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说唐诗
目录
第一讲 大唐盛世
诗像一粒珍珠
唐代是诗的盛世
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菩提萨埵与水到渠成
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诗人的孤独感
游牧民族的华丽
唐诗里的残酷
侠的精神
唐朝是一场精彩的戏
第二讲 春江花月夜
唐朝是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
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生命的独立性
与道德无关的生命状态
何处春江无月明
空里流霜不觉飞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宇宙意识
对虚拟性的肯定
愿逐月华流照君
更大意义上的归宿
交响曲的结尾
交响诗乐章
第三讲 王维
政治带给王维的恐怖经验
孟城坳、白石滩
“无人”的意境
山水中生命的状态
另一种生活
《洛阳女儿行》：贵游文学的传统
边塞诗
《少年行》的代表性
山水诗中的画意
第四讲 李白（上）
诗歌的传统与创新
角色转换
青梅竹马
十四为君妇
定格
《蜀道难》
其险也若此
浪漫诗的极致
第五讲 李白（下）
《月下独酌》
《行路难》
《凤凰台》
《将进酒》
《金陵酒肆留别》、《客中作》
诗仙和诗圣
《长相思》、《关山月》
送别和赠诗
《清平调》、《沙丘城下寄杜甫》
第六讲 杜甫（上）
梦李白
长安水边多丽人
《兵车行》
《石壕吏》
第七讲 杜甫（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律诗的极致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春望》
逃难的记录
离乱中的痛苦生活
第八讲 白居易
《卖炭翁》
关注百姓的古文运动
《新丰折臂翁》
大胆批判社会
文学和生命的两个部分
《长恨歌》——本事
《长恨歌》——梦寻
《琵琶行》——音乐
《琵琶行》——深情
第九讲 李商隐（上）
唯美的回忆
幻灭与眷恋的纠缠
繁华的沉淀
抽象与象征
相见时难别亦难
花下醉
人间重晚晴
第十讲 李商隐（下）
《锦瑟》
舍弃眷恋？
生命的荒凉本质
寻找知己的孤独
典型情诗
兰台应官前的故事
泪与啼
晚唐的生命情调
李商隐诗的神秘感
第一章 大唐盛世
第一节 诗像一粒珍珠
我在讲美术史谈到唐代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不同的心情。如果大家回忆一下，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一到唐代，在色彩和线条上都出现了如此华丽的美学风格。我常常用“花季”来形容这个历史时期。张萱、周昉、阎立本，这些初唐时期的美术创作者们让我们感觉到生命整个的精神完全像花一样绽放开来，好像忽然之间全部的花都开了。当然，历史本身是延续的，在此之前自然会有一个慢慢积累的阶段，有很多准备工作一直在默默地进行着，这个准备阶段可能长达三百年之久，才会水到渠成。
我们之前提到过陶渊明的时代。在南北朝分裂时期，有很多文学实验，也有许多其他实验，这些实验都是在为一个大时代的到来做准备。在美术方面，要准备色彩，准备线条，准备造型能力；在文学方面要准备文字，准备声音，准备诗的韵律与结构，所以我称其为“漫长的准备期”。
这个准备，特别是文学上的准备，不是很容易发现。因为文学上使用的这些语言和文字，其实经过了长时间的琢磨。比如我们现在给朋友写信时，不大可能专门去思考怎么样把字跟字放在一起，产生比较好的音乐感、节奏感，或者形成一种对仗。但我看学生的报告，会注意他们怎么用“的”、“了”、“呢”、“吗”这些字，这些字用得好或不好，跟我们讲的文学会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我们看“五四运动”前后最早的白话文，看当时一些大家的文字，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用得很多。我想，如果把那些个“的”都删掉，文字会更简练一点。可是在当时，他们这么用，是在强调一种文字的解放和语言的解放，他们希望在文学当中能够看到平常讲话的白话形态。其实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吗”或者“呢”这些音，不见得那么强；可当它们变成文字的时候，会特别触目。我讲“触目”的意思是说，在讲话的时候，“你吃饭了吗？”当中那个“吗”，可能只是带出来的一个音，但一变成文字就跟“吃饭”这两个字同等重要了。从听觉上，这个“吗”只是一带而过；而从视觉上看，它却有了很高的独立性。可能就是这个部分，使文字跟语言之间，一直在互相琢磨。
我在很多场合形容诗很像一粒珍珠，它是要经过琢磨的。我们的口腔、舌头、牙齿、嘴唇在互动，像蚌壳一样慢慢、慢慢磨，磨出一粒很圆的珍珠。有一天那个语言和文字能变成这么华美的一首诗，是因为经过了这个长期的琢磨。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就是琢磨“唐诗”这颗珍珠的过程。我们甚至在陶渊明这些诗人身上，还可以看到琢磨的痕迹。陶渊明这么好的诗人，我们也给予他很高的文学评价，可是以文学的形式美来讲，我其实没有办法完全欣赏他的诗。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同不同意？大家回想一下，《桃花源记》是陶渊明一首诗的序，他其实是要写那首诗的，结果没想到流传在这个世界上的是诗的序，而不是诗本身。这种现象很有趣，说明这首诗在形式上的完美度还没有被琢磨好。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像唐诗那样的文字、语言还在一个练习的初期阶段。
第二节 唐代是诗的盛世
如果这样讲的话，唐代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阶段。我想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诗的高峰绝对在唐代。当你读唐诗时，意思懂还是不懂，都不是那么重要，你忽然觉得那个声音是那样好听。唐诗的形式已经完美到了极致，所以唐代是诗的盛世。唐代不仅在美术史上是一个花季，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花季。我们常常说最好的诗人在唐代，这其中多少有些无奈，可那真的是诗的黄金时代。仿佛是一种历史的宿命，那么多诗人就像是彼此有约定一样同时诞生。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代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给诗人们提供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如果返身看我们自己的角色，就会发现白话文运动之后的华文文学绝对不是处在黄金时代，我们的时代比较像魏晋南北朝初期。整个华文文学，都是这种状况。
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华文文学只存在于中国台湾或中国大陆，其实不然。前几年我去马来西亚的八个城市讲华文文学，我没有想到当地的华文文学如此兴盛。所以，今天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已经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上，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和我们讲同样的语言。如果这个力量跟电脑、网络统合起来，必然会产生非常惊人的力量，我对此很是好奇。我曾经到过马来西亚南部临近新加坡的一个城市——新山，很多新加坡的华人来听演讲，我当时就感觉我们使用的语言与文字，已经超越了国界，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新起点，因为它的市场太大了。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发出一条信息，回应的人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这些人或许是从中国大陆去的，或许是从中国台湾去的，华文文学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而发生断裂。也许手里拿的护照是美国或加拿大的，人却一直浸染在华文文学中。这是中国文化长期累积的一个成果，而这个成果很可能只是一个大成果的小部分。
我觉得“五四运动”后有些人之所以要进行文字和语言的改革，是因为当时的文字语言形式已经僵化到无法满足人们的情感表达需要了。那个时候的徐志摩、鲁迅，心中有很多新的感受要去表达，可是旧的语言形式不够用了。徐志摩在恋爱时，觉得用“愿逐月华流照君”去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实在有点奇怪，可是在唐代这七个字绝对是对的。为什么这句诗会从唐代一直流传到徐志摩的时代？在徐志摩的时代，如果有人要送别人照片，会在照片背面写“愿逐月华流照君”这样的句子。这当然说明唐诗的成就实在太高，高到变成一个概念，变成一种形式，变成我们怎么都推翻不了的一个阴影。
文学史的成就要从两方面去看。“文学”比“美术”对我们的影响要深。我们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那个字是唐朝的字，是唐朝的语言。我曾经提到过陈达，陈达的“劝世歌”很像唐诗。里面的七言句是唐诗的结构：二、二、三，而且押韵，四个句子一韵。《春江花月夜》里面的“春江潮水连海平”，就是二、二、三的句式。我们的语言模式中有没有类似的感觉？答案是肯定的。当我们做某种引述时，常常会出现一个语言形式。当我说今年真是“风调雨顺”的时候，《诗经》跑出来了。当我提到另外五个字的时候，汉乐府跑出来了。当我提到七个字的时候，唐诗跑出来了。
每个时代都对中国文学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四”怎么变成“五”？“五”怎么变成“七”？几百年间，不过在解决这些小问题而已，所以说，文化的工作非常非常艰苦。可是这些小问题一旦解决，就会一直影响我们。我一直不希望文学史是一个脱离我们生活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建议朋友最好随身带一个小录音机，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录下音。即便当时只是不经意的闲谈，但当你回头去听时，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的表达，这就是文学史对我们真正产生的影响力。“脱口而出”说明我们已经将它们完全吸收消化了，“脱口而出”，这四个字就是一个成语的模式。当诗变成了成语、格言的时候，就会对人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就像刚才说的，因为唐诗的形式太完美了，所以大家一直在用。虽然宋代之后，文学有小小的变迁，但唐诗在民间已经变成根深蒂固的一个美学形式。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甚至教育程度不高的人，也可以在看戏时接触到唐诗。那些旧戏，无论是川剧、河南梆子，还是歌仔戏，人物一出场念的“定场诗”就是唐诗。所以我的意思是，唐诗不仅影响了读书人，也通过戏剧在文盲的世界里发生了影响。
