对他这样信任，他更应当觉惭愧，他想。他实在太对不起她了。
他本来以为他和戈珊已经完了，但是看戈珊今天的态度，却好像她并不是这样想。她忽然做出那样亲热的神气，不论她是有意旧欢重拾还是仅只为了要破坏黄绢和他的感情，反正他无论如何得要向她解释一下，不能再这样藕断丝连地下去了。
在报馆里说话不方便，这又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的，应当到她家里去。但是这两天恰巧又有一件突击的任务交了下来，他又回到原来的部门，帮著张励整理一些文件，实在走不开。下午又有一个会议，把他叫了进去担任记录。开完了会出来，张励告诉他：“刚才戈珊打电话来找你。”
“哦，她说什么事吗？”刘荃做出很随便的神气，这样问了一声。
“没说什么。”张励坐在写字台跟前，忽然抬起头来向他笑了笑。“你小小点，这女人不是好惹的。”
刘荃稍稍呆了一呆，但是随即笑著说：“我知道，戈珊这人相当厉害，也真会利用人，我成了他们报馆的打杂的，什么都往我头上推。”
张励没有作声，过了一会方才说：“她的工作态度想必是很认真的，可是听说私生活方面……”他又笑了一笑：“听说作风不大好。这样的女人搞上了是很有危险性的。真的。你得当心。”
“我怕什么？她还会看上我吗？”刘荃勉强笑著，用说笑话的口吻说。
张励只是微笑。
他究竟知道了多少，刘荃无法判断。也许他仅只是猜测。也可能他仅只是认为戈珊在追求他，善意地向他提出警告。可惜嫌迟了一步。刘荃不由得苦笑了。
第二天下午他好容易抽出一点时间来，到戈珊那里去。
“噢稀客！今天怎么有空来？”她开门的时候说。
那黄昏的房间里似乎有一股酒气，他一进门就踢著一只玻璃瓶，听见它骨碌碌滚开了。
“你是不是马上要上报馆去？”刘荃问。“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谈谈。”
“坐下来说吧。干吗这么垂头丧气的？跟你那黄同志吵了架了？”
刘荃坐了下来，微笑著脱下帽子来放在桌上，没有回答。
“她疑心了是不是？”戈珊倚在窗台上，偏著头望著他微笑，伸出一只脚来拨著地板上的玻璃瓶。
“她没有疑心。”
戈珊突然把那酒瓶一脚踢开了。“哦，有这样糊涂的人？──倒便宜了你！”她虽然笑著，当然他知道她是很生气，而且在这一刹那间他不知怎么有一种感觉，觉得她也和他一样猜想到黄绢不疑心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她年纪比他大得多。
他看见她很快地向镜子里望去。那镜子在那昏暗的房间里发出微光。她像是在夜间的窗口看见了一个鬼，然而是一个熟悉的亡人的面影，使她感觉到的悲哀多於恐怖。
但是这仅只是一瞬间的事。她随即对著镜子掠了掠头发。她还是很美丽的。她笑著走过来，从沙发背后搂住他的脖子，温柔地吻他的头发。她忽然有一个新的决心。光为了赌这口气，也得把他抢回来。
“不要这样，”刘荃扳开她的手。“我们早已完了。”
“是吗？”她格格地笑著在他脸上乱吻著，“是吗？我倒不知道。”
刘荃很快地推开了她，坐到一边去。“我今天来就为了跟你谈这个。”
“你先告诉我，你们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她又黏了上来。
“我们是纯洁的。”
“我真不信了！你现在学坏了，还能像从前那么傻？”
刘荃自己也说不出来他为什么那样生气。他觉得都是他自己不好，连黄绢也联带地被侮辱了。他用力推开了戈珊，站了起来。
她也变了脸。“这又是生的哪一门子的气？”她冷笑著说。“何必这么认真，大家都是玩玩，总有玩腻的一天──这种事都是双方的，你腻我不见得不腻。老实说，真受不了你那罗唆劲儿，疑心病那么大，简直像疯子似的。要不是嫌你那脾气讨厌，我早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你想。我要是愿意要你，一百个黄同志白同志也没有用。你别以为自己主意大得很，哼！我别的不成，对付你还对付得下来，我告诉你！”
说到最后两句，她把刘荃的帽子从桌上拿起来，向他那边一遍，显然是要他立刻就走。他没有马上伸手去接，她这里已经不耐烦起来了，随手就把帽子向窗外一丢。“哪，快去，快去捡去！”她笑著说，那口吻很像一个驯狗的人把一样物件抛得远远的，叫狗去拾回来。她狂笑起来了。
刘荃向她看了一眼，然后就走了出去，随手带上了门，他从那露天的楼梯上走下去，在街沿上拾起他的帽子，弹了弹灰。
他知道她是愤怒到极点。他现在对於各阶层的干部的内幕比较熟悉了些，大家怎样互相倾轧看得多了，他知道她有很多报复的机会，心里不免时刻提防著。
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除了在报馆里每天见面有点觉得窘，此外也并没有什么。两三个月之后，他渐置之度外了。这时候却又酝酿著一个大风暴，增产节约运动蜕化为三反运动，这些机关的干部正是首当其冲，人人栗栗自危。
十二月初，开始抽调“政治清白”的非无产阶级出身的非党员干部，到市委组织部去参加三反政策学习。刘荃也在内。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又回到报馆里的工作岗位上。
