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
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
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
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
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
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
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
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
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
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
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
“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
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
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
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
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
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
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
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
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
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
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
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
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
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
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
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
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
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
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
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
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
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
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
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
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
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
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
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
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
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
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
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
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
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
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
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
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
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
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
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
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
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
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
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
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
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
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
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
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
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
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
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
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
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
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
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
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
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
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
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
“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
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
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
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
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
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
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
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
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
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
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
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
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
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
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
“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
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
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
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
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
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
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
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
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
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
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
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
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
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
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
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
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
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
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
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
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
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
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
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
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
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
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
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
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
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
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
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
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
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
“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
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
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
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
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
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
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
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
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
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
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
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
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
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
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
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
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
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
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
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
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
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
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
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
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
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
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
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
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
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
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
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
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
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
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
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
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
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
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
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
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
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
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
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
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
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
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
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
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
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
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
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
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
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
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
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
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
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
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
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
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
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
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
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
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
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
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
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
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
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
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
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
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
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
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
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
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
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
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
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
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
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
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
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
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
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
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
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
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
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
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
被毛主席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
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
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
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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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JS-1967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11-2-20 10:3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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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
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
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
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
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Syracuse大学地理系读书，
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
究中心教书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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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
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
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
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
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
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
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
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
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
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
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
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
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
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
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
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
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
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
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
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
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
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
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
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
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
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
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
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
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
“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
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
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
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
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
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
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
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
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
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
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
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
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
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
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
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
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
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
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
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
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
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