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于今“走”的老人多了!苦禅、希文、袁迈、尚仁、常浚
、布文，现又添了个可染。
听说佩珠栽的那棵红石榴树已经长成了大树。四十年过去，经
历了那么多的忧患。恐惧能使生命缩短，难怪“文革”那些不幸的
日子觉得过得快。其实，“四人帮”垮台之后的日子也快。那是我
们解放以来从来未有过的真的笑，真的舒坦的好日子。树若有知，
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因此，不能不先写写我们大院子所有的人和生活。李可染活动
在我们之中。文章点到那里，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那时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的情绪饱含着革命的内容，一肚
子、一脑子的激情。交谈都离不开这些主题。与其说是虚伪，不如
说是幼稚蒙昧再加上点恐惧更来得确切。像各人躲在自己的帐子里
互相交谈，免不了都隔了一层。因为习惯了，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
思。但和李可染相互的谈话都是艺术上的探讨，我又说得多，大家
直来直去，倒得到无限真诚的默契。
可染与白石老人
也有很多机会听他谈齐白石。他谈齐白石，是真正原味的、不
加味精香料的齐白石，这么一来，倒非常之像他自己。
他第一次见齐白石是带了一卷画去的。齐见到李，因徐悲鸿的
介绍，已经是越过一般礼貌上的亲切，及至他读到李的画作，从座
位上站起来，再一张一张慢慢地看，轻轻地赞美，然后说：“你要
印出来!要用这种纸……”
于是他转身在柜子顶上搬出一盒类乎“蝉翅宣”的纸来说：“
这种!你没有，我有，用我这些纸……”
他明显地欣赏可染的画。齐九十岁，可染才四十刚出头。后来
李对齐产生拜师的动机，是对齐艺术的景仰，并且发现这位大师的
农民气质与自己某些地方极其相似。已经不是什么常人的亦步亦趋
的学习，更无所谓“哺乳”式的传授。一种荣誉的“门下”；一种
艺术法门的精神依归。
可染精通白石艺术的精髓。他曾经向老人请教“笔法三昧”。
老人迟疑地从右手边笔堆中拈起一支笔，注视好一会儿，像自言自
语地说：“……抓紧了，不要掉下来!”可染不止一次告诉我这个故
事。他也没有向我分析这句话的心得。
“抓紧了，不要掉下来”之外，还有重要的秘诀吗?没有了。世
上有抓笔的秘诀吗?老人没有说；只是提醒他这个弟子，如果“掉下
来”，就不能画画。抓紧，不掉下来，怎么拿笔都行。笔，不能成
为束缚自己的枷锁。笔是一种完成有趣事物的工具；一匹自由的乘
骑。白石一辈子的经验就是“法无定法”，“道可道，非常道”。
可染不言，意思就在这里。可染不是孺子，不是牛犊。白石论法，
是看准了这个火候已足的弟子的。
第一次拜见白石老人是可染先生带去的。
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
。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
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四分之三；花生是浅浅的一碟。
“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
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
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
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
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
可染先生介绍了我，特别说明我是老人的同乡。“啊!熊凤凰熊
希龄你见过了?”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
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一段时间。”
“见过毛夫人?”
“没有。”
“嗯!去过湘潭?”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
少!”
“歉么子?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然后我们就吃螃蟹。螃蟹是可染先生提醒我去西单小菜市场买
的。两大串，四十来个。老人显然很高兴，叫阿姨提去蒸了。阿姨
出房门不久又提了螃蟹回来：“你数!”对老人说，“是四十四只啊
!”老人“嗯”了一声，表示认可。阿姨转身之后轻轻地嘀嘀咕咕：
“到时说我吃了他的……”
老人一生，点点积累都是自己辛苦换来，及老发现占便宜的人
环绕周围时，不免产生一种设防情绪来保护自己。
人谓之“小气”。自己画的画不肯送人是小气；那么随便向人
索画就是大方吗?不送一个人的画是小气；不送一千一万人的画也是
小气吗?为这帮占小便宜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大方吗?