解放日报也像一切机关与公共团体一样，实行“排班制度”，从领导干部到工役，都把姓名排列起来，先开小组会，再开全体大会，进行坦白检讨。
刘荃占便宜的是他职位既低，又不处理财务，没有贪污的机会。又是单身一个人在上海，他家里在北方还可以勉强度日，他的薪水是供给制，向不寄钱回去，上海也没有什么戚友来往，一切嫌疑都比较轻。但是轮到他的时候，依旧大家争先恐后纷纷发言，骂得他体无完肤，把各式各样的帽子套在他头上。幸而刘荃在三反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窍门，所以相当镇静。他记得陈毅市长的话：“三反斗争将要像狂风暴雨似的打来，不论好人或坏人都要受到暴风雨的侵袭，然后始能确定谁能够存在，谁需要淘汰。”他等大家尽量地提过了批评之后，再度坦白了一次，拣那些不太严重的罪名，大致都承认了，宣称以后改过自新，也就算“过了关”了。
又接连检讨了好几个人，才轮到戈珊上台去坦白。她态度非常老练，口齿又流利，侃侃地暴露自己的思想状况，揭发自己的功臣思想，自由散漫作风，浪费的倾向。
台下早已闹然叫了起来：“完全避重就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后排有一个人站起来大声叫著：“戈珊同志！大家都知道你腐化堕落，私生活不严肃，还在搞旧社会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你还不彻底坦白！”
“今天非得整她一整！”另一个角落里又喊叫起来。
“非斗倒她不可！”
“这还是党员呢！”
“打倒腐化份子！澄清党的队伍！”
戈珊依旧含著微笑，把她的列宁服袖口里露出来的一截大红绒线袖子往上腋了腋，等著这一阵喧嚷静了下来。“大家对我提的批评我完全接受。我实在无法为自己辩护。我非常惭愧，至今的意识里还存在著若干成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有自由浪漫的倾向，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又养成了游击作风，所以我在男女关系上，虽然是以同志爱为出发点，但是结果超出了同志爱的范围，发生了暧昧行为。身为党员，不能在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反而破坏党的威信，我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制裁。不过我仍旧希望大家给我一个自新的机会，我一定愉快地自动地洗掉身上的肮脏，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改造。”
一席话说得非常漂亮动听。她说完之后，竟有片刻的静默。但是随即有人高声叫著：
“不行不行！坦白得不够具体！”
“是谁跟你有暧昧关系？快坦白出来！”
“马上把名字宣布出来！”
本来他们对戈珊一开始攻击，刘荃已经紧张了起来，现在索性一步步地逼到他身上来了。他知道戈珊的爱人不止他一个。但是她恨他。而且把她的爱人名字坦白了出来，以后就绝对不可能继续来往了，而他是已经和她断绝来往了的，正好拿他来挡一阵。
偏偏他刚才已经上去坦白过了，而并没有提起这件事，现在再被检举，更是罪上加罪。但是刘荃竭力叫自己镇静些。究竟干部搞男女关系并不是什么滔天罪行，他对自己说。可是一被揭发，黄绢不久就会听到这回事，她不知道作何感想？如果是他自动地告诉她，或者还有希望得到她的谅解，然而他一直没有说，现在已经失去了这机会。
“快坦白！快宣布出来！”喊声一阵高似一阵，像暴风雨的呼啸。大会已经连开了三个钟头，这些疲倦的人们在这黄色案件得到了片刻的兴奋与满足。
戈珊站在台上，虽然仍旧微笑著，似乎也有些眼光不定，流露出一丝慌乱的神情。刘荃根据自己刚才的经验，知道从台上看台下，只看见黑压压的无数人头钻动，但是她也许是由於心理作用，就像是她的眼光不住地向他脸上射过来。
“快把名字坦白出来！”群众继续鼓噪著。
“好，我坦白，”戈珊终於大声说。她脸上有点红，嘴角挂著淡淡的笑容。“是张励，”她说。
许多人对於这名字都不大熟悉。台下依旧哄声四起。
“抗援总会的张励，”戈珊又大声说了一遍。
刘荃诧异到极点。他回过头去望著后排。他被抽调去学习三反的期间，是张励代替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所以今天张励也在座。