第三节 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
大家回想一下黄俊雄的布袋戏里面，有多少唐诗的句子？人物一出场，啪啪啪念的那两句就是唐诗，我是从这个角度去估量他的价值的。每当我去马来西亚或其他地方，看到庙宇里的对联，听到那些老先生们吟出的诗句，就感觉到中华文化的根深蒂固。之所以讲根深蒂固，是因为这个文化系统不是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阅读系统去传承，而是演变为传唱的系统。这个部分传久以后就会形成一个模式，比如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怎么谈？失恋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哀伤的句子，都有固定的范本。有次我和云门舞集的人一起去台湾美浓，当地那些从来没有读过书的老太太，站起来唱的是“新绣罗裙两面红，一面狮子一面龙”，不但对仗而且押韵。她绝对不知道这和唐诗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一听就感觉到里面有一种与唐诗一脉相承的东西，而且里面充满了色彩感，充满了一种华丽的美学追求。我一直认为当文学变成了一门专业课程，也就是走入了坟墓。文学当然需要被研究、被分析，可是当文学变成研究对象的时候，也说明它到了博物馆时期了，不再是活在民间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应当进行专业研究，但更应该投入心力去关心那些活在路边走在路边的人，他们口中的语言模式跟文学传统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非常希望大家能感觉到我们自身的语言中所存在的内在冲突。尤其是当下的台湾，受到很多元素影响，比如我们这一代的语言一定有英文的影响。很多发音，很多使用声音的模式和节奏模式都是从英文中来的。再早一辈人，受日本文化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讲话的方式跟节奏，与日本文学里的美感有相通之处。我在这里所讲的受日本文学影响，不是说他们一定读过川端康成或者三岛由纪夫，而是指那代人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们在成长时所接触到的声音模式。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附近的那些“欧吉桑”邻居，讲话时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很像日本电影里面的声音。他讲的是闽南语，他的发音方式、节奏其实很多是出自日本。这个现象真是相当复杂。前段时间我看学生的报告，才明白“哈日”与日本偶像剧的关系有多么紧密。几乎每一篇报告他们都会引用日本漫画和偶像剧里面的内容。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会比老一辈的“欧吉桑”小。我在看待这些文化问题时，没有任何偏见，只是觉得开心。因为岛屿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态现象，可以很封闭，也可以很开放。当我们说岛屿可以很封闭，是指如果要在政治上把它封闭起来很容易，只要把海防一做就可以了。在我成长的年代，台湾是很封闭的，就像一个打不开的贝壳，只要走到海边拍照就有人出来检查你拍了些什么。如果说那时候台湾是一个闭紧的贝壳，现在就是一个打开的贝壳，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岛屿的文化生态模式如此复杂，语言模式也绝对不可能单纯。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没有偏见，保持宽容的心态，可是当我看学生的报告时，还是有些震惊。
有个学生在回答“我最爱的电影是什么？”时，他用了犯罪的“罪”代替“最”。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很像一个白字。可是当我接着往下看，看到他回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时，还是这么写。接着又写“我最讨厌什么？”时也还是如此。看到这么高的重复性，我不敢说这是白字了，就问这个学生。他说，用电脑打字时，感觉在一些同音字中，这个“罪”字最重、最强烈，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字。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文学语言，可能也处于一个几乎完全失控的状况。过去如果写白字，就等于是写错了，老师要罚写一百遍的。我觉得用白字是错的，这个学生却有自己的理由：因为在键盘上打出音以后，同音字会出来，所有的同音字当中他对这个字的感觉最强烈，就选了这个字。我不知道大家的价值系统有没有被他打垮。也许你会感叹文学没落了，可是这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创作起点？也许一个用错的字，会成为新文学的开始。这种用错字也许是他改换文学形式的一种调皮——用这种方式来打破旧有模式。也许未来我会比他更厉害，有一天真的用“罪”字代替“最”字。“罪”，犯罪，这个字有忏悔感，有很强烈的被惩罚的意义。我用这个“罪”去代替原有的副词时会产生什么感觉？这个学生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有时觉得我们仿佛正处于魏晋南北朝的初期，因为我们在实验新文字。最好的文学，或者说形式与内容完美配合的文学，为什么不会在魏晋南北朝的初期出现？因为当时的语言太复杂了。我们不要忘记那是“五胡乱华”的年代，有人讲匈奴的语言，有人讲鲜卑的语言，有人讲羯族的语言，有人讲羌族的语言，还有人讲大月氏的语言，有人讲贵霜王国的语言，还有人讲梵文。所以在那样一个语言大混乱的时期，大家其实还在磨那颗珍珠，根本没有时间去讨论什么叫做完美形式的文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完美的诗会在唐代出现，因为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混合，所有的语言终于到了一个不尴尬的状态。
第四节 菩提萨埵与水到渠成
当有一个声音被发出来叫Bodhisattva，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么翻译的人就要努力把它翻译出来，告诉大家这个声音的意思。好，那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是那个生命在觉悟生命的一个道理，一个有情的生命在觉悟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做了这么多的解释之后，这个Bodhisattva被翻译成“菩提萨埵”。这当然是一个很怪异的名称。这时要把这个词变成文学很难，因为它还很怪，就像我今天要用“可口可乐”去写诗不是那么容易一样，因为“可口可乐”是一个新进来的词汇。那时的“菩提萨埵”也是一个新进来的词汇。可是今天“菩萨”这两个字绝对可以用来写诗了。“菩萨”不但是两个美丽的文字，还会给大家很大的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菩萨”是什么。
今天的“internet”可能还是新的语言，要将它变成文学，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我们把它翻译成“网络”，也还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在我看来，那些累积了很长时间，跟我们的身体、呼吸已经有了共识与默契的语言和文字才叫做文学。文字和语言刚开始只是为了传达意思而存在，表达意思的过程当中可能很粗糙，很累赘，也很可能词不达意，但是慢慢地，大家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共识。比如说成语越多的民族，说明它在文学上模式性的东西越多越固定。我们讲“水到渠成”、“根深蒂固”，这些都是成语。如果要把它们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还不是很容易。我一讲“水到渠成”，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水到渠成其实是长久累积下来的对于一个状况的了解，就是这个水源已经丰富到可以形成一条河流、一个可以灌溉的渠道了。我刚刚在用的时候，相信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听不懂这四个字。“根深蒂固”，是讲树木的根与土壤的关系，也在讲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有个牢固的花蒂。如果想将这个成语翻译成英文，很不容易，因为里面累积了习惯性的文化模式。
当我谈到初唐的诗歌创作，会特别用“水到渠成”来做形容。当然也可以说，我对活在那个年代的诗人充满了羡慕跟忌妒。他们似乎天生就是要做诗人的，因为当时语言跟文字已经完全成熟了。你今天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是李白，因为你的时代不是李白的时代。你没有一个完美的语言背景，也就是说你的水还没有到，所以你的渠也不可能成。
文学史有继承的关系，跟大自然一样有春夏秋冬。唐代是花季，花季之前一定是漫长的冬天。在冬天，被冰雪覆盖的深埋到土壤里的根在慢慢地做着准备。
在讲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很多诗人我都没有提到，像谢灵运和鲍照。我们会觉得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当中，应该有很多诗人，为什么今天留下的名字这么少？为什么到了唐代，在短短的开元、天宝年间，大概文学史上最好的几百个诗人都出来了，李白跟杜甫只相差十一岁，这就是花季。花季未到的时候，要期待花开，是非常难的。
陶渊明也不是花季当中的花，他只是努力地准备花季要出现的一个讯号而已，所以他的诗歌形式并不完美。他写“人生无根蒂，漂如陌上尘”，这中间给我们的感动，全部是内容上的感动。他在文字和语言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创造性，五言诗的形式汉朝就有过，他并没有开创新形式。陶渊明甚至有时候用四个字，像他的《停云诗》用四个字，是《诗经》的模式。陶渊明在内容上有很多哲学性的创造，可是他的诗在形式上是不够完美的。我读“人生无根蒂，漂如陌上尘”的时候，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感动，因为这个形式我已经太熟悉了。