随便向人要画的中国传统恶习的蔓延已成为灾难。多少画家对
这种陋习的抗拒，几乎前仆后继，是一种壮烈行为。
可染先生还提到老人学问的精博，记忆力之牢实。北京荣宝斋
请齐老写“发展民族传统”六个横幅大字。老人想了几天，还问可
染“天发神谶碑”拓片哪里可找?上头那个“发”字应该弄来看看。
不久就看到了那个拓本，六个大字书就后挂在荣宝斋当年老屋的过
厅门额上。字是随意体，写得雄厚滋润之极，看得出其中的“发”
字受到“天发神谶碑”中的“发”字的鼓舞，乘搭过气势，倒看不
出其中任何一笔的模拟。这是齐白石之所以为齐白石的地方。
可染先生对齐白石不仅尽精神上弟子之礼，每月由中央美院发
出的名誉教授的薪俸也由可染先生代领，亲自送去白石铁屋老人手
中的。冬天来了，白石老人的家里就会打电话来问：学院为什么还
不送煤来?
送薪俸到西城，有时可染带着小女儿李珠或小儿子李庚去，老
人总要取一张小票子给孩子作为“糖果钱”。入情入理。充满温暖
好意。
跟可染先生找齐老大约三次：一次吃螃蟹；一次在他女弟子家
画像、拍照；一次是把刻好的木刻像送去请齐老题字。
我记得可染先生说过，惟一的一幅他与齐老的合照，是我拍的
；同时我跟齐老合照的一幅当然是可染拍的了。我记得给过他一张
，底片可能还在我家哪个抽屉里，得找找看。
一次除夕晚会，中央美院大礼堂有演出，李苦禅在京剧《黄鹤
楼》中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靠，白盔白甲，神采飞扬。为白石老人
安排了一张大软沙发在第一排座位的中间。男女学生簇拥着他一起
看这场由他弟子挑大梁的演出。近一千人的礼堂坐得满满的。
锣鼓响处，赵子龙出场，几圈场子过后亮相，高粉底靴加上全
身扎的重靠，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
山赵子龙”就累成：
“啊!啊!常，常，常，常……”
齐老头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
跟着大笑起来。
回到二号已经半夜十一时多，一路上我们几家人笑个不停，可
染还学着苦禅拉开架子亮相，“啊!啊!啊!常!常!”苦禅也一路又笑
又解释：“太，太累了!原先没想到那么吃力，到‘报名’时弄得那
副德行!幸好，幸好没搞那出《武松打虎》，那是场独脚戏。要真搞
，可有我的好看!”
几年之后，大家在一起时讲到这件事又大笑一场。那时真甜美
，大家都那么年轻，全院子里只有很少的老人。
几件趣事
可染先生拉得一手好二胡。不是小好，是大好。
高兴的时候，他会痛痛快快地拉上几段。苦禅、常浚和可染夫
人邹佩珠乘兴配上几段清唱。常浚的《碰碑》，苦禅的《夜奔》，
邹佩珠的《搜孤救孤》，大家唱完了，要我来一段；一段之后又一
段，头一段《独木关》，第二段《打棍出箱》。可染拉完之后满脸
惊讶，用一种恐怖的口气问我：“你，你这是哪年的腔?高庆奎?刘
鸿声?那么古?我琴都跟不上
!”
我不知如何是好!小时候是跟着“高亭”和“百代”公司学唱的
京戏，二十年代的事，怎清楚是谁?
有好些年我不敢对可染再提起京戏的事。
可染先生做学生的时候，杨宝森曾劝他别念“杭州艺专”，和
他拉琴去，他不干。看起来他做对了。可惜这一手琴只落得配我们
院子里的几口破嗓子的下场，实在太过可惜和浪费了。
他有不少京剧界的老朋友，甚至是亲戚，如尚和玉、俞振飞、
萧长华、盖叫天。孩子们呼啸着把老头子搀进院子，又呼啸着把老
头子搀扶出去。齐白石老人也来过好多次。他的到来，从前院到后
院都是孩子们的呼啸：“齐爷爷来了!齐爷爷来了!”