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著。“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著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乾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他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於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著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著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著米色蓝方格围巾，穿著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著。”她坐到窗台上去，晒著太阳织绒线。
刘荃沈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像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你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著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著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著那褪色的红绒线。
9
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夥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品质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线上给以考验和锻练。”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
有一天刘荃拆开了一封信，是检举陈毅市长的，署名“一个忠实党员”。信里说一九四六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改编的华东野战军，被困在鲁中南一带的山区。延安派了人送来大批的假法币，供给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域采购必需品。陈毅就派干部化装商人混入济南青岛，替伤员购买医药。但是这笔款子只用半数买了医药器材与药品，其余都买了皮大衣、鸭绒被、皮靴、皮手套。此外还买了许多罐头食品给伤兵吃“营养餐”。但是“忠实党员”说：“我那时候正负了重伤，睡在篷帐里，连一条被子都没得盖。我听见说有这些食品，但是并没有看见过。后来我发现全堆在陈司令的总部里，我们退出鲁中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见了。”
他又控诉陈毅历次贻误军机，不听忠谏，损失士兵，放走敌人。一九四九年盲目攻击金门岛，又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措词非常严重，刘荃看了，不知道应当怎样处理，只有马上拿了去请示上级。
他们这一组的组长不是外人，正是抗援总会华东分会的崔平同志。刘荃过去和崔平很少接触，只知道这人架子很大。现在高级干部穿西装的很多，他论地位还够不上穿西装，因此总是穿著一套剪裁合体熨烫精的黑呢人民装，更加衬出他那一张白净平整的长长的脸，大大的嘴。只是他脸上永远带著一种不愉快的疙瘩神气。也有人背后议论，说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有赖秀英这样一个爱人，但是他这样一个疙瘩人，怎么会爱上她的，始终是一个谜。
刘荃把这封信送到他办公室里，他正拿著一枚鸡血石图章，细心地用一根牙签剔著印纹里的红泥。刘荃记得他去年刚来那时候，赵楚崔平这干人都还是因陋就简，用著木头戳子，现在却是每人都有好多只精美的玉石象牙图章，都是人家送的。他们虽然不经管财务，不免也接触到一些商人，也希望人家对他们“有点表示”。照例送干部较轻的礼，总是美国货的自来水笔与手表，但是后来就有人挖空心思，改送好石头雕刻的图章，既高雅，又大方，又不落行贿的痕迹。所以竟成为一时风尚，干部们都讲究起此道来。
“崔同志，”刘荃说：“这一封信我想请崔同志看一看，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归档。”
崔平皱著眉接过那一叠信笺来。然而才看了两行，他那不耐烦的神气立刻消失了，急忙揭到最后一页去，看是什么人具名。然后又很快地掩上那一页，彷佛怕人看见似的。“这材料让我来处理吧，”他抬起头来向刘荃说。
刘荃正要去，崔平突然又叫了声“刘同志”。他向刘荃微笑，“在这三反战役里，我们尤其要强调组织性。你经手的这些资料，除了对我公开之外，要绝对保密的。”
“我知道，”刘荃说。
崔平略略向他点了点头，表示他可以走了。
刘荃走了出来，不免有种种的猜测。看那封告密信的口吻，对於军中的内幕知道得这样详细，执笔的人至少是个营级以上的干部。他曾经听见说崔平赵楚从前都是陈毅的部下。再看崔平刚才那副紧张的神气，不见得仅只是因为这封信胆子太大，“反”到了陈毅头上。他似乎是为写信的人害怕。──难道是赵楚写的么？那笔迹歪歪斜斜，似乎是经过矫饰的，但是说穿了也确是有点像赵楚的笔迹。