当时出来一种我们叫做“骈体文”的文体，骈体文有另外一个名称——“四六”，什么叫做“四”？什么叫做“六”？就是说用四个字与六个字的排列方式重新去组合语言的节奏。写骈体文的诗人譬如鲍照、颜之推，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特别被推崇。除了中文系的人做论文研究他们，普通大众是不太读他们的东西的，可是他们也在琢磨那颗珍珠，也在试验语言跟文字有没有新的可能。像庚信写的《哀江南赋》，在形式上就做了很多试验。我现在觉得这些诗人有点像“五四运动”以后的诗人。台湾有一些诗人，没有太多的读者。可是我相信他们在试验很多新的语言规则，有的年轻人想试试看在当下如此巨大的文化冲击下，汉文字还有什么可能，甚至把文字颠倒过来排。像刚才提到的有意把犯罪的“罪”变成最好的“最”的学生，如果他一直试，可能会试出一个新的语言模式。魏晋南北朝的一些人很可能在今天不被看重，但这些默默无闻的寂寞的少数人，是在做文学试验的人。
第五节 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文学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内容是说我渴望爱，因为没有爱而空虚。可是光有爱的渴望和爱的失落，不一定能产生诗。《诗经》里面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把爱的渴望与爱的失落变成了十六个这么精简的文字，所以形式的部分当然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说，因为徐志摩感情非常充沛，所以他是诗人，这里面的逻辑有问题。我们感情都很丰沛，可是我们未必可以变成一个诗人。诗人是在某种情感当中，可以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偶然的一个句子，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写出一句诗，而且这句诗让读到的人有共鸣，觉得这是一个时代里对爱的渴望跟失落的感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歌，每个时代最好的诗都是流行歌的形式，在大众当中可以引起很大的共鸣。如果写的诗只是小众的、在小部分人中流传，还不能够把个人情感与大众进行对话呼应，那我称之为还在琢磨形式的诗人。
我会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以后的人再谈这个时代的诗人时会提到谁？有没有可能是蔡振南？我不知道。会不会他的歌声，他跟人进行的对话比我们今天认定的文学有更大的影响？这是非常微妙的部分。我相信在正规的文学会议上，不太会有人这样谈，任何一个文学奖都不会颁给蔡振南。我常常在想，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讲的《诗经》跟汉乐府里面那些好诗，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拥有诗人身份的人写出来的，那些诗其实是民歌。扎根在民间，与大众对话，然后去表达大众的孤独、哀伤与追求，这是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但今天的人们还不敢从这个角度去看待诗歌。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可以设定两个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在关心内容的部分，提出一个口号——“文以载道”。“文以载道”是说所谓最好的文学就是把你心里面的话直接讲出来，不要修饰，不要有任何形式上的思考。可是所谓不要修饰是最难的。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说是我看过的最好的文学。这么多年，这么多散文，很少看到哪篇散文敢这样写，简单到好像没有形式。我们认为的不修饰，其实是文学上最难的形式。朱自清放弃了所有形式上的造作、词汇上的难度、音韵上的对仗，这些东西都不考虑，直接面对眼前所看到的画面去白描。“白描”其实是一种技巧。有次我看了一个学生写的东西，就和他说，你回去把你文章里所有主观的形容，把你喜欢的或不喜欢的描述拿掉。我还问他：“听懂了没有？”他说：“不太懂。”我说：“就是再形容一次。”他说听懂了，然后就回去改。下次拿来的时候，里面还是有很多主观。其实他不知道什么叫主观，他不知道怎么形容一个东西多长，什么样的颜色，以及什么样的质感。他常常要写“我觉得像什么”之类的，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修饰了。我的意思是说，“白描”是一个非常难的技巧。
有没有一种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是完全分开的？其实非常值得怀疑。所有文学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办法割裂来谈。可当我们说文学到底内容重要还是形式重要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举手说内容重要，我相信如果我们做一下调查，一定是这样。因为如果你认为形式重要，人们会觉得你好逊啊。“文以载道”的“道”，就是内容。“文”是修饰，也就是形式。我们一直认为“道”才是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内容是最重要的东西，但是这里面充满了矛盾。就现在的文学而言，我们会觉得道德部分不够吗？我们会觉得生命的内容不够丰富吗？其实不见得。我们情感和经验也都够了，可是形式上到底怎么样去表达？它们能不能变成一个小说？能不能变成一篇散文？能不能变成一首诗？这个形式出来以后，跟它的内容不违背，还能把内容扩大，与另外的内容产生互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形式恐怕是值得思考的。
十九世纪末，一些大胆的艺术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他们意思是说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一个诗人，不能用内容代替所有形式上的完美。形式不完美，文学是不能成立的。你说“我恋爱了，我恋爱了”，讲一千次，也不见得是一个传达，当然如果技巧很好，是另外一回事，也许你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恋爱诗的形式，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方法传达出恋爱的喜悦。失恋了，哀伤又怎么传达？再比如孤独怎么传达？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
可唐代的诗人很奇怪，他们可以同时表达孤独和自负，通常我们会觉得这两种情绪是矛盾的，对不对？一个人如此骄傲，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精彩；但同时他又感觉到好大的哀伤，因为自负之后觉得好孤独。我们身上常常有这两种情绪——自负又孤独。有时你很想把这个感觉说出来，可是说不清楚。然而，在唐代刚开始的时候，有个人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登幽州台歌》），自负感和孤独感全部都出来了。
第六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为什么长久以来，没有人发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为什么是陈子昂说出这两句诗？唐代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代。“前不见古人”，是好大的骄傲，觉得历史上没有看得上的东西，后世大概也没有比我更好的了。其实这里面又有好大的哀伤与孤独。立于历史的高峰之上，陈子昂立刻就把时代的声音传达出来，我甚至觉得他已经不是专业领域里的文学。我曾经好几次在戏台上看到一个老生出场，袖子一摆，口中念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陈子昂是在讲苍凉，讲历史上的苍凉时刻，里面充满了自负、骄傲，同时又充满孤独感。李白也是如此。李白骄傲到极点，是喝酒都只跟月亮喝的那种人，“举杯邀明月”，可是同时又有好大的自怜与孤单。“对影成三人”说的是跟自己影子相对的孤单感觉。唐朝所有的诗人都有这种特征，就是巨大的自负与巨大的孤独，这当然是时代的特征。陶渊明曾经写到“斗酒聚比邻”，有一斗酒就把邻居都叫来一起喝酒，可是初唐的时候你看不到这种情景。当时的诗人有一种自负到不是在人间喝酒的感觉，他们不断地往大山的高峰上走，把自己放在一个最孤独的巅峰上。那个时候诗人感到荒凉与孤单，因为这是他们跟宇宙之间的对话。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唐初的宇宙意识》，闻一多也写过《唐诗的宇宙意识》，分析了初唐的诗人有一个把自己放在宇宙里面去讨论的格局。
这种格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没有形成。魏晋南北朝后期，“宫体诗”盛行。这是在宫廷中形成的一种文体，非常华丽，讲究词藻的堆砌。可到了唐朝，格局变大了。诗人总是在跟月亮、太阳、山川对话，整个生命都被放大了，放大到巨大的空间中之后，就会感觉到骄傲、悲壮。生命意识放大后，就会有宇宙意识，同时又感觉到如此辽阔的生命并不多，所以就出现了巨大的苍凉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就是把自己置放在时间的洪流当中，看不到前面的人，也看不到后面的人。但前面不可能看不见古人——陈子昂前面有很多诗人，可是他为什么会说“前不见古人”？比陈子昂小一点的李白与杜甫也快要诞生了，那他怎么可以说“后无来者”？可是彼时彼地，他讲的不是人，而是自己视觉上的辽阔。只有在辽阔当中，才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状态跟平常不同。如果在城市当中，在人群拥挤的环境里，你会碰到很多是非，会纠缠在那个是非当中。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一个荒漠当中，又会怎么样？我们平常很少有这种经验。我曾经去过戈壁——从乌兰巴托往南走到戈壁，前后大概有四天时间，在荒漠当中完全看不到人为的建筑，所有的风景几乎是一种停滞的状态，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唐诗里的苍茫跟辽阔。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唐代能产生这样的诗句，是因为当时的诗人们到了戈壁。初唐时有一类诗，现在被叫做“边塞诗”，也就是“边疆塞外诗”。因为唐代在开国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是在北方用兵，而唐代又是从山西这个地方发展起来的，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这里刚好是农业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大唐帝国会不断让知识分子跟着开疆扩土的军队到塞外，所以有很多诗都是描写塞上、出塞。文人跟军队一起出去，是因为要负责很多书记的工作，比如王维的《使致塞上》写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使节跟着军队到了塞外。初唐时候诗人的视觉与生命经验来自辽阔的土地。南朝的时候，中国文人的梦想是回到田园，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回到田园也就是回到农业社区，农业社区有温暖、有人情；可同时这种人情温暖就让诗人缺乏了面对宇宙时的孤独感。唐代文学不是与南朝文学一脉相承，而是来自北方。当时的诗人把真正的生命经验带到了荒漠当中，荒漠当中的生命是用另外一种宇宙观去看待生命的状态的。所以我们今天绝对写不出“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视觉经验。“大漠孤烟”是描述在辽阔的地平线上看到一缕烟升起来，是烽火的狼烟烧起来的感觉。唐诗给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空间的扩大跟时间的扩大。
