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头
作者：黄永玉
北向之痛 ——悼念钱钟书先生
钟书先生活了八十八岁。
他生于一九一○年，大我十四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一九四七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
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
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
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
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
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五十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
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
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
，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
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
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
么多菜，就我们三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
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
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
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
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
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
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
，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
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
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
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
，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
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
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
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
。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
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
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
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
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
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
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
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二十多年来，相距二百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
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
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
，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
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
?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
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
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
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
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
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
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
，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
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
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八十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
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
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
画完了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
来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
不怕，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
要的“凤凰涅”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
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
。《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
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
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
，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
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
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
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
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
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
!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
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
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
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
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
再高级、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
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
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
它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
。我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吧!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
如果还有一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1999年1月4日夜于香港
“三毛”和我们一样
乐平兄大我十四岁，我大三毛十一岁，有案可查的一九三五年
《独立漫画》上伟大的三毛出现的时候，乐平兄二十五岁，我呢?十
三岁。我没见过这幅“开山祖”的三毛。唉!三毛活到今天毕竟是六
十多岁的人了。
读三毛，是在《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上。
事实如此，我的“美术事业”是从漫画开始的。
那时候家乡的风气颇为开明进步；新思想、新文化、新文明不
断鼓动年轻老师们的进取心，一波一浪地前赴后继。他们从上海、
北京订来许多进步的杂志报章互相传阅，我们这些小学高年级学生
由此受益之处，那就不用提了。我们抱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
画》不放，觉得它既是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恩物，又是我们有可能掌
握的批判世界的武器。
我们家乡是块割据的土地，统治者掌握湘西十来个县权力，谁
来打谁!国民党蒋介石那时奈何不得。所以有一二十年的偏安局面。
我们模仿着《上海漫画》和《时代漫画》的风格在壁报上画点
讽刺当地流俗的作品，甚至老着脸皮贴到大街上去，却是因为心手
两拙，闹不出什么有趣热烈的反响。
不过，这个小群落的自我得意倒是巩固了一种终生从事艺术的
勇气和毫不含糊的嘲讽眼光。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儿童节，父亲给我的礼物是一本张光宇、
张正宇兄弟合著的《漫画小事典》。
这包罗万象的万宝全书教会我如何动手和如何构想，把身边的
人物和事情变成漫画。我一边欣赏，一边模仿，找到了表达力量。
学着把身边的事物纳入《漫画小事典》的模式里来。仿佛真感觉到
是自己创作的东西。
我知道世界上有伟大的张光宇、张正宇、叶浅予、张乐平……
一口气能背出二三十个这样的“伟人”，奔走相告，某一本新漫画
杂志上某一人又画了张多么精彩的漫画，于是哥儿们一致赞赏：
“这他妈狗杂种真神人也!”
“王先生”、“小陈”，开阔了我们对上海社会生活的眼界，
“王先生”的老婆很像南门外丝烟铺费老板的老婆刘玉洗。越看越
像。简直笑死人!
“王先生”和“小陈”骂人“妈特皮”，我们也一起认真研究
过，究竟跟本地用的“妈个卖麻皮”是不是一样东西。
上海人居然也骂粗话!了不起!
我们没过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没有“王先生”和“小陈”那么
忙，那么热闹。我们成天看到的是山，是树，是河，他们呢?是洋房
子。“看高房子不小心会掉帽子”，嘿!说这话的城里人真蠢!你不
会按着帽子才看吗?
“三毛”不同。“三毛”完全跟我们一样。人欺侮人，穷、热
、冷、累，打架，他成天卷在里头混，我们也成天卷在里头混。他
头发虽然少了点，关系不大的。他比我们长得好!他可爱!像我们，
满脑壳头发有卵用!
你别瞧“三毛”三笔两笔，临摹容易，自己画起来特别难；不
信你试试看!这不是学的，是修炼出来的。
左边、右边、正面、侧面、上边、下边，怎么看都是他。又没
有这么一个真人让写写生，完全靠自己凝神定位。
我们既然晓得世界上有个张乐平和许许多多同样是人的人，又
晓得人和人虽然都要吃饭、吃猪脚和炖牛肉、喝汤，更晓得人和人
是多么不一样。
有一天，我的同班吉龙生的爹跟正街上蒸碗儿糕的吉师傅，论
到这个问题。
“你晓不晓得张乐平画的三毛?”