陈毅的地位决不会因此起动摇的，刘荃想，除非这封信刚巧被他的政敌抓到手里，聪明地加以利用。但是就最近的趋势看来，这三反运动表面上虽然雷厉风行，一般高级干部还是很少受到影响。主持三反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与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刘晓，已经因为搞得太过火了而获罪。他们求功心切，大批开革了党内的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量”。这次召开三反工作干部大会”，主席台上不看见他们俩，而另换了两张陌生的脸。此后也没有在别处露面过，从此就失踪了。大家暗地里都觉得奇怪，后来渐渐听见说，饶漱石是被调到北京马列学院去学习了，刘晓也被革去了“上海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副主任”的兼职，不再领导三反了。
这告密的人以卵击石，倒实在是有点危险。总算是这封信落到了崔平手里。刚才崔平那样特地提出来叮嘱他保守秘密，也许是想销毁那封信。
这一天晚上刘荃回到宿舍里来，却有一件意外的事在等著他。张励已经被释放了。这也是政府对於“自己人”的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据。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似乎还保存著旧式的帮会作风。对於党员，总是“反”的时候特别大吹大擂，事后却是从轻发落。前一向把张励关了起来当作老虎打，一连十二夜，党小组夜夜开检讨会。起初他也叫冤，但是后来终於痛哭流涕地供认出来，“到了上海以后，思想上起了质变，”除了和戈珊发生暧昧关系，有一个时期还常到舞场去“批判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终於被一个舞女所诱惑。他的经济来源是向印刷所与纸商拿回扣，但是不常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贪污的数目也不大。党支部把他的坦白书公开了，下了断语：“在共产党的教育下，终於拯救了他。”同时因为他坦白彻底，还把他升了一级，说：“我们要在工作锻练中考验他。”
张励因祸得福，这次回到宿舍里来，也可以算是衣锦荣归，只是瘦了许多。刘荃慰问了他几句，自己觉得很窘，因为现在他知道张励早就知道了他和戈珊的秘密。张励这次出了事，主要也是戈珊害了他，以至於二罪俱发。眼看著刘荃倒始终安然无事，“逍遥法外”，戈珊明明是袒护著他，拿别人来开刀。张励岂不要恨他？
张励的态度倒像是坦然，完全若无其事。刘荃向他自己说：“共产党员的确是不把男女关系放在心上的。”但是他究竟认识张励相当久了，从其他方面知道他决不是一个大量的人。
那天晚上两人同睡在一间房里，刘荃总觉得十分不安，好容易才睡著，天不亮倒又醒了，所以那天起来得特别早。出来得也早，到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大门还没有开，只好在街道上徘徊著。那是一个寒雨霏霏的早晨，这条马路上没有什么人，只看见一两个女佣买了菜回来，篮子里倚著大棵的青菜，菜叶上满是冰花。偶尔听见一声铃响，静静地滑过一辆三轮车，车夫披著蓑衣式的橙黄油布斗篷。附近没有门洞子可以避雨，刘荃扶起了雨衣的领子，顺著一带漆成黑色的竹篱踱了过去，又踱了回来。
增产节约委员会门口停著一辆汽车，刚才看见那汽车夫缩著腿横躺在前座睡觉，这时候却坐了起来，打开了车门，从嗓子眼里大声呼出一口痰来，向街沿上吐。
“早，刘同志！”那人打著呵欠向他招呼。刘荃认出他是崔平的司机，就也向他点头笑著说：“我今天来早了，门还没开。”
“上车上来坐会儿吧──下雨。”
“不用了，”刘荃说，但是那司机已经替他推开了后座的车门，情不可却，也就跨了进去。里面的空气非常混浊，含著一种浓睡的气息。
“昨天一夜没回去，没办法，就在车上对付了一晚上，脖子都睡酸了。”那司机又打了个呵欠，把背脊牵动著在棉制服上摩擦了两下，代替搔痒。
“怎么没回去？”那司机略略把脸向著办公处的方向扬了一扬，大约是指崔平。“办了一夜的公，这会儿还在楼上呢。”
刘荃想到车主人可能随时走出来，他很不愿意被他发现自己坐在他车上。“我上那边去买包香烟。”他推开了车门。
“我也得去买点什么吃的。咳，苦差使！”那司机笑著回过头来向他说：“一样当司机当勤务，在市长那儿当差横是不见得像我们这样啃大饼。昨天上陈市长家去，人家那是真阔──听见勤务在那儿骂燕云楼的夥计：『天天送烤鸭子来，鸭子一天比一天瘦，一点味儿都没有！』”他推门跳下车来，锁上了车门，向路角的大饼摊走去。
刘荃站在人行道上，却怔住了。崔平昨天到陈毅那里去过？是不是和那封告密信有关？照理这封信关系重大，是应当请示上级处理的，上级就是陈毅──他是三反总司令。但是……