第七节 诗人的孤独感
空间和时间的扩大使原本定位在稳定的农业田园文化的汉文学，忽然被放置到有一点基于游牧民族的流浪文化当中来。我们从李白身上看到很大的流浪感，不止是李白，唐代诗人最大的特征几乎都是流浪。在流浪的过程中，生命的状态与家、农业家族的牵连性被切断了，孤独感有一部分就来源于不再跟亲属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状态。杜甫则又重新回到了田园。
在“安史之乱”之前，李白与王维都有很大的孤独感，都在面对绝对的自我。在整个华文文学史上，面对自我的机会非常少，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环境，要面对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太太、孩子，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充满人的情感联系的状态里。我们不要忘记人情越丰富，自我就越少。我们读唐诗时，能感受到那种快乐，是因为这一次自我真正跑了出来。李白是彻头彻尾地面对自我。在他的诗里面读不到孩子、太太，甚至连朋友都很少，他描述他跟宇宙的对话：“五岳寻仙不辞远。”就是为了要成为仙人，在五个最有名的山里跑来跑去。李白的诗里面一直讲他在找“仙”，“仙”是什么？其实非常抽象，我觉得这个“仙”，是他一个完美的自我。只有走到山里去，他才比较接近那个完美的自我。到最后他也没有找到，依旧茫然，可是他不要再回到人间。因为回到人间，他觉得离他想要寻找的完美自我更遥远。他宁可是孤独的，因为在孤独里他还有自负；如果他回来，他没有了孤独，他的自负也就会消失。李白一直在天上—人间之间游离。他是从人间出走的一个角色，先是感受到巨大的孤独感；然后去寻找一个属于“仙人”的完美性，可是他并没有说他找到了，大部分时候他有一种茫然。
初唐时期，就是在为李白这种诗人的出现做着准备。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边塞诗的完成。
“边塞诗”非常重要。中国文人很少有机会到塞外去，很少有机会把生命放到旷野上去冒险，去试探自己生命的极限。宋朝以后，文人写诗都是在书房里。我觉得唐诗当中有一个精神是出走和流浪，是以个人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感。当时的诗人到塞外是非常特殊的经验，因为有很多危险，可是在危险当中，诗人们同时也激发出自己生命的巨大潜能。今天也是一样。一个在温室般的环境中长大，一直受到很好保护的孩子，跟一个不断被带到高山上去行走的孩子，写出来的诗绝对不一样。初唐诗的内在本质，很大一部分是诗人与边塞之间的精神关系。在讲美术史时我曾经提到，唐朝开国的“李家”的母系全部是鲜卑族，不是汉族，所以他们有意地促使汉族通过婚姻跟另外一个游牧民族不断混合，产生与农业社会不同的生命情调。
农业社会是将种子放到土里，等着它发芽。只要是农业的个性，一定是稳定的个性，稳定同时可能是保守，也可能是封闭，会使人有很多东西无法割除。在农村，人们的道德观念一般是很保守的，因为必须稳定，所以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难。只有开始冒险，才能打破农业的固定性与封闭性。唐代很有趣的一点是开国的皇族有意识地去接纳外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因为皇族的母系当中有许多鲜卑族，等于是汉族的军人世家李渊与鲜卑族的皇族之间的联姻构成了唐朝的历史。唐朝开国时的那些女人都不是汉族，汉族的女性在农业社会当中一定是扮演在父权结构当中被压抑的角色，不可能有自主性。大家回顾一下唐代美术史里面的女性造型，肉体本身那么饱满，可以暴露出来，放到其他朝代都令人侧目。大概当汉族的文化伦理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从来没有那样大胆的服装。武则天、杨贵妃，她们身体的饱满性根本就是“胡风”。
第八节 游牧民族的华丽
唐代的开阔性与生命的活泼自由，刚好违反了我们所熟悉的汉族农业伦理。汉朝是“努力加餐饭”（汉《古诗十九首》），“长跪读素书”（汉《饮马长城窟行》），这种非常农业的东西；可唐朝有一种游牧民族的华丽，游牧民族的歌舞都非常强烈，他们追求的都是感官上的愉悦。汉族那种来源于土地的稳定性相比起来有一点迂腐、保守。西安出土的鲜于庭海古墓里出土过一个骆驼，骆驼上铺了一块地毯，上面有个小舞台，有六个人在上面，其中一个男的在唱歌跳舞。这表现的就是当时的乐团。唐代的出土文物里面时常看到大胡子的阿拉伯人形象，很少有汉族。我常常形容说，七世纪时，地球上最大的城市是长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安城的十倍，这样一个城绝对比今天的纽约还要惊人。当时世界各国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形成一个国际化都市。在这个混杂的文化当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非汉族美学。汉族美学是“乐府诗”和陶渊明描绘的回归田园、回归土地。李白要是活在农业伦理当中，必死无疑。他的叛逆与个性都是农业文化所不能忍受的。武则天活在那样的社会中也必死无疑。儒家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十目所视，十指所指”，就是没有法律，只是十只眼睛在看你，十个手在指你，你就死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也还有这种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世俗伦理，对个人有很多束缚。游牧社会就没有这种伦理，而是很个人化，别人怎么看没那么重要。初唐的边塞诗中，个人的孤独感与胡风相混杂，构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个人主义，所以我们常常称唐诗为浪漫主义文学。浪漫当然是因为诗人得到了巨大的解放，不再是活在伦理当中的人，而是活在自然当中的人；他们面对的是自然，在大自然中诗人实现了自我完成。
从边塞诗又发展出了“贵游文学”，“贵游文学”就非常敢于去描述生活上的挥霍与奢侈，它非常华丽。而汉乐府诗非常朴素，就像生命简单到没有任何装饰。在农业伦理中，多擦一点粉，多带一个耳环都会被十目所视。我觉得我的童年就是这样，比如讲大家会在社区里讲某某人今天穿了一双丝袜之类的话题，连我们小孩子都会觉得奇怪，就跑去看。因为农业伦理当中，大家很怕特殊性，喜欢共同性。朴素、勤俭成为一种美德。一个人违反道德系统后，就会被议论，注意不是指责，是议论。可能议论比指责还可怕。“贵游文学”却是在夸耀生命的华美，头上的装饰，身上的丝绸，生命中的一掷千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李白《将进酒》）这样的句子在农业伦理中不可能出现，这绝对就是“贵游文学”。
唐代的文化有非常贵族的一部分，很强调个人的“物竞天择”，生命可以在面对自然的时候把自己的极限活出来。那是一个在“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中应该被赞美的生命，就像花要开一样；如果花不开，而是萎缩，是不道德的。这其中的逻辑与农业伦理绝对不一样。在汉朝的农业伦理当中，你那个生命之花要开你都不敢开。我记得小时候社区里面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就开始被议论，所以她动辄得咎。如果她功课不好，那她比那个功课不好、长得又丑的人还有更大的罪恶，意思是：是她怎么还可以这么好看？农业伦理真是非常神奇，里面有一种道德性，认为美是一种骚动，美是一种不安分，所以它非常害怕美。唐朝是唯一一个觉得美可以被大声赞美的时代。
第九节 唐诗里的残酷
我刚刚提到游牧民族的挥霍跟奢侈是因为他们是靠打猎为生，游牧民族猎到一头野兽，都是当天宰割，然后吃掉。我去戈壁沙漠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因为那个地方还从来没有外人去过，所以当地人很高兴，他们立刻开始抓羊，然后现场杀羊。我们平常看到宰割动物的时候会不忍，会难过，那时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在朔风当中，在寒凉的旷野，只会感觉到一种悲壮。当地人技术娴熟，先是切割羊的咽喉部分的皮，然后整个剥开来，一点血都没有流。然后他们把羊切成大块，丢到大铁桶里。你会感觉到里面有一种唐诗的精神状态。这个精神状态，可以叫豪迈，也可以叫残酷。之所以说“物竞天择”，是因为非常接近于自然律，就是在大自然中和野兽搏斗的过程，它绝对不是农业道德，农业道德跟游牧道德非常不同。在蒙古，我们看那达慕赛马，六七岁的小孩，没有马鞍，抓着马鬃，一下就跑到马肚子底下就过去了，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神奇的特技，可当地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我举这些例子是说让我经验了一种在我的成长过程里完全没有的东西。
那个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唐代开国的精神当中，有一部分是我一直不了解的，我总觉得唐朝灿烂华丽，有很大的美令人震动，可其实我根本不了解那个背景的不同。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我就明白这种“物竞天择”既豪迈同时又是残酷的。唐朝最了不起的帝王是唐太宗，他与哥哥建成太子争夺皇位时，把哥哥的头砍下来，然后带着这个头就去见爸爸。他爸爸正在洗澡，洗到一半，忽然看见儿子进来，拿着一把刀，血淋淋，还提了一颗人头，跪在地上说：爸爸，对不起，我刚才跟哥哥比武，不小心把哥哥的头砍下来了，请您处罪。这个爸爸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立刻就说退位做太上皇。
