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
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
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
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
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
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
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
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
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
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
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连裤子都永远穿不好，挂在两条瘦腿
上老像尿湿了似的丁零当啷，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
抽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
也能悬他在树上!”
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未经历过恐惧和欺诈的可染先生丧魂落魄
。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点什么的时候，连手臂
、嘴皮都在颤抖，更别谈要他说得出话。我心里向着他，我心里向
他呼叫：“顶住啊，老头!怕不怕都是一样，一定不要倒下!”口里
却不敢出声。我家里也有妻儿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
神不准吃好菜，但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
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
。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
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当然受到责
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学生骂先生达到这样的高度：
“你人话也不会说一句；蠢驴掰馒头也比你掰得好!你个废物!
”
过了两三天后，借劳动出勤的机会，可染先生问我可不可以给
他用断锯条做一把切馒头的刀子，因为他知道我有机会参加一个修
补破脸盆、破洋铁壶的工作。那些学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当然可
以。当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锯条做成的、带漂亮竹手
柄的小刀。多少年后，他还和我笑着提起这件事，我听了反而伤感
起来。吴作人先生的钱包里至今还藏着一根当年我给他做的“挖耳
勺”，已呈苍黄古老之色，这都是“同窗”的纪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许幸之这几位老先生被指
定为永远下乡落户到湖北农村生根的光荣户。校门口有小敲小打的
锣鼓。这几位老画家面无人色，肩上居然还背着一个革命气味很浓
的包袱，排成一列，肃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巨像前举起右手宣
誓，大意是赌咒绝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于是就让那一丁点很不诚
恳的锣鼓声送走了。
离别情绪在那时候等于尘埃。生死尚且如此，离别算个什么东
西?自身命运决战迫在眉睫，谁又能判断出更好和更坏的结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只又一只，几十只羊集中在一个羊圈
里，眼看着前一只同类被宰完，第二只自己就会乖乖地走到人的跟
前躺了下来……
被宰割已经成为天性的时候，反抗和逃亡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是人啊!
李可染这个画家是无愧于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国的。中国有了他
，也光彩许多。
对于眼前的中国画家，在他们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词往往太过
奢侈，紊乱了欣赏价值。
李可染画作上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的。一是他画作的质量，二是
他开展新局面的功绩。
长年辛勤地艺术劳动，在中国画上大胆施展浓墨，运用光和层
次的可能性得到证明，启导和开发了美的新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
，出现了两位这样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
象和具体二者的关系结合得那么融洽，那么顺手，令我们得窥千年
来绘画中所谓“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实是有一种农民性格中的聪明和纯朴，勤劳是他的
天性。作品因之显现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对着他的作品时
，就无法拒绝迎面袭来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涛如此，傅
山亦何尝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可染先生夫妇是我
们第一个相识的邻居。他的第一个南方写生画展，登在《新观察》
杂志上，我荣幸地写出第一篇评介他的艺术创意的文章。不料三十
几年回到香港后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对我的友谊和我对他的尊敬
，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况下，写一些往事作为纪念。
这是他生前几次希望我做的事。佩珠夫人会记得的。
给这个党员打分
一九五三年我到北京，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第一次上
美院去见人。如何见法?见谁?我都不清楚。在接待室等候，进来一
个高个子、长脸、眼睛眯成一条缝的、不太笑的角色，同我握了手
，坐下，说话了：欢迎你到美术学院来工作，噢!美术学院这个环境
很好嘛!嘿嘿(笑了一点)!可以学习和锻炼嘛!明天你来院办手续，找
一位名叫段锦云的女同志。我叫丁井文，是负责院长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摇了摇头。
“那么，再见!”握手。
一路上，有几个词让我弄不清楚，“学习”，为什么学习?我不
是来教书的吗?“锻炼”，有什么好锻炼呢?我身体虽不说肌肉发达
，对付一两个人倒还够用，怎么把这事说到一起来了?还有“顾虑”
?到美院来工作有什么好怕?
以后，漫长时间理解许多概念和我原来理解不一样。这是种全
新的生活。从那一天跟老丁见面起，我真是兴奋到了家；见生人不
生，见熟人不熟，见怪不怪，我好奇之极，我全盘接受；都是一家
人，自己人了，哈哈哈!