刘荃又顺著那竹篱缓缓走了开去。这封信一定不是赵楚写的，不然崔平和他这样的好朋友，难道会出卖他么？正想到这里，忽然听见一阵汽车喇叭响，一回头，看见办公处的一个工役站在汽车旁边狂揿著喇叭，那司机已经从路角奔了过来，一面跑，一面把一副大饼油条向嘴里乱塞。同时崔平已经一阵风从大门里走了出来，大约因为一宿没睡，脸色惨白，眼睛里满是红丝，胡子没来得及剃，两颊青青的一片胡子渣，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一脸的杀气。刘荃正望著他发呆，汽车已经呜的一声开走了。
“上陈市长那儿，”崔平向司机粗声说，然后他沉重地向后面车垫上一靠。
雨水在车窗上亮晶晶地流著。汽车里面依旧充满了那浓浊的睡眠的气味，又加上了冷油条的油腥气。
昨天那封信送了去，到了陈毅手里，赵楚反正是死定了。再写一份检举书检举他，也不算落井下石。石头是无法伤害死尸的。崔平向他自己说，这不过是像在战场上，以死人的身体作为掩蔽物。
费了一夜工夫写成的检举书，厚墩墩的，装在口袋里，他可以感觉到那口袋压在他胯骨上，那块地方一片麻木。
检举书里列举的赵楚的罪状也并不完全正确。只有他派他属下的解放军走私贩毒，那是确有其事，但是这件事谁没干过？赵楚还是最胆小的一个，在军队里生活得久了，也不大会适应当前的环境，索贿舞弊都不甚在行。但是陈毅关於三反的训话里曾经说过：“检举只要有百分之五正确就行了。”
检举书里也提到他和赵楚以往的交情，说：“过去屡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险互相援救，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报恩思想，以温情主义动机为出发点，而不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但是虽然把过去加以否定，仍旧不厌其详地叙述著他们怎样一次次救了彼此的性命。因为他们的感情越是深厚，当然他的牺牲越大。三反中他虽然没有父母兄弟可检举，至少可以牺牲这样一个心腹朋友，作为最崇高的奉献。
这大概总可以稳度三反的难关了，他想，而且可以升级。
当然他的目的并不在此。昨天把那封检举陈毅的信给陈毅送了去，也实在是不得已。本来想把它隐匿起来的，但是怎么瞒得住，等到一一泄漏出去，大家都知道他和赵楚的交情，当然他们是同谋，势必同归於尽。
他不是怕死，他对自己说。在战场上倒下去是光荣的，但是在三反战役中倒下去，是否定了自己整个的革命历史。
很矛盾地，他恨不得能够在火线上再救赵楚一次，明明心迹。
汽车前面玻璃上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来扫去，“阁──阁──阁──阁──”响著。他的思想也跟著摆动。赵楚写这封告密信始终瞒著他，大概还是出於好意。怕他被株连，闯了祸预备“一身做事一身当”。唉，这傻子！崔平其实比他小一岁，但是总觉得自己年纪比他大，有时候也觉得自己欺负了他。在延安那时候，同爱一个女人，当然崔平求爱的手腕比较高明，有一天约她出去散步的时候，他吻了她，心里就很抱愧，觉得是叛友的行为。那时候是真傻。
他微笑了，自嘲地，又带著轻微的怅惘。
“阁──阁──阁──阁──”拭雨的摆针不停地扫过来，扫过去，但是似乎永远擦不乾玻璃上纵横的泪痕。如果有人在流泪，那是死去多年的一个男孩子。
到了陈毅的住宅里，崔平坐在会客室里等著，一直等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见到了陈毅。但是陈对他很亲热，还留他吃饭。
他吃到了燕云楼的烤鸭子。他从陈公馆出来，坐到汽车上，摸了摸脸颊非常粗糙，想起早上没剃胡子，就吩咐司机弯到发馆去，从容地剃头修面，然后再回到增产节约委员会来。
“刚才有一位周玉宝同志来过，”办公处的勤务向他报告：“说有要紧的事见崔同志。等了半天了。刚走。”
原来事情已经发动了，实在神速。
那天晚上他回去，赖秀英一看见他就抢著告诉他赵楚被捕的消息，又告诉他周玉宝出去讨救兵去了。崔平也不愿意和她多说，只推身体疲倦，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有睡觉，今天要早早地睡了。正要解衣上床，周玉宝却仓皇地冲了进来，嚷著“崔同志回来了！我都急死了！找你不到！”
崔平颓然坐在床沿上，把一只手掌按在眼睛上，疲乏地徐徐横抹过去。“怎么回事？”他问：“我也刚听见说。”
他一向不大喜欢周玉宝。也许因为她太逞能。也许因为她女性的气息很强，一个男人如果不爱她就会对她有轻微的反感。不管他是为什么缘故不喜欢她，反正她对他永远含著敌意，那也是事实。但是今天她一看见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立刻两泪交流，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你别著急，急也没用，”赖秀英在旁边说：“明天让崔平去想法子打听打听。他昨天晚上开会，一宿没睡，现在可得让他休息休息了──”