“贞观之治”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朝代，可是完全不遵循农业伦理，农业伦理不会接纳唐太宗这种取得政权的方式，其中被认可的逻辑来源于游牧民族。这其中有一种“物竞天择”的生命状态，生命就是要把极限发展出来，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唐太宗之后的武则天，也是用这个方法取得了皇位。我常常跟好多朋友说，在今天我们的文化都很难理解武则天这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女性如此行事，如果是男性也就罢了。唐太宗刚才的故事很少有人讲，因为他是男的，说到武则天却会说“一个女性还这样子”。可见我们身上的农业伦理有多深。我们根本没有把女性与男性放在一个同等的位置，可是武则天不服气，说为什么不可以放在同一个位置？
这些残酷本身也是唐朝的灿烂与华丽里面非常惊人的一部分。我们在为唐朝文化的美而震动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其中非常残酷的部分。我其实不太喜欢用“残酷”这个词。如果晚上把我们丢到大山中，我们要活下来，大概就知道什么叫“物竞天择”了。那种在自然当中跟所有的生命搏斗的精神，绝对不是农业伦理。农业伦理一定是人已经定居以后跟土地之间的依赖关系。不存在土地依赖关系的时候，生命处于荒凉的流浪当中，这个生命必须不断活出极限，不断爆发出火焰。
当我们面对唐诗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唐诗好迷人，里面的世界好动人。再追问一下，也许是因为刚好唐诗描写的世界是我们最缺乏的经验，在最不敢出走的时候去读出走的诗，在最没有孤独的可能的时候读孤独的诗，在最没有自负的条件时读自负的诗。回想起来，我在青少年时代喜欢“贵游文学”，是因为每天在被剪头发，只要裤腿宽一点就要被叫出去训很久，说这个人多么不道德。在我们成长过程里是完全没有唐诗的背景，可能唐诗变成了那个时候最大的安慰。那时的我们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个唐诗的世界，是可以出走的，可以孤独的，可以流浪的，然后有一天会跟这些是是非非一刀两断。我也相信唐诗在我的生命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也许到今天都还是最重要的美学形式，它不断让我从人群当中离开。我希望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唐诗的背景。我在翻阅唐朝历史的时候，觉得每个生命都是在最大的孤独里面实现了自我完成。
第十节 侠的精神
李世民身上有一种很奇怪的孤独感。他开疆扩土，建立了伟大的功业，被尊奉为“天可汗”。他一生最喜欢的居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他向往那种“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世界，他希望回到南朝文人那种最放松、最无所追求的生命情调，这是很荒谬的组合。曹操身上就已经有这种两极性。唐太宗写过《温泉铭》，书法很漂亮，他一生追求的就是王羲之的世界。王羲之是一个不要做官，退隐下来与山水对话的文人。唐太宗的身上好像也有这个部分，这些复杂构成了初唐时期很特殊的一种生命经验。在这样的生命经验当中，我们忽然看到每一个个人都有机会在水到渠成的文字形式当中把内心的生命经验完整地唱出来。陈子昂站在那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我们今天活着，不见得会觉得天地悠悠跟我有何干？可唐代的诗人，所体会到的宇宙意识是每个人都觉得天地悠悠与自己的生命有关。这是空间跟时间的放大状态。
从注重视觉经验和身体经验的“边塞诗”，到书写奢侈与华美的“贵游文学”，再到“侠”，是初唐文学的发展脉络。初唐时候，最重要的生命风范是“风尘三侠”，一定要有一个《李娃传》里跟着李世民打天下的美丽的女子——李娃，还要有那种虬髯客。虬髯客这些人跟着李世民打天下，打完天下以后不愿意被封官，然后在荒沙漫漫的旷野上告别。到现在这还是武侠电影中让人觉得很美的东西，这里面有一种侠的精神，而那个侠就是肝胆相照。可是该走的时候他就走了，没有任何人世间的依恋。
侠的精神来自春秋战国的墨家，侠的精神在中央政权非常稳定的时代，是最受忌讳的。凡是侠大概都有打天下的可能性，所以中央政权很害怕侠。可是即位之前的唐太宗，身边全是侠，他取得帝位以后这些人就离开了。他们觉得自己不是治国的人才，宁愿去浪迹天涯，这中间就有了美学意义。现在舞台上很多故事来自《隋唐演义》，有一出戏叫《锁五龙》，就是讲帮助秦王李世民变成唐太宗的这些侠之间的某种生命关系，非常豪迈。侠的精神后来在李白身上也非常明显，李白一生当中只希望变成两种生命形态：一个是仙，一个是侠。他早期是求仙，每天在山上跑来跑去求仙，跟炼丹的道士交往；后来他对仙感觉到幻灭，开始追求侠，自己练剑，去结交侠士。据说他从四川出来短短数年，三十万耗尽，就是因为跟这些侠来往。跟侠来往就要一掷千金。从讲究勤劳、节俭的农业伦理去看李白，他全部不合格。可是流浪性的侠的生命经验，慢慢累积起来，变成初唐共同的宇宙意识。唐代是文学史上少有的一个时期，个人有机会把自己解放出来，个人不再是被当作群体的角色来看待，个人就是纯粹的个人。
第十一节 唐朝是一场精彩的戏
初唐时的人有很特殊的生命经验，比如刚才讲的唐太宗，如果唐太宗不是一个帝王，我们如何看待这个生命？他身上具备很复杂的传奇性，他取得皇位是通过非常可怕的手段。从农业伦理来理解的话，你绝对不会接受这个帝王。可是他的生命经验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他把农业伦理中的父子、君臣关系完全打碎。他不相信“你是我的臣子，所以你要服从我”，而是相信“你要服从我，是因为我的潜能得到了完全开发”。
唐太宗本来在李渊的儿子当中是一个可能被忽略的角色，大家觉得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因为建成被杀了，所以后来的历史小说都把建成写得非常好，其实应该也好不到哪里去——政治里面不管哪一组人都差不多。可是很奇怪，人常常会觉得被欺负的那一个，也许会好一点点，那个欺负他的人就比较坏一点，唐太宗就扮演了这个角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世界，这不过是一个争夺的结果。在农业伦理当中会有一个节制，虽然也是斗争，可是会伪装。而唐代有一种血淋淋的直接性，不伪装，这跟之前提到的“胡风”有关。蒙古的部族在取得政权的过程当中，父亲是让孩子们去争斗，通过比武去夺，真是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因为你要当“可汗”，就要让人服气——这是游牧民族的规则，这是游牧民族的文化。所以当把这种文化带入唐代时，唐代的政权形态与之前的朝代就有很大不同。
农业伦理会相信安排好、规定好的东西，可是在非农业伦理当中要凭本事。大多数朝代的文学形式会要求一种稳定，因为在农业伦理里面，会觉得人一生下来，你的位置就已经定好了，如果是老二，就不要去想做皇帝这件事，这是已经安排好的事情，所以你不必去争夺。可唐朝不是，初唐时有关皇位的争夺非常激烈。武则天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她的精彩在于她是女性，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承认过女性可以坐那个位子，所有的女性，再强也必须垂帘，武则天连帘子都不要。这才是革命，只要垂着帘子，就绝对不是革命，因为这表示必须假借男人来掌权，武则天是直接走出来的，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我不相信武则天是一个超人，我相信是那个时代给了她这个可能性。那个时代的男子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最后非常服她，原因是她治理国家的能力、用人才的能力。唐朝真是一场精彩的戏，所有的演员都精彩。你喜欢或不喜欢，也不得不承认说：真是够精彩。一千三百年以后，连电视剧都一直在拍武则天的故事，因为没有什么人比她的故事更精彩。她完成自己生命的方式，太复杂了。灿烂华丽的背后当然有非常残酷的部分，生活本来就如此，生命本来就如此！
第二讲 春江花月夜
第一节 唐朝是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
我们看到一朵花开放，非常灿烂、非常华美，可我们大概没有办法了解一朵花开放的辛酸，它那么渴望生命完成的过程，它怎么去完成？它经历了哪些冰雪、霜雹、风雨？我们要看花的华丽，却不要看花得以完成的残酷，其实是不可能的。残酷是我们自己过滤掉了。我们抱着一个小宠物的时候，当然感觉不到残酷性，可是当我看到一个温柔的人，抱着一个小宠物，常常会有一种难过，因为这个生命其实已经被豢养为另外一种形式。这也是一种残酷。一个生命，只要有生态上的改变，必死无疑。我们没有给它任何自由意志，我们也没有给它求生的可能。农业文化到最后是相濡以沫的状况，当灾难来临，你会感觉到巨大的无助、无奈，生命个体的强度也无济于事。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巨大的矛盾之中，就是生命的个体强度跟群体的相互依赖感之间常常找不到平衡。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唐朝？很可能是因为群体的依赖感到了一定程度，个人的潜能已经无法得到释放，所以唐朝出现了。
唐朝调整了一下历史的角度，给个人以空间，武则天、唐太宗、李白这些人得以出来。不用担心个性的释放会给社会造成大紊乱，接下来的宋朝又会回到农业伦理。我们不必去骂唐朝的人，宋朝以后武则天跟李白被骂得很惨。这些人被认为目无纲纪、无法无天，因为宋朝重新出现了土地依赖的关系，它自然用这种角度去看待唐朝。
唐朝为什么会带给我们感动？因为唐诗里有一种灿烂与华美，同时我们也知道这只是在美学上做了一个平衡跟提醒，不必担心在现实当中会产生某些副作用。唐朝是“负”，而不是“正”，我们文化的正统还是农业伦理。唐朝就像汉文化一个短暂的度假期，是一次露营，人不会永远露营，最后还是要回来安分地去遵循农业伦理。为什么我们特别喜欢唐朝？因为会觉得这一年回想起来，最美的那几天是去露营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暂的出走。我常常跟朋友们说，在农业伦理里受不了的时候就出走一下，去唐朝过两天再回来。我一直觉得《春江花月夜》是初唐气派最辽阔的一首诗，希望跟大家交流这首诗所表现的真正的宇宙意识。