记得起的一次是他的一位女护士跑得不知所踪，令他十分伤心
而焦急；一次是过春节的信步所至；一次是因湘潭故乡来了一位七
十多岁、无理取闹、在地上大哭大叫要钱要东西的儿子，他来找学
生李可染帮忙解决困难。这一次在底衣里全身披挂着用布条缝成的
小金块，托可染暂时帮他收存，以免那个“调皮的儿子”拿走。
可染先生夫妇总是细心料理齐老人这些乌七八糟的琐碎事，并
以此为乐。
我喜欢干通宵的工作。我的画室和可染先生的画室恰好在一个
九十度的东北角尖上。一出门抬头右看，即能看到他的活动。半夜
里，工作告一段落时，准备回到卧室。走出门外，见他仍然在伏案
练字，是真的照着碑帖一字一字地练；往往使我十分感动。星空之
下的这间小屋啊!
他所谓的那个“案”，其实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陈旧之极的写
字台，上面铺着一张那个时代中年人都熟悉的灰色国民党军棉毛毯
。说起这张毯子，很少人会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洞，是可染先
生每天工作的毛笔和墨汁颜料“力透纸背”磨穿的洞。
白石先生逝世时，他和关良先生正在民主德国开画展。没能见
上老人最后一面令他十分伤心，每次提起都叹息不止。
可染先生的妈妈是位非常好的老太太。八十多岁的人，满院和
人聊天。要说些秘密的私房话时全院子都听得见。魁梧，满面红光
，大声“哈哈”地笑，她和我们是知己，喜欢梅溪和孩子，喜欢喝
我们家的茶。
她身体是这么好。因为满院乱走，一次面朝地狠狠地摔在黑过
道里，引起了全院的大震动。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这还得了?尤
其她是那么让人衷心喜欢的老太太。急忙地送进医院。当我们从街
上回来之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都哭了，以为再不会见到她。
一个多星期，门外李奶奶大叫：“黄先生!黄先生!黑蛮的爹!”
我们真不能相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李老奶奶又哈哈大笑地进了
门：“黄先生!哈哈哈!没事。就是脸摔得难看，真不好意思见人，
等好了才能上街，你看!”
记得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找李可染不知什么事，中院没
有，他客厅和画室都没有，便掀开西屋李老奶奶的布帘子，猛然见
到李老奶奶光着身子坐在大木盆里洗澡，吓得我往外便跑，只听见
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说：“黄先生!来吃奶呀!别跑呀!”
大家在一起说到那天的狼狈时，李老奶奶指着可染说：“他都
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你害什么臊?”
可染先生的生活在那些年是很清苦的。一家许多人口，母亲、
孩子们和妹妹，以及一些必须照顾的亲戚。没有特别的嗜好，不喝
酒，不吸烟，茶要求不高，惟一享受是朋友的来访。饭食也很将就
，全由自己的亲妹妹想做什么就吃什么。
他不想惹事。谨慎、小心，大胆子全用在画画上。
他讲笑话的本领恐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讲的笑话简练、
隽永、含蓄。说的时候自己不笑，别人反应出大笑来时，他才跟着
一起大笑。我在别的文章曾经引用的一则笑话，就是他说的：
“一个胆小鬼遇见蛇，大吃一惊；另一个朋友说：‘有什么好
怕?它又不是青蛙!’”
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像煞
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看日本大相扑，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仪
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
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
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
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
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
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
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
，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
扑有意思万倍。
我有时给他来一段麒麟童、程砚秋、言菊朋的模拟表演，他也
笑得喘不过气。
他是一个细腻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时间快乐。他真像他所
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
孩子们
在记忆中，仿佛没见过他责骂孩子。
说到孩子，他三个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欢。
小可长大之后当解放军，矮小，结实。多少多少年没见了，一
次在校尉营转角处见到一个雄壮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叫了我
一声“黄叔叔”，行了一个军礼。“啊!小宝
!是你呀!小宝。”我感动极了，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忘记了对
解放军应该的严肃和尊敬。小宝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
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
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
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
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
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
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
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
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
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
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
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
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
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
。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
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
我们隔壁，孩子们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
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
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孩子们
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
，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
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
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
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
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
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
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
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
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
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
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
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
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
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
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
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
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
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
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
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
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
。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
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
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
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
。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
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
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
人和朋友……
中国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许多
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
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
鬼蛇神。其中贪污犯在里面最嚣张，是个依靠对象，俨然半个革命
小将的味道。我们每天的“表现”全由他兴之所至地向“革命群众
”汇报。
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
狱一所。
可染先生、苦禅先生我们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了。五六年朝夕相
处时间总是有的。写出所有的人的名单，就我眼前的记性看来是办
得到的。但没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