“别著急，别著急，”崔平也安慰著她：“向来是只要有人检举，不管有没有证据，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不然就是不民主，怕减低群众检举的积极性。你不知道么，这是三反的一个原则。”
玉宝呜咽半晌，终於说了一声：“临走什么也没说，就叫我赶紧找你想办法。”
崔平听见这话，就像心上扎了一针，不由得脸色动了一动。他低下头去，疲乏地把一只手按在额前，在两只眼睛上横抹过去。“来的是哪一方面的人？”他问。
“是公安局的人，配合了解放军。”
“现在押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
“我在外头跑了一天了，也没打听出来。”
崔平倒有点担忧起来。“你去找过些什么人？”
“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曾同志，不是你们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的，还有公安部的老费，也是熟人。”
崔平急起来。“我劝你还是少东跑西跑，”他皱著眉说：“这时候人家各有各的心事，而且这样随便请托是违犯纪律的，反而对他有妨碍。”
玉宝一听这话，不禁心头火起，心里想他自己不热心帮忙，倒又不许找别人帮忙。她冷笑了一声，说：“对！是你说的，人家各有各的心事，也不见得肯帮忙。所以赵楚这人就是傻──为起朋友来，真连老婆孩子连自己性命都肯扔了，我替他想想真不值！”
崔平依旧皱著眉说：“这不是发牢骚的时候，你还是冷静一点，自己站稳立场，一切静等政府处置。政府是最英明的，决不会冤枉处罚一个人。相信政府就是相信自己。”
玉宝听他这口吻越来越不对了，她疑心他一定是已经听到一些风声，知道赵楚的罪名非常严重，怪不得他这样冷淡，极力避著嫌疑，躲得远远的。“崔同志，”她突然颤声说：“要是连你都……连你都不管他的事了，那还有什么指望？”她嚎啕大哭起来：“我也不要活著了，乾脆把两个孩子摔死了，我一头碰死给你看！”
“这是什么话？”崔平不耐烦地站起身来。
“讹上人了！”赖秀英说：“得了得了，崔平昨天开了一夜的会没睡觉，今天忙到这时候才回来，还不让他休息休息，你这会儿马上逼死他也没用。”
“周同志，你冷静一点，”崔平按著她的肩膀，把她向房门外面推送了出去。“别这么紧张，明天我们慢慢的想办法。”
玉宝本来还想损他几句，但是现在这时候不是得罪人的时候，真跟他闹僵了也不好，只得借此下台，回到自己房里，痛哭了一场，一夜也没阖眼。第二天一早就出去，四处奔走营救。仗著他们夫妇的革命历史长，认识的人多，虽然在这三反期间谁也不欢迎有人上门，尤其是已经出了岔子的人；但是究竟是多年的老同志了，“人有见面之情”，玉宝接连奔走了几天，也探出了一点消息。听见说赵楚是被检举贪污，案情严重，现在关在提篮桥监狱里，绝对不许家属探望，或是送衣服与棉被。玉宝到处喊冤，极力替他保证没有贪污情事，并且拿出农村妇女的看家本领，撒泼哭闹，遍地打滚，那些熟识的部长局长也制伏不了她，谁都见了她头痛。党支部主任曾经来访问过她两次，劝她冷静地反省一下，搜集资料协助检举她的爱人。反而被她抓到这机会，极力为他洗刷了一番。双方都说得舌敝唇焦，毫无结果。
玉宝整天发疯似地在外面跑著。赵楚被捕是上一个星期三，在下一个星期二那天，她连碰了几个钉子，心灰意懒地回来，一到家，勤务就迎上来告诉她：“公安局来过人，说今天早上已经枪毙了，叫家属去收尸，还有点遗物，叫领回来。”
那天天气很好，暖洋洋的日光从楼梯口的窗口里射进来，一个工役骑在窗口擦玻璃窗，那灰色的抹布发出一股子潮湿的气味。玉宝在楼梯上走著，清晰地听见外面电车行驶的声音和学校的上课铃。这世界依旧若无其事地照常进行著，她痛恨这一切。
她痛恨那保姆抱著她的孩子站在房门口茫然观望著。这两天这保姆也和她一样被孤立起来，谁都离得她远远地。玉宝跑进房去，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但是那哭声在她听来，似乎异常微弱而遥远，像隔了垫著厚绒的沉重的门，生与死之间的门。他是听不见她了。
下午的阳光照在那沉寂的钢琴上，也照在那两只电话上，一只黑色的，一只白色的。许久没有人打电话来了，在阳光中可以看见那光滑的电话上罩著一层浮尘。
那沉默的电话也增加了她心上的重压。她的抽咽声渐渐低了下去。但是她用力抓著床单搥床，像在那垫著厚绒的沉默的生死门上搥打著。
“罪大恶极抗拒三反的贪污犯赵楚已在前天执行枪决。”
刘荃在报上看见这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急忙再看下去，还有一段较详细的记载：“赵被检举贪污浪费，纵容违法乱纪，走私漏税，经调查证据确凿，而该犯一贯品质恶劣作风，目无组织，蔑视纪律，对抗领导，拒不坦白。业经开除出党，逮捕法办，於前日清晨执行枪决。”