第二节 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的前四句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其中第一句的“平”和第二句的“生”、然后再是第四句的“明”，都是押韵。每四句是一个韵，一共有九次转韵，全诗九段，有三十六句，三十六句构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结构形式。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琢磨，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完美关系，终于实现了。初唐时，还有很多五言、四言、六言夹杂的诗句出现，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初唐诗人王勃，他最有名的《滕王阁序》，我想大家在教科书里可能都读过，他写：“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关山难越”是四言，“谁悲失路之人”是六言，“萍水相逢”是四言，“尽是他乡之客”是六言，还是在用“四六”的形式，这是魏晋南北朝的诗人琢磨出来的规矩和结构，一直延续到初唐。
直到《春江花月夜》出现，我们看到一个很完整的七言诗的形式。张若虚是一个诗作非常少的人，所以很多人对他的作品不熟。可是清朝人编《全唐诗》，提到《春江花月夜》这首诗，说这篇是“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这个人作品不多，只有一两篇作品，所以叫孤篇；“以孤篇压倒全唐之作”，是说比全部的唐诗还要好。做诗人做到这样真是很过瘾，平时不轻易出手，一出手就是最好。我基本上不把《春江花月夜》看做张若虚个人化的才气表现，而是强调初唐时期，人的精神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开始有一种扩大。
所以，我第一个想跟大家交换的意见是关于题目。可能你们会听到很多地方用到《春江花月夜》，有一首国乐的曲子就叫做《春江花月夜》，其实它早先的名字叫《渔舟唱晚》，很多中国的画家画画，也爱给画作起名为《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好像变成了美好时光、黄金岁月的代名词。张若虚写了这首诗以后，这个名称就延续下来。大概在我的中学时代，有一部法国电影，翻译过来的名字也叫《春江花月夜》，好像是用这个名称来代表电影想要阐述的非常美好的时刻。
“春江花月夜”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认为断句的时候应该断在“春江”两个字后面，然后下面是“花月夜”，我们在五言诗当中，习惯于“二”和“三”的关系，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春”是在形容“江”，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春天的江水。我们的语言比较复杂，不像西方的文字，动词、名词、形容词是不同的，我们通常一个字可以是形容词，也可以是动词，还可以是名词，一个人说“小孩子在尿尿”，这两个尿字当然不一样，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用汉语写诗的时候，有时候常常由词性本身带来一种暧昧风格。如果用五言诗来理解，“春江”就是春天的江水，“花月夜”的主词应该是夜晚，就是有花有月亮的夜晚，听起来挺俗气的。
可是汉语文学的有趣之处在于汉字本身一个字一个音，所涵盖的内容几乎形成了一个画面，而不只是一个词汇。我觉得将“春江”理解为春天的江水，可能是一个错误。最有趣的是，这五个字全部是名词：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我将这五个名词形容为一首交响曲的五个乐章，整首曲子有五个主题，春天是一个主题，江水是一个主题，花是一个主题，月亮是一个主题，夜晚是一个主题。五个主题在交错，它们中间发生了三棱镜般的折射关系，假设春天是一面镜子，花是一面镜子，江水是一面镜子，镜子中间产生了多重投射与折射的关系。这首诗之所以迷离错综和意向丰富，是因为它的五个主题都是独立的。
第三节 生命的独立性
在唐诗当中，生命的独立性是受到歌颂的。在历史上，如果我喜欢武则天这个角色，跟她取不取得政权没有必然关系，而是因为我看到她对自己独立个性的完成。《春江花月夜》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在充分的自我的独立性当中，才会去欣赏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跟它不同的生命状态。
这里面的美学意识非常现代。二十世纪初，巴黎开始尊重每一个不同的生命。一个女画家罗兰桑娇媚得要死，永远都是楚楚可怜，很娇弱的感觉。有人喜欢她，有人不喜欢她，但大家都尊重她；另外有一个俄罗斯来的移民叫苏蒂纳，穷得要死，每天去做苦力，在码头上搬完东西，然后回家画画，他喜欢画被宰杀后的牛。罗兰桑与苏蒂纳如此不同，可他们同时在巴黎，而且他们可以做朋友，认为彼此代表的是巴黎画派两种不同的美学。
唐代也有这样的特质，武则天在取得政权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障碍是作为一个姓武的，要去抢夺李姓政权，李家自然会有反扑。初唐时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是很有名的一篇文章，骆宾王是初唐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我们不太清楚他心里想什么，因为他在帮别人写文章。徐敬业要讨伐武则天，必须找一个人来写一篇文章，就像现在报纸的社论一样，表示自己是名正言顺地出兵去打武则天。“檄”就是贴在墙上的看板、大字报，昭告天下说武则天有多坏，所以要起兵讨伐她，“檄”主要就是提供舆论支持的。武则天作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执政者——我们今天用雄才这个“雄”已经有问题了，应该是“雌才大略”，她上朝的时候，让别人把这个檄文撕下来念给她听。这已经是一个政治人物极大胆的作为，因为她至少应该先看一看到底人家在讲她什么，可是她选择直接让人念。
这篇文章写得很真实，武则天出身卑贱，“曾以更衣入侍”，“更衣入侍”就是在厕所里替皇帝换衣服。在传统的农业伦理中，你的父亲、祖父是怎么样的，你大概也就差不多是怎么样的。武则天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这里面就有了现代伦理的因素。武则天觉得文章讲得很对，可“我就是这样子，关你什么事？”文章一步一步地形容，到皇帝去世不久，武则天取得政权，“一抔之土未干”——皇帝坟墓上的土都还没干，“六尺之孤何托？”——一个已经长大，应该继承皇位的李家后代，竟然被废掉了。其实“六尺”已经是大男人了，可“六尺之孤何托？”意思是谁来照顾他。这里面的语言跟思想全部是农业伦理，因为按照农业伦理，皇帝死后，继承皇位的应该是他的长子，而这个长子竟然被废掉，由武则天来做皇帝。
可是武则天的个性中有孤独意识，有流浪、冒险精神，有来自游牧民族的个人生命“物竞天择”的部分，这与农业伦理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所以武则天听着听着，就开始赞美这篇文章，还问宰相是什么人写的？宰相说是骆宾王。当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的时候，武则天判断这篇文章会对老百姓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这两句诉诸于农业伦理中的忠孝，她觉得这篇文章真是击中要害。她就遗憾地说，骆宾王这样的人才，宰相竟然没有招他入阁，这是宰相之罪啊。
我每次读到这段，都会有一种惊讶，武则天不觉得这篇文章在骂她，她从执政者的角度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骂武则天的部分是可以抽离掉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骆宾王有骆宾王自我完成的方式，武则天有武则天自我完成的方式。武则天在自己的孤独当中，会欣赏骆宾王的孤独，而不是处于对立的状态。在现实当中，事关政治的争夺；可是在美学的层次上，每一个生命都会欣赏另外一个生命，这才是花季出现的原因。所谓的花季，就是所有的生命，没有高低之分。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这些存在于自然中的几个主题，偶然间因缘际会发生了互动的关系，可它们又各自离去。它们是知己，它们也是陌路。“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王维《送别》）他们总是在路上碰到人，就喝一杯酒，变成好朋友，然后擦肩而过，又回到各自的孤独，这里面没有一点小家子气的生命意向。
第四节 空里流霜不觉飞
《春江花月夜》为什么影响力这么大？因为这是初唐诗中最具有典范性地将个人意识提高到宇宙意识的一个例子。当生命经验被放大到宇宙意识，张若虚在文学技巧上又把漫无边际、天马行空的思想拉回来——“江流宛转绕芳甸”。他的面前有一条河流，“宛转”地流过“芳甸”；“甸”是被人整理出来的一洼一洼的圃，就是田。为什么叫“芳甸”？因为不种稻子，不种麦，而是种花。河流弯弯曲曲地流过种满了花的、散发着香味的土地，“江流宛转绕芳甸”将主题变成了“江”与“花”的对话。
下面一句是月亮与花的主题：“月照花林皆似霰。”这首诗很好玩，一开始的时候是春天，江水在流，然后月亮慢慢升起，潮水上涨。初春时节，空气很凉，夜晚的时候，水汽会结成一种薄薄的透明的东西在空中飘，也就是“霰”。花有很多颜色，红的、紫的、黄的，当明亮的月光照在花林上，把所有的颜色都过滤成为银白色。我们看到张若虚在慢慢过滤掉颜色，因为颜色是非常感官的，可是张若虚希望把我们带进宇宙意识的本体，带进空灵的宇宙状态。“江流宛转绕芳甸”中的“芳”是针对嗅觉；“月照花林皆似霰”是针对视觉。江水把气味冲散，月光把花的颜色过滤。
“空里流霜不觉飞”就非常像佛教的句子，这里的“空”刚好是佛教讲的“空”，可以是空间上的空，也可能是心理上的空。春天的夜晚会下霜，可是因为天空中布满了白色的月光，所以霜的白感觉不到了。这是张若虚诗中出现的第一个有哲学意味的句子，就是存在的东西可以让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听起来很抽象，可是生命里其实有很多东西存在，我们常常已经感受不到它们的存在。比如死亡一直存在，可是我们从来感觉不到死亡。
“汀上白沙看不见。”因为沙洲上的沙是白的，月光是白的，所以汀上有白色的沙也看不出来，这句诗也是在说存在的东西，我们根本不觉得存在。开始的时候讲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非常绚烂。可是这两句诗一下将意境推到了一个空白的状态。
第五节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一首完美的诗，首先需要结构上的精炼。如果我们相信天才论，张若虚真是一个大天才。不然就是时代真是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这首经得起如此分析与探讨的诗才可能产生。从“月照花林皆似霰”，到“空里流霜不觉飞”，再到“汀上白沙看不见”，就是所有的存在都变成了不存在。“江天一色无纤尘”——江水、天空全部被月光统一变成一种白，没有任何一点杂质。“空”就这样被推演出来了。所有一切都只是暂时现象，是一种存在，可是“不存在”是更大的宇宙本质，生命的本质或宇宙的本质可能都是这个“空”。不只是视觉上的“空”，而是生命经验最后的背景上的巨大的空。