“卵三毛!”他说。
“你晓不晓得三毛是一个人凭空画出来的人物?”
“晓得有卵用?又不当饭!”
“猪也吃饭，狗也吃饭……”
“鬼崽子!你不滚，老子擂你!”他追出来。
我觉得这种人是无可救药了，决定不救他。
自从我每天画漫画以来就觉得自己开始高级。先是画周围人的
样子。我父亲有个大胖子好朋友叫做方季安，一脸烂麻子，虽然是
军法官，却是个非常和气的伯伯。
我在马粪纸上画了他的全身像，然后周身剪下来，让三岁的弟
弟拿去堂屋给他们看。
爸爸首先大笑，叔叔伯伯们也大笑，再送到方麻子伯伯面前。
方伯伯也咧嘴大笑，一边笑一边骂：
“准是‘大蠢棒’(这当然指的是我，我排行第一)画的!叫他来
，看老子军法从事!”
爸爸事后翻着《时代漫画》时顺口告诉我：
“你画方伯伯像是像，但神气不够。你看看人家张乐平的三毛
和周围的那些人，一个是一个的动作，神气，表情，各有各的样子
。不能只是像。”
像已经不容易，还要动作，还要神气，爸爸呀，爸爸!你以为我
是谁?
我有时没有纸；这里的纸只是毛边纸、黄草纸和糊窗子的小北
纸，临摹带色的漫画是用不得的，起码要一种印《申报》的报纸。
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
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
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时代漫画》和《上海漫画》里头还登有好多外国画家的画，
墨西哥、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我不懂。我不敢说它不好。
奇奇怪怪的眼睛和脑袋，乱长的嘴巴，说老实话我有点怕，像推开
一线门缝似的，我往往只掀开半页纸偷偷地瞟它两眼，很快地翻过
去。我明白这是长大以后的画家看的东西，是有另外的道理的。
有一天，我忽然在《良友画报》上看到三四个人在海滩上赛跑
的照片。打赤膊，各穿一条短到不能再短的裤子，没命地跑着。题
目是《海滨之旅》。小字印着“左起叶浅予，张乐平，梁……梁得
所……”(梁得所是谁?干什么跟着跑?)
远是远，不过都能理清面目。这三个家伙长得都他妈的俊；叶
浅予高大像匹马，还有撮翘翘胡子；张乐平的鼻子、额头上撮起的
头发都神气之极，像只公鹿；梁得所腰上有根细细的白带子跟着飘
，像个洋神仙。
他们都这么漂亮。他们不好好画漫画，到“海滨”来“之旅”
干什么?
画漫画的都要长得这么漂亮那就难了!我长大以后肯定办不到!
我也不好意思穿这么窄的短裤让人照相，万一“鸡公”露出来怎么
得了?
这倒要认真考虑考虑了，长大后到底画不画漫画?
世界上还有张乐平
不过，画“王先生”、“小陈”的叶浅予是这么副相，张乐平
是那么副相，我可见到了。我会对街上的孩子和同学说：
“考一考你们!叶浅予、张乐平长得是什么样?”
我又说：
“……不知道吧!我知道!他们长得比你们所有的这帮死卵都漂
亮!”
抗战了，打仗了，我在福建南方。学校搬到山里头。
学校图书馆不断有新书、报纸、杂志、画报寄来。
《西风》、《刀与笔》、《耕耘》、《宇宙风》、《良友》、
《人世间》、《抗战木刻》、《大众木刻》……记不住、说不完的
那么多。
既然是抗战了，所以每时每刻都群情激昂，人声鼎沸。
接着图书馆里又涌来上海、武汉、香港、广州各个地区宣传中
心寄来的漫画、木刻艺术的印刷品。
我们心中仰慕的那一大批漫画家都仿佛站在炮火连天的前线。
每一星期都看到他们活动的消息、新的创作。
学校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帮我们写信给浙江金华的野夫和
金逢孙先生，各人交了八角钱，入了中国木刻协会。从那时起，我
们的艺术世界扩大了，懂得自己已经成为艺术小兵的价值。
除了伟大的叶浅予、张乐平这一帮“家”之外，还有陈烟桥、
李桦、野夫、罗清桢、新波另一帮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