刘荃心里想，所谓“拒不坦白”，也不过是那么句话。不管他坦白了没有，反正要判死刑的时候就把“拒不坦白”的帽子扣在他头上。刘荃计算，自从他拆开那封检举陈毅的信，到赵楚处决，一共才不到一个星期。陈毅真是辣手。刘荃想到他是赵楚的下属，周玉宝仗著她是上司太太，又老是差他做这样做那样，被人看著还以为他是他们夫妇的亲信，实在使他有点栗栗自危。
这一天晚饭后，宿舍的工役忽然来叫他，说，“有一个女同志找你。”
刘荃以为是黄绢。她说她今天如果有空就来看他。但是走到会客室里一看，再也想不到，竟是周玉宝。越是怕被株连，越是投到他头上来。玉宝从来没到他们下级干部的宿舍来过，被大家看在眼里，不免要觉得奇怪。
“嗳，周同志，请坐请坐。”他觉得很窘，不知道应当怎样唁问，关於赵楚的死。
周玉宝大概些知道他很难措词，没等他开口，就微笑著问：“吃过饭没有？我有点事想麻烦你，不知行不行？”
“只要是我办得到的──”
“我写了一篇自我检讨，党支部打算送到新闻日报去登。可是我那点程度你是知道的──”她向他笑了一笑，“写得实在见不得人，想请你给我修改一下。”
“你太客气了，我哪儿行，”刘荃笑著说。
“你客气，我就当作是看不起我了，不肯帮忙。”她突然眼圈一红，言外显然是说世态炎凉。
刘荃不能让她想著他也是那种势利小人，只得把那份稿子接过来看。
她实在很有文艺天才。一看那标题就很醒目，“叛徒赵楚毒害了我”。下面署著周玉宝的名字。内容虽然有时候不大通顺，但是简洁扼要，共产党的辞汇她也能灵活运用。
“搁在这儿你慢慢地改吧，我过天来拿，”玉宝说。
“马上就好了，没什么要改的，”刘荃连忙说。他实在怕她再来。
他略微改正了两个地方，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心里却有很多感触。那篇文章上说：“我出身於一个中农的家庭。我十二岁那一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山东掖县仓上村。工作同志们动员我们加入少年团，我在少年团里很活跃，学习也很努力，在我十五岁那年就准许入党。此后我一直搞民众工作。
我遇见了叛徒赵楚，当时认为他虽然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是历史清白，在大学读书时代就上延安参加革命，而且为革命流过血。我们政治水平接近，工作上也能互相帮助，因此我们结合了。
全面胜利后我们一同调到上海来工作，我们分配到美好舒适的房间，还有冰箱电炉，和一架精致的钢琴。我们的两个孩子有保姆照顾，有美丽的玩具。我常常给他们穿上漂亮的童装，带著他们和叛徒赵楚一同乘著汽车去看电影。我逐渐养成了享乐观点，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
三反运动开始了。人民的叛徒，国家的蟊贼赵楚被检举贪污与叛变革命，但是我政冶嗅觉不灵，始终被他欺骗蒙蔽，深信他是无辜的。他被逮捕后我竟四处奔走，替他呼吁、辩护。组织上一再地企图争取我，动员我协助检举他，我仍旧执迷不悟，站在他那一边。我向各方面哀恳、哭求。直到最后，我还梦想著政府一定会宽大他的。
一直到我听见叛徒赵楚已经被正法的消息，我才突然地神志清醒了，醒悟了过来。因为我知道人民政府决不会错杀一个人的。他被处死就是他犯罪的铁证。
我现在明白我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在意识上与贪污犯站在一起。我感谢人民政府把我从叛徒赵楚的毒化麻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及时纠正教育我，使我将来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刘荃最觉得奇怪的就是她为什么一听见他的死耗，立刻清醒了过来。她似乎特别强调这一点，被她说得很有真实感。她突然安静了下来，不哭也不闹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她却还活著，而且那样年轻。
她坐在桌子的另一方面，交叉著两臂，把肘弯撑在桌面上，默默地向前面凝视著，她那俊秀的微黑的脸蛋正迎著灯光，眼皮揉得红红的，像抹了胭脂。
刘荃立刻谴责了自己不应当这样想。写这样一篇文字不过是例行公事。这也是中共统治下新创的一种虐政，被杀害的人的家属例必要写一篇坦白书，把死者痛骂一顿，并且歌颂他的刽子手，十足做到了“吻那打你的鞭子”。玉宝这样口口声声“叛徒赵楚”，不过是为自己与孩子们的安全著想罢了。
从共产党的观点看来，以她这样的出身，不但是具有农民的高贵品质，而且她那除了党的教育之外，与其他的文化毫无接触，该是最纯洁最理想的党员，然而环境稍微舒适了一点，立刻就“蜕化变质”，刘荃觉得这种看法实在有点可笑。换一种较现实的看法，她不过是一个单纯的职业女性，等於一个乡下女孩子由传教师花钱栽培她，给她找到一份好事，嫁得很满意，生了两个孩子，享受著大都市里中产阶级的小家庭生活，但是不幸遇到市场波动，闹得她家破人亡。刘荃对她的同情也就是基於这种观点。
她把稿子接过去看了一遍，又向他道谢之后，仍旧坐著不走，低著头摘掉她的棉制服的布眼里钻出来的棉絮。“我要调到杨树蒲公安分局去做工作了，”她说。