我几十年之后才发现，从香港回来的这个行动，给人的印象并
不简单，只是没有人提醒我，也可能的确心无城府，一心只想刻木
刻、教书，觉得这日子旷古未有，开怀万分。三四十年时光直到大
家发现香港也不光是出产游手好闲、出产特务的地方……虽然生活
的坑坑洼洼不少，真诚对待我的心地、我的工作的好人毕竟是多数
。尊敬的老丁就是一个。
我和他的交往不多，朋友告诉我，他总在暗中照顾我的政治生
命。也许他认真看过我的档案；也许由于艺术同行的真诚的某种共
同性更能体恤千里归来者政治上幼稚的报国之心……
说良心话，除了人所共知的“文革”灾难之外，几十年来较之
许许多多道德高尚、创作优秀的不幸的同行，我算是走运之极的人
了。
老丁跟我一道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很快被调到筹备美院附中的
工作中去，再不久就正式成为那个耗费他一生精力、一代又一代的
娃娃头目。这些娃娃，今天做爷爷的做爷爷；做奶奶的做奶奶。百
子千孙，老丁也恍眼九十岁了。为此，他真是如古人所云，费尽了
移山心力。
照一般官场行话，他是很有“前程”的，换了别人，做梦也够
不着这个境界。他原是搞美术的，于是就死着心要搞美术。不知是
马克思在天之灵看上他，还是秦叔宝、尉迟恭相中了他?当时负责中
央警卫团工作的汪东兴同志，一定要老丁担任“内卫连指导员”工
作。讲明白点就是去担任保卫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工
作。
汪东兴慧眼识英雄，老丁也没辜负老汪的厚爱；原本干革命是
不讲价钱的；但汪、丁却暗中有个交易，丁说：去当指导员可以，
你要答应我，进北京后，还得让我继续搞美术工作!汪东兴英雄识英
雄：好!我答应你!
老丁呀，老丁!御前侍卫之长是前世几时修来?古时候要买这个
美差你晓得要花多少银子?顺这架梯子往上爬，进了城，若干年后，
做什么官不成?瞧那些可爱的老乡：“挑担茶叶上北京”要走千里万
里，见不见得着毛主席还是个问号。国庆节上百万人只能远远瞧着
站在城门楼上的毛主席，一年就这么一回，还那么眼泪汪汪的。你
瞧你多死心眼，搞什么美术?置天天在毛主席身边的幸福于不顾，假
如我是那位汪大哥，我根本就可以耍赖皮说从来没说过进城后让你
画画的事!再说!再说!就问你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眼看任务这么紧张
，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帝国主义虎视眈眈，你居然还有这种存心?是
可忍，孰不可忍……偏偏汪大哥又如此之说一不二的守信用，这一
下，你瞧你，陷在美术界拔不出脚了吧?
老丁倒是从来不吃后悔药的，且越活越高兴。既然投了美术之
胎，不免搅乱了原有的级别、制度和章法，在几间既破且旧的老房
子一住几十年，他的部下，背过的娃娃都当司令员了，老丁好像躺
在快乐的南柯一梦中，那么满意。外人听说到老丁的故事，又见到
老丁这个人，真会异想天开地说，他是什么、什么、活化石……他
原来的老关系、老上级、老部下，弄一套体面的现代化住房，也只
是一句话的事，他想都没想过。在他的世界里，“淡然”已成习惯
。没有李玉和的大义凛然地唱着真理；也不像“酸葡萄”故事中的
狐狸半肚子醋劲和一嘴风凉话。认识他的人，常有幸在大街上见到
他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擦身而过。因此，不止一次地摔断手脚，上
医院吊腿、上石膏，一个月两个月，出院再骑着那辆心爱的老朋友
回家。
帮助朋友、爱护朋友，以朋友的成就为乐，以朋友的倒霉受难
为忧。朋友挨批，接受审查，被揭发，他跟着朋友一齐“登”上《
人民日报》。朋友日子好过了，把他淡忘了，他会说：“人家这么
辛苦，这么忙，不该去打扰他……”
“文革”期间，他的一群从小看大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控诉
他，用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我为他寒心，他却说：“唉!那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啊!由不得他们啊!”
他画得一手好水墨，尤其是麻雀特别精彩，他并不急于让人知
道，换了别人，老早自吹是“麻雀丁”了。
以前，他处理“党务”时，是位出名严正、认事不认人的人，
那点洞察能力与通达的胸怀常为共事的人所赞赏。
对真正的朋友和青年们，他却是那么坦荡和诚实。像一颗长满
阔叶的春天的大树。
我好多年前曾经说过默祷他长寿，如果年岁可以捐献的话，老
丁!拿我的年岁去吧!他活得比我有价值，我高山仰止!
一个人的道德是天分，由千种万种因素形成。固然，好书、好
老师、好朋友……是良好的诱发剂，但不是根本；恶人康生也有学
问，也有雅趣，会书法，懂戏曲，你只想想他眼镜背后面透露出的
凶光，还有胆挂牵你甜蜜的家庭、可爱的儿女、亲密的朋友、温馨
的书斋吗?所以说康生这玩意儿是太平年月的死敌。他是灾难的代表
。他不应该也不配是个共产党员!他心坏!
我为老丁这个共产党员自豪!不吹牛，我认识他，真的认识他!