“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这么巨大的“空”当中，只有一个完整的圆，“孤月轮”就是一个圆。听过美术史的朋友大概都记得，西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像蒙德里安这些人，一直在找几何图形的本质，与唐诗的状态非常像，就是追问到最后宇宙间还剩下什么。我们有时会讲到“洪荒”，洪荒是没有人的时代，没有建筑物的时代。我们今天在高雄的西子湾海港，会看到风景，也会在刹那间看到洪荒中的高雄，或者被命名之前的高雄，在这个情景下，人被放到自然中去做讨论。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通常我们在现象当中的时候，只能讨论现象当中的相对性；可是当一个文学家、艺术家把我们带到了哲学的层面，他就会去问本质的问题，本质的问题也就是绝对性的问题。
“江畔何人初见月”，张若虚在公元七世纪左右，站在春天的江边看夜晚的花朵，然后他问，谁是在这个江边第一个看见月亮的人？这个句子字面意思一点都不难懂，可我们听到这个句子会吓一跳。我们在任何一个黄昏在西子湾看到晚霞，如果问谁第一个在这里看到晚霞的？那就问到本质了。通常我们很少看到这种重的句子，因为这完全是哲学上的追问，他忽然把人从现象中拉开、抽离，去面对苍茫的宇宙。我们大概只有在爬高山时，才会有这种感觉：到达巅峰的时候，忽然感觉到巨大的孤独感，视觉上无尽苍茫的一刹那，会觉得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这种句子在春秋战国出现过，就是屈原的《天问》。屈原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之后就没有人再问了，农业伦理把人拉回来，说问这么多干什么，你要把孩子照顾好，把老婆照顾好。汉诗里面会说“努力加餐饭”，唐诗里面的人好像都不吃饭，全部成仙了。他们问的是“江畔何人初见月”，关心的不再是人间的问题，而是生命本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江边的月亮现在照在我身上，可是江边的月亮最早什么时候照到了人类？这个句子这么重，所问的问题也是无解。唐诗之所以令我们惊讶，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力量，也就是宇宙意识。大部分朝代的文学没有宇宙意识，可是唐诗一上来就涉及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中的“念天地之悠悠”也是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如此巨大的、无限的时间跟空间里的茫然性。我觉得茫然绝对不是悲哀，其中既有狂喜又有悲哀。狂喜与悲哀同样大，征服的狂喜之后是茫然，因为不知道下面还要往哪里去，面对着一个大空白。“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一步一步推到“空”的本质，当水天一色的时候，变成绝对的“空”。生命状态处于空之中，本质因素就会出来。这是《春江花月夜》第一段当中最重的句子。
这么重的句子出来以后，接下来怎么办？神来之笔之后就是平静。我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读到这两句，就想张若虚下面要怎么收？因为下面还有一大半。其实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应该会停下来，不会再继续读下去了，我们会被诗人带着去想这个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接下来给出一个非常平凡的空间，也就是回到通俗：“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是他完全用通俗性的东西来把“江畔何人初见月”这么重的句子收掉，第一个段落就此结束。
任何一个创作者写出一个惊人的句子，涉及哲学命题的时候，一定要用比较相反的方法再往回收，不然读者会没有办法思维。“人生代代无穷已”，就是人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没有停止。这是很通俗的句子。唐诗好就好在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简单，因为它什么都可以包容。如果选择性太强，格局就不会大。比如南宋的词，非常美，非常精致，但包容性很小，只能写西湖旁边的一些小事情。而唐朝就很特别，灿烂到极致，残酷到极致。我们常说“大唐”，“大”就是包容。今天如果我去做诗歌评审，看到“人生代代无穷已”这样的句子，会觉得真庸俗，可是张若虚敢用，因为他用的地方对。“江月年年只相似”，江水、月亮每年都是一样的，水这样流下去，月亮照样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是自然当中的循环。
下面一句又是一个让我们有点思考的问句：“不知江月待何人。”其中的“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字，这里的等待是指江山有待，他觉得江山在等什么人。我们回想一下，当陈子昂站在历史的一个高峰上，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之所以如此自负，是因为他觉得江山等到他了，在古人与来者之间，他是被等到的那个人。生命卑微地幻灭着，一代又一代，可是有几个人物的生命是发亮的，是会被记住的？张若虚说“不知江月待何人”，里面有很大的暗示。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春天，在这个夜晚，在花开放的时刻，在江水的旁边，他好像被等到了。“不知江月待何人”是“不知”还是“知”？接着前面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一同透露出的是唐诗中非常值得思考的自负感。
接下来是“但见长江送流水”，水不断地流过去。自古以来，水被用来象征时间，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讲的就是时间。在中国文化当中，水的象征性非常明显，一直代表着不断流逝的时间。“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用水做象征，来表达这个意思。“但见长江送流水”的张若虚，觉得宇宙间有自己不了解的更大的时间跟空间，刹那之间，他个人的生命与流水的生命、时间的生命有了短暂的对话。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一直都在为文学的形式做准备，但始终没有磅礴的宇宙意识出现，那么在《春江花月夜》中大宇宙意识一下被提高到惊人的状态。
第四讲 李白（上）
第一节 诗歌的传统与创新
初唐对语言和文字的琢磨，已经到了最成熟的阶段。更重要的是，诗的书写，已经不是少部分的文人或者专业者的工作，而是几乎变成当时考试的一个工具，政府的考试都是以诗来作评判，这使得诗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普遍性。比较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仅写诗的人很少，读诗的人都已经非常少。
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有很多机会接触诗。那时候因为身体的发育，因为情感的萌芽，会很想用语言、句子来表达情感。可能对于一个人的爱，或者是自己的孤独，都会用一些句子表达出来。那是不是诗，当然需要讨论，但是这种情感与动机，以及用这样一种方式做记录，非常接近诗。青少年时代过后，诗成为我们最羞于去回顾的情感。到了某一个年龄，就不太敢再做这个事情。因为写诗好像代表了青少年的伤感、动情。如果去问一个三四十岁的人最近有没有写诗，对方一定吓一大跳。不仅是写诗，连阅读诗都变成日常生活里很陌生的事件。诗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是一种两极化的存在。在青少年世界里，诗很重要；在成人世界里，诗在急速流失。这是成人世界的一个遗憾。没有了这个部分，生命就会变得枯燥。
而在李白与杜甫的时代，诗几乎是文人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诗在当时与现在的流行歌非常类似。李白与杜甫的很多诗里有“行”字，《长干行》、《兵车行》、《丽人行》。“行”是从汉代乐府诗歌延续下来的一种音调，也就是歌曲的调子，可以依靠这个调子放进很多字，编新歌词，然后就成为可以重复唱的一首歌曲。《长干行》在当时是可以唱的歌，现在曲调已经失传，但还是保有很明显的歌谣形式。长干是一个地名，在现在的江苏，《长干行》就是在这个地方流行的歌曲的调子。诗人利用这个流传很广的民谣调子，写出自己心里的感觉，编成一首新的流行歌。如果放到今天，可能就是郑愁予或余光中不再写诗，他们给民间的调子填词，编出一首新的流行歌。“行”的创作与传统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不管有没有学过，当时的人们对那个调子非常熟悉，如果有一个诗人想传达他的情感，就会借用这个曲调，把词重新改变一下，变成新的情感。
唐代的诗有如此高的成就，大概也是因为把传统与创新结合在一起。传统与创新，就是在一个旧形式当中，放进新的思想情感。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诗或者新诗，的确有点远离传统，慢慢地失去了广大的读者，因为这些诗好像很难唤起人们心里的共同情感。可是那些民谣的调子，大家熟悉了以后，会有种共同情感埋藏在心里面。我每次读唐诗的时候，总是感觉到这些诗人真是非常厉害，因为那个形式本身，是大众非常熟悉的。宋词也保有这种特性，不完全讲究个人的创新，更注重与族群长久的情感记忆合在一起，惟其如此，才能变成大众最容易接受的艺术形式。台湾的客家民谣，一定有其传承，如果从小生活在这个族群社区里面，一定对那个曲调很熟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意图创新的创作者怎么将这些曲调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是非常重要的过程。
陈达是近代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位创造者。《思想起》是一首在民间已经被传唱了许多年的歌曲。当陈达将新的词句放进去时，与唐代诗人所做的工作很像。杜甫的《丽人行》、《兵车行》、《石壕吏》，很多曲调形式都借了旧有的乐府形式。唐代很多人称这些诗为“仿乐府”。汉代流传下来的民歌形式，被唐代诗人拿来作为创作的基础。
汉代的乐府诗，像“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文字和语言真是堪称完美，可是久了以后，语言本身不断重复，没有创新，会有点疲乏。这个时候刚好佛教传入，五胡乱华，一下来了很多新的声音。新的声音不止是音乐，也包括语言。当时讲的鲜卑语、匈奴的语言、梵语，都是新语言。新语言对旧语言会产生很大的撞击。在民间语言当中，外来语大量涌入，使得旧有语言被破解。同时这对于新语言又刚好是一个机会。