他知道那待遇一定很坏。“孩子你预备带在身边吗？”
她摇了摇头。“那边没有人照顾，自己也分不开身。我预备托人把他们送到乡下去，交给他们祖母。”
“这样很好，你可以安心工作了。”此外他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
她的棉制服上一小钉一小钉的棉絮似乎永远摘不完。“我的文化程度太低了，你介绍几本书给我看，我希望能够有点进步。”
刘荃微微咳嗽了一声。“最近不知道有什么新出版的书。我这一向忙得糊里糊涂，也有好久没看书了。”
有片刻的沉寂。然后她站了起来，拿出她平日那种明快的笑容，但是眼圈红红的，喉咙有些沙嗄，却增加了一种凄艳之感。“我走了，你有空来看我。我听见说你进步得非常快，我真得向你学习。”
她伸出手来和他握著，刘荃突然想起她和赵楚郑重地练习握手的神情，在这一刹那间他觉得凄惨而又滑稽。
“有空一定要到杨树蒲来看我，”她又叮嘱著。她那刘黑的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是他不愿意看见的，看见了也不愿意承认。
她走了以后，他心里想，从前人说“人情如纸薄”，那还是指一般的亲戚朋友，他从玉宝又想到崔平身上。现在这世界里，真是连最亲密的关系也像一层纸一样，一搠就搠穿了。他心里郁闷得厉害，非常盼望黄绢来。一定要看见她，他才会安静下来。
他在楼上坐看著报等著她。忽然听见有人叫声“刘同志。”回头一看，是一个公安警察。微笑著立在灯光下。
“你是刘荃？”那人又问了一声，脸上的微笑已经收了。
“是的。”刘荃放下报纸站起身来。
那警察走进房来，背后还跟著两个警察，两个荷轮的解放军。
“请你到公安局去谈话。”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头上的时候，大约总是这样的。他心里恍恍惚惚的像在做梦。
“为什么？我犯了什么事？”
“走走！到那儿就知道了。”
“这是逮捕我吗？”
“走走！”他们推拥著他出来。楼梯上挤著许多人脸，木然地向下面望著。张励想必也在内。刘荃脑子里闪电似地掠过许多获罪的原因。主要他还是想起张励对他的怀恨。
他希望走出大门的时候恰巧碰见黄绢来，可以见她一面。同时他又怕她正是这时候赶来，看见他这狼狈的神气。
捕人的卡车才开走不到五分钟，黄绢就来了，挤在楼梯上旁观的人还没散净。她意识到他们宿舍里的空气有点不寻常。“刘同志在家吗？”她问。
“咦，黄同志，几时到南边来的？”张励看见她显然非常诧异。“还认识我吧？”他笑著走下楼来。“我们在一起搞土改的。”
“认识认识，”黄绢笑著说。事实是她常常听见刘荃提起他的，他被扣起来隔离反省，她也知道，没想到他倒已经放出来了。
“你找刘荃吗？”张励皱著眉低声说：“刚才公安局来了人，我也去谈话，但不知为了什么事。”
黄绢突然脸色惨白。“没说是为什么缘故？”她呐呐地说。
“就是不知道呀！你有点线索吗？”他钉眼望著她。“你跟刘荃很熟吧？你们在土改的时候就很接近，是不是，我都一点也不知道。”他脸上现出一种奇异的笑容，含有掩饰不住的惊奇妒忌与快意。
黄绢并没有忘记那时候他怎样利用职权向她进攻。刘荃被捕他当然是幸灾乐祸的。同这种人多打听也无益。刘荃自己的单位的负责人赵楚已经出了乱子，被枪决了，此外也没有人可问，他在解放日报做联络员的时间很久，还是到解放日报打听打听吧。
她走得那样匆忙，简直像是怕牵连一样。
赶到解放日报馆，在他们的工作人员里她只认识一个戈珊，那天在土产展览会里遇见，也只是匆匆一面，但是看她和刘荃彷佛是极熟的朋友又是个老干部，想必门路比较宽，甚至於能帮一点忙也说不定。明知现在这时候去找人是极不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是避嫌疑还来不及，但是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她找到了戈珊，告诉她刘荃被捕的消息。戈珊也愕然，随即站起来戴手套，围上围巾。“我也就要回去了，一块儿走吧，”她说。
黄绢也明白她的意思，是因为在报馆里不便说话。两人一同走了出来，这时候是在夜间十点多钟，但是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夜市。尤其是在这中区，都是些商店与营业的大厦，一到了晚上，完全一片死寂。若干年来这些房屋都是些钩心斗角的商战的堡垒，然而也只限於日间，夜里是毫无人烟，成为一座废弃的古城。在那淡淡的月光里，只看见那些高楼上一只只黑洞洞的窗户；回教堂风味的白粉雕空门楼下，一重重的铁栅栏封闭著里面广大的黑暗。
她们沿著旧南京路走著，寒风凛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在电线杆的黑影里发现一个女人，穿著件绒线衫，牵著个五六岁的小孩站在那里。现在这些秘密营业的妓女大都带著个孩子作为烟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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