2002年12月2日于北京万荷堂
到苗子郁风家讨债
苗子郁风兄嫂要在香港开书画展，我自告奋勇说要写一篇文章
。这可不是件开玩笑的事。日子近了，除掉郁风画的那幅德国风景
之外，所谓“画展”中的几乎所有作品我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而
要介绍画展，有如看过画展之外行硬要逞能评画一样无好下场，这
事我是从来不干的。我自己不上别人的当，也不拿当给别人上。
好朋友之字画，用不着当着好朋友称赞，就好像天天早上吃早
饭时面对着自己漂亮(假定)老婆说：
“他妈的，你真漂亮，简直像天仙!”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无聊!愚蠢!
对老婆，要打心里谢谢，如初恋般的永远的爱慕。从年轻时看
她的背影到老，她是你俩整体的一半。漂亮的眉梢边的皱纹和霜染
的鬓角，是你生命中明澈的镜子。苦难到来，不管相距远近，你俩
的心跳是既同步又共振……想到这里，人生多值得欢歌啊!
夫妻间的关系像幽兰，芳香、隽永；朋友呢，更明亮、更灿烂
。夫妻生活，或是像甜蜜而热闹的蜂房，像宁静的林中溪涧；朋友
呢，是大地，是世界的全部……
友情是爱情的扩大。
时光倏忽，几乎喝一声“疾!”就过去大半辈子。十分可惜啊!
好朋友在一起，总嫌光阴不够。一个人应该努力创造是一回事，当
觉悟到应该马上努力创造又是一回事。尤其不愤的是大伙儿的时光
让几个混蛋浪费掉了!——忽然一起老了!痛苦得真令人呼天抢地。
苗子和郁风兄嫂这么一对文雅、旷达的夫妇，能想像他们是从
血海和无尽的灾难中活过来的人吗?对于悲苦、负义、屈辱……他们
只是付之一笑。那么洒脱，那么视之等闲——进入死亡深渊而复从
死亡深渊爬出，有如作一次风景绮丽的轻快旅游而神采淡远，真不
可思议。
和苗子郁风的交往已经四十多年了。
我只想说说这些渺小的事情。几十年巨大的历史颠簸筛选中，
小如蝼蚁的“臭老九”们的“相濡以沫”的感情活动。
大约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吧，那时我不过是个本分、老实
的二十出头的孩子。上海的生活似大浪淘沙，我不过是广垠的不时
被浪涛翻来覆去卷动着的那一大片细沙中的一粒。忽然收到一封飘
逸俊秀的苗子郁风的毛笔信。信，充满真诚，第一次的友谊有如最
初的蜜，浓郁而倾心(可惜“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大意是听朋
友传说我在上海的生活，使他俩感动；看到我的木刻，令他们欣赏
(这点意思，至今我还怀疑自尊心是否受到骚扰!我没有这么好吧)。
他俩愿意买我几张自选的木刻作品，定个价钱给他们，他们从南京
把画款寄来。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聪明，做得比别人的好，我只是勤快而已。
比如，那时候我知道跟我同年的赵聪(赵延年)的木刻功夫比我好得
多。老一辈的画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觉得刻得认真而快乐。生活
与工作太累太苦，如果有一点报酬或经常收入，日子就会稍微松动
些。
收到信，打心眼里向这两位久仰而未见过面的赏识者深表感谢
，也为将要收到的这笔不小的进款而构思了许多美丽的后事。
钱好久不见寄来，“大旱之望云霓兮!”于是火了。
火，也不能火得太厉害。信真诚得无可怀疑。翻看了几十遍，
懂得连写信去催取也有失体统。
同住的西兄有意见了：
“这怎么可能呢?这两人声誉很好，人家是财政部当官的，连印
钞票都由他管，在乎你这点钱，只怕是忙得忘了……”
“他忘了，可坑了我……”
“你得等。这是风度。”西兄说。
“风度!哈!”我气得往破床上一躺。
一个好主意，我上南京“收账”去。
到南京住在王琦兄家，他热心地一大清早带我去找苗子和郁风
。
进了门，一条过道，右边拐过来下两级台阶的是客厅，挂了张
大千、庞薰、叶浅予的画吧!大沙发上坐的一男一女，男的是金山
，女的是张瑞芳。
四个人坐着傻等，也没有什么话说。客厅安静之极，仿佛听得
见坐在对面的金山吃坏了什么东西，肚子在咕咕地叫。
郁风从过道左边楼上下来了，穿着蓝缎子的长睡衣。这大美人
很神气。我说明来意，郁风说：
“……啊!我以为早寄给你了，对不住对不住!”