我也期待我们的语言在经过这样的撞击与磨炼之后，产生诗的黄金时代，那可能不是我们可以亲眼得见的时代，可是当下的时代的确在为将来的时代做着准备。陶渊明这些魏晋南北朝的诗人，语言模式有一点尴尬，一直在四六之间调整，试图把新的东西放进来。初唐诗人已经成熟了，经过几百年的酝酿，已经是水到渠成。李白与杜甫好像一出口就是诗，丝毫不费力。
第二节 角色转换
写诗是多么辛苦的事啊，要把情感准确地放在一个句子里，可是《长干行》如此简单，如此活泼。在《长干行》中，李白以一个男性诗人身份做第一人称的女性书写，其中的转换与书写其实非常困难。可开篇第一个字就是“妾”，是女性的谦称。“妾发初覆额”，五个字就生动地呈现出一个小女孩的画面。中国古代的小女孩，头发往上梳，冲天炮一样。等到九岁、十岁的时候，可以往下有刘海了。头发刚刚盖住额头，大概就是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李白用描写头发来表示年龄，比直接说这个小女孩多少岁要活泼很多，因为这中间有个形式化的过程。这种语言模式，后来延续了下来。在我童年的时候，看到隔壁邻居家的小女孩剪刘海时，就知道她大概开始成熟了，一般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覆额”这两个字非常形象。“折花门前剧”，没有事干，在家门前折了一枝花在那边做游戏，“剧”是游戏的意思。语言模式非常自由，创作者身份的转换也非常自由。
现在很少看到男性诗人在写诗的时候，会转换成女性第一人称，在唐诗中这种情况却非常多，而且常常假设自己是一个幽怨的妇人，情感非常细腻。比如《长相思在长安》，是很典型的闺怨诗。唐诗中很多闺怨诗都是男性写的，如果用今天的社会习惯来看，会觉得有点怪异。这是文学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在文学中角色可以改换。在《红楼梦》中，曹雪芹一会儿是林黛玉，一会儿是薛宝钗，一会儿是薛蟠，一会儿又是贾瑞。作为小说的创作者，他的角色一直在改换。如果他的角色不改换，就不可能把那些角色写好。当他在写林黛玉的娇弱、幽怨的时候，他绝对就是林黛玉。文学与艺术有趣的一点是使单一角色变成多样角色，从而使生命获得宽容度，对人有更多的了解。
写《将进酒》的李白豪迈粗犷，写《长干行》李白，却成为一个哀怨的女子。这种角色的转换，使得唐代在心理学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时代。角色越能够多样转换，社会心理就越健康。当一个时代封闭、狭窄的时候，个人在社会上的定位是不能改换的。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父亲就是父亲，孩子就是孩子。如果角色可以设身处地地转换，社会中间的对话会相对丰富。
唐代是非常豁达、非常活泼，充满生命力的一个时代。在唐太宗或者武则天身上，都可以看到时代文化的多重性。武则天从一个卑微的宫女成为一个帝王，角色转换了很多次。她每一次都扮演得百分之百正确。写《长干行》的李白也在演一出戏，他变成了一个刚刚剪了刘海的小女孩。“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这不是第三人称的客观书写，而是第一人称的直接书写。第一个字是“妾”，其实就是我。李白第一个字是“妾”，之后他的角色就跟着这个“妾”在走。李白已经将自己的角色转换成拿着一朵花在那边游戏的小女孩。
文学与艺术或者说美的世界，对人生最大的贡献，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功利的状态。所谓“功利”，就是每个人囿于自身的角色定位，无法去理解他人。文学与艺术会使人转换，从他者的立场与角度来观察生命现象。设身处地是最合适的爱的基础。只有设身处地才会产生爱。那些攻击、对立，都是因为没有设身处地。因为只有一个自身的立场，所以对方都是错的。
第三节 青梅竹马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讲男孩子骑着竹马跑来看这个小女孩，小女孩在那边玩梅花。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的典故就从这里来。当语言变成一粒珍珠后，永远不会消失。这是李白的创作，同时又是我们今天都在用的语言。很多人都会用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李白留下的伟大遗产。文学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产生了李白、杜甫这么伟大的诗人，同时也为民族留下很多不必特地贴上标志的文学遗产。
我们可以区分，说这是李白的诗，这是杜甫的诗，可是民间已经将李白、杜甫融合在生活当中。这才是两个大诗人最惊人的成就。我们平常用了多少李白、杜甫的句子，有时根本就不知道。没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不会有“青梅竹马”这样一个成语。这是文学上的巨大贡献，它已经成为活在人们口边的自然语言形式。
如果要描述小男孩、小女孩的童年关系，任何抽象语言都不如“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来得生动、形象，这两句诗很有画面感。李白生活的时代离我们一千两三百年，但他描写的仿佛就是我们的生命经验。他把清纯的童年玩伴的感觉书写出来了。这首诗里的情感平实到惊人，没有任何起伏，即便里面发生了很多悲喜剧，从头到尾都是最平铺直叙的描述。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妾发初覆额”的“妾”字，第一人称一旦定位，就好像展开了一生的回忆。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是对童年阶段的描述，两个句子就把童年的单纯，以及小孩子之间没有任何猜忌的感觉刻画出来。“嫌”与“猜”都是成人世界的东西，对孩子来讲不存在。简练的语言，很精准地把童年世界完全交待出来。
第四节 十四为君妇
到十四岁又开始是一个新的阶段，“十四为君妇”，十四岁嫁到了男孩家。到这里可以确认这首诗是女孩子对一生的回忆，所以“妾”不是一个小女孩，而是一个中年妇人，她从童年开始，回忆自己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就好像是电影的倒叙，一个个画面重新出现。这不是充满戏剧性的伟大爱情，而是一起在长干这样一个南方小镇当中一起长大的两个人的生命经验，非常平静，没有太多的事发生。他们两个顺理成章成为夫妇，“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有一点害羞，所以“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又是一个形象化的画面。几乎令人想到电影《悲情城市》里面那种女孩子的腼腆。语言形式成熟到了自然的程度，就很难去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了。我一直觉得《长干行》是不需要注解的。根本没有什么好注解的地方，有一个字读不懂吗？好像没有。这首诗完全口语化，比胡适之写的白话诗还要白话，而且这个白话不仅是语言上的简单，而且形象刻画得这么清楚。从娘家嫁到婆家，也许那个环境平常就是熟悉的，因为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可是关系改变了，她成了这个家族的一个媳妇，她有了一些顾忌，所以“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怎么叫她，她都好像没有听到。叫她的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在“千唤不一回”当中，两个人开始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恋爱、新的缠绵。前面那一段青梅竹马不是恋爱，只是童年玩伴。现在则有缠绵发生，也埋下了新婚离别的哀伤。认识这么久，从小一起长大，还会有恋爱吗？当然可能会有，因为关系改变了。她的恋爱是嫁到这一家后开始的，她重新确定了自己的角色，也确定了另一个人的角色，他们之间不再是过去那种打打闹闹的状态。
“十五始展眉”，十五岁开始开心了，懂得了新妇的喜悦与快乐。“展眉”是因为刚刚嫁过来时有一点害怕吧。“低头向暗壁”与“十五始展眉”，形成了一个对比，其实是在讲新妇的喜悦。“愿同尘与灰”，发愿希望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灰与尘一样，卑微、平凡，只要在一起，是灰与尘都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愿望没有达成，因为“十六君远行”。十四为君妇，十五始展眉，十六君远行，是对三个年龄的回溯，仿佛三个电影蒙太奇画面，这里面产生了一种人生的哀伤。十四、十五、十六，是生命里面最好的三年，刚好又堆叠成生命里面的巨大转换，从害羞到喜悦，再到哀伤。
如果把自己的一生作为电影的回叙，不会是每一年一卷，有的时候是三年一卷，有的时候一年可能有十卷，其中的时间感不会那么客观。十四、十五、十六对于这个回忆的妇人来讲，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速度。这个速度与童年的漫长、男子离开以后的漫长相比，非常不同。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数字放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节奏感。一生中最大的变故，就发生在这一阶段。十四的害羞、十五的喜悦、十六的悲哀，是三个重要的画面。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电影手法，来思考李白这首诗的精彩。这首诗竟然有这么强的现代感，这种现代感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存在于汉语当中。我曾经用法文将这首诗念给法国朋友听，他们都被感动了。一个诗人竟然可以超越自己的母语。李商隐的诗很难用其他语言转述，可是李白可以。因为李白写的是事件，像电影画面一样直接。“覆额”、“郎骑竹马来”，都可以成为画面，这个画面可以用另外一个语言系统来传达。李商隐对汉字力量的依靠太强，翻译起来非常难。今天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汉语诗人是李白，他的诗被翻译成很多语言，他的创作不仅将汉语诗推到了极致，而且抵达了其他语言系统。
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对于《长干行》都会有自己的领悟与喜欢。我童年的时候在很无知的状况下背了这首诗，那个时候觉得里面很多东西很有趣，后来慢慢开始觉得感动。李白提供的是一个现象，他将自身角色转换为“妾”，然后开始带我们去回忆。这种文学的叙述最精彩，是一种纪录片手法。杜甫的诗也用了很多纪录片手法，他写安史之乱，完全像纪录片导演在拍片，不加进自己的主观。在创作里加进个人的主观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有了个人的主观，读者就可能与你对抗。