聊了一些大家都不认真的废话。时时冷场。又一齐喝那杯透心
凉的茶……
钱拿到手，一大沓。该走了。郁风忽然发现了我：
“呀!你是黄永玉，唉呀!我想起来了，对!我们写了信给你，木
刻收到了，精彩!唉呀!是的，我们应该给你画款!……英国文化委员
会司高特，你和他夫妇很熟，还有贺德立，对!对!……”倒好像刚
才付的钱是给煤铺老板的。换个地方我真想狂笑一场。
于是又重新开始，高潮掀起，汽车声响，苗子回家了。
苗子那么矮。对，袁世凯、拿破仑都矮，但他比后两位情感上
投入得多。因为是匆忙的初见，加上他们跟金山夫妇有些什么要谈
，大家就分手了。
一九四九年在香港，郁风、苗子都见了面，那时候个人的情感
几乎让全国解放的大快乐淹没了。此后是见过几次面的：比如跟新
波、黄茅、冰兄等人一起聚会。总是郁风、苗子请客，这是根据传
统印象的“硬敲”，可能大伙儿都天真地以为他俩席卷来一个国民
党的银行。我那时急需一百元港币，买一块磨木刻刀的好油石，每
次见到他匆匆忙忙，总难以开口，最后，眼巴巴地望着油石跑了。
他们夫妇俩去了北京。
我一九五三年才离开香港。
事物发展从一般到特殊，情感交往也是如此。回到北京，经过
了这三十多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苗子郁风夫妇。有他们两位朋友
，我这一辈子的情感光彩之极。
我们在互相信任中互相欣赏，没有市俗的价值观。有一本书，
听到个好曲子，一个有趣的笑话，一个坏人的消息，一个好运气，
一些好吃的东西，一些不平事，自己画了幅得意的画，自以为称心
的诗，甚至是别人做的一幅好对联……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苗子郁风
，连忙地告诉他们；或是上他们那儿去；或是请他们到这儿来。
世人有没有意识到，弱者也有夸耀之处?那就是“相濡以沫”。
朋友的思念，会心的三两句话，足以微笑地面对艰难困苦和死亡。
表叔沈从文那么温和的老人，“文化大革命”动荡高潮时在街
上难得与我擦身而过，不到五秒钟跟我说了一句话：
“事情真的来了!要从容对付啊!唉!”
坐牢都要结伴
一九五三年春天，我、梅溪带着七个月的黑蛮到了北京。郁风
那时候忙什么呢?是不是跟华君武诸公在筹备成立美协?苗子在国际
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个什么什么……大概是这样。
那时北京的老街道还没有大动，连天安门广场都还未扩建。人
民英雄纪念碑正在施工。东单牌楼面对长安街有一条名叫西观音寺
的胡同。胡同口北边正是许麟庐开的和平画店。老许和他的画店很
吸引人。老许当时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人，好客成性，加上他品画的
见解坦
率而老到，展出的作品大都经过精选，售价也体察人意，他的
画店是个文化人喜欢的地方。往东再走百十来米，一个老旧的大门
，门外以一根半斜着的电线大木柱为记，这就是鼎鼎大名含冤二十
余载的“二流堂”的堂址、“总部”、“老巢”。苗子和郁风就住
在这里。同住的还有盛家伦、吴祖光、新凤霞、戴浩诸位。
这是一座红砖砌成的、不成格局但适于居住的大宅院。冲着大
门、坐北朝南的屋子属盛家伦；东侧面一排房子属吴祖光、新凤霞
夫妇；吴家房子靠北尽头上台阶左拐，楼上住着戴浩；楼梯右侧往
北里走住的就是苗子、郁风。
房子原来是讲究的。那些楼梯扶手用粗大的菲律宾木料做成，
上过很好的漆。地板也讲究过。只是，都完蛋了，满是灰尘。
屋里各家却都收拾得清洁爽朗。我觉得苗子和郁风可能狡猾狡
猾的，他们挑了全院最好的房子。宽大的客厅起码有六米高，墙根
有壁炉，东边有独立的庭院，一棵二人合抱的大树和别的花木。郁
风原是位设计大手笔，加上拣便宜买来的名贵明清家具陈设，又请
人用褐色厚布做了一长排带拐角的大沙发，不免使得进屋的客人肃
然起敬，仿佛不小心闯进了哪位有文化教养的帝王寝宫。
那时苗子的老妈妈还健在，慈祥，笑眯眯的，见谁都当做自己
的孩子，却是满口的广东土话。她做的红烧蹄、蚝豉发菜焖猪肉
令我至今难忘。
我那时已经二十九岁，快进三十的人了。常上黄家来的目的是
看画，看拓片，借书。当然也谈天说地。我的谈话引起大伙儿狂欢
，苗子的谈话却使我静穆。
我一生遇见的好人那么多，却总是难忘三个人。一个是福建仙
游县的陈啸高先生，一位是香港的叶灵凤先生，一位就是苗子老兄
。这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里都让人咒骂为不借书给人的“孤寒种”
。相反，我却在这三人的书斋、书库里为所欲为，看尽他